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氧基苯磺酰氯

黄本立院士，1925年9月生于香港。60多年来，一直从事原子光谱分析研究，是国内外著名的原子光谱分析领域的学者，在其科研生涯中多项闪亮的“第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原子光谱分析的发展历程：　　1957年第一个创立一种可测定包括卤素在内的微量易挥发元素的新型双电弧光源，被国外学者誉为“最完善的”双电弧光源；　　1960年在我国建立第一套原子吸收光谱装置并开展研究工作，发表了国内首批原子吸收论文；　　1984年成为我国第一位以原子光谱分析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　　1988-1989年在国内首次以该研究方向招收一批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国一大批光谱分析的骨干师从于他；　　1991年其小组建立了流动注射电化学氢化物发生法；　　1993年成为我国第一位以原子光谱分析为研究方向的院士；　　2000年发表了不用一氧化碳的镍蒸气发生法；　　……　　黄本立院士主持、参加过多项国家、中科院、省市等重大研究项目，如，1985年主持“光谱感光板测光自动化”课题、1993年主持“ICP进样方法及其过程的研究”、1995年主持“流动注射在原子光谱分析中应用的技术、新方法” ……　　黄本立院士多次荣获国家、省级先进工作者、优秀专家等称号。黄本立院士　　2010年6月22日，仪器信息网编辑来到厦门大学采访了黄本立院士，请黄本立院士回顾与展望了我国原子光谱分析技术及仪器的发展。原子光谱分析：如何挑战发展“瓶颈”?　　近年来，生命科学、分子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发展快速，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成为研究热点，于是，在分析界就有不少人转到这些热点上去。像原子光谱这样一些“传统”的技术似乎被冷落了，出现了“Atomic Spectroscopy：A dying horse?”、“原子吸收技术已经没什么可发展的了”、“原子荧光在国外很少人用”等诸如此类的论调。　　生命科学离不开原子光谱分析　　黄本立院士谈到，“其实，人体含有或摄取周期表上的大多数金属、非金属和气体元素，而这些元素对生命有何影响和如何实现这些影响却还远没有被完全了解，因而最近在生命科学‘omics’圈子里出现了‘金属组学’(metallomics)这个新成员。再如蛋白组学，大约30%的蛋白质含有金属，也要知道哪些蛋白质含有哪些金属、含有多少等。”　　“而众所周知，原子光谱分析(广义的，包括光学光谱、X射线谱和质谱)则是检测几乎所有这些元素的最佳方法之一。因而我们今天还大谈原子光谱分析，并不是在这生命科学‘王国’的疆土里‘水土不服’、‘拉肚子’而说‘胡话’，而是原子光谱分析在这里大有用武之地。”　　加强“联用技术”、“自身建设”　　黄本立院士谈到如何突破原子光谱分析发展的“瓶颈”时说到，“由于进行原子光谱分析是要把样品气化、原子化、激发或离子化，然后令产生的辐射或离子进入仪器，才能进行检测；这样，除了能耐高温的简单分子如CN、NO、OH等之外，要获得较大分子的信息是很难的。这个问题对于只要测定元素成分和含量的分析如冶炼工业里的炉前分析、测定矿石中一些元素的含量等是算不了什么的，但是对大分子特别是生物分子的研究却是一个‘瓶颈’，甚至对元素的化合形态分析也是这样。”　　“要克服这个‘瓶颈’，就要与其他分离方法如色谱、电泳等结合起来，这就是‘联用技术’。由于一般都把不同的方法用连字号(hyphen) 连接起来，所以它的英语名称就称为‘hyphenated technique’，例如HPLC-ICPAES、CE-AAS等。当然，原子光谱本身也要进行‘自身建设’。”原子吸收：怎样突破技术“局限”?　　黄本立院士介绍原子吸收发展历史时说到，“虽然原子吸收(AAS)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14年Fraunhofer 研究太阳光谱中的多根暗线时，但是作为一种‘down to earth’的地球上使用的分析技术，它一般还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Sir Alan Walsh发表的相关文章开始算。在这里必须指出，Wollaston在1802年就已经发现了太阳光谱中有几根暗带，他以为那是几种颜色的分界线。而Fraunhofer用的自制光谱仪比Wollaston所用的分辨率高很多，他发现了570多根暗线，并把它们用拉丁字母标示出来。而现代最先进的光谱仪可观察到数以千计的暗线。可见仪器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　　原子吸收：国产光谱仪器的“大佬”　　“在AAS分析方面中国‘跟’得不算太慢，1966年我们科研小组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国内第一篇AAS研究论文，所用的仪器是自己在实验室里组装的。不久就出现了国内生产的火焰AAS仪器，包括国产空心阴极灯。从此在国内不少实验室中都可以看到国产AAS仪器的倩影。国产AAS仪器所占的国产光谱仪器市场份额，如果以台数算，很可能是‘大哥大’。”　　“因为AAS仪器的价格相对便宜，并且完全能够满足一般行业的需求，适合中国国情，所以，中国用AAS仪器的人很多，并且国产原子吸收光谱仪器不但在国内有市场，还可以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　　原子吸收“大有可为”　　火焰原子吸收技术本身确有其局限性，例如，耐热(难熔)元素(refractory elements)形成氧化物或氢氧化物后，很难离解成原子，需要更高温度，一般要用国人不大愿意用的一氧化二氮–乙炔火焰，国内瑞利公司推出掺氧的空气-乙炔焰，这将是个突破性进展。所以，黄本立院士指出，原子吸收在突破其局限性方面仍“大有可为”：　　1、“血铅仪”等专用仪器市场前景看好　　原子吸收可针对环境、食品等样品中As、Cd、Pb等有害元素分析而设计成专用、现场、便携仪器。例如，2009年屡屡爆发的血铅超标事件，严重威胁着儿童的健康。政府非常重视环境重金属污染问题，对环保监测部门在硬件和软件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促进了对现场、快速检测仪器的需求，而原子吸收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所以原子吸收专用仪器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市场机会。　　2、“石墨炉”是目前原子吸收技术研究热点　　“可以如此认为，我国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目前的技术水平已达到国外同类仪器的水平；但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的技术水平还与国际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　　石墨炉原子吸收速度略慢、价格也相对较贵，但其检出限可与ICP/MS相媲美，而价格则相差一个数量级，所以，未来研究热点可能集中在降低石墨炉电源功率、研发新型石墨材料和新型石墨管以及背景扣除技术等方面。　　3、“联用技术”是目前原子吸收应用热点　　原子吸收光谱将所有的“东西”变成原子状态，这是其主要的特色，也是其局限性所在，需要与其它方法，如色谱、电泳、质谱等结合起来，即联用技术，原子吸收作为最后的检测技术。我国ICP光谱：还有哪块“石头”没搬开?　　虽然我国生产或正在研发ICP光谱仪的厂家很多，但可以说，我国ICP光谱仪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也存在产品质量不过关，对于造成此现象的原因，黄本立院士有何看法？对国产ICP光谱仪生产厂家又有何建议呢？　　大型光栅，几乎都是进口的，使我国在这方面有所“欠缺”　　光栅是光谱仪器的核心部件，光栅刻划集精密机械、光学技术等于一身。上世纪50年代后期，长春光机所就已经在王大珩先生倡导和领导下开始光栅刻划的研究工作，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进行光栅刻划研究的几个国家之一。说到这里，黄本立院士谈到，“这是我国光谱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纪念意义的技术，是令人兴奋的事。可惜的是，目前，如中阶梯光栅等大型光栅以及全息光栅，我们自己没有，几乎都是进口的，使我国在这方面有所‘欠缺’。”　　谈到ICP光谱仪的关键技术，黄本立院士还提到，我国新一代激发光源和离子化源研究工作有待加强，例如，辉光放电、强电流短脉冲等光源都可以进一步研发。　　软件做不好，仪器做的再好，它的“亮点”也显现不出来　　黄本立院士还着重强调，“我国光谱仪器的软件跟不上国际先进水平，尤其不能满足高级研发用户的需求。我国熟悉仪器技术、分析方法、甚至使用过这个仪器的软件开发的人才非常少。另外，部分中国用户也存在不是很成熟的问题，提出的要求不‘精确’也影响了我国分析仪器的研制。可以说，软件做不好，仪器做的再好，它的亮点也显现不出来。分析仪器软件开发需要继续下大功夫。”　　样机是“雕刻”出来的、不是“制造”出来的　　“仪器制造商‘搭建’的样机质量好，但大批量生产的商品机性能不稳定。”黄本立院士将其生动的形容为，“样机是‘雕刻’出来的、不是‘制造’出来的，大批量生产则行不通。因为‘搭建’样机，无论是材料还是各种部件，厂商都会采用最好的。　　“而批量生产时，中国的工业制造水平、机械加工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导致制造出来的商品机性能不够稳定。并且，发射光谱仪器的分辨率、通光本领等性能与原子吸收仪器相比，要高出很多。而质谱仪的性能就更不用说了。”原子荧光：其“中国现象”可否复制?　　中国开始原子荧光光谱法(AFS)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经过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AFS已成为我国少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超过进口的分析仪器。目前，在中国每年销售的原子荧光仪器总量大致在1500~2000台，其中，国产仪器所占市场份额超过90%。但也存在如何进一步发展等问题。我国原子荧光发展的经验及其对其它国产分析仪器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极具“中国特色”的原子荧光光谱仪　　黄本立院士一直关注我国AFS的发展，据其介绍，在2006年国际分析科学大会(ICAS 2006，莫斯科)上，就曾做过题为“原子荧光的中国现象”的报告。在分析仪器市场当中，原子荧光光谱仪可以说是一款极具中国特色的分析仪器。　　第一，国产AFS仪器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与AFS技术相关的专利大部分为中国人所掌握；　　第二，尤其在As、Hg、Se、Sb等元素的检测方面，AFS在仪器价格和使用成本上都大大优于ICP-MS等仪器，适合中国经济发展情况；　　第三，中国有一批认真钻研、发展快速的AFS仪器生产企业，如，吉天、海光、瑞利等，他们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仪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第四，中国在AFS技术应用领域拓展方面做了大量有序的工作，已经建立了40多项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使得原子荧光在地质、冶金、食品、环境、电子产品等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而其他国家，例如美国环保总署只有一个与AFS相关的测汞标准，可以说，标准与分析仪器发展密切相关。例如，英国PSA公司也做AFS仪器，但其测定元素范围没有中国AFS仪器测定的多。　　关于推进原子荧光国际化的两点建议　　目前，我国AFS发展也存在着一个大问题，国内用的多，国外用的少，也就是说AFS仪器国际化发展还面临很多困难。对此，黄本立院士对我国AFS仪器厂商的国际化发展提出了两点建议：　　1、发展原子荧光专用仪器　　首先要想办法让国外的分析界同行接受AFS，AFS在某些元素检测方面具有操作简单、快速以及测定结果准确等特点，因此可专注发展原子荧光专用仪器。例如，可根据欧盟RoHS指令要求测定的几个元素，发展专门测定某一种元素(例如汞)的AFS仪器。食品、电子产品、玩具等产品都需要此类仪器，相信此类仪器一定可以销售的好。　　2、不要抱着氢化物发生、氢火焰“不放”　　黄本立院士认为，目前我国的AFS仪器差不多全是基于氢化物发生和氢火焰上的，能测定的元素也就只能局限在“氢化物元素”(hydride forming elements)范围内。这是一个很大的局限性。是否可以考虑其它的原子化器和进样方式？黄本立院士以其所做的研究为例说到，他们用ICP为原子化器，以强流短脉冲为普通空心阴极灯供电为光源，测量铕的离子荧光，其灵敏度竟超过以激光为光源的灵敏度；这里虽然需要ICP原子化器，成本会升高，但我们可以想办法进行简化，例如降低功率等。仪器人的“呼声”： 如何推进我国科学仪器自主研发?　　年龄对一位科学家来说，意味的不是衰老，而是经验的丰富和资历的深厚。黄本立院士虽然已是85岁的高龄了，但他一直关心着我国科学仪器自主研发、科学仪器研制后备人才培养等问题。　　仪器研制需专门投入，政府导向加大国产仪器支持力度　　目前，发展科学仪器已经是国家战略发展的一种需要，国家对科学仪器越来越重视。在科学仪器自主研发的战略目标和资金投入方面，迫切需要国家与有关部门给予政策引导与具体支持，应该在不同部门设立不同层次、不同数量的科学仪器研发专项经费，大力支持一些重点项目。　　近来，我国中西部地区药检、疾控部门大宗科学仪器招标的新闻不断，由此，黄本立院士指出，“招标中仪器的性能参数、指标等是否有必要列的那么高？国产仪器是否能满足需求？这种政府导向也是对国产仪器支持的一方面。”　　奖励或提升体系、评价方法或机制，应按不同的学科设置不同的标准　　“以分析化学为研究方向，发文章的顶级期刊的影响因子也不超过10，而其中进行分析仪器研发，因其所做的是实用性研究工作，更不易发表文章。这影响了中国进行分析化学、尤其是仪器研发人才的发展。”　　“科研院校里奖励或提升体系、评价方法或机制，应该按照不同的学科设置不同的标准。”　　科学仪器后备人才培养迫在眉睫：用仪器的人多，做仪器的人少，培养周期长　　“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第27届化学会学术年会上，所做的与分析仪器研发有关的报告，都是一些熟悉的面孔，已经很久没有‘新人’出现了。” 黄本立院士谈到。　　科学仪器研发所需的人才，既要求扎实的基础知识，又要求有跨学科的、较广泛的专业知识，必须专门培养。但这些年由于对科学仪器事业发展重视不够，有些高校把已经办了十几年的分析仪器专业撤销，或并入别的专业，我国已经多年没有系统的培养科学仪器研制人才了。　　要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科学仪器事业，就需要合理规划学科布局，加强专业适用人才的培养。所培养的人才必须留得住。只有在全国形成振兴科学仪器事业的良好氛围，才能真正形成培养、留住人才和吸引国外人才的优势。采访现场　　黄本立院士兴致勃勃的与采访编辑畅谈了2个多小时，对于原子光谱仪器，如AAS、ICP、AFS，我国国产仪器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以及未来研究热点、国产仪器厂商发展等进行了深刻评析，使编辑获益良多。　后记　　60多年来，黄本立院士一如既往，一直奉献于原子光谱分析的研究，在原子发射、原子吸收、原子荧光和激光光谱分析的理论、方法、应用和仪器装置等方面为我国的原子光谱事业的开创、发展以及多层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的成绩和贡献。　　85岁高龄的黄本立院士，仍然思维敏捷、精神矍铄，交谈过程中，爽朗的笑声一直不断，其温和、执着、严谨的态度，给编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于毕生钟爱的原子光谱分析事业，黄本立院士最为关心的是我国原子光谱仪器的自主研发和未来发展前景，“不能总是‘小来小去’，要做大型的原子光谱，如ICP、ICP/MS等。但也不能全面铺开、大范围的撒钱，要有重点的支持几个项目。”　　编辑：刘丰秋　　附录：黄本立院士简介　　黄本立，1925年9月生于香港，1945—1949年就学于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1950年在长春东北科学研究所(后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参加工作，1984年获批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是我国以原子光谱为研究方向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1986年调厦门大学任化学系教授至今，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科院长春分院及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东北大学、五邑大学名誉教授，吉林大学、浙江大学等兼职教授；中国化学会25届理事长，分析化学学科委员会主任；中国光谱学会副理事长，《光谱学与光谱分析》主编；《分析化学》、《化学进展》、《分析科学学报》等11种国内期刊顾问或编委，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B等6种国际期刊顾问或编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分析与环境化学学科评审组成员，何梁何利基金科学奖学科(专业)组评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常务委员。　　60年来一直从事原子光谱分析研究，1957年提出的新型双电弧光源多次为国内外专著及论文所引用和一些实验室所采用，上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首次建立原子吸收光谱装置并发表了国内首批原子吸收论文；所主持的“光谱感光板测光自动化”课题1985年获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1975年起从事感耦等离子体(ICP)光谱分析研究，参加过多项获奖工作(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2次，国家科委及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次，三等奖2次，吉林省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一次)，所研制的新型雾化-氢化物发生装置获中国专利。所主持的“ICP进样方法及其过程的研究”1993年获中科院长春分院自然科学奖三等奖，“流动注射在原子光谱分析中应用的技术、新方法”研究199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1991年获厦门大学第七届“南强奖”个人一等奖。主持研究的强电流微秒脉冲供电(HCMP)空心阴极灯激发原子/离子荧光分析，改善了包括一些稀土元素在内的多种元素的检出限；HCMP技术获专利，并获福建省2001年科技进步一等奖。黄先生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逾二百篇，主持或参与编著科技专著有“An Atlas of High Resolution Spectra of Rare Earth Elements for ICP-AES” (RSC, 2000) 等近十部。应邀作过国际会议大会报告9篇，特邀报告20篇。曾以学习会、培训班等方式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光谱分析骨干和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研究生22名，指导博士后9名。1998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02年获“福建省优秀专家”称号，2003年获“福建省先进工作者”称号。2005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5月13日，欧盟食品安全局就修订菠菜和甜菜叶中氟氯氰菊酯的最大残留限量发表科学意见。此前，西班牙作为评估成员国接受一份申请，建议根据西班牙氟氯氰菊酯的使用情况，放宽洋蓟中的氟氯氰菊酯的最大残留限量。欧盟专家小组经评估后建议将洋蓟中氟氯氰菊酯的最大残留限量由现行的0.02mg/kg放宽至0.2mg/kg,欧盟专家小组认为提高该限量不会对公众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可口可乐以色列公司近日在当地市场召回特定批次的可口可乐和雪碧等产品，原因是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部分二氧化碳存在质量问题。　　可口可乐以色列公司上周宣布召回特定批次的可口可乐和健怡可乐，随后于12月1日宣布扩大可口可乐和健怡可乐的召回范围，同时召回特定批次的健怡雪碧和Kinley　Soda。公司已公布需要召回的产品目录。　　公司在声明中说，召回事件是因为二氧化碳提供商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失误，实验室检测发现，问题产品中存在少量苯和硫黄。声明强调，这一问题不会危及消费者健康，但公司仍建议消费者不要饮用相关饮品。　　声明说，市场上的问题产品数量微乎其微，因为大部分问题产品还未离开工厂，且公司发现问题后马上开始召回已流入市场的产品。声明还说，除已公布的产品外，该公司生产的其他产品并未受到影响，消费者可放心饮用。　　据当地媒体报道，此次事件目前已导致可口可乐以色列公司面临两桩集体诉讼，指控罪名包括销售含有有毒物质和异味的饮料以及未向消费者说明潜在风险等。两桩诉讼索赔金额分别约为2700万美元和64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