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退的院士恰似去不掉的非学术利益

　　院士能不能退休?今年11月，年满80岁的沈国舫院士，向工作了一辈子的北京林业大学表达了退休的意思，结果，党委书记和校长都不放。他们说，“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搜索相关资料，也找不出院士退休的规定。对于院士退休的问题，对于院士以多少岁为限退休，中国工程院都曾讨论过多次，但到最后都不了了之。中国工程院曾想把资深院士的年龄设定在75岁，但是遇到的阻力很大。(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

　　大概没有比这更鲜活与具有讽刺意味的“院士寓言”了：当延迟退休的话题已开始遭遇到社会普遍的反对，一个年过八旬只想清净以享晚年的院士，竟然无法“退休”—并非他不愿意，而是就职的大学仍然需要其作“旗帜”，替自己“说话”。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关于院士退休的正式规定原来竟“不存在”。在一些高校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教职工退休年龄的相关规定，其中教授最多也就能延长到70周岁，可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却单列入“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一个“身不由己”、甚至在制度上都无法退休的院士，事实上已与被“绑架”的老人无异。院士群体到底要不要保持大面积的高龄化?在此之前，对这至少已有两种论调出现。一种声音是，院士荣誉就是为了激赏“在科学领域作出系统的、创造性成就和重大贡献”的人，科学研究本身的过程性，必然导致许多领域“老人”才能出成果，实属正常;另一种声音是，过于老龄化的院士群体，并不符合国际惯例，因为无退出，也在无形中造成了种种学术不端与寻租行为的出现。

　　很难说以上两种对垒的意见都没有其道理，但难以退休的沈国舫院士，显然提供了另一种观察院士退休制度的视角。那就是，难退休更对应着对于院士荣誉的现实分红。如媒体所一再指出的，本只具激赏效应的院士头衔早被异化，它是看得见的高到“副省级”的日常待遇，也代表着在某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缘于前者，少数院士恋位以至于不愿退休;缘于后者，这直接导致了地方与研究机构对院士的强力哄抢行为，为了分享院士本身的学术权威和潜在影响，他们开出的待遇价码让人瞠目结舌，也由此出现了不让想退休院士退休的怪现状。

　　难退的院士恰似去不掉的非学术利益。当院士盛名之上附着了太多的纠结，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实在利益也被裹挟于其中，那么一个退休制度本质上并没有直指核心弊病。要让院士的退出也回归到正常的轨道，当下最重要与迫在眉睫的，还在于努力为院士头衔减负，让其回归到本来的学术面目。当院士开始成为一种不包含直接利益的学术头衔，当对于机构的考核不再以“有多少院士”为指标，当院士的影响力不再是无远弗届，那么正常的院士退出机制当可确立。

　　较之院士制度改革，我们向来谈得太多，做得太少。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顶层设计式的退出制度安排，无疑是一个良好与可期待的信号。希冀其能切实带来合理的院士退出机制，将学术荣誉与非学术利益更大程度地切割开。如此，一个想退休的高龄院士也不会再遭遇影响力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