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蓟素

“速成”存误解 抗生素滥用是更大“危鸡”　　近日，媒体曝出肯德基的供应商——山西粟海集团养鸡“速成”，只用45天即被屠宰，同时养殖中大量使用药物，饲料曾毒死周围的苍蝇。消息一出，粟海集团连带肯德基的产品安全遭到舆论的强烈质疑。　　食品安全早已经成为群众最关心的话题，专家指出，养鸡“速成”本身并不构成安全问题，其背后的抗生素滥用才真正令人担忧。　　“速成”说和“激素”说有误解　　由于与人们一般认识有较大出入，事件中鸡的生长周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但肯德基所属百胜集团一位公关人士表示，此前报道中指出的“速成说”不值一提，因为白羽鸡45天的生长周期在专业上根本不属于速成。她表示，整个肯德基的采购非常严格，而且都会依照国家标准进行。　　对于45天是否速成，北京六角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贾东芬表示，无论是全聚德还是北京专门向国外出口肉鸡的华都集团，禽类的养殖周期都差不多是这个时间，45天不能算是问题。　　对此，农业部家禽品质检测中心常务副主任高玉时给予肯定。他表示，对于养鸡来说，并非想让它速成就能速成，因为不同品种的鸡生长周期不一样。一般的草鸡，45天才能长到一公斤左右，再用技术手段，比如灯光照明、添加剂也没有用。而现在养殖场用的白羽鸡属于肉鸡，都是从国外比如美国引进的，是用科学技术通过筛选挑出来的鸡种，这种鸡不仅长得快，而且胸脯肉多，因为国外消费者就喜欢吃肉，不像中国人还吃鸡爪和内脏。　　在正常情况下，白羽鸡42天能长到2.6公斤。对这种肉鸡，国外的舆论争议之处往往在于它只长肉、不运动，站着甚至都能骨折，因此吃这种鸡不健康。“国外认为养鸡过于密集，鸡缺少活动的空间，生下来就为了被吃，因此有动物生存权利的问题，还有鸡种基因退化的问题。”高玉时解释。　　中国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饲料营养研究室主任卜柱表示，现在的肉鸡一般生长周期42天~49天，最多56天就必须出售。　　“还有一种舆论说现在的鸡都吃激素，这是一种误导。”高玉时表示，养鸡产业不可能用激素，因为肉鸡已经生长很快了，根本不需要用激素。“激素会使鸡心脏活动更快，会加速肉鸡死亡率。”专业人士指出，一般情况下，像猪、牛、羊这样生产周期长的大型动物会使用到激素。　　抗生素滥用是隐忧　　专业人士指出，对于养鸡产业来说，抗生素使用过量是一个主要问题。　　卜柱介绍，肉鸡根据生长周期不同，其饲料使用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出生到3周，属“肉小期”，第二阶段是3周到5周，属“肉中期”，第三阶段是5周以后，叫“肉大期”，各个阶段为了满足其生长发育的需要，要添加不同的饲料。　　“在第一第二阶段，养殖企业可能会大量使用抗生素，因为害怕密集养殖的鸡得传染病死亡，但是到第三阶段，抗生素的使用就停止了，因为根据规定，一些抗生素指标要检测，而抗生素经过一周左右就可以排泄出去，这样就可以保证合格。”卜柱说。　　但是，如果在前两个周期抗生素使用过多，也会残留到第三个周期，同时如果加得太多，鸡也会死亡。据专家介绍，目前国内允许可以给家禽使用的抗生素数目有限，大概有十几种。“产蛋鸡是明令不许使用抗生素的。”卜柱补充。　　关于抗生素的相关标准，农业部2003年发布了《绿色食品-禽肉NY/T 753-2003》以及2005年发布了《无公害食品-禽肉及禽副产品 NY 5034-2005》，其中规定土霉素、金霉素、磺胺类以及环丙沙星每公斤的含量均应少于0.10mg，克球酚少于每公斤0.05mg。　　即便有这些规定，中国在家禽养殖中滥用抗生素的现象仍很严重。中国是抗生素生产大国，也是使用大国，有数据统计，中国年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出口3万吨，其余自用，其中一半用于动物，人均年消费量138克左右，而美国仅人均年消费13克(相关数据见本版配发资料)。　　贾东芬说，“一般来说，企业至少应有两道保证，一道是驻场监督，抗生素中乳呋喃类、金霉素、土霉素都会检查，另外一道是肉类加工企业的检测。不过有些餐饮企业抗生素超标的情况应该是不罕见的。”　　欧美发达国家对于抗生素在畜禽养殖中有更严格的限制，世界卫生组织已成立了慎用抗生素联盟，其成员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国采取严厉的手段限制甚至禁止使用抗生素。瑞典1986年成为首个在动物饲料中部分禁用AGP(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的国家。自2006年1月1日起，欧盟全面执行此项禁用。美国、日本都出台了相似的法律法规，限制或者禁止抗生素在饲料中的使用。　　“我们现在的研究也在考虑抗生素的替代品，用于家禽养殖，比如微生态制剂、抑生素，以及中草药。”卜柱最后表示。　　相关报道 粟海：已将鸡肉样品送至检疫部门　　对于位于山西的粟海集团来说，负面报道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根据该公司网站的介绍，山西粟海集团成立于1997年，2000年改组为股份制企业，是国内整个中西部地区最大的鸡肉养殖基地，目前总资产40亿元，职工4000余人，年加工肉鸡1.2亿只，加工各种预混料和全价颗粒饲料73万吨，孵化雏鸡1.2亿羽。肉鸡养殖辐射山西、陕西、河南的运城、临汾、渭南、三门峡三省四市等56个县市、80多个乡镇、10000余农户，曾被评为“全国肉类食品行业50强”、“中国白羽肉鸡企业20强”。　　“速成鸡”事件发生后，《中国经营报》记者拨打该公司董事长朱苏海、总经理徐麦管的电话，均无人接听，该公司办公室一位姓陈的女士表示，说公司饲料等毒死苍蝇的说法并不属实，“我们添加的药物都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没有超出限度。”　　陈女士表示，肉鸡养殖业务是公司最主要的业务，养殖分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自己的养殖场，另外一种通过农户散养后收购。但是，即便农户散养，粟海也有技术员定期指导和监督，质量上不会有问题。　　对于媒体的报道，陈女士表示公司首先要核实，因此已经将鸡肉样品送至山西饲料兽药监察所、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测，该公司属民营企业，作为中西部地区最大的肉鸡养殖企业，公司的养殖环节可以公开，媒体随时可以来监督。　　记者随后致电山西饲料兽药检查所询问检测结果，不过，该所负责人在得知媒体来意后并没有回答，而是挂断了电话。　　虽然百胜集团和肯德基的网站没有对此事作出回应，但是在官方微博——“中国肯德基”上表示，山西粟海集团在肯德基鸡肉原料供应体系中属于较小的区域性供应商，仅占鸡肉采购量的1%左右，该集团以往食品安全记录均正常。根据媒体报道内容，肯德基将进行调查，加强检验，并根据调查情况做相应处理。　　资料 国内养殖业滥用抗生素实况　　使用数据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年人均使用抗生素138克，是美国的10倍。但兽用抗生素远比人用更多。　　由中国科协主导的一项重大政策性课题研究，“抗生素类药物滥用的公共安全问题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国内生产抗生素21万吨，其中9.7万吨用于动物养殖，3万吨用于出口，剩下的为人类所用。　　危害　　动物滥用抗生素后，有两种途径造成超级细菌出现和繁殖。一种是通过药物残留进入人体，使人体感染的病菌具有抗药性，另外一种情况是，动物虽然不被人食用，但是其本身的药物残留滋生超级细菌，并通过食物链和环境传播，比如通过排泄物、活动方式传播到人体内，造成人类因感染超级细菌而致死。　　检测　　国内的肉产品抗生素的检测却几近于无。检测最大的品种比如氯霉素、土霉素、四环素、链霉素、磺胺等等加到一起，全国试剂检测市场也不超过6000万元。检测市场需求主要还是来自于出口的企业。因为国外在进口肉类产品中抗生素检测严格，一旦含量过不了关，就要在当地销毁。 相关专题：聚焦“速成鸡”事件——饲料中抗生素检测

记者近日采访获悉，产品质检机构一般不受理个人申请，医院也没有检测能力与资质，质监部门则声称“无此抽检项目”。记者查阅最新的我国婴幼儿奶粉检测标准中，确实没有“激素检测”这一项。这意味着对激素的检测、监控是目前我国奶粉业的一个监控盲区。　　中国奶协常务理事王丁棉表示，儿童性早熟的成因非常复杂，至今并无定论。医学界也普遍同意这一“成因难定”的说法。　　但也有医学、乳业专家、学者将矛头指向了奶牛催奶挤奶生产环节。国家乳品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李涛博士昨日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透露，奶粉中含激素并非个案，对不孕奶牛注射催奶液追求高出奶率已成行业潜规则。　　“我国当前的奶牛饲养方式与传统不一样，差别体现在出奶率上。因为奶牛分泌乳汁的多少与身体内的激素含量有关。为追求更高的出奶率，一般就是对奶牛进行肌肉注射。你看奶牛场的工人经常帮奶牛按摩乳房，别以为那是人性化的管理，其实是为了缓解奶牛乳房胀大时所产生的不适感。这跟人类等其他哺乳类动物催奶的原理是一样的。”李涛博士介绍道。　　事实上，激素催奶最早曝光于国外。国际第四大出版商——布拉克威尔出版社的特约作者克伦道恩指出，人们在喝牛奶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为奶牛多产奶采取的措施，一年一次的人工授精、流产、注射催乳素……除此之外，美国加州一些奶牛场还给奶牛注射“控孕催乳剂”，使奶牛不怀孕就大量产奶，其产量竟然能够达到自然产奶量的10倍之多。人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是，牛奶中所含大量雌性激素对妇女健康产生的危害，因为过量的雌激素会导致孩子性早熟，男性性功能障碍，及女性乳腺癌、子宫内膜癌等疾病的发生。　　昨日，记者在某网站上找到一则“供应兽药奶牛专用催奶药不孕奶牛催奶注射液”信息，注射液的主要成分显示为“黄体酮、苯甲酸雌二醇、利血平等”，用途则是“促进奶牛泌乳器官发育，诱导不孕奶牛泌乳等”。

最近，武汉三名女婴因一直食用同一品牌奶粉，身体出现性早熟特征，受害儿童家长曾想把奶粉送检，却遭遇“检测无门”，质检机构“婉言拒绝”，医院称“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而权威部门关于奶粉的检测指标中也没有激素这一项。　　在相关部门尚未公布调查结果之前，过早地认为这是三聚氰胺事件的重复上演，显然不合时宜，毕竟在事情搞清楚之前，各方意见都应该有得到尊重的权利。并且，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针对此事能够尽早地介入调查，给性早熟患儿、奶粉企业以及公众一个合理公正的答复。　　不过，从患儿家长历经波折送检无门的遭遇来看，和三聚氰胺演变成一场大的公共食品安全事件的前奏倒是异常相似：也是“相关部门”集体变成“无关部门”，也是面对患儿家属的质疑婉拒检测。本应代表百姓利益的职能部门与利益受到伤害的公民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博弈的悲剧。毕竟，少了职能部门的撑腰，一个人的力量要与一个企业进行对话本身就是巨大的不公平。　　“检测难，难以上青天”，这样的无奈以及产生的悲剧为何屡屡上演，其背后必定有密不可分的社会根源和制度根源。曾经饱受关注的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可能就是这一系列悲剧的一个范本。一方面，是公民常识和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 另一方面，则是维权配套机制的繁冗和落后。而此次性早熟儿童所遭遇的“激素门”，又何尝不是如此?种种迹象表明，孩子的父母正在被逼向“开胸验肺”这样的绝境。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今天，逐利商家在利益的驱动下也许可以丧失良知，但是作为政府职能部门而言，不能无视民生的权利诉求和自身的监管责任。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就深刻地揭示：弱势的权利群体在利益集团的面前，如果其所信任的政府部门缺位，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而事实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激素门”，是否又要迫使患儿家长为了维权四处颠沛流离，搞得倾家荡产。　　并且，如果相关职能部门继续冷漠下去，再不及时介入调查，查明儿童性早熟的真相，如果确系奶粉添加激素造成的伤害，那么患儿家属类似于“开胸验肺”的遭遇和挣扎背后，更是伤害的扩大和公共事件的发酵。这样的伤害跟三聚氰胺一样，正在侵蚀着下一代的肌体，而且对于社会制度肌体和政府公信而言，也是一种侵蚀。　　三聚氰胺事件告诉我们，只要相关职能部门重视，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为了那些饱受性早熟摧残的儿童，为了避免“激素门”扩大为公共安全事件，只有相关职能部门履行职责，打开检测调查的大门，才能关上“激素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