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谱学家高兆兰：飘洋过海 一生只求那束光

年轻时期的高兆兰、冯秉铨夫妇

　　在当代的中国大师中，著名光谱学家高兆兰绝对算得上一个值得格外关注的人物。即便在如今，女性物理学家都是凤毛麟角，更何况她还是一个处于前沿学科数十年、成就颇丰的物理学家。她不爱打扮，她不爱游玩，生平最大的乐趣就是做研究。但她又是一个神奇的人。她曾经陪姐姐一起逃婚，她曾经与丈夫一起漂洋过海，她还曾在最艰苦的环境下坚持研究光谱学，让中国在这一学科到现在也保持着世界领先的位置。

　　一段传奇

　　1914年春天。昆明一户姓高的大户人家里，少奶奶刚刚诞下一个女婴。尽管这个小生命的哭声异常嘹亮，由于此前已经生过一个女娃，一些亲友们开始窃窃私语。“抱过来我看看!”家中主事的高老太爷发话了。“我看这女孩儿挺好!以后说不定比男孩儿还有出息!”——或许冥冥中真有预言术，几十年后，高老太爷的预言完全应验了。这个被取名为高兆兰的女娃子，成了中国有名的光学教授，著名的女物理学家。成就足以载入中国科技史册。高兆兰说：我虽然生长在封建社会的封建家庭，可是祖辈对新思想的接纳让我得以在男女平等的环境中成长。

　　但凡名人，总有那么点“天赋异禀”。高兆兰从小就很有“个性”：对生活细节并不十分在意。一般的小女生，总会喜欢时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她从小就不在乎穿什么衣服，大多是捡她姐姐剩下的穿。有一次过新年，大人们拿出首饰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去走访亲戚，哪知到了地方之后，她却嫌碍事，把首饰拿下，用布包起来放在人家门槛下面，然后和朋友玩。要离开回家的时候，大人问她首饰呢?她却说：“放心，我已经藏好了，不会丢的。”听起来有点让人哭笑不得。

　　欲望不多，就更容易精进。高兆兰生活上的要求不多，学业却显得格外突出。不论是小时候的私塾还是后来的学校，直至岭南大学，从来都是名列前茅。而她之所以从昆明到广州，同样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陪姐姐逃婚。

　　当初她和姐姐来广州，的确是一个意外。在昆明那个学校，老师是从越南来的法国人，所以她受到很正统的英文教育。也正是受这位老师的影响，那时她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云南交通闭塞，教育没有沿海发达，加上不甘心分数老是排在高官子弟的背后，她和姐姐几经辗转，途经越南、香港，到广州投奔亲戚报读岭南大学。

　　高兆兰的父亲当年曾经追随过蔡锷蔡松坡，在讨袁战争中立过大功。参加过辛亥革命，属于同盟会元老。作为滇军的高级将领，抗战开始之后，还率领滇军一部，参与了1938年那场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也因为高老爷子的开明，两个女娃儿才得以在广州安心读书。

　　一场姻缘

　　当年的岭南大学是教会学校，高兆兰进入学校时因为语言不通，被分进了预科。最终由于各科成绩优异直接跳过预科进读大二。民国时期学理科的女子算是凤毛麟角了。那时选读物理的人因为读不下去知难而退转去读化学读中文的大有人在。而高兆兰不仅坚持读下来，还拿了三把“金钥匙”(即当年学科成绩最优者)。以至于后来同学聚会，高兆兰的同学们开玩笑说：“我们的学分都被你一个人拿光了!”

　　其实高兆兰在岭南大学还有另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自己一生的伴侣——物理电子学家冯秉铨。这对中国物理界的“神雕侠侣”因为有着对学科共同的爱好和执着走到了一起。

　　1935年，在燕京大学完成硕士学业后，25岁的冯秉铨成为岭南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关于冯秉铨追求高兆兰的经过，姚树华在其所著的《华南理工大学名师——冯秉铨》中有过精彩地描述，其中的过程让我们体会到了理科生特有的浪漫和幽默：一串串数字，一个个公式，各种电路元件。这些在大多数人眼里极其乏味的元素在变幻无穷的摩尔斯电码里搭建了冯秉铨与高兆兰爱情的桥梁。每次做通讯试验时，冯秉铨总以“88”作为结束语，而高兆兰却总是答以“73”。两年之后，当高兆兰第一次以“88”作答时，冯秉铨知道，他终于等到了属于他的爱情，因为在摩尔斯码中，“73”的意思是“致以友谊的问候”，而“88”则代表“致以亲爱的问候”……

　　冯秉铨的爱好广泛，尤其是各种体育运动。而高兆兰的业余爱好则就显得贫乏单调得多。一起出去玩常常是冯秉铨与朋友们高谈阔论或者运动打球的时候，也是高兆兰坐在僻静的树阴底下拿着单词卡背诵生词的时候。这个习惯一直到了美国依然没有改变。别人在聊天，她就在一边背单词。不是学英语。她常说在美国我的英语没有进步，因为之前我的英语就很好，很地道的英国英语，而不是美式英文。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博士，要求必须掌握两门外语，英语在美国是不算外语的，所以她加学德语。抓紧时间背德语单词。

　　在美国冯秉铨带高兆兰去看球赛。高兆兰对体育比赛不懂也没有兴趣，看台上全场观众的目光都是随着球在左右转动。只有她是相反的。别人兴奋地看球，她却把兴趣放在观察观众的表情上。不过她说最让她怀念的是，坐在体育场休息室的一角，叫一杯咖啡一个热狗，一边啃一边静静看书的时光。不同的兴趣依然可以找到各自喜欢的消遣方式，这就是他们的相处之道。

　　一次漂流

　　冯秉铨和高兆兰的婚姻，是从美国留学时开始的。对于他们两人来说，6年的美国生活只能算是一生中的一段漂流。两人在美国都获得学位，冯秉铨甚至还被导师钱菲教授邀请去军官电子训练班担任教员，有了稳定优厚的生活环境。但是抗战刚刚胜利，二人立刻义无反顾急不可待地回到了满目疮痍的祖国。根据高兆兰的说法，子不嫌母丑。他们本来就只是出去留学，出国的表格上填的就是“学成归国”。

　　和大多数青年一样高兆兰年轻的时候同样充满着革命热情。这种热情一方面来自当时严峻的社会现实——1935-1936年，中日之间的形势已经非常紧张，广州的学生运动也风起云涌;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家的政治熏陶。高兆兰的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属于国民党元老，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抵制内战。父亲多次告诉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腐败涣散热衷于争权夺利。中国要有新的局面希望还在共产党的身上。”

　　1940年取得奖学金准备赴美之前，高兆兰曾经打算过去延安。那是当时大多数热血知识分子最向往的地方。那时冯秉铨的妹妹已经在这个革命圣地工作了一段时间。高兆兰去信向冯秉铨的妹妹咨询延安的情况。不久得到了回信：革命成功后，祖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你们能够出国深造机会难得，不应放弃。等待你们学成归国为祖国科技建设做出贡献。

　　从资料上来看，高兆兰是在密歇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期间，才确立将光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但为什么会选择光学?作为儿子的冯高义并不能肯定地给出答案。不过他却有一个推测：因为那时母亲对从光学透镜成像到感光材料制作的摄影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她对光学的钟爱很可能是从对摄影原理的追寻开始的。

　　出国深造，穿越半个地球，对于体弱的高兆兰来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出去的时候坐的虽然是邮轮，但高兆兰晕船晕得厉害，一路呕吐只靠喝少量米汤维持。到达美国瘦得已经跟护照上的照片产生了很大的差距。上岸的时候几乎要被海关拦下，送到一个小岛做防疫隔离。幸好船上的医生出面证明;她上船的时候是健康的，消瘦只是由于长时间晕船呕吐进食少造成的后果。吸取了出国时有惊无险的教训，在回国前高兆兰和冯秉铨四处咨询医生，出发前开始大量吃维生素B。结果虽然跟着货船在太平洋里颠簸了两个多月，回国之路终于平安无事。

　　一位贤妻良母

　　1952年中国大学院系大调整。冯秉铨调去华工，为了能继续科研项目，高兆兰留在了中大。虽然同在广州，但一江之隔，高兆兰一家也算得上是“分居”状态了。冯高义回忆说，他小的时候周一到周六跟父亲在华工住，到周末才回到母亲在中大的家中团聚。虽然聚少离多，但家庭生活依然非常温馨和谐，从来没有发生争吵。“母亲在生活上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和爱好。但这并不代表她是呆板木讷的。”尽管她的姐姐曾经给过这样的评价：“在业务上，给她120分都不嫌多，但在生活上，给她2分都觉得过分了。”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小事上看出，她在尽作为母亲、妻子最大的努力。

　　每逢周末，冯秉铨带儿子回到中大。这时高兆兰总会跑去很远的郊区去买菜——为炮制一顿丰盛的晚餐做尽力的准备。这与他们在美国时的情形刚好颠倒过来。在美国的时候，由于租住的地方距离冯秉铨工作的单位较近，所以每天总是冯秉铨早回来做饭。冯秉铨常常会给高兆兰一些惊喜。比如包一顿饺子，或者做一个久违了的中国菜。为此，高兆兰对冯高义开玩笑说：“别看你的父亲现在像个老太爷，要不是看在当初在美国他那么勤快的份上，我现在才不管他呢。”

　　作为高兆兰之子，冯高义至今对母亲在他成长过程中的许多言传身教印象深刻：小的时候我有一张专门的桌子，上面常常堆得乱七八糟。每一次被要求清理的话，我就把抽屉打开，一股脑的把桌面的东西塞进抽屉。结果当然是几天后抽屉里的东西又重新堆回到了桌面。这时母亲会带着我一起收拾。把书籍本子叠好摞齐，把颜色笔用橡皮筋一扎扎箍好，铅笔橡皮装在小盒子里。最后会拉着我的手站在整齐干净的桌子前告诉我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

　　冯高义回忆说，母亲对他的培养，并不单纯要求学习的分数，更倾向于生活的实践。当我学会骑车后她就把她的自行车让给我上学用以资奖励。当时自行车是家庭三大件的标志物品之一。当我学会游泳，并且听说我能和同学一起横渡珠江后，她高兴得两晚睡不着觉。她说地球的四分之三是水，人类应该能够跟水和谐相处。初中我迷上了无线电，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母亲为我买了当时还很稀罕的苏制铁壳三极管，并带我到新华书店挑选了一本制作晶体管收音机的科技书，让我根据选定的线路图列下元器件的清单。她说购买元件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半导体变压器烧坏了，她没有责怪，只是拿来古旧的坏变压器让我拆了，然后根据书上的公式选择合适的漆包线，计算线圈数的圈数重新缠绕。我说老式变压器太大了，收音机不好看。她说：让你学习动手焊接并不是为了我们要听收音机，而是让你通过动手更好地理解书本里的知识，更好地锻炼动手的能力。

　　有意思的是，高兆兰这样要求儿子，她自己在生活的“动手”方面却并不在行。冯高义回忆说：“她很喜欢我做的鸡中翼，有次我在做的时候她站在旁边学习，等她看完整个过程，就抛下一句话：‘我还以为多难，其实比做一个化学实验简单多了。’不过到最后她还是没有亲自做过一回。”

　　冯高义说：“当年我去东莞插队。因为那个时候广州粮店里的米都是‘三级米’，非常糙。我从乡下带了一些农村新产的好米回来。母亲说：你到农村是去学习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吃好米的，叫我以后不用带了。下乡两年后母亲到我插队的农村看我，看到我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劳动技能，能够自食其力。和当地的农民关系密切。她说：我放心了。”

　　一名谦谦君子

　　高兆兰对工作的认真和刻苦是出了名的。冯高义回忆说每天深夜看书工作到两点以后睡觉是母亲的常态。有时我劝她注意健康早点休息。她会幽默地笑着说：你知道有一句名言吗?愚蠢人睡觉的时候就是聪明人努力的时候。

　　高兆兰这位除了研究心无旁骛的学者，在为人处世方面其实并不刻板，看起来还颇有谦谦君子的古风。

　　和她接触过的老师和学生都说：高兆兰不但教书而且还教我们做人。她把金钱和物质都看得很淡，常常会帮助那些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和同事。她的学生和助手余振新就表示：“我曾经记得有一个学长，生活好转以后回来看望高先生说：我现在生活好转了，当年你给我的钱，我可以还给你了。高先生没收。她说给你的就是给你了，你们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那点东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不光你，很多其他同事有困难我都一样会帮助的。”

　　1994年是高兆兰从事教育与科研六十周年，学校为她举办了庆祝会。学校、省市的领导来了。同事、朋友、新老学生来了。前来祝贺的还有学校的老职工、老工人，他们当中很多都是和高兆兰在这个校园一起工作，一起长大的老朋友。人们赞扬她科研上的成就，赞扬她为国家培养的人才，例数她获得的荣誉。高兆兰的答词是这样说的：省长一个省只有一个，科学家、院士只是少数，我的学生很多，看到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开拓性的成绩我感到无限欣慰。大家的进步和成就就是赠送给我最珍贵的礼物。人生的愿望和价值不在于得到多少或者获得什么，重要的是给予了什么，奉献了多少。

　　那天她的学生赋诗一首：

　　烛光颂(七律)

　　少怀壮志学居里，祖邦贫弱似波兰。

　　旅美孜孜破万卷，返国殷殷献宵旰;

　　六旬硕果存海内，八十桃李庆满园。

　　烛光熊熊颂蜡炬，精筑人梯带登攀。

　　学人小传

　　高兆兰，女。云南省昆明人。1934年20岁获岭南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1936年获物理学硕士学位，并担任岭南大学物理系助教。1940年获东方妇女奖学金(巴伯奖学金)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深造，1944年4月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并先后被选为美国两个荣誉学会(西格马·克西及斐贝诺·卡珀学会)的会员，1944年5月受聘于美国锐提安公司研究部担任研究员，从事气体放电及雷达X波段开关管的研制。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兆兰和丈夫冯秉铨教授(当时任教于哈佛大学)，于1946年6月乘坐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批货轮回到广州。

　　回国之后，高兆兰在母校岭南大学任教，任职副教授、教授。1952年10月起在中山大学物理系任教，直至去世。从1952年起，高兆兰便投身我国最早一批光学光谱学专业教学单位的筹建工作，并一直主持光学教研室的工作，开展发射光谱及喇曼散射光谱分析以及光电技术的研究，指导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展氨基化合物等复杂分子红外光谱与结构的研究、有机分子的电子吸收光谱研究等，并于1962年创建了我国最早的红外光谱学实验室。

　　高兆兰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担任中国物理学会广东省分会第三届理事长，中国光学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广东省科协副主席。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专于光谱字、光学。编著《原子光谱与原子结构》、《分子光谱与分子结构》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