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院士群像扫描：挺起共和国科技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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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1月3日凌晨，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交会对接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2011年7月28日，中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完成了5000米级海试第三次下潜科学考察和试验任务，最大下潜深度达5188米。

　　■本报记者 吴昊

　　“两弹一星”升空，世界东方崛起中国巨人;

　　国情规划落地，持续发展引领华夏辉煌。

　　60年弹指一挥间，曾经贫弱的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这是中国人创造的神奇。

　　在这被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背后，有这样一群人功不可没。

　　邓稼先、钱学森、陈景润、王选、袁隆平……每一个名字都掷地有声，都为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们利用科技知识，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永载史册。

　　他们，正是新中国科学技术的领军者，千千万万科学技术人员的杰出代表——中国院士。

　　自力更生，实现上天入海

　　邓小平同志多次评价“两弹一星”的历史贡献。

　　“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55年的10月，被美国政府软禁5年、饱受磨难的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两年后，他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回国后的钱学森，立刻开始组建中国国防航空工业体系。一大批学部委员和年轻的科研工作者纷纷投入到这项伟大的事业当中，他们坚守深山、大漠，把宝贵的青春留在了祖国西部。

　　在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赵九章、郭永怀等学部委员和其他年轻人的一同努力下，中国人创造了奇迹!

　　1960年11月5日，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在太空中唱响了《东方红》歌曲。

　　外电评论：中国闪电般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两弹一星”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以院士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不但要保家卫国，还要富民强国，实现千百年来的飞天梦。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出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战略决策。

　　1994年增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的王永志担任首位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一干就是14载。很多院士专家也为了这个共同的强国目标团结在一起，如戚发轫、邢球痕、沈荣骏、张贵田……

　　在他们的带领下， 从1999年起，国人见证了“神舟”飞向太空的每一次辉煌：飞船从无人到有人，飞船成员从一人到多人，飞行时间从一天到多天，航天员活动范围从舱内到舱外，两个无人航天器实现成功对接……

　　中国，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又一个掌握飞行器太空行走、完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不仅要“飞天”，还要“探月”。

　　嫦娥一号、二号的成功发射，到处闪耀着院士们的科学光芒。

　　“蛟龙号”“下海”深潜5188米，以院士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为祖国交出了一份不亚于“上天”的辉煌答卷。

　　深谋远虑，建言发展策略

　　自古以来，谋者治国。

　　为国家未来发展出谋划策，也是院士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气象局原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说：“一个院士如果不站在国家的肩膀上考虑问题，是对不起国家的。”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立三就是这样一位“顾问”。

　　1986年，年近八旬的周立三受命成立中科院国情研究小组。他不顾个人身体状况，与课题组同志一起深入调查，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完成了任务。

　　“周先生是杰出的战略科学家，总是从大局着眼，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前瞻性思考国家未来发展需求。”每每提及，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难掩崇敬。

　　1989年10月，第一份国情研究报告《生存与发展》出炉，之后，几份国情报告陆续公布。

　　在这些引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极大关注的报告中，周立三和他的团队用“掠夺资源的经营方式”来直陈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实行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方式和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

　　1995年，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式上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

　　2002年，可持续发展被置于突出地位，写进了党的十六大报告。

　　中央作出英明决策，中国院士功不可没!

　　而在制定科技发展战略上，中国院士更是高瞻远瞩，为中国能够紧跟、创新国际尖端技术，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四位专家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863”计划)，邓小平以战略家的高度作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重要批示。

　　经过20多年的发展，“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的起步、发展和产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已经成为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的一面旗帜!

　　尽心尽力，致力民生发展

　　2001年，中国首个国家最高科技奖颁给了一个“农民”。这位“农民”，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人称“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每年多养活7000万人!这是袁隆平指导的超级杂交稻交出的沉甸甸的答卷——如果全球现有的水稻一半都换成杂交稻，地球将会多养活4亿人!

　　历史回转到1960年，中国正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磨难。7月的一天，时年30岁、在湖南安江农校教书的袁隆平，拍去身上的粉笔灰尘，掖着讲义夹，匆匆从课堂上来到校园外的试验田。

　　于是，一株与众不同的野生稻突破了杂交稻育种的瓶颈。

　　2011年9月19日，袁隆平所指导的“Y两优2号”百亩超级杂交稻试验田平均亩产一举突破900公斤，创造了926.6公斤的新纪录!

　　就在袁隆平一步步攻克超级杂交稻难题的同时，在中国大西北，另一位和袁隆平年纪相仿的院士也在默默地进行着小麦育种。

　　扎根陕西杨凌31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经过20年的努力，带领课题组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通过远源杂交育成“小偃”系列品种。该系统衍生良种7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大概在3亿亩以上，增产小麦超过了75亿公斤。

　　“中国人能养活自己!”

　　2005年4月，站在博鳌论坛的演讲台上，李振声信心百倍地告诉世界：“不仅现在如此，将来我们相信凭着中国正确的政策和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能够养活自己!”

　　一心一意，屡创尖端成果

　　以院士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无论在一穷二白的艰苦年代，还是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在很多领域都作出了一流的研究，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1965年9月17日，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国家。这一天，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应睐、汪猷、钮经义、邹承鲁、龚岳亭为首的科学家，完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

　　上世纪50年代末，牛胰岛素的结构已经清楚，世界上很多科学家都想用化学的人工方式合成蛋白质。但由于难度很大，国际上并没有成功的先例。 “我们国家当时在科研的物质、人才和设备方面都相当落后，连合成蛋白质最基本的物质——氨基酸都没有。”参与当年工作的北京大学教授叶蕴华如此回忆。

　　困难并没有把这样一群立志在中国最早合成蛋白质的科学家吓倒。

　　他们通力合作，经过几乎没有休息日、夜以继日的7年工作，最终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成果一经公布，引起了世界的极大轰动。科学界评价道，这“为人类认识生命、揭开生命奥秘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

　　如果说这项伟大的成果是通力合作的结果，那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则是依靠个人强大的信念，摘取了数学王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1973年，陈景润发表了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详细证明。国际上公认这“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同时，结果也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写进了美、英、法、苏、日等国的数论教科书中。

　　1978年3月，“科学的春天”到来。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新时期，院士们更是勇当先锋，以一个又一个的科技成果为祖国献礼。

　　1988年10月16日凌晨5时56分，中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首次对撞成功，在高科技领域取得又一项重大突破性成就!

　　曙光系列高性能计算机、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中国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国家农作物基因资源工程、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1%基因组测序项目、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LAMOST)建设、高温超导研究、超导托卡马克聚变实验装置……

　　这每一项激动人心的成果背后，都凝聚了以院士群体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人员的心血。他们以极大的爱国热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并以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为共和国树立起一座又一座的科技丰碑!

　　中国院士，挺起祖国科技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