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疗法已然成为人类对抗癌症新的希望，而CAR-T疗法则是近年来最有前景的肿瘤免疫疗法之一。CAR-T药物已经成功在人类血液癌症研究中被证明有重要作用，然而针对实体瘤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如果能应用于治疗实体瘤，那将具有很大的潜在市场。为解决这个难题，科学家们与该领域内的主要公司展开密切的合作。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助理教授Edmund Moon和他们团队已成功地完成了临床前期研究，有助于开辟此道路前进。Edmund Moon教授主要研究一种关键检查点的抑制性受体PD-1，其是最近刚批准的Nivolumab和Pembrolizumab药物的靶点。由于能产生肿瘤反应的免疫细胞数量较少，这两种药在治疗一些肿瘤中疗效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Edmund Moon教授和他所带领的团队设计了新一代免疫细胞，通过病毒载体在CAR-T细胞中插入一转基因受体PD1CD28。CAR-T细胞是CD19、间皮素、PSCA这三种关键蛋白的靶标，而这三种蛋白是在肿瘤细胞中表达的。另外，他们还在细胞内设计了PD-1受体，能识别CD28表达的肿瘤细胞内其对应配体PD-L1，从而产生免疫信号。"我们发现一些肿瘤有很强的侵袭性，并且抵抗其他形式的治疗。我们惊讶地发现，载入PD1CD28的CAR-T细胞相比于没有插入PD1CD28的T细胞，能对小鼠肿瘤模型产生较强的免疫反应，能增加小鼠的存活率。另外，我们还发现其他形式的PD-1受体载入并没有增强CAR-T细胞的免疫效应。"Moon教授称，"我们希望在血液肿瘤中看到的巨大成功，能同样发生在治疗实体肿瘤中。并且，随着我们继续研究其他免疫疗法与T细胞疗法的结合，治疗实体瘤中将会更好地发挥T细胞的功能。"CAR- T，全称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Immunotherapy，即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可以特异性地识别肿瘤相关抗原，使效应T细胞更具有靶向性、活性和持久性。主要过程是：是从癌症病人身上分离免疫T细胞，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给T细胞加入一个能识别肿瘤细胞，并且同时激活T细胞杀死肿瘤细胞的嵌合抗体，再经过体外培养，大量扩增CAR-T细胞，然后将细胞输回病人体内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荷兰、美国和巴西的研究人员在珊瑚礁附近茁壮成长的微生物中发现病毒和细菌之间的相互作用颠覆传统观念。随着细菌密度在一种生态系统中增加，感染这些细菌的病毒数量也随之增加。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不断增加的病毒群体接着会杀死越来越多的细菌，从而限制细菌群体规模。这是一种被称作“杀死获胜者（kill-the-winner）”的模型---胜利者是这些茁壮生长的细菌细胞，杀手是感染它们的病毒（大多数杀菌病毒被称作噬菌体）。然而，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研究了珊瑚礁附近的病毒-宿主之间的动态行为，研究结果提示着在某些条件下，病毒能够改变它们的感染策略。当潜在的宿主细菌变得越来越多时，一些病毒放弃快速增殖，相反选择平静地停留在它们的宿主内，因此降低它们的病毒数量。研究人员将这种备择模型称为“搭乘胜利者（piggyback-the-winner）”，而且它可能对基于噬菌体的药物开发和面对促进细菌繁荣生长的环境扰乱时的生态系统复原产生影响。相关研究结果于2016年3月16日在线发表在Nature期刊上，论文标题为“Lytic to temperate switching of viral communities”。论文第一作者、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病毒生态学家Ben Knowles说，“杀死胜利者似乎说得通。它背后的逻辑已存在一段时间了。这是一种非常有吸引人的推理。”Knowles、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博士后研究员Cynthia Silveira与一个国际合作小组决定测试这种新模型。他们收集太平洋和大西洋珊瑚礁附近富含细菌的海水样品。他们然后利用显微成像和基因组技术分析了这些样品中的细菌和感染它们的病毒的丰度和性质。基于杀死胜利者模型，研究人员将期待在高细菌密度和生长率的样品中会在每个细菌发现更多的病毒。然而，Knowles和他的团队发现完全相反的情形：随着细菌丰度增加，病毒与细菌的比率显著下降。接下来，Knowles和他的团队开展一项实验：他们在来自圣地亚哥教士湾和原始珊瑚礁位点的海水中培养细菌和病毒多天，在其期间，他们监控病毒和细菌丰度。这些结果与他们的现场取样相匹配：当细菌群体繁荣时，病毒数量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为什么这些病毒不利用这个不断增加的细菌群体从而感染它们并且快速增殖？为什么它们不杀死这些胜利者？为了进一步探究这种现象，研究人员进行宏基因组分析以便确定样品中的这些病毒是表现出致命的掠夺特征，还是表现出非掠夺性生活方式特征。有趣的是，他们发现在含有更高细菌数量的样品中，病毒群体变得并不那么致命。更多的病毒并不增殖，也不杀死它们不断增加的细菌宿主群体，而是将它们自己整合进它们的宿主内。这些病毒更加缓慢地增殖，避免与其他的病毒竞争，而且也避免接触宿主自身的免疫防御。研究人员说，在细菌快速生长期间，这种搭乘胜利者模型要比杀死胜利者模型更好地解释了病毒-宿主之间的动态行为。Knowles说，“当你有快速生长的宿主，如果你是病毒，那么你从整合中获利更多。它就是一种聪明的寄生行为。”更好地理解这些动态行为有望改善人类健康。比如，特定噬菌体有望成为一种可能的疗法用于治疗诸如囊性纤维化之类的疾病，其中囊性纤维化是由常见的肺部细菌感染导致的。这一发现可能也有助于改善海洋生态学家对影响珊瑚礁健康的微生物力量的理解

TP53抑癌基因突变在人类癌症中广泛存在，突变的p53会废掉原本p53所具有的抑癌功能。突变型p53由两步来在癌症中发生：首先是P53其中一个等位基因发生错义突变，然后通过"杂合性缺失"造成另一个等位基因也被废除从而成为突变型p53。虽然，很多研究报道TP53的错义突变促进肿瘤发生和进展，科学家开始普遍相信突变的p53获得一系列新的促癌功能。但目前仍不清楚其它相关的抑癌基因的缺失是否同样会促进肿瘤发生、进展产生类似的效果。最近来自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科研人员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的研究工作表明，在小鼠模型上，对其染色体11B3（对应人染色体17p13.1）大约400万碱基区域进行杂合缺失后，科研人员发现将11B3这段区域缺失、并对小鼠Trp53缺失会对淋巴瘤和白血病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从结构上分析来看，对11B3的缺失，造成了对其它一些基因的联合缺失，包括Eif5a和Alox15b（也称为Alox8），这些基因的缺失与Trp53缺失协同产生了更严重的结果，增强Trp53促进肿瘤的生成。他们的结果意味着，在人的染色体上高频率出现17b区域缺失，体现了TP53基因缺失以及其它肿瘤相关的抑癌基因减少，共同造成一个更综合性的促进肿瘤发生和进展的效果

在一项新的获得英国癌症研究中心资助的研究中，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等多个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一种抗HIV药物能够阻止皮肤癌细胞早期基因变化中的一种导致它们对药物治疗产生耐药性的变化。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2016年3月14日那期Cancer Cell期刊上，论文标题为“Inhibiting Drivers of Non-mutational Drug Tolerance Is a Salvage Strategy for Targeted Melanoma Therapy”。研究人员研究了11名已开始进行标准治疗的黑色素瘤皮肤癌病人。他们发现皮肤癌细胞在头两周治疗期间，利用一种分子开关暂时地自我修复而变得更加能够耐受药物治疗，随后再通过基因变化产生永久的耐药性。这种被称作奈非那韦（nelfinavir）的抗HIV药物通过阻断这种促进皮肤癌细胞在药物治疗期间存活下来的分子开关发挥作用。这项在小鼠中开展的研究提示着奈非那韦可能与标准的皮肤癌治疗药物联合使用从而让后者的疗效更强并且延迟耐药性产生，这就使得后者在更长的时间内有疗效。论文通信作者、曼彻斯特大学教授Claudia Wellbrock说，“在皮肤癌标准治疗的头几周内，皮肤癌细胞对药物治疗的抵抗力变得更加强烈和更加坚韧。”“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皮肤癌细胞完全产生耐药性之前靶向攻击它们，那么我们将有更好的机会阻断它们逃避治疗。我们认为这项研究在将这种想法变成现实的目标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旗下的曼彻斯特癌症研究中心主任Nic Jones教授说，“黑色素瘤很难治疗，这是因为这种癌症非常快地产生耐药性。但是这项激动人心的研究意味着我们可能能够通过阻断耐药性产生过程中的前几个步骤进行反击，从而让药物治疗在更长的时间内有疗效。”“尽管耐药性是一个重大挑战，但是我们正取得显著进步。在皮肤癌后期产生耐药性仍然是一个大问题，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已观察到近期在免疫疗法开发上取得重大进展，但是我们的这项激动人心的研究很可能能够在早期阻止皮肤癌耐药性产生

为了进行骨髓移植，造血干细胞通常从健康供者体内收集，并被用来治疗包括白血病在内的癌症。当前的收集方法花费较长的时间，而且供者需要接受一种被称作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的生长因子注射以便增加造血干细胞数量，而这经常会产生副作用。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协会（CSIRO）和莫纳什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的造血干细胞收集方法，该方法并不那么侵入性，能够降低获得足够造血干细胞数量所需的时间，而且也不需要使用G-CSF。相关研究结果于2016年3月15日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期刊上，论文标题为“Therapeutic targeting and rapid mobilization of endosteal HSC using a small molecule integrin antagonist”。研究人员证实在这种方法中，一种新发现的小分子拮抗剂[N-(benzenesulfonyl)-L-prolyl-L-O-(1-pyrrolidinylcarbonyl)tyrosine) ，BOP]靶向作用于α9β1/α4β1整合素，可将在骨髓中发现的造血干细胞快速地动员到血液中，当BOP与现存的一种小分子（AMD3100）组合使用时，效果更好。CSIRO研究员Susie Nilsson博士说，她的研究小组能够证实联合使用这两种分子会直接影响造血干细胞，因此就能够在接受单剂量使用一小时后在血液中观察到它们。Nilsson博士说，“当前的治疗方法需要在接受治疗几天前接受生长因子G-CSF注射。使用这种新方法会消除对G-CSF的需求，这就意味着这种之前需要几天的疗法能够被降到一小时左右。”在此之前，AMD3100只有当与生因子G-CSF联合使用时才能有效地增加造血干细胞数量。Nilsson博士说，“但是这种生长因子能够导致一些病人出现诸如骨骼疼痛和脾脏肿大之类的不好副作用。其他的病人只是并不反应良好，他们的造血干细胞数量从不能够足够高因而不能进行一次成功地移植。”研究人员发现联合使用这两种小分子不仅会消除对这种生长因子的需求，而且当收集的造血干细胞用于移植时，它们能够恢复整个骨髓系统，而且没有已知的副作用。莫纳什大学澳大利亚再生医学研究所（Australian Regenerative Medicine Institute, ARMI）主任Peter Currie教授说，这一发现的主要益处在于收集造血干细胞将变得更加高效和有效，从而显著降低供者的压力。Currie教授说，“我们正期待看到病人受益于这项发现。”目前而言，临床前试验已证实这种方法的有效性。下一步就是在最终成功联合使用这两种小分子BOP和AMD3100之前，开展I期临床试验来评估联合使用BOP和生长因子G-CSF。

想说服自己去纹一个"薛定谔的猫"文身吗？（我知道你早就想这么做了），好吧，现在你有一个科学的理由了：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多纹几个文身能够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从而更好地抵抗外源病原微生物的感染。效果怎么样，你需要亲自试一试。根据来自阿拉巴马大学的研究者们的结果，纹一堆纹身确实有用。当你刚开始纹的时候，身体可能会有点虚弱，但并不是劳累的感觉。在健身房运动时，你会感觉到乏力，那是因为肌肉酸痛；但是在纹身时，你会感觉到全身都被抽空了，这是因为你的身体不明白为什么平白无故要把一个异物插得这么深。不过，如果是在健身房运动，那么坚持一段时间后你就会感觉身体变壮了，疼痛的感觉也随之消失不见了。当注意到肌肉的这一奇妙的变化后，研究者们好奇是否这一过程同样在文身中发生。结果显示，确实如此。研究者们走访了一个当地的纹身店，招募了一堆志愿者，调查了他们身上的文身数量以及时间。在得到这一数据后，他们有分析了志愿者们血液样品中免疫球蛋白A以及皮甾醇（一类应激激素）的水平。他们发现，首次文身的人体内免疫球蛋白A的水平大幅下降，同时皮甾醇的水平升高。但是，文身数量较多的人体内免疫球蛋白A的水平只有轻微的下降，这表明在数次文身之后，身体的免疫反应强度得到了提升。"在受到外界压力刺激后，身体会快速达到一个平衡"。文章作者Christopher Lynn说道："然而，如果长期接受这种刺激，身体的耐受阈值就会提高"。尽管该研究的结果具有合理的生物学解释，但是样本规模太小（仅仅24名女性与5名男性）。该样本数量足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是还不足以下确切的结论。我们想说的是，如果你想提高免疫力，那么不必非得去纹身，但是如果你非要纹身，这可以作为一个支持自己的理由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母婴垂直传播是在资源匮乏，缺少医疗保障的农村地区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只要能够将整合的医疗服务执行到家庭层面，即使是在最贫困最糟糕的环境下也可以取得很大的改善。这就是范德堡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尼日利亚的中北部农村地区进行的一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The Lancet HIV上，这项研究将有助于燃起人们对于彻底消除HIV母婴垂直传播的希望。尼日利亚的HIV感染和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同时尼日利亚还是新增儿童HIV感染病例数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南非。使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能够防止HIV病毒从母亲传递给婴儿，但是一些贫穷地区仍然缺少使用这种治疗方法的条件。在携带HIV病毒的尼日利亚当中，每10人中仅有2人能够得到这种治疗。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尼日利亚的12个农村地区进行了重点研究，他们随机安排了一些怀孕或刚生产过的女性接受一套特殊的医疗服务，而另外一组女性作为对照，接受标准的医疗护理。在干预组中，研究人员鼓励男性参与妻子的护理，同时对于助产士以及社区健康志愿者等非医师健康护理人员进行服务培训，培训过程尽量做到经济有效。除此之外，还提供CD4细胞计数检测，并在怀孕女性生产之后为母亲和婴儿提供整合服务。干预组和对照组中携带HIV的怀孕女性，母乳喂养的母亲以及生产过程中受到HIV暴露的婴儿都接受了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干预组内婴儿的HIV感染率仅为2.4%，而对照组内婴儿的感染率达到7.3%——经过特殊护理，婴儿的HIV感染率下降了74%。这项研究表明通过医疗服务以及资源整合等措施能够有效预防HIV母婴垂直传播，贫穷地区的孩子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

最近一项关于HIV病毒从何时在具体哪个城市开始侵入美国的研究，引起了媒体和大众的高度关注。这一次研究比以往任何一次更为准确，让人信服。这一项研究结果停止了之前媒体一直推波助澜地认为"零号病人"Gaétan Dugas是HIV在美国传播的"罪魁祸首"。在这项研究公布之前，Gaétan Dugas也一直被媒体宣传为一个性生活非常活跃的航班乘务员。大家都认为Gaétan Dugas是第一个把HIV病毒携带到美国，并将这个病毒在不同的地方传播开。因此，他被人们标注为臭名昭著的"零号病人"。Gaétan Dugas因AIDS去世三年后，记者Randy Shilts在他发表的一本书中具体描述了HIV"零号病人"。他说："毫无疑问是Gaétan Dugas把病毒（HIV）在美国境内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Shilts并没有提到Gaétan Dugas把病毒传导北美。但随着他这一报道的发表，随后的媒体报道（包括时代杂志）都一直报道是Gaétan Dugas把HIV病毒在美国、甚至北美传播开。众多媒体、大众开始诋毁Gaétan Dugas的"罪恶行为"。纽约时报头版竟然也标题"THE MAN WHO GAVE US AIDS"。但，HIV/AIDS的科研工作人员一直认为"零号病人"并非完全正确。上周，来自亚利桑那州图森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Michael Worobey用他的结果扎扎实实地揭穿了这一说法。他认为Gaétan Dugas绝非是之前那些流行病学专家所称的美国HIV"零号病人"。来自亚特兰大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流行病学家Harold Jaffe，他的工作也帮助解开HIV病毒在美国早期传播之谜。他认为，Worobey的这项新工作将有助于把人们误判的"零号病人"昭雪。第一批艾滋病患者为5位男同性恋，都来自洛杉矶，在1989年6月有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周报中记载。1984年，HIV才被证明为艾滋病发病的原因，随后科学工作者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从旧金山采集到的同性恋和双性恋的血液样本，并发现他们已经携带了抗HIV病毒的抗体。Worobey从1978，1979年采集的8例血液样品中分离了HIV病毒，发现这8个人的血液中的病毒基因序列与HIV病毒基因组几乎完全一样。Jaffe从1983年采集的航空乘务员的血液样本中找到了Gaétan Dugas的血样，同样分离出了几乎完整的HIV基因序列。HIV的基因序列会随着其每一次的复制按照一定的速率发生突变，Worobey根据这些序列之间的差异来制作出HIV病毒的进化树。进而可以通过进化树判断每一株从人血样中分离出来的病毒，具体的进化/出现时间。他的研究结果证明，在美国HIV病毒于1970年开始传播，而HIV病毒最早是从海底和其它几个加勒比国家传入美国境内。虽然Worobey的研究样本很小，但他认为美国的纽约市极有可能是美国HIV的"起源"。他的结果还发现，HIV病毒大约1975年已被传到了旧金山。从早期分离到的HIV病毒进化树来看，Gaétan Dugas的血液中的HIV基因处于HIV进化树的中间偏后。虽然，Gaétan Dugas于1977年去过海地，但他基因组中HIV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是HIV病毒感染的第一人，他也不是HIV病毒在全美国传播的关键人物。Worobey最后还指出，当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研究人员将第一批AIDS病例拼凑、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在Gaétan Dugas前标记字母"O"而非数字"0"。原因是因为他是加利福利亚州境外的病例。后来，因为记录模糊或其它原因，Gaétan Dugas就演变成了所谓的"零号病人"。所以说，Gaétan Dugas并非历史上真正将HIV传入美国，或帮助HIV病毒在美国传播开的第一位HIV携带者。他仅仅是被一个被"历史差错"所误判的HIV"零号病人"

我们已经知道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发生变化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状态。比如说，有一些特定的微生物可以引发人类某些癌症的发生；或者会改变人的正常代谢；有些微生物甚至会加速人的衰老。后生动物肠胃道的分区对健康非常重要，肠胃各个区域分布着特定的微生物群，如果这些微生物群生态失调会导致肠胃功能紊乱。而往往肠胃老化伴随着微生物失调，这一现象涉及到肠胃道的分区仍不清楚。最近在果蝇中，科学家发现改变其肠胃中的微生物组成和分布的地点也会减短其寿命。最近一篇发表在Cell Host & Microbe的文章。科学工作者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年轻果蝇肠胃中的微生物分布和组成都与肠胃分区具有相关性，不同的微生物群都有特定的分布区域。而老年果蝇的肠胃中，由于炎症信号导致肠胃壁内的细胞老化，状态发生改变，出现肠胃组织变形，肠胃分区出现下降。而之前存在特定区域的微生物分布也随之紊乱。与衰老相关的JAK/Stat信号通路的激活导致了肠胃内壁出现组织变形。如果在肠胃组织中，抑制住JAK/Stat信号，可以阻止其微生物失调，进而延长果蝇的寿命。这表明微生物对人的健康而言，它们具体在肠胃组织中的所在地也非常关键！他们的研究结果解释了与年龄相关的慢性炎症导致肠胃分区下降，从而导致各区域微生物群失调，最终限制动物寿命的生理机制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英国华威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人子宫内膜（womb lining）中的干细胞缺乏导致上千名女性反复性流产。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2016年2月那期Stem Cells期刊上，论文标题为“Loss of Endometrial Plasticity in Recurrent Pregnancy Loss”。在取得这项突破后，研究人员如今开始研究一种治疗方法：他们认为这一方法有望帮助这些怀孕失败的女性。领导这项研究的华威大学妇产科教授Jan Brosens说，“我们发现我们研究的这些反复性流产患者的子宫内膜在怀孕前就已存在缺陷。”“我可以畅想一下：我们将能够在患者试图再次怀孕前校正这些缺陷。事实上，这可能是唯一的方法真正地阻止这些患者流产。”流产是是妊娠失败最为常见的原因。15～25%的妊娠最终以流产告终，而且在每100名试图怀孕的女性当中，就有一人遭受反复性流产，即连续至少3次出现妊娠失败。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人子宫内膜中，缺乏一种被称作人子宫内膜基质细胞（human endometrial stromal cells，HESCs）的干细胞很可能加快子宫内膜老化，从而导致一些人妊娠失败。研究人员研究了183名正在考文垂与沃里克大学NHS基金会医院（University Hospitals Coventry and Warwickshire NHS Trust）植入研究诊所（Implantation Research Clinic）接受治疗的女性捐献的子宫内膜组织样品。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干细胞典型特征的表观遗传标记在利用从反复性流产女性患者体内获取的子宫内内膜活组织在体外建立的培养物中缺失了。确实，相比于对照的正常人群，从反复性流产女性患者子宫内膜中只能分离出来更少的干细胞。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干细胞短缺加快子宫中的细胞老化。子宫内膜在每个月经周期、每次流产和每次成功分娩都会自我更新。这种自我更新能力依赖于驻留在子宫内膜中的干细胞群体。反复性流产患者体内的这些干细胞短缺与子宫内膜组织的加快老化相关联。老化的细胞发起炎性反应，这种炎性反应可能促进胚胎着床但是对它的进一步发育是有害的。Brosens教授补充道，“在胚胎着床后，子宫内膜产生一种被称作蜕膜（decidua）的特殊结构，而且当在实验室培养来自子宫中的细胞时，能够再现这一过程。”“利用来自已经至少3次以上流产的女性的[子宫内膜]细胞进行体外培养，结果证实子宫内膜中老化的细胞并不能够充分地做好怀孕的准备。”论文共同作者、华威大学产科学教授Siobhan Quenby说，“如今，真正的挑战在于开发增加子宫内膜中干细胞功能的策略。”“2016年春天，我们将开始探索新的介入方法来改善子宫内膜。我们的焦点将集中于两点。首先，我们打算通过开发出新的子宫内膜检测方法改善对具有反复性流产风险的女性的筛选。其次，有多种药物和其他的介入方法有潜力增加子宫内膜中的干细胞群体。

通过英国商业总会 （British Chambers of Commerce, BCC）研究预测，预测到2020年，通过对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的体外诊断市场将达到220亿美元。这一前景让很多公司和机构感到异常兴奋，都开始开发或引进CtDNA体外诊断。然而去年当Pathway Genomics公司推出CancerIntercept Detect?测试，并将其标价为$299到$699，这一举措直接激怒了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在2015年9月21日，FDA给Pathway Genomics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Jim Plante一封通告中写到，CancerIntercept Detect?测试，属于早诊范围，因为使用到了采血管，所以须满足设备的批准等条件。FDA还质疑其在网站上公示该测试能有效地检测未经过确诊的患者是否患癌，其检测范围甚至能达十多种不同的瘤种。来自FDA体外诊断和放射卫生办公室的副主任James L. Woods写到："我们认为你们提供的测试在未经过足够的临床试验验证的情况下，存在高度危险，极有可能损害公共健康。"Pathway公司反驳声明中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实验室开发试验的测试，该测试也经过了适当的验证。并且，我们还在执行该测试的下一步研究和验证。"Pathway 在接到FDA的通知后，开展了关于CancerIntercept Detect?测试的两个临床试验。其中一项研究将对1000人以上的人群进行大规模检测，该测试将对9种致癌基因的96项CtDNA相关突变情况进行筛查。另外一项将对200例未知癌症类型的患癌病人进行CtDNA检测，以确认CtDNA检测结果是否与最终确诊癌症类型相一致，评判其测试的另一项准确性指标。Pathway公司发言人Lan Stone在今年2月25号告诉GEN，他们公司另外还开展了三项关于CancerIntercept? Monitor的临床试验。它是一种基于血液疾病筛查的检测手段，相对于传统临床检测手段，其具有无创、更便宜等优势。Stone说："这些研究将包括对Li-Fraumeni syndrome(李-佛美尼综合症)，肺癌和甲状腺癌诊断。现在我们还在跟FDA之间进行对话，已经向FDA提交了回应，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得到一个让人满意的结论。"Pathway拒绝透露它们跟FDA之间的谈判内容，这里面涉及到了该公司的一些机密信息。关于CtDNA的前途会怎么样？首先，FDA表示绝不会破坏CtDNA测试的研发，不会阻碍任何公司或机构将其发展为新的科学技术。其次，将CtDNA测试开发称为新的技术产品，需要克服两方面的难题。其一为CtDNA测试将经历严格的监管督查；其二需要通过寻找新的技术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

虽然非小细胞肺癌（NSCLC）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突变对癌细胞对EGFR抑制剂药物产生抗性的机理已经较为明确。但在药物治疗过程中，NSCLC如何获得EGFR突变并发展成对抑制剂产生抗性的机理仍然不清楚。最近来自波士顿哈佛医学院的Jeffrey A Engelman带领他们小组在Nature Medicine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解释临床治疗中肿瘤如何进化获得EGFR抑制剂抗性。他们实验发现，癌细胞存在两种方式进化成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T790M而获得对EGFR抑制剂抗性：一种是通过癌细胞预先存在EGFR T790M阳性突变，然后经过药物筛选而获得抗性；另一种是癌细胞最初为EGFR T790M突变为阴性，但存在癌细胞对抑制剂药物耐受，这些细胞通过遗传进化而获得药物抗性。肿瘤细胞中参与抗抑制剂药物相关的信号通路也会影响癌细胞对其他药物的敏感性。经由药物耐受的癌细胞进化获得对EGFR抑制剂抗性的肿瘤对第三代靶向EGFR T790M突变的抑制剂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但如果和靶向抗凋亡因子BCL-xl和BCL-2抑制剂（Nacvitoctax）联用，可以还原其对EGFR抑制剂药物的敏感性。然后，他们还从对EGFR抑制剂药物具有抗性的癌症患者身上分离培养了肿瘤细胞，在这些癌细胞上重复出同样的实验结果。最后，这些实验结果解释了临床上出现的耐药/抗药的癌细胞是如何进化得来的：耐药癌细胞既可以是预先存在癌症患者肿瘤中；也可能是在药物治疗过程中，从对药物耐受的癌细胞群进化而来。这些研究结果将有助于研究人员和医生更好的靶向治疗临床中的肿瘤抗性

目前绝大部分媒体对美国境内塞卡病毒流行趋势的报道都集中在其与"小头病"（即导致新生儿头骨与脑部畸形的一种神经异常疾病）的关系上。然而塞卡病毒被认为与Guillain-Barré综合征（GBS），即一类罕见但是也十分严重的神经疾病（有时会导致暂时性的麻痹，或可致死）也具有一定的联系。最近一项新的研究证明塞卡病毒可能会导致GBS的发生。研究者们通过分析2013年-2014年法国塞卡病毒患者的血液样本，发现在每100000个塞卡病毒患者中会有24例会出现GBS的症状。"这是首次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研究结果也证实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联系"。来自巴斯德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家Arnaud Fontanet说道："大部分患有GBS的患者都表示在其产生神经异常症状之前的6天左右遭受到了塞卡病毒的感染，而且他们都产生了相应的抗体"。研究者们分析了塞卡病毒爆发阶段42名患有GBS的患者，发现其中41名（98%）血液样本中含有塞卡病毒特异性抗体。相反地，对照组患者只有54%携带有特异性抗体。虽然目前仅有少数国家还有塞卡病毒的存在，而且其传播速率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包括美洲，海洋国家以及非洲各国，但是仍有许多前往该地区的旅客携带病毒返回美国以及别的国家，这会导致病毒的再度传播。尽管目前塞卡病毒与小头病之间的联系还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明，但目前美国感染塞卡病毒的孕妇生育的孩子患小头病的风险却明显增高。这不得不引发人们的合理猜测

2014年爆发的埃博拉疫情让公众对这种传染病有了更深的认识。而众多生物医药企业和政府部门也痛定思痛，纷纷开始开发相关抗病毒药物。其中，Mapp Biopharmaceutical生物医药公司被认为是这一领域中的领先者之一。公司开发的抗埃博拉药物ZMapp被认为是治疗这一疾病的希望之星。此前FDA就于去年将这一药物写入了优先发展之列。然而，两年过去后，这一药物的研发进程仍未能看到终点。此前NIH与Mapp公司在西非开展临床研究工作，计划招募200名患者参与。但由于疫情衰退，最终仅有72名患者参与研究。最近，ZMapp的最新临床研究公布，其疗效再次让众人失望。临床结果显示接受ZMapp和标准治疗28天后的患者组死亡率为22%，而仅接受标准治疗的埃博拉患者组死亡率为39%，两者数据并不具备显着性差异。此前研究人员认为接受ZMapp三次注射后，埃博拉患者生存率将会有明显提高。NIH相关研究人员表示，此次临床研究并未在任何一种患者群体中体现出显着性差异。尽管如此，NIH研究人员仍然表示ZMapp在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方面仍有前景，研究人员下一步将研究抗体疗法在防治埃博拉病毒中的作用。尽管此次临床研究结果不尽如人意，Mapp公司董事长Larry Zeitlin表示此次临床研究同样表明ZMapp在治疗人类感染埃博拉病毒方面是有效的，这也与之前的动物实验结果一致。当然，世界上目前还有多家生物医药公司在进行埃博拉药物的研发，其中就包括了葛兰素史克以及默沙东等生物医药巨头。去年底，葛兰素史克公司开发的相关疫苗产品在临床一期研究中表现良好

应该有一种免费在线工具，可以让动物实验设计可视化，并提出重要的反馈，这样可以把科学家从糟糕的研究设计歧路上拉回来。这正是一些软件研发者所希望的目标。过去几年，研究人员在发表的动物研究成果中挑选出大量的设计和报告错误，他们指出这些可能会导致偏见。作为回应，数百家期刊就报道动物研究论文达成自愿性指导规则，形成最佳操作实践清单，如利用什么样的统计计算避免错误。但是这些清单在科学家递交稿件后才会发挥作用，英国伦敦更换、细化和减少动物研究国家中心实验设计专家Nathalie Percie du Sert说。“如果已经到达汇报阶段，事情就晚了。”她说，“我们希望研究人员在设计阶段就考虑到这个问题。”Percie du Sert的解决办法是一个叫作实验设计助手（EDA）的软件，该软件在2015年10月开始启动。她希望这款软件有助于提高动物研究质量，甚至可能成为动物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EDA可以让科学家通过关键元素，如用假设、实验方法和分析计划进行逻辑关联，创建一项实验的视觉代表。这个软件然后会利用一些内在规则去发现潜在问题，并提出修改建议。该工具还能够帮助科学家计算所需要的样本大小，从而确保结果在统计数据上经得住考验。实际上，EDA没有什么全新的技术，Percie du Sert说。该软件主要基于优秀实验设计的已有知识，但它却可以帮助在这一方面缺乏培训的科学家，教他们设计方案。自EDA启动之后，已有400多个用户创建了用户名，每月产生的实验曲线图在50~100幅之间，Percie du Sert说。她并没有那些用户的详细信息，由于动物研究的敏感性以及出于对研究人员的保护，谁在使用这些数据以及如何使用它们都受到了保护

90%以上的癌症患者死于肿瘤转移，发生转移的癌症患者生存期一般不超过五年。癌症转移是癌细胞在体内扩散形成转移瘤，并伴随病人预后差。所以要控制癌症，首先得控制其转移，而关于促进和抑制转移的分子机理仍存在诸多问题，所以确定各种促进肿瘤转移的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最近一篇发表在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的文章比较了体内致癌因素（基因突变，基因组不稳定等），肿瘤微环境（血管和淋巴管的变化）和免疫反应对结直肠癌患者体内肿瘤转移的作用。文章中从一大批结直肠癌患者得到的数据分析显示，虽然在患者原发瘤内存在明显的遗传异质性，但染色体不稳定和癌症相关基因突变并无明显差异。癌症患者之间肿瘤相关基因表达水平也一致。肿瘤转移与癌症相关的基因及其信号通路相关性低。在肿瘤微环境中，科研工作者发现与转移相关的两个现象：淋巴管减少和免疫反应降低。 最后结论是：肿瘤微环境中的淋巴管减少和免疫反应降低相比自身致癌因素（比如染色体结构不稳定，与癌症相关基因突变）对肿瘤转移的促进作用更大。肿瘤微环境里的变化可能是推动同步转移和异时转移的主要原因。 最后，这篇文章还提到对免疫相关因素进行测定与统计，并将这个免疫评分作为一个肿瘤相关的生物标志物，有助于预测肿瘤的转移及作为肿瘤治疗的参考

上皮细胞间质转型（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在促进肿瘤细胞侵袭、转移的过程中是可逆的。通常我们认为在肿瘤在前转移阶段，原发瘤中的肿瘤细胞失去其本具有的极性上皮细胞特性（粘附性强、片状结构），转化为具有迁移侵袭能力的间质细胞特性（无细胞极性、失去细胞与细胞之间的紧密连接）。这些肿瘤细胞在EMT转化过程中，发生了明显的细胞骨架重建，改变多种与EMT相关的转录因子、细胞表面受体的表达。这些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的变化也共同促进EMT过程的发生和EMT表型。这些具有间质细胞状态的肿瘤细胞能分泌胞外基质降解酶等，对胞外基质进行降解或修饰后，进而提高了它们在细胞间质中的运动能力、增强了肿瘤的侵袭和转移能力。因此EMT除了对肿瘤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外，还提高了肿瘤群体内的肿瘤干细胞，使得肿瘤具有抗化学治疗的能力，并在营养缺乏等外界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还能够存活下来。TGF-β信号是EMT诱导信号之一，也是现在研究最为清楚。但很有意思的是，TGF-β抑制正常上皮细胞的生长增殖，但在癌症后期的肿瘤微环境内TGF-β转向促进肿瘤侵袭和转移，促进肿瘤新生血管并抑制抗肿瘤免疫反应。最近Cell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TGF-β促使胰腺癌细胞进入致死EMT转化从而抑制肿瘤的文章。但是目前为止，对EMT在癌症中的研究仍有许多问题未被解决。比如说，EMT对癌症转移是可有可无的，但EMT已被证明有助于癌症抗化疗作用。目前，我们还未得知这种"致命" EMT对化疗抗性是否存在联系。但跟体外TGF-β刺激相比，体内生理环境的TGF-β是否只会激活"部分"EMT促肿瘤细胞抗化疗，但不会促进肿瘤细胞凋亡，仍需要更多体内实验数据来解释。 最后，仍需要更多研究来阐明EMT对肿瘤进展，抗药物治疗等的作用。需要动态跟踪EMT在肿瘤侵袭、转移过程中发挥着哪些不同功能。这些答案将会促进对EMT靶向在癌症治疗上的运用

癌症研究越来越关注于靶向作用引发疾病蛋白的疗法开发，其中研究者们对发生早期降解的蛋白进行了标记，近日发表于国际杂志Nature上的研究论文中，来自瑞士巴塞尔弗雷德里希米歇尔研究所的科学家就揭示了特殊化合物如何拦截遍在蛋白连接酶来靶向作用特殊的蛋白进行降解，该机制或为靶向降解特殊的癌症蛋白提供思路。过去10年里，癌症研究者们不断寻找利用细胞的“废物处理系统”来诱导促进癌症发生蛋白的降解，为了诱发这种蛋白发生降解，细胞内的蛋白通常需要被处理标记进行标记，而这一过程通常由遍在蛋白连接酶来完成，因此研究者们已经找到了多种策略来揭示引发疾病的蛋白对遍在蛋白连接酶的敏感性，并且帮助诱导疾病蛋白的降解。这项研究中，研究者表示，一种小型的药物分子可以通过将其黏贴在遍在蛋白连接酶上从而“动摇”特殊的癌症蛋白，研究者Thoma说道，这是一种新型治疗制剂的作用方式，其可以诱导特殊靶点的选择性降解，而不是抑制酶类的功能；同时这种方式也阐明了药理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模式，而研究人员首次在分子水平上观察到了其作用的机制。科学家们通过调查沙立度胺的衍生物来那度胺描述了这种机制，在临床中该药物可以有效治疗某些血液癌症，比如多发性骨髓瘤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在这些疾病中药物会诱导多种和癌症相关的蛋白进行降解，包括酪蛋白激酶1α (CK1α)；然而研究者并不清楚来那度胺如何改变相关的遍在蛋白连接酶复合物的特异性，以便酪蛋白激酶1α被标记进行降解。通过阐明DDB1–CRBN晶体结构同来那度胺及CK1α的结合，研究者就阐明了来那度胺可以促进其同CK1α的结合，在遍在蛋白连接酶复合物中，CRBN主要负责招募“基底”物质，来那度胺结合CRBN后就可以产生一种新型的界面，而这对于结合CK1α恰恰是非常必须的。以药物来那度胺为例，该药物的效率是基于其可以诱导疾病蛋白酶类降解，而不是抑制酶类的活性，研究者最后说道，通过揭示小型分子如何将特殊蛋白黏贴到遍在蛋白连接酶上，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蓝图”，这或许可以帮助后期我们开发一系列小型的分子治疗药物

癌症研究越来越关注于靶向作用引发疾病蛋白的疗法开发，其中研究者们对发生早期降解的蛋白进行了标记，近日发表于国际杂志Nature上的研究论文中，来自瑞士巴塞尔弗雷德里希米歇尔研究所的科学家就揭示了特殊化合物如何拦截遍在蛋白连接酶来靶向作用特殊的蛋白进行降解，该机制或为靶向降解特殊的癌症蛋白提供思路。过去10年里，癌症研究者们不断寻找利用细胞的“废物处理系统”来诱导促进癌症发生蛋白的降解，为了诱发这种蛋白发生降解，细胞内的蛋白通常需要被处理标记进行标记，而这一过程通常由遍在蛋白连接酶来完成，因此研究者们已经找到了多种策略来揭示引发疾病的蛋白对遍在蛋白连接酶的敏感性，并且帮助诱导疾病蛋白的降解。这项研究中，研究者表示，一种小型的药物分子可以通过将其黏贴在遍在蛋白连接酶上从而“动摇”特殊的癌症蛋白，研究者Thoma说道，这是一种新型治疗制剂的作用方式，其可以诱导特殊靶点的选择性降解，而不是抑制酶类的功能；同时这种方式也阐明了药理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模式，而研究人员首次在分子水平上观察到了其作用的机制。科学家们通过调查沙立度胺的衍生物来那度胺描述了这种机制，在临床中该药物可以有效治疗某些血液癌症，比如多发性骨髓瘤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在这些疾病中药物会诱导多种和癌症相关的蛋白进行降解，包括酪蛋白激酶1α (CK1α)；然而研究者并不清楚来那度胺如何改变相关的遍在蛋白连接酶复合物的特异性，以便酪蛋白激酶1α被标记进行降解。通过阐明DDB1–CRBN晶体结构同来那度胺及CK1α的结合，研究者就阐明了来那度胺可以促进其同CK1α的结合，在遍在蛋白连接酶复合物中，CRBN主要负责招募“基底”物质，来那度胺结合CRBN后就可以产生一种新型的界面，而这对于结合CK1α恰恰是非常必须的。以药物来那度胺为例，该药物的效率是基于其可以诱导疾病蛋白酶类降解，而不是抑制酶类的活性，研究者最后说道，通过揭示小型分子如何将特殊蛋白黏贴到遍在蛋白连接酶上，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蓝图”，这或许可以帮助后期我们开发一系列小型的分子治疗药物

惠灵顿奥塔哥大学的新研究发现表明抗精神病药物氯氮平可显著减弱肠功能。非常罕见的是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或致命的后果。自1988年在新西兰首次使用氯氮平以来，至今约10000新西兰人一直在用它。这是首次研究测量减缓肠道功能药物的程度。惠灵顿奥塔哥大学心理医学教授Pete Ellis说，氯氮平是一种有价值的抗精神病药物，可以有效代替其它治疗精神病无效的药物。“对许多人来说氯氮平可以改变人生。总的来说，相比其它治疗方法，这些人服用氯氮平可以生活的更好和更久，但它确实有相当大的副作用，我们需要对此进行针对性管理。”他说。“尽管氯氮平是众所周知的可导致便秘的药物，但是它潜在的严重后果没有得到广泛认知。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探索其作用机制，希望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以减少或防止肠道蠕动受损，最终使氯氮平治疗更安全。”研究人员使用标记物追踪肠道反应，该标记物可在x射线下观察到，通过肠道吸收氯氮平和其他抗精神病药物来测量食物的移动速度。“我们的研究表明，氯氮平大幅度减缓肠功能，从而导致便秘。这个程度从中度到重度。如果它导致肠阻塞，这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Susanna Every-Palmer博士说。“在新西兰过去的20年中，肠道蠕动受损已经导致至少4人死亡，其他11例发生严重肠道蠕动受损或危及生命的事件(如肠阻塞)正在使用氯氮平，所以重要的是我们更加了解了这种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她说。“我们发现， 相比其他抗精神病药物，相比不服药的人，服用氯氮平患者体内的标记物需四倍的时间穿过肠道。”Every-Palmer博士说。“五分之四的人服用氯氮平都会因这种方式受到影响，无论他们的性别、年龄、种族或氯氮平治疗时间的长度。因此我们建议，为了减少这种问题的发生人们在服用氯氮平时应该服用一些泻药

来自莱斯特大学的科学家近日在Heart杂志上刊登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发现，急性心力衰竭的患者机体中通常含有较高水平的代谢产物氧化三甲胺（Trimethylamine-N-oxide，TMAO），而红肉是这种代谢产物的主要来源。有研究报道红肉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直接相关，而且红肉也是左旋肉碱（L-Carnitine）的一个主要来源，左旋肉碱在机体中会被肠道细菌所分解形成TMAO。此前研究中，TMAO被认为和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死亡风险直接相关，但在急性心力衰竭患者中这种关联目前研究者并未证实。文章中研究人员对因急性心力衰竭住院的将近1000名患者机体中循环的TMAO水平进行了测定，该研究也是他们首次调查急性心力衰竭患者机体中TMAO水平的变化；急性心力衰竭和高风险的死亡率及患者不健全表现直接相关，而研究者指出，肠道细菌和患者饮食也往往介导了TMAO水平的变化。本文研究揭示了患者机体中TMAO循环水平和其急性心力衰竭预后的关联，研究者Suzuki说道，急性心力衰竭的患者往往饮食中代谢产物TMAO的水平较高，而且这些患者常常被要求入院进行治疗。研究者表示，高水平的TMAO和急性心力衰竭患者的较差预后直接相关，机体的特殊代谢途径或可帮助揭示患者摄入的红肉和心脏疾病发生之间的关联所在

在美国有超过一半的院内死亡都与严重感染或败血症直接相关，近日来自耶鲁大学等机构的研究者开发了一种预测模型，其可以利用当地病人的大数据，并且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来帮助鉴别那些有疾病风险的患者，这种新型方法比当前的临床实践方法要好，该研究发表在国际杂志Academic Emergency Medicine上。当前急诊医生可以利用简单的计算器或评分系统来作为临床的决策准则帮助确定哪些患者更易因院内败血症而死亡，然而这些方法常常并不能成功鉴别出高风险的病人，因为这仅仅是基于有限的信息，而这并不能够计算出数据的复杂性，其仅仅是利用不同病人群体而开发出的。本文中，科学家开发的这种新型模型就利用了来自当地病人的电子健康记录的大量数据，这种名为“随机森林模型”的方法就可以对来自病人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且做出一定的预测；这种新型的大数据分析方法远胜于当前的模型，而且可以潜在地在每5000份严重的败血症患者中进行分类出200-300名患者。R. Andrew Taylor博士指出，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并且结合大量的突变（超过500个突变），我们就可以开发出一种新型模型来潜在帮助更好地预测院内患者的败血症死亡率。研究人员希望后期在促进这种大数据分析模型使用的时候，同时还可以帮助对患者进行实时地监测，研究者的目的就是获取患者的数据，并且开发出新型的学习健康系统，即开发出预测性的模型来应用于改善患者的健康之中

近日，一项刊登于国际杂志Obesity上的研究论文中，来自Sanford Burnham Prebys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揭示了心脏分泌产生的蛋白质同肥胖、葡萄糖耐受不良及胰岛素耐受性之间的重要关联，该研究为开发利用靶向作用控制血液中特殊蛋白浓度的新方法，从而治疗机体代谢性障碍，包括2型糖尿病等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者Sheila Collins博士说道，我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心脏利尿钠肽（NPs）的调节在肥胖、胰岛素耐受性及2型糖尿病患者机体中如何改变；当研究者检测这些代谢性障碍患者机体的脂肪组织时，他们发现在患者机体循环中清除NPs的受体水平较高，这就说明，如果可以增强NP的水平或者减少其清除受体的水平，那么或许就可以帮助纠正患者的机体障碍。心脏利尿钠肽（NPs）是心脏产生的一种激素，其主要被认为可以调节血压；当心脏感知血压升高后，其就会释放NPs，产生的NPs会进入肾脏诱发机体从血液中释放盐分和水份从而降低血压。NPs可以通过活性受体（NPRA）传输信号来促进机体对血压的反应，同时其还可以通过清除受体（NPRC）从血液中移除，这两种受体都会促成NP表现出活性水平。大约20年前，研究人员就在人类脂肪组织中意外发现了NP受体，NP受体的水平在机体代谢和肥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确随后的研究也发现在肥胖及其它代谢障碍患者的机体中NP受体的水平较低，最近研究者们才发现，肥胖个体的脂肪组织中存在高水平的清除作用受体。研究者Richard Pratley指出，我们在多个体重指数及胰岛素敏感性患者机体的脂肪组织和骨骼组织中都检测出了NPRA和NPRC的存在，而且较高的体重指数和脂肪组织中清除作用受体的水平升高直接相关。同时研究者还在摄入药物吡格列酮后的2型糖尿病患者机体中发现了NP受体的存在，吡格列酮可以帮助改善机体的胰岛素敏感性并且控制2型糖尿病集体的血糖；更有意思的是研究者还发现，这些患者的脂肪组织中清除受体的水平明显下降了，这就进一步强调了NPs、胰岛素耐受性及肥胖之间的重要关联了。本文研究发现，靶向作用增加NP水平通路的特殊药物或可帮助科学家开发新型方法来有效治疗一系列机体代谢性障碍，比如肥胖症、胰岛素耐受性、潜在的2型糖尿病。如今研究者已经获得了被FDA批准的用于控制血糖的药物，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些药物可以影响NP的水平，为此研究者希望可以对这些药物重新设计来特殊地靶向作用其它包括肥胖在内的代谢性障碍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罗格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鉴定出一个基因在肺部结节性硬化症的肿瘤形成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一发现可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潜在的新药物靶标，也可能改变人们对肿瘤形成的常规认识。结节性硬化症(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 TSC) 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在这种疾病中，良性肿瘤在包括肺部、大脑、肾脏、眼睛和心脏在内的重要器官中生长。生育年龄女性大多数会经历肺部TS，在肺部TSC中，异常的肌肉组织侵入肺部和呼吸道，从而导致淋巴管性肌瘤病(lymphangiomyomatosis, LAM)产生。基于LAM研究员Kiran Chada博士和Jeanine D'Armiento博士之前的研究，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证实HMGA2基因及其信号通路是TSC病人肺部和肾脏中肿瘤形成所必须的。作为罗格斯大学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授，Chada博士说，“我们对蛋白质编码基因HMGA2的研究不仅表明HMGA2是肿瘤形成所必需的，而且它的缺乏会完全消除TSC模式动物中的肿瘤形成。”这项研究也反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假设：另一个信号通路mTOR是TSC和癌症中的肿瘤生长所必需的。在这项研究中，HMGA2信号通路在TSC的所有肿瘤中都是比较活跃的，与此不同的是，mTOR信号通路在大多数动物肿瘤中并不活跃，仅在不到一半的人类肿瘤中是活跃的。Armiento博士说，“我们都很惊讶，同时也对我们的研究感到兴奋，因为它针对TSC的肿瘤形成机制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发现 HGMA2在TSC的肿瘤发展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作用，可能也为认识肿瘤在多位位点出现的其他疾病带来重要影响。它还提供新的治疗靶标，有助人们开发出抑制TSC病人体内的HGMA2基因的疗法奠定基础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国家新药筛选中心王明伟课题组与丁健课题组合作，首次揭示了GPR160与前列腺癌的相关性，为靶向GPR160的抗前列腺癌药物发现奠定了基础。相关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肿瘤靶点》。据悉，G蛋白偶联受体（GPCR）是目前最为成功的药物靶标家族，其在肿瘤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然而，孤儿GPCR的内源性配体尚未找到，它们的生理功能更不知晓。GPR160属于A族孤儿G蛋白偶联受体，它的结构和功能迄今没有明确的报道。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在对多种孤儿GPCR的研究中发现，部分前列腺癌细胞和不同临床阶段的前列腺癌组织中GPR160呈高表达。内源GPR160的基因沉默在体外和荷瘤裸鼠中均可抑制前列腺癌细胞的生长，诱导细胞凋亡。表达谱芯片检测、差异基因聚类分析和基因功能解析研究提示GPR160可能为新型细胞因子受体。靶向GPR160的shRNA重组慢病毒或siRNA寡核苷酸都能诱导IL6和CASP1基因的表达上调，而CASP1选择性抑制剂可部分逆转GPR160基因沉默引起的细胞凋亡

随着金黄色葡萄球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越来越强，科学家们迫切需要开发出可以有效杀灭耐药性菌株的新方法，近日一项刊登于国际杂志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上的研究论文中，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啮齿类动物中进行实验，通过利用磁性纳米晶体产生过高热（Hyperthermia）从而来靶向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特定细菌，比如趋磁细菌MO-1（Magnetooliva massalia strain MO-1）可以在细胞内合成磁性的纳米晶体，即磁小体(Magnetosomes)，当其置于可变磁场中时就会产生热量；研究人员在特定的磁场下就可以指导细菌进入到患处深部来发挥治疗效应，当然由磁性晶体产生的热量不仅可以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其还可以杀灭包含纳米颗粒的细菌，因此趋磁细菌（magnetotactic bacteria）或可作为“自杀式炸弹”来有效杀灭耐药性细菌。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趋磁细菌可以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感染，同时其还会同改变的磁场相互作用提高作用的温度至43度，而该温度足以杀灭细菌。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将趋磁细菌介导的过高热应用到了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小鼠尾部，结果显示相比不接受过高热治疗的小鼠而言，过高热可以加速小鼠的伤口愈合。随后研究者对趋磁细菌细胞表面的多克隆抗体进行了工程化操作，这些抗体可以结合金黄色葡萄球菌以便趋磁细菌不能够吸附其它的细菌，当趋磁细菌同金黄色葡萄球菌结合时，趋磁颗粒产生的过高热就会杀灭病原体，同时对健康组织的损伤较少。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调查趋磁性作用的机制，他们想去研究阐明细菌如何与磁矩相互作用，以及磁矩如何转化形成生化信号来指导细菌运动。最后研究者Song Tao说道，将趋磁颗粒靶向用于肿瘤或感染组织的治疗或可明显改善磁性过高热的疗效，并且有效降低健康组织不可接受的热量，而利用这样的原则或许也可以帮助开发杀灭其它病原体的新型疗法和策略

合成生物学“十三五”发展战略研讨会召开近日，中科院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合成生物学“十三五”发展战略研讨会在上海顺利召开。科技部前沿生物技术处副处长于振行研究员、植生生态所党委书记王成树研究员、中科院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覃重军研究员、姜卫红研究员、周志华研究员、杨琛研究员、王勇研究员、李轩研究员、肖友利研究员、张余研究员、芦银华研究员、顾阳研究员、植生生态所科研处处长龚颂福、上海生科院科研处处长助理王江、植生生态所科研处处长助理郝玉有、许璟等3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由龚颂福主持。王成树首先致辞，并对于振行副处长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随后，覃重军、王勇、芦银华、顾阳分别就“大肠杆菌基因组模块化及其合成”、“植物化学品的合成生物技术”、“微生物药物合成体系的优化及关键使能技术的开发”、“含碳气体的高效生物转化”作了详细汇报和展望。最后，与会人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于振行充分肯定了实验室目前的科研工作，并对大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希望实验室的工作能和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更准确定位实验室的整体发展规划。

干细胞“沉睡”神器—水凝胶结构并不像正常细胞，干细胞具有多能性，其可以转变成为任何类型的细胞，从而为治疗很多疾病比如糖尿病、白血病及年龄相关的失明提供一定希望，然而截止到目前为止如何维持干细胞的多能性对科学家们而言依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近日一项刊登于国际杂志ACS Central Science上的研究论文中，来自国外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模仿昆虫的滞育过程或许可以抑制干细胞，从而就可以有选择性地使得干细胞“沉睡”长达两周。近来研究者们发现，将多能干细胞生长于多种不同的表面或许可以促进干细胞分化为特殊类型的细胞，基于此前研究，本文研究中研究者Steve Armes及其同事就假设，合适的环境或许就可以阻断干细胞不断分化，提出这样的假设Armes表示，这或许来源于一些特殊的哺乳动物，比如袋鼠可以选择延迟怀孕，而该过程称之为胚胎滞育，目的在于确保后代可以在合适的环境中出生。滞育的胚胎通常会被一层保护性的软组织粘膜所覆盖，因此研究者利用一种合成性的聚合物来开发非常柔软的水凝胶结构，从而模拟天然材料；当多能干细胞被置于水凝胶样结构中时，细胞就会在人体温度下从根本上停止生长及分化，而当降温使得凝胶成为液体状态后，干细胞就会在需要的时候被轻松移除，一旦移走后干细胞就会“苏醒”开始再次生长分化；这样的水凝胶样结构或许就可以被用来储存并且轻松运输干细胞。最后研究者表示，当被置于上述水凝胶样结构中，人类胚胎就会进入到滞育状态，这就说明，简单地创造合适的物理环境对于延迟怀孕非常有效，而此前这种现象在人类胚胎中不曾被观察到。

2016钰博生物春节放假通知　　尊敬的客户：　　新春伊始，万象更新。上海钰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在此深深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司的支持与厚爱!向您致以最诚挚的祝福和问候!在新的一年里，我司会更加努力，给您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结合我司的具体状况，公司春节放假时间具体安排如下：　　春节放假时间：1月29日(腊月二十)——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七)。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八)恢复正常上班。　　放假期间业务联系电话：陈经理：13816899465。　　因放假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望见谅!　　新年来临之际，谨祝您在新的一年里生意兴隆、万事如意、幸福安康!　　                                                   上海钰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8日

近期在JCO杂志上Levine医师发表了一项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  研究发现21- 基因评分影响医师对腋窝淋巴结阴性或微转移、雌激素受体阳性、 HER2 阴性的乳腺癌患者的化疗选择，主要表现为上述患者由是否需要进行化疗转变为明确肯定不再化疗。该研究从 2012 年 1 月到 2013 年 7 月，纳入加拿大安大略省癌症治疗中心的 1000 例患者，首先根据辅助治疗风险评估，决定在内分泌治疗基础上是否加用辅助化疗，最终治疗方案在21 基因评分结果后决定。共 979例患者有21 基因评分结果，复发低风险组 58% ，中等风险组 33% ，高风险组 9% 。 21 基因评分与辅助治疗风险评估间相关性很差，辅助治疗风险评估低风险的530 例患者中，只有349例21 基因评分也是低风险，另159 例为中等风险， 22 例为高风险；辅助治疗风险评估中等风险的151例患者中， 41%患者的21 基因评分为低风险， 44% 中等风险；298例 辅助治疗风险评估高风险的患者中， 只有16% 的患者是21 基因评分高风险。 236 例I级肿瘤患者中，无一例为21 基因评分高风险。在获得21 基因评分结果后， 464例患者的治疗方案与计划方案一致，365 例患者由不确定是否化疗或者化疗转变为不化疗， 143 例由不确定是否化疗或者不化疗明确转变为化疗。得到21 基因评分结果后，推荐 236例患者化疗，81% 的患者接受了化疗。总之21 基因评分高风险的患者中79% 接受了化疗，而辅助治疗风险评估高风险的患者只有 31% 接受了化疗。总之21 基因评分对医师是否推荐化疗以及患者是否选择化疗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主要作用是影响了辅助治疗风险评估高/中风险患者的化疗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