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义：大爱使者——2010年度获奖人

　　他，一身白衣，俯身细细地为病人查体，静静倾听他们诉说。这是每周四，上海一家医院一幅温暖的画面：87岁高龄、鹤发童颜的老医生在给白血病患者看病。

　　他望着病人的眼总带着微笑，声音轻柔而徐缓，他不断地询问病史，试图从病人生活的蛛丝马迹中寻找得病的原因，他不断地问“为什么”，然后不停地寻找解决之道。如果不能治愈，也要尽可能减轻病人的痛苦。他的病人能够感受到那份挚热的医者关怀。白衣上的蓝色胸牌透露出他的身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学研究所医师王振义，工号10005。

　　作为一名科学家，一名医生，一名教育者，王振义创建了治疗APL的“上海方案”，开创了一种肿瘤治疗的临床新方法，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的科研成果;他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血液学专业人才，奠定了我国血液学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但他却还有心愿未了，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找出一个对其他白血病也有效、更便宜的治疗方法……

　　大美不言，大音希声。87岁的王振义，最看重的还是日常工作的价值：每周一次的查房，与病人亲密接触，与学生问诘争辩;每晚寂静的灯下，查阅新资料，紧跟医学发展潮流。

　　2011年1月14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这位勇敢向白血病宣战的仁医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捧回烫着金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实至名归。

　　创建治疗APL的“上海方案”

　　一个生命垂危的女孩儿，让王振义下定决心冒险尝试新的治疗方法，他成功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英文缩写APL)由此成为第一种可以治愈的急性白血病。

　　尽管小静(化名)已生命垂危，大夫们依然不敢让她尝试王振义的方案。

　　20世纪80年代，一部风靡一时的偶像剧《血疑》让人唏嘘于那段不渝爱情的同时，也记住了一个医学名词白血病。这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类型繁多，凶险无比，死亡率极高，素有“血癌”之称。由于一直未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在和死神角力的过程中，失败的，总是医生和患者。

　　小静遭遇的，就是白血病中的一种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相比其他类型的白血病，它发病急，恶化速度惊人。很多病人从诊断到死亡不过一个礼拜，病魔根本不给医生留一点机会。

　　1985年，小静的家人带着她从浙江辗转来到上海儿童医院，在经过一个星期的化疗之后，小静感染出血，生命垂危。悲痛欲绝的家人甚至买好了回家的船票。

　　“我的夫人晚上回家告诉我儿童医院有这么个病人，我就提出想用全反式维甲酸来治疗。”25年后的一个冬日午后，面对一群记者，王振义回忆说。

　　但是这种此前只用于治疗皮肤病的药能治疗白血病吗?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沈志祥记得，“当时的确存在很大阻力，因为这个药大家不知道，而且这个疾病的致亡率很高，用这种新药治疗一个病危的患者，医生面临的风险很大很大。”

　　“王老师生气了，他说如果出了事，由他一个人承担。他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开始使用。”

　　王振义的坚持改变了白血病死亡游戏的结果。在使用全反式维甲酸一个星期后，小静的体温下降，白细胞成倍增长。死神松开了魔爪。

　　王振义由此开创了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诱导分化治疗的先河。

　　“我尊重科学。”王振义解释他的勇气何来时说，“因为我已经搞清楚全反式维甲酸的毒理，而且体外实验也证明它可以让癌细胞分化成健康细胞。”

　　其实早在1959年，时任广慈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前身)主治医师的王振义就被安排主攻白血病治疗的研究，被期望于短期内攻克这种可怕的疾病。

　　然而，第一次交锋，热情高涨的他铩羽而归。

　　“短短半年内，由我负责的60个病人，”王振义顿了顿说，“一个都没救过来。”尽管这不是他的错，但这些逝去的生命是王振义心头永远的伤疤，无论何时提及，他都会觉得痛。

　　血的教训告诉他，热情不能代替科学，也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出战胜白血病的方法。

　　当时，国际上使用的是维甲酸的一种同分异构体13顺式维甲酸，但仅仅在个别病人身上应用有效，此后一直未获突破，很多人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几乎要失去信心。

　　王振义却坚定了这个研究方向。但由于上海的药厂只能合成出另一种同分异构体全反式维甲酸，王振义只好“将错就错”，用它来做体外实验。

　　没想到歪打正着带来惊喜。小静如今健康快乐地生活着，那个在她曾经脆弱的生命中犹如天使般出现的王医生，是她一生感激的人。

　　以后，这种疗法开始在临床上全面使用，首批治疗的24例病人中，完全缓解率达到九成多。目前，联合应用全反式维甲酸、砷剂及化疗，APL患者的5年存活率已高达95%，成为第一种可以治愈的急性白血病。

　　87岁老医生62年的从医激情

　　“人老了，回想起来常常感觉很幸福。这种幸福源自我一生担当的角色医生。”王振义说。

　　一个医生，应该把病人的需要放在首位，最大的动力就是为病人服务。这是王振义自勉的信条。从医一个甲子，他做到了。

　　王振义原本每周都会查房，但前些日子他暂停了查房，各种社会活动接踵而来，王老说：“如果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查房，不能全面了解病人的各种情况，那就不能诊断，不能治病，否则就是对不住病人。”

　　王振义教授87岁时所做的以及他62年行医生涯中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深入地研究并试图攻克血液类的疾病。这是他的激情所在。这曾使他荣获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凯特林奖，并至今仍能点燃他无限的热情。

　　凯特林奖只授予过一位中国医生。国际同行给予王振义教授的评价是：他是在癌症研究史上第一次发现了如何使用自然物质而非有毒的化学物质，将人体内的癌细胞改造成正常细胞。这一突破不仅治愈了曾经最凶险的一种血癌，而且在医学世界里开创了全新的治疗思维和途径。

　　这样的成果，几乎使他成为所有中国医生的骄傲。实际上，王振义教授在人生历练中获得的成功心得、为医经验，一点也不比他在肿瘤治疗中获得的成绩逊色。

　　他常说：“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医生爱病人的心不能变。”

　　因为发现不少口腔病患者小手术后出血不止，一般止血疗法无效，他开始了止血与凝血研究，并由此开拓了我国血栓与止血专业研究领域，在国内首先确立血友病的检测和诊断方法;提纯出了凝血因子Ⅷ相关抗原，并制成抗血清，应用于临床，推动了我国血管性血友病等方面的研究。

　　他说：“医生是最能体现仁爱的一个职业，你付出爱，就会得到爱。”

　　30多年前，一个9岁的男孩昏迷在医院，似中风症状，却不明其因。王振义在急诊室思考许久，终于在男孩脚上不起眼处，发现了出血引起的并发症，迅即抢救。长大了的男孩在袜厂工作，几年前，辗转找到王振义的男孩父母给他带来几双袜子。普普通通的袜子，他至今不舍得穿。

　　1996年，王振义因荣获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得到100万元人民币的可观奖金。有人建议他用奖金建立“王振义基金会”，他回答：“我还是坚持两年前获得凯特林医学奖后的做法，不要叫‘王振义基金会’。我只是想以我绵薄的力量，培养更多医学事业的接班人，为白血病和癌症患者造福。”

　　“其实，我这一辈子就是在和另一个‘自己’斗争，我也爱钱、虚荣，但我始终想，只要我做的工作对病人有帮助，在什么位置、留下什么名字也就不重要了。”老人说，“人要同自己的欲望和功利斗争，这就是教育的功能。”

　　“大家都说我品质高，其实我只是有自知之明。”

　　看到学生超过老师，是当老师最大的幸福

　　“我首先声明他们的成才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也是靠机会。当时‘文革’结束了，我招录研究生,陈竺和陈赛娟一个当时只有中专学历，一个是公社的赤脚医生，但他们都非常勤奋，非常有潜质，结果陈赛娟考了第一名，陈竺考了第二名。”当时为了说服院领导接受没有大学学历的陈竺直接进入研究生班，王振义费尽口舌。他看中了陈竺身上一种独有的特质乐于助人，勤勉好学。事实证明，王振义的坚持成就了一颗中国医学新星的诞生。

　　后来，陈竺和陈赛娟前往法国深造，一去五年，学成归国后，他们再次回到了王振义的身边，成为他最得力的合作伙伴。他们努力揭示了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分子遗传学机制，为靶向治疗概念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陈竺夫妇此生不会忘记，王老手把手地指导他们进行血液病理生理实验，耐心为他俩补习专业外语，后来又一起撰写论文。

　　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王老每次都坚持把他们列为第一、第二作者，自己排在最后!

　　“看到学生超过自己，是当老师最大的幸福。”王老说。

　　1996年，陈竺的研究日臻成熟。此时的王老没有考虑名利得失、地位动摇，主动推荐他当血液学研究所所长。

　　在学生眼中，王老是谦逊豁达的长者，严谨求实的学者，爱才惜才的老师。

　　科技部“973”计划项目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之一陈国强是王老另一位得意门生。

　　“当时没电脑，我的学位论文王老先后改了10遍。多次把我叫到家一起吃晚饭，一放下碗筷，师生俩就一头扎进论文里。”陈国强说。

　　“他是我们学术上的楷模，精神上的榜样。对学生，他总是倾囊相授、倾囊相助。当一个人把私利放下的时候，他自然变得崇高。”王老的学生、瑞金医院主任医师糜坚青说。

　　“为师，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自己积累的学术财富传给年轻人。”王振义说。

　　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如今，王振义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叫“开卷考试”。临床医生“出”平时实际碰见的疑难杂症，王振义用两天的时间查中外文献，亲自做PPT(演示文稿)，带领学生一起探讨交流，教学相长。

　　耄耋之年，王老身后，是徒弟们一片崇敬的潮涌。

　　人们说，王老慧眼识才，大义让贤。王老自己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读懂了人生的发迹-鼎盛-衰落的“抛物线”。在我这条“抛物线”快要衰落时，立即让位。让有能力的年轻人上，避免“抛物线”下降阶段给国家带来的损失。

　　谁能说，这不是毫无保留的奉献?

　　王振义，老马识途甘为人梯，培养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血液学研究俊才。

　　寻找“万能钥匙”的老战士

　　王振义教授经常和学生们探讨学术问题，虽然他语气和善，从不居高临下，可他对于各种细节的要求非常之高，学生们的研究过程在任何一个小的环节上遇到难以解释的结果，王振义都会要求学生们再做一次。

　　他常对学生说：“做人必须思想要端正，谨记自己必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随后才可能有努力的动力，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学生们敬畏王振义，也深深懂得，惟有这样，疾病的治疗才可能有所突破。

　　王老从没有出国留学过，可他的法语、英语都极其流利和优雅。法语流利容易理解，因为他从小在法语系的学校里求学，震旦大学也是以法语教育为主。可是他的英语是从50多岁开始学习的。那段时间，他每天在家对着墙壁在练习说英语。“我们的英语都学得不如他。”很多瑞金医院的人都记得，凡是外宾来访，只要跟王振义教授匆匆谈过几句，老先生幽默、优雅的语言，立即能赢得外宾的尊重。

　　2000年，王振义的一个研究生在毕业论文中写道，发现一种新的维甲酸对急性白血病有诱导分化作用，并且从分子生物、基因水平角度进行论证。这个结果受到医院的重视，但此后重复实验却得不到文章里的数据。

　　“我认真判断是哪儿出错了，但都找不出原因。后来，血研所的所长告诉我，是两个基因拼接错了。当时我觉得，分子生物学的东西我完全不懂，我不能再去教别人了。”

　　“我只是在某个方面有点专长，别人好的地方我都要学习，我永远是个学生。”关于“权威”的话题，王振义这样回答。

　　2002年，他指导的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一种抗白血病药物的水溶性差，实验效果很不理想，实验停滞不前。听说郑州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有深入研究，78岁高龄的王振义执意坚持亲自上门请教。郑州大学前来接待的人员却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振义院士，最后请来与他有一面之交的老师，才算是“验明正身”。

　　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病理生理教研组工作室，他学习生理、生化、病理解剖、免疫学等知识;任职中医科时，他努力学习中医中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向陈竺夫妇请教分子生物学;向秘书、孙子们学习电脑……现在，他又发明了一种学习的新名堂“开卷考试”，即由临床医生提出疑难病例，王振义通过查阅资料来分析诊断。

　　他直言“我换了个脑子，那就是电脑”。为了能“pass”，每次“考试”前，王振义都要上网查阅几十篇英文资料，在显微镜下看细胞形态，然后再做出结论，做好PPT。如果遇到同类型的疾病，他的PPT也绝不会相同，因为他用的都是最新治疗技术。

　　“现在疾病的分类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各种新疗法也层出不穷，用这种方法逼着自己学习，还能延缓老年痴呆症呢。”他还不忘调侃。

　　“他总说‘院士’就是医院里的战士。”陈国强说，“他根本没有把院士看成一种荣誉或光环，而看成一种责任。”

　　“我们现在进步非常慢，40年前我们提出3年攻克白血病，但现在我们只攻克一种，还有20多种都没有找到办法。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希望有生之年找出一个对其他白血病也有效、更便宜的治疗方法，一把‘万能钥匙’，这个就是我们最有价值的人生。”

　　军功章也有她的一半

　　王振义家客厅墙上有幅《清贫的牡丹》，是王老的最爱。

　　“画里有清静向上的意思。做人在事业上要有不断攀高的雄心,又要正确看待荣誉,对身外之物要有自我约束的力量。”他说。

　　除了事业，让王老牵挂的，还有与他结发一甲子的妻子谢竞雄教授。“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对爱人缺乏同情心。当年她生小孩，我都没在身边，对她关心不够……”1个月前，爱妻仙逝。王老看着老伴遗像，眼睛湿润了。

　　6年前，老伴得了老年痴呆。这让王老十分心痛，她和他在医学事业中相识、相恋、相伴，她是在他失意时鼓励他、支持他的爱侣。痛渗入他的心底。在她生命的尽头，他只想好好陪陪她。过去6年，王老没出过差。早晚陪在老伴身边，跟她讲话，尽管她越来越没有回应。中午，他回来看她，打一盆热水，拧一条热毛巾，给妻子擦手擦脸，抬起手，轻抚老伴稀疏花白的发丝。半个多世纪的相濡以沫，两颗心早就长到了一起。老伴喜欢孩子，他把3个孩子从小到大的照片拷到光盘里，在电脑上一遍遍放给她看。

　　王老说，国家最高科技奖也是奖给我妻子的，军功章也有她的一半。“她在天堂知道，一定会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