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中国肝胆外科之父——2005年度获奖人

　　吴孟超，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著名肝胆外科专家。1922年生于福建省闽清县，马来西亚归侨，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擅长疾病肝胆疾病的各种外科手术治疗，尤其擅长肝癌、肝血管瘤等疾病的外科手术治疗，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2011年5月，中国将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

　　这是个近乎神奇的人，他仿佛就是为了战胜侵害人类生命的肝癌，而来到这个世界。

　　在他出生的时候，还没有一个中国医生做过一例成功的肝脏外科手术。1960年，他打破了这个零记录，成为中国第一个主刀成功施行了肝脏手术的外科医生。这年他38岁。

　　至今，他已经做了1.4万余例肝脏手术，这是个世无其匹的数据。令人惊叹的数据还有：其中肝癌切除手术9300多例，成功率达到 98.5%，有近30%的患者已活过了10年。迄今，如果肝癌手术后复发，人们更觉得不好办了。在他这里，经他初次手术和复发后再手术的肝癌患者，生存时间最长者已有45年，今已82岁，仍然健在。这些成就对于人类与肝癌的搏斗，无疑是巨大鼓舞。

　　他有一双神奇的手，比一般人的手要小，显得精致而灵巧。他青年时期曾“下放”到黄土高原去搞医疗，也经历过知识分子都要参加的劳动，那是个讲究手里有老茧才光荣的年代，他劳动时总戴着手套，防止长茧。这在那时，不免要给他带来麻烦，但他觉得他这双手不是他自己的，是上苍给他要他给病人做手术的。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那双比女人的手更加细皮嫩肉的手。没有一点儿茧的手，才能更敏锐地感觉到病人肝脏内部的微妙信息……人们通常以为打开腹腔做手术，是看着做的，其实不尽然。有些肿瘤长在肝叶重叠的深处，眼睛看不见。

　　配合他做手术的护士说，他的手指上长着眼睛。因为他做手术有时并不看腹腔，而是举头或闭目，他的手在患者腹腔内探索……谁也看不见那手在里面做什么，却见他忽然就把肿瘤摘出来了。他今年已90高龄，仍然在做手术，最多时一天要做 3台。这是真的，我目睹了他仍在主刀手术的全过程。他平日握笔的手有些儿微微颤抖，但只要一握住手术刀就不抖了。

　　我还注意到他握笔的姿势就像握手术刀，笔杆是直立的，写字像要刻字似的。每个人不管长大后做什么，总是先学会写字的，用硬笔写字的现代人，握笔姿势一生都不会改变。可是，这个外科医生，从小就习惯了的握笔姿势竟然被他日后握手术刀的姿势改变了。这需要一种怎样的历程才可能改变?

　　这个非常杰出的人，叫吴孟超。

　　二

　　吴孟超 3岁还不会走路，长大后身高只有1.62米，学医后申请当外科医生就因个子矮曾被拒绝。没有人会想到，这个 3周岁后才终于站起来的孩子，将来会海内外走得那么远，会攀登到人类肝脏外科领域几乎是独步最高峰。

　　他生于福建省闽清县白樟乡后垄村，小村山清水秀，但田地少，种粮不够吃，他的父亲在他3岁那年就“下南洋”谋出路去了。日后吴孟超回顾，他 3岁还不会走路，因严重营养不良所致。“我的妈妈是童养媳。”这也是家里太穷的一个证据。

　　我由此想，吴孟超生在贫穷的农村，先天严重不足，对今天所有成长中的孩子，尤其是穷乡僻壤的孩子，都是很大的鼓舞!因而，比他的杰出成就更值得追溯的大约是：这个昔日先天不足的孩子，怎样成为中国当代医学界的一位巨人!

　　三

　　吴孟超的生日是农历七月初九。中国在商周时期就把农历七月定为秋季的第一个月，称之孟秋。吴孟超生于七月，小时候的名就叫孟秋。孟秋上初中后，给自己改名为孟超。这是我所看到从他内心发出的第一个渴望自强的信号。

　　此后的吴孟超，一生都在努力地超越自己，超越环境对他的束缚，包括父母的爱与期望交织在一起的“父母意志”对他的束缚。17岁，他就经历了一次重要超越。

　　他 5岁时随母亲去投奔在马来西亚做工的父亲。家里穷，父母只供得起这个矮小的孩子读书，起初是期望他学了知识将来能有饭吃。不料他书念得非常好，读完初中，当地没高中，父母决心送他去英国继续读书，这时是指望他将来长了学问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可是，吴孟超却坚持要回国。

　　这是1940年，中国正在日寇的铁蹄下遭受蹂躏。吴孟超17岁半，为什么要离别父母弟妹回国?这是个值得追思的问题。

　　他在马来西亚上的学校是当地华侨办的，叫“光华学校”，取的是光耀中华的意思。校名是孙中山先生题写的，孙中山还写了一副对联：“求知求义最重实践，做事做人全凭真诚。”此联成了这所学校的校训。知识不仅有助于一个人谋生，知识里是有一个日益增长的大世界的。祖国正被侵略，学校里的课程也变了，华侨教师给学生们讲祖国、讲正义、讲国内的英勇抗战，讲得热泪盈眶。青年是有热血的，青年吴孟超是初中的班长，他的心中不再只有一个家，更有祖国，一个宽广辽阔的很大的祖国!

　　他在实现着人生中极其重大的一个超越，从关心自己的家到关心祖国!他的热血和情感在为此激动，他已经无法服从父亲的愿望，无法仅仅为改变一家人的生活处境而去英国读书……他深知父母在五六个孩子中只培养他一人读书，自己肩负着全家的厚望，可是他坚持要回国……回国能干什么，去打仗，还是去读书?国内还有平静的课堂吗?他自己也不清楚，只想要回国。1940年1月，他是与6位同学一起回国的，可见那个年代怀有一腔报国热血的青年是不少的。吴孟超成为吴孟超，必还有他个人的因素。

　　四

　　但是，现在我们还无法放下大环境来寻索吴孟超的个人因素。“九州遍洒黎元血”，国内大环境是这样猛烈地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华北确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均南迁，众师生徒步数千里汇集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西南联大的校歌就是这样唱的。

　　日军的飞机炮舰是科技所支撑的……灾难深重的祖国在强烈呼唤着中国读书人学科技，南中国汇聚着中国教育最杰出的教授群体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读书人，吴孟超与同学们回国到达昆明，一入境就接触到一个为救国而拼命教学的环境。这是前所未有的为拯救祖国而汇聚到一起拼命教书读书的惊涛骇浪!

　　吴孟超成为其中的一滴水，他在这里读高中，此后与许多怀抱工业救国理想的同学一样，想考工学院。这期间他与吴佩煜发生了恋爱，吴佩煜来自杭州。他们是在频繁躲避日机轰炸的日子里萌生爱情的，到处可见被日机炸死炸伤的躯体，还有病痛疾苦的人民。吴佩煜的理想是学医，并影响了吴孟超，两人一同考入了同济大学医学院。

　　无论学工还是学医，都有很多学生，吴孟超如何能脱颖而出?我们似乎应该来研究一下这位个体了。

　　五

　　但是，还有一个外因不能忽视。

　　吴孟超说他深受裘法祖教授的影响和指导。裘法祖1914年生于杭州，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在二战中曾挽救无数德国人的生命。裘法祖的手术做得非常快捷流利，“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没有”，乃至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都对他敬佩不已，誉之“当代中国外科之父”。1947年吴孟超首次听到裘法祖讲课，心受震撼，这成为他选择当外科医生的重要因素。

　　可他医学院毕业后申请做外科医生被拒绝，以致毕业后即失业。这年正是1949年，他27岁。8月，解放军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向社会招聘医生，吴孟超去应聘，仍报外科，遇到这所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主任郑宝琦。郑宝琦1946年曾赴美国辛辛那提医学院进修。郑宝琦当场录取了吴孟超。因郑宝琦从吴孟超的眼神中，从他回答问题的简明扼要中，看到了一种沉稳、坚定的气质。郑宝琦回顾说，他当时想，自己要的是这种气质，而不是身材。所以，郑宝琦的慧眼识人，也是不能忽略的。

　　然而外科的分支有很多，吴孟超如何瞄准了肝脏手术?

　　这仍然得益于裘法祖的指引。

　　今天回望吴孟超的道路，似乎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心中是要有自己敬仰的高山流水的。裘法祖确实是外科界的高山流水。在二战中的德国，他曾经“从头到脚什么手术都做”，因轰炸造成的创伤可伤及任何部位。这使裘法祖对各种外科手术都了解。1956年吴孟超正考虑自己究竟该向外科的哪个专业发展，他去向裘法祖请教。导师告诉他，现在世界上医学发展很快，但肝脏外科还是薄弱学科，中国在这个领域几乎是空白。裘法祖建议吴孟超去做这个难题。

　　这不是一个轻易的建议。因肝脏血管非常密集，无法解决止血问题，就无法避免患者流血不止而死，因此肝脏被视为手术禁区。导师的建议，基于对吴孟超的了解和信任。今天看来，吴孟超听从了导师的指路，无疑是他通往未来极重要的选择。

　　中国是肝癌高发国家。据2005年的一个统计数字，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多达1.2亿，全球每年新发数十万名肝癌患者，约一半在中国。这意味着肝脏手术治疗有多么巨大的需要。由此上溯到1959年，整个中国还在等待着能做肝脏外科手术的医生。一旦突破这个禁区，这就是必有大贡献的领域。

　　六

　　人有高志，当从基础做起。1956年的吴孟超去跑图书馆，据说几乎找遍了他能翻到的所有藏书目录，只找到一本英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就这本“入门”，已万分珍贵。

　　吴孟超拿着书去告诉导师，裘法祖则对他说：你尽快把它翻译成中文吧，让更多我国医生能看到。

　　这是个重要情节。此前，吴孟超只想到阅读它，还没有想到翻译它。导师这话，不是一般的鼓励。裘法祖心里想着的不只是一个吴孟超，导师在想着中国的肝脏外科，导师心里装着中国无数的肝脏疾病患者。当年吴孟超不仅尊瞩翻译了这本英文书，更为珍贵的是他继承了导师心中总是装着患者的伟大的情感。所以，2011年5月，吴孟超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做报告，他说他的荣誉“属于教导我做人行医的老师们……”在这里，他更强调老师教他“做人”，这“做人”比“医术”重要。

　　1958年吴孟超给医院写报告要求向肝脏外科进军。医院批准他和张晓华、胡宏凯三名军医联合攻关，这就是中国肝脏外科史上著名的“三人小组”，吴孟超任组长。

　　《肝脏外科入门》的原作者是美国人，该书没有涉及肝脏手术的止血方法。而止血方法是肝脏手术必须解决的首要难题。“三人小组”从研究肝脏解剖入手，经 300多天，终于制作出肝脏血管铸型标本。随着肝脏血管构造如同珊瑚般呈现，把他们自己都吓一跳，肝脏内大大小小的血管多达几千条，这犹如打开了一座神秘的宫殿，而怎么认识它，仍然是个难题。

　　经深入的持续研究，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肝脏结构“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如果通俗地说，我想大约可以这样理解，肝脏就像一棵血管树，有主干有分支，按照各个分支相对独立的血管体系，大致分为“五叶四段”比较合理。做手术不能仅仅切除肿瘤，而是要把长着肿瘤的那部分肝脏切除。有了“五叶四段”理论，看看肿瘤长在哪叶哪段，把这个部分前端的主要血管找到，加以结扎，然后才可以切除长了肿瘤的这一段肝叶。

　　由于摸清了肝脏血管的走向和分布规律，1960年吴孟超主刀实施了中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肿瘤切除手术。从理论到实践，这标志着中国医生掌握了打开肝脏禁区的钥匙。

　　肝脏手术出血多，止血难，是个世界性难题。此时国际上普遍采用西方的“低温麻醉法”，就是把病人麻醉后放到冰水里，等体温降到 32度以下再进行手术，这可以减少出血，却也容易引起多种感染和并发症，手术死亡率很高。吴孟超想探索新的方法。一天，手术后洗手，忽然，他从自来水龙头的一开一关中得到启发。他想，如果在病人的肝动脉和门静脉上装个“开关”，就像自来水龙头的开关那样，把血拦截在肝脏外面，到一定时间打开，恢复供血，就在这一开一关的间歇期间切除肿瘤，不是可以大大减少出血吗?

　　这是个有如从“水壶冒气”、“苹果落地”中得到启发那样的启发，吴孟超经过在动物身上反复试验，取得最佳参数，接着就在临床上大获成功，手术成功率一下子提高到 90%以上。这是1963年，吴孟超就此发明了“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改变了西方沿用已久的传统技术。

　　正是运用这项发明，吴孟超在1963年为一位中肝叶生癌的农村妇女成功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这位妇女叫陆小芬。何以又是“第一例”?因中肝叶是肝脏血管最丰富的部位，外科界曾把它看作“禁区中的禁区”。吴孟超的这项发明，以及他在中肝叶施行大手术的成功，均属于破解了世界性的难题。

　　此时的吴孟超以接二连三的突破性成就，证明了他没有辜负郑宝琦、裘法祖对他的预见。不论昨天还是今天，比他的医术更重要的，是他身上确实有一种非凡的气质，而比他的气质更宝贵的是他有一颗总在为患者着想的心。

　　他提出要办进修班，把“五叶四段”理论和他发明的肝脏手术新方法教给广大外科医生。有人曾提醒他：外科医生靠的就是一手绝活，教给别人，你的优势就没了。他说：我国有几十万肝癌患者，靠我们几个人救不了那么多病人，只有把技术传播出去，才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他自编教材，亲手示范，把新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了来进修的外科医生，带出了1000多名“吴氏刀法”传人。这使中国肝脏外科手术的整体水平得以提升，走到了国际肝脏外科的领先地位。

　　吴孟超作出上述突破性成就的年月，是中国与西方缺少交流的年月，但他的“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还是传到了西方，这是吴孟超对人类的贡献。改革开放后，吴孟超于1979年9月应邀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国际外科学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参加这次大会的有60多国的2000多名外科专家，代表着世界外科的最高水平。吴孟超在大会作的15分钟学术报告，被称为“旧金山刮起吴旋风”。

　　因吴孟超报告的病例和相关数字令西方震撼，譬如肝癌手术成功率已达到91.2%，手术死亡率仅8.8%，有6例已生存10年以上……医学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在外科医生听来，那并不是枯燥的数据，它有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那强劲的乐章，所有的医生都能听懂那些数据所凝聚的巨大生命意义和深刻的人道精神，以及为此付出的种种艰难和艰险。

　　七

　　我没有统计过吴孟超究竟带出了多少研究生，我以为比有关数字更重要的是吴孟超鼓励学生超越他。你已知道，“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是吴孟超发明的经典手术方法。在他的鼓励下，他的学生周伟平教授在2004年发明了“不阻断下腔静脉全肝血流阻断切肝法”;杨甲梅教授在2006年发明了“半肝完全血流阻断下无血切肝术”。肝脏手术技术一次再一次得到发展，手术成功率因此不断提高。可见吴孟超心中最看重的是患者的康复。

　　外科界有人认为，吴孟超确实带出了在手术上可以与他难分伯仲的学生。更令我敬佩的是，吴孟超培养研究生，多有不是做手术的医生。这可以追溯到吴孟超1979年旧金山国际会议回国后，他没有陶醉在赞扬声中，而是看到，光靠手术治疗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肝癌问题的，自此把人才培养的重点转移到基础研究上。就在这一年，他招收首批硕士研究生陈训如、屠振兴，为他们定的研究方向是“肝癌的早期诊断”。

　　他主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肝癌基础研究实验室，并以自己的影响力陆续把学生派往欧美国家去留学。今天，成为中国肝脏医学领域领军人才的吴孟超学生，多是吴孟超从普通医生和普通学生中发现、培养起来的。

　　八

　　吴孟超还有一项努力，在他一生的奋斗中具有突出意义，我必须叙述。在有了“三人小组”后，吴孟超争取在医院外科里分出一个独立的“肝脏外科”，那是中国第一个肝脏外科。接着把肝脏外科变成了一所肝胆外科医院，就在长海医院的母体里发展，所谓“院中院”，同时成立了肝胆外科研究所。再走一步，就从长海医院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迄今，它不仅是“中国唯一”也是“全球唯一”的一所肝胆外科医院。

　　如果缺少一个有规模的战斗堡垒、一个担当起重任的指挥中心，怎么跟肝癌作战，怎么能凝聚起战胜肝癌所需要的多方面人才!有了这个特种战斗团体，凝聚了一大批人才，吴孟超领导着他的团队陆续拓展了巨大肝癌二期切除术、肝硬化肝癌局部根治性切除术、肝癌复发再手术、腹腔镜下肝肿瘤切除术、肝移植等几十项高难度手术。

　　今天，治疗肝癌的方法已有很多种，但很多患者并不清楚，同是肝癌患者，身体的基础情况与肿瘤却有很大差异，可以采用最适合的方法治疗。但不少医院能运用的方法往往只有少数几种，某个患者去挂一个专家号，这位专家可能只会做一种切除术，或只会做肝移植。接诊后，如果能帮助患者抉择，用什么方法治疗更合适，那就好了。可是不少专家，一方面因专业分得过细而使判断力受限，另一方面是责任心也受到腐蚀……于是，不必做肝移植的做了，不能开的刀开了，导致的严重后果，则往往被认为原本就是不治之症。而且，医患合同书已经把医方的责任都排除干净了，患者家属也签字了。

　　在吴孟超领导的这所医院，不仅仅是吴孟超的手术成功率高、治愈率高。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不论哪位医生接诊，首先要判断这个患者适合用哪种方式治疗。如果来院时已不能承受手术，则需先用怎样的治疗为患者创造可承受手术的条件。还有，是否需要化疗，或其他辅助治疗。这所医院还有中医科，吴孟超重视中医联合治疗。这一切都需要制定出治疗方案，记录在案，要经受检验。有没有违规的医生?有。吴孟超发现了，是不留情面的。

　　在这个医学进步以及医院市场化的社会大背景上，我们看到，吴孟超身上最可宝贵的并非他的医术，而是他那颗总在为患者着想的心。最能体现他那颗心的也许莫过于他坚持的“吴孟超星期二门诊”。

　　九

　　吴孟超曾一度没有坐镇门诊。但陆续有患者拦路求医，而且，多是跑了许多医院，没人收治的，怎么办?

　　已经配合吴孟超做了5000多台手术的护士长程月娥这样说过：“吴老的门诊病人都是条件最差的。”我问什么意思?她说，一是病很重，二是很穷。我再细问，知道这“穷”的含义包括一看就知道这是包不起红包的，何况病很重，说治不了，不收你，不算错误。但到吴老这里，吴老就收下来了。

　　看到有这样的病人求医无门，吴孟超觉得是自己的耻辱。他恢复了他的“星期二门诊”。设在星期二，因吴孟超作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院长，周一有必要的院务工作，星期二上午安排门诊，可见已非常重视。他还经常外出主持学术会议，参加重大疑难疾病会诊。尽管如此繁忙，他仍坚持看门诊，碰到外出误了“星期二门诊”的，他回来后要补上。

　　他的“星期二门诊”共12个号，挂号必须实名，而且需要患者过去的病历。这么做是为了杜绝号贩子炒号，否则吴孟超的一个号几千元都有人要。如果说他坚持的“星期二门诊”是先进事迹，这里其实是有忧伤的。这些“星期二故事”折射出，贫富差距在以货币的形式改变着不同人群的命运。不断进步的先进医学，更好的医疗环境和优质服务，是向富人倾斜的……吴孟超能改变什么吗?每周12个号，他能做多少呢?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

　　有人建议吴孟超的挂号费理当高一些，吴孟超不同意，而是始终与其他专家号一样。吴孟超筹建肝胆医院，得到了多方支持，但经费仍有缺口，有人建议，你们医院的肝癌治疗费与其他医院相比低不少，放开一点，钱就来了。吴孟超说，医疗费长个一两万，对有钱人不算啥，可对不少老百姓来说，就会有人进不了医院的门，上不了手术台，甚至失去生的希望。

　　吴孟超还尽量给病人开便宜的药，不做不必要的重复检查。他还要求本院医生都要想方设法为患者减轻负担。如今做手术，可以用器械缝合，方法简便，但要增加费用。吴孟超说：“咔嚓”一声，一千多元就花掉了，这可是一个农村孩子读书一年的费用!这个90岁的科学家坚持用手工缝合，是不是有点像个纳鞋底的乡村妇女?正是这个形象，联系着一种伟大的传统。

　　2005年，吴孟超被推荐参评国家最高科技奖，上级派人对他进行考核，确定第二天上午和他谈话。机关考虑这是件大事，取消了他原定的手术。吴老得知后，坚持手术不能推迟。考核组的同志感到不解：这是个什么病人，怎么这么重要?第二天下午谈话时禁不住问了一句：“吴老，上午在给谁做手术啊?”吴孟超说：“一个河南的农民，病得很重，家里又穷，乡亲们凑了钱才来上海的，多住一天院，对他们都是负担。实在抱歉，让你们等我了。”考核组的同志听了肃然起敬。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十

　　在中国历史上，最令人骄傲的外科医生莫过于华佗。他用“麻沸散”给病人施行剖腹手术，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华佗被尊为“外科鼻祖”。华佗家族是个望族，到华佗出生时已衰微。其名“佗”，有负载之意，寄寓着家族期望他振兴门庭。长大后的华佗却肩负起另一种重担。他处在东汉末，战乱频仍，疫病流行。当时的著名诗人王粲曾有《七哀》诗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华佗不只是外科医生，他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还精于药学，“麻沸散”便是在此基础上的创造。他是个想尽各种方法去解决生民病苦的医生。所以一生不愿做官，愿奔走民间，行医客旅，拯救了无数生命。

　　中国最著名的药王是孙思邈，他的故乡陕西省耀县孙家源有中国最壮观的药王庙，其中还有后人纪念孙思邈父母的殿堂。他的父母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自小多病的儿子日后会成为名垂千古的医生。在妇女的命运令人心酸的时代，孙思邈的医学巨著《千金要方》把《妇人方》列在卷首，接着是《少小婴孺方》，由此也为中医妇科和儿科发展为专科奠定了基础。何谓千金，孙思邈在《序》中写道：“人命至重，有贵千金。”

　　有心观察可一再看见，历史上那些医学圣手，都因有一颗深切关怀平凡生命的伟大心灵，才会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地去钻研医术治病救人，才积累起高超医术。这样的医生就是苍生大医!

　　吴孟超继承了这种伟大的品德。已经90高龄的吴孟超孜孜不倦地为建设中的安亭新院奔忙，其实是在为自己去世之后的肝癌防治事业深谋远虑、鞠躬尽瘁。他期望通过这个巨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中心，把中国和世界上有志于这项事业的人才会聚于此，通过30—50年的努力，找到阻止肝癌形成和治疗肝癌的根本途径，最终战胜肝癌!所以，我以为吴孟超就是为了战胜肝癌而来到这个世界的

　　文汇报：吴孟超 以心灵温暖心灵

　　90岁的吴孟超医生还能让我感动吗?因为他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

　　因为曾与吴孟超生活在同属长海医院的大院里，常在家中听父母说起他的许多事，我对他并不感到陌生。自打身为麻醉师的母亲退休返聘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手术室之后，“吴孟超”的名字出现的频率就更高了。进报社工作后，吴孟超便是我新闻职业生涯中采访的第一位医学专家。从那以后，跟他去查房、看他做手术、听他在各种国际医学论坛做学术报告……我已记不清多少回采访过吴孟超。

　　然而，当我再次走进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走近吴孟超，与他的病人、同事、学生面对面时，我又一次被眼前这位90高龄的医学大师深深地打动了。

　　有人称他是“精算师”，但他大方时出手真不小

　　吴孟超的办公室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行政楼二楼。这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集办公、会客、会诊于一体，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不够明亮。最初我一直以为是办公室所处楼层不高，又朝北，光照不好所致。直到有一次，我带着一位北京来的病人去找吴老会诊，同样是这间办公室，却大放光明，我这才发现办公室不够亮堂的真正原因。

　　其实，吴孟超的办公室里有两盏灯，平时自己一个人在里面办公时，他只开头顶的那一盏，如果有客人或病人来，他才将两盏灯都打开。

　　“为了省电，‘老爷子’管得可远远不止自己办公室里的那两盏灯。”医院政委李捷玮说，通常，吴孟超下班时间要比别人晚一个小时，他会利用下班后的这段时间去病房查看自己当天的手术病人。当他从监护室回到二楼办公室，时常看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走廊里亮着灯，这让他心痛不已。

　　“下班时必须随手关灯!”“老爷子”下了死命令。

　　没过几天，吴孟超又把相关负责人找到办公室，他问：“为什么办公室走廊里还有一盏长明灯?”仔细排查后发现，那盏灯一直亮着，是出于安保需要，为了确保监视器正常工作。知道了这一情况后，“老爷子”要求把全院上下的“长明灯”都归入备案登记管理之列。

　　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还有一条不成文的“内外有别”的规定：除了病人来求医问诊或外单位来人外，凡是院内开会，机关工作人员一律自备水杯和茶叶，不再提供一次性杯子。

　　有人跟“老爷子”开玩笑：“这种小儿科的事，您老就别费心了!”可是，吴孟超却说：“‘一次性’的东西用起来方便，但只能用一次，是一种浪费。一个小小的纸杯，虽然值不了什么钱，但这种节省的习惯可以让人受用一生，勤俭的风气可以让医院获益无穷。”

　　吴孟超作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肝胆研究所的掌门人，财务支出只认他“一支笔”。每个到他办公室递交申请报告的人，事先都要做足功课，因为“老爷子”对每一项经费的用途都问得清清楚楚。

　　“老爷子”的“小气、抠门”出了名，有人封了他一个“精算师”的称号。

　　2003年，吴孟超应邀到印度和俄罗斯讲学，那年他已经82岁，但是他坚持不带随行人员。秘书问他为什么不带个人照顾一下?吴孟超说：“外国人请我开会、讲学，往返机票和食宿都负责到底，如果带一个人照顾我，就要医院自己掏钱。我们医院成立时间短，底子薄，还有很多需要用钱的地方，还需要艰苦奋斗啊!”

　　2008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副院长沈锋陪着吴孟超去奥地利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抵达的次日早上，沈锋请吴孟超一起去宾馆餐厅吃早饭。吴孟超问：“早饭多少钱一个人啊?你去吧，我不吃了。”沈锋急了：“您省钱也不能不吃饭呀!”顽童般的笑容浮现在吴老脸上，他变戏法似地从衣兜里掏出一个面包：“看见了吧?这是昨天飞机上发的，我有得吃啦!”

　　但“老爷子”也有大方的时候，出手还都真不小。

　　1996年，他用自己的奖金和社会捐款500万元成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基金”，重点资助在肝胆领域取得杰出成绩的医疗和科研人员;

　　2006年，他把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励等共计600万元奖金，全部用于医院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

　　2008年，他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向灾区捐赠价值500万元的急救药品。

　　“不能把医院开成药店，把病人当作摇钱树”

　　“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经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作为医生，一定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替病人算账。”这是吴孟超对年轻医生说得最多的话。

　　有一次，病房里收治了一位来自浙江农村的妇女。手术后五六天，吴孟超去查房。他仔细检查完病人，又认真看了她的病历，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半晌没吭气。那时，在场的人都很紧张，“看样子，‘老爷子’准是又看出什么问题来了。”果然，吴老把值班医生叫到走廊里，劈头便问道：“这个病人为啥要用先锋6号?还是进口的?”

　　值班医生答道：“作为常规术后抗感染，现在大家都在用先锋6号，这个病人也就用了。”

　　“什么‘大家’‘大家’?”吴孟超一听火了，大声说道：“现在有的医院、有的医生不好好给人治病，光知道给病人开贵重药品，凭此赚钱、提成，完成利润指标。你不要学他们!”

　　值班医生有些委屈：“吴老，我没有啊……”

　　“没有就好”，吴老严肃地说，“你知道医疗费用对这样的病人和家庭是多么大的经济负担!没有明显的感染，术后又很稳定，为何不用氨苄青霉素等药物?过去我们常用，而且效果也不错，又便宜。要为病人多考虑考虑才对呀!”

　　同样是为了用抗生素，挨批评的还有护士。有一次，吴老在走廊上碰到一位值班护士，便随口问了一句：“匆匆忙忙的，干什么去?”那护士回答：“有个病人发烧，我去找医生开医嘱。”吴老一听，大声说：“把护士长叫来!”闻讯赶来的护士长见“老爷子”火气那么大，一时摸不着头脑。

　　吴老劈头就问：“病人发烧，你第一步该做什么?”护士长答道：“物理降温呀!”“那么，你们做了没有?”护士长实言相告：“没有，因为现在病人都喜欢药物降温，所以……”吴老不等她说完，便批评开了：“你给我把《常规》拿出来，《常规》上是怎么规定的，去拿呀!”

　　平时，吴老总是反复强调，要求医生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哪种药便宜用哪种。在为病人做检查时，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他决不会让病人去做CT或者核磁共振检查;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够看清楚，他也决不会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

　　每次手术结扎，他都是坚持用手、用线。他说：“我们要多用脑和手为病人服务，用一次缝合器械，‘咔嚓’一声1000多元就没了，那可是一个农村孩子几年的读学费用啊!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分文不要。”

　　正是这般精打细算，吴孟超和他的团队切除一个肝脏肿瘤的手术费、治疗费等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有人曾劝“老爷子”松松口，也进一些自费的耗材和药品，这样医院一年至少可增加上千万元的利润。可是，吴孟超毫不松口，他说：“我们不能把医院开成药店，把病人当作摇钱树。”

　　“一个好医生应该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是人”

　　2009年8月，一个晚期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病人来看吴孟超的门诊。他告诉吴老说，之前已经辗转多家医院均被拒绝收治，“你这里是我的最后一站。”

　　面对心理负担沉重的患者，吴孟超拉着病人的手说：“生病不可怕，关键是要保持好心态。不用急，我给你开张住院证先住下来，咱们一起努力，争取让你早日康复。”

　　病人离开后，助手不解地问：“吴老，这个病人不能手术，用药等其他治疗手段也没有太大意义，咱们的病床又那么紧张，干嘛还把他收进来?”

　　“我也知道把他收进来做不了太多，可是他已经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了，如果我们再不收他，他肯定会绝望，说不定会做出傻事来。”吴孟超看了一眼助手说，“我们既要看病，更要救人。”

　　安徽一位姓许的老年病人，身患肝癌已至晚期，因多方求医早已倾家荡产，为了不再拖累家人，他孤身外出并吩咐家人：“你们不必找我，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外边，不会再让你们遭穷。”后来，这位病人到了上海，在马路上遇到好心人，经指点来找吴孟超。吴孟超一边看病，一边与老人聊起了家常，并吩咐医生将病人收治住院。

　　第二天，吴孟超就赶到病房探视。老许微睁半醒半睡的双眼，看见一位身着白大褂，面容慈祥的老医生在自己的床边弯下身子柔声细语地问候，又蹲下来仔细察看导尿管，然后抚摸着他又黑又瘦又粗糙的双手。老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细心为自己诊治病情的人，竟会是大名鼎鼎的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教授。吴老走后，邻床的病人告诉老许，刚才来的医生就是吴孟超。老许惶恐不安起来，连晚饭也吃不下了。吴孟超闻讯后再次来到病人床边，一边耐心细致劝说病人，一边拿起勺子给病人喂稀饭，2两稀饭足足吃了半小时。

　　后来老人的两个儿子闻讯赶到上海，闻听父亲的治疗情况，感动得热泪长流。

　　“为医之道，德为先。”吴孟超说，“从医这么多年，我时时记住老师裘法祖教授讲过的一句话——‘医术有高有低，医德最是要紧。’”

　　“医本仁术，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医生之于病人乃子女视于父母，其首要不在于手术做得如何流光溢彩，名响四方，而在于如何向病人奉献天使般的温情。”吴孟超常用这个道理教育自己的学生，要求他们以博大的心去爱护病人，传送爱心。

　　几十年来，冬天查房时，吴孟超总是先把手在口袋里捂热，然后再去接触病人的身体。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之后，他都顺手为他们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并弯腰把鞋子放在他们最容易穿上的地方。他还要求护士必须用松节油细心地擦掉病人换药后胶布在皮肤上留下的印痕，不许留下任何痕迹……而每年的年初一上午，吴老也总会来到病房，将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住院病人。“这对医生而言仅仅是举手之劳，却能带给病人很大的温暖。”吴孟超说。

　　“做医生在品格上至少要具备三种精神，也就是无欲无求的献身精神、治病救人的服务精神、求实求是的科学精神。”这是吴孟超教授发自内心的呼唤，也是他几十年从医做人的准则。

　　“跟病人握手是一种技巧，也是一门艺术”

　　美国医学人文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曾这样说过：“触摸和谈话曾经是诊病的主要方式，现在完全被各种仪器取代了，唯有‘最好的医生’才会继续做着这两件事。”吴孟超便是这样一位医生。

　　凡是看过吴孟超门诊的病人，都会对他那特殊的打招呼方式留下深刻印象。看见病人坐下，他会笑呵呵地紧紧握住病人的双手，有时还拍拍病人的肩膀。外人乍一看，还以为他在接待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哪里人呀?”“做什么的?”“家里几口人呀?”看病先看人，几句家常话聊下来，吴孟超才慢慢开始查看病人以前的检查报告。如果需要病人做进一步检查，他还会亲自为病人拉上屏风上的布帘，把双手搓热，轻轻摁住病人的腹部，轻声询问病人疼不疼。做完检查，他依然不会忘记弯腰把病人的鞋子摆到最适于病人下床的地方。然后，才一笔一笔地仔细开单子。如果需要做B超检查，他必定会亲自陪病人到B超室做检查。

　　对于这种特殊的打招呼方式，手术室护士长程月娥曾求教过吴孟超。“老爷子”告诉她，跟病人握手，用双手，是一种技巧，也是一门艺术，至少可以有三个作用：一是可以展示医生对病人的关心，让病人心里感到踏实;二是肝病患者一般都伴有一定程度低烧，双手一握，对病人的发烧程度，自己也能掌握个八九分;三是双手一握，顺势可以把手滑到病人的脉搏上，给病人切脉，有助于病情判断。

　　最鄙视的是但求无过的“太平医生”

　　“我结婚了，就在两年前的9月24日。那是我再生之日。”当27岁的王甜甜出现在我面前时，要不是事先知道她的身份——“吴老的病人”，我还真的难以将她对号入座。

　　2004年，王甜甜第一次从湖北随州老家来到大城市，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名新生。她的母亲也选择留在北京，一边打工，一边照顾自己的独养女。然而谁都没料到，早已潜伏在王甜甜体内的病魔已蠢蠢欲动。

　　一次偶然的机会，细心的母亲发现女儿的腰变粗了，但脸变瘦了。联想到女儿曾提起过肚子有点胀，人没力气等，母亲坚持陪女儿到医院去看病。谁知B超一检查，就被确诊为“巨大海绵状血管瘤”。医生遗憾地告诉王甜甜的母亲：“太大了，瘤子长的部位又不好，已不能开刀。”母亲强忍着眼泪，带着甜甜又跑了两家大医院。可是，奇迹并没有出现。三家大医院都说不能开刀。无奈之下，母亲只能将实情向甜甜和盘托出。随后，有专家提出只能做肝移植。可是，巨大的手术费用及术后需终身服用的抗排异治疗，让甜甜一家即便是卖房也难以承受。于是，王甜甜在网上发出自愿典身十年换取医疗费的帖子。很快，就有好心人回帖说，到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去找吴孟超，或许不需要换肝，可以直接开掉。

　　这是一个令吴孟超都感到棘手的病例。巨大的海绵状血管瘤长在了被视为肝脏手术禁区的中肝叶，而且血管瘤已严重压迫第一、二、三肝门，手术中稍有不慎，就会因血管破裂大出血而直接死亡。尽管在此前，吴孟超已无数次勇闯禁区，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生命奇迹。可是，眼前王甜甜的病情还是让当时已经83岁高龄的吴孟超感到了压力。

　　压力来自复杂的病情本身，也来自团队内部。听说“老爷子”开如此高风险的手术，手术室的护士长急了，她跑到“老爷子”办公室说：“你年岁这么大了，又何苦冒这么大的风险，万一病人在手术台上‘下不了台’，岂不是砸牌子，毁了你一世英名吗?”“我的名声算什么，难道比病人的生命更重要吗?做医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为病人去争取，不能有任何的私心杂念。”

　　9月24日一大早，当手术室工务员来接甜甜的时候，病区里许多人都到走廊里默默地为她祝福。被推进手术室大门时，甜甜松开母亲紧握着的双手，“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生离死别的滋味。”两天后，王甜甜睁开双眼，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吴孟超。他用手轻抚着甜甜的额头，轻声地说：“甜甜，你没事，真的没事了!”事后，甜甜从母亲那儿得知，那天吴孟超和姚晓平教授一起花了近12个小时，才成功地将重达4.9公斤的瘤体完全切除。术后，甜甜的心率一度高达170次/分钟，险象环生。

　　事隔多年，吴孟超记忆犹新地说：“这个手术难度确实大，我们在手术中也创造了肝门阻断次数的纪录，前后阻断4次共103分钟，才将瘤子切下来。切下的瘤子有排球那么大，放在一个脸盆里都快满了。”

　　住院期间，王甜甜还结识了护士朱丽娜。丽娜告诉王甜甜说，她也是吴爷爷的病人。23年前，父母抱着才4个月大的她找吴孟超救治。吴孟超为她成功切除了重达600克、比婴儿脑袋还要大的“肝母细胞瘤”。长大后，朱丽娜选择了护士职业，希望也能像吴爷爷那样关心、呵护好病人。

　　在吴孟超的从医生涯中，最让他鄙视的是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失的“太平医生”。他说：“救治病人如果怕担风险，前怕狼，后怕虎，那么禁区永远是禁区，病人只能在医生的摇头和沉默中抱憾离开人间。”

　　“如果有一天倒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最大幸福”

　　吴孟超习惯把做手术说成“开刀”，把手术室称作“开刀房”。他曾这样比喻：肝癌是我今生最大的敌人，而开刀房则是我一辈子的战场。

　　只要不出差，吴孟超每天都会亲临战场，不是当指挥官，而是做一名荷枪实弹的战士，用自己的双手向肝癌发起歼灭战。就在去年，吴孟超主刀完成的手术就有190台。

　　医院上下都知道，“老爷子”只要一踏进手术室大门，立即会兴奋起来，“吴氏微笑”随即展现，就连步伐也会变得灵活而轻盈起来。对此，吴老曾自嘲说：“这可能是手术依赖症。”

　　吴孟超的手术一般都安排在手术室最里面的6号房。一路走过去，要经过另外9个手术室。每次进6号房途中，吴孟超习惯于一路“看野眼”，身高1.62米的他总会踮着脚，透过小小的玻璃窗口往每个手术室里张望。而手术室里的所有医生和护士，只要看到那“两个大大的眼镜片”，就知道“老爷子”来了。所有人都会加倍小心，因为他们知道，若这一刻被他逮到有不该出的错，这下就没好日子过了——挨骂是必然的。

　　有一次，吴孟超像往常一样，一路“东张西望”地向自己的“主场”走去。在一个手术室里，他看到病人躺在手术台上，一旁却不见主刀医生的踪影。他立马让人把主刀医生找来，“病人光着身子躺在那，你为什么不准时上手术?”“刚才查房去了。”“查房不能早一点吗?排了手术你自己不知道吗?换你这样赤条条躺在那里试试，你什么感受?”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把病人“晾”在手术台上了。

　　尽管早已是久经沙场，可是走进6号房，“老爷子”并不急于洗手消毒换衣服，而是双手叉腰，带着助手再次仔细看看已经挂在读片灯上的片子，还不时用手指指点点，一两分钟后，转身出门洗手。

　　“老爷子”总是把“洗手”叫做“刷手”。不过，他确实就是用刷子刷的。我曾亲眼目睹他刷手的全过程：先用水把手和胳膊淋湿，然后在一小块海绵内浸上消毒洗手液，从双手一直抹到手臂上面，等起了白色泡沫，便拿起一个肥皂盒大小的塑料刷子开始用力刷手、刷每一个手指。那个认真劲儿，跟刚入行的实习医生没什么两样，惟恐某个环节没做到位，被手术护士教训。在吴老看来，认真洗手是减少病人感染的重要环节，也是每个外科医生应该严格执行的基本规范。

　　手术室里的护士几乎都知道，吴孟超右脚的食趾比其它脚趾长出一截，压在大脚趾上。对于这一“奇观”，“老爷子”给出的注解是：“开了几十年刀，自己会有意无意中使劲‘抓’地，所以才成为这样的‘临时性畸形’。”

　　许多人都说吴孟超有着一双神奇的手，手术刀到不了的地方，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他都可以仅凭一双手，将别人认为无法剥离的瘤子一一“拿下”。然而，岁月还是在吴老的手上留下了痕迹，像许多上了岁数的人一样，写字时手开始微微颤抖。

　　我问：“开刀时，‘老爷子’的手抖吗?”

　　手术室护士长程月娥说：“不抖。”

　　我自己在一旁看“老爷子”做手术，也没有发觉他手抖。我去向“老爷子”本人求证。他坦言：“要说一点都不抖，那不符合科学规律。但可能是因为拿笔和拿手术刀的姿势不一样的关系，力度不一样，心情不一样吧。我拿起手术刀来，自己也觉不出抖来。”

　　“老爷子”精力充沛也是出了名的。一天，程月娥发现“老爷子”的头上直冒汗，便开始替他擦汗，吴老动情地说：“人老了，力气也越来越少了。但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刀我还是要开的，前提是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医疗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有一天我倒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你是知道的，我爱干净。你帮我打理干净就可以了。”

　　“一个人能全神贯注地做他愿意做的、喜欢做的事情，这将是非常愉快的!在医生的岗位上，我感悟了生命的可贵，责任的崇高。”吴孟超说。

　　如今，吴孟超依然雄心不减、干劲十足。2010年4月，以现代化、信息化、园林化为目标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安亭新院正式开工建设。到2012年底，拥有1500张床位、国际一流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将在上海西大门崛起。而经国家批准的由吴孟超领衔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也正式落户上海，他将带领他的团队，向肝癌这个“癌中之王”发起新一轮“集团式进攻”——这正是吴孟超最大的愿望。

　　回国·参军·入党

　　吴孟超常说：“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在人民军队，我可能是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加入党组织，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份子。而从医，让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

　　会做·会说·会写

　　吴孟超对学生还有“六个字”的要求，即“会做、会说、会写”，这“六个字”是恩师裘法祖教授当年对吴孟超的要求。吴孟超正是深刻领悟了这“六个字”，才成就了以后的辉煌。同样，他也把这“六个字”作为对学生的基本要求。

　　“会做”就是判断准确，下刀果断，手术成功率高;“会说”就是善于旁征博引，阐述理论，能走上国际讲坛;“会写”就是善于总结经验，能著书立说，发表高质量论文。这“六个字”带给他的成就是：手术精湛娴熟，一气呵成，堪称“神刀”;讲课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四座惊叹;文章概括准确，结构严谨，著作等身。为了让学生真正掌握这“六个字”的内涵，吴孟超把自己所学都教给了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