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科研的泡沫，该挤挤了

　　记者发现：

　　高校科研泡沫现象严重，堪比一年前的股市

　　科研经费投入全国最多、论文数量全国最强的北京高校，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令人汗颜：大多数论文没有真正的转化为推动科技发展的动力，更谈不上对经济的贡献力。这种“科研创新”被称为“纸上的专利”。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王建民表示，高校科研大量存在“纸上的专利”或称为“科研泡沫”的确是事实。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指出，“我国的科研成果存在着大量的泡沫，堪比一年前的股市。”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最新公布的“北京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基本判断及成因分析”结果显示，虽然北京地区高校的论文产出成果强，但北京高校的科研能力与首都经济的发展相关度很低，多年来高校技术转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仅占北京GDP的0.04%左右，而房地产收入则占北京地区GDP的20%到30%。

　　“与全市当年的技术合同量和交易额比较发现，北京高校技术开发与创新在北京的技术市场上占有的地位微乎其微，高校技术转让成交量仅在2%左右徘徊。”北京教科院有关负责人说，“并且从2004年到2006年，高校技术转让合同占全市技术转让合同的份额不断减少，从2.9%下降到1.98%，高校技术转让合同金额占全市的比例从未超过1. 5%。”

　　据悉，自2000年以来，我国高校专利发明申请量快速增长，但收益情况普遍不佳。据科技部原副部长、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马颂德介绍，目前,我国高校申请的专利占全国总量的11.7%，这些专利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相比之下，美国大学在该国专利申请量中只占4%，但专利许可费收入占12%，每年收益超过10亿美元。

　　目前，北京市共有普通高校83所，其中中央部委属高校36所、市属高校47所;截至2006年底，北京地区高校共建有国家实验室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6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55个等。另外，北京高校仅科技活动人员就接近5万人，其中不乏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等高层次人才。

　　原因探究：

　　论文多少量化研究成果，促使研究人员制造“科研垃圾”

　　高校教师搞科研创新为何热衷出纸上的专利?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教科院等研究者一致的观点是，各个科研机构都以论文的多少来量化“研究成果”，不仅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复研究和垃圾论文，而且迫使研究者为了讨巧多出早出成果而热衷进行“纸上专利的发明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王建民指出，主要原因绩效评估的方向性错误所致，“无论职称晋升，各种评奖，各种科研项目、人才计划、创新团体之类名目繁多是申请、申报，都主要是以个人、一个群体有多少科研成果为据——发表多少篇论文?获得几项专利?出版多少本书?承担或主持多少科研项目?名下有多少科研经费?培养了多少名学生?数量越多，绩效水平就被认为是越好!在这样恶劣的量化的绩效考核导向下，自然是要不断追逐成果的数量。”

　　“许多人为了提职称，四处钻营、托关系、花大价钱发表那些相互抄袭的论文。”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不客气地说，“最近报纸报道，中国的科研论文数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但我们看得出来，真正属于‘研究’的百分之一都没有。”据透露，为了发表更多的获得“利益”的论文，一些老师甚至出钱购买发表的机会。

　　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对高校专利技术转化率均低于总体专利技术转化率的原因分析认为：一是由于高校以科研为主导方向，不直接面对市场，在研究开始之前就没有考虑市场的需求，所以好多科研成果不适合市场需求;二是高校的考核机制只纳入了专利申请指标，没有纳入专利转化指标，导致科研人员对申请专利热情很高;三是现在高校的专利管理部门与产业化工作部门分离，有不同的人来管理负责，这种管理方式导致专利管理人员只负责专利技术管理，不管专利技术转移;专利产业化工作人员由于不负责任专利管理，很难了解到专利技术的详细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利技术转移。

　　解决对策：

　　建立科研创新推广平台，让高校“纸上专利下地来”

　　怎样才能让“纸上的专利”发挥“实际的效益”?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教科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指出，政府必须建立科研创新推广平台，让高校藏在深闺中的“纸上专利下地来”，与企业联姻产生经济效益。

　　“产学研合作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但目前在北京高校产学研合作未能充分展开，北京高校的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以发表科技论文、出版科技专著，高校的科技人员难以单凭自身力量在从事科研活动的同时进行科研成果转化。”北京教科院研究人员指出，“我们必须要依靠高校甚至社会的科研成果转化配套机制，有人专门为企业家解读这些专利，帮助高校教师与企业联姻。”

　　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建议，各级专利管理机关需要加大宣传专利产业化的重要意义，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配套政策;要建立和完善专利投融资体系和风险投资机制，为专利产业化解决资金瓶颈;健全专利技术的激励机制，建设有利于专利技术转移的社会环境。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王建民还建议取消“紧逼盯人”式的成果绩效评价。他认为，评估并决定投放科研经费，成果评价交给社会机构，要“历史性”评价，不能紧盯成果，这样做违反科研成果产生的规律。王建民指出，这些制度如果得不到改变，在现行制度下教师只是一种“知识工人”，是生产一线的劳动者。

　　“高校科研必须去行政化，去数量化。“就北京而言，因为北京聚集了全国最多的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同时几乎拥有全国最少的工厂，所以，为了提职称，需要发表空头论文的人特别多，注重实践、实际的人特别少。”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未来应当改革职称评定方式，重视科研成果的应用，实行论文匿名评审制，规范学术期刊的版面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