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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土壤墒情预报的缘由和目的意义简单地说,就是为了解决灌溉时机难,实现适时适量灌溉,充分发挥水资源和灌溉工程效益,从而达到节水增产、增效益的目的。国内科技工作者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和经验,对农田土壤水分交换及水分消耗、墒情或旱情监测与预测等重点进行了持续、大量的探究工作,促成了国内土壤墒情预报模型研究的全面、快速发展。通过对国内有关资料的归纳与分析,我国土壤墒情预报模型研究经历了起步,发展以及全面发展的时期,下面来展开具体说明。起步期:20世纪70年代。此间,国内土壤墒情预报模型研究的特点是:研究对象空间性在土体尺度上,主要研究分析土壤含水量与某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比如曹治斌等研究了时段始末土壤含水量与降雨量的相关关系,土壤水分消退系数与土壤含水量、月份之间的相关关系。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预报的情况可以分为两个方面:1.土壤墒情预报模型研究的空间性取得突破,完成了以土体尺度为主向土体尺度和农田尺度并重的转变。科研专家根据土壤水分运动基本方程,把地面水和地下水看作是土壤水分运动的边界条件,输入作物各个生育期内的降雨(或灌溉)、有关气象因素及根系吸水层深度等参数,进行了土壤剖面含水量变化的预报;2.土壤墒情预报模型研究的方法少,建立的模型种类少,其中水量平衡模型和土壤水动力学模型的预报研究开展较深入。一些研发人员根据土壤水量平衡原理,分别建立了预报土壤含水量的经验模型;另外一些专家利用降雨径流模型以及土壤水量平衡原理实现了土壤墒情检测仪对土壤墒情的预报;姚建文采用土壤水动力学原理,根据作物生长条件下土壤负压和土壤含水量的试验数据,求得根系吸水率在剖面上的分布,进而根据一些较易获得的参数来进行土壤含水量的预报。全面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土壤墒情预报模型研究的空间性有了重大转变,完成了从土体尺度和农田尺度并重向农田尺度和区域尺度共同发展的转型。2.土壤墒情预报模型种类趋于多样化,一些研究者分别建立了土壤墒情预报的随机水量平衡模拟模型、SPAC水热耦合传输模型、幂函数统计模型、BP神经网络模型、遥感估算模型。3.信息数据的采集与处理趋于信息化和自动化,土壤墒情的监测技术已进入应用研究阶段,土壤墒情速测仪等相关仪器已开始投入市场推广使用。相关专家在土壤墒情预报模型研究中都运用了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目前,国内对土壤墒情预报的实用化进程已有一定的进展,很多省市地区已经建立了土壤墒情的监测系统。
国产的塑料容量瓶确实不敢恭维其质量,我同事做土壤重金属测定,定容用的消化瓶(25ml),瓶颈太小,很难清洗,同时不容易倒液体,进口的Brand的倒是不错,但是又很贵。 不知道大家在用到需氢氟酸消化的消化液拿什么定容,因为在做土壤消解时,方法最后是加高氯酸冒白烟为止,这是不是意味着氢氟酸已经挥发完了,可以用玻璃容量瓶来定容了?? 版内做土壤全消解的朋友是否提供点意见!!!
http://gb.cri.cn/mmsource/images/2013/07/05/80/7481438272210928628.jpg“镉大米”事件引发持续关注。(新华社记者 白禹摄) 今年初,广州被曝多批次大米镉超标,“镉大米”由此进入公众视线;5月下旬,广东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称,2013年抽检发现120批次镉超标大米。“镉大米”事件近期在社会上引起持续关注。 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古今来律师事务所主任吴青提交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议案。吴青近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防止“镉大米”等有害食品出现,根本在于解决土壤污染问题。 90%污染最终都要归于土壤 说起这个话题,吴青的第一句话就指出:“‘镉大米’事件警示了土壤污染防治已刻不容缓。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质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土壤,使得土壤环境质量可能或已经发生恶化。” 吴青指出,我国土壤污染出现了有毒化工和重金属污染由工业向农业转移、由城区向农村转移、由地表向地下转移、由上游向下游转移、由水土污染向食品链转移的趋势,逐步积累的污染正在演变成污染事故频繁爆发。她说,据有关资料反映,所有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在内)的90%最终都要归于土壤。 现行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包括侵权责任法、刑法、环境保护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但吴青指出,这些法律法规相对分散且不成体系,缺乏针对性,各法律之间缺乏协调性,操作性不强。 土壤污染防治制度急需建立 “要防止‘镉大米’等有害植物产生,就急需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对各类用地的质量标准建立、污染风险评估、污染控制以及污染后的治理与修复等进行系统调整。”吴青说。 吴青认为,土壤污染防治制度建设首先是建立土壤污染标准制度。除现有的标准外,在全国土壤污染普查的基础上,制订、修改、完善农业用地土壤标准、工业用地土壤标准、商业用地土壤标准及居住用地土壤标准。该标准同时是对土壤进行风险评估及治理修复的标准。 “在风险评估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土地规划使用所要进行的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另一方面是关于土地周围建设项目在动工和投产前进行的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吴青介绍,此外,还要根据土壤污染途径的特殊性,全面掌握水污染、大气污染的信息,及时掌握污染情况并采取预防措施。 吴青认为,建立公众参与制度同样重要。各级环保部门要定期向公众公布土壤的具体情况,包括土壤受污染的情况、改良土壤质量和防治土壤污染的具体建议。要保证公众对有关影响土地环境活动的决策参与权,鼓励公众对一些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偏袒企业、放任土壤污染的检举、监督。 建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体系 “‘镉大米’事件警示我们,提前预警非常重要,必须建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体系。”吴青认为,首先要将耕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作为土壤保护的优先区域,禁止在优先区域内新建有色金属、皮革制品、石油煤炭、化工医药、电池制造等项目,并在上述地区设立土壤环境监测点位。 吴青提出,土壤污染防治部门要与水污染、大气污染等防治部门定期进行沟通,及时了解水污染情况及大气污染情况,从而预防因水、大气遭受污染而导致土壤污染。 吴青建议,政府部门对遭受污染的土壤应组织专业人员采取措施予以治理,避免污染扩大化,并及时找出污染源及污染主体,作出相应处理决定。污染者应主动对污染行为承担治理责任,采取积极措施予以治理,并对土壤污染的受害者给予相应赔偿。吴青强调,土壤污染防治还必须从民事、行政、刑事三个方面建立相应的责任承担。 立法尚需时日应当加强推动 吴青向记者透露,她的议案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与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不久前,她受邀参加了环保部召开的关于环境保护立法的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小组成员,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部委相关负责人等。 “在座谈会上,我提了两点建议:加快立法进程,争取在本届人大任期内解决这个问题;完善法律草案,尽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吴青说。 “法律出台需要一个时间表,但很多工作必须现在就着手做。因为立法前期工作环保部已在进行,现在急需的是加强立法推动工作。”吴青认为,镉超标大米出现后,地方政府第一步应对产地土壤质量进行检测,问题严重的要停止耕种。如果不停产,这种大米还会流向市场监管不严的区域,危害人体健康。第二步要立即开展修复治理,并视修复情况决定是否复耕。 吴青介绍说,环保部于2005年已进行过全国性土壤污染普查,有关土壤状况的基础数据应已掌握。2012年1月,土壤环境保护法起草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土壤环境保护立法工作已经正式启动。目前,领导小组已确立了立法的主要内容:突出耕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土壤环境的严格保护、土壤污染物来源控制、受污染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等4个方面其次,还要建立清洁生产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污染监测、治理与修复、污染应急以及公众参与等一系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