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 互联网为监测全球污染转移提供了可能

　　只要拥有一部手机，下载一个“蔚蓝地图”App，就可查看中国38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河流水质、污染源等信息，监控中国9000多家企业的排污情况。

　　在公众获取数据不很便利的中国，马军利用互联网技术绘制的污染地图，让公众动动手指，就能一目了然地发现污染，并推动污染企业和政府做出改变。

　　他的“互联网+环保”模式不仅开创了中国公众参与环保的新局面，也为世界各国监测污染提供了样本，追踪和监测全球污染转移、绘制一幅世界污染地图不再遥不可及。

　　4月28日，马军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推出“蔚蓝地图”App 最新的2.0版本。

　　“APP”为何诞生在中国?

　　中外对话： 您刚刚获得“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这个奖给您的颁奖词是：“在过去的中国，公众没有一个跟踪和举报工业污染的途径，马军填补了这个空白”。利用互联网，尤其是手机App来实时监控污染数据，在国际上是首创吗? 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

　　马军：在斯科尔奖颁奖典礼上，来自全球数以百计的社会企业家看到我们的“蔚蓝地图”时很惊讶。污染源的实时公开，在西方国家还没有，中国是第一个做到的。

　　通过信息公开来改善和推动环境治理的做法，是从80年代末西方开始的，如美国和欧盟。现在的中国，对于信息公开的需求比这些国家还大，因为他们可以靠司法体系来推动环境治理，但在中国环境诉讼还很困难，所以治理污染更需要公众的参与，需要更多信息的公开。

　　污染源实时公开的APP产品首先诞生在中国，有几个原因：

　　其一，中国污染形势严峻，民众有更迫切的知情权需求、污染治理需求;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中国环保NGO的活跃 ，推动了污染数据的信息公开进程。

　　中外对话：污染地图改名为“蔚蓝地图”，背后的用意是什么?2.0版本有什么新特点，未来还会添加哪些功能?

　　马军：在2006年推出污染地图的时候，我们希望污染地图能够让大家看到污染造成的后果，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到了污染，我们希望进入到下一个层级：不仅看到污染，还要去解决污染。现在没有比“蔚蓝的天空”更能召唤更多的人来参与环保了，因为很多城市已经失去了它。“发现污染，找回蔚蓝”，这是我们对新名称的期待。

　　2.0版本在1.0版本的空气地图基础上，又增加了水地图，可查询的实时空气质量也由190个城市增加到380个，污染源数据由4000个企业扩展到 9000个。生活服务功能也显著增强，除天气预报外，还有是否需要佩戴口罩、是否适合开窗、户外运动等生活建议。我们未来还会推动土壤监测数据公开，做成可视化的土壤地图。

　　“App”可否为监测全球污染提供借鉴?

　　中外对话：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中国所面临的污染问题，App模式能否为这些国家所用?另外，全球环境治理也面临着污染转移的风险，能不能为监测全球污染提供借鉴?

　　马军：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企业家对这一产品很惊讶，也很好奇，一些人问，是否可以在他们国家开展这方面工作。一些发达国家的人也认为，他们也应该采用这种方法。有一些人很直接地说，希望我细致地告诉他们，怎样在他们国家做这项工作，因为一些国家正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比如印度的空气污染也很严重。

　　也有很多人担心，中国加强管理之后，这些污染企业会不会转移到他们那去，造成新的一轮污染转移。我认为，通过这样的信息手段，能够建立起全球化的环境监督网络和监测系统，无论这些企业走到哪转移到哪，都能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这样将全球化生产和采购置于监督之下，防止这些企业肆意降低环境标准。

　　中外对话：您有没有意向和他们合作?

　　马军：我们愿意把经验分享给他们。当然，各国都有不同的国情。在中国，数据公开比较有限，但政府部门做了很多监测，官方有一个比较好的数据基础，我们推动政府把这些数据公开出来。

　　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监测能力很弱，当他们没有来自官方的一套监测数据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去开展，就需要有一套适应本国国情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利用新的监测仪器，更多地采用民间的监测，再通过网络关联起来形成一个社会监测网络。当然还包括怎么推动企业做更多的监测和披露。

　　做这样的工作，一方面需要数据基础，另一方面，收集这些数据要耗费很大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我们已经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收集、累积数据，这项工作是非常枯燥的。

　　IPE的生存智慧是什么?

　　中外对话：在中国来说，污染企业往往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IPE的生存智慧是什么?

　　马军：智慧不敢说，但我们有几个方面特别注意。

　　一、坚持我们的目标和使命，既然我们是一个环保机构，就要坚持以环保为使命，不被一些问题分散注意力。

　　二、在坚守原则的同时，注意所处的国情，去增进和各个利益方的信任，跨越信任的鸿沟。

　　三、加强专业性和科学性。我们是一个基于科学的、基于数据的环保机构，2006年我们做出一个决定，数据的源头采用政府的监测数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数据在中国还具有敏感性，中国社会对于NGO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当我们的工作引发一些压力的时候，有不良信息记录的企业跑来找我们的时候，源于政府的数据最终给了我们支撑。

　　四、不去一味追求轰动效应，完善机制，多沟通不让各方感到意外，让企业有动力去改进，朝正向去推动，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企业，而是污染。

　　中外对话：近10年执着于收集污染数据推动信息公开这项工作，说您具有“阿甘精神”，介意吗?

　　马军：我倒不介意，有一点确实相同，我自己很愿意去跑步，我在清华附中上学的时候，那边实行马约翰(John Ma)教学法，到了下午的时候，要求教室也锁门、宿舍也锁门，大家都得出去跑步，所以这么多年我就养成了一个跑步的习惯，虽然现在跑步的时间也有限、精力也有限，但每天还是坚持，要去跑一下。我们的工作也类似于跑步，不是一个冲刺就能完成，而是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力才有效果。

　　马军个人简介：

    中国环境NGO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1993年起在海外媒体工作，其间对中国环境和资源状况做跟踪研究，完成《中国水危机》一书。2000年任SCMP网络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负责协调网站在华业务，组织中国报道，同时为报纸撰写环境专稿。2002年加入博信国际咨询公司，为在华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有关中国环境、健康和安全(EHS)相关政策和法律的咨询服务。2004年入选耶鲁大学世界学人项目(Yale World Fellows Program)，其间对中美环境管理体制作比较性研究，并向美国各界人士介绍中国面对的严峻环境挑战，以及中国政府和公众为保护环境付出的巨大努力。2005年6月回国后，继续致力于江河生态保护的工作;同时撰写文章，探讨中国环境和资源管理体制变革方向和可行出路。2006年5月，他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民权行动者陈光诚、家电行业巨头黄光裕以及台湾导演李安一同被入选为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2006年6月，出任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污染防治，因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发布“中国水污染地图”而被评选为2006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