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量子科研工作者在合肥重归老本行，所研发的量子计算机已成功交付使用

1999年，18岁的上海人张辉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本科期间曾跟随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完成了关于量子不可克隆的研究。2003年，张辉保研到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硕博连读，继续师从郭光灿，从事量子相关科研工作，并成为国内第一个半导体量子计算的博士。然而，彼时的量子技术仍只是实验室中的项目，尚未走向商用。毕业后，张辉一度找不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

直到200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团队成立国内第一家量子通信产业化公司，量子技术逐渐从实验室走出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应用。此后，一批量子信息企业相继从合肥涌现，量子领域的产业化开始加速。2017年9月，本源量子计算科技（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张辉也回到合肥，重归老本行，如今成了总经理。除他以外，许多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的早期毕业生也陆续回归。在张辉和研发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本源量子已发展成国内头部的量子计算企业，研发出多台量子计算机，并成功交付使用。

本源量子已研发出多台量子计算机，并成功交付使用

近年来，合肥正在打造“量子之都”。数据显示，合肥高新区直接从事量子领域的科研人员超过600人，合肥市量子信息产业相关专利占全国的12.1%，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还有投资人直言：“做量子领域的投资之前，必须得逛逛合肥的‘量子大道’和中科大。”

为什么是合肥？记者试图在与张辉的对话中寻找答案。

“毕业就失业”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这句网络热梗曾被用来调侃量子科学。对张辉来说，从事量子领域的科研学习，也颇有种冥冥中注定的玄学意味。张辉开玩笑：“当时保研选择半导体量子计算方向，因为实验室项目经费最充足，看起来最有前途。”

当时，国内的量子计算相关研究刚刚起步。张辉到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导师团队一起组建实验室，包括搭建平台和实验设施等。张辉记得，实验室大到挖坑埋设备，小到在铝质屏蔽盒上打孔，几乎都由他们手工完成。

“我们那一批人，动手能力都很强。不过，我们真正参与科学研究的时间比较短，很多实验都没有过多参与。”张辉说。好不容易搭完了平台，他又开始愁起了毕业。做实验需要的周期很长，也有可能会失败，还会导致延期毕业，为此他只好转向理论研究。好在，那时候很多相关领域都是一片空白，张辉很快就发表了几篇论文并顺利毕业。回过头看，张辉认为，这可能是早期国内量子计算难以跨步向前的症结所在。当时的量子计算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很多研究者都面临毕业的压力以及转行或科研“二选一”的抉择，不少科研成果难以传承。张辉给记者解释：“比如，‘前浪’做了五六年研究就毕业了，‘后浪’又要从头再来，那时候我们实验室的工艺技术就一直停留在那个五六年的水平。研究成果缺少延续性，很难向前进。”

张辉在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没想到，毕业难只是第一道坎。由于当时国内尚没有一家量子计算企业，甚至在实验室所在的合肥，张辉也找不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张辉回忆：“我们这些早期的毕业生，除了极个别的留在实验室继续做科研，其他人基本毕业就失业了。”毕业后，张辉回到老家上海，放下量子计算博士的光环，进入了某园区的招商部门，从零开始，接触金融服务投资等。

等张辉再回到合肥，已过去将近10年。在此期间，合肥发展在加速，中科大对合肥的反哺效应逐渐显现。在张辉熟悉的量子领域，全球量子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几乎全部出自中科大，并涌现出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全球首台光量子计算机、全球首条量子保密通信网络“京沪干线”等一批重大成果。同时，量子技术逐渐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国盾量子、国仪量子、本源量子等多家拥有量子核心科技的企业相继在合肥成立。

其中，本源量子脱胎于张辉曾就读的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由郭光灿和他的学生郭国平联合创立，是国内第一家量子计算公司。2017年，张辉以“编外人员”的身份，帮助本源量子处理融资事宜。两年后，他正式入职，先担任公司副总裁、行政与人力资源总监，负责企业的日常运营管理和相关人才招募，后任职总经理，全面统筹量子计算工程化研发、项目规划等工作。

量子计算火了

记者在办公室见到张辉时，他正在打电话。通话结束后，他边整理有些褶皱的衬衫边连连表示歉意：“实在不好意思，公司最近有点忙。”采访期间，他接了5次电话，两部调成振动模式的工作手机时不时会收到消息提醒。张辉感觉到，量子计算真的火了。

然而，就在几年前，形势还是另一幅光景。当时，尽管市场上已成立了不少应用量子技术的公司，但大部分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张辉决定入职本源量子的选择，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我之前在企业已经做到管理层，收入不低，来这里的收入可能只有之前的1/3。再加上刚毕业的时候差点找不到工作，还要背井离乡，家里人都不理解。但我始终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张辉说。投资人也不了解。创立本源量子之前，郭光灿、郭国平曾接触过一些国内领先的科技企业，但这些企业普遍认为量子时代还很遥远，无一愿意在当时就提前布局。

转机出现在2019年。2019年9月，谷歌宣布率先实现“量子霸权”，他们研发的“悬铃木”量子计算原型机，可以在200秒内完成百万量子采样，而美国最快的“顶点”超级计算机需要1万年才能模拟完成。这一下子引爆了当时的科技圈。张辉记得，当天晚上，他就接到好多投资人的电话，还有人直截了当地问：“你们的量子计算机什么时候能造出来？”

一年后，本源量子推出国内首个工程化的量子计算机——本源悟源超导量子计算机，而且在众多关键技术领域实现了国产自主研发。同年，本源量子还发布了超导量子计算云平台和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等。作为一家致力于量子计算全链条开发的企业，本源量子已成功完成多台量子计算机工程化研制，正发力量子芯片设计与生产制造链，还开发出国产自主知识产权量子芯片工业设计软件、量子芯片激光退火仪、量子芯片无损探针仪等量子芯片工业母机。

工作人员正在调试量子计算机

有硬核科技的加持，再加上量子赛道的火爆，张辉笑着说，近年来，只要坐在办公室里，就有各类资本主动找上门，还有不少政府部门来考察调研，商讨研究产业政策，帮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去年8月，本源量子宣布完成近10亿元B轮融资，刷新全球量子计算企业融资纪录，未来将用于更高位数量子计算机的研制、量子计算应用的落地推广。

本源量子的成长轨迹也是量子行业从无到有的发展缩影。2021年，“量子信息”首次出现在“十四五”规划及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家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测量等量子信息科学重点领域的投入将持续增加，并将大力支持相关企业的发展。市场资本也持续涌入，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量子信息公司共完成23.5亿美元以上的融资，超过2021年，相比2020年实现翻番。

未来还有多远？

今年春节，《流浪地球2》上映。电影中，以MOSS为代表的“550系列量子计算机”拥有顶尖算力，可以调动全球计算资源，控制太空电梯、行星发动机的运行等。张辉表示，在可见的未来，量子计算机将为金融交易、药物研发、新材料设计、航空航天、机械制造等领域提供“量子算力”支持，这些都是经典计算无法超越的。

对很多人来说，MOSS的形象可能是他们第一次对量子计算机有直观印象。2月6日，本源量子宣布其4台量子计算机首次向社会开放参观活动后，受到广泛关注。不到5天时间，预约报名超过2000人，开放的参观名额仅为30人。张辉觉得，推动量子计算这一前沿技术的普及，相应的科普必不可少，“要让更多人对量子计算产生兴趣并参与进来”。此前，他们在合肥落成了本源量子计算体验中心，并携手广东德美、容山中学共同探索量子计算教育在中小学校园的实践。

从2021年开始，教育部正式把量子信息学科加入本科生教育，旨在加快量子领域人才梯队培养。3年前，张辉和同事筹办量子计算编程比赛，计划邀请国内外知名的高校和相关团队参加。“当时根本搞不起来。一共就只有20多支队伍，大家互相之间都认识。”张辉苦笑。去年，姗姗来迟的首届量子计算编程挑战赛终于开赛，吸引到约700支队伍参赛。今年4月，第二届比赛举办，参赛队伍超过800支，还分设了高校组和专业组两个赛道。

除量子计算机外，本源量子还自主研发出国内首个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

越来越多的人才、资本流向量子赛道，带动的是整个产业的蓬勃发展。比如，聚焦量子计算全产业链开发，本源量子在量子计算机的工程之路上“沿途下蛋”，催生出一大批原创性成果，并推动了量子计算产业联盟的成立。张辉的设想是，通过产业联盟集聚起包括计算科技、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在内的上下游企业，加速量子计算技术开发，探索量子计算应用落地，共同建立和拓展量子计算产业生态圈。

这也是合肥乃至安徽的雄心。早在2017年，安徽省就专设总规模100亿元的量子科学产业发展基金，并设立墨子量子科技基金等。如今，依托中科大的人才优势和众多量子信息头部企业的聚合优势，合肥正成为量子产业发展的高地。这些年，张辉和不少地方政府打过交道，但相比而言，合肥提供的政策落地性更强，规划也更为长远。未来，合肥还将规划建设覆盖全产业链的量子科技产业园。

接下来，本源量子即将发布最新量子计算机“悟空”，同时将开启新一轮融资。对张辉来说，他和量子计算的故事，还有更多可书写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