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水土样品

3月16日，由成都理工大学申报的国家环境保护水土污染协同控制与联合修复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顺利通过环保部专家组论证。此次专家组由中国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席北斗研究员，清华大学李广贺教授，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刘庆研究员，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吴艳宏研究员，环保部土壤司土壤环境管理处调研员李义，四川省环保厅副巡视员姚东升，四川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钱俊研究员，四川大学蒋文举教授，西南交通大学刘丹教授，四川农业大学邓仕槐教授组成。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林玉锁研究员任组长。　　论证会前，专家组成员实地考察了成都理工大学水土污染协同控制实验中心、环境地球化学实验中心、环境功能材料实验中心。　　 实地考察1 　　实地考察2　　论证会上，校长倪师军代表学校对专家组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同时介绍了学校“双一流”建设情况。他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论证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的机会，能够得到各位专家的指导和帮助，更好地促进成都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为国家和四川的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论证会现场1　　 　　论证会现场2　　在听取拟建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许强教授的汇报后，经过质询和讨论，专家组表示，该实验室定位准确，符合环境保护领域的学科发展趋势，研究重点和建设目标明确。最后，专家组达成一致意见，“该实验室建设计划合理、可行，一致同意通过可行性论证”。　　 　　许强教授汇报实验室建设计划　　据了解，国家环境保护水土污染协同控制与联合修复重点实验室主要针对我国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的技术瓶颈，进一步揭示其污染成因、环境风险及保护与修复机理，构建土壤和地下水保护和修复技术体系和管理技术体系，为保障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改善地下水环境质量提供科技支撑，为国家尤其是西南地区污染场地修复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　　环保部科技司科技发展处处长禹军，四川省环保厅科技标准与产业发展处副处长谭驰，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助理谷建国以及校办、科技处、研究生院、实验室与装备处、地球科学学院、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等单位负责人、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参加了论证会。

1956年，在西北这片广阔的黄土大地上第一所致力于土壤侵蚀过程与模拟、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旱地农业与水土资源高效利用的研究，解决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的科研机构拔地而起-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土保持研究所安塞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 今天有幸邀请王兵副站长，进行专访。 王兵博士，副研究员，博士生、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安塞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副站长，科技部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安塞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副站长，《水土保持通报》第六届编委、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土壤侵蚀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常务委员。长期坚守野外试验，主要从事植被恢复与土壤侵蚀机理研究，在植被恢复水土流失响应机制、土壤质量、土壤分离过程水动力学机理、土地利用对土壤分离过程的影响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和科研积累，掌握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对黄土高原植被恢复状况、土壤侵蚀现状和存在问题均有详细的了解。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课题等13项，参与课题5项，发表论文45篇，获得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2016）、中国水土保持学会青年科技奖（2016）等。 Q：王站长，您好，请问您一直都从事防旱相关工作么？答：水土保持与植被恢复。 插叙提起安塞，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气势磅礴的安塞腰鼓。中国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安塞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下文简称：安塞站）就坐落在这里。在陕西省，曾经有过很多与安塞站发展模式类似的野外试验站，但坚持发展下来，并进入国家野外台站序列的只有两个，安塞站便是其一。安塞站始建于1973年，现为中国科学院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站、科技部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水利部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教育部与水利部全国中小学生水土保持教育社会实践基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野外科研教学基地。 Q：您应该算是安塞站的元老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与我们分享？答：我是2007年来到安塞站。在这里，我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之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继续自己的科研工作。这会儿其实对于我来说有很多选择，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回到安塞站。因为我觉得还是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才愿意回到这里。我的科研是从这开始的，所以我还想在这继续做下去。“厚重朴实、协力攻关、求实创新、无私奉献”的黄土精神已成为一种“血脉传承”， 黄土精神是整个水保所的精神，是一代代水保人的精神，但这种精神应该说起源于安塞站，成长于安塞站，因此更成为安塞站的精神支柱。”刺槐林补植灌木实验千里黄河一壶收——李朴芳 稀树大草原——王百群 Q：在日常的科研工作中，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事？答：2011年7月-8月，我们在安塞站山地试验场进行原位放水冲刷试验，以探讨植被恢复近地表特征对土壤侵蚀过程的影响。安塞这个地方夏天太阳很毒，我们在草地上作试验，没有遮阴的地方，很容易中暑。为了赶进度，我们住在山上的工具房，清晨5点开始试验，上午11点返回，下午5点开始整理试验样品至晚上11点，期间自己想办法做饭，持续了45天，现在想着都觉得累。付出——王颖 取样——郭小谋路——徐炳成 Q：冒昧地问一下，您觉从事这一行苦不苦？答：不辛苦，我们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一点点力量，才能换来今天的绿色青山。 时装秀——朱兆龙时装秀2——朱兆龙希望——史新合 Q：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得体会么？答：努力工作，保持一颗纯朴的科研之心。 专注——许明祥 温室的阳光——严翔 大学生夏令营 Q：对于生活在水资源丰富地区的人们，您想对大家说的话？答：我们站所在地区降水量多年平均505mm，水土流失严重是当地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我们更应在植被改造、荒漠监测方面多下功夫。消失的黑土——郭胜利 退耕显效——刘普灵 为了实现“人类和地球的健康”之愿望，岛津制作所自1875年在京都创业以来，秉承创业者的先驱精神，在这个公司宗旨的指导下，拓展事业145年载。 其中分析计测仪器和产业机械产品被广泛用于各个领域，通过客户的事业，向社会提供放心和便利的帮助。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者们，经常使用LC-2030、LC-30A进行水土保持的相关研究。 在日常科研工作中，岛津仪器的支持大量样品的分析；模块化 LC : 扩展性好，覆盖所有LC分析；一体机 LC : 操作方便，适用于例行分析等特点，也为水土保持的相关研究注入了一份力量。 实验室的岛津仪器 注：本文中摄影素材均为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科研人员拍摄作品。 路并不平坦，但我们始终不畏挫折，不断挑战地走过来了。让我们成为遇到困难勇敢面对，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在行业领跑世界的存在，让我们成为能够向客户事业和研究提供解决方案的存在。 为了实现人们的愿望，为社会做出贡献。岛津会继续挑战前行。

■过去10年间，我国在科研经费上的投入持续增长：从2000年至2005年政府的研发投入年增长率达17%，2005年至2008年的投入年增长率达23%，2009年又增加了30%。但是，除了论文数量增加以外，其他的成果却很少———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同行手里的现象，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做好研究还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2010年9月，饶毅和施一公两位科学家联合在《科学》杂志上撰文，专门讨论目前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　　“回国一年半，很想在科研上做出点成绩。起码80%以上的时间要花在科研上吧？但现在50%以上的时间花在了拉关系上!”　　“回国后发现，许多项目都是在圈子内进行的。不交际，根本争取不到像样的基金。为什么说权威厉害，因为权威都是终身的，不退休的。”　　……　　谁让学术圈已经成为了一个江湖？　　明明是搞科学研究的，却不得不为了科研忙于交际——最近举行的一次“千人计划”归国学者座谈会上，一些“海归”学者直陈对国内科研生态环境“水土不服”。他们的感慨，与饶毅和施一公两位“海归”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的发文“呐喊”，遥相呼应。作为国内学术界的“一哥”，饶、施两位尚能公开撰文，探讨　　国内科研界经费分配中的种种怪现象，并意外地获得科技部的回应。而国内大多数科研工作者，却只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如果与体制“叫板”，面临的后果很可能是再也申请不到像样的课题经费，实验室被摘牌，在圈内处处受排挤，被边缘化……　　经费申请，到处是“黑匣子”　　身为“长江学者”，复旦大学信息学院教授陈良尧在申请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课题时，曾遭遇过一次“黑匣子”事件。　　有位学者与陈良尧有过一面之交，两人的研究背景和课题兴趣并不相同，也没有任何研究与合作关系。但是，当陈良尧申请973课题时，却收到了这位学者的来信。对方先是亮明身份：973项目立项的“咨询组”成员。然后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陈良尧给他一个子课题。当然，语气极为客套：“我很希望能够安排教师在您领导下接受一个子课题”。　　“他的要求，触动了很多像我这样的科研人员的软肋。”陈良尧很清楚，这位学者的研究方向与他的项目没有任何相关性。如果把他的课题纳入项目，难以向共同申请课题的其他科学家解释原因 但是如果不把他的课题纳入，显然就其担任“咨询组”专家的身份和信中的那些暗示，届时申请973课题，就会希望渺茫。　　犹豫再三，陈良尧费了一番心思，多次就自己申报的课题进行“微调”，终于把这位学者的课题组成员纳入到了他的子课题中。　　项目中评答辩阶段，陈良尧遇到了这位学者。但最终，陈良尧的课题还是没能通过。“据说有更高级别官员的课题组也夹在某申请项目内，要求被优先照顾。这样，其他项目就被挤走了。”　　按照973计划项目的申报规定，如果某一学科方向安排了课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至少三五年内)，将不会在该方向安排其他类似的课题和项目。这样的流程设计，旨在避免重复投资，造成资源浪费。　　果真，第二次973项目申请时，陈良尧注意到，原先的申请方向已经没有了。但蹊跷的是，虽然该方向在973课题申请指南上已经消失，但却有另一课题组迅速申请到了这一方向的课题，而原先来“问候”陈良尧的“咨询组”成员，则在那个和他的研究方向“不搭界”的973项目中拿到了一个完整的子课题。　　在后来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陈良尧再次遇到了这位写信的学者，对方心照不宣地扔过来一句话：“老陈，到处都是黑匣子！”陈良尧心里不免有些愤懑。“你不就是其中的那个黑匣子吗?”但陈良尧说，他也理解那位学者的无奈。　　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973项目的申请中，类似怪象层出不穷。每年973申报时，都会提前列出一些国家需要重点发展和投入的基础研究方向，且这些都是国家急需发展的最前沿的基础研究领域。有学者反映，曾经有一年，973项目申请指南中出现了信息领域中的“纳米信息技术”研究方向，但是却把与“纳米技术”没有太多关联的“传感器和系统”列为重点。这一年，冲着纳米技术领域去的申请项目，均以失败收场。到了第二年，“纳米信息技术”的研究还没有开始实施，这个方向却在申请指南上蒸发了!　　“究竟是影响我国信息技术发展的器件尺寸问题解决了，还是这个方向在一年之内已经不再属于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了?”学者们很是纳闷。　　学界“大牛”，圈钱有门道　　某个领域有重大课题立项，学界“大牛”们往往悉数受邀参加评审。为了避嫌，“大牛”会让自己课题组的其他人参与。个中蹊跷，只有待项目结题、发论文时“大牛”的名字重新露面，才会彻底揭晓。　　“重大课题项目申请，大有门道。”　　在浙江大学，有位教授多次参加973项目申请。后来他索性把项目申请也作为研究课题来对待，仔细观察现象，认真总结原因，终于找到了个把“规律”：学术圈亦是江湖，学术大佬们会吹黑哨。　　说来极为简单：某个专业领域有几个所谓的“大牛”，这个领域有重大课题要立项，往往这些“大牛”会参加项目的评审。如果其中一位拿到了一个重大课题，其他的“大牛”往往会参与这些课题。为了避嫌，“大牛”会让自己课题组的其他人参与。当然，未来发论文时，“大牛”的名字总是在上面的，因为是“老板”嘛。而在最开始的立项和最后结题时，这些参与的“大牛”往往都会隐匿起来，以便动用各种关系照顾自己的项目———这就形成了一个圈子，而且课题项目往往是在圈子里“风水轮流转”。　　按照浙大教授的讲法，重大项目申请过程中的蹊跷和猫腻，在立项刚开始时不容易发现，待露出“狐狸尾巴”，要等到几年后课题结题。这是因为，大多数申请到重大项目的课题组，最后都要发表论文。而这些项目的文章中，都会有那些参与课题评审的“大牛”的名字。　　还有一位学者，曾经专门统计过一位院士从博士后到后来担任高层科研管理者时期每年发表的论文数。结果发现，院士在做博士后期间，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很有限。自从担任管理职务，发表文章的篇数便直线上升———官做得越大，发表文章的篇数越多。在鼎盛时期，该院士一年发表SCI论文达51篇，几乎平均一周发表一篇。其中不少论文，都有“感谢某基金”的注脚，或者文章内容直接与某基金的课题相关。　　“一些走上管理岗位的科学家，已经没有任何科技工作者的良知、诚意和信誉可言。”同在学术界混，在基层做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对上层的科技管理者，意见越来越大：过去，管理科研经费的人，本身并不从事科研工作，他们常常被抨击为“外行领导内行”；现在看来，内行当领导，情况更糟糕。因为内行很多时候自己也要争取课题经费，也要从这里分一杯羹。　　申请课题，讲好“故事”很关键　　几乎所有大学的科研处都会对教授们进行培训———对付重大科研项目答辩，教授们的介绍必须通俗到让一个车间里的工人都能够听得懂。科研投入增加了，实力却没有跟进，原因在于“发展科研的资源，通常都集中到善于说服别人的人手中。”　　参加973评审答辩，往往一个几千万的项目，评审专家里只有1到2个是“大同行”，其余都是外行。因此，很多有申报经验的学者总结：除了“混圈子”，讲好故事很关键。　　一所名牌大学的“海归”教授透露说，几乎所有大学的科研处都会对教授们进行培训。对付重大科研项目答辩，最经典的一个要求是：教授的介绍必须通俗到让一个车间里的工人都能够听得懂。　　“要申请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按照规定应该是最前沿的课题。尚未开始做，一切都是未知数，如何来进行科普教育?申请这么多的经费，就靠描绘不靠谱的远景，而不是扎实的研究基础。这往后怎么可能做出像样的东西?!”这位“海归”教授不无困惑。　　我国近年来科研投资逐年增加，但在科研实力上，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短，尤其是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方面。一位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领衔专家在解释个中原因时，亦直言不讳：“发展科研的资源，通常都集中到善于说服别人的人手中。”　　“973计划实行这么些年了，立项的重大项目数以千计，可是，究竟有多少项目真正改变了人类的困境或至少促进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呢?”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侠曾专门撰文，探讨我国当前的科技评价体制问题。在他看来，所谓的重大项目，往往已经沦落为扼杀竞争的一种借口。“要知道，在科学上没有豁免权，任何人都要通过思想的新颖性竞争来取胜，而不是靠科学以外的力量来占有资源。”　　李侠的观点和饶毅、施一公很类似：项目申报很容易演变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与换票行为，人为地造成科学界以利益而不是以学术为导向的拉帮结派活动。“试想，一个大项目通过所谓的团队整合，几乎可以把同一个领域的国内主要专家一网打尽，这样一来，哪里还有真正客观的评审?有资格进行评审的人，都是团队成员或与团队成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借助于制度性力量，合法地助长了学界日益蔓延的帮派主义与学阀作风，败坏了纯正的学风与学术规范。”　　动辄捆绑千万资金的重大科研项目，在让一批科研人员垂涎的同时，也滋生了他们的邪念———“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不少动辄成百上千万的大项目，其命运多是隆重出场、草草收台，即便追究下来，也以“交学费”为由挡了回去。作为学者，李侠的问题是：这些学费交到哪里去了?谁允许交的?“现在的借口是‘允许失败’。可真正的失败是一种悲壮的荣誉，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