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Donovan在生物医药产业领域中经验丰富。他此前创立了Alios BioPharma公司，该公司于2014年年底被制药巨头强生公司以17.5亿美元收购。目前他本人在罗氏旗下的一家投资公司Inter Mune工作。Tioma公司计划未来重点开发其抗CD47检验点药物，该药物即将进入概念验证研究阶段。Tioma公司表示，CD47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靶点，该蛋白在肿瘤免疫疗法中将起到重要作用。公司计划利用这种药物开展实体瘤和白血病相关的研究。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药物将可以充分激活机体天然免疫系统和主动免疫系统反应，从而调动免疫系统更有效杀灭肿瘤细胞。而Tioma公司的技术也吸引了众多生物医药巨头的目光。在本轮融资名单中，除了罗氏旗下的投资公司以外，葛兰素史克以及诺和诺德下属的投资公司都赫然在列。人体免疫系统可以划分为天然免疫系统和主动免疫系统。天然免疫系统可以能够对机体提供无差别保护，而主动免疫系统则是通过抗原特异性提供保护，因此这种保护方式更专一、更有效。目前的肿瘤免疫疗法都是基于后者的原理进行。不过，Tioma公司仅仅是开启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乳腺癌是一类异质性很强的恶性疾病，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肿瘤内部不同部位，不同时间所累积的基因突变都不相同，形成了非常多的亚克隆细胞群体。当某一亚群的肿瘤细胞经特异性治疗大幅减少后，其他对该治疗不敏感的肿瘤细胞就成为肿瘤生长的优势亚群。内分泌治疗是乳腺癌系统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降低雌激素水平或抑制雌激素受体能有效减小肿瘤体积，预防肿瘤复发。但是，乳腺癌内分泌治疗也面临耐药的问题，尤其是继发性耐药。近期，由来自美国贝勒医学院和华盛顿大学医学院McDonnell基因研究所的研究者牵头开展了一项研究，对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前后基因组和转录组改变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乳腺癌基因组的极端复杂性和对抗雌激素治疗的不同反应。研究结果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研究发现研究者对象为22例绝经后乳腺癌患者，在应用新辅助芳香化酶抑制剂（AI）治疗的前后第4个月检测基因改变。在治疗有效的情况下，新辅助应用AI可使肿瘤体积缩小，改善患者预后。 研究者表示，在治疗后的乳腺癌组织样本中，发现许多基因突变或扩增在治疗前的样本中同样存在。这意味着处于内分泌治疗环境，乳腺癌肿瘤组织内形成了新的亚克隆群体，可在治疗过程继续增殖。这是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最终演变成为难治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他恶性肿瘤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22名乳腺癌患者中，有18名患者对内分泌治疗有效，通过对其肿瘤组织得到了大规模的基因组分析不难发现，治疗前后的基因突变有较大不同。例如，在1例患者中，部分特定突变存在于92%的初始肿瘤，而在AI治疗后的取材样本中就检测不到。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虽然样本量较小，但根据基因分析结果，证实其中存在2例“碰撞瘤”（collision tumour），即遗传学上的独立的肿瘤。这提示“碰撞瘤”的发生概率可能比想象的高，而碰撞瘤中一种对抗雌激素治疗有效，另一种则无效。这也会使AI抑制剂的疗效打折扣。 研究者表示，对于接受新辅助AI治疗的乳腺癌患者，应该在术前对内分泌治疗反应性进行再评价，可为以后抗雌激素治疗在降低复发方面的效果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即使是单一类型的肿瘤，在治疗中仍会较快出现相应的基因改变。因此仅在诊断时进行基因检测，仅靠一个样本检测是不够的。 随着精准医学的不断推进，对肿瘤的时空特异性研究越来越深入，传统意义上的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位患者对抗雌激素治疗的反应程度均有差异。大规模基因组测序如何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标志物来预测内分泌疗效，还有更多的路要走。 信源：New Study Shows Breast Tumors May Evolve in Response to Hormone Therapy. Ascopost.com.

近日斯克里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TSRI）的一项研究显示，大脑中下视丘分泌素（hypocretin）水平增高与可卡因成瘾有关。该研究发表在《Biological Psychiatry》期刊，研究显示，阻断下视丘分泌素可以减少可卡因成瘾的大鼠中的药物所求行为。“全世界有几百万人有可卡因成瘾问题，”TSRI的Marisa Roberto教授说道，“了解可卡因成瘾的分子机制对于开发更有针对性的药物十分重要。”可卡因成瘾很容易理解，就是一个人持续地有使用某种药物的欲望。但是大脑的成瘾机制十分复杂。要找出有针对性的戒除毒瘾的方法，需要对这种机制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关注中央杏仁核（在中断药物给予后，产生压力和负面情绪的大脑部分）的变化。下视丘分泌素是一种神经递质，下丘脑下视丘分泌素/食欲素系统（HCRT），这个系统的作用是传递大脑各区域的信号，研究显示，这个系统可以影响大脑对可卡因、尼古丁、酒精和阿片类的反应。不过，目前科学家对HCRT在可卡因成瘾方面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在这项研究中，一组小鼠每天服用一次可卡因，模拟人偶尔服用可卡因的情况。另一组小鼠每6个小鼠服用一次可卡因，模拟人可卡因滥用的情况。研究者发现，第二组小鼠的大脑将启动HCRT危险的循环，使得服用可卡因的欲望不断增强。频繁使用可卡因使得下视丘分泌素的水平不断上升，而下视丘分泌素水平的上升会导致中央杏仁核过度活跃。这种活跃会导致焦虑状态，和出现服用可卡因的欲望。

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处的研究人员证实，自我特异性激活受体SLAM家族对于NK细胞驯化（Education）至关重要。这一研究发现发布在8月9日的《免疫》（Immunity）杂志上。 清华大学的董忠军（Zhongjun Dong）教授及中国科技大学的田志刚（Zhigang Tian）教授是这篇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前者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NK细胞发育过程相关的信号途径； NK细胞是如何在分子和细胞水平功能获得成熟；驱动NK细胞分化和活化的分子基础。田志刚教授则主要从事天然免疫和肝脏免疫学研究。 NK细胞由造血干细胞发育而来，经历NK前体细胞、不成熟NK细胞等中间体后发育成熟。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的NK细胞具有特定的表型标志和表面受体，接受多种细胞因子和转录因子的协同调控。NK细胞抑制性受体与MHC I分子特异性结合使NK细胞获得成熟功能。NK细胞存在于骨髓、脾脏、外周血、肝脏、肺脏、蜕膜、淋巴结、胸腺、小肠及皮肤等组织器官中。不同组织中的NK细胞其造血细胞来源、发育途径、表型功能都表现出组织特异性。NK细胞亦被发现具有免疫记忆功能，可对机体产生长效的保护作用。NK细胞的活化受其表面活化性受体和抑制性受体调控。活化的NK细胞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和细胞杀伤等方式发挥抗病毒、抗肿瘤和免疫调控的作用。 NK细胞发育过程中，其抑制性受体与特异性配体的相互作用使得NK细胞获得成熟功能的同时实现自身耐受，此过程被称为NK细胞驯化。科学家们通过不同的模型视图来解释其中的原理，但到目前为止其复杂的分子机制还未完全阐明，模型亦未得到统一。 SLAM家族受体(SFRs)是NK细胞表面一群重要的辅助受体,在NKG2D等受体的存在下,共同促进NK细胞的杀伤功能。在这篇新文章中，研究人员证实SFRs在造血细胞上丰富地表达，作为自我特异性激活受体对NK细胞驯化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克服基因冗余，他们构建出了同时缺失7个SFRs的小鼠，揭示出NK细胞介导的对半同种异源造血干细胞的排斥主要取决于靶细胞上存在SFRs。这一刺激效应是由靶细胞上的SFR偶联适配器所决定。这些研究结果证实，SFRs赋予了NK细胞在效应阶段杀死造血细胞的能力；但在驯化过程中SFRs持续的结合可以减少NK细胞反应的敏感度。 因此，与诱导T细胞耐受的自身抗原相似，自我特异性激活配体有可能是NK细胞的“耐受原”（tolerogen）。 NK细胞是一类细胞毒性效应淋巴细胞，NK细胞显著表达IFN-γ是其激活的一个标志。目前对于在NK细胞天然激活过程中调控细胞因子刺激信号通路的表观遗传机制仍知之甚少。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证实，H3K4me3去甲基化酶Kdm5a通过结合p50来抑制SOCS1是自然杀伤（NK）细胞激活的必要条件。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2016年3月31日的《Cell Reports》杂志上。 NK细胞在早期免疫应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人们对NK细胞的发育机制还知之甚少。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范祖森研究员领导团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发现，NK细胞发育和先天免疫需要FoxO1介导的自噬。这一成果发表在2016年3月的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 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多灶性脱髓鞘和轴突损伤为主要特征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来自天津医科大学、美国St. Joseph医院及医学中心等处的研究人员证实，在多发性硬化症的脑部炎症过程中神经干细胞(NSCs)维持了有功能活性的NK细胞。这一研究发现发布在2016年1月11日的Nature Neuroscience杂志上。 

最近在《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一组丹麦科学家报道称，他们已经开发出一种新的人造蛋白质。从长期来看，这些结果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癌症和糖尿病疗法。 大自然创造了一系列的蛋白质，它们以多种形式出现，并且在我们的身体里有许多功能。它们是身体主要的、最坚硬的功能建筑模块。例如，其中一些蛋白质为我们的肌肉提供力量，而其他蛋白质则确保我们的细胞接收信息。 尽管这种自然多样性，在过去的20年左右，已经引起了很大的科学兴趣来创建人造蛋白质，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药物开发机会的刺激。 现在，来自南丹麦大学（SDU）、哥本哈根大学和奥胡斯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报道称，他们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来制备人工蛋白质。 自然界最小的构建模块 人造蛋白质是由自然界最小的构建模块制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组研究人员成功地把所谓的寡核苷酸（短DNA分子）与肽（小蛋白）结合起来。这些肽彼此有效地相互缠绕，形成一种人工合成的蛋白质。 SDU的Jesper Wengel教授说：“我们把三个构建模块压到一起，并设法使它们形成一个蛋白质仿制品。” 他认为，该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已经表明，通过这种方法将肽压迫在一起，是可能的。这为测试无数新的组合方式开辟了道路，可以创建具有新功能的人工蛋白，大自然本身不能制造它们，但我们需要它们。” 人工蛋白质有更长的寿命 哥本哈根大学化学系教授Knud J. Jensen解释说：“当你采用这种人工蛋白进行研究时，能更好地控制蛋白的性质。当你正在开发新的、蛋白质为基础的药物和酶时，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一般情况下，蛋白质在体内的寿命非常短，这是人工蛋白质可以改善的一个关键参数。” 研究人员希望，在未来，这些人工蛋白质可以用来治疗一些主要的疾病，如癌症或糖尿病。 第一个人工蛋白在90年代研发的 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人员开始以化学方法，制造类似于天然蛋白质的蛋白质。在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开始制造一种人工蛋白质，与天然蛋白质有着完全不同的化学设计。 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合成分子LNA（锁定的核酸），这是在近二十年前由SDU的Jesper Wengel和Poul Nielsen开发的。 LNA促成了生物科技公司Santaris Pharma的成立，最近由世界上最大的制药企业罗氏公司收购。今天的生物技术公司和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使用LNA。

科研人员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高通量、高内涵药物综合研究平台实验室内进行实验操作（5月19日摄）。该中心在国内率先将高通量基因测序与高通量药敏检测技术体系相结合，在恶性肿瘤的精准诊断与治疗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从单基因遗传病到肿瘤精准医学，从心血管领域到风湿免疫领域，精准预测、精准治疗、精准预后不再是梦想…… 基因测序服务在科研和临床领域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生物企业和云计算企业联合攻关，基因组数据每天海量产生…… 从基因编辑到细胞免疫治疗，从液体活检技术到分子影像，伴随一股股热潮席卷全球，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精准医学？中国精准医学的现状究竟怎样？发展精准医学意味着什么？精准医学热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带着一系列问题，新华社记者近日深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调研发现，精准医学热的背后，一场科技革命乃至产业革命正在全球发生，一扇通向未来的大门已经打开……  在深圳华大基因总部，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接受采访（6月25日摄）。从单基因遗传病到肿瘤精准医学，从心血管领域到风湿免疫领域，精准预测、精准治疗、精准预后不再是梦想…… 基因测序服务在科研和临床领域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生物企业和云计算企业联合攻关，基因组数据每天海量产生…… 从基因编辑到细胞免疫治疗，从液体活检技术到分子影像，伴随一股股热潮席卷全球，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精准医学？中国精准医学的现状究竟怎样？发展精准医学意味着什么？精准医学热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带着一系列问题，新华社记者近日深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调研发现，精准医学热的背后，一场科技革命乃至产业革命正在全球发生，一扇通向未来的大门已经打开……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在深圳华大基因总部，工作人员在基因测序实验室工作（6月25日摄）。从单基因遗传病到肿瘤精准医学，从心血管领域到风湿免疫领域，精准预测、精准治疗、精准预后不再是梦想…… 基因测序服务在科研和临床领域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生物企业和云计算企业联合攻关，基因组数据每天海量产生…… 从基因编辑到细胞免疫治疗，从液体活检技术到分子影像，伴随一股股热潮席卷全球，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精准医学？中国精准医学的现状究竟怎样？发展精准医学意味着什么？精准医学热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带着一系列问题，新华社记者近日深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调研发现，精准医学热的背后，一场科技革命乃至产业革命正在全球发生，一扇通向未来的大门已经打开……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一名工作人员走过位于深圳的国家基因库入口（6月23日摄）。从单基因遗传病到肿瘤精准医学，从心血管领域到风湿免疫领域，精准预测、精准治疗、精准预后不再是梦想…… 基因测序服务在科研和临床领域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生物企业和云计算企业联合攻关，基因组数据每天海量产生…… 从基因编辑到细胞免疫治疗，从液体活检技术到分子影像，伴随一股股热潮席卷全球，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精准医学？中国精准医学的现状究竟怎样？发展精准医学意味着什么？精准医学热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带着一系列问题，新华社记者近日深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调研发现，精准医学热的背后，一场科技革命乃至产业革命正在全球发生，一扇通向未来的大门已经打开……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在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急诊监护室内，两名医护人员使用移动护理查房车查阅患者影像检查资料（5月26日摄）。作为“智慧医护信息系统”的一部分，移动护理查房车实现电子病历移动化，将医护人员工作站从电脑桌面应用推向移动应用和患者床旁。从单基因遗传病到肿瘤精准医学，从心血管领域到风湿免疫领域，精准预测、精准治疗、精准预后不再是梦想…… 基因测序服务在科研和临床领域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生物企业和云计算企业联合攻关，基因组数据每天海量产生…… 从基因编辑到细胞免疫治疗，从液体活检技术到分子影像，伴随一股股热潮席卷全球，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精准医学？中国精准医学的现状究竟怎样？发展精准医学意味着什么？精准医学热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带着一系列问题，新华社记者近日深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调研发现，精准医学热的背后，一场科技革命乃至产业革命正在全球发生，一扇通向未来的大门已经打开…… 新华社记者 唐奕摄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的女性患者在体外受精过程中，使用冷冻胚胎比新鲜胚胎更安全，怀孕成功率也越高，根据医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中国研究人员合作得出的研究结果。虽然体外受精时优先选用新鲜胚胎，以往的研究表明，冷冻胚胎能提高活产率，降低PCOS患者的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和妊娠并发症的发生率。新的研究在中国各地的几个生殖医疗中心开展，1,508名不孕的PCOS患者被随机分配，在其第一个体外受精周期中分别接受新鲜胚胎或冷冻胚胎。实验结果于8月10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使用冷冻胚胎降低与使用新鲜胚胎的女性相比，发生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比率分别是1.3％和7.1％。接受冷冻胚胎组的女性婴儿活产率也更高，归因于怀孕期间体重下降较少，而出生体重较高。“患PCOS的女性如果选择性地冻存胚胎，并且在人工受孕时选择冷冻胚胎而不是新鲜胚胎，成功怀孕的机会较高，且造成卵巢过度刺激的几率更小，”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公共健康科学医学院的妇产科教授Richard Legro说： “该方法有希望为PCOS女性提供看得见的好处，所以从业人员应考虑为这些病人冻存所有胚。”体外受精过程中使用激素和药物，过度刺激卵巢使其释放了多个卵子。以往认为这可能给植入环境造成了伤害，尤其是PCOS患者，Legro说。冷冻胚胎移植可以让女性的卵巢在体外受精期间从刺激中恢复过来，也给暴露后的子宫内膜脱落的时间。“通过选择冻存所有胚胎，相当于是为胚胎创造了最佳的、健康的环境，而不是把他们置于受损的环境中。”Legro解释。研究人员报告，与新鲜胚胎移植相比，冷冻胚胎移植与发生两种负面结果的几率较高也有关。先兆子痫和新生儿死亡在冷冻胚胎移植组中更常见。然而，没有患者在怀孕期间有发生重度子痫前期的危险，新生儿死亡率的差异也没有显著统计学差异。对这两种不良后果需要进一步研究，根据Legro称。

记者9日从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代表处获知，中国出现首例输入裂谷热病例。由于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文件记载，且已经采取了适当的媒介控制措施，世卫组织对这一单个输入病例在中国进一步出现疾病传播的风险评定为较低。据世卫组织风险评估，裂谷热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主要影响动物，但也可感染人类。人间出现的绝大部分感染都是由于与受到感染的动物的血液或器官出现直接或间接接触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染也可能缘于受到感染的蚊虫叮咬以及嗜血（食血）苍蝇。有些证据显示，人若摄入被感染动物的未经高温消毒的奶或者未煮过的肉，可能会获得裂谷热感染。此输入病例病人为一位出自河南省并曾在安哥拉罗安达工作的45岁男性。据报告，病人没有到罗安达之外的旅行史。病人于今年7月14日在安哥拉出现症状（头痛、发热、关节痛和肌肉痛），曾在安哥拉的一家医院求治，但症状没有改善，7月21日返回中国。病人在抵达北京时的病情较重，被转到一家专科医院接受治疗和检疫。7月23日，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病人的一份样本检测呈裂谷热阳性，并在同日得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确认。同日，国家卫计委召集专家组对病人的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和实验室结果开展审查，认为该病例属于中国首例裂谷热输入病例。目前病人病情较重。对此，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监测、监督和其他防控措施。其中包括：加强部门间合作与协调；强化病人治疗；继续对病人实施检疫，在医院采取感染防控措施，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及实验室筛查；强化媒介监测和监督，同时采取努力控制和消除蚊虫、环境消毒和杀菌等强化措施。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研究人员研发了一项新的肺部扫描技术，可以改善数以千万肺病患者的治疗。莫纳什大学的Andreas Fouras教授研发了四维肺病扫描技术，该扫描平台为肺病治疗提供了新手段。莫纳什大学动态成像实验室的主要负责人Rajeev Samarage博士称，“这项技术会帮助很多的肺病患者。在这种医疗仪器应用领域，莫纳什大学有着很长的历史，在这项技术下，我们不仅仅是想让临床医生对于患者肺部的变化有一个清晰的检测，最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与之前的检查对比，医生们可以定量的观察患者过去和未来的变化。”文章发表于《科学报道》杂志上，Fouras教授指出，这种技术可对肺部组织和气道进行高分辨率成像，从而在疾病进展和扩散前，观察者可以清楚的观察到肺部异常区域。“目前的检查设备已经不能够满足临床的需要，因为医生们常常需要联合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诊断，现在利用这个检查仪器可以动态对呼吸过程中的肺部进行成像，从而对肺部的功能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Fouras教授指出，“这项技术对于早期诊断和管理具有很强的应用，这是革新肺部诊断影像学的新方法开始。”

在孕期母亲的日常饮食可以对婴儿的肠道微生物产生影响，贝勒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怀孕期间如果母亲高脂肪饮食会使婴儿的肠道微生物与其他婴儿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会对婴儿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肠道微生物可以影响婴儿免疫系统的发育并且能够消化吸收食物。这项研究发表在基因组医学网站。贝勒医学院的副教授Kjersti Aagaard博士说，原来已有研究证明，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中如果母亲在孕期和哺乳期高脂肪饮食会影响它们后代的肠道微生物种类达一年之久。现在我们希望能够探究孕期高脂肪饮食在人类中的影响。在研究中，研究人员调查了一组有代表性的孕妇。Aagaard说，我们邀请157位母亲回答了一份关于她们孕期饮食详细调查的问卷，来区分出她们在孕期分别是什么类型的饮食习惯。研究人员根据通过饮食调查问卷得到的信息来估算这些母亲在孕晚期的饮食中分别有多少的糖分、脂肪和膳食纤维。结果显示，她们的饮食中脂肪含量占比从14%到55%不等，平均值为33%。医学会建议每日饮食中的脂肪占比应该在20%到35%之间。然后研究人员又将高脂肪饮食和处于平均值周围的母亲分为两组：高脂肪组和对照组。Aagaard说，我们接着检测了婴儿的第一次大便和胎粪的样本，采用了16S rRNA测序确定存在于粪便中细菌的类型。在婴儿4到6周时我们又一次检验分析了婴儿的便常规。研究人员发现在孕晚期母亲高脂肪饮食的婴儿与对照组的婴儿相比其肠道微生物的类型有明显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高脂肪饮食组的婴儿不管在刚出生还是4至6周时肠道中含有的拟杆菌较少，研究人员认为肠道中拟杆菌较少可以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和免疫系统的发展。当发现了拟杆菌减少和母亲孕晚期高脂肪饮食之间有关联研究人员也很惊讶，Aagaard说：这些研究结果会引发一系列的相关新研究，在研究肠道中微生物的变化时母亲的饮食调查问卷数据很重要。现在还需要更多的研究验证母亲饮食习惯的改变是否可以给婴儿带来眼前及以后长期的益处。饮食习惯是相对比较容易改变的并且母亲在孕期时有很大的积极性去做有益于健康的习惯改变，在以前，怀孕时孕妇饮食方面的干预多集中在微量元素的补充，如铁和叶酸。我们推测以后人们会开始关注孕期脂肪的摄入量。这项研究展示了母亲饮食与婴儿肠道微生物的联系，但是研究中还未能完全排除一些其他因素的干扰，母亲饮食与婴儿肠道微生物的因果关系不能太确定。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因为其所用的是自我报告的数据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研究人员展示了研究中的饮食调查问卷数据，尽管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孕妇在调查数据中显示的饮食习惯也反映了美国人口的饮食习惯。

 杜克大学领导下的研究人员发现了有关细胞信号传导机制的一些新信息，在未来的某天可能会帮助指导开发出更特异的药物疗法。 多年来，已得到广泛确认的科学研究详细描述了在接收到来自激素、神经递质或药物的化学信号后，细胞改变功能这一机制的复杂性。 众所周知，细胞外的受体启动了这一信号传导过程，通知一些蛋白触发一系列级联事件导致所需的反应，随后一种脱敏机制使得细胞能够回到基线。 然而，近年来这一过程显示出额外的复杂性，似乎挑战了基本假设，特别是关于这些信号在细胞内产生的机制和位置。 现在，杜克大学的Robert Lefkowitz博士领导研究人员报告称，他们似乎解开了这个谜题。Lefkowitz现为杜克大学医学系教授、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他因描绘出了一些细胞信号传导分子，及确定了诸如β受体阻滞剂和抗组胺药等治疗方法利用它们的科学基础，而分享了201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在发表于8月4日《细胞》（Cell）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Lefkowitz与共同第一作者Alex R. B. Thomsen、Thomas J. Cahill III及同事们一起，描绘了称作为G蛋白偶联受体(GPCRs)的一类细胞表面受体激活细胞信号传导机制的一个新范式。 众所周知，定位在细胞膜上GPCRs通常可激活细胞内的G蛋白——这些分子开关将来自外部的信号传送到细胞内部，告知细胞如何发挥功能。 这一激活过程后，由结合GPCRs的β- arrestin领导的脱敏会阻止进一步激活G蛋白，在一个称作为内化或内吞作用的过程中将受体拉倒细胞内。最终这两个过程将会沉默受体信号，使得细胞功能恢复原状。 然而近年来，一些科学家们认识到甚至在已调动β- arrestin，将GPCRs内化到称作为核内体的细胞区室中去后，一些GPCRs仍然继续向G蛋白发送信号。 利用各种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和细胞方法，Lefkowitz研究小组描述了他们称作为“mega-plexes”的，从前未知的GPCRs受体超级结构的存在、功能及构造。 不同于典型的受体和β- arrestin结合，这些mega-plexes通过它们的核心区连接G蛋白，同时通过一个尾区连接β- arrestin。由于β- arrestin只与受体的尾部互作，受体的整个内表面暴露出来，使得受体能够持续激活G蛋白。 Lefkowitz 说：“这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可利用它操控来自细胞内外部信号这种双重性来获得治疗利益。” 共同第一作者Thomsen说，以往的一些研究表明，当G蛋白信号来自不同的细胞区室时细胞会做出不同的反应。 “因此，如果未来开发出的一些药物能够在特异区室中调控信号，或许能够更好地治疗某些疾病而具有更少的副作用。这样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离临床应用还有数年之遥。” G蛋白偶联受体对于人类视觉感知非常重要。视网膜细胞上的GPCR接受到光子信号，视蛋白通过光变构反应将电磁波（就是光线）转换为细胞信号，通过大脑解析后我们就能够‘看’了。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凯斯西储大学、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证实，协同作用的G蛋白偶联受体激动剂与拮抗剂可以阻止光感受器细胞退化。这一研究发现发布在2016年7月26日的Science Signaling杂志上。 2015年3月，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南加州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G蛋白偶联受体（GPCR）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研究突破，揭示出了人类P2Y1受体的三维结构，发现了这一受体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配体结构位点。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杂志上。 GPCR是细胞表面的一种重要受体，介导细胞外信号的跨膜传递。GPCR识别信号之后，是怎样通过构象改变启动细胞内部应答的呢？EPFL的科学家们通过计算机建模，向人们展示了GPCR结构转变的详细过程。他们发现，GPCR内部会形成一个持续性的水通道，这一步骤是信号跨膜传递的关键。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小分子干扰GPCR水通道的能力，筛选出更有效的治疗药物。相关论文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

 最近，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在小鼠中有一些特化的脑细胞可“预测”喝水的补水效果，从而在喝入体内的液体真正改变血液组成之前很久就停止活动。这一结果与目前“口渴调控”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认为，当大脑检测到液体诱发的血液浓度或体积变化时，它可以停止饮用的脑信号。 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2016年8月3日的《Nature》杂志，本文通讯作者、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Zachary Knight博士解释说，口渴的神经元位于大脑的穹窿下器（SFO），当它们感觉到血容量下降或当血液变得过于浓缩时，会使我们有口渴的感觉。但是相同的信号转导机制不能反向运作来提醒我们停止喝水，因为当一个人开始喝水时，之后不久他就喝足了。目前的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通常喜欢在吃东西的时候喝点东西？”。 生理学助理教授Knight说：“你喝了一杯水，立即就感觉你不口渴了，但它实际上这杯水到达你的血液需要几十分钟的时间。你吃的东西咸，你就立即开始感到口渴，即使食物仅仅还在你的嘴里。口渴响应血液变化的主导模式并不能解释这一问题。” 该研究小组采用一种技术，使小鼠大脑中特定的靶向神经细胞群，能在活跃的时候发出明亮的荧光，当小鼠喝水时，他们用光纤探针测量SFO神经元的活动。他们发现，在小鼠开始喝水之后，SFO神经元活动几乎立即关闭，在这之后不久小鼠停止喝水。这些事件的短暂时间规模表明，SFO不仅仅只作为血液成分的监视器，而且肯定也与口腔和喉咙中快速检测食物和水的传感器有关联。 为了确认口腔传感器和SFO神经元之间的关系，该研究小组让小鼠整夜都缺水，并在它们再次获得水的时候，用遗传学方法——用遗传学手段改造特定的细胞，所以通过光纤传递的光可激活或抑制这些细胞——关闭SFO神经元活性。尽管缺水，但是血液中假定的变化，会导致小鼠没有喝水。但是当研究人员停止沉默SFO神经元的时候，小鼠喝了很多水。 研究人员使用了类似的方法来探索“为什么饮食往往促使人们喝水，为什么找到一种冷饮的时候会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本文第一作者Christopher Zimmerman指出：“当你坐下来吃饭时，喝一杯饮料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我们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咬一口食物，然后要喝一点水。几乎每个人都会锻炼或者做一些运动，这使你变得确实非常口渴，在喝一杯冷水之后，几乎本能地感觉好多了。但是为什么冷水似乎能更迅速地缓解你的口渴呢？”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研究人员整晚都没有给小鼠食物，在第二天早上给它们提供了食物，但没有提供水。当小鼠开始吃东西时，SFO神经元几乎立即发光。在同时获得食物和水的小鼠中，口渴的神经元活性也增加，当研究人员抑制了这些神经元的活性时，尽管小鼠继续进食，但是降低了饮水量。 当小鼠获得装有不同温度的水的瓶子时，研究人员发现，尽管所有的小鼠喝了很多的水足以关掉SFO神经元，但是如果小鼠喝的水是冷水时，它明显需要更少的舔舐来抑制SFO神经元。通过把冰冷的金属——类似于动物水滴管，放到小鼠嘴里，科学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温度，作为SFO活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经证明，冰冷金属可以像冷水那样有效地关闭SFO细胞的活性。 这项新研究是Knight以前针对小鼠饥饿神经元的工作的一个延伸，由于那项工作，在2015年他被授予国家健康研究院的创新奖。在那项研究中，他的团队使用类似的技术首次记录了饥饿神经元的活性，并表明，在小鼠真正吃任何东西之前，它们看到或闻到食物都会使这些神经元关闭——这一令人惊讶的发现，与《Nature》发表的这一研究相一致，就像口渴神经元能“预测”喝水产生的身体变化，在小鼠真正吃饱喝足之前很久，饥饿神经元就关闭了。 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都怀疑口渴是受到下丘脑处的穹隆下器(subfornical organ, SFO)中神经元的调控，但是要精确指出参与的神经元，这十分困难。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神经学家发现，启动我们口渴感觉的神经元，与将其关闭的神经元并不相同，这一研究成果公布在2015年1月26日Nature杂志在线版上。 2015年10月，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健康中心研究所（RI-MUHC）和美国杜克大学的科学家，取得的一项突破性进展，可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大脑如何感知和防止脱水”。他们确定了位于大脑中的一个关键蛋白的结构，该蛋白参与体内的水合作用，并能控制温度。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Cell Reports》杂志。

 7月28日，来自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李轩研究组、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郝沛研究组以及密歇根州立大学王红兵教授，在国际著名遗传学期刊《PLOS Genetics》发表一项合作研究，题为“The Landscape of A-to-I RNA Editome Is Shaped by Both Positive and Purifying Selection”。这项研究通过对多生物物种RNA编辑事件的系统发现和分析，首次揭示了RNA编辑表观遗传学位点的系统进化规律，以及其在动物神经功能和神经发育中发挥的主要作用。 自从20年前第一次被发现以来，RNA编辑已经成为多种生命形式的遗传编码变异的重要来源。RNA编辑的一个突出机制是，前体mRNA分子中腺苷的去氨基。脱氨基的事件，即A-to-I编辑，将特殊的腺苷（A）转换为肌苷（I）。在翻译中，肌苷被解码为鸟苷（G），从而导致密码子的变化，往往会引起蛋白质产物中的氨基酸替换。除了遗传再编码，A-to-I编辑已知也影响可变剪接，修改microRNA，和改变microRNA靶位点。A-to-I RNA编辑机械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作用于RNA（ADAR）家族酶的所谓的腺苷脱氨酶，ADAR酶作用于底物分子内的双链RNA（dsRNA）。关于底物靶向和编辑活性调节的细节，还是较少的；但是，有证据表明A-to-I编辑是共转录的，并且ADAR靶位点倾向于某些非随机的序列模式，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双链RNA的三级结构。 A-to-I RNA编辑生成的遗传变异，可扩展转录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机制可帮助支持关键的生物学功能。由于ADAR突变而缺乏A-to-I RNA编辑的动物模型，可导致小鼠胚胎或出生后致死，或在果蝇中显示神经缺陷。以前的研究在人类、小鼠、猴和果蝇中记录了许多A-to-I编辑靶基因。报道的编辑靶标情况，包括神经受体、离子转运蛋白和免疫反应受体。虽然多年来，科学家们都知道某些关键基因上A-to-I RNA编辑的例子，但是从进化的角度看，A-to-I编辑如何使转录组和蛋白质组多样化，以及到了何种程度，还是完全没有表征的。我们对于RNA编辑本身在进化中如何受到选择性力量的限制，还知之甚少。关于A-to-I RNA编辑提供的适应潜能，有各种不同的观点。 新一代测序技术和Model Organism ENCyclopedia Of DNA Elements (modENCODE)项目，成为模式生物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资源，像果蝇和秀丽隐杆线虫，使得我们能够进行多基因组规模分析，以比较进化中的RNA编辑模式。 为了探讨RNA编辑的全景以及表征进化过程中施加在A-to-I编辑上的选择性限制，该研究小组基于modENCODE资源构建了一项研究，涉及这七种果蝇，它们有相应的参考基因组和转录组测序数据可用。该研究还补充了来自其他资源的数据，包括NCBI Sequence Read Archive (SRA)、NCBI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FlyBase和FlySNPdb数据库。 利用果蝇属作为一个模型系统——其代表了大约4500万年的进化时间，研究人员共确定了9281个A-to-I RNA编辑事件。通过与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来自果蝇组织/发育样本或ADAR突变体的数据进行比较，并进行大规模阵列为基础的验证性实验，研究人员验证了这些事件。 通过系统发育分析，研究人员基于编辑位点的保守性，将A-to-I RNA编辑事件归类为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位点发生在单基因家族基因上;第二类发生在多基因家族基因上，但位点不保守;第三类发生在多基因家族基因上，且位点保守。对这三类位点及其基因进行选择分析发现，第一和第二类位点均受到纯化选择(负选择)影响，而只有第三类位点受到正选择压力。重要的是，发现第三类位点高度富集于神经系统的元件和功能中。通过对这三类编辑位点进行不同组织、不同发育时期以及动物变态发育过程中的分布及变化分析，第一次发现了A-to-I RNA编辑在动物发育、交配(mating)等生理过程中动态变化的证据，进一步支持了三类不同编辑位点的重要功能。这些结果都指向神经系统功能，说明了RNA编辑表观遗传作用的适应性主要通过神经系统功能实现。神经系统功能是检验有益RNA编辑位点主要标准。以上发现，揭示了由RNA编辑表观遗传机制引入的编码可塑性，而产生一类新的二分变异。在二倍体有性生殖系统中，它是维持基因表达杂合性的一个重要机制，对克服等位杂合子分离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揭示出了是什么将我们大脑中的开关翻转，唤醒了我们。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睡眠的秘密。 睡眠受到两个系统——生物钟和睡眠同态调节器（homeostat）的支配。尽管人们已充分认识地生物钟，对于睡眠同态调节器却知之甚少。 Gero Miesenb?ck教授解释说：“生物钟使得我们能够预期由于地球自传引起的我们环境中可预测的变化。同样地，确保了当它最小程度伤害我们时我们在睡觉，但却没有说出我们为什么首先需要睡觉这一秘密。” “这种解释可能来自对于第二控制器——睡眠同态调节器的认识。当我们醒着时这一同态调节器测量到了发生在我们大脑中的某一事物——我们并不知道这一事物是什么，当它到达上限时，我们就会睡着。这一系统在睡眠中被重新设定，当我们醒来时周期重新开始。” 研究小组在果蝇的大脑中研究了这一睡眠同态调节器——在大约45年前，这种动物还提供了有关生物钟计时的第一个突破性认识。每个果蝇有大约二十几个睡眠控制神经元，人们也在其他动物中发现了这些脑细胞并相信它们也存在于人体中。这些神经元传送了睡眠同态调节器的输出信息：如果这些神经元电活化，果蝇会睡着；当它们沉默时，果蝇醒着。 为了开关这些神经元，研究人员采用了Miesenb?ck发现的一项技术：光遗传学。2002年，在纽约的斯隆?凯特琳纪念癌症中心，Miesenb?ck成为了首个使用视蛋白来赋予脑细胞光敏感性的研究者，采用的是从果蝇视网膜上提取的视蛋白。Miesenb?ck被视为光遗传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当前的研究中，Miesenb?ck实验室利用光遗传学刺激生成了化学信使多巴胺。 在人体中，发挥神经兴奋剂作用的药物（诸如可卡因）可以提高大脑中的多巴胺水平，在果蝇中也可以看到这一效应。当多巴胺能系统被激活时，控制睡眠的神经元陷入沉默，果蝇醒来。如果研究小组阻止多巴胺传送，等待一会儿，控制睡眠的神经元会回到电活化状态，果蝇又睡去。 这一睡眠开关是一个“硬”开关，这意味着它要么被开启要么被关闭。Miesenb?ck说：“这是有道理的。要么睡着要么醒来，你不会想漂浮在朦胧状态。”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之一Diogo Pimentel博士说：“能够随意操纵睡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阐明它的运作机制。” 当睡眠控制神经元电活化时，研究人员发现和命名为Sandman的一个离子通道留在细胞内。离子通道控制了电脉冲，脑细胞则通过电脉冲来进行交流。当存在多巴胺时，它会使得Sandman移动到细胞外。Sandman随后有效地让这些神经元发生短路，关闭了它们，导致了觉醒。 第一作者Jeff Donlea博士说：“原理上，这是一个与你客厅墙上的恒温器相似的装置。但它测量的并非是温度，并在气温过冷时打开暖气，这一装置是在你的睡眠需要超过某个设定点时开启睡眠。” Miesenb?ck解释说：“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研究课题是，在这一系统中什么是温度的等同物？换句话说，这一睡眠同态调节器测量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答案，我们将朝着揭示睡眠的秘密迈出很大的一步。” 头一天晚上睡得越晚，起床的时候就越发艰难。那么，为什么熬夜会让人昏昏欲睡呢？Johns Hopkins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解决了这个问题，相关论文发表在2016年5月的Cell杂志上。如果我们硬要生物钟对着干，大脑就会产生一种难以遏制的睡眠冲动（sleep drive）。研究人员在果蝇中找到了负责调节睡眠冲动的神经元。果蝇越长时间不睡，这些神经元就越活跃。他们认为，这项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和治疗睡眠障碍。 发表在2016年4月29日Science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揭示出了控制睡眠-觉醒周期的生物学机制。具体而言，它证实简单地改变脑脊液中的化学物质平衡就可以改变动物的意识状态。这项研究将焦点放在了脑脊液中的一些离子上，其发现这些改变不仅在刺激或抑制神经细胞活性中起关键作用，似乎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也改变了细胞体积导致脑细胞缩小，这一过程帮助了清除废物。 果蝇的睡眠习惯与人类非常相似。它们大部分的睡眠是在夜间，某些药物和兴奋剂（如咖啡因）可能会影响它们的睡眠，而且，如果它们的睡眠比较糟糕，甚至可能会影响它们的记忆力。但是，果蝇能告诉我们关于“睡眠不足与代谢疾病（如糖尿病、肥胖）、血糖水平之间的联系”的什么信息吗？根据一项新的研究表明，果蝇的确可以告诉我们很多这方面的信息，这项研究首次发现，一个保守基因——translin，作为睡眠的一个调节因子，可响应代谢变化。这项研究的结果发表在2016年4月4日的《Current Biology》杂志。 

血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对冠状动脉性心脏疾病有保护作用，这是医学传统知识中认可了五十多年的观点。HDL-C历来被认为是所谓的“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药物试验却发现，增加HDL-C未能支持HDL中携带的胆固醇能降低冠状动脉心脏疾病的风险。利用尺寸和功能对脂蛋白进行分离，加强该研究，以确定测量高密度脂蛋白可能比传统的HDL-C更能预测冠状动脉心脏疾病。最近的证据表明，高密度脂蛋白中的微小、致密、富含蛋白质的颗粒对动脉的保护作用可能比大、浮力更强的、富含胆固醇的颗粒更强。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居住在耶路撒冷的274名阿拉伯人和230名犹太人被希伯来大学博朗学院的研究人员招募进新研究。这项工作由希伯来大学哈达萨百灵公共卫生与社区医学院的杰里米·卡克教授领导，由来自喀麦隆的医生Chobufo Ditah博士进行操作，因为他曾撰写了百灵学院国际大师公共卫生项目的论文。研究人员使用核磁共振（NMR）谱来识别血浆HDL颗粒的大小和数量，利用螺旋CT扫描识别冠状动脉钙化，反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总体情况。有了这些数据，他们开始寻找不同的HDL颗粒浓度和大小与冠状动脉钙化之间的关联。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权威杂志《动脉粥样硬化》上，表明高密度脂蛋白颗粒（HDL-P）的数量、小型和中型高密度脂蛋白颗粒（MS-HDL-P）的浓度与冠状动脉钙化在统计学上呈现显著负相关。在比较冠状动脉钙化之前调整了年龄、他汀类药物、吸烟等因素。在两组人群中，都没有发现大颗粒HDL-P和冠状动脉钙化之间存在关联。男女冠状动脉钙化与HDL-C的关联都较弱，且不一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HDL-C，HDL-P和MS-HDL-P是冠状动脉疾病的更好的独立标志物，从冠状动脉钙化的程度来看。至少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这种双向少数民族人口之中来说是如此。”Chobufo Ditah博士说。“这些发现支持以前那些基于其他人群的研究报告，表明小而密的HDL颗粒与冠状动脉心脏疾病的保护性因素有关。这份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城市人口中进行的研究，采用不同的疾病结果和不同的分离方法，给那些调查结果增加了强度。”Ditah博士补充说。“对 HDL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且能更好地测量它的成分，现在可以超越HDL-C，选用更准确的测量措施，更好地反映HDL在冠状动脉心脏疾病风险中的作用。基于累积的证据，将MS-HDL-P或HDL-P纳入常规冠状动脉心脏疾病风险的预测因子，是应当考虑的。”杰里米·卡克教授说。

据《美国医学会杂志》8月2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披露，在非危重患者中，在非现场中央监控单位使用标准心电遥测与心律与心率改变的发现与通告相关，它们发生于大多数应急反应小组激活前的1小时内，且它也与受到监控患者数减少且心跳呼吸骤停事件没有增加相关。在对非重症监护患者进行传统的现场监控研究中，超过90%的警报都没有即刻的临床意义，但它们却促成了被称作报警疲劳的临床失敏作用。在专门的场外中央监控室（CMU）的监控人员是否能有效地发现异常及通报临床护理人员，并与大型多医院体系中的专门应急反应小组进行整合仍然不为人知。非现场监控能尽量减少医院中因噪音所致分心、集中人员配置，并令医疗标准化。克利夫兰诊所的Daniel J. Cantillon，M.D.和同事对与应用标准化心电遥测的非现场CMU相关的临床转归进行了评估。一个专门的非现场机构为克利夫兰诊所和3家地区医院的非重症监护室（ICU）患者提供了13个月的连续心律监控。在这一模式中，一名监控技术员为多达48位患者提供连续心脏监控，他还根据需求提供血压、脉搏血氧饱和度及呼吸率通报。领班技术员会对需要护理的负责人员给予临床关注的实时心律解读和管理提供现场监督与监管。该CMU接到了为9万9048名患者进行电子遥测的指令，并在61个护理单位中发出了41万零534份通报（48%为心律失常/血液动力学[血压]异常）。在3243名患者中激活了应急反应小组（ERT），包括979名（30%）在ERT激活前1个小时或不到1小时时发生心律/心率改变的患者。CMU在这些事件中发现并提供了772起（79%）准确通报。此外，CMU为105名患者的即将恶化的病情给出了自由裁量的直接ERT通报，旨在引发紧急临床干预，其中包括27起（26%）心跳呼吸骤停事件预警，其中有25名患者（93%）成功恢复了血液循环。当与前个13个月的时期相比，遥测标准化与平均每周统计数减少15.5%相关，这些数字所涉及的是每周非ICU监控的患者数。在干预前的13个月中，心跳呼吸骤停数为126，在干预后的13个月中，该数字为122。作者写道：“除了警觉性被其他现场职责分割外，在护理站中的正常医院活动也可能会令现场人员分心而无法对患者进行连续性警惕监控。非现场监控能通过集中人员配置和标准化作业让专门人员提供医院病房外的患者监控。CMU还允许领班技术员（即对实施监控的技术员进行监管）实行监督与监管，以确保连续监控以减少失误。”“这些数据证明，将CMU和ERT小组实行整合是可行的，这对有专门应急反应小组的医院特别重要，因为在这些系统中，运营和资本成本是可缩放的。当所需资源到位时，CMU可在与特定场所ERTs直接对接的同时，将运营扩大至地域上相距甚远的医院。将来需要进行技术革新以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高级生物体暴露于离子辐射下，常常会引起DNA损伤。现代医学认为此种DNA损伤极有可能是引起肿瘤发生、发展的元凶。因此对肿瘤细胞DNA损伤过程中，对细胞形变进行可视化再现将有利于肿瘤细胞生物学的研究。近期，河南师范大学郭海明教授、仉华副教授通过“连续分子内电荷转移（sequential ICT）”原理设计合成了一例双光子荧光探针。该工作通过对萘酰亚胺类化合物进行结构修饰，调节了分子水油两亲性，使得该探针首先实现了专一性进入肿瘤细胞，并且通过分子内电荷连续调控，实现了对DNA损伤连续两次比例成像。因该探针分钟具有高信噪比、连续多变的光谱信号，该课题组成功应用其实现了活体内肿瘤细胞DNA损伤的可视化。相关研究成果已在Chemical Communications杂志上发表（Chem. Commun., 2016, 52, 6308-6311）。该工作不仅仅提供了一例双光子荧光探针分子，而且为基于“连续分子内电荷转移（sequential ICT）”原理的荧光分子提供了一个设计平台。

来自第二军医大学、浙江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证实，肿瘤衍生的CXCL1通过招募肿瘤相关中性粒细胞促进了肺癌生长。这一研究发现发布在近期的Journal of Immunology Research杂志上。 我国著名的免疫学家曹雪涛（Xuetao Cao）院士和第二军医大学的刘秋燕（Qiuyan Liu）副教授是这篇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曹雪涛现任职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第二军医大学，主要从事肿瘤免疫治疗和分子免疫学方面的研究，曾在树突状细胞的免疫学和肿瘤的免疫与基因治疗研究方面获得重要成果，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Nature Immunology、Nature Communications、Immunity等国内外知名杂志发表论文200多篇。2013年当选为Cell杂志的编委。刘秋燕副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肿瘤免疫逃逸及相关机制。 肺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2014年西方社会新增癌病例近22.4万例。尽管近年来肺癌的早期检测和疗法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肺癌的发病率仍然在升高，是第一位的癌症死亡原因。慢性炎症与肺癌发病及进展密切相关。在肺癌患者或实验动物模型中，血液中中性粒细胞组成和表型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性粒细胞存在于各种类型癌症的肿瘤部位或癌旁组织中，中心粒细胞密度是预测癌症患者预后的一个独立因素。肿瘤衍生的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可将骨髓细胞招募至肿瘤微环境中，培训它们成为促肿瘤表型。但目前对于招募中性粒细胞至肿瘤微环境中去的机制还不是很清楚。 趋化因子配体1（CXCL1）可以结合中性粒细胞表面高水平表达的CXCR2。在感染和癌症微环境中，各种压力诱导因子包括PGE2可升高CXCL1。CXCL1和CXCR2水平升高与癌症患者预后不良呈正相关。有研究报道，CXCL1/CXCR2密度与肿瘤微环境中的中性粒细胞数密切相关，可能是预测肝细胞癌患者预后的一个独立因子。在动物模型中，CXCL1受体CXCR2缺陷通过抑制骨髓来源免疫抑制细胞(MDSCs)浸润阻止了结肠炎相关癌症和大肠癌中的肿瘤发生。此外，CXCL1介导的骨髓细胞浸润与乳腺癌治疗反应相关联。近期，有研究报道稳定沉默CXCL1可以抑制HCC肿瘤生长，敲低CXCL1表达可以抑制大肠癌肝转移中的肿瘤生长。此外，自分泌和旁分泌CXCL1还可促进肿瘤侵袭与转移。 在这篇新文章中作者们报告称，他们检测发现3LL荷瘤小鼠血清中的CXCL1显著增高。在体外，3LL组成性表达及分泌较高水平的CXCL1。此外，敲低3LL细胞中的CXCL1表达可通过阻止中性细胞从外周血招募至肿瘤组织中抑制肿瘤生长。他们还发现肿瘤浸润中性粒细胞表达较高水平的MPO和Fas/FasL，这或许与肿瘤相关中性粒细胞介导抑制CD4+ 和CD8+ T细胞有关联。 这些研究结果证实了，肿瘤衍生CXCL1促进肿瘤相关中心粒细胞浸润到肺癌中，推动了肿瘤生长。 中国科学家将在世界上率先把采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改造的细胞注入到人体内。由四川大学华西华西医院的肿瘤学家卢铀（Lu You）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计划在2016年8月开始在肺癌患者中测试这些细胞。这一临床试验已在7月6日获得了华西医院审查委员会的伦理批准。 癌细胞是一群深谙变通之道的狡猾家伙，很难被堵在死胡同中。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抑制棕榈酰化（Palmitoylation）酶会使癌细胞对EGFR信号产生依赖。这项研究发表在2016年5月的Molecular Cell杂志上，可以帮助人们更有效的治疗EGFR驱动的癌症（比如肺癌）。 来自美国几所主要大学和俄罗斯ITMO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肺癌细胞中发现了一些新的驱动突变（driver mutations），可能用于基因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2016年5月的《Nature Genetics》杂志上。

很多关于癌症危险因素的研究有发现，熬夜，正如近15％的美国人所做的那样，会增加患癌风险。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学家目前发现了或许可以解释此风险增加的关联。在人类和大多数其他生物体中，由光支配的生物钟，通过控制细胞活动来调节人体生理的关键方面，这些细胞活动包括新陈代谢和细胞分裂。在小鼠研究中，MIT的研究小组发现在控制细胞生物戒律的基因中，有两个基因也具有作为肿瘤抑制子的作用。这些肿瘤抑制基因的丢失，无论是通过基因敲除还是正常的光/暗循环导致的破坏，都将使肿瘤的侵袭性变强。“如何扰乱生物戒律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扰乱之后似乎会推动肿瘤发生，”麻省理工学院科赫研究所综合癌症研究前博士后和研究的主要作者Thales Papagiannakopoulos说。该研究于7月28日发表在《细胞新陈代谢》上。Tyler Jacks是科赫研究所和生物学的戴维H科赫生物学教授的主任，也是论文的资深作者。打破生物钟在人类中，中央生物钟位于大脑的视交叉上核（SCN），它接收来自视网膜的光信息。SCN通过激素和其他信号分子将其信息交流给细胞。在细胞内，一个被称为BMAL1的基因负责激活控制昼夜活动的其他基因，包括一个叫Per2的基因。由这些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水平，正常情况下在一天之中会波动，但是当正常光/暗周期被破坏时，这些波动就会消失。“细胞需要光的提示，这就好像时钟需要复位按钮。当失去了指示的东西，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会失去正常的节奏.”纽约大学医学院病理助理教授Papagiannakopoulos说。他和他的同事们着手调查小鼠癌症与这些基因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这些小鼠进过基因改造而患上了一种被称为非小细胞肺癌肺癌的癌症。开始时，他们将小鼠暴露于两种不同的亮/暗时间表。一组小鼠住在一起，昼夜时间与正常相同，即12小时的光照接着12小时的黑暗，而另一组小鼠接受一张 “时差”时间表：每两至三天，将它们多在光下暴露八个小时。这是在模仿人类上夜班或通过多个时区旅行时发生的生物钟混乱现象。结果，第二组小鼠的肿瘤比第一组的长得更快。在他们的下一组实验中，研究人员将继续让小鼠接受正常的光/暗时间表，但会敲出BMAL1和Per2基因。在那些老鼠中，肿瘤生长速度较快，就像它们在“时差”时间表中的表现一样。“如果破坏了你身体每一个细胞的这些基因，你通常无法利用接收到的光，”Papagiannakopoulos说：“这就像用一个分子锤子打破了生物钟。”失控的生长BMAL1与Per2基因控制着一个被称为c-myc的促癌蛋白的制造时机，所以，当这些基因被破坏时，c-myc开始积累，刺激细胞代谢、加快增殖。“C-myc基因打开这个使细胞产生更多代谢物、更多营养物质和新细胞产生所需的更多原料的程序。它对细胞增殖的能力很重要。”Papagiannakopoulos说。Joseph Takahashi是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神经科学部的系主任。他没有亲自参与实验，但是他说：“这项研究为我们展现了癌症和生物钟功能障碍之间的重要纽带。这项工作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它可能正是我们阐明生物钟可能对良恶性肿瘤存在抑制作用所需要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还分析了人肺肿瘤样品，他们发现，肺部肿瘤组织中BMAL1与Per2基因以及其他关键的生物钟基因的表达水平比健康组织中更低。最具侵略性的肿瘤中，这些基因的表达水平甚至更低。Papagiannakopoulos目前正在研究的是，通过BMAL1和Per2基因丢失的等方式破坏细胞的生物钟之后，例如癌细胞，是否会出现弱点？而这些弱点是否有可能被加以利用，作为潜在的药物靶点。他还计划研究破坏昼夜节律如何影响其他类型的癌症，包括胰腺癌。

围绕韩春雨NgAgo实验可重复性的争议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日前争议再次升级。7月29日，来自澳大利亚、美国、西班牙等国的多位科学家公开表示，无法重复韩春雨NgAgo系统的基因组编辑结果，并呼吁《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介入，要求韩春雨公开原始数据。争议来源于今年5月2日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在《Nature Biotechnology》上发表的题为《DNA-guided genome editing using the Natronobacterium gregoryi Argonaute》的论文，提出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引发国内外强烈关注。与目前最为普遍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不同，韩春课题组发明的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利用格氏嗜盐碱杆菌（Natronobacterium gregoryi）的Argonaute核酸内切酶，以DNA为介导进行基因组编辑，简称NgAgo-gDNA。由于该技术具有向导设计制作简便、特异性高、脱靶率低等明显优势，若能广泛应用，比CRISPR-CAS9更简便、经济，因此也被国内媒体称为“颠覆性的第四代基因编辑技术”、“诺奖级”实验成果。不过随后，实验的可重复性遭到国内外研究者的质疑。目前国内外尚未有实验室宣布能完全成功重复实验。面对可重复性质疑时，韩春雨曾在各类报告上回应称，需要“高超的实验技巧”。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基因学家盖坦·布尔焦（Gaetan Burgio）此前曾称可以重复出韩春雨的实验结果。7月21日晚，盖坦·布尔焦在个人Twitter上表示，在小鼠受精卵上重复韩春雨的实验后，他看到有序列发生插入缺失，且和目标序列有相似性，这意味着基因组可能发生了编辑。但他同时提到，目前无法排除这一现象是否是由引物二聚体或质粒的问题引起，并且盖坦·布尔焦得到的序列存在部分紊乱的情况，需要重新实验才能下定论。但就在7月29日，事情发生了反转。盖坦·布尔焦发长文质疑NgAgo结果，他称：尽管他和同事在过去的一个月做了多次尝试，但最终发现，NgAgo无法进行基因组编辑。“与此同时，我从我的Twitter帐户、TAGC大会、E-mail、Google讨论群的多次讨论中发现，很多人都尝试着利用韩春雨的实验步骤对人类细胞株、小鼠或斑马鱼进行基因组编辑，但是不论是使用NgAgo的DNA，mRNA还是蛋白质，他们都未能检测到基因组编辑 。”他写道，建议《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介入，要求韩春雨公开原始数据。据“赛先生”消息，国际转基因技术协会(ISTT)也在其Twitter和群发邮件中对韩春雨的实验可重复性提出质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信息就是：NgAgo无法在哺乳动物细胞中进行基因编辑。看清楚，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金钱、人力和课题。如果任何人有任何线索表明Ago可以作为基因编辑器，请务必像盖坦·布尔焦一样分享这些结果。”此外，还有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现就职于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下属研究机构Janelia Farm的科学家David Stern表示，无法利用NgAgo在果蝇中进行编辑。西班牙科学家Lluis Montoliu称，他们在NgAgo之前就已经利用TtAgo进行了两年的实验，并无法实现基因组编辑。据了解，多位科学家都建议《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对此展开调查，要求韩春雨公开原始数据和具体实验条件。几位科学家也在考虑将这些负面实验结果近期投放到生物预发表服务器bioRxiv。“赛先生”报道中称，国内多所知名大学的从事或关注基因编辑领域的科学家也表示，按照韩春雨论文中介绍的方法做了多次试验，都未能重复出韩春雨的试验结果。不止一个实验室发现无论体内还是体外实验，无法检测出NgAgo的核酸内切酶活性。科学家们认为，就科研实践而言，对于有争议的结果，需要经过专业途径进行严谨调查。同济大学校长、细胞生物学家裴钢也曾在采访中表示，科学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会水落石出。对于一项基于应用的技术来说，NgAgo能否重复，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唯有科学本身可以去检验。

绝大多数癌症不会遗传，但也有约10%~15%的癌症是遗传造成的。在流行病学调查中，的确存在关于家族性癌症的记载。很多人都知道长寿可以遗传，近日，一项最新国际性研究进一步发现，如果父母长寿，那么孩子患癌的几率也会比其他人低24%。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爱荷华大学和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了这一研究。他们选取了参与美国人口健康与退休状况调查的9764人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做了家访，这些人平均年龄为70岁。结果发现，如果志愿者的母亲活过91岁，父亲活过87岁，那这些志愿者年老后患癌症、糖尿病或遭受中风的几率都大大下降。研究者认为，除了遗传，长寿的父母可能饮食和作息习惯更健康，很少吸烟和酗酒，这些都让孩子们从小从中受益。研究者还指出，如果父母都能活过65岁，那孩子长寿的几率也较高。

最近《生物精神病学》杂志中刊登了一项新的研究，报告称由于吸烟造成的多巴胺功能异常的患者在戒烟后3个月后，多巴胺水平将会恢复正常，多巴胺标准化系统表明这种缺陷是长期吸烟造成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一种危险因素，这些发现提出通过对吸烟患者进行标准化可以有望得到治疗的方法。文章的第一作者德国Lübeck大学的博士后Lena Rademacher指出，了解这一疾病的主要挑战依赖于患者的成瘾性。研究人员认为有些人具有一些容易成瘾的倾向，并且大脑回路涉及其中，但是他们并不能确定吸烟是不是诱导这些疾病的关键原因，或者是不是由于尼古丁造成的结果等。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的教授、项目负责人Ingo Vernaleken博士带队对长期慢性吸烟患者大脑中多巴胺功能进行了检测，他们使用一种叫做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成像技术对30名吸烟者和15名未吸烟者的多巴胺分泌指数进行了检测，三个月后，对其中15名成功戒烟的15名患者再次进行检测。同未吸烟者相比，吸烟者最初的扫描结果显示多巴胺分泌量减少了15%—20%，他们开始时认为当戒烟后，这种神经损害依然存在，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多巴胺合成能力逐渐恢复。多巴胺的缺陷与尼古丁关系密切，但是研究结果显示，多巴胺的改变是患者尼古丁摄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约翰·克里斯塔尔博士，生物精神病学主编，指出可以据此开发更好的方法来帮助吸烟者来恢复大脑多巴胺水平的恢复。

2016年7月27日，3D打印骨科植入物的行业领导者4WEB Medical公司宣布，该公司的3D打印外侧椎间融合装置已经获得FDA的510K市场准入许可。该公司将在侧向脊柱桁架系统的名称之下向市场提供这一产品。。“侧向脊柱桁架系统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侧向脊柱外科的治疗选择。”纽约市特殊外科医院（HSS）脊柱服务名誉主席Frank Cammisa教授表示：“正如最近多孔金属产品发布所说明的那样，很多公司并没有认知到3D打印技术带给骨科领域的巨大设计潜力。4WEB专有的桁架植入技术利用了结构力学的基本工程原理解决了像侧切口手术后植入物沉陷这样的重要临床问题。”据了解，侧向脊柱桁架系统的发布还将包括众多尺寸规格以及集成的仪器。此外，侧向植入物将采用智能一次性无菌包装，以确保无菌，提高手术室的效率，而且要进入全球市场，无菌包装也是必须的。“4WEB取得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使我们能够处理当下大部分的融合手术。我们现在可以向脊柱外科手术中用到的每个主流外科技术提供桁架植入。”4WEB负责销售和市场营销的副总裁Jim Bruty说。4WEB Medical公司是2008年由其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essee HuntJessee在德州Frisco成立的。Jessee Hunt花了三十多年时间研究出了4WEB——用于制造高强度、轻量化网络结构的构建块。Hunt将4WEB技术与3D打印技术相结合，开发出了专有的4WEB医学植入平台。目前，4WEB Medical公司的系列医疗产品包括颈椎桁架系统（Cervical Spine Truss System）、ALIF脊椎桁架系统（ALIF Spine Truss System）、脊椎后路桁架系统（Posterior Spine Truss System）和截骨桁架系统（Osteotomy Truss System）等。除此之外，4WEB还正积极开发膝关节、髋关节、针对特定创伤病人骨科手术的桁架假体设计。从2013年起，已经有超过10000件4WEB公司的桁架植入物被用于外科手术中。

埃博拉病毒（EBOV）的复制需要一个经过修饰的人类蛋白质，这一新发现可能为治疗埃博拉病毒打开新的大门。EBOV是已知的最致命的人病原体之一，会导致严重的出血热。当EBOV在细胞内进行自我复制时，它通过接替并劫持宿主细胞基本机制的部分，来制造自身的蛋白质。最近一次爆发流行是在2014年，暴露了人们对病毒的发病机理缺乏认识，强调了增加埃博拉病毒如何复制的有关研究的需求。在这项研究中，没有传染性的病毒片段被用于研究病毒基因表达。小分子药物被用来抑制与蛋白质合成有关的细胞途径的功能。这些药物和其它通路能减少病毒基因表达，这表明由该药物阻断的通路可以阻止EBOV的复制。为了证实这一点，研究小组与德克萨斯医学科大学进行了合作。该大学的研究人员们测试到，当他们研究的一个小分子存在时，EBOV进行自我拷贝的能力会发生什么变化。他们发现，添加药物后，EBOV自我复制的数量减少了。这一发现刊登在杂志《mBio》上。为了探讨这个现象发生的原因，该研究着眼于，当通路打开和关闭时，特定的病毒蛋白具体发生了什么。他们发现，EBOV的蛋白之一VP30，当通路打开时积聚在细胞内，而当通路关闭时不会出现聚集。这些结果表明，VP30是唯一导致上述现象发生的病毒蛋白质。“由病毒合成的一个蛋白需要宿主蛋白质合成机制的一个不寻常的组成部分。我们发现，如果封锁这个组成部分的功能，病毒在进行自我拷贝时就会出现问题。因此，通过降低病毒复制某一种蛋白质的能力，对整个复制周期都能造成影响。本文的通讯作者、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副教授约翰·康纳博士解释说。根据研究人员所说，这些调查结果确定了一个埃博拉病毒在细胞中生长所需的、经过独特修饰的人蛋白质。 “瞄准这一人蛋白质可能呈现出埃博拉治疗的一个新靶点。这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抗击活跃或休眠的埃博拉病毒感染。”他补充说。

7月25日，绿叶制药集团有限公司(2186.HK)宣布，与瑞士Acino公司签约，以2.45亿欧元购买旗下透皮释药物业务，即Acino AG和Acino Supply AG（统称“标的公司”）全部发行之股本。绿叶认为，收购这样一家在细分领域拥有领先专业水平的欧洲公司业务，将极大提升绿叶制药在新型制剂领域的研发和生产水平，充实产品线、提升核心领域的竞争水平，提升公司在研发、生产、国际注册、市场推广等方面的国际化水平，进一步开拓全球市场。在带来稳定业务收入的同时，也会为集团带来重大发展机会。据了解，标的公司是位于欧洲的全球领先的先进透皮释药系统（TDS）公司，并且是欧洲最大的独立TDS制造商之一。绿叶此次收购的透皮释药业务包括开发、生产、分销系列先进释药系统的产品及服务，特别是透皮释药及植入体释药系统。标的公司的产品组合专注于中枢神经系统、疼痛和激素等较复杂及利润较高的专科透皮贴剂产品，且有多个高制造难度的产品已成功上市并商业化，比如卡巴拉汀、丁丙诺啡、芬太尼及避孕透皮贴剂。据悉，标的公司业务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市场，其拥有美国FDA和欧盟GMP认证的高质量工厂。其产品线主要集中于中枢神经系统和疼痛领域，有望与绿叶现有业务线产生协同效应。考虑到透皮释药和皮下植入产品的市场竞争相对较少，其现有和在研产品都具备较大的增长潜力。绿叶制药（国际）CEO张业泓表示，此次收购对于我们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凭借标的公司的创新技术平台、专业产品组合、忠诚的客户群体、以及经验丰富的领导团队，将打通大规模国际化市场的直通平台，加快绿叶进入更广阔的治疗领域和市场区域的步伐。Acino的首席执行官Kalle K?nd表示，绿叶的愿景和策略与我们透皮释药业务的研发和生产水平更加契合，而且分拆后我们可以在发展关键市场方面投放更多的精力。相信像绿叶这样以研发为基础的专业制药公司，可以充分发挥透皮释药业务的强大潜能，驱动未来发展。关于绿叶制药绿叶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绿叶制药公司”，与其子公司统称为“绿叶制药集团”或“绿叶”）致力于四个市场最大、发展最快的治疗领域 - 肿瘤、心血管、代谢和中枢神经系统（“CNS”）领域的创新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绿叶制药集团拥有30个上市产品，21个中国在研新药产品，和7个海外在研新药产品，其中5个产品已经在美国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绿叶制药集团已经在中国设有生产和研发（“R&D”）基地。并在美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设有分支机构，拥有员工3400名，其中，专业研发人员300多名。绿叶制药集团产品已经在中国多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多个海外国家和区域上市并销售。绿叶制药集团经销网络遍布全国，产品已进入中国超过上万家医院。2014年7月9日，绿叶制药公司在香港主板上市。经过过去22年的发展，绿叶制药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国际化的专业制药集团，在主要治疗领域占有市场领先地位。绿叶肩负“专业技术服务于人类健康”的使命，抱着“客户导向、高效运营、成就员工”的企业经营理念，致力于为客户和医患提供高品质的医药产品和专业化的服务。关于AcinoAcino是一家瑞士制药公司，总部位于苏黎世。主要在全球范围内研发、生产和销售成熟产品和创新制剂产品。Acino是在创新给药技术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专注于拥有专利技术的口服新型释药剂型、口崩和分散释药剂型、透皮释药系统和缓释注射剂。作为全球制药公司的合作伙伴，Acino可以供应自主研发的产品，和/或提供从产品研发、注册，到合同制造、包装和物流的定制化一站式解决方案。利用“Acino Switzerland”的品牌美誉，Acino主要聚焦于中东、非洲、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拉丁美洲，在新兴市场进行瑞士高质量药品的销售。

这是一个自然奇观：增殖细胞能够精确地复制自己的遗传物质，一次且只有一次，当分裂成两个子细胞时，从空间上分离所得的两套染色体。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仅有在我们的血液系统中，每分钟就有约5亿个细胞在骨髓中出生。在这些细胞的每一个细胞当中，染色体中的DNA必须准确地复制，然后在它们分裂时均匀地分配到子细胞中。 在人类中，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多层次的，有检查站和内置冗余，亿万年的进化可减少事情出错的机会。然而，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事情偶尔会出错，DNA复制和染色体分离的错误，是癌症和其他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近，由冷泉港实验室（CSHL）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Bruce Stillman教授带领的一项研究，揭示了每一个新生细胞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是继续增殖还是退出细胞周期。在癌症中，相当于一个“打开”开关被卡在那个位置。细胞就准备立即再次分裂，绕过检查站。 停止增殖的决定取决于一个叫做Cyclin E的蛋白质的延迟表达。Cyclin E及其合作伙伴——蛋白激酶CDK2，是细胞决定是否进行新一轮分裂或处于非增殖状态的关键调节因子。Stillman和博士后研究员Manzar Hossain博士，在《eLife》杂志上发表了实验结果，精确地展示了“在正常细胞中，Cyclin E的表达是如何通过两种蛋白质的相反作用而保持平衡的”。 这两种蛋白质被称为ORC1和CDC6。去年，Stillman的实验室表明，在有丝分裂过程中，当两个子细胞分开时，每个子细胞都继承与ORC1结合的染色体。因此，它被继承到新的细胞，并可以立即发挥作用，控制Cyclin E的水平。此前，该实验表明，当ORC1缺失时，Cyclin E的水平升高。 现在，Stillman和Hossain发现，ORC1可抑制Cyclin E编码基因（称为CCNE1）。这意味着，随着下一个细胞周期开始——称为G1期，Cyclin E最初并不表达，因为ORC1阻断了CCNE1基因。因此，这个新的细胞，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整合某些信号，表明这是进入另一轮细胞分裂或决定不再分裂的良好时机和条件。 ORC1是称为起始识别复合物（ORC）的机器的主要蛋白成分，它决定了DNA复制过程在染色体的哪个部位开始。在1992年，Stillman及其同事首次在酵母中发现了ORC。单细胞的酵母没有人体细胞那么复杂，在它们的DNA中只有几百个复制起始位点，但人类细胞沿其遗传物质有成千上万个位置，在那里ORC装配了第一批注定要复制DNA的蛋白质，称为pre-RC复合物。 这项新的研究揭示了在新细胞生命早期ORC1的抗增殖作用，是一个反馈回路的一部分，其促增殖成员是ORC1相关蛋白Cdc6，另一个重要的DNA复制因子。Hossain解释说：“如果细胞整合来自环境的信号，促进新一轮的细胞分裂，一个途径参与其中，其中Cyclin D和CDK4形成的一个复合物可引发的一系列的影响，最终导致细胞注定进行分裂的可能性放大。”这种放大背后的机制包括Cyclin E-CDK2 和CDC6之间的相互作用。反过来，它们在细胞中的水平，是由转录因子E2F调节的，这本身是由一个称为RB的肿瘤抑制蛋白，和一种向组蛋白添加甲基的酶（SUV39H1）控制的。 Hossain和Stillman报道称，在新生细胞的早期，ORC1存在于cyclin E编码基因的启动子元件上，在那个位置它与Rb蛋白和SUV39H1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可导致Cyclin E编码基因的E2F依赖性转录抑制。在细胞分裂周期的G1期，当细胞接收到“它们应该增殖”的信号后，Cdc6可与cyclin E及蛋白激酶伙伴CDK2合作，抵消这种抑制，因此显著增加Cyclin E编码基因的表达。这种放大过程有助于让细胞进行新一轮的DNA复制、染色体分离。因此，一个反馈回路得以构建，在其中一个DNA复制蛋白Cdc6可拮抗另一个DNA复制蛋白ORC1的抑制作用。 许多癌细胞过度表达cyclin E和CDC6，Stillman实验室以前与其他科学家一起发现，cyclin E的过度表达可导致基因组的遗传损伤。Stillman说：“因此，ORC1和CDC6控制Cyclin E水平的相反作用，有助于基因组的稳定性。这是直接将DNA复制过程与细胞定向分裂联系起来的一种机制。” 驱动DNA复制的蛋白质——细胞生长和繁殖背后的动力，是地球上一些最复杂的机器。这一多步复制过程包括数以百计的光原子级运动部件，可快速地相互作用和变换。定位这些密集的分子机器，是医学和生物学领域最有前途和富有挑战性的前沿。2014年10月，该研究小组查明了复制过程开始的关键步骤，相关研究发表在《Genes and Development》杂志。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7月23日报道，日本冈山大学研究小组利用特殊病毒破坏癌细胞的疗法，针对7名食道癌患者进行治疗，结果其中5人的肿瘤消失或缩小。据悉，以冈山大学教授藤原俊义为首的研究小组利用特殊的病毒破坏癌细胞，发现有一定的疗效。这种病毒是研究团队于2002年在操作引起感冒原因的腺病毒(Adenovirus)基因时所开发的。这种病毒感染癌细胞之后会增生，破坏细胞，但如果感染正常细胞的话，会自然消失。此外，这种病毒也具有阻碍细胞被放射线等伤害后自动修复DNA的功能，可让癌细胞消灭。研究小组期待能提高放射线治疗的效果。研究小组于2013年至2015年针对7名50多岁至90多岁无法接受抗癌剂治疗或动手术的食道癌患者，以这种特殊的病毒进行临床研究。研究小组以内视镜将病毒在肿瘤直接注入3次，在6周之间同时实施放射线治疗。报道称，结果，7个患食道癌的患者当中，有4人的肿瘤消失、有1人的肿瘤缩小。另外2名患者，其中1名肿瘤大小不变、1名病况未见改善。该治疗方法产生的副作用是患者会出现发烧、食道发炎等轻微症状。研究小组为取得药事认证，考虑快则2016年之内向医药品医疗机器总合机构提出临床实验计划。这项研究成果将在7月28日起在东京举行的日本基因细胞治疗学会上发表。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7月23日报道，日本冈山大学研究小组利用特殊病毒破坏癌细胞的疗法，针对7名食道癌患者进行治疗，结果其中5人的肿瘤消失或缩小。据悉，以冈山大学教授藤原俊义为首的研究小组利用特殊的病毒破坏癌细胞，发现有一定的疗效。这种病毒是研究团队于2002年在操作引起感冒原因的腺病毒(Adenovirus)基因时所开发的。这种病毒感染癌细胞之后会增生，破坏细胞，但如果感染正常细胞的话，会自然消失。此外，这种病毒也具有阻碍细胞被放射线等伤害后自动修复DNA的功能，可让癌细胞消灭。研究小组期待能提高放射线治疗的效果。研究小组于2013年至2015年针对7名50多岁至90多岁无法接受抗癌剂治疗或动手术的食道癌患者，以这种特殊的病毒进行临床研究。研究小组以内视镜将病毒在肿瘤直接注入3次，在6周之间同时实施放射线治疗。报道称，结果，7个患食道癌的患者当中，有4人的肿瘤消失、有1人的肿瘤缩小。另外2名患者，其中1名肿瘤大小不变、1名病况未见改善。该治疗方法产生的副作用是患者会出现发烧、食道发炎等轻微症状。研究小组为取得药事认证，考虑快则2016年之内向医药品医疗机器总合机构提出临床实验计划。这项研究成果将在7月28日起在东京举行的日本基因细胞治疗学会上发表。

AIDS 2016上公布的数据显示，对使用可卡因的HIV患者随访1年后发现，可卡因的使用与更高水平的肝细胞凋亡和肝纤维化进展有关。此外，可卡因的使用还与HIV病毒载量的增加和BMI的下降有关。罗伯特大学公共卫生和社会工作的Marianna K. Baum博士和同事对259名（平均年龄为47.2岁）感染HIV，但没有感染HBV或HCV的患者进行了1年随访研究。研究人员检查了肝脏疾病的生物标志物，包括肝细胞凋亡、微生物易位和氧化应激。数据显示，与未使用可卡因的人相比，使用可卡因的人群中，HIV病毒载量更高(P = .019)，BMI更低(P = .026)，肝细胞凋亡的生物标志物CK-18水平更高(P = .041)，微生物易位的生物标志物血浆LPS水平更高(P = .0178)，氧化应激标志物氧化型谷胱甘肽(P = .049)和线粒体特异性标志物8-oxo-dG表达水平更高(P = .048)。更高水平的CK-18与使用可卡因增加相关(OR = 5.45; 95% CI, 1.07-28.2)。研究人员写道，可卡因使用者与非可卡因使用者相比，有更高的肝细胞凋亡、血浆内毒素和氧化应激水平。 原始出处：Baum M, et al. Abstract 172. Presented at: AIDS 2016 Annual Meeting; July 18-22, 2016; Durban, South Africa.Cocaine us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for liver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HIV.Healio.July 22, 2016

最近在南非德班举行的2016国际AIDS大会上公布了一种名为dapivirine环的医疗器械，这种白色的环可能会成为抗击HIV流行的有力武器。此前有2项独立的临床试验显示，dapivirine环可以有效降低1/3的HIV感染风险。最近的一项分析显示，在持续使用者中（即每月都使用的女性），HIV感染风险可降低56%，而在使用频率最高的那部分女性中，HIV感染的风险可降低75%甚至更多。目前至少有3670万人感染HIV，由HIV引起的疾病成为AIDS，从2000年开始，HIV和AIDS导致了至少2500万人死亡，HIV感染仍然是15岁-44岁女性死亡的主要因素。HIV可以通过血液和其他体液传播，HIV通过攻击人的免疫系统让人丧失免疫力，如果任其发展，不采取治疗措施，被感染者将会发展为AIDS。这种环大约5厘米的直径，浸染过药物，类似于用于避孕的、可以不断释放激素的阴道避孕环。这种环放置于女性阴道，可以持续30天释放抗逆转录病毒药物dapivirine，30天之后取出，重新放置新的dapivirine环。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是一种抑制HIV繁殖以及攻击人免疫系统的联合治疗方法，这些药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应用于治疗HIV感染，但是最近医生开始利用这些药物用于高危人群的HIV感染预防。在美国，最好的HIV感染预防药物是2012年获批上市的艾滋病暴露前预防用药Truvada，大部分的使用者是男男性行为者。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HIV/AIDS高危人群大不相同，情况更加悲惨。这个区域是2470万HIV携者的家园，每年有110万人死于AIDS。近年来，HIV在年轻人和女性中的感染率增高。根据AIDS预防慈善机构AVERT的数据，每10例新的HIV感染者中，有超过4例为年龄15岁-24岁的年轻人。年轻女性是特别容易受到感染的一类人，因为这个地区的女性权益保障情况十分糟糕。这个地区的女人和女孩通常对自己的性命运无能为力，性暴力、婚姻强迫和性交易充斥着整个地区。这个地区避孕套的使用率十分低，性暴力十分常见。所以能为女性所用的有效的预防HIV的措施显得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