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米大米生物成分

大米是全球75%人口的主要食物，其中重金属如镉（Cd）、汞（Hg）、铅（Pb）和铬（Cr）的快速、高灵敏检测对于食品安全至关重要。常用的元素检测技术常常具有诸如须要复杂的样品预处理及消解过程、仪器运行成本高或检出灵敏度低等不足，开发一种能够直接检测固体样品、高灵敏度、经济性好的分析系统，对于大米中重金属的快速、灵敏检测具有重大意义。四川大学分析仪器研究中心段忆翔教授团队长期开展在线、现场分析方法和分析仪器的研发，围绕微波等离子体炬关键技术性难题开展了深入研究。本研究构建了激光烧蚀微波等离子体炬光谱发射光谱（LA-MPT-OES）分析系统，并对不同元素在等离子体内的激发行为从其在等离子体中的激发高度和宽度开展了二维表征，明确了各元素的最佳分析区域，建立了针对大米中镉（Cd）、汞（Hg）、铅（Pb）和铬（Cr）快速、高灵敏的检测方法。该系统实现了固体样品的直接采样，避免了复杂的样品预处理过程。通过对不同元素在等离子体火焰内激发行为的研究，明确了元素之间激发过程的差异性及各元素的最佳检测区域。与其他技术相比，LA-MPT-OES具有相当甚至更低的检测限，达亚微克/克级别。同时，作者采用实际样品对该方法的实用性进行了考察，其检测结果与标准值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表明LA-MPT-OES在实际样品分析中具有良好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需要指出的是，该系统结构简单，等离子体炬功率仅为200 W，所用气体流量不超过1 L/min，在现场、快速分析领域具有极大的应用潜力。综上所述，LA-MPT-OES具有直接固体采样、高灵敏度、低气体消耗和低功率消耗的优势，可适用于大米样品的直接、快速、高灵敏度检测，在食品安全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图1.各元素在不同位置的光谱及采样时等离子体羽流的表征(a) Cd、Cr、Pb和Hg在不同位置的光谱。(b) 等离子体羽流的照片。(c) 采样时等离子体羽流的元素成像及各元素在二维平面上等离子体羽流中的信号强度。图源：Food Chemistry, https://doi.org/10.1016/j.foodchem.2024.139850 论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08814624015000

从一张油漆斑驳的桌子下面，84岁的李文骧老人扯出小半袋大米。颜色纯白，略有透亮感，颗粒饱满，肉眼看不出这些大米有什么异样。　　但是，经过检测，这种大米中镉成分严重超标。当地人将这种大米简称为“镉米”。　　镉，一种重金属，化学元素周期表中排序第48位。在自然界，它作为化合物存在于矿物质中，进入人体后危害极大。　　李文骧老人怀疑自己得的怪病与这种大米有关。老人身体还算硬朗，但已经20余年没法好好走路了。只要走上不超过100米，脚和小腿就会酸疼难忍。　　医生无法确切诊断，老人干脆自己命名——软脚病。他告诉本刊记者，在其生活的广西阳朔县兴坪镇思的村，另外十几位老人也有类似症状。　　从1982年退休回村算起，李文骧吃本村产大米已有28年。多位学者的研究论文证实，该村耕地土壤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就已被重金属镉所污染 相应的，所产稻米中镉含量亦严重超标。　　医学文献已经证明，镉进入人体，多年后可引起骨痛等症，严重时导致可怕的“痛痛病”。所谓“痛痛病”，又称骨痛病，命名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该国由于开矿致使镉严重污染农田，农民长期食用污染土壤上的稻米等食物，导致镉中毒，患者骨头有针扎般剧痛，口中常喊“痛啊痛啊”，故得此名。这种病的症状与李文骧老人所说的软脚病非常相似。多位学者也直指，思的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　　类似案例不只出现在广西思的村。实际上，多个地方均有人群尿镉等严重超标和相应症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农业部门近年的抽查，还是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中国约10%的稻米存在镉超标问题。对于全球稻米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现实。　　在镉之外，大米中还存在其他重金属超标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研究人员即发表论文称，中国内陆居民摄入甲基汞的主要渠道是稻米，而非鱼类。众所周知，甲基汞是著名公害病之一水俣病的致病元凶。　　一个完整的食物污染链条已经持续多年。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遍地开花的开矿等行为，使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镉、砷、汞等有害重金属释放到自然界。这些有害重金属通过水流和空气，污染了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进而污染了稻米，再随之进入人体。　　数以千万计的污染区稻农是最大的受害者。稻米是他们一日三餐的绝对主食，部分农民明知有污染，但困于卖污米买净米之间的差价损失，而被迫食用污染大米。更多农民则并不知道自己食用的大米是有毒的，他们甚至不清楚重金属是什么。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几乎没有关于重金属污染土地的种植规范，大量被污染土地仍在正常生产稻米。　　而且，污染土地上产出的污染稻米，绝大部分可以畅通无阻地自由上市流通。这导致污染稻米产区以外的城乡居民也有暴露危险，而危险程度究竟有多大，目前尚缺乏研究。　　思的村怪病　　多位土壤学者在其论文和讲义中不具名地提到桂林思的村，直称不少村民具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且“鸡下软蛋，初生小牛软骨”　　71岁的秦桂秀是思的村又一位“软脚病”老人。最近四五年间，她总是双腿发软，没有力量，一走路就痛。此外，她的腰也经常痛。她曾到桂林市一家大医院求治，被诊断为“骨质钙化”。具体病因，医生表示不清楚。　　她说，本村有此类症状的不止十几人，或许50人都有。但本村一位村干部并不赞同她的说法，认为农村人腰酸背痛是常有的，这样的统计没有意义。这位干部同样无法解释如此多人有相同症状的原因。　　事实上，国内多位土壤学者在其论文和公开讲义中不具名地提到思的村，直称该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痛痛病”初期症状 村中曾出现“鸡下软蛋，初生小牛患软骨病”的现象。　　本刊记者向部分当事学者求证此事，学者们修正了上述说法。他们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村民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学者的尴尬在于，迄今没有官方或医疗单位确认上述症状究竟为何病。　　2010年12月，本刊记者在思的村走访时，多位村民私下证实，村中确有不少人浑身疼痛。一位上世纪80年代初从外村嫁来的村民说，当时外村女孩都不愿意嫁到本村，说是生的小孩会是“软骨头”。她嫁来后发现，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人们的担心至今没有消除。　　村民证实，粮食未全面放开前，国营粮库曾经免收本村公粮。收粮的官方工作人员说：“你们村大米有毒。”该村村民与别村最大不同是，他们只能吃这种“有毒”、国家都不要的大米。　　严冬中，村庄外的耕地里满是水稻收割后留下的稻茬，旁边一些蔬菜则长得翠绿可人。但这片被称做大垌田的近千亩耕地确实“生病”了：1986年的实测数字显示，上述土地有效态镉含量高达7.79毫克/千克，是国家允许值的26倍。　　广西桂林工学院教授林炳营在该村的研究表明，1986年，该村所产水稻中，早稻含镉量是国家允许值0.2毫克/千克的3倍，晚稻则是规定值的5倍以上，达1.005毫克/千克。　　阳朔县农业局农业环保站一位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该片土地重金属情况至今未有多大改善。一位资深农业专家说，镉污染具有相当大的不可逆性，土壤一旦被污染，即便经过多年，所产农作物中的镉含量也仅会有细微变化。　　稻田的水源是流经本村的思的河，污染源是村庄上游15公里以外的一家铅锌矿。这家规模并不算大的矿，上世纪50年代起作为本县国营矿被开采，其时几乎没有环保设施，含镉的废水作为灌溉用水流进了村民的耕地。　　据统计，共有5000余亩土地被该矿污染，大垌田是其中最严重的1000亩。后有研究表明，矿山早期废水含镉量超过农灌水质标准194倍。　　这家铅锌矿效益并不好，几十年间时开时关，目前已转至私人手中。与此同时，没有村民明确地知道，这些来自大米中的“毒”，是否进入了他们的身体，进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多数人无法证实身上的痛是一种病，更无法证实其与稻米的相关性。　　10%大米镉超标　　南京农大潘根兴团队在全国多个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样品，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受到镉污染的，绝不仅仅是思的村的大米。　　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　　五年之后的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下称南京农大农研所)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结果同样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他们的研究后来发表于《安全与环境》杂志。但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研究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多位学者对本刊记者表示，基于被污染稻田绝大多数不受限制地种植水稻的现实，10%的镉超标稻米，基本反映当下中国的现实。　　中国年产稻米近2亿吨，10%即达2000万吨。如此庞大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之严重。潘根兴团队的研究还表明，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以南方籼米为主，尤以湖南、江西等省份为烈。2008年4月，潘又带领他的研究小组从江西、湖南、广东等省农贸市场随机取样63份，实验结果证实60%以上大米镉含量超过国家限值。数值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南方酸性土壤种植超级杂交稻比常规稻更易吸收镉，但此因之外，南方诸省大米的镉污染问题仍然异常严峻。　　潘根兴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稻米污染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观。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研究员，多年致力于土壤污染与修复研究。他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而在南方则显得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　　陈同斌对广为流传的中国五分之一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的说法持有异议。他根据多年在部分省市的大面积调查估算，重金属污染占10%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　　如果陈同斌的估计属实，以中国18亿亩耕地推算，被镉、砷等污染的土地近1.8亿亩，仅镉污染的土地也许就达到8000万亩左右。　　让人心情沉重的是，这些污染区多数仍在种植稻米，而农民也主要是吃自家的稻米。不仅如此，被重金属污染的稻米还流向了市场。中国百姓的健康，在被重金属污染的稻米之前几不设防。　　追踪镉污染　　湖南株洲新马村、广东大宝山等多个地区，稻米均被严重污染　　距广西思的村2000余公里的湖南株洲市新马村，2006年1月发生震动全国的镉污染事件，有2人死亡，150名村民经过体检被判定为慢性轻度镉中毒。当年9月11日，湖南省政府公布调查结果，认为该村饮用水和地下水未受镉污染，但耕地土壤受到镉污染，稻谷中重金属严重超标。　　2011年1月，本刊记者再次来到位于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镇的这个村子。该村及相邻两村共计千余亩土地已被当地宣布弃耕。村民至今认为，原先村中开办的摩托车配件厂向地下排放含镉废水是村民镉中毒的最直接原因，不过，政府力主的稻米镉污染也被村民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地政府至今没有正式公布该村稻米中的镉含量。南京农大农研所潘根兴教授一行，曾于2008年4月间向该村村民索要过两份原产米作实验室化验，结果显示，其镉含量分别为0.52毫克/千克和0.53毫克/千克，是国家标准的2.5倍。　　株洲新马村耕地中的镉污染，主要来自1公里外的湘江。湘江是中国受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新马村上游数公里的霞湾工业区即是湘江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　　在株洲市数个工业区周边，数十平方公里的农田被重金属成片污染。位于霞湾工业区边缘的新桥村村民向本刊记者证实，新桥、霞湾和建设等村数千亩土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就被霞湾工业区排放的重金属废水污染。当地政府每年向每亩稻田发放800斤稻米的补贴，这样的补贴已有20多年。　　而在湘江株洲、湘潭段，两岸有数量庞大的土地直接用湘江水灌溉。在理论上，它们受污染的可能性极大，但这方面的研究和数字较为缺乏。湘潭市环保协会副理事长王国祥曾出资检测湘潭县易俗河镇烟塘村的土壤和稻米污染情况，结果土壤含镉量和稻米含镉量均严重超标。　　2008年新马村那次取样前后，潘根兴一行还专赴其余数个被媒体广为报道的镉污染地区进行稻米取样。这些地方有广东大宝山地区、湖南郴州白露塘地区、江西大余漂塘地区等。经实验，这些地方的稻米均被严重污染，镉含量至少0.4毫克/千克，高的可达1.0毫克/千克，总体是国家限值的2倍至5倍。　　48号魔鬼　　工业革命释放了镉这个魔鬼，而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　　近几十年间，类似思的村和新马村镉米“有毒”的故事，在中国为数众多的村庄上演。对于65%以上人口以水稻为主食的中国来说，这样的故事无法让人感到轻松。　　镉是一种银白色有光泽的重金属，化学符号Cd，原子序数48。它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与人类生活并不交会。工业革命释放了这个魔鬼。国外有研究推算，全球每年有2.2万吨镉进入土壤。　　镉主要与锌矿、铅锌矿、铜铅锌矿等共生。在焙烧上述矿石及湿法取矿时，镉被释放到废水废渣中。如开矿过程及尾矿管理不当，镉就会主要通过水源进入土壤和农田。美国农业部专家研究表明，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其籽粒镉水平仅次于生菜。　　已有研究表明，镉主要在肝、肾部积累，并不会自然消失，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慢性积累后，人体将会出现显著的镉中毒症状。镉使人中毒的最通常路径是，损坏肾功能，导致人体骨骼生长代谢受阻，从而引发骨骼的各种病变。上世纪60年代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骨痛病患者，影响人群达数百人。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太原环境医学研究所刘占旗等研究人员，曾在2000年前后调查国内某铅锌矿污染区260名有20年以上镉接触者。其中84名接触者骨质密度低于正常，他们多数诉称身体有莫名疼痛，而最严重的22名接触者中有19名出现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和软化。　　更有学者的初步研究表明，中国南方某些铅锌矿区域中，人群癌症高发率与死亡率与土壤镉含量及镉超标大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除了镉，其他重金属也在侵蚀着中国的稻田和大米。　　例如，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冯新斌团队以贵州多个汞污染地区为例，在2010年9月美国《环境健康展望》杂志发表论文说，中国内陆居民摄入水俣病元凶甲基汞的主要渠道是稻米，而非鱼类 浙江大学张俊会在2009年的博士论文中分析，浙江台州9个有电子废物拆解历史的自然村中，其中7个的稻田土壤受到不同程度的镉、铜、锌复合污染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永华团队2008年的研究则表明，湖南湘西铅锌矿区稻米铅、砷污染严重。　　体制放大镜　　村民均明知大米“有毒”却仍然长年食用。一位村民说：“有钱的用钱扛，没钱的有命扛”　　面对被重金属污染的大米，人们往往束手无策。本刊记者在株洲新马村附近的新桥村采访时发现，村民均明知大米“有毒”却仍然长年食用。一位村民对此表示无奈，她说：“有钱的用钱扛，没钱的有命扛。”　　这位村民道出的一个南方农村现实是：每人只有几分田，土地仅够产出口粮。假如卖污染米再买净米，其间较大的差价也会推高他们的生活成本。　　多位学者指出，中国现行的土地承包到户制度，以及农民口粮基本自给等现实国情，成倍放大了稻米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潘根兴认为，西方国家土地私有，农地主要由农场主和大公司种植，一旦部分土地被重金属污染，出于维护整体利益考虑，农场主或大公司很快会选择弃耕或调整作物。而中国的农民出现污染后个人无力应对，只能选择被动承受。　　学者表示，西方国家比中国更重视企业经济行为的环境负外部性，一般要求企业向政府缴纳环境维保基金，这笔资金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应对包括土壤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而中国政府缺少这样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鼓励了环境负外部性的产生。　　此外，政府对土壤污染信息的习惯性封锁，导致官民之间严重地信息不对称，更多的自耕农在茫然不知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食用了重金属超标大米。　　独特的饮食习惯也导致大米重金属污染在中国更为突出。稻米并非多数西方国家绝对主食，但65%的中国人以稻米为绝对主食。有学者计算，即便稻米达到国家限定的镉含量0.2毫克/千克，中国南方人每日摄入镉的总量也大大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限定额。　　镉米不设防　　数量众多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只要被允许种植，必然会有人受害　　在几乎没有监管或者没有有效监管的现实下，重金属超标大米享受着让人感到恐怖的“自由”。　　除在少数地方因为极端污染事件被叫停，大多数被污染土壤的主人即自耕农，均可以自由选择种植作物种类，包括稻米。广西思的村和湖南新桥村的农民，就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政府方面的种植禁令。　　此外，除了少量重金属超标大米在市场上流通时被检出，政府部门通常没有对村民和市民如何避免吃到被污染大米给出意见。　　实际上，重金属超标大米在现实中是完全可以自由流通的。思的村和新马村的大米并未被政府方面禁止对外销售，因此，虽然多数稻米被村民自食，但仍有相当数量污染米自由流向市场。　　近几年，由于国家在食品安全制度方面加大了力度，重金属超标大米大概很难出现在大中城市的大型超市中。但在各县市以及乡镇的农贸市场中，污染大米仍然令人防不胜防。　　2008年2月，四川成都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食品安全抽检中，检出邛崃市瑞泰米业有限公司和四川文君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大米镉超标，要求两企业整改。按照中国现行的食品质量管理法规，两家企业因生产销售镉超标大米是违法的，接受处罚天经地义。　　但两家企业表达了委屈：第一，企业在购进大米时，本着就近原则收购，由于中间商的收购渠道复杂，无法判断哪个区域含镉，无法从进货原材料上控制 第二，镉超标与企业生产工艺没有关系，应与土壤含镉有关。　　学者更普遍的看法是：政府一方面未在源头上禁止重金属超标大米，即允许在污染土壤上种植稻米，另一方面又在流通中禁止重金属超标大米，这是自相矛盾的，在现实中也是难以执行的。　　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是，数量众多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只要被允许种植，必然会有人食用，也必然有人受害。　　一般认为，流通到城市的重金属超标大米毕竟只是少数，由于不断更换所消费大米品种等原因，市民即使吃到重金属超标大米，危害也较小。　　但陈同斌及其同事多年观察发现，随着土壤污染区农村居民生活日渐富裕和健康意识的增强，他们更趋向于将重金属超标大米卖到城市，再换回干净大米，所以城市居民遭受重金属毒害的风险也在日益增加。　　2006年，湘潭市环保协会副理事长王国祥在靠近株洲的湘潭城区采集了500名喝湘江水的市民尿样，与其合作的长沙某医疗机构据此检测出一个吓人的结果：30%的人尿液镉超标，10%的人按国家职业病防治标准需要专业治疗。由于种种限制，王没能开展更多的检测。有研究人员认为，那些镉超标的湘潭市民除了饮湘江水的原因，很难说没有镉超标稻米的影响，因为在湘潭市场上也购到过镉米。　　不管官员与民众愿意与否，多位学者认为，有一个趋势值得注意，即未来中国农产品安全问题中，重金属污染将取代农药，成为事故多发地带。

从中储粮露天存放的原粮着火，到湖南镉大米，再到最近的转基因大米疑云，作为过半中国人的主粮的大米，其安全性问题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本期记者分别奔赴安徽、湖南等地，对&ldquo 传说中&rdquo 的转基因大米、镉大米溯源。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正在行动。让消费者享用安全可靠的大米，正成为各界共识。　　转基因大米离我们有多远?今年4月出现在网上的一份绿色和平组织的转基因检测报告让答案显得并不乐观。　　在这份2012年2月至7月间出具的报告中，绿色和平组织针对北京、湖北、安徽、广东、四川、江苏、福建和浙江市面上可能含转基因成分的大米、米粉、婴儿食品、大豆、豆制品及速冻食品进行随机取样，共购买76份样品，并送至第三方实验室进行转基因成分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9份样本呈阳性，其中6份样本含转基因水稻成分。也就是说，非法转基因成分污染的检出率达到7.9%。问题样本分别为：取自湖北武汉和安徽六安的4份大米样本检出转基因成分，并确认为Bt63转基因水稻。　　有公开资料显示，Bt63转基因水稻为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等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把Bt基因导入水稻植株后再得到抗虫的&ldquo 汕优63&rdquo 杂交组合。　　这种Bt转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引入一种特殊基因后，会产生Bt蛋白，这种蛋白会让食用了这种水稻的螟虫引起肠麻痹而死亡。正是这样特殊的抗虫功能，可以使水稻的农药使用量减少，进而达到增产的目的。根据此前媒体的报道，由于华中农业大学正处于湖北地区的关系，此前的一段时期内，转基因种植在湖北等地的种植已经非常广泛。但是，安徽涉足转基因大米问题尚属首次，这也让外界对安徽六安等地目前的水稻种植状况抛出了巨大的怀疑，本报记者因此追溯源头，来到检出转基因大米的安徽六安寿县进行实地调查采访。　　然而，相比那些&ldquo 看得见&rdquo 的转基因大米违规状况，安徽样本显得更加的棘手和复杂。　　两个检测结果　　2012年3月10日，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安徽六安市满天星超市南门店、西商便民菜店兴美店以及刘记粮油商店分别购买了散称丰良优大米、周寨精制大米以及丝苗米进行取样检测，结果显示，三份大米均呈现NOS、Bt63阳性，意味着三份大米都是Bt63转基因水稻的产物。　　记者了解到，这三份被检测出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大米均清一色的来自六安寿县地区，除散称丰良优大米无法查到生产厂家外，其余两份均标示来自寿县周寨米面有限公司。　　根据当地政府2012年的经济统计数字，寿县去年GDP为105.3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8.4亿元，在当地经济比重中占比最大，而稻谷种植面积高达10.95万公顷，与小麦同为寿县地区最大的粮食经济作物。　　伴随对第一产业的依托，下辖25个乡镇的寿县遍布着大大小小近百家大米生产加工企业，在当地，周寨米面有限公司(周寨米厂)绝对算不上显眼的一个。事实上，记者在网上几乎找不到任何与之有关的企业信息以及地址内容，在经过当地人的多次指路和探寻后，本报记者终于辗转在寿县南部的一条土路旁找到了涉事企业&mdash &mdash 周寨米厂。　　&ldquo 我们根本无从知道，厂里生产出的大米怎么就会有了转基因成分。&rdquo 面对本报采访，米厂老板吴坤山显得一脸茫然。　　吴坤山的米厂设立于2004年，厂子的面积并不大，院内除了两三个加工车间，就是几个堆放稻谷的仓库。吴坤山说，由于当地米厂众多、竞争激烈，他的米厂一直处于半停半工的状态。&ldquo 竞争主体太多了，稻谷收不上来，我们是开工半年停半年，生意一直算不上很好，每月差不多是二三十吨的产量，一年不过几百吨。&rdquo 　　今年4月上述绿色和平转基因检测报告在网上出现后，吴坤山&ldquo 清闲&rdquo 的生意状态被瞬时打破。4月19日下午，寿县地区农委突击抽检了周寨米厂。　　寿县农委执法大队大队长李军对本报记者说：&ldquo 我们这是粮食大县，出现转基因这个东西很敏感，所以4月我们一看到网上的消息就立刻去了他们厂里，完全是没打过任何招呼过去抽查。&rdquo 　　当地农委抽查的样品就是被曝光的精制大米和丝苗米。&ldquo 每种都抽取了3份样品，我签字，对方也签字，然后封口。两份样品农委拿走，一份保存，一份送检，米厂方面留一份，如果他对检测结果有异议，可以用自己手上的那份再进行复检。&rdquo 李军回忆当时的程序说。　　根据寿县农委提供的检验报告和抽样取证凭证，记者看到，抽取样品的生产日期为2013年4月12日，取样数量为每份500克。由寿县农委委托农业部转基因生物产品成分监督检验合肥测试中心对样品进行检测，后者是农业部授权的在安徽地区唯一的转基因检测方。　　在检测结果一栏，记者看到，结果表述为&ldquo 试样中未检测出CaMV35S启动子、NOS终止子和Bt基因，检测结果为阴性。&rdquo 换句话说，就是未检出转基因成分。　　但需要注意的是，寿县农委此次抽查的样品生产日期为今年的4月12日，而绿色和平组织检测的样品为去年3月10日之前生产。　　对此，李军承认，去年检测和今年检测的米确实不可能是一批。&ldquo 因为米有一定的保质期，什么时候要销售了企业才会生产，这家厂的库存没有放那么久，我们去的时候就这一个批次了，去年年初的米现在已经没有了。&rdquo 　　据记者了解，寿县地区目前稻谷种植面积高达10.95万公顷，与小麦同为当地最大的粮食经济作物。据周寨米厂老板吴坤山和当地种植户的介绍，当地的消费量较为有限，因此寿县大米主要销往六安市区。寿县的米厂多为作坊式的小型加工厂，缺少大型龙头企业，根据寿县粮食局提供的信息，当地 农业龙头企业大多都为油脂公司和豆制品公司，米业公司无一入选。　　看不见的污染源　　两份不一的检测结果让事件看上去像一起&ldquo 无头冤案&rdquo 。而更让人感到棘手和担忧的是，六安寿县地区究竟有没有转基因水稻的种植?如果有，它们会给食用者带来怎样的影响?它们又是如何流入生产环节的?　　吴坤山告诉记者，厂里没有自种地，所有加工生产的稻谷全部来自寿县地区的收购，但谁家种了转基因的水稻，他也无法知道，米厂只管收。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检定结果，周寨米厂在去年出品的两种大米被确定为Bt63转基因水稻，而在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水稻&mdash &mdash &ldquo Bt汕优63&rdquo 和&ldquo 华恢1号&rdquo 的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但这并不等于允许商业化种植和销售。　　Bt汕优63正是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的科研成果。早在2004年6月5日，张启发在中科院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指出，转基因农作物在全球大面积种植已有9年之久，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人群超过十多亿之众，至今还没有关于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任何证据。　　但是这一结论并未得到学术界的信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指出，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仅凭现在的短期动物实验数据是不负责任的，某项技术的副作用一般在使用二三十年之后才显现。　　例如，瘦肉精刚开始出现时一直作为一个新技术被大力推广，使用20年后才发现毒性太大而被禁止 DDT(孟山都曾经是DDT最大的生产商)也是在刚出现时因使用效果神奇被大力推广，30年后发现危害整个生态系统被禁止。　　&ldquo 以前那么多年，这边从来没有发生过转基因大米的事儿，不要说在寿县，整个安徽都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当地主种水稻品种为新强8号，两优6326，两个都是安徽省的认定品种，但实话实说，谁也不能保证有没有外来的(转基因)稻种拿来这种。&rdquo 吴坤山说。　　Bt63转基因水稻的特性就是抗虫，在一些地区被称为&ldquo 能抗虫的种子&rdquo 或&ldquo 不用打药的种子&rdquo ，根据这一种子特性，记者分别在寿县的北部和南部地区的几个村落进行了走访调查。　　但是，当地的农民几乎清一色的回答：&ldquo 哪有抗虫的稻子?都得打药。&rdquo 　　寿春镇附近的一位农民告诉记者，从插秧到收割，一季稻子一般抗虫的农药要打上4~5遍，一亩地平均下来基本要花费100多元的农药成本。　　而当地种子商店也对转基因稻种和防虫稻种表示&ldquo 不清楚&rdquo 。&ldquo 我这里从来没有听过什么防虫的种子，你需要买，我这只有一些旱稻的种子。&rdquo 一家种子店老板说。　　还有商家则表示出了警觉：&ldquo 你要抗虫稻?你不是来做调查的吧?&rdquo 　　绿色和平负责上述转基因调查项目的俞江丽对记者表示，其实也不能单纯用农药的多少判断种植物是否为转基因，因为在一段时期后，转基因品种也不一定就能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因为它会催生次生虫害的增长。　　这就像达尔文提出的适者生存理论，一种害虫被抑制，新的昆虫种群会迅速取而代之。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魏伟告诉记者：&ldquo 转基因扩散有2个渠道，花粉和种子。转基因可以通过花粉(水稻的雌蕊、雄蕊)会扩散到邻近区域，种子产生的过程就是花粉和聚头结果，雄蕊的划分和雌蕊的聚头结合后形成胚胎。水稻也有花粉，是两性花。花粉通过空气、水、昆虫进行传播。所以不排除你不种，但是附近有别人种，然后扩散到你这。&rdquo 　　不过，通过花粉传播造成污染的概率就比较小，而另一种情况是种的人自己也不知道现在种的是转基因水稻。&ldquo 比如一片地曾经种过转基因水稻，然后再种正常的水稻，有可能出现混杂现象，第二年长出来的还是转基因的，但是农民自己也不知道。&rdquo 　　在实地采访中，有一位村民表示，当地曾经有尝试过&ldquo 防虫种子&rdquo 的试种，但最终实验并没有成功，但他听说，那个种子是杂交水稻，并非转基因品种。　　监管尝试　　如今周寨米厂的销量一泻千里，吴坤山说，他不想卷入风波，因为这个事，米厂的销量已经下滑了50%。　　&ldquo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要求收稻子的时候每家每户必须&lsquo 实名制&rsquo ， 哪一家的稻谷必须全部登记到户，买了多少斤，万一以后出了问题可以去追溯 另外我肯定要问对方拿买稻种的凭证发票，不是正规稻种一律不收。&rdquo 　　事实上，当地种子的供应链有其独特的准入方式和流程，据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寿县地区一共存在着27家种子公司，这些种子公司是当地引进外部种子的最主要渠道，也是当地政府重点把关的对象。　　一般而言，在每年供种之前，当地农委会组织专家进行开会，对新引进的品种进行评估。　　&ldquo 我们会要求对方把今年计划引进的所有品种都报给农委，政府进行把关，看哪种具备合法资质，哪些不具备。不合法的东西我们第一层就给它排除掉了。&rdquo 当地农委方面的官员说。　　通过第一道审核关口后，这27家种子公司会把新品种分销给下级的500~600家种子零售门店，分布在当地的25个乡镇。但谁也无法保证，那27家公司是否完全报备了全部品种，会不会进行秘密保留。　　寿县农委执法大队长李军说，种子销售季节一般是4月份，所以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执法大队一共10个人，会兵分两路从南到北、一家一户到种子商店去明察暗访。　　&ldquo 我直接问店主，他搞过他可能也不肯讲，所以我们会问其他的商店老板，这边有没有人做这个(转基因)生意的，要有他们肯定会透露给你，因为他们是竞争关系嘛。农委每年都会发宣传单告诉店主，如果发现转基因销售，处罚就是5万，要让他知道冒这个风险不值得。&rdquo 　　李军坦言，过去当地也确实发生过一些投机取巧，倒卖一些实验品种的现象，但都不是转基因的类型。　　2010年，时任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上任不久后，便开展了堪称&ldquo 史上最大&rdquo 的种子执法专项行动，有超五分之一的种子企业被责令限期整改，超十分之一企业的许可证被注销。根据农业部的总结，这次执法的一个重大突破是首次进行转基因检测，并对违规单位采取了处罚措施。　　而当时寿县地区抽检了几十个样品交给安徽省农委，再转交给农业部进行检测，但结果都没有问题。　　但即便如此，当地农委对于转基因监管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ldquo 转基因水稻和普通水稻无法用肉眼辨别，但常规项的检测中只有水分、发芽率、压力、纯度等指标，不包含转基因检测，后者的检测周期长、费用贵，一次的费用需要1500元，而我们一年的执法经费才只有6万，现在市场上水稻品种这么多，你不可能负担的起。&rdquo 对于转基因检测是否可能列入常规项的探讨时，李军如是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