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王振义为卫生部长陈竺恩师

　　现在，王振义最重要的工作叫“开卷考试”，由临床医生提出难题，他查阅中外文献，和学生们一起交流，教学相长。新华社发

　　今年已86岁高龄的王振义认真而不失幽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严肃说，“和王老师打交道20多年，他对学生好，对病人好，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而王振义则跟周围人介绍说，“我们书记，严肃，真的很严肃。”

　　白血病是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是十大高发肿瘤之一，在儿童和青壮年恶性肿瘤中占据首位。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是白血病中临床最为凶险的一种类型，缓解率低，死亡率高。“白血病是"杀手"，而我是"杀手"的"杀手"。”王振义说。

　　一次惨败

　　攻克顽疾壮志成空

　　1924年11月30日，王振义出生在上海。他回忆说，自己小时候就习惯刨根问底，凡事总有问不完的“为什么”。在姐弟八人中，他是个很好学也很会玩的孩子，溜冰、“造房子”、打乒乓球、踢毽子、打“墙球”样样喜欢，但严厉的父亲对他责备甚少。

　　1937至1942年，他在震旦大学附属中学念完高中，免试进入震旦大学，在“医生是一份崇高职业”的思想及家庭支持的情况下，王振义选择了学医。他事后解释说，之所以选择学医，一是因为当时可以免试进入震旦大学，而震旦大学的医学系比较好;二是因为父亲希望家里能有个人学医，“最重要的是，当上医生以后可以帮助很多人，社会地位和收入也是比较高的”。

　　1948年，王振义从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因成绩名列前茅，留在广慈医院(瑞金医院的前身)担任住院医师。1952年医院院系调整，由大内科趋向专业化。他当时想着血液病比较简单，就是“拿个显微镜看一下细胞怎么样，就可以诊断了”。

　　但这个“简单”的疾病非但不简单，反而最复杂。不过他仍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血液病领域，王振义最先接触的是止血与血栓领域，他建立了甲型和乙型血友病的鉴别诊断方法，并发现轻型血友病，这解决了不明原因出血的诊断和治疗问题。

　　1959年大跃进，王振义经历了从医生涯中最大的惨痛。他回忆说，当时作为年轻人，有雄心壮志，又不甘落后于人，也提出三年之内攻克白血病，但“实践告诉我们，并不是这么简单”。

　　当时医院领导专门给王振义一个病房来收治白血病人。那一年，这个病床收治了差不多60个病人，“最后这60个病人全部都去世了。”

　　这是王振义第一次正面遭遇白血病，以惨败而告终。面对这个残酷事实，王振义意识到，光有雄心壮志还不够，必须一步一步来研究。他决定从止血和血栓领域的研究转向对白血病的研究。但正当王振义踌躇满志的时候，组织上一纸调令将他安排到校本部从事病理生理学教学工作，直到1978年才重新回到临床研究。

　　一双慧眼

　　巅峰时刻让贤学生

　　回到临床岗位后，从江西上山下乡的一个知青到瑞金医院跟王振义一起进修。王振义觉得这个青年学习勤奋，各方面才能都比较好，“我鼓励他考我的研究生。”这个青年就是现在的卫生部部长陈竺。

　　陈竺不负王振义期望，以总成绩第二、血液学专业成绩第一的好成绩考上了王振义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学校。很快，陈竺由主治医师升到教授。当时有人跟王振义说，这样太冒险了，之前没有这样的做法。王振义回答说，“我不管他们，(陈竺)到了这样的境界，就应该把他提拔上去”。

　　1984年，陈竺毕业留校后三年，王振义力荐他跟妻子陈赛娟赴法国留学。陈竺到巴黎圣·路易医院血液研究所进修，主攻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探索白血病研究，并最终获得了巴黎第七大学科学博士学位。陈竺学成回国后，又回到了王振义身边。当时王振义已组建了上海血液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陈竺回国七年后，王振义决定让贤，让陈竺担任所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沈志祥说，实际上王振义在白血病方面的研究刚刚达到高峰，国内外同行开始认识到他对白血病的贡献，“你完全可以不要退的嘛，没有人要求你退，大家都承认是你。”

　　陈竺曾回忆说，王振义耐心地为他补习专业外语，还一起撰写论文。但每次发表论文，王振义既不是第一作者，也不是通讯作者。王振义跟陈竺解释说，如果自己成了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你们年轻人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这对当时论资排辈已经习以为常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实在是破天荒的事情。曾得到王振义实习指导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许培扬说，“一门三院士(指老师王振义，学生陈竺及陈赛娟)，这也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个佳话。”

　　王振义说，人生就是个抛物线，任何人都有上升、高达高峰和下降的阶段，“当你的工作在顶峰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下来。”

　　一项成功

　　治疗方案福泽全球

　　1978年返回临床后，王振义潜心研究白血病治疗。当时对于血液系统的肿瘤来说，主要是通过化疗来治疗，但化疗在杀死白血病细胞的同时，对正常细胞也具有杀伤作用，毒副反应很大，会加剧出血，从而导致早期死亡。

　　王振义总爱举溥仪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研究白血病治疗方法的思路：就是要把溥仪改造成有用的人，“要把坏的变成好的，这是有可能的”。他在文献中查询到，以色列科学家证明白血病细胞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逆转，分化成熟变为正常细胞。同时他也获知国外学者曾用一种13顺式维甲酸分化诱导剂来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这两种“火花”在他这里相碰撞，他决定按这条路走下去。

　　1985年，身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五岁女孩小怡君被送到瑞金医院。上海儿童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景虹回忆说，“当时出血非常严重，感染也很重，几乎可以说是奄奄一息了。”

　　这时候王振义提出一个新方法，“我们就问她妈妈，能不能试试这个药?我们知道它没有毒性的，而且体外已证明是有效的。”这个方法就是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法，当时在国际上是独创的疗法，但从未在临床上应用过。

　　小怡君开始接受王振义提出的治疗方法，但当时王振义的治疗方案还是遭受了极大压力。当临床医生跟他说，病人的白细胞高了，但坏细胞变成好的了。“我说就蛮好嘛。这么一来，我们就大胆地敢用了。”王振义放下心来。

　　一个月后，小怡君的病情完全缓解，如今这名患者已30岁，健康活泼并正常工作。她也因此成为国际上应用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法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第一人。

　　很快，这种疗法便在临床上全面使用，并在全国乃至国际推广。王振义说，“当时只有中国有这种药，法国要用这种药，就要留学生赴法留学时带过去”。

　　随后的数据显示，1992年，中国报道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 544例，早期完全缓解率达84%，1993年，法国报道APL54例，早期完全缓解率达91%，1995年美国报道APL 79例，早期完全缓解率达86%，1995年日本报道APL109例，早期完全缓解率达89%。中国的医学惊动了世界，1996年6月15日，王振义因此获得凯特林金质奖章，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

　　一种情操

　　清贫牡丹淡泊明志

　　86岁的王振义现在仍坚持每天上午到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工作半天，并在每个星期四进行由他主讲的半天教学查房，“年轻人给我出题目，这个礼拜要解决一个什么病人，什么问题，一个从前很少见的疾病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它的本质是什么，这就是"开卷考试"。但一个老年人难道脑子里面就有这些东西吗?我换了一个脑子就有了嘛，电脑里面。”王振义说。

　　他从70岁开始学习计算机，现在已能在网络上自由搜索，还能自己制作用于演讲的PPT。

　　1996年王振义被授予求是杰出科学家奖，获得100万元的奖金，他把绝大部分钱资助了血液学基础研究，但他拒绝了以自己名义设立血液病基金的建议。

　　王振义所开创的APL方案目前的病例早期完全缓解率高达85%-90%，且副反应少、不抑制造血、不引起出血、使用方便(只要口服)、价格低廉。使得APL患者的5年存活率已高达95%，成为第一种可以治愈的急性白血病。

　　王振义很喜欢一幅画叫《清贫的牡丹》。他说，这幅画表达的是清静向上的意思，做人要有不断攀高的雄心，但又要有一种自我约束力，对名利看得很淡，对事业看得很重，这是出于对生命的珍惜，“我相信做人最本质的东西：胸膺填壮志，荣华视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