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史及今 也许该检验诊断的人上了!

    1月21日，武汉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进入新阶段。在第一例患者被发现的45天后，武汉市防控升级，全城戒备。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次公共卫生事件发展到目前的几个瞬间。

    2019年12月8日，官方通报的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病；

    2019年12月31日，疫情披露于世；

    2020年1月18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举行万家宴；

    武汉市市长事后接受官方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之所以继续举办这个活动，是基于之前我们对这一次疫情传播是对人与人之间有限性传播的这个判断，所以对这件事预警不够”，“这一次百步亭聚集活动，虽然目前还没有交叉感染的情况，但确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2020年1月18日傍晚，年逾80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教授再次临危受命，挂帅出征，“逆行”而上，乘高铁直奔武汉；

    2020年1月20日，武汉成立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0年1月21日，武汉实施进出武汉人员管控，遏制疫情扩散。

注：以上消息全部来自官媒网上公开发布的信息。

    事件的持续进展，自有官方媒体会持续报道关注。作为科学仪器行业的媒体从业人员，我们不妨抚今追昔，回到17年前的那个冬天，一起重温一下在那次抗击“非典”的事件当中，科学仪器相关技术所发挥的作用。因为历史有时会惊人的相似，就像这次“新冠病毒”的起源很大可能同样是一种野味。这里说句题外话，古有苏东坡冒死吃河豚，生死好歹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可现如今这吃野味，动辄那是全球影响啊！

    总之，重读历史，有助于我们预判未来。

    一般而言，当有疑似感染患者出现时，有关各方的第一个诉求可能就是希望能有一种针对目标病原的特异性快速诊断方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确认。例如：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20日报道，俄罗斯联邦卫生部战略规划中心正在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的快速检测方法，预计仅需15-20分钟即可诊断出该病毒。

    而当年的“非典”同样如此。在2004年6月，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研制的非典快速诊断试剂盒，获得国家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成为全球首个获准上市的非典病毒检测试剂产品（当时的项目组负责人车小燕教授已于2013年因病去世）。利用它，病人发病1－10天，即可进行准确检测。

    如果重读当年的新闻纪录，你会发现多方协作对于最终的成功而言，非常关键。

    当时的第一军医大学很早就与香港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袁国勇教授恰好是国际上较早分离出非典病毒并完成其基因分析的专家。正是由于港大无偿提供非典病毒基因，使相关科研一开始就处于高起点的领先地位，为快速诊断试剂盒早日上市赢得了时间。

    试剂盒研制出来后，更大的难题还在后面，即必须通过非典样本的临床考核。而为了搞到足够多的“非典”样本，一军大的相关课题组可谓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是在广东省、总后各级有关领导的亲自协调、各兄弟单位的无私帮助下，终于圆满完成了临床考核。此外，为加快试剂盒的审批，使研究成果尽快推向市场，应用于临床，广东省和国家药监局开通“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审核申报资料。全国防治非典攻关领导小组亲临现场对项目进行考察论证，为试剂盒早日批准上市创造了条件。

    按惯例，一个试剂产品从研发到获准上市，至少要两三年时间，而当时的非典快速诊断试剂盒将这一时间起码缩短了一半。

    当下，“新冠病毒”又起，我们大胆预测相关的可应用于临床的早期快速诊断试剂产品研制也许上马在即（从已发布的新闻看，1 月 10 日，该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已由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张永振教授领导的协作团队测出。一些公司也已开始动手推出一些应用于科研的基于荧光PCR技术的产品）。而作为关键时刻能够冲得上去的主攻单位，除了要有深厚的科研积累、强劲的学科实力外，多方协作、强强联合也是成功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