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污染定仪

http://gb.cri.cn/mmsource/images/2013/07/05/80/7481438272210928628.jpg“镉大米”事件引发持续关注。（新华社记者 白禹摄）　　今年初,广州被曝多批次大米镉超标,“镉大米”由此进入公众视线；5月下旬,广东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称,2013年抽检发现120批次镉超标大米。“镉大米”事件近期在社会上引起持续关注。　　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古今来律师事务所主任吴青提交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议案。吴青近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防止“镉大米”等有害食品出现,根本在于解决土壤污染问题。　　90%污染最终都要归于土壤　　说起这个话题,吴青的第一句话就指出:“‘镉大米’事件警示了土壤污染防治已刻不容缓。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质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土壤,使得土壤环境质量可能或已经发生恶化。”　　吴青指出,我国土壤污染出现了有毒化工和重金属污染由工业向农业转移、由城区向农村转移、由地表向地下转移、由上游向下游转移、由水土污染向食品链转移的趋势,逐步积累的污染正在演变成污染事故频繁爆发。她说,据有关资料反映,所有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在内)的90%最终都要归于土壤。　　现行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包括侵权责任法、刑法、环境保护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但吴青指出,这些法律法规相对分散且不成体系,缺乏针对性,各法律之间缺乏协调性,操作性不强。　　土壤污染防治制度急需建立　　“要防止‘镉大米’等有害植物产生,就急需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对各类用地的质量标准建立、污染风险评估、污染控制以及污染后的治理与修复等进行系统调整。”吴青说。　　吴青认为,土壤污染防治制度建设首先是建立土壤污染标准制度。除现有的标准外,在全国土壤污染普查的基础上,制订、修改、完善农业用地土壤标准、工业用地土壤标准、商业用地土壤标准及居住用地土壤标准。该标准同时是对土壤进行风险评估及治理修复的标准。　　“在风险评估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土地规划使用所要进行的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另一方面是关于土地周围建设项目在动工和投产前进行的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吴青介绍,此外,还要根据土壤污染途径的特殊性,全面掌握水污染、大气污染的信息,及时掌握污染情况并采取预防措施。　　吴青认为,建立公众参与制度同样重要。各级环保部门要定期向公众公布土壤的具体情况,包括土壤受污染的情况、改良土壤质量和防治土壤污染的具体建议。要保证公众对有关影响土地环境活动的决策参与权,鼓励公众对一些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偏袒企业、放任土壤污染的检举、监督。　　建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体系　　“‘镉大米’事件警示我们,提前预警非常重要,必须建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体系。”吴青认为,首先要将耕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作为土壤保护的优先区域,禁止在优先区域内新建有色金属、皮革制品、石油煤炭、化工医药、电池制造等项目,并在上述地区设立土壤环境监测点位。　　吴青提出,土壤污染防治部门要与水污染、大气污染等防治部门定期进行沟通,及时了解水污染情况及大气污染情况,从而预防因水、大气遭受污染而导致土壤污染。　　吴青建议,政府部门对遭受污染的土壤应组织专业人员采取措施予以治理,避免污染扩大化,并及时找出污染源及污染主体,作出相应处理决定。污染者应主动对污染行为承担治理责任,采取积极措施予以治理,并对土壤污染的受害者给予相应赔偿。吴青强调,土壤污染防治还必须从民事、行政、刑事三个方面建立相应的责任承担。　　立法尚需时日应当加强推动　　吴青向记者透露,她的议案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与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不久前,她受邀参加了环保部召开的关于环境保护立法的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小组成员,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部委相关负责人等。　　“在座谈会上,我提了两点建议:加快立法进程,争取在本届人大任期内解决这个问题；完善法律草案,尽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吴青说。　　“法律出台需要一个时间表,但很多工作必须现在就着手做。因为立法前期工作环保部已在进行,现在急需的是加强立法推动工作。”吴青认为,镉超标大米出现后,地方政府第一步应对产地土壤质量进行检测,问题严重的要停止耕种。如果不停产,这种大米还会流向市场监管不严的区域,危害人体健康。第二步要立即开展修复治理,并视修复情况决定是否复耕。　　吴青介绍说,环保部于2005年已进行过全国性土壤污染普查,有关土壤状况的基础数据应已掌握。2012年1月,土壤环境保护法起草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土壤环境保护立法工作已经正式启动。目前,领导小组已确立了立法的主要内容:突出耕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土壤环境的严格保护、土壤污染物来源控制、受污染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等4个方面其次,还要建立清洁生产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污染监测、治理与修复、污染应急以及公众参与等一系列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将生态环境监测纳入生态文明建设大局统筹推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成效。固定污染源监测是了解和掌握排污状况和排污趋势的主要手段，是实施污染源精准治理、依法监管的重要支撑，是环境管理的重要“柱石”。当前，我国进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期，环境管理要求固定污染源监测提供更加精细化、科学化的硬核服务支撑。　　[b]一、直面问题，主动适应新形势要求[/b]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监测制度改革不断深入、污染治理措施不断加强，固定污染源监测面临新形势、新要求，目前排污企业和管理部门仍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有的排污单位受经济利益驱使，通过不正常运行自动监测设备、虚假标记、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方式逃避监管，不规范开展自行监测，不如实公开监测结果，超排偷排，影响恶劣。另一方面，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相关标准规范滞后，监测监管机制不健全、监测与执法职责定位不清、违法违规行为判定依据不足、部门联动机制不畅、基层监测能力与职能不匹配等问题，影响和制约了固定污染源监测支撑作用的进一步发挥，也造成了管理工作的被动。因此，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固定污染源监测监督管理的通知》（环办监测〔2023〕5号）（以下简称《通知》）可谓恰逢其时。　　[b]二、顶层设计，构建监测监管新格局[/b]　　《通知》的印发，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围绕排污许可制构建监测监管新格局作出的重要工作部署，为理顺固定污染源自行监测监管体制机制、解决执法监测中的薄弱环节、提高监测数据质量、促进环境管理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提供了重要依据和遵循。《通知》用四大部分八个条款围绕自行监测监督管理职责划分和执法监测联动机制建立完善进行了明确。生态环境部利用“一图读懂”模式对《通知》进行了解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通知》的印发，确定了2023年、2025年阶段性目标，理顺了国家、省、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主要工作职责，明确了许可、监测、执法各部门具体工作任务，压实了执法监测责任，健全了联动监管机制，提出了“未保证大气和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和“以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污染物”两种违法违规情形认定方式。　　《通知》的印发，解决了执法检查中判定自动监测违法违规行为依据不足的问题，解决了因许可、监测、执法各部门在监管中职责模糊而联动机制不顺畅的问题，解决了因省、市、县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职责不清而造成的管理被动问题。　　《通知》的印发，有利于落实自行监测数据质量责任和监管责任，推动固定污染源监测与排污许可、行政执法等环境管理工作紧密融合；有利于贯彻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理念，优化执法监测管理机制；有利于加快推进固定污染源监测体系和监测能力现代化，实现对生态环境精准管理、科学决策、高效服务的强力支撑。　　[b]三、探索创新，建立固定污染源监测山东模式[/b]　　山东省立足产业结构偏重、排污企业数量多的特点，在加强固定污染源监测管理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有力推动固定污染源监测工作，积累了一些较为有效的经验做法，创造了一些“关键词”。“一上一下”即环境质量上收一级管理，污染源下放一级管理，清晰界定了省、市关于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监测管理事权；“谁考核、谁监测”，明确了“裁判员”应该做的工作不能由“运动员”做，有效防止对环境质量考核数据的不当干预；“考核准确率、不考核达标率”，让管理部门上下同心“真治数”，倒逼排污单位“真治污”；“三同时动态管控”，即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状态、监测数据、工作参数“三同时”上传，取消工控机，直联数采仪，从监测设备源头切断主要造假途径；“三个一律”，即对污染源自动监测造假者，一律顶格罚款、一律移交公安、一律媒体公开；“一码监管”，通过建设社会化检测机构和运维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实现人员资质、行为活动、原始记录等信息数字化，形成“扫码-核查-追溯”监管机制。另外，2022年7月山东省制定了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规定和相关问题处理操作规程，明确了数据标记和监测违法违规行为示例，建立了基于污染源异常数据分析的远程监督帮扶机制。这些“关键词”所代表的改革创新措施在污染源监测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b]四、多措并举，确保《通知》落地落实[/b]　　下一步，山东省将紧紧围绕《通知》精神落地实施，科学谋划，精准发力，继续深入推进固定污染源监测监督管理工作，充分发挥监测服务生态环境管理决策的基础支撑作用，重点在健全完善联动机制、注重质控检查、强化非现场监管措施、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构建自动监测运维质量评价体系等方面加力施策，强化信息共享、线索移交和通报反馈各环节协调配合；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执法监测，重点加大对存在生态环境违法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环境风险高、运行管理粗放排污单位的抽测力度；组织开展比对监测，采取线上和线下、手工和自动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自动监测设备运行情况质控检查；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打击偷排偷放、弄虚作假等恶意违法行为；对在辖区内开展服务的运维机构进行赋分评价，强化评价结果应用。通过加强固定污染源监测，倒逼企业依法排污、达标排污，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坚实支撑。

相隔仅一周，灰霾天“卷土重来”，北京、河北、江苏、河南、上海等地一个月内连续遭遇两轮不同程度的污染天气。这让人们自然想到必须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力度。然而，实施12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在修订草案稿2010年1月由环保部报国务院法制办后，两三年间一直处于“排期”状态，至今未由国务院报送全国人大。专家希望灰霾天气大范围地重复出现能促进《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否则灰霾天还会一波一波地来”。　　草案稿提多项经济政策　　22日至23日，北京城区空气质量再次达到最严重的六级严重污染。相隔仅一周前，我国华北、黄淮、江淮、江南等中东部地区出现雾霾天气，多地遭受严重污染。　　环保部数据显示，近日出现的长时间、大范围雾霾天气，影响17个省(区、市)，约占国土面积的1/4，受影响人口达6亿。目前，我国仍有约70%的城市不能达到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在2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总工程师朱宏任回应称，2013年，将推动工业领域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六方面工作：第一，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第二，提高重点行业的准入门槛。第三，提升行业的清洁生产水平。第四，着力提升机动车污染防治水平。第五，推动工业产品的生态设计。第六，促进环保装备产业的发展。　　实际上，早在工信部表态前，《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稿就提出多项经济政策。　　在产业政策方面，上述草案稿在“工业污染防治”章节规定，国家采取有利于煤炭清洁利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使用低硫分、低灰分的优质煤炭，鼓励和支持洁净煤技术的开发和推广。推进煤炭洗选加工，降低煤的硫分和灰分，限制高硫分、高灰分煤炭的开采。　　该草案稿要求，火电厂等燃煤企业排放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超过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的，必须配套建设除尘、脱硫、脱硝等减排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控制大气污染排放的措施。　　针对重金属、二噁英等有毒有害物质的大气污染，该草案稿提出，在有毒有害物质防控的重点区域，禁止新建、改建、扩建增加有毒有害物质排放的项目。向大气排放粉尘、烟尘和其他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必须采取有效治理措施，严格限制向大气排放含有毒物质的废气和粉尘。根据健康和生态效应，根据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需要，制定、调整并公布有毒有害物质名录。　　另在“城市污染防治”章节，该草案稿列明了“城市清洁能源”的条款，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改进城市能源结构，推广清洁能源的使用。城市人民政府可以在本辖区内划定禁止销售、使用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高污染燃料的区域，该区域内的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居民应当在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停止燃用高污染燃料，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大气法修订困难重重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中国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位居全球第一，治理灰霾天，法律约束是第一位的，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是重中之重。记者了解到，该法修改草案稿已由环保部在2010年1月报国务院法制办，目前正在国务院法制办接受技术性审查，一旦审查和修改顺利完成，并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才能以国务院名义报送全国人大。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透露，草案稿“两三年来一直被列为国务院法制办的二类立法项目”。据国务院法制办介绍，第一类立法项目是指环保部门“已报出需要配合全国人大或者国务院有关立法工作机构审查的立法项目”；第二类立法项目是指环保部门“力争年内报出的立法项目”。　　郝吉明表示，该法修订已与3月将换届的本届全国人大无缘，能否排进下届全国人大会期尚不可知。　　部分专家早就对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的部分条款表示不满。曾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法》立法咨询的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王灿发透露，1995年《大气污染防治法》首次修订时，当时的送审稿在送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后，遭到产业部门的很大阻力，“最后只是简单地改了几条，不痛不痒”。　　到了1999年，据全国人大网披露，钟易委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二次修订的草案稿中有很多条款“还是流露出对被处罚者的同情和宽容”。比如“对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处直接经济损失50%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50万元”，然而，2000年获得通过的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依然保留了类似表述。　　去年初，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建议，国务院法制办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立法计划加紧进行草案的审查、修改工作，在送审稿的审查、修改中认真研究采纳代表议案的建议和意见，尽快将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去年底，全国人大环资委再度提出类似建议。　　全程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常纪文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解释称，2006年起，《大气污染防治法》就开始修订，这两年之所以没有纳入立法程序，是因为立法排期所限，环保部将重心转向《环境保护法》修订，试图借此实现《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的某些目的。　　“灰霾天气肯定会促进《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我比较乐观。”常纪文认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立法者和广大民众的双重压力之下，经济界的反对声是没什么作用的。　　王灿发呼吁，当前，“经济和环保协调发展”在各地方的实际操作中，仍导致环境保护时常为经济发展让路，现在必须提“环境优先”“否则灰霾天还会一波一波地来”。　　环保部公布治污“路线图”　　在24日至25日召开的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公布了治污“路线图”：首要大气污染物超标不超过15%的城市，力争2015年达标；首要大气污染物超标15%以上、30%以下的城市，力争2020年达标；首要大气污染物超标30%以上的城市，要制定中长期达标计划，力争到2030年全国所有城市达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涉及范围之广，污染程度之重，持续时间之长，产生影响之深远，是最近20年来没遇到过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分析称“我国已经步入复合型、区域性大气污染时期，和《大气污染防治法》上一轮修订时相比，复杂得多。”　　柴发合解释说，PM 2.5是由一次颗粒物(如烟尘、粉尘、扬尘等)加上二次颗粒物的前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氨等)经过复杂过程形成的混合体，一次颗粒物、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氨等大气污染物都未纳入总量控制的约束性指标里。　　对于PM 2 .5的构成，北京市副市长洪峰在北京两会期间表示，大概22%以上是机动车排放的；近17%是燃烧煤炭如电厂、锅炉、散煤排放；16%是扬尘排放，1.5亿多平方米的工地；还有16%的工业喷涂挥发如汽车喷漆、家具喷漆；4 .5%是农村养殖、秸秆焚烧；还有24.5%不是北京产生的污染。　　柴发合说，如果大气系统比较稳定，城区内基本没有燃煤和高污染项目，光看重污染天气期间的平均值，机动车承担的责任就不可避免地大一些。在机动车污染防治方面，早在2007年，《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稿的起草专家们就增设了“霾”的相关条款，规定在气象条件恶劣时，可以采取限制机动车出行的措施。　　“立法者和专家基本达成共识，机动车尾气控制应更倾向于约束汽车制造业和石化行业，倒逼他们供应满足国家排放标准要求的汽车和油品，而不是去处罚汽车使用者。”柴发合强调。　　柴发合还提醒，除了机动车，还有非道路移动污染源：一是施工机械、柴油发电机、割草机用量非常大，但排放控制基本处于盲区。二是在南方的内河航运量较大地区，大型船舶污染迫切需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