一、内毒素与多器官功能衰竭中肾衰 内毒素对肾脏的作用还不太明确。早在60年代初，Hinshaw就提出内毒素的早期靶器官是肾脏。其后Cavanagh证实了这一论点。动物注射内毒素后3分钟肾血管阻力增加约6倍，与此同时并无心输出量及血压的下降。因此认为内毒素早期可影响肾脏。肾血流减少系毛细血管收缩所致，可能为功能性肾衰发生的基础。Kikeri等给鼠注射内毒素3.5小时后，尿及尿钠排泄量显著增多，而肾小球滤过率减少50%，超微结构显示吞噬细胞分离，肾小管周围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水肿，但肾小球无明显异常。证实内毒素直接作用于肾脏，肾内皮细胞可能是原始靶细胞。最近研究表明，中等程度内毒素血症所致肾功能障碍，并非是内毒素对肾脏的直接毒性作用，而是全身血流动力学影响的结果。内毒素血症伴发肾衰时，肾小球滤过率下降的发生机理还不清楚。可能是内毒素促进机体发生Schwartzman反应，通过血管活性物质作用致肾小管周围毛细血管内纤维蛋白沉淀及血管栓塞，甚至肾小管、肾皮质急性坏死而发生严重的肾衰。  二、内毒素与多器官功能衰竭中胃肠道损伤 临床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严重感染时易并发胃肠功能衰竭。因此胃肠道这一细菌，毒素的贮存库可能为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原动力单位。大量研究证实循环中内毒素来源于肠道。内毒素血症与肠粘膜损害之间形成一正反馈循环链。内毒素血症可伴发消化道出血。内毒素与消化道损伤的关系很复杂。实验证明内毒素攻击的动物肾﹑小肠的血流量减少，小肠绒毛水肿，表浅溃疡形成。最近研究认为，内毒素攻击物最初表现为胃肠粘膜血管扩张，间质水肿与出血。微循环障碍导致细胞代谢紊乱。H+逆相弥散，加之酶的活化，介质释放加重粘膜细胞损害，重则出现粘膜糜烂﹑溃疡和出血。粘膜屏障破坏使大量细菌、内毒素吸收，迁移至血循环、淋巴系，导致全身系统器官功能损害，机体免疫功能紊乱。微生态失调，最终形成多器官功能衰竭。

一、内毒素与多器官功能衰竭中心肌损害关系 内毒素对心脏有无作用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70年代以前认为内毒素对心脏无影响，70年代后期大量研究表明对心脏有作用。Hinshaw等通过犬离体心实验证实，心衰的发生机理不在于心脏抑制因子，而在于内毒素对心肌的损害。许多研究表明，内毒素可损害心肌线粒体、肌浆网、肌膜以及收缩蛋白等，使细胞膜系统受损，三磷酸腺苷产生及利用异常而发生心衰。 过去对内毒素休克心衰的研究未予重视，认为心脏是休克最后衰竭的器官，临床救治价值不大。现在人们的认识有所改变，心衰在脓毒症或败血症早期可出现。因此，及早防止心衰的发生与发展对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救治很有价值。  二、内毒素与多器官功能衰竭中肺损伤的关系 临床上革兰氏阴性菌脓毒症常可并发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严重者发展为多器官功能衰竭。在此病程中内毒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临床资料说明，内毒素血症所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往往最先导致肺衰竭。据报道：在观察家兔内毒素休克模型各脏器形态学改变中，光镜下病变以肺最为明显，主要病变是肺内弥散性纤维血栓形成和血小板、白细胞微聚物栓塞肺血管。Meyrich的观察结果提示内毒素能直接损伤肺内皮细胞，引起内皮细胞结构及通透性改变，具体机理尚未阐明。 有学者认为除直接细胞损害外，还可能通过激活补体而致肺损伤。细菌内毒素经替代途径激活补体产生C3a、C5a，使白细胞在肺血管内聚集、活化，释放许多活性介质对肺毛细血管、肺泡组织产生毒性作用，出现肺水肿，广泛微血栓形成，造成呼吸功能不全。同时内毒素直接激活单核巨噬细胞系统，释放白细胞介素类肿瘤坏死因子等，进一步损害全身各器官功能。内毒素已被认为是激发补体“瀑布效应”的关键，但是否能为肺衰的直接动因，尚无定论有待深入探索。

一、样品的前处理1、取0.5ml人血浆（S），按如下方法稀释：0. 5mlS+0.5mID+1.5mlW→2.5mlS5式中：D为专用的稀释剂；W为专用的细菌内毒素检测（BET）用水；S5为稀释了5倍的血浆，下标数字表示稀释倍数。2、把装有S5的小瓶置70℃的水浴中10分钟。3、把经加热处理的装有S5的小瓶用3000rpm离心10分钟，然后吸取上清液（仍记为S5）作 BET。4、如果不立即作BET，可把经离心的装有S5的小瓶置2 ~3℃冰箱保存，可在3天内作BET。  二、稀释标准内毒素1、取效价为10Eu的标准内毒素（CSE）一支，开启，加入0. 1mlW溶解，然后用封口膜封闭瓶口。2、把装CSE的安瓿放在旋涡混合器上强烈混合10分钟得到浓度为10Eu/ml的CSE溶液，记为E10（E表示CSE，下标数字表示浓度）。3、按下图步骤制备CSE浓度系列：  以上均需在旋涡混合器混合。制备待测样品如下图所示：  四、取鲎试剂（TAL）一支，按标示装量加W复溶 五、试管设置与加样在电脑的“检测”程序上按下述方法设置反应试管，并取反应试管按下表要求加样：  六、检测把加好样的试管按编号顺序插入检测仪器的反应孔中反应，每支试管在插入反应孔前应轻轻晃动摇匀试管中的内容物。 七、结果处理1、反应的数据采集、处理、结果表达等均由检测仪自动完成。2、日常的检测只需要设置编号1，2，9，10，11，12号的反应试管，利用储存的标准曲线即可。

多器官功能衰竭常继发于严重感染，因此有人称为脓毒综合征，Meakins等主张胃肠是其始动部位，通过细菌和内毒素起作用。Frg等指出感染过程中内毒素是强有力的补体激活触发物，它所激活的补体启动了“瀑布效应”（cascade），释放氧自由基、前列腺素类、内啡肽等介质，产生细胞毒性效应、微循环障碍、代谢紊乱，最终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发生。  大量研究表明，内毒素血症不仅发生于创伤休克的初期，而且自始至终可能起着重要作用，贯穿于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整个病程。因此有学者认为，感染的致命作用可能在于内毒素侵入体内导致机体多器官功能障碍。多年来，一直认为内毒素损伤是直接作用所致。近年大量的研究表明，内毒素为一种极强的刺激物质，与机体单核巨噬细胞系统相互作用后能诱导产生许多细胞毒素，特别是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1，它们可能是发挥毒性作用的关键体液因子。肿瘤坏死因子等随血液循环进人不同组织，与特异性受体结合发挥其远达效应，主要靶组织为肝肾肺、胃肠道、心血管等。 早期诊断是多器官功能衰竭预防与教治的关键。一些实验表明，血浆内毒素水平的阳性预测值颇高，有些学者提出内毒素水平对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监测有预警意义，动态观察其变化，有助于早期诊断与预防。

1968年自Levin和Bang发现并建立鲎试验方法以来，就逐渐得到临床及药检部门的重视和研究。尤其是在临床检验方面的应用更是飞速发展。在鲎试验法建立的初期，Levin就使用该法用于测定病人血浆中的内毒素，之后其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鲎试验方法的研究也逐渐完善，从最初的定性凝胶法逐渐向灵敏度更高的微量定量方面发展，因此使血液中内毒素测定变得更加快速、准确，更加适用于临床各种内毒素感染症状的诊断。 目前，在日本国内，以合成基质法为中心的血浆中的内毒素含量测定研究进行得比较深入，而且也是近年来文献报道最多的，据说在此领域日本的研究工作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加之测定仪器以及专用TAL试剂不断完善，使测定方法方面也越来越方便简单。同时用于血浆内毒素测定试剂在日本已形成商品化，并获得厚生省批准。 我国在70年代始就已经使用TAL试剂检测病人血浆中的内毒素研究，但由于检测方法及TAL试剂的开发缓慢，目前在临床上的应用还很少，同国外间差距还很大。下面就血浆中内毒素测定等方面内容作一简要介绍，同时希望国内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尽快赶上国际发展水平，以提高我们内毒素研究和检测水准。 国外常用测定方法 作为机体中细菌内毒素测定，除了肾上腺素皮肤试验外，还主要有发育鸡卵试验，Pertusis treated mouse test platelet agglutination rat Lethalitytest等的bioassay方法，然而这些方法普通检出灵敏度低，特异性差，实用性不大。自鲎试验法建立以来，由于检出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简便实用，是目前普遍采 用的一种分析手段。作为血液，由于成分组成比较复杂，同时含有许多干扰鲎试验反应的物质（如各种蛋白酶抑制剂，内毒素结合蛋白等），因此分离这些干扰物质即血液前处理工作是极为重要的。目前除去血液中的干扰因子（inhibiter） 的前处理方法主要有：血清稀释法，pH变动法，氯仿提取法、PCA法等。而用于检测人体中内毒素测定法主要为鲎试验法中的凝胶法，比浊比色法、免疫测定等方法。其测定原理如下所示:    随着分析手段的不断进步，目前定性的凝胶法已很少使用，相比微量定量的动态浊度法（kinetic turbimetric Assay）终点比色法以及动态比色法的使用率逐年上升。尤其在日本临床普遍采用动态比色法的分析手段，而且已逐渐发展到全血的微量定量。

由国家药典委员会主办，《中国药品标准》杂志协办的《中国药典》药品检验技术应用及发展研讨会将于2022年12月7日-9日在线上进行直播。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药典委员会相关专业委员会委员、资深专家及行业专家，就《中国药典》药品检验分析方法研究进展，方法学研究，检验方法适用性验证，药品、药用辅料、药包材以及药品生产过程质控技术要求进行深入解读和经验分享;就先进分析检测技术在药品质控的研究和应用进行深入探讨;并就药典通用检验方法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交流和解答。 科德角国际生物医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资深技术总监范玉明老师受邀参加此次研讨会并将发表培训演讲——《热原和内毒素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会议时间：2022年12月7日-9日 会议网址：https://mm.reed-sinopharm.com/cn/minisite/index/217 科德角国际参与研讨会会议议程 12月9日 11:30-12:00 主题： 热原和内毒素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内容： 围绕热原及细菌内毒素检测相关术语标准化、热原及细菌内毒素检测方法学研究发展史、LAL、rFc、rLAL 比较、法定方法与替代方法、生物制品热原及内毒素检测国内外监管要求、内毒素检查药典标准与应用实例等内容进行分享。 科德角国际诚邀行业伙伴，期待与您一起沟通交流，共同进步！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or diffuse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为临床常见的、严重危及病人生命的病理过程，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多并发于感染性疾病，表现为贫血和多部位的栓塞、出血，鉴于其情况复杂，发病机制中许多问题尚不清楚，因此防治比较困难。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常是多器官功能衰竭发生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重症脓毒症并发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极易发展为多器官功能衰竭，预后甚差。内毒素能促发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早已为人们所认识，其机理是多方面的，也是甚为复杂的，与血细胞的减少和增多，激肽系统，凝血系统和补体系统的激活，血小板的凝集等有密切关系。  Morison 等认为血小板上存在内毒素受体，内毒素激活血小板引起血小板聚集，释放及破坏，使血小板X因子活性增高。其过程是初期进人血循环的内毒素使血细胞受损，粘性增加，进而粘附于血管壁上。不久，白细胞数急剧上升，于12~24小时达高峰，同时出现暂时性血管内凝血。来自骨髓新增加的白细胞含有很多幼稚细胞，带大量富有高电荷的蛋白颗粒，此时若有多量的内毒素继续进入血循环，则新增加的大量幼稚细胞遭到破坏，释放出高电荷颗粒，从而激活多种血液成分，最后形成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Emerson等给清醒鼠注射内毒素引起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发现内毒素血症初期即可出现，早于其他严重的生理异常改变。人们已.逐渐注意到内毒素—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多器官功能衰竭这一临床过程，其中内毒素的地位及作用值得进~步研究。

目前，败血症休克病人的死亡率非常高，如在血液或肿瘤病房死亡率特别高，据某些报道难治性白血病病人可达90%，而在插导管相关的菌血症导致的败血症休克病人中，由于感染因素的去除及抗生素的应用，死亡率仅15%。 美国每年有10~15万患者死于败血性休克，在过去50年中，败血症的死亡率没有变化，但事实上败血性休克的发病率在过去50年中不断增长。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内毒素引起的毒性问题。败血症患者内毒素的来源有二，一是抗生素诱导内毒素释放，二是源于肠源性内毒素血症。如果内毒素一旦起到了“扳机”作用，炎症的瀑布效应将使病情急剧变化，造成这种临床效应的原因可能为抗生素诱导内毒素释放问题，没有引起临床医师的足够注意，临床上没有切实有效抗内毒素的药物，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内毒素的扳机作用在于内毒素可刺激人体单核巨噬细胞和中性多形核白细胞，使其大量释放细胞因子并出现链级反应，发挥其各种生物学效应引起一系列毒性反应，其中最主要的是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1和白细胞介素-6。同时巨噬细胞抗原功能受损，机体不能有效地发生免疫反应，巨噬细胞功能紊乱，全身免疫功能屏障功能下降等，如此恶性循环，使炎性反应不断加剧，组织脏器损害不断发展，而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最终死亡。 目前认为，肿瘤坏死因子-α是内毒素引起败血症休克病理生理反应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细胞因子。宿主在受到革兰氏阴性菌或内毒素攻击后，体内的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的升高和死亡数的增加相一致，并且发现给人和动物注射内毒素或肿瘤坏死因子-α均可引起几乎相似的病理生理反应，如发热、低血压、肺水肿，乳酸中毒及败血症休克等；而且肿瘤坏死因子-α单抗能降低由革兰氏阴性菌或内毒素攻击动物所致的死亡率。另外，临床上也发现，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败血症休克病人中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明显升高。关于肿瘤坏死因子-α在革兰氏阴性菌感染中的作用，一般认为，肿瘤坏死因子-α产量及其所在部位对病人的病情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如果在血循环中形成大量的肿瘤坏死因子-α并随血流布散至全身其他脏器，则会加重病情。 白细胞介素-1与肿瘤坏死因子一样也是重要的内毒素刺激单核巨噬细胞产物，两种细胞因子有几乎相似的生物学活性，但单独白细胞介素-1的毒性作用较肿瘤坏死因子-α弱，它们均可以通过促进与机体炎症反应过程相关物质（如环氧化酶、一氧化氮和内皮细胞粘附因子等）基因的表达，以及影响某些酶（如乳酸脱氢酶和脂蛋白脂酶等）的活性，达到对几乎各种类型细胞的影响。白细胞介素-1和肿瘤坏死因子协同作用可引起血管扩张和白细胞介导的组织坏死，从而导致器官衰竭，而且，这两种细胞因子还具有刺激其他炎性因子（如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8，血小板激活因子和前列腺素等）产生以及激活补体的作用。用抗肿瘤坏死因子单抗或白细胞介素-1受体拮抗剂有助于提高感染病人的存活率。 临床研究发现，败血症休克病人病死率的上升与血中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和白细胞介素-6水平的上升相关，其中白细胞介素-6在三种因子中上升最为缓慢，且与病人的预后关系最为密切。由于白细胞介素-6并不引起人败血症休克综合征，故认为白细胞介素-6是作为一种炎症状态的标志。由于内毒素的致病过程是多途径，多介质共同参与，并引起机体多器官系统反应及损伤的复杂过程。因此，临床上针对由内毒素引起的连锁毒性反应的防治也应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的综合协同疗法，才能达到有效控制革兰氏阴性菌败血症休克的病死率。  虽然多种抗生素能有效地杀死人侵的病原菌，但是尚未制成能降解内毒素并适用于人使用的安全，有效的抗生素，抗内毒素的研究集中在发展内毒素抗体的免疫疗法上。

虽然我国目前没有鲎资源的调查资料，但鉴于鲎是一种经济价值和科研价值较高的海洋珍稀动物，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活化石”，东方鲎现已被列人国家、自治区（1993年）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中。  许多专家及鲎试剂生产厂家强烈呼吁:建立鲎自然保护区，他们联名上书请求福建省有关部门制订法规、保护鲎资源，严禁捕杀食用鲎。厦门大学生物系教授，著名的鲎研究专家洪水根在1999 年3月2日《厦门晚报》以“建立鲎自然保护区刻不容缓”为题，描述了鲎资源现状，并建议： 1.开展鲎资源重要性宣传，提高市民鲎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 2.辟出一定海区建立鲎自然保护区，严禁滥捕乱杀。采用人工育苗放流的办法，每年定期定量向自然保护区内放4~5个月的幼苗并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使厦门海域鲎种群数量能保持稳定增长。 3.把鲎自然保护区与厦门海洋生物科普教育基地及厦门旅游业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厦门旅游业的一个新景点。 4.将鲎、中华白海豚、白鹭、文昌鱼及红树林确立为厦门五大标志生物，使其成为集科研、生产、科普教育及旅游诸功能的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 2021年2月，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正式将鲎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orse syndrome ,SIRS）是脓毒症新定义中的Ⅰ期表现。1992年美国胸科学会和危重病急救医学会联合倡议，将沿用多年但含义模糊的名词——脓毒症（sepsis）予以重新定义，并将其分为序贯发生的4期： Ⅰ期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具有下列2种以上表现： 体温> 38℃或℃；心率>90次/分；呼吸> 20次/分，或PaCO2 ；白细胞计数> 12x109/L或或10%为幼稚型（杆状核）； Ⅱ期脓毒症：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加细菌培养阳性； Ⅲ期严重脓毒症：脓毒症加器官功能障碍、低血压或低灌注（包括乳酸中毒、少尿或急性精神异常等）； Ⅳ期感染性休克：经充分补液仍不能纠正的低血压和组织灌流异常。 初步流行病学调查证明，任何一期脓毒症患者中，44%~71%等由前一期演变而来，而随着病情的进展，血培养阳性，器官衰竭如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和急性肾衰、多器官功能衰竭等，以及病死率也逐渐增加。  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的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始动病因可概括为感染性（内毒素血症）及非感染性（炎性介质释放）。始动病因可以起到牵一发动全局的作用，阻断它就可以防止此后出现的系列连锁反应。许多研究证实，在炎性反应进程中，肿.瘤坏死因子-α或白细胞介素-1具有关键性作用，而内毒素是肿瘤坏死因子-α和白细胞介素-1较强的诱发剂，因此内毒素与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关系密切，它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世界上现存的鲎只有二亚科三属四种，主要分布在北美的美国（美洲鲎）和东南亚的中国和日本（东方鲎）。我国是世界上少数拥有鲎资源的国家之一。在中国东方鲎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沿海海域，其主要来源有湛江、北海、长乐、平潭等地。厦门是我国具有鲎资源并具有综合开发利用能力的主要城市，在市政府和市科委的支持下，厦门市的鲎开发研究已经取得良好效果。近年来，由于鲎医用药剂生产以及人们食用的需求，每年捕杀鲎的数量都在数万头以上。这一方面致使鲎数量锐减，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切断鲎自然繁殖的最根本环节，使得鲎每年有来无回。而以前，一到春夏之交，厦门海滩随处可见成对鲎徜徉沙滩交配受精，现已经难觅其踪。  另外，由于海滩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鲎把卵排到沙滩受精孵化的习性也受到人类活动的严重威胁。而鲎的发育，从受精到成鲎需经过13~15年漫长发育过程。.随着鲎的科研和医用价值的日益提高，预计鲎肉将发展成为一种需求量很大的药膳食品，这又将刺激对鲎的需求量增大。照此下去，我国鲎资源将面临灭绝的境地。 厦门大学生物系洪水根教授在台湾进行学术交流期间，了解到过去40多年间，随着台湾岛的开发与经济快速发展，台湾鲎资源经历了从数量极其丰富到濒于灭绝的惨痛历程与教训，因此，洪教授强烈呼吁保护鲎资源。台湾近年来已看到鲎资源的重要性及巨大开发价值，已经拨出巨款用于鲎的药物开发和资源保护。  近几年来，由于日本海水污染以及围垦海滩、陆地化，破坏了鲎的生态环境，另外，大量捕捞和人们取为食用，使鲎有灭绝的危险。日本这几年来要求对这种珍贵动物采取保护的呼声很高。日本曾有人工饲养鲎的中心，经实验证明，认为对鲎的繁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是利用鲎血液的最好方法，但由于鲎的成体成熟在长达10年以上，故大量饲养繁殖是不可能和无法实现的事。 2021年2月，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正式将鲎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这以前，我国在鲎资源的保护上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虽然有人工放养抽血制备鲎试剂研究成功，可以提高鲎的利用率，但福建居民有食鲎的习惯，每年吃掉了大批量的鲎，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虽然鲎是一种十分珍贵的海洋资源，但有关它的资源量无准确数据，迄今为止还无人开展过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国家也没组织过此方面的研究，因此我国的鲎资源还是个未知数。目前我国鲎产量只能估算，大约每年产30万头左右。

革兰氏阴性菌败血症是住院病人死亡的重要原因。确切诊断要依据血培养结果，需花费几天的时间，许多实验表明，无论是人和动物，革兰氏阴性菌败血症的许多症状是由内毒素血症造成的。内毒素可以激活单核巨噬细胞系统，通过白细胞介素-1、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8肿瘤坏死因子等产生一系列毒性反应。即内毒素是革兰氏阴性菌败血症的主要致病因素，用鲎试验法测定病人血中内毒素，可以预测发烧病人败血症发生率。 Sander等人对473例发烧病人血中内毒素进行了研究，其中发生败血症病人在3天追踪观察期间有6人（32%）死亡，而454个无败血症病人只死亡26人（6% ）。研究表明，血中内毒素浓度测定是预测败血症的极佳指标，此方法快速﹑简便，对指导早期临床用药具有重要意义。  过去的临床工作中，找不到一个可靠的指标能准确地预测病人将要发生败血症。Sander等人的研究表明，鲎试验法检测结果预测败血症的敏感性为79% ，特异性为96%。从全体发烧病人有4%会发展成为败血症来计算，鲎试验法的阳性预测值为48% ，阴性预测值为99%。凡是内毒素试验结果为阴性的病人基本上排除3日内发生败血症的可能，而内毒素阳性的发烧病人则有发生败血症的高度危险性。 过去认为，菌血症就等于败血症，而败血症血培养的预测值仅为15%，因此用鲎试验检测内毒素的方法对发烧病人是否发展成败血症的预测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

烧伤可由热水、蒸汽、火焰、电流、激光、放射线、酸、碱﹑磷等各种因子引起，烧伤除了高温直接造成局部组织细胞损伤外，整个机体会产生一系列的改变。处于应激状态可能释放出：①应激性激素，由于疼痛刺激，血容量降低等，儿茶酚胺、皮质激素，抗利尿激素，血管加压素，醛固酮等释放增加；②炎症介质，由于伤处组织受损或加以沾染细菌，缓激肽，补体碎片（C3a、C5a）等，组胺﹑色胺释放；③花生四烯酸由于磷脂酶等作用，变为前列腺素、血栓质、白三烯；④各种其他因子，如血小板激活因子、白细胞介素，肿瘤坏死因子等。以上各种生物活性物质可引起烧伤的局部炎症和全身反应。  除应激产生上述物质外，应激使肠粘膜屏障功能及免疫功能受损，大量内毒素穿过肠粘膜释放入血，血中高浓度内毒素，又刺激单核巨噬细胞系统产生多种炎性介质，如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1、白细胞介素-8和白细胞介素-6等，进一步加重机体的病理反应，使临床症状更加严重。动物实验及临床资料均表明，烧伤早期即出现内毒素血症。尽管现代医学技术和重症监护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烧伤后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死亡率仍居高不下，成为进一步提高烧伤救治成功率的一大障碍，而内毒素时诱发多器官功能衰竭的重要因素。因此，早期控制烧伤内毒素血症在减少并发症及死亡率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蔡黔等的动物实验模型显示，烧伤后门静脉血浆内毒素于伤后3~6小时即显著升高，7~12小时达高峰，24小时后有所下降，但仍居较高水平。同时，烧伤后肝静脉血清肝功能指标ALT、LDH亦于伤后3~6小时升高，12小时达高峰，且数值大于正常值的2倍以上，伤后24小时下降，但仍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以上实验结果提示烧伤早期肝脏的损害与肠源性内毒素血症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肠源性内毒素可能是导致烧伤早期肝损害的主要因素之一。Winchnrch 等人对一组39例不同烧伤面积的病人，在伤后5天内连续进行血浆内毒素的检测，结果表明，血循环中内毒素的平均含量与烧伤面积相关；伤后3~4天有一峰值。他们又对另外29例烧伤面积20% ~75%的病人，进行伤后两周内定期抽血检查，内毒素阳性者17例（占58.6% ）。结果提示烧伤内毒素血症比较常见，而且内毒素血症与革兰氏阴性杆菌菌血症或创面脓毒症的相关率为71%。 在烧伤的合并症中，如休克、脓毒症、肝损害，尤其是革兰氏阴性杆菌败血症的发生、发展中，如前所述，在某种程度上，内毒素起着“拨机”的作用，因此烧伤早期控制内毒素血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必须引起临床医师的高度重视。

自1964年美国学者Levin和Bang发现革兰氏阴性菌内毒素可能迅速引起鲎血细胞裂解液发生凝固、从而开发出了灵敏度和特异性都非常高的用于检查药品及医疗用具中的污染内毒素的方法，即鲎试验法。在此方法建立以来的30多年间，各国学者对此方法及内毒素本质的深入研究可谓方兴未艾。加之近年来，高灵敏度、高特异性鲎试剂的开发以及各种试验技术、试验方法等的不断进步，鲎试验法不仅在药学，而且在医学、微生物学等各个领域的应用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血中、体液中微量内毒素的含量测定。革兰氏阴性菌感染症的诊断以及利用(1,3)-β-D-glucan葡聚糖与试剂的旁路反应用于真菌感染症的诊断在医学方面应用更是极为盛行的。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入和提高，一些新的，更加灵敏的试验方法不断被人们开发出来。鲎试验法方法的发展也是一样，从最初的凝胶半定量方法，逐渐向定量、微量试验方法转变，而且应用范围也是越来越广。不可否认，鲎试验方法同最初的热原检查法一样，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是根据鲎的血细胞裂解物的凝固原理，因此，与哺乳动物的机体反应系统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即动物种类差异性；（2）不能检测出细菌内的毒素；（3）内毒素以外的热原性物质（如外毒素肽聚糖、化学发热物质等）不能检出；（4）由于样品的复杂性，存在假阳性物质及干扰物质。因此我们在采用细菌内毒素检查法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1）与发热试验的关性及关系；（2）是否对细菌内毒素的鲎试剂活性有影响的阻碍作用和促进作用；（3）是否用其他发热性物质；（4）制剂的多样性；（5）标准值的设定及依据与发热试验的关系；（6）测定方法的选择；（7）针对各种制剂确定其测定方法；（8）确保安全性；（9）国际间的协调性。

腹腔内感染是临床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严重者可并发败血症、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甚至多器官功能衰竭。 近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内毒素血症的形成是这些病理变化的始动环节，而内毒素的生物学效应是通过肿瘤坏死因子来实现的。有学者认为腹膜炎早期内毒素的吸收可能以门静脉的途径为主，而后经胸导管、淋巴途径则是重要方式，另外经腹膜、粘膜和膈的吸收方式也可能存在。秦明放等人研究表明，在被研究的58例腹腔感染患者中，100%内毒素含量增高，是正常的1~7倍。结果证实，死亡病-例和存活病-例间血清肿瘤坏死因子存有显著性差异。从而证实了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的水平的确是决定患者预后的一个重要因素。王玉琨等人的动物实验也表明，诱发腹膜炎后48小时血清肿瘤坏死因子确有显著的升高，而且与血清谷草转氨酶（CPT）水平有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同时也证实模型组织和肝组织中的黄嘌呤氧化酶（XOD）和丙二醛（MDA）水平显著升高，而还原型谷光苷肽（GSH）则显著减少。从而表明大肠杆菌诱发腹膜炎内毒素血症时伴随着氧自由基形成过多和清除能力下降的双重变化。  综上所见，当机体发生细菌性腹膜炎时，如能及早选择合适的治疗措施，使用诱生内毒素能力相对弱的抗生素，防止内毒素血症的出现，减少肿瘤坏死因子及脂质过氧化物的生成和加强其清除，则在阻止病情恶化，促进疾病恢复方面可能会起到有效的防治作用。 鲎试验法可以准确﹑快速地测定出血中内毒素含量，为指导治疗、估计预后提供了一个简捷的方法，临床医师应给予高度重视。

研究表明，正常大鼠门静脉，胸导管和动脉内毒素水平极低，顺序为门静脉＞动脉＞胸导管。大鼠盲肠切开诱发腹膜炎后130分钟，动物脂多糖浓度显著升高，其顺序为胸导管＞门静脉＞动脉。胸导管内脂多糖浓度较门静脉高432倍，且内毒素血症出现的时间与其变化曲线相一致。由此说明，腹腔淋巴管——胸导管是内毒素进入体循环的重要替代途径。 许多研究表明，外周血灭活内毒素的能力迅速而强大，将内毒素直接注人外周静脉约90%在5分钟内被消灭，因而前述各种因素导致的内毒素溢入体循环，只要病人体液解毒功能正常，内毒素就不可能突破第3道防线（肠道粘膜—Kuffer细胞—血浆）在血中持续存在。现已证明外周血参与内毒素灭活的因子主要有白细胞，高密度脂蛋白，补体系统，脂多糖结合蛋白，在应激状态下还有急性期反应蛋白（α1抗胰蛋白酶、触珠蛋白和α1酸性糖蛋白），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外周血灭活内毒素能力下降，易发生肠源性内毒素血症。  综上所述，各种原因致血中内毒素升高后，可刺激血中单核巨噬细胞释放炎性因子，从而引起细胞因子的级联反应，激发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同时大量内毒素也可经门静脉到达肝脏，激活肝脏内皮细胞和枯否氏细胞释放炎性细胞因子，花生四烯酸代谢产物和氧化剂，引起全身代谢、生理和病理方面的变化，从而导致机体出现败血症，继发性组织细胞损害，全身高代谢状态和分解代谢反应，多器官功能紊乱和多器官功能衰竭。因此，提高肠屏障功能和肠道的免疫功能，改善肠细胞的活力和肠道微生态环境，将有助于阻断腔内细菌、内毒素移位，阻止由肝脏内皮细胞和枯否氏细胞及血中巨噬细胞产生过量的炎性细胞因子的过程，从而预防这些炎性因子介导的过度放大的瀑布样自身损害效应。

鲎试验法自1968 年建立以来的30年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药品方面：关于药品用鲎试验法检测的可行性研究人们从很早就开始了，1984年FDA的Twohy 就333个种类的2525个样品进行了细菌内毒素的添加试验，并在MVD药液浓度时就15个种类的样品进行了反应干扰试验。由报告中发现几乎所有的药品都可以用鲎试验来进行检测。美国药典1995年XXⅢ版不仅把三种方法都进行了收载。且收载品种也已上升为620个，而兔法下降为30个左右，在这620个品种当中，一部分是替代热原检查品种，另一部分是原来不要求作热原检查品种，而现在要求用鲎法检测的品种。中国药典1995 版仅收载了凝胶法一种，且收载品种也仅13个。由此可见，以鲎试验法替代热原检查品种的可行性研究是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为主要方向。  （2）医疗用具方面：医疗用具中污染内毒素的含量测定的研究在目前国内外进行得比较深入，其中试验液的调制是十分重要的。一般常用的试验主要是用水和生理盐水来进行调制，但各国对试验液的调制条件要求各异。FDA 的指南规定：室温（18℃以上）放置1小时或37℃15分钟，最后用调制液进行鲎试验法检测。日本对医疗用具的调制条件也是各不相同其中以70℃时的调制最为常见。在中国关于医疗用具试验液的调制可分为两种，即37℃放置24 小时或50℃30分钟，究竟哪种调制更合适，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  （3）血液中内毒素的测定：最近，国外在临床方面，应用鲎试验法测定体液中的内毒素特别盛行。尤其是在日本，以合成基质法为中心的血浆中内毒素的含量测定研究进行的比较深入。而且也是近年来文献指导最多的，据说在此领域日本的研究工作一直处于世界前列。目前研究最多引人注目的是有关(1,3)-β-D-glucan的测定，由于它是真菌（霉菌、酵母）细胞壁成分的一部分，所以在真菌感染症的诊断方面是十分有用的。血液中由于含有许多干扰鲎试验反应的物质（如各种蛋白酶抑制剂、内毒素结合蛋白等），因此，对这些干扰物质的除去即血液的前处理工作是极为重要的。

内毒素在肠道由粘膜上皮吸收后，进入门脉血流，此时的“门脉内毒素血症”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生理状态。这是因为肝脏单核巨噬细胞系统，主要是Kuffer细胞对内毒素有强大的清除能力，不至于造成循环内毒素血症。在肝脏，Kuffer细胞以胞饮的形式摄取内毒素，通过浓缩脂多糖分子的类脂含量和缩短О-抗原的长度而修饰内毒素，然后交给肝细胞进一步解毒。重度肝病时在肝实质细胞损害的同时也伴有Kuffer细胞的严重损害；肝硬化时，虽然Kuffer细胞的形态无显著改变，但其数目却明显减少，结果：大量内毒素在肝脏未经解毒溢入体循环。研究表明，肝硬化患者肝静脉内脂多糖水平（73±110pg/ml）显著高于外周静脉（31±58pg/ml，P），提示肝脏确实不能有效地清除门静脉内的内毒素。  自发性或手术后肝内外门体侧支循环是肠源性有毒物质进入体循环的重要途径，急慢性肝病时常伴有不同程度的门脉高压，病人可出现不同程度的门体分流，此时，来自肠道的内毒素绕过肝脏，未经灭活解毒，涌人体循环，形成内毒素血症。研究表明，外科门体分流术后病人外周血内毒素水平（82±150pg/ml）显著高于未行门体分流者（31±58pg/ml，P），肝硬化患者伴有静脉曲张者，血清抗脂多糖IgG抗体显著高于不伴静脉曲张者，而且该抗体与经直肠门脉分流指数呈现显著正相关性（r=0.431，P）。

许多非革兰氏阴性菌感染的重症病人及处于应激状态的患者，绝大部分出现内毒素血症，血浆中内毒素主要来源于肠道内毒素的吸收，因此肠源性内毒素血症几乎是所有重症患者经历的病理生理过程，有时也是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肠道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阻止肠腔内细菌和内毒素移位到其他组织。肠道屏蔽功能下降，致肠腔内大量细菌或内毒素向肠外组织迁移的过程称为细菌或内毒素移位，对于不伴有革兰氏阴性菌感染的内毒素血症患者，其内毒素源于肠道内毒素的移位，称之为肠源性内毒素血症，肠源性内毒素血症的发病机制可能与肠道内毒素生成和摄取增多（肠道微生物移位）有关。1990年，Alexander提出“微生物移位”（microbial translocation）的概念，即肠道内活的或细菌及其产物，包括内毒素通过解剖学完整的肠粘膜屏障侵人肠道以外部位的过程。  研究表明，完整肠粘膜对内毒素的吸收极少，但在下列情况下，导致肠道内毒素生成和摄取增多： （1）机体免疫功能受损：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蛋白质营养不良，重症监护病人、严重创伤、饥饿等均可引起机体全身免疫功能受损和肠粘膜免疫屏障的破坏，内毒素移位，进入血循环； （2）肠粘膜屏障功能障碍：各种创伤、休克、电离辐射﹑各种炎症、血管因素等造成粘膜缺血﹑萎缩、破损﹑脱落均可造成内毒素移位，发生肠源性内毒素血症； （3）肠道微生态环境破坏：正常肠道菌群中专性厌氧菌占主导，限制了有致病作用的肠道微生物及内毒素与肠道粘膜接触。广谱抗生素的长期应用减少了对抗生素敏感的厌氧菌的数量，导致革兰氏阴性菌大量繁殖，突破粘膜屏障而移位进入血循环。

内毒素血症是由于血中细菌或病灶内细菌释放出大量内毒素至血液，或输入大量内毒素污染的液体而引起。内毒素血症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类。在严重创伤﹑感染等应激状态下，可出现如下变化，导致内毒素血症的发生：（1）全身网状内皮系统功能障碍，免疫机能下降，肠道吸收的内毒素过多而超过机体清除能力；（2）胃肠道粘膜缺血、坏死，屏障破坏，大量内毒素释放人血；（3）肠道吸收的内毒素因肝功能障碍由侧枝循环直接入体循环；（4）某些组织，器官的感染引起外源性内毒素入血。  内毒素血症临床症状不一，主要决定了宿主对内毒素的抵抗力，症状和体征有发热，白细胞数变化，出血倾向，心力衰竭、肾功能减退﹑肝脏损伤、神经系统症状，以及休克等。内毒素可引起组胺、5-羟色胺、前列腺素、激肽等的释放，导致微循环扩张，静脉回流血量减少，血压下降，组织灌流不足，缺氧及酸中毒等。内毒素血症可以出现多系统的多种疾病中，通常导致致死性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病死率极高，因此，内毒素血症必须引起临床医生的高度关注。 目前应用鲎试验阳性对内毒素血症进行确诊，以鲎试验浊度法或采用基质显色法血浆内毒素浓度大于0.1Eu/ml为定量标准，并证实它对革兰氏阴性菌败血症的判断优于血培养。应用该法探讨不同类疾病内毒素血症发生率，结果为急性肝炎37% ~64% 。爆发性肝炎为58% ~100% ，且腹水与无腹水有明显差异。胆石症伴或不伴感染均有不同程度内毒素血症临床表现，在急性梗阻性化脓性感染时，内毒素血症发生率最高（85%）。在烧伤病-例中发现，血内毒素阳性病死率为80%，而阴性仅21%，且内毒素血症病员低血压与病死率是革兰氏阳性菌血症的2倍。 Nachum等应用尿液稀释凝胶法研究了1286例尿路感染病-例发现，鲎试验法区分显著性和非显著性菌尿症的能力为93% ，国内报道尿路感染时，尿液内毒素浓度大于5ng/ml 为84%，而非感染者仅2.3%。采用抗菌药物治疗感染疾病时，由于内毒素释放，也可发生内毒素血症，并把某些个体或病症如新生儿、中暑、临产妇女等可使血浆内毒素试验阳性，称之为生理性或间接型内毒素血症。虽然目前尚无足够资料说明血内毒素浓度与病情及预后的确切关系，但众多危急病症的死亡如肝肾综合征，多器官功能衰竭、感染性休克等与严重的内毒素血症密切相关。因此寻找能拮抗内毒素或使之灭活的药物和治疗措施已成为当务之急。  内毒素血症的治疗原则多主张：（1）减少内毒素的产生和吸收；（2）改善内毒素引起的微循环障碍。 近年来研究发现，某些中药具有对抗内毒素的毒性效应，加快体内诱发毒性产物的清除。对内毒素所致休克死亡均有明显的保护作用。虽然文献报道采用抗菌药物治疗感染性疾病时，能诱发或加重内毒素血症，但引起的不良效果尚无确切评价，事实是抗菌药物不能使革兰氏阴性菌血症疗效明显提高，原因之一除细菌耐药性外，它促使细菌内毒素释放入血。因此，对感染疾病的治疗，在选用抗菌药物的同时，佐以对抗内毒素毒性作用的中药，可获得较好的疗效。众多研究表明，直接对抗内毒素的化学药品，由于毒副作用受到应用限制，而许多中药或方剂均有不同程度的抗内毒素作用，给内毒素血症的治疗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和可能性。

随着近十年来人们对疾病病因病理认识的不断深化，许多疾病与内毒素的关系日益明确，除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毒血症、急性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外、革兰氏阳性菌感染、病毒感染及其他病原微生物感染，以及许多感染性疾病的致死性并发症和多种休克及多种危急重症，如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急性肾衰、急性肝衰、出血、多器官功能衰竭，肠源性休克及多种晚期休克等的发病，加重或转归与内毒素血症密切相关。事实上存在着一大类疾病，它们的发生、发展或预后都与内毒素有关，而按病因分类的现代医学却迄今只是支离破碎地把它们分属于各个不同系统的疾病之中，这既不甚恰当，又颇阻碍人们对病因的认识而采取有针对性的特殊治疗，因此，很有必要把它们独立出来。  我国学者邓文龙教授首次提出了“内毒素性疾病”（Endotoxinic desases，ETD）的概念。内毒素性疾病是指以内毒素作为发病的病因或为加重因素的这么一大类疾病。由于“内毒素疾病”涉及广泛的急、重、难治性疾病，而迄今还没有一个临床可用的直接消除内毒素毒性的有效防治药物，因而“内毒素疾病”已成为20世纪末最重要的疾病。

随着近十年来人们对疾病病因病理认识的不断深化，许多疾病与内毒素的关系日益明确，除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毒血症、急性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外、革兰氏阳性菌感染、病毒感染及其他病原微生物感染，以及许多感染性疾病的致死性并发症和多种休克及多种危急重症，如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急性肾衰、急性肝衰、出血、多器官功能衰竭，肠源性休克及多种晚期休克等的发病，加重或转归与内毒素血症密切相关。事实上存在着一大类疾病，它们的发生、发展或预后都与内毒素有关，而按病因分类的现代医学却迄今只是支离破碎地把它们分属于各个不同系统的疾病之中，这既不甚恰当，又颇阻碍人们对病因的认识而采取有针对性的特殊治疗，因此，很有必要把它们独立出来。  我国学者邓文龙教授首次提出了“内毒素性疾病”（Endotoxinic desases，ETD）的概念。内毒素性疾病是指以内毒素作为发病的病因或为加重因素的这么一大类疾病。由于“内毒素疾病”涉及广泛的急、重、难治性疾病，而迄今还没有一个临床可用的直接消除内毒素毒性的有效防治药物，因而“内毒素疾病”已成为20世纪末最重要的疾病。

细菌内毒素检查法作为一种法定的检查方法最初收载于1980年的美国药典。而后英国药典（1989 年）、EP（1987年）中国药典（1995年）、日本药典（1988年）也相继收载了这一检查法。从Levin和Bang于1964 年发现内毒素可迅速引起试剂形成凝胶起，在以后的30多年间，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地研究和探索当中，而且药典的收载品种和检验方法也在不断增加。美国 FDA 于1987 年颁布的《人用，用药品的生物制品内毒素试验的暂行规定》中除了对单个品种进行收载外，同时在方法学上也对定量的比浊法和比色法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规定。另外USPXXⅢ版、JP13 改正、细菌内毒素检查法的第三次国际调和案JIS1992以及生物学的制剂基准等分别把凝胶法、比浊法及比色法也都全部进行了收载。 目前在日本，特异性和定量性高的比浊法和比色法的使用率高于凝胶法。而在临床检验方面以比色法的测定为主。在欧洲、中国和美国虽然以凝胶法的使用为主流。但还是侧重于定量性高的测量方法。以下为各国药典及指南中对三种主要检验方法的收载情况（表4、表5）。 

抗生素诱发内毒素释放在临床上具有重要意义，有研究发现，抗生素治疗后，血中内毒素升高的同时伴有血压下降和乳酸升高、乳酸脱氢酶升高、葡萄糖下降，表明组织损伤加重。Shen等人临床发现，10例革兰氏阴性杆菌败血症患者中，7例在抗生素治疗后血中内毒素明显升高，其中2例死亡，死亡时菌血症控制，但血中内毒素明显升高，而未死亡者随着菌血症控制，血中游离内毒素水平相应降低，提示内毒素与死亡密切相关。有人研究证实，抗生素诱生“内毒素释放”与病情的恶化呈平行关系。另外在革兰氏阴性菌感染的脑膜炎患者的脑脊液中，抗生素诱导的内毒素释放的临床意义已得到证实。正因为如此，应用皮质类固醇激素保护流感嗜血杆菌性脑膜炎患儿免受这种因素影响已成为常规。尽管如此，Opal博士认为，临床医师很难判断在治疗全身性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是否都需要考虑到抗生素诱导的内毒素释放问题。因为抗生素诱导的内毒素产生的临床效应受多方面的影响，所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复杂。Opal博士认为这个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目前包括他自己的小组正在开展比较头孢拉啶和亚胺培南在治疗复杂尿路感染中作用的临床研究。该研究将能够提供有关抗生素诱导内毒素释放的临床重要明确证据。  不少研究证实，内毒素可刺激机体产生炎性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1等，这些炎前因子进而启动大量炎性因子释放，产生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导致组织细胞损害及多器官功能衰竭，是革兰氏阴性杆菌败血症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抗生素应用初期即发现，抗生素使细菌溶解，突然释放大量内毒素，可导致革兰氏阴性杆菌败血症患者休克，但对其临床意义一直缺少重视和系统对照研究。近年临床研究较多着眼于抗生素诱发内毒素释放的差异与定性研究上，而对于这种现象对病人病理改变，病情发展、疗效及预后的影响尚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

40年代中期，青霉素、链霉素、氯霉素等抗生素相继问世，使感染性疾病的治疗进人了崭新的时代，众多患者的生命被挽救。抗生素的毒副作用，如肝毒性、肾毒性、神经、肌肉阻滞毒性、听力毒性、中性粒细胞减少，以及破坏肠道生态环境等，在各种药物学中均有详细记载，在临床应用时已被医师注意，并设法避免。唯有抗生素治疗革兰氏阴性菌感染后引发的内毒素释放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外的药物治疗学均不列载。  但自抗生素问世以来，就有关于应用抗生素治疗后细菌溶解导致内毒素释放的临床报道，认为内毒素释放可能会导致病者血流动力学的暂时恶化。现已证实，血循环中内毒素水平的升高与血流动力学参数的恶化有关，由此有可能导致较高的死亡率。Shen等人证实一些病人在应用抗生素治疗后体内确有内毒素水平的升高。他已证实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病人存在原发性菌血症，这种升高尤为显著。应用某些抗生素后，细菌负荷量突然下降，但游离内毒素明显增高，引起临床上显著的副作用。荷兰的Anthonius Dofferhoffer 也证实在一个有不同遗传背景的患者组中，抗生素可能显著地诱导内毒素的释放。内毒素对机体的危害，临床医师必须高度重视。一般抗生素只有抗菌作用，而无去除内毒素的能力，因此对于已产生内毒素无能为力，而且应用抗生素后，由于大量细菌体破裂还可能发生斯氏反应，使临床症状恶化，甚至发生危险。

关于鲎试验法与热原检查法的主要区别，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1.热原检查法生物试验方法，用家兔体温上升作为指标检测或检查医药中是否含有的热原物质（Pyrogen）。（1）热原性物质：细菌内毒素、病毒、干扰素、化学物质及其他；（2）细菌内毒素：ENDOTOXIN；（3）是最主要的热原性物质，还具有其他多种活性。医药品最大的问题就是其中混有热原性物质；（4）能够检出所有的热原性物质（包括细菌内毒素以外的其他热原性物质）；（5）动物试验（in vivo test）的问题：试验动物感受性的差异，个体差异，数据偏差，时间，试验经费，设备，费用，人手，虐待动物等；（6）由于标准没统一不能取得协调：中国、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等使用的方法不同；（7）代替法：测定淋巴细胞活素（IL-1，TNF等）LIMULUS TEST，其他。  2.细菌内毒素试验（ENDOTOXIN TEST，LIMULUS TEST ）通过LIMULUS试剂（血细胞的提取成分）的化学反应作为检出指标及检查药品中是否含有内毒素。细菌内毒素试验是家兔发热法的一种代替法。化学实验法（in vitro test）误差小。用少量的时间试验经费、人手就可完成试验。（1）热原性物质：细菌内毒素、病毒干扰素化学物质及其他；（2）仅检出细菌内毒素；（3）不检出细菌内毒素以外的热原性物质；（4）存在假阳性物质、阻碍物质。

内毒素血症（Endotoxima，ETM）可出现于多种疾病的过程中，内毒素可以诱导氧自由基，白三烯，前列腺素﹑肿瘤坏死因子等十几种化学介质的释放而引起休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多器官功能衰竭等一系列严重的变化，成为原发疾病恶化的因素。  Broude认为内毒素是革兰氏阴性菌的重要致病因素，据临床统计，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性休克死亡率高达30% ~35%，居各类感染性休克死亡之首。由于抗菌素的滥用使细菌产生耐药，插管治疗的广泛应用如静脉插管、气管插管﹑导尿等放射性治疗的广泛开展均增加了革兰氏阴性菌感染的机会，而病人高龄化等降低了机体抵抗力和住院病人交叉感染也是革兰氏阴性菌感染增加的重要原因。另外，许多疾病如重症肝炎、胆囊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肾小球肾炎、胰腺炎，皮肤软组织感染﹑烧伤等在疾病的发展中，均可伴发ETM。因此，鲎试验检测在临床上就越发显得重要。 许多研究表明，内毒素血症多随病情恶化而加重，随病情缓解而减轻。因此，内毒素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病情和判断预后的一个参考指标，也可用于指导临床治疗、判定疗效和筛选恰当的药物。

正常人血浆内毒素的浓度，国外报道为3pg/ml。 国内由于未作大批量流行病学调查，因此至今尚未建立统一标准。临床一般以健康人血浆内毒素浓度为参照。国内报道的小批量健康人血浆内毒素浓度数值不统一，陈海龙等报道正常健康献血员的内毒素浓度为75.15±15.57pg/ml（45 ~ 92.27pg/ml）（人工法），杨力等人利用人工法测定正常对照组体内血浆内毒素均低于50pg/ml。  随着人们对内毒素生物活性研究的深入，以重量单位为量值的不科学性被揭示，即相同重量的内毒素，菌种来源不同，其生物活性差异很大。例如致热性，不同菌种来源的内毒素，对家兔的最小致热剂量可相差2~6倍。研究表明，在革兰氏阴性细菌中，大肠杆菌内毒素的致热性最强。1982年USPXX版修订本首次收载的细菌内毒素检查法，正式引入以生物效价为量值的内毒素单位“EU"”（Endotoxin Unit）。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建立内毒素国际标准品，亦是以生物效价“IU“=”（International Unit）作为内毒素的量值。我国自第二批内毒素参考标准品起，使用“EU”作为内毒素量值。1995年 WHO新一批内毒素国际标准品协作标定，确定IU= EU。

近年来认识到，内毒素在致病过程中有两种媒介因子参与。一种是脂多糖结合蛋白（Lipopoly saceharide Binding Protein，LBP）；另一种为脂多糖受体（CD14），脂多糖受体有两种存在形式。 研究发现，脂多糖结合蛋白/脂多糖受体是体内增敏脂多糖细胞效应的重要系统。脂多糖是58-60KD的糖蛋白，是一种急性反应蛋白，主要由肝脏合成释放入血。脂多糖结合蛋白与脂多糖的类脂A结合，结合部位位于其NH2-末端200个氨基酸内。当脂多糖为pg/ml水平时，脂多糖的效应依赖脂多糖结合蛋白，而较大剂量（0.1ug/ml）脂多糖无需脂多糖结合蛋白即可直接激活细胞。在细胞对脂多糖的应答过程中，脂多糖结合蛋白主要起催化作用。即脂多糖结合蛋白将脂多糖单体从其多体中转运到脂多糖受体，加速脂多糖与脂多糖受体的结合。 1982年在第一届国际白细胞分类会议上首次提出分化抗原14（CD14）。最初认为CD14是髓源性细胞的分化抗原，仅表达在成熟细胞表面，主要用于辅助诊断急性髓源性白血病。1986年人类CD14被克隆出来，但其功能不清楚。直到1990年，Wright等发现CD14在脂多糖刺激单核细胞产生肿瘤坏死因子-α中起重要作用，才认识到CD14是脂多糖的受体。 脂多糖受体以两种形式存在，即膜联脂多糖（mCD14）和可溶性脂多糖受体（sCD14）。膜联脂多糖受体是55KD的糖蛋白，主要通过糖基磷脂酰肌醇（GPI）锚形物附着在成熟的髓源性细胞表面。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膜联脂多糖受体的表达很丰富，外周血中每个单核细胞表面大约有50000个膜联脂多糖受体分子，而中性粒细胞表面的膜联脂多糖受体则比单核细胞少10倍。许多学者认为：膜联脂多糖受体在脂多糖诱发单核细胞、巨噬细胞产生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8）中起重要作用。 另有文献报道，脂多糖受体是中性粒细胞结合脂多糖的功能受体，脂多糖结合蛋白只能增加脂多糖与膜联脂多糖受体的亲和力。由此证明膜联脂多糖受体在脂多糖诱导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应答中起关键的作用。但内皮细胞，上皮细胞等表面缺乏膜联脂多糖受体，因此脂多糖对这些细胞的刺激并非由膜联脂多糖受体介导。1992年发现可溶性脂多糖受体在内皮细胞等脂多糖受体阴性细胞对脂多糖的应答中可能起着重要作用。可溶性脂多糖受体是含有链内二硫键的单链蛋白质，存在于血清﹑尿液和膜联脂多糖受体阳性细胞的培养上清液中，无GPI结构。研究表明，高浓度的脂多糖与可溶性脂多糖受体直接结合形成复合物，通过脂多糖受体阴性细胞表面未知的受体结合介导细胞应答。脂多糖结合蛋白则可催化脂多糖与可溶性脂多糖受体的结合，使低剂量脂多糖激活细胞。脂多糖受体阴性细胞表面脂多糖-可溶性脂多糖受体复合物受体，目前尚不清楚。 脂多糖通过脂多糖结合蛋白/脂多糖受体激活细胞，这一发现使人们对信息如何由细胞表面传递至细胞核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巨噬细胞以及表达脂多糖受体的转染细胞系的大量研究中证明，细胞内一连串激酶的释放在脂多糖的信息传递方面起重要作用，如巨噬细胞经脂多糖处理后，增加了蛋白质中的氨基酸磷化，转cDNA 证实，磷酸化过程的结果产生一种38KD的蛋白质，属弱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APK）系统。这一命名为P38的蛋白质在催化炎症方面显得至关重要。阻断P38的活性会使肿瘤坏死因子和白细胞介素-1等细胞因子的生物合成显著减少。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脂多糖受体既可作为脂多糖的受体向细胞内传递信息，又能作为表面蛋白介导脂多糖进入细胞内。至于是否还存在另种转膜蛋白，迄今尚未证实。进入细胞内的脂多糖以及和CD14结合的脂多糖，连锁式激活蛋白激酶系统，如酪氨酸蛋白激酶、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等，这类蛋白激酶通过增加mRNA 水平以控制基因表达，包括编写一系列细胞因子，细胞内酶类和表面蛋白等。另有一些学者认出，脂多糖与脂多糖受体结合后，通过某一传递系统（现仍不清楚）将信号跨膜传人细胞内，引起细胞浆内游离Ca2+浓度升高，激发细胞发生一系列功能改变，释放前炎性介质、炎性介质引发连锁的炎性反应（图14）。  

Cohen等发现自细胞介素-3有调节巨噬细胞的功能，但不能单独刺激其他细胞因子的产生，在内毒素存在的条件下，它可刺激白细胞介素-1、白细胞介素-6和肿瘤坏死因子的分泌。白细胞介素-11是种促进细胞生长分化的因子，在体内和离体实验中，白细胞介素-11能促进巨噬细胞分化，同白细胞介素-6和集落刺激因子类似，在白细胞介素-3协同作用下可缩短细胞合成中、早期的G期。与白细胞介素-6不同的是，白细胞介素-11更易刺激巨噬细胞的分化。除了细胞因子之间的互相调控外，机体中的某些物质也可增强内毒素介导产生细胞因子的能力，但其本身并不能刺激细胞因子。 细胞因子的网络中，它们之间互相作用形成了许多正负馈环，导致了所谓“瀑布效应”，加重了机体的损伤。然而还有一些因子起抑制作用，其中白细胞介素-4、白细胞介素-10和白细胞介素-13通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巨噬细胞抑制因子，可抑制多种细胞因子的产生。  白细胞介素-4是由Th2红细胞合成的，可以抑制由小量内毒素刺激单核细胞产生的胞内白细胞介素-1的诱生及胞外白细胞介素-1的释放，白细胞介素-4抑制白细胞介素-1产生的活性是干扰白细胞介素-1的表达而不是通过诱导白细胞介素-1抑制因子的合成。白细胞介素-4还可抑制内毒素刺激单核细胞产生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4抑制白细胞介素-2依赖的B细胞的增殖和分化，还可以减少单核细胞产生白细胞介素-8。白细胞介素-10可由脂多糖结合蛋白刺激人单核细胞产生，可在单核细胞激活后7小时检测到，最高水平在24~28小时，它比其他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α、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和白细胞介素-8出现晚。 在多种因子对白细胞介素-10合成分泌的影响中，肿瘤坏死因子-α居关键地位，可使白细胞介素-1的剂量依赖性增加20~120倍。抗肿瘤坏死因子-α的抗体可抑制50%~70%白细胞介素-10的分泌，而白细胞介素-1α、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8对白细胞介素-10仅呈轻微影响。白细胞介素-10被激活可强烈抑制白细胞介素-12、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8和肿瘤坏死因子-α等的产生，这也可能是肿瘤坏死因子-α诱导的-一个自身产物的负反馈，值得注意的是白细胞介素-10还可强烈抑制白细胞介素-10mRNA的合成，形成自身调节，所以白细胞介素-10是一种保护性的具有抗炎作用的细胞因子。这种保护作用是通过抑制内毒素诱导的炎性细胞因子而实现的。虽然对细胞因子网络做了大量的研究，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进一步澄清。 在脓毒症的研究中，人们一直试图找到种有效的治病途径，但由于其发病机制的复杂和致病因子的广泛，一时难以实现，曾有人设想用细胞因子的拮抗剂及核心内毒素免疫制剂治疗脓毒症，并在实验中取得了些阳性结果，但在临床实践中尚未降低死亡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