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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第114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专家称我国基因组编辑技术须破壁前行　　本报讯(实习生曾云 本报记者潘希)近日，中国科协第114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以“基因组编辑新技术的兴起将带来的冲击”为主题，邀请相关专家讨论了基因组编辑技术在国内外的现状与发展。　　近几年，由于CRISPR(规律成簇间隔短回文重复)等工具的不断问世，基因组编辑技术迎来了新的浪潮。“CRISPR能完成90%的工作，但核心的专利仍掌握在西方人手中。”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王皓毅直言，一定要开发新的工具，寻找比CRISPR效率更高的酶。　　“国内科学家要协调合作，思考如何在坚持国际合作的同时，又保持国内优势。”中科院院士、华大基因研究院理事长杨焕明表示，同时应该加强科普避免重蹈转基因的覆辙，也不要在基因组编辑研究中一哄而上。　　在杨焕明看来，现在可以考虑借CRISPR的东风讨论生命科学的服务问题。　　目前，我国也处在CRISPR研究的前沿。例如在植物研究领域，中科院遗传与发育所运用TALEN和CRISPR技术在六倍体小麦中实现了3个同源等位基因的编辑，解决了小麦白粉病广谱持久抗性世界性难题，得到国际上的高度评价。　　不过，专家也列出了目前基因组编辑技术面临的一些技术难题，例如如何提高敲除效率、减少脱靶效应、提高同源重组效率、实现基因定点替换或插入等。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刘耀光认为，对基因的定点替换以及插入等基因靶向修饰来说，技术上还有瓶颈，现在能够做到替换的例子很少。对植物来说，仍然需要提高效率达到实用性。“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实用突破”。　　在讨论中，知识产权等问题也成为专家对国内基因组编辑发展的担忧。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高彩霞表示，技术的推广需要强大的知识产权支撑，应分析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利用自身优势加快推广速度。　　“可以通过合作把专利的渠道拓宽。” 大北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家杨进孝认为，企业要通过服务的方式参与进来，加强研究机构与企业的合作，促进产品落地。　　杨焕明表示，基因组编辑应用的大门已经打开，国内要创造成熟的条件来推动我国基因组编辑技术的研究与推广。

2016年9月15日，《Genome Biology》报道了一种基于SGN的基因编辑新技术，以结构引导的内切酶(SGN，Structure-guided nuclease)实现体内外DNA任意序列的靶向和切割。论文一作为Shu Xu，论文通信作者为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的周国华(Guohua Zhou)研究员、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的赵庆顺(Qingshun Zhao)教授和朱敏生(Minsheng Zhu)教授。做为基因编辑领域的从业者，读后很有感触，应BioArt主编之邀请，以半学术的方式、以随笔的形式写出，与各位分享，不严谨之处请大家各自消毒。　　感触之一：构思巧妙，略有瑕疵，瑕不掩瑜。　　论文中，作者巧妙地融合FEN1(Flap endonuclease-1，是一种可以特异性识别flap结构的核酸内切酶，参与DNA的复制，修复和重组过程 除此之外它还具有双链DNA特异的5‘-3’的核酸外切酶活性)和已经被成功用于ZFN和TALEN的DNA剪切结构域Fok I，结合标准化的linker(GS repeats)，设计了一个chimeric protein，实现了可编程的基因编辑系统，具有以下特点：短链ssDNA导向的基因组特定位置 编辑结果是产生大片段的deletion(可以大于2.6kb) 可以在斑马鱼胚胎中成功编辑内源基因。这个构思，看得出包含ZNF以及TALEN的影子，其实这三者设计思路是一致的，其创新点在于靶向元件的选择十分巧妙，切割元件直接me too。令人惊喜的是，这种原创性工作出自我们中国科学家团队，略有遗憾的是，论文中体内靶点做的偏少，也没有以CRISPR或者TALEN为对照，导致尚不能够评估其相对低的编辑效率是来自位点特异性障碍还是来自技术本身(znf703基因编辑效率1/96≅ 1% cyp26b1基因编辑效率是3/29≅ 10%、这个位点还真不低)。另外一点，如果SGN系统编辑结果是产生大片段的deletion，那么后期的同源重组做起来要相对困难(冒昧的揣测一下：FEN-1外切酶活性是否可以dead?貌似大片段的deletion应该是5' -3' 的核酸外切酶活性引起的)。　　感触之二：表述质朴谦逊，留下很大的优化空间。　　通篇论文读下来，科学之外，还感觉到一种相对质朴的文风，措辞之间充盈着谦逊。这么讲，可能超出了学术范畴，所以称之为随笔，既然自己给自己开了这么一个后门，所以，干脆就谈出来，好在笔者与南京大学与作者没有关联，也就没有了套磁之嫌疑。例如，在基本术语上作者没有跟风：“SGN”而不是“ssDNA guided Nuclease”，“DNA editing”而不是“genome editing”，这些细节都能够体现出一种“独立性”。基因编辑技术的效率是极其重要的，目前看在这篇论文中，作者没有更多地报道相关的条件优化工作，例如效率瓶颈是存在于guide DNA与靶向区域的结合效率?还是存在于SGN的识别效率?整个生物学场景之中，目标区域的DNA melting究竟有多重要?是转录相关事件还是复制相关事件?(冒昧的揣测一下：是不是质粒编辑实验中采用可诱导启动子即可帮助判断?)当然，不应该要求一篇论文解决和回答这么多的科学或技术问题，但是可以预计，这个新工具可能还有较大优化空间，期待着他们更多的进一步报道。　　感触之三：就是要挑战CRISPR，尽管它似乎难以逾越!　　众所周知，今年5月2日《Nature Biotechnology》在线发表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博士“一鸣惊人”的论文，报告了一种NgAgo-gDNA基因编辑新工具，尽管因不可重复而使韩春雨“一波三折”地陷入学术诚信危机，但是，此文也算是高调地揭开了挑战CRISPR暗中竞赛的盖子。尽管CRISPR如日中天，甚至有“long live CRISPR”之类的戏言，但是，CRISPR并不完美，这种“不完美”不仅仅来自Off-target、PAM的限制性、难以实现单碱基精确编辑之类的技术瑕疵，更是来自人类对新技术的“天然贪婪”，来自根深蒂固的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远”，来自我们骨子里的征服欲。正如哈佛大学医学院遗传学教授George Church所言：新技术都是脆弱的，随时可能被取代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Prashant Mali 说的更直白“我们需要的不止这些”。所以，从技术使用者的角度看，CRISPR是大自然和几位先锋科学家送来的珍贵礼物，在欣然拥抱它的同时、当然也期待着更好的技术出现 从技术开发者的角度看，大红大紫般火热的CRISPR又是新的竞赛标杆，它令人嫉妒地、高傲地立在那里，挑逗和激发着人们超越它的冲动。　　感触之四：源自天然、超越天然，从基因编辑技术演化史看“工程化”在技术工具开发中的重要性。　　有人把基因编辑技术做了“断代工程”，给技术划代，很形象、也利于普及，但是有时候也比较困难。一般地，理论上可以在哺乳动物细胞中近乎任意位点切割并引发编辑的ZFN、TALEN以及CRISPR，它们在时间节点上依次出现、而且效率和便利性也越来越好，所以被称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1G、2G、3G)。笔者愿意把他们称之为大众基因编辑工具，因为对应着的还有一些小众工具，鉴于其自身的技术局限和缺陷，并没有被大家普遍接受。今天，先聊一聊大众工具，随后加一些小花边，再聊聊那些正在被淘汰和被遗忘的小众工具，补充这些小众工具的演化史，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技术发展脉络，或许从中获得另外的灵感和启发。　　从大众工具看，“工程化”贯穿始终。现代中文语境中，一直有一种混淆科学与技术的“语义学”困境。科学与技术相关但不相同，有人形象地这样区分科学与技术：know what，know why是科学，know how是技术。基因编辑总体上是一种技术，其相关工具的开发，起步于科学发现，但是不止步于科学发现。例如，从现有公开文献看，CRISPR最重要的科学发现节点是2011年卡彭蒂艾(Emmanuelle Charpentier)对tracrRNA的生物学功能的阐明。但是，有时候，造物主很懒，他开辟了这个世界之随后可能置之不理了。所以，大自然留给我们的礼物，有时候配不上我们征服的野心，因此，就人类目标而言，我们从来都不吝啬和迟疑于改进和再造。果然，随后的2012年，卡彭蒂艾就会同詹妮弗刀娜(Jennifer A. Doudna)联合发表了划时代论文，把tracrRNA和guide RNA合二为一，做成了工程化的“chimeric single guide”，sgRNA由此诞生。而在CRISPR-Cas工程化、模块化方面贡献最大的，应该首推华人科学家张锋教授。除CRISPRi、 CRISPRa之外，早在2013年的综述中，张锋教授就展望了包括把Cas设计为光控模式在内的各类工程化方案。而就是在本月，又推出了两项以遥控sgRNA的方式对CRISPR实施即时控制的技术方案。哈佛和神户大学的团队先后发表了利用“工程化”措施将AID与dCas9做成chimeric protein实现了不依赖于同源重组的单碱基编辑。就在本月初，MIT的团队创建了光敏感的sgRNA技术 几乎与此同时，深圳的科学家团队报告了“化学控制”的sgRNA的控制技术。　　让我们把视野再回望到ZFN和TALEN，更是工程化的杰出案例，直至今天讨论的SGN，其“动作模块”甚至“毫不动摇”地使用FokⅠ，所变换进化的是“GPS定位模块”。这堪称技术演化之中还留下了历史痕迹，好似“保守序列”一样，让人惊叹“自然进化”与“人工进化”异曲同工之奇妙。　　所以，基因编辑工具开发工程化的基本方程式是：GPS定位模块+执行模块。话分两头说。　　先聊“执行模块”。FokⅠ屡战屡胜，但是，一定还有其它选择，毕竟，造物主应该是慷慨的，地球生命演化了四十亿年，留下的自然遗产极为丰富。　　再聊聊GPS定位模块。这个模块工作效率及操作便利性如何，是基因编辑工具“好不好使”的关键。ZFN和TALEN的主要特点是：以蛋白质特定结构域来完成靶向定位，其主要缺陷是：定位模块体外准备麻烦，工作量大成本高 相比之下，CRISPR-Cas却方便的多，所以在总体竞争中胜出。但是CRISPR-Cas还是或多或少存在Off-target的弊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进一步强化定位精准性，已有报道以dcas9为定位器，融合上FokⅠ，实现正义链和反义链双向定位、并形成FokⅠ二聚体造成DNA双链断裂(DSB)、引发编辑。本次讨论的南京大学的这篇文章，再一次创新了GPS定位模块，首次采用FEN-1(flap endonuclease-1)来执行定位功能，将定位指令转化为方便人工编程的guide-ssDNA，做的很巧妙。　　聊到这里，下一个创新近似于呼之欲出：尽管NgAgo似乎失败了，但是它工程化改造的前景呢?pAgo做为基因组“GPS定位模块”的可能性，怎能不令工具开发者怦然心动，就连我那个简陋的实验室，都已经于几个月前就开始努力了，万一大牛们漏掉了某些创意呢?　　总之，GPS定位模块+执行模块=基因编辑工具，两个模块的重点是定位模块。设计灵感源自天然存在的自然遗产、但不止步于天然存在。自然界留给我们很多的提示和启发，例如：位点特异重组酶(site specific recombinase)如何?整合酶(integrases)如何?转座酶(transpotase)如何?其它未知的recombinase如何?这个领域的干法和湿法挖掘竞赛应该一直在进行。张锋曾说到：“通过对多种酶进行探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强的基因组编辑工具箱。我们必须继续探索未知。”　　最后的花边：从G0谈起，回顾一下“沦落”为小众的基因编辑工具。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利用限制性内切酶实现了质粒体外重组，标志着第一代基因工程的诞生。随后，基于同源重组的体内染色体水平的基因工程成为现实，但是由于重组率极低，必须使用抗生素抗性或营养缺陷等标记加以筛选，做不到无痕编辑。之后，尽管发展了反向筛选标记、cre位点预埋及抗性回收等技术措施，但是，还是繁琐和低效。业界对无标记的无痕基因编辑技术是十分期待的，无标记无痕的关键在于编辑效率，只要效率达到百分之一以上的数量级别，就有希望。这里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两个小众工具，作为“绿叶”来衬托一下广为人知的大众工具。　　其一，G0代的重组工程(Recombineering)。上世纪90年代末，基于λ 噬菌体的Red重组酶的重组工程(Recombineering)出现了，这个领域中，中国科学家于代冠(Daiguan Yu)跟随NIH的Donald L . Curt，做出了不少贡献，于代冠博士后来回到了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基于Red系统，哈佛大学George Church于2008年在《Nature Biotechnology》上发表了改进版的MAGE，可以自动化地在数天内引发十亿计的突变 至2013年，Church又把基于ss-oligo的的重组工程从大肠杆菌扩展到酿酒酵母，这个过程还与rad51/rad54相关，被Church发展成YOGE技术，之所以特别强调Church，是因为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早期CRISPR的推进者之一，他采用Cas9编辑高等细胞基因组的论文，与张锋“同框”于2013年1月的Science。但是，重组工程最终没有能够再扩展到其它物种，特别是没有实现哺乳动物细胞的基因编辑。大肠杆菌的Red/ET系统，也是重组工程的重要实现工具，也是目前仍在普遍使用的分子生物学基本操作工具，这个系统源自中国科学家张友明在欧洲留学工作期间做出的开创性工作，张友明博士后来回到山东大学工作。总体上，基于寡核苷酸入侵的重组工程可扩展性不够好(局限于原核的细菌、真核最多跨到酿酒酵母)，效率相对低下(在千分之一到百分之一之间)，难以大幅度优化。　　其二，G2.5代的Targetron。这个来自原核微生物防御机制的Targetron技术，笔者更愿意把它称之为2.5代技术，不是因为它的效率，而是因为它的GPS定位模块的工作方式，其方式是结合了“个别DNA位点的蛋白质识别”和“其它位点的RNA识别”，而且识别序列是可编辑的、可以“reprogrammable”的。这个编辑工具的大本营首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他们有对外开放的设计软件及一些技术服务，但是，它编辑复杂、使用困难、物种可扩展性不高，梭状芽孢杆菌是可以用的，中科院微生物所李寅组和上海的杨晟组都有相关工作。总之，仍然是一个小众工具。　　SGN将会如何?是小众工具还是能够发展成大众工具呢?pAgo能不能进一步W为NgAgo“正名”?能不能正名之后再发展成大众工具呢?前提是solid、可重复，并且用户友好。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源于天然而超越天然，正道也!再次祝贺南京大学科学家在基因编辑领域的这项重大突破!

英国皇家化学会（RSC）期刊《Journal of Analytical Atomic Spectrometry》于1986创刊，是目前国际公认的原子光谱分析领域中最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主要刊载原子光谱基础理论和元素分析应用的原始创新性研究成果，影响因子为3.435。 　　2010年是JAAS创刊25周年，同时也是ICP-MS第一篇论文发表30周年。值此之际，JAAS近日在清华大学举办了“JAAS 25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仪器信息网编辑就原子光谱的发展及JAAS的办刊特色采访了JAAS评论编辑Norbert Jakubowski博士，JAAS编辑May Copsey博士和英国皇家化学会（RSC）出版人Niamh O'Connor博士。 JAAS评论编辑Norbert Jakubowski博士 JAAS编辑May Copsey博士 英国皇家化学会出版人Niamh O'Connor 博士 　　Instrument：2010是JAAS创刊25周年，您能谈谈为何选择在北京举办25周年学术研讨会吗? 　　May Copsey：这次学术会议是JAAS 25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对于我们来说，纪念JAAS创刊25周年十分重要，不仅要回顾JAAS 25年来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探索未来的发展之路。随着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分析科学的快速发展，我们选择在北京举办此次会议，期望同中国学者一起探讨原子光谱的发展。 　　Norbert Jakubowski：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许多朋友在这里，尤其是张新荣教授帮忙负责组织这次会议，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Instrument：25年来，JAAS收录的论文中，有关ICP、AAS、AFS、XRF的论文所占比例有着怎样的变化?有哪些重要的变化? 　　Norbert Jakubowski：确实这些年来，不同原子光谱技术的论文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者们对于AAS的兴趣正在逐渐降低，所以JAAS收录的相关论文也越来越少。1986年，JAAS收到的稿件中50%是关于AAS，而2006年，关于AAS的论文只有10%。 　　相反，有关ICP以及ICP-MS的论文越来越多。自从ICP-MS问世以来，它的发展十分迅速。目前JAAS收录的论文中60%都是有关ICP-MS的，其中激光剥蚀与ICP-MS联用技术(LA-ICP-MS)也是热门研究领域，早在2005年JAAS中有关LA-ICP-MS的论文量几乎和AAS一样多。JAAS编委Günther博士曾预测说也许有一天所有的ICP-MS都将与LA联用。 　　当然，JAAS不是只有ICP-MS，我们依然会收到有关AAS的论文，但大多是有关连续光源原子吸收光谱的。此外，关于辉光放电原子发射光谱(GD-OES)以及辉光放电质谱(GD-MS)的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也在逐渐增多。 　　至于XRF，最初JAAS在XRF领域并不是特别具有优势，所以收录的有关XRF的论文量并不多。但最近几年，工业分析领域有一大批人在使用XRF仪器。据一厂商介绍，如今ICP-MS的市场容量在20000台左右，而XRF的市场容量在2000000台，所以这对于JAAS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 　　Instrument：根据JAAS收录的论文分析，目前原子光谱分析技术的应用领域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在哪些研究领域将会取得重大突破? 　　Norbert Jakubowski：谈到原子光谱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我们也发现有了许多变化。早期JAAS收录的许多论文大部分是关于地质科学、材料科学以及环境科学。从2006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在前二十年里，JAAS收录的有关环境分析的论文量占30.2%，材料分析占16.8%。但最近几年原子光谱的应用研究逐渐转向了生物医药，以及纳米材料分析等领域。预计将来，原子光谱技术将在这些新的应用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Instrument：从投稿情况来看，请谈谈目前不同国家和地区原子光谱技术的研究情况，各有哪些特点和优势?其中，对于中国的原子光谱论文您有何看法? 　　May Copsey：从1986-2006年间，JAAS收到的投稿论文中，57%来自欧洲，24%来自北美，12%来自亚洲，4%来自南美，1.6%来自澳洲，1.6%来自非洲。目前，JAAS依然在欧洲能够收到许多投稿，特别是有关激光剥蚀技术的基础研究。来自亚洲的论文量正在逐年增长，预计这种趋势还将继续。中国的投稿量现在也保持了持续增长的趋势，特别是在地质研究和纳米分析领域。 　　Niamh O'Connor：事实上，目前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研究热点，这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以及发展重点。除此之外，研究者的兴趣和工作领域也会有影响。 　　Instrument：请谈谈原子光谱仪器的发展? 　　Norbert Jakubowski：原子光谱仪器正逐渐朝着体积更小、灵敏度更高的方向发展。每年，都有许多新型仪器上市，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看到有重要突破的新仪器。例如，如果要分析单纳米粒子，就需要非常高的时间分辨率，但是没有生产商能解决这一问题。大家对于新兴市场的关注还较少，如医药分析市场，这个市场要比环境监测大10倍甚至百倍。我认为完全可以利用原子光谱仪器为医疗保健提供分析手段，例如癌症诊断等，这将为原子光谱的应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去年，加拿大一家仪器公司推出一种新型ICP飞行时间质谱仪用于分析检测单个癌细胞。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想法，因为许多医疗工作者利用荧光检测方法同时只能检测细胞中的四个生物分子，而利用这款新型ICP飞行时间质谱仪可以同时检测二十多个生物分子。还有许多新的领域，原子光谱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我们首先得向这些领域的分析工作者证明原子光谱仪器确实能帮助他们完成检测目标。 　　现在，还有一些研究者在从事原子光谱仪器的基础研究，如新型质谱离子源或其他相关的激发源的开发，以拓宽原子光谱的应用范围，这对于仪器获得好的分析结果也十分重要。还有些仪器公司正在推出新的ICP-MS接口，但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等离子体是如何转入质谱仪的，所以仪器的发展还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持。 　　Instrument：请您谈谈JAAS的办刊特色?25年来，JAAS如何在保持其在原子光谱分析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对于JAAS未来的发展，您目前有哪些具体的规划? 　　May Copsey：在JAAS刊登的论文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稿程序，每一篇收录的文章都会经过编辑们的仔细审查。一般，我们会选取相关领域的两位专家评审稿件的科学性，他们会返回自己的意见，并对每一处修改都给予合理的建议，然后我们会考虑是否收录这篇稿件，通常我们接收到的50%-60%的稿件都会被收录。 　　我们一定得感谢专家们的支持。他们花很多时间去审查稿件，对在JAAS上发表的论文都给予特别细致的审稿意见，这对于保持在JAAS的高质量十分重要。此外，研究者们选择将他们最好的研究成果在JAAS发布对提高JAAS的影响力也非常重要。 　　Niamh O'Connor：作为英国皇家化学会的出版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了解不同学术团体的研究兴趣。我们出版的所有刊物，包括JAAS，和在不同国家不同研究领域的编委们、顾问、审稿人、作者以及读者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不同学术团体的要求，可以帮助我们设立非常高的标准。英国皇家化学会在中国也有许多会员，如高山教授、张新荣教授，他们给我们的工作很大的帮助。 　　Norbert Jakubowski：我们的编辑还经常去参加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通过交流，可以更好的与编委、作者及读者们保持紧密联系，这在一些期刊中是很少见的，我们在尽力使自己的期刊能独具特色。 　　May Copsey：至于未来的发展规划，我们依然非常希望能够提高JAAS中的原子光谱基础研究。目前在JAAS收录的论文中，大多数是有关应用的，而基础研究的论文量较少，但是原子光谱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原子光谱充分发挥其潜能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JAAS期望能收到更多有关基础研究的原子光谱论文。但我们也意识到现在的刊物数量越来越大，因此，在保持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内容灵活的延伸至读者和作者的研究领域，例如增加对原子光谱在地质学，生物学和其他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关注。 采访现场 　　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张新荣教授在此次采访过程中给予我们的支持与帮助! 　　附录：《Journal of Analytical Atomic Spectrometry》http://www.rsc.org/jaas 采访编辑：秦丽娟 以下为采访稿件“英文版” Atomic Spectrometry：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many new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Analytical Atomic Spectrometry (JAAS) is widely considered to be the number-one journal publishing innovative research on the fundamental theory, practice and analytical application of atomic spectrophotometer techniques, the impact factor is 3.435. 　　2010 is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JAAS, and also is the30th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published ICP-MS paper. On this occasion, JAAS has held a one-day symposium in Tsinghua University to celebrate the event. During the symposium, we interviewed Dr. Norbert Jakubowski (Reviews Editor of JAAS), Dr. May Copsey (the Editor of JAAS), and Dr. Niamh O'Connor (Publisher of RSC Publishing). They talk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spectrometry, and how JAAS maintain the absolut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area of atomic spectrometry? 　　Instrument：2010 is JAAS 25th anniversary, could you please talk about the reason for holding the symposium in Beijing? 　　May Copsey：This symposium is a part of the celebrations of JAAS' 25th birthday. I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celebrate JAAS' 25th anniversary. We not only look back the previous 25 years of JAAS, but als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look forward at the meeting, and hopefully to see what development will be coming in the futu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ket and the rapid growth on analytical sciences in China, we hold our symposium here in Beijing to look forwar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tomic spectrometry. 　　Norbert Jakubowski：Another important reason is that we have many good friends here and we are lucky to have Professor Xinrong Zhang here as our host. 　　Instrument：C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the proportion of the papers about ICP, AAS, AFS, XRF included in JAAS? What changes had happened to the amount of the papers about ICP, AAS, AFS, XRF in the past 25 years?Which changes do you think are quite important? 　　Norbert Jakubowski：We have seen significant changes in all these areas. The interest in AAS is declining from year to year, so we are getting fewer and fewer papers on this topic. The number of AAS papers has decreased during 1986 to 2006 (50% to 10% of all manuscripts). The interest in ICP-MS and ICP emission spectrometry is still increasing. Since ICP-MS was launched in the market, it has developed very rapidly. Now at least 60% of all papers published in JAAS relate to ICP-MS. For example, LA-ICP-MS is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JAAS. In 2005, the number of LA-ICP-MS nearly reached the number of AAS publications. Dr. Günther once predicted that there might come a day when all ICP-MS systems will be coupled to laser ablation "nebulizers". Certainly we don't only have ICP-MS, and we're still getting a certain amount of papers from AAS, but now we are also seeing more papers submitted on continuous source AAS. The number of fundamental and applied studies in GD-OES and GD-MS is growing too. 　　As to XRF, at the beginning, JAAS was weak for X-Ray technique, so we haven't had too many papers from XRF. Now during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in industry those people who applied XRF instrument is a big family. According to one manufacture's introduction, nowadays, we have almost 20000 ICP-MS instruments in the market, but we have more than 200 0000 XRF. So this is a much bigger opportunity. 　　Instrument：According to JAAS' articles, which field do atomic spectrometry analysis technologies mainly focus on at present? In which aspect will they get breakthrough? 　　Norbert Jakubowski：Talking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atomic spectrometry in various areas, we also have seen many changes. Early on, we saw many papers coming from geological sciences, material sciences and a lot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From 1986 to 2006, according to JAAS' articles, 30.2% are about environmental studies, 16.8% about material sciences. But now we see that the scope is moving into medical and biological applications and to material sciences again, particularly in the direction of nano sciences. Nowadays, we se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apers focusing on applications, rather than fundamental developments. In the future, we expect that atomic spectrum analysis technology will play a bigger role in these new applications. 　　Instrument：According to the contribution situation, c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the research situation of atomic spectrometr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areas recently?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atomic spectrometry papers of China? 　　May Copsey：From 1986 to 2006, the manuscripts contributed to JAAS are 57% from Europe, 24% from North America, 12% from Asia, 4% from South America, 1.6% from Australia and1.6% from Africa. At the moment, we still receive lots of papers from Europe, particularly in laser ablation fundamentals. The number of papers from Asia is growing quite strongly year after year, and we expect the trend will continue. We expect that the number of papers from China will continue to grow, particularrent communities. In all of our journals, including JAAS, i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maintain contact with all the editorial and advisory board members as well as authors and referees who com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work on different researches. They help us to understand what different communities want, and to make sure they set very high standard for us. RSC journals also have a lot of Board members from China, such as Prof. Shan Gao and Prof. Xinrong Zhang, that really make a difference. 　　Norbert Jakubowski：Our editors are always present at each of those important conferences to talk with people. We have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authors, readers, editorial boards. RSC Publishing tries to really make the difference from other periodicals. 　　May Copsey：As to the plan for the future, we still very much like to see JAAS promoting fundamental development for atomic spectrometry, and fundamental atomic spectrometry research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for their potential. We realize that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s growing rapidly, so we will maintain a good found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flexible to respond to what our readers and authors are doing, such as increasing our focus on applications in geology, biology, and othe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r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