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酶标方法免疫酶标方法是继免疫荧光后，于60年代发展起来的技术。基本原理是先以酶标记的抗体与组织或细胞作用，然后加入酶的底物，生成有色的不溶性产物或具有一定电子密度的颗粒，通过光镜或电镜，对细胞表面和细胞内的各种抗原成分进行定位研究。免疫酶标技术是目前定位准确、对比度好、染色标本可长期保存，适合于光、电镜研究等。免疫酶标方法的发展非常迅速，已经衍生出了多种标记方法，目前在病理诊断中广为使用的当属PAP法（过氧化物酶-抗过氧化物酶）、ABC法（卵白素-生物素-过氧化物酶复合物）、SP法（链霉菌抗生物素蛋白-过氧化物酶）、即用型二步法（聚合物链接）等。

免疫荧光方法最早建立的免疫组织化学技术。它利用抗原抗体特异性结合的原理，先将已知抗体标上荧光素，以此作为探针检查细胞或组织内的相应抗原，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当抗原抗体复合物中的荧光素受激发光的照射后即会发出一定波长的荧光，从而可确定组织中某种抗原的定位，进而还可进行定量分析。由于免疫荧光技术特异性强、灵敏度高、快速简便，所以在临床病理诊断、检验中应用比较广。

22RV1细胞传代，复苏细胞名称：22RV1  人前列腺癌细胞组织来源：前列腺培养条件：RPMI-1640 +10% FBS形      态：贴壁；上皮细胞样背      景：22RV1是来自异种移植(在阉割引起前列腺癌衰退又在其父亲的雄性激素信赖型CWR22嫁接后复发的小鼠中连续传代)的人前列腺癌上皮细胞系。 此细胞系表达前列腺特异抗原。 二羟基睾丸脂酮轻微刺激细胞生长，经western blot检测溶解产物与抗雄性激素受体抗体起免疫反应。EGF刺激细胞生长，但TGFβ-1不能抑制细胞生长。该细胞在裸鼠中成瘤。22RV1细胞注意事项：3. 用75%酒精擦拭细胞瓶表面，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状态。因运输问题贴壁细胞会有少量从瓶壁脱落，将细胞置于培养箱内静置培养过夜，隔天再取出观察。此时多数细胞均会贴壁，若细胞仍不能贴壁请用台盼蓝染色测定细胞活力，如果证实细胞活力正常，请将细胞离心后用新鲜培养基再次贴壁培养；如果染色结果显示细胞无活力，请拍下照片及时和我们联系，信息确认后我们为您再免费寄送一次。 建议客户收到细胞后前3天各拍几张细胞照片，记录细胞状态，便于和技术部沟通交流。

3T3-L1细胞传代，复苏细胞名称：3T3-L1  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组织来源：胚胎培养条件：DMEM+10%FBS；37℃，5% CO2形      态：贴壁；成纤维细胞样背      景：3T3-L1是从3T3细胞（Swiss albino）中经克隆分离得到的连续传代的亚系。该细胞从快速分裂到汇合和接触性抑制状态经历了前脂肪细胞到脂肪样细胞的转变。可产生甘油三酯，高浓度血清可增强细胞内脂肪累积。3T3-L1细胞注意事项：1. 收到细胞后首先观察细胞瓶是否完好，培养液是否有漏液、浑浊等现象，若有上述现象发生请及时和我们联系。2. 仔细阅读细胞说明书，了解细胞相关信息，如细胞形态、所用培养基、血清比例、所需细胞因子等。3. 用75%酒精擦拭细胞瓶表面，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状态。因运输问题贴壁细胞会有少量从瓶壁脱落，将细胞置于培养箱内静置培养过夜，隔天再取出观察。此时多数细胞均会贴壁，若细胞仍不能贴壁请用台盼蓝染色测定细胞活力，如果证实细胞活力正常，请将细胞离心后用新鲜培养基再次贴壁培养；如果染色结果显示细胞无活力，请拍下照片及时和我们联系，信息确认后我们为您再免费寄送一次。4. 建议客户收到细胞后前3天各拍几张细胞照片，记录细胞状态，便于和技术部沟通交流。

新研究表明精准医学进展能够改善乳腺癌治疗最近一项研究展示了如何利用精准医学方法——肿瘤基因组检测——帮助乳腺癌患者减少过度治疗，将化疗的作用最大化。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Cancer上。研究发现医生建议和最终治疗决策与病情检查结果高度相关，表明肿瘤基因组检测能够帮助医生辨别哪些病人能够从化疗中获益最大，哪些病人可以安全地停止化疗治疗。癌症领域的大多数精准医学研究都针对参与临床试验的病人。几乎没有研究对于医生如何利用生物标记物检测结果来推荐化疗方案以及如何根据病人的经历进行检测和最终决策进行研究。来自密歇根大学护理学院的研究人员调查了在2013年和2014年接受乳腺癌治疗的3880名女性。总共有1527名早期乳腺癌病人回应了该调查研究，778人接受了21基因复发评分（21-gene recurrence score assay，RS）测试，进行疾病复发风险以及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病人化疗效果的评估。整体来说，47.2%的病人得到的建议是不进行化疗，40.6%的病人建议进行化疗。病人得到的建议与RS结果有关：几乎所有高评分的病人都收到了化疗建议，而大多数得到低风险结果的病人都收到不进行化疗的建议。同时，大多数得到高评分的病人最终接受了化疗治疗，而得到低分数的病人几乎无人接受化疗。在检测和治疗方面不存在种族之间的实质性差别。大部分病人对于RS评分和化疗选择比较满意。“我们发现大多数医生按照专业指南的建议，对病人进行肿瘤基因组检测，我们也发现一些病人接受的检测并没有按照专业指南进行，”领导该项研究的Dr. Friese这样说道。“比如大约13%淋巴结呈乳腺癌阳性的女性进行了肿瘤基因组检测，而目前来说仍然不知道这部分病人是否能够从检测和建议中获益。”研究人员还建议，肿瘤学研究团体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帮助病人了解这些检测的目的，如何进行结果解读以及这些结果对于她们的乳腺癌治疗有什么意义。

上海科技大学刘志杰团队等解析出大麻素1型受体三维结构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上海科技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获得迄今为止最为清晰的导致与大麻相关的“high”的大麻素1型受体（cannabinoid receptor 1, CB1）的结构图。CB1的三维结构图揭示出四氢大麻酚（THC）等分子如何结合到CB1上，其中已发现CB1嵌入到很多神经细胞的表面中。这可能解释了旨在模拟大麻制品使用但不会产生“high”的止痛药能够导致不想到的副作用，这就为开发未来的疗法奠定基础。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2016年10月20日那期Cell期刊上，论文标题为“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Human Cannabinoid Receptor CB1”。论文通信作者为上海科技大学iHuman研究所刘志杰（Zhi-jie Liu）教授、Raymond Stevens教授、美国东北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系科学家Alexandros Makriyannis和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分子治疗与神经科学系科学家Laura M. Bohn。Stevens说，“随着大麻毒品在美国越来越流行，我们需要理解THC（大麻中的精神活性组分）和合成大麻素等分子如何与这种受体相互作用，特别是我们正看到一些人因使用合成大麻素而出现在急救室中。”Stevens说，“科学家们感兴趣的是如何能够对THC或合成大麻素加以改变以便具有不同的效应。如今，我们最终解析出CB1的结构，我们能够开始理解对这种药物结构进行的改变如何能够影响这种受体。”比如，源自大麻的药物已被用来治疗肥胖，但是经过研究，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治疗分子能够触发抑郁、焦虑，甚至自杀倾向，因此这种药物被撤出市场。当前，研究人员正在观察合成大麻素（如Spice和K2）相关的潜在副作用，其中这些合成大麻素旨在复制与THC相关的“high”，但是会导致使用者被送到急诊室。刘教授说，“我们需要理解大麻毒品如何在我们体内发挥作用；它能够具有治疗潜力和娱乐性使用，但是大麻素也能够是非常危险的。通过开展基础性科学研究和理解这种受体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就能够利用它在未来帮助人们。”

深入剖析引发2型糖尿病和肥胖的原因在全球范围内，社会和经济因素会直接导致2型糖尿病和肥胖症发病率的直接上升，近日，一项刊登于国际杂志Science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牛津大学和隆德大学的研究人员介绍了遗传学和生活方式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联。通过研究机体基因表达对环境因素及生活方式改变的反应，研究者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并且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制定相应的健康建议和治疗方法。研究者Paul Franks说道，环境因素能够干扰细胞和生理学过程，并且对个体易于患某种疾病有着一定的效应，比如2型糖尿病，而且这些环境因素很有可能通过对基因组功能的调节来发挥作用，当然在这个概念背后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原理，但目前研究人员却并不是很清楚这些过程发挥作用的分子机制。有研究证据表明，诸如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等表观基因组改变是上述过程的重要特性，这些修饰作用能够影响基因转录及翻译的方式和功能；此前研究中研究人员主要集中研究了食物中的组分，以及哪种饮食方式能够降低个体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风险，但截至目前为止，并没有来自流行病学或临床试验的证据表明，特殊的饮食方式能够较长时间地维持体重降低及降低糖尿病的风险，有些类型的膳食脂肪或许是有害的，而实际上其它类型的脂肪或许是具有保护作用的，研究人员总结道，目前大家广泛认为的维生素D补充剂能够降低血糖水平以及2型糖尿病的理论或许并不可能是准确的。近些年来，研究人员开始感兴趣研究肠道微生物组在2型糖尿病和肥胖发病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者Mark McCarthy指出，多项研究都检测了正常人群和肥胖、2型糖尿病人群肠道微生物组组成的差异，但具体的因果关系研究者目前并不清楚。此外，个体较高或较低的出生体重也和其后期生活中患2型糖尿病直接相关，而这些关系似乎能够反映胎儿和母亲之间遗传变异的复杂关联性，以及子宫内环境对胎儿的影响。当前研究者的主要挑战就是理解2型糖尿病和肥胖发生的机制，以及为何这些疾病在过去40-50年里这么普遍。最后研究者表示，目前我们的理解并不够深入，我们通常将其归咎于西方的生活饮食方式，但目前研究者并不清楚带来明显损伤的现代生活方式的特殊因子到底是什么？对遗传学的深入研究或将帮助研究人员理解多种疾病发生的分子机制，同时也能够帮助开发出更多治疗疾病的新型疗法。

机体早期发育过程中心脏细胞和血液细胞如何发生关联？最近，刊登在国际杂志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在机体发育期间，内皮糖蛋白（endoglin）能够作为一种关键因子来决定早期未分化细胞的命运。内皮糖蛋白是一种参与细胞信号转导的受体分子，此前研究者发现其在血管和血管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本文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内皮糖蛋白能够调节关键的信号通路在损害心脏的情况下促进早期细胞发育成为血细胞。研究者Rita Perlingeiro教授说道，在早期发育过程中，细胞必须很快做出选择，对早期细胞命运决定的微小调节能够很容易地被细胞中关键蛋白的水平所干扰，当一种细胞类型受青睐时，就意味着其它细胞会少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内皮糖蛋白的高水平表达就能够增强细胞分化为血细胞，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心肌细胞却处于缺损状态。研究者June Baik表示，他们想去研究阐明内皮糖蛋白在血液和心肌细胞命运决定过程中的双重功能，她通过对斑马鱼和小鼠进行研究，改变小鼠多能干细胞和主要的心肌细胞中内皮糖蛋白的水平，就证实了内皮糖蛋白表达的关联性。下一步研究者将通过深入研究来理解在分化过程中和内皮糖蛋白功能相关的分子调节机理，通过紧密观察细胞发育和分化的多种途径，研究人员发现，在内皮糖蛋白信号受到干扰时，JDP2或许能够作为一种新型重要的下游介导子来足以诱导血液的命运。Perlingeiro说道，血液和心脏系统是哺乳动物首个发育的器官类型，但研究者却并不清楚调节这些最早期细胞命运决策的机制，本文中，通过利用多种模型系统进行研究，结合特殊的细胞分类技术及测序工具，我们就揭开了机体在早期发育决策中的一些未知的机制。当然本文研究对于研究者阐明内皮糖蛋白在先天性心脏缺损发病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者Perlingeiro的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发现了指导血液和心脏形成的关键调节因子，而这些研究发现的临床意义在于研究人员或许能够通过靶向作用这些新发现的网络来促进先天性疾病患者机体血液或心脏组织的发育。

基因和环境谁对宝宝出生体重影响更大？Nature新研究给出答案最近一项由多个研究机构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基因差异可以帮助解释为何有些宝宝一出生就与别的宝宝存在显著的体重差异。同时还揭示了基因差异如何将一个人早期生命阶段的生长情况与生命后期阶段患2型糖尿病以及心脏疾病的风险联系起来。这项发表在 Nature上的研究为预防和治疗这些疾病找到一些新方向。研究人员表示，至少六分之一的出生体重差异与宝宝之间的基因差异有关。这是包括母亲孕期吸烟以及怀孕之前母亲的BMI等已知环境因素可以解释的体重差异的七到八倍。科学家们已经知道宝宝出生体重如果显著低于或高于平均值，会大大增加几十年后患糖尿病的风险。直到现在许多研究人员仍然认为这种关联反映了胎儿发育过程中营养环境的长期影响：换句话说，早期生命阶段的事件可以对一个人的身体进行设定，让他们在后来的生命中更加容易患病。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与体重差异有关的基因区域和与糖尿病和心脏病风险有关的基因区域存在部分重叠。除了宝宝自身的基因，研究人员还发现母亲的基因也会影响宝宝的体重，这可能主要通过孕期改变宝宝的环境来发挥作用。研究人员对全世界接近154000人的基因组差异进行了分析。通过将遗传信息与出生体重信息进行匹配，研究人员发现60个基因组区域显著影响出生体重。他们又分析了之前关于糖尿病和心脏病的研究数据，发现其中包含许多相同的基因区域。研究人员指出，这些结果表明基因在早期生长与未来疾病风险之间起重要的联系作用，他们希望接下来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母亲和宝宝的基因如何共同作用影响宝宝体重和生命后期发生疾病的风险。

             国庆放假通知各尊敬的客户及厂家：    国庆佳节即将到来，根据国务院关于法定节假日的规定和我公司工作实际情况，现将2016年国庆节放假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0月1日（星期六）至10月7日（星期五），共七天。10月8日（星期六）、10月9日（星期日）上班。请各位客户及时做好货物库存需要。    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                                                                      上海钰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09月30日

肿瘤疫苗：攻克癌症的新希望？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为一名8岁男孩首次进行了牛痘接种，确保其终生未感染天花；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人类花了184年的时间，征服了被史学家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种族屠杀”罪魁祸首的天花，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正是天花疫苗。与天花相比，人类生命在21世纪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毫无疑问当属肿瘤。据文献显示，中国2015年新增癌症病例约429.2万，癌症死亡人数281.4万人。同时，一个令人充满期待的新名词——肿瘤疫苗，近年来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之中。肿瘤疫苗有没有可能像牛痘战胜天花一样帮助人类战胜癌症？在目前阶段，它对肿瘤患者的实际意义又在哪里？今天就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肿瘤疫苗的“庐山真面目”。 不仅是 “保护伞”， 肿瘤疫苗比你想象的有才！自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了“国家癌症法案”，人类攻克癌症的希望在经历了40多年来无数次的失败后，仍然前途未卜。传统治疗恶性肿瘤的三大方式为手术、放疗和化疗，虽然都具有一定的疗效，但并非对所有的肿瘤均有效，而且对人体有明显的毒副作用。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科学家们也在努力探寻更有效的治疗方式。13年12月21日，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将“肿瘤免疫疗法”作为2013年六大科学领域最值得关注的领域之一，肿瘤疫苗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疫苗自巴斯德时期开发以来，直至现在成熟商业化的各类疫苗出现，挽救了无以数计的生命。而各个国家法定的新生儿疫苗接种计划更是让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和麻疹等曾经肆虐过人类的疾病淡出人们的视野。癌症是否也可以预防？这是一个格外诱人的设想！因此，科学家们尝试着，以研制疫苗的方式来治疗癌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将肿瘤疫苗定义为一系列生物修饰物，通过激活患者体内的免疫系统的能力来控制感染以及抵御疾病，并将其分为两类，一类为预防型，原理类似小时候注射的小儿麻痹症的疫苗，用于健康群体的预防；另一类则为治疗型，通过强化患者的免疫系统来抵抗肿瘤，直接对患者的肿瘤细胞开火，实则为免疫疗法的一种形式。宫颈癌疫苗：不让梅艳芳的悲剧重复上演说到肿瘤疫苗，则不能不提HPV疫苗。宫颈癌，一种常见的女性癌症，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信息显示，宫颈癌是发展中国家女性第二大常见癌症，也是致死率最高的癌症之一。在我国，女性罹患宫颈癌的情况也是令人堪忧。据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室提供的数据显示，宫颈癌已经成为我国15岁至44岁女性中的第二大高发癌症，每年约有13万新发病例。因宫颈癌去世女明星梅艳芳令人欣慰的是，宫颈癌虽然高发却并不可怕，科学家已发现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是导致宫颈癌的罪魁祸首。1991年，澳大利亚科学家伊恩·弗雷泽和中国科学家周健合作，通过重组DNA技术制备出外形与HPV病毒类似的病毒样颗粒，这种病毒样颗粒不含导致疾病的DNA，却能刺激身体产生针对这种病毒的免疫反应。弗雷泽预言，以此基础研发HPV疫苗可能在未来根除宫颈癌。2006年，弗雷泽的预言成为了现实。第一个HPV疫苗佳达修（Gardasil？）由美国默克公司（Merck）研制，得到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并自06年上市以来已先后获批用于：①女性预防HPV6、 11、 16和 18型病毒引发的宫颈癌、外阴癌、 阴道癌及相关癌前病变；②预防由 HPV6 型和 11 型引起的女性及男性生殖器疣；③用于 9～26岁人群预防由 HPV6、 11、 16和 18型引起的肛门癌和相关癌前病变。作为 4价疫苗， Gardasil预防HPV感染的成功率达 96％， 且抗体有效时间可至少持续 4～5 年。第二种疫苗希瑞适（Cervarix？）是由葛兰素史克（GSK）研制，并于2009年10月获得美国 FDA的批准在美国正式上市。据临床研究报道，涉及14个国家18000多名女性的大型研究显示，在（34.9±6.4）个月的随访期内，疫苗对 16、18 型 HPV相关宫颈上皮内瘤变的预防有效率为 92.9％。总体来看，HPV疫苗的预防有效率都在90%以上。虽然10年前佳达修就已在美国上市，但由于三期临床试验以及各项政策等原因，直至2016年7月18日，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终于批准葛兰素史克旗下希瑞适上市，这无疑给中国女性带来了福音。 HPV疫苗佳达修Gardasil®HPV疫苗希瑞适Cervarix ®PS：GSK今年还未有推广希瑞适的推广计划，国内消费者能使用上这个产品可能还需要等到明年。前列腺癌，不能防，但能治！划时代的Provenge®如果说HPV疫苗作为第一个FDA批准的肿瘤疫苗，给广大的女性带来了福音，那么Provenge？的批准则拥有划时代的意义。2010年 4月 29日，美国 FDA正式批准，将 Dendreon公司的Provenge？用来治疗激素无效的无症状或症状轻微的转移性前列腺癌，成为首个被美国 FDA批准上市的新型治疗性肿瘤疫苗。该疫苗由患者身上提取的末梢血单核细胞，经前列腺酸性磷酸酶(PAP) 与颗粒球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GM-CSF)结合蛋白的体外激活和培养，然后回输到患者体内，具备个体化特征。Ⅲ期临床试验证实，Provenge？可降低患者的死亡风险，平均延长生存期 4.1个月（25.8个月vs. 21.7 个月）。

“性功能超强”的乌龟以一己之力拯救整个种群一只名叫"Diego"的西班牙巨型龟已经成为了800只幼龟的父亲，他正以一己之力挽救整个种族避免灭绝的厄运。"Diego"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它的种群拯救行动。当时该种群仅有14只乌龟存世：2雄12雌。它们聚居于加拉帕戈斯群岛最南部的岛屿，这也是它们仅存的天然聚居地。而如今随着大约2000只人工养殖的乌龟放归大自然，该种群的数量得到了明显的回升。得到这一结果，"Diego"喝它的兄弟们可谓功不可没。根据最近的遗传学研究，在如今的2000只乌龟中，Diego生育的幼龟占据了"40%"。"它是一只生殖力十分旺盛的雄性，并且为了生育后代孜孜不倦"，来自当地野生动物园的乌龟保护专家Washington Tapia说道。Diego目前重达80千克，完全伸展时体长90公分，体高1.5米，据估计已经有超过100岁的年龄。它目前被饲养于圣克鲁斯岛的一家饲养机构，同时陪着它的还有6只雌龟，用于新一代小龟的繁殖。尽管我们对Diego的性生活已经有充分的了解，但研究者们对它的其它方面却知之甚少。我们仅知道它在1950年代被发现于圣地亚哥的动物园，再此之前应该生存于加拉帕戈斯群岛。经过长年累月的人工繁殖，Diego已经拥有了800多个后代，该种群又重新获得了生机。不过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我们希望随着研究者们的继续努力，加拉帕戈斯群岛能够恢复从前的生机。

 2016公司中秋节放假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201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根据本公司的决定，2016中秋放假通知如下：　　2016年9月15日至9月17日，共3天。在此期间我司不安排人员值班，您有任何问题请发送邮件，我们将在工作日立即回复。如需订购产品，请在线留言，我们予以第一时间回复。如为您带来任何不便，敬请谅解.                  上海钰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祝您及您的家人，中秋团圆!　　                                            2016年9月14日

犬类癌症疗法或可加速人类癌症疗法的开发在我（原文笔者）童年时最喜欢的照片中，有一张是我坐在大洗衣篮中，跟前围坐着很多小狗，它们会时不时地舔着我的脸，往我怀里钻，我非常高兴，狗非常善于“教育”我们快乐地活着，但你们知道吗？它们在患病上也与人类有着共同之处，比如癌症。黑色素瘤、淋巴瘤和神经胶质瘤等多种类型的癌症都会影响人类和狗，基于此，狗往往会作为最佳的模型来帮助科学家们理解人类机体癌症的发病机制，以及帮助开发更为有效的治疗疾病的疗法。近日，来自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兽医学院和癌症综合研究中心的科学家通过研究通过研究，检测了利用一种新型疗法治疗狗机体中恶性转移性疾病的效果，转移性肿瘤就是癌细胞能够从原发性位点扩散到机体其它位置，从而使得癌症更加难以治疗的一种肿瘤类型。在犬类临床试验中，研究者首次将常规的放疗同免疫疗法进行结合，两种疗法结合后就可以改善对疾病的治疗，结果表明，疗法联合后在维持狗类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能够延长某些狗的寿命。题为“Blocking Indolamine-2，3-Dioxygenase Rebound Immune Suppression Boosts Antitumor Effects of Radio-Immunotherapy in Murine Models and Spontaneous Canine Malignancies”的研究报告刊登在了国际杂志Clinical Cancer Research上。最后研究者Kent说道，本文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其或许能够帮助临床医生和兽医学家通力合作来解决影响人类和犬类所患的疾病；如今研究者正在继续深入研究，来优化并且改善这种新型疗法，研究者希望后期改善后的新型疗法能够更急有效地帮助治疗多种疾病。

开发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诊断心脏病发作的传感器近日，一项刊登于国际杂志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印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等多个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开发了一种小型的电力传感器，其能够潜在帮助医生有效改善心脏病发作患者的生存率。在30-70岁人群群组中，心血管疾病占到了人群死亡大约30%的比例，该比例比所有任何类型的总体死亡率都要高，因此如何有效地诊断心脏病是医生们非常关心的话题；当有人患心脏病发作时，特定的化学物质就会大量释放到其血液中，因此血液检测对于诊断心脏病就显得尤为重要。2014年开始研究人员联合研究利用几层黑磷结构开发了一种纳米传感器，这种黑磷结构是一种能够包含DNA的新型2D材料，不稳定的DNA能够同肌红蛋白结合，当心脏病发作时患者血浆中的肌红蛋白水平会升高，而且能够通过简单地电测试进行检测。本文中研究者开发的新技术或许能够作为一种快速、敏感、选择性且准确性的方法来用于检测是否个体机体中的肌红蛋白水平处于升高阶段，目前医院通过检测患者肌红蛋白的水平来判断其是否经历过心脏病发作，研究者预测，将这种新技术引入到临床中或许能够有效改善患者心脏病发作后的生存率。这项研究是首个2D黑磷结构用于生物传感器平台的一个例子，这种检测方法最终能够用于患者家中，而且并不需要进入实验室进行检测就能够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判断，而且该技术或许还能够用于除肌红蛋白外的其它靶点。最后研究者David J. Lewis说道，我非常高兴这项研究能够帮助用来进行心脏病发作的诊断，2013年年底我的父亲不幸患上的心脏问题，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慢慢在康复；我的很多朋友因心脏病而去世，因此我知道心脏病对患者和家庭的危害，实际上，除了在学术领域，这项研究对社会也有着潜在的影响，其可以潜在改善患者的生存率以及生活质量。

儿童血液中的两种自身抗体或可预测I型糖尿病风险在一项名为TEDDY研究(The Environmental Determinants of Diabetes in the Young，青少年糖尿病环境决定因素研究)的最新研究中，瑞典隆德大学研究人员选择了8600名来自瑞典、美国、德国和芬兰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这些儿童携带高风险的HLA-DR基因型(DR3/4, DR4/4, DR4/8和DR3/3)，因而都存在1型糖尿病遗传性风险升高的现象。研究人员从这些儿童出生开始，就检测他们血液中的自身抗体来确定人体免疫系统是否开始破坏自身的产胰岛素细胞(即β细胞)，结果发现相关的自身抗体往往在他们出生后的最初几年内就出现。根据这一发现，人们或许可以通过检测自身抗体来预测个体I型糖尿病的发生。为此，研究者提出了三种有效的方法来预测1型糖尿病的发展：1）如果首次发现的自身抗体对胰岛素进行攻击，记为第一种自身抗体抗体；在本文研究中，总的来讲，大多数的婴儿都是小于1岁的时候受到影响的；如果随后检测到了第二种自身抗体，这就预示着个体将会患糖尿病，但这可能需要20年时间才会发生；2）如果首次产生的自身抗体可以靶向作用于β细胞中的谷氨酸脱羧酶GAD65，记为第二种自身抗体；在这项研究中，总的来讲，这种情况常常是在婴儿2岁左右发生的；3)如果两种的自身抗体同时被发现；在TEDDY研究中40%的婴儿都已经患上了糖尿病，而在参与研究的儿童中仅有6.5%的儿童在6岁前发现了第一种自身抗体的存在。研究者表示，在44%的患者中，其仅仅会出现攻击胰岛素的第一种自身抗体，而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在1-2岁时出现的；38%的患者中都检出了GAD65的第二种自身抗体，而且当个体2岁的时候，其水平会不断增加，但在2岁之后，一直保持稳定；在14%的患者中同时发现了这两种自身抗体，在个体2-3岁时它们的浓度会达到高峰。最后研究者表示，I型糖尿病的遗传性风险会决定儿童机体中存在哪种自身抗体，然而目前并不清楚是什么机制促进免疫系统产生攻击机体胰岛中的β细胞，其中一种猜想就是病毒感染诱发了上述反应。如果这个过程涉及两种疾病的话，那么或许是其中一种病毒诱发了第一种自身抗体攻击β细胞，而另外一种病毒则促进了第二种自身抗体靶向作用于GAD65。

丙肝病毒（HCV）最新研究进展丙型肝炎由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所致，主要由血液/体液传播。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有1.7亿人感染HCV。在我国健康人群抗HCV阳性率为0.7%～3.1%，约3800万人。由于病毒生物学特点和宿主免疫功能等多方面因素，机体免疫往往难以有效清除病毒，致使约50%～80%HCV感染者发展为慢性肝炎，其中20%～30%将发展成肝硬化。肝硬化患者中每年有1%～4%发展成为肝细胞癌症。HCV是一种RNA病毒。HCV RNA大约有9500～10000bp组成，5'和3'非编码区（NCR）分别有319～341bp，和27～55bp，含有几个顺向和反向重复序列，可能与基因复制有关。在5'非编码区下游紧接一开放的阅读框（ORF），其中基因组排列顺序为5'-C-E1-E2-p7-NS2-NS3-NS4-NS5-3'，能编码一长3014个氨基酸的多聚蛋白前体，可经宿主细胞和病毒自身蛋白酶作用后，裂解成各自独立病毒蛋白，即三种结构蛋白，为分子量19KD的核衣壳蛋白（或称核心蛋白，C）和33KD（E1），72Kd（E2/NS1）的糖蛋白，及四种分子量为23KD、52KD、60KD、116KD的非结构蛋白分别与NS2、NS3、NS4、NS5相对应。由于GP72正好与瘟病毒表面蛋白或黄病毒第一个非结构蛋白（NS1）相对应，故将GP72的基因标记称谓E2/NS1。E1和E2/NS1糖蛋白能产生抗HCV的中和作用。NS2和NS4的功能还不清楚，发现与细胞膜紧密结合在一起。NS3蛋白具有螺旋酶活性，参与解旋HCV-RNA分子，以协助RNA复制，NS5有依赖于RNA的聚合酶活性，参与HCV基因组复制。丙型肝炎病毒(HCV)可缓慢发展多年，通常无症状，但可引起严重的肝损伤和肝癌。目前还没有针对该疾病的疫苗。小编针对HCV研究最近取得的进展，作了一番盘点，希望有助于读者。1、PLoS Biol：HCV利用Netrin-1劫持宿主肝细胞doi:10.1371/journal.pbio.1002421丙型肝炎病毒（HCV）是一种小型的包膜病毒：单股正链RNA病毒，包被在蛋白衣壳中，含有两种糖蛋白的脂质双层包膜包绕着这种蛋白衣壳，而且包膜上有剌突。急性HCV感染能够导致肝炎，但是这种病毒通常是以在肝脏中慢性感染的形式持续存在，并且这种持续存在能够导致肝脏炎症，以及最终导致肝细胞癌。HCV如何破坏肝细胞将它们变成病毒制造工厂仍然是个谜。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法国里昂的Romain Parent和他的合作者发现一种小分子量分泌蛋白，Netrin-1，密切地参与HCV的生命周期。他们报道HCV增加肝细胞中的Netrin-1表达，接着，Netrin-1增加病毒RNA基因组数量和产生的病毒颗粒的传染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提供证据证实Netrin-1也促进HCV病毒被未感染的肝细胞摄取，这很可能是通过阻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内化因而增加这种用于病毒摄取的辅因子在肝细胞表面上的数量来实现的。相关研究结果于2016年3月31日发表在PLoS Biology期刊上，论文标题为“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Dependent Mutual Amplification between Netrin-1 and the Hepatitis C Virus”。HCV主要在肝脏的肝细胞（hepatocyte, 也译作肝实质细胞）中进行复制。它通过与几种细胞表面蛋白的复杂相互作用而侵入这些肝细胞，并在细胞内膜上进行复制，特别是在内质网膜上。研究人员之所以研究Netrin-1在HCV感染中发挥的可能性作用，是因为之前的研究已证实它参与几种类型的癌症以及与癌症相关联的炎症性疾病。研究人员首先研究从HCV患者体内获取的肝脏活组织样品中的Netrin-1 mRNA数量，然后将这种数量与来自未感染HCV的病人的类似样品进行比较。他们发现在被HCV感染的样品中Netrin-1 mRNA数量显著增加，增加了23倍，对HCV感染病人进行抗病毒药物治疗能够逆转这种增加。类似地，HCV感染原代人肝细胞和在体外培养的肝细胞系会导致这些细胞中的Netrin-1 mRNA数量大量增加，因而也会导致新翻译的Netrin-1蛋白数量显著增加。已知Netrin-1 mRNA结合到La相关蛋白LARP1上，但是这种相互作用的功能重要性是不清楚的。研究人员发现LARP1也在促进Netrin-1翻译的内质网膜上特异性地与非结构性HCV蛋白NS5A发生相互作用。再者，在过量表达和基因敲除研究中，Netrin-1水平直接与被HCV感染的肝细胞中HCV RNA数量和所产生的病毒颗粒的传染性相关联，而且Netrin-1很可能是通过直接结合到HCV病毒颗粒上来实现的。因此，研究人员作出结论，HCV感染促进Netrin-1产生，接着，Netrin-1促进HCV产生。 但是这不是Netrin-1对HCV生命周期的唯一影响。研究人员也提供证据证实表达的Netrin-1通过阻止EGFR内化，增加肝细胞表面上的EGFR蛋白水平---以及活化的（磷酸化的）EGFR水平，而且这似乎促进HCV病毒侵入肝细胞。2、PNAS：不同HCV变异体相互合作逃避免疫系统攻击doi:10.1073/pnas.1422942112在一项最新的研究中，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数学模型，能够模拟病毒变异体和免疫系统产生的抗体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然后利用这种模型来分析和解释来自一组HCV感染者的数据，其中一些人已经持续感染了20年。研究人员指出，在感染人体之后，HCV进化出很多变异体，而且作为这种HCV群体中的病毒成员，其行为并不像独立个体，不同的病毒变异体会共同合作。它们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如利他性的病毒变异体会为了整个病毒群体的利益，引发宿主免疫系统攻击自己，从而保护其他变异体免遭攻击。HCV在每个人体内的进化是不同的，随着时间推移会产生不同的遗传相关变异体。最终，病毒变异体和抗体会形成一种复杂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针对一种病毒变异体的抗体也能够与另一个变异体发生反应，这种现象称为交叉免疫反应性。但是，病毒缺乏大脑，也没有神经细胞，如何会产生人类往往也很难实现的团队合作精神呢？研究人员解释说，病毒变异体并不直接互相沟通，但在这个病毒-抗体网络中，它们通过抗体相互作用。当一个抗体产生细胞对一种变异体作出反应并随后对另一种变异体作出反应时，这种相互作用会影响这两种变异体。当这两种病毒变异体与这个网络中的相同抗体相互作用时，就会发生一种间接的相互作用。”与人免疫缺陷病毒(HIV)不同，HCV不能抑制机体的免疫系统。许多科学家认为，病毒感染的进化就像一场“军备竞赛”，病毒一直发生变异，以保持比身体免疫系统领先一步。为了验证这一观点，研究人员采用新一代基因测序数据，对HCV病毒群体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们研究了HCV病毒群体的遗传组成，甚至观察了同一人所采集血液样本所含有的HCV随时间发生的进化。结果发现，不HCV变异体群体的数量或上升或下降，有一些会少量存留下来，而还有一些在貌似被免疫系统清除之后再次出现。在持续感染发展的后期阶段，尽管免疫系统保持强劲，但是新的HCV变异体的进化几乎停止。研究人员认为，“军备竞赛”理论无法解释这些观察结果。研究人员通过他们的模型跟踪HCV变异体和抗体，发现某些变异体促使宿主免疫系统攻击自己以保护其他变异体。他们将这个新发现的现象称为“抗原合作(antigenic cooperation)”。抗体只抑制利他性的HCV变异体，从而使得其他病毒成员安然无恙。换言之，利他性的HCV变异体允许抗体来攻击它们，从而牺牲自己，这样其他的变异体就可得以生存，通过这种方式，利他性HCV变异体会欺骗免疫系统，致使免疫系统不能够有效地响应其他的变异体。本质上，幸存的HCV变异体把利他性变异体当作一把保护伞来保护自己。这些研究结果可能会改变HCV疫苗的开发战略。研究人员还希望监测其他病毒的活动，以探讨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是否也可能存在于其他病毒性群体网络中。3、BBA：发现HCV复制的关键组分doi:10.1016/j.bbamem.2015.04.015当HCV感染细胞时，HCV会通过跨膜蛋白NS4B来形成一个富含脂质的“膜网结构(membranous web)”。这种结构含有反应中心，HCV在反应中心进行复制时可以免受宿主细胞抗病毒防御机制的攻击。AH2肽位于NS4B内部，是一种两性螺旋片段，在重塑脂膜以形成膜网结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其具体作用机制还不完全清楚。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人员组合使用核磁共振谱和分子动力学技术，发现AH2与细胞中带负电荷的脂双层膜相互作用而使得脂双层膜更具延展性。AH2促进脂双层膜内负电荷磷脂分子聚集，减少脂双层膜压力，有利于脂双层膜重构，对反应中心的形成十分重要。进一步研究发现脂双层膜中负电荷磷脂分子的出现似乎能促进AH2解离，揭示磷脂分子聚集对调节NS蛋白相互作用关系具有潜在作用。当研究人员给细胞膜导入无电荷脂质时，AH2有不一样的表现：形成更大复合体，减少细胞膜变形。研究人员认为，在分子水平上破解HCV如何劫持宿主细胞膜来帮助自身复制的机制，将有助人们发现HCV及类似病毒靶向治疗的新位点，并开发出潜在的HCV治疗药物。4、Mol Cell Proteomics：研究揭示HCV病毒蛋白与人体细胞互作网络doi:10.1074/mcp.M113.036301近日，Helmholtz Zentrum München科学家首次解密丙型肝炎病毒与活人体细胞蛋白的相互作用网络。他们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丙型肝炎病毒造成炎症性肝病的背后机制，并开辟新治疗途径。该研究结果发表在Molecular & Cellular Proteomics杂志上。 病毒利用人体细胞以繁殖和传播，这个过程涉及细胞宿主因素以及病毒相互作用。丙型肝炎病毒（HCV）形成前体蛋白，它被加工成10种病毒蛋白。现在， Helmholtz Zentrum病毒学研究所科学家们发现这些蛋白质如何彼此互动。这种相互作用网络的揭示有助更好地了解病毒复制和发病机制，并为设计新的抗病毒治疗铺平了道路。Michael Schindler教授领导的工作小组应用FACS-FRET（流式细胞仪-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技术，表征活细胞中的蛋白相互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了病毒蛋白如何与人体细胞相互作用，这为寻找新的抗病毒物质提供了基础。HCV感染导致肝脏炎症，并且多达80％的情况下炎症会变成慢性炎症，而丙型肝炎是肝硬化和肝癌发展的风险因素。5、Cell Research：中科院建立世界首个丙型肝炎病毒持续感染的动物模型doi: 10.1038/cr.2014.116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和生物物理所研究人员在《Cell Research》上发表封面文章，报道了世界上首个反映HCV感染自然史和慢性病毒性肝炎进展的动物模型。自从40年前美国NIH研究人员首次发现丙型肝炎后，全球目前已经有约2亿人感染或携带HCV，我国则有超过4000万患者。丙肝可以导致肝硬化和肝癌等可怕后果，同时也给世界各国医疗卫生体系带来巨大压力。由于HCV变异性极强，很容易产生抗药性。在过去很长时间中，许多科学家都在探索一种合适的动物模型以用作HCV的深入研究。然而HCV只感染人类和黑猩猩，因此开发这种实验小鼠模型在实践上遇到了极大困难。本研究主要是由中科院病毒所和生物物理所的陈新文和唐宏等人完成，他们表示这一研究的成功为揭示丙肝的致病机制提供了迄今最先进的材料，还能从根本上推动丙肝防治的疫苗和药物研究。研究人员在小鼠肝脏细胞上通过转基因技术表达了HCV进入肝细胞的两个受体分子，CD81和OCLN。HCV能够识别并侵入小鼠的肝脏细胞并进行高度复制。同时80%受感染的小鼠在随后都出现了典型的HCV急性感染和慢性病理进展，包括出现脂肪肝、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等症状。目前该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已经利用这一模型观察到HCV如何逃逸免疫系统以及抗病毒药物是如何降低病毒滴度的。6、Hepatology：新方法允许一步法诊断HCV感染doi:10.1002/hep.28663当前诊断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的标准方法需要两个连续的步骤：用于筛选的HCV抗体测试，随后进行HCV RNA RT-PCR测试来验证病毒血症性HCV（viremic HCV, V-HCV）感染（编者注：即导致病毒血症的HCV感染）。这使得它未最优化、成本高、不方便、耗时和不能够在全球广泛使用或负担得起。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的HCV抗原酶免疫测定法（HCV-Ags EIA），并利用365种血清样品（其中，176种未发生V-HCV感染，189种发生V-HCV感染）评估了这种一步法诊断V-HCV感染的灵敏度、特异性和实用性。相关研究结果于2016年6月6日在线发表在Hepatology期刊上，论文标题为“A Highly Specific and Sensitive Hepatitis C Virus Antigens Enzyme Immunoassay for One-step Diagnosis of Viremic HCV Infection”。首先，研究人员证实在HCV感染期间，除了HCV核心抗原之外，还存在HCV NS3、NS4b和NS5a蛋白。基于此，他们开发出这种新的同时检测这四种HCV蛋白的HCV-Ags EIA方法。这项研究首次证实血清样品变性导致释放出的HCV抗原以HCV免疫复合物的形式存在，从而降低测试特异性，因此应当不能够用于任何HCV抗原测试，包括所有当前的HCV核心抗原测试。另一方面，与血清HCV抗体测试和HCV RNA RT-PCR测试的结果相比较，利用未变性的血清样品，这种HCV-Ags EIA测试结果的特异性为99%，灵敏度为100%。利用未变性的进行过稀释的血清样品进行测试，这种HCV-Ags EIA方法的最低检测限相当于大约150～250 IU/mL的血清HCV RNA水平。研究人员开发出的这种HCV-Ags EIA方法是高度特异性的和高度灵敏的。利用未变性的血清样品，这种HCV-Ags EIA方法能够可靠地区分V-HCV感染和已得到控制的HCV感染，而且是一步法实现对V-HCV感染的筛选和诊断。

重新设计大肠杆菌遗传密码获成功重新设计细菌微生物基因组具有深远意义。美国哈佛医学院带领的一个研究团队在19日《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成功改变了大肠杆菌细胞内3.8%的碱基对，使之具有不同的功能。据科学美国人网站报道，研究人员用能产生相同蛋白质的同义密码子（组成各种氨基酸的三联核苷酸序列）替代了原来大肠杆菌64个遗传密码子中的7个，合成了55个基因片段（每段由5万个碱基对组成），重新编码了大肠杆菌的基因组。经测试证明，大肠杆菌基本基因91%的功能被保留，并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但还未能将这些片段组成一个正常运作的大肠杆菌。带领该研究的哈佛医学院合成生物学家乔治·丘奇说：“这证明了从根本上重新设计细菌是可行的。”以往研究表明，对大肠杆菌中的单个氨基酸重新编码是可行的，因此能给他们加入一些自然界没有的氨基酸，使其拥有更强的抗病毒能力；还可以让他们只能用合成氨基酸来培养，逸出实验室就无法生存。研究人员指出，这一成果向设计新的生物属性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也可看作是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的雏形。该计划旨在合成完整的人类基因组。耶鲁大学纽海文分校合成生物学家法伦·艾萨克说：“将密码子从64个减少到57个，与自然界的大肠杆菌已有了很大不同，这证明通过重编基因组，从生物中提取出全新的功能和属性是可行的。”他并未参与这项计划。丘奇实验室研究人员马克·拉乔伊说：“这项研究的规模前所未有。这是迄今造出的最大合成基因组，也是功能上改变最大的。”目前，研究团队正努力把他们重新编码的大肠杆菌片段拼起来，成为一套连续的基因组，然后测试这个重新构建的生物能否有生命。丘奇说，这要花多长时间还不清楚，但据实验室成员估计，可能要4个月到4年时间。总编辑圈点生物学家有时也是生命设计师。他们为减少病毒传播重新设计了蚊子，现在又重新设计了大肠杆菌。而设计细菌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前者，因为光我们肠道内寄生的细菌就数以万亿计，他们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话说回来，生命如此神圣，设计生命哪能任性。对于造福人类的设计，应支持设计师们早点动手，而像设计婴儿这样有争议性的方案，咱们不妨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使用手机会导致我们患上脑癌吗？这是任何一个手机用户都希望回答的问题，而且科学确实提供了一些线索。比如，2011年，国际癌症研究署（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将手机辐射归类为一种可能的人类致癌物，属于第2B级。这种分类主要是基于人群研究取得的证据。由欧盟资助的INTERPHONE团体开展的一项研究和由瑞典流行病学家L. Hardell领导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在10年内每天使用手机30分钟的人群当中，患上神经胶质瘤（一种恶性脑癌）的风险增加了40%-170%。手机辐射增加癌症风险的观点在另外两项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证实：2013年发表的Cerenat研究证实了INTERPHONE研究和Hardell研究的观察结果，并且2015年的一项动物研究表明手机辐射增加化学物的致癌效应。这些证据表明手机辐射对人类确实是“可能是致癌的（possibly carcinogenic）”（属于IARC分类的第2B级）或者甚至是“很可能是致癌的（probably carcinogenic）”（属于IARC分类的第2A级）。IARC把对人体是否有致癌性的试剂分为致癌性的（第1级）、很可能是致癌的（第2A级）、可能是致癌的（第2B级），不能归类为致癌性的（not classifiable as carcinogen, 第3级）和很可能不是致癌性的（probably not carcinogenic, 第4级）。然而，其他的研究表明患上脑癌的人数并不受手机使用频率的影响或者仅仅是略微增加，尽管在过去10到20年，手机用户的数量显著增加。因此，证实脑癌风险增加的证据与发现使用手机的人群中的脑癌发病率保持相当稳定的研究之间本就存在矛盾。哪种观点是正确的？认为证实脑癌与手机辐射存在因果关联的病例对照研究是正确的研究人员指出在一般人群中观察到明显的脑癌发病率增加仍然为时过早。毕竟，这种癌症存在较长的延迟期（几十年），而且人们仅在过去10到15年期间开始大量地使用手机。因为在那之前，它们太昂贵了。与此同时，支持证实在手机使用显著增加的人群中脑癌发病率没有明显增加的研究人员认为来自这些病例对照研究的证据是一种统计故障。但是假使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会怎么样？假使手机辐射单独并不导致癌症产生，但是长期接触会增加其他因素的致癌效果，又会怎么样？下面的一种假设可能解释了这种明显的不一致性。2011年IARC专家们评估过的动物研究提示着手机辐射独自作用并不导致癌症。然而，它仍然可能具有“辅助致癌物（co-carcinogen）”性质。在5项研究中，手机辐射增加同时接触低剂量已知的化学致癌物的动物的癌症产生。在这5项研究中，有一项研究最近得到再现，从而证实了手机辐射的这种辅助致癌效应。迄今为止，仅有少量研究探究了动物或活细胞同时接触化学致癌物和手机辐射。这对合适的风险评估带来严重的问题。基于当前的研究，手机辐射本身可能不会导致癌症。相反，它可能激活调节过程和加快癌症发生。利用这种假设，人们就有可能解释这些无法解释的相互冲突的科学结果中的一些。首次，病例对照研究发现增加脑癌风险可能并不是因为手机辐射导致的，而是因为它加快其他致癌物或者自发性基因突变导致的脑癌。其次，相比于较高的手机使用率，脑癌发病率较低，这是因为这些增加仅是由于手机辐射的辅助致癌效应。并不是所有的手机使用者都有患上脑癌的风险，仅是由于其他的致癌或遗传因素正在导致脑癌发展的那些人会有这种风险。最后，来自美国国家毒理学计划开展的的动物研究于2016年5月发布的首批结果表明对照组大鼠没有脑癌产生，而接受手机辐射的实验组大鼠仅有非常少的脑癌病例。鉴于大鼠仅接触手机辐射和手机辐射导致少量的脑癌病例，一些人质疑这种观察结果的显著性。但是上面提出的假设解释了这种结果。接受手机辐射的动物有一部分患上脑癌，并不仅仅是手机辐射的缘故，而是因为它加快自发性基因突变引发的癌症产生。在对照组大鼠中，同样由自发性突变引发的脑癌没有时间产生，这是因为没有额外的刺激物加快癌症产生。脑癌风险依然比较低假定这种假设是对的，手机辐射也并不像一些流行病研究提示的那样对公共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不是所有的手机用户都会处于产生脑癌的危险之中。仅接触过致癌因子的或者发生自发性基因突变的那些人将有风险患上这种癌症。这种提出的假设并没有否定IARC将手机辐射分类为“可能是致癌的”。IARC的分类表明狂热的手机用户会增加患上癌症的风险。但这并不是说手机辐射是一种“致癌物”或者“辅助致癌物”。因此，这种假设并没有将手机列入健康事项清单。但是，它提示着脑癌流行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它的发病率有可能发生小幅增加。

干细胞疗法真的可以治疗多发性硬化症吗？ 近日，据每日邮报（daily mail）报道，在进行造血干细胞(haematopoietic stem cells)治疗后数天后，多发性硬化症（ms，multiple sclerosis）患者eric thompson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并且能够正常走路了。不能够接受来自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提供的积极性疗法，最终患者thompson和其家人筹集了4万英镑并且在墨西哥开始了这项疗法。thompson所接受的这种疗法名为自身造血干细胞移植疗法（ahsct），进行这种疗法首先就是从患者骨髓或者血液中抽取干细胞，当患者进行进行集中性的化疗削弱自身免疫系统的功能后，从患者机体抽取的干细胞被再次注入到患者体内，这一操作就是为了重新启动患者机体的免疫系统，而集中性的高剂量化疗方法的使用及移植过程往往也是疗法进行过程中比较艰难的过程。据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供体的干细胞移植物往往被用作治疗多种类型癌症，包括白血病、淋巴瘤和骨髓瘤，然而如今推荐自身造血干细胞移植疗法作为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疗法或许为时过早。 尽管目前nhs不能提供此疗法，但英国多发性硬化症协会报道了许多研究都利用自身造血干细胞移植疗法来治疗多发性硬化症，而且研究者们表示这种疗法具有极大的前景，同时经这种疗法治疗的患者，疾病的复发率降低了，患者恢复也比较稳定，甚至某些患者的残疾症状也被逆转了。然而多发性硬化症协会强调，这或许并不适用于每一名患者，而且这种疗法或许具有一定的“攻击性”且会引发明显的风险。临床试验目前一系列利用自身造血干细胞移植来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疗法都正在进行，包括2015年3月进行的astims试验，这项试验对21名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患者个体有不同的疾病症状）以及进展型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患者残疾并不因疾病的复发）进行研究；相比较利用药物米托蒽醌治疗的患者而言，接受自身造血干细胞移植疗法的患者疾病的复发率名下下降了。米托蒽醌是一种典型的化学疗法，其可被用作疾病修饰疗法来减少疾病复发的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数量，然而研究者表示，某些接受自身造血干细胞移植疗法的患者往往会经历严重的副作用，比如血小板减少症、嗜中性白血球减少症、感染以及肝脏毒性表现，而且其中两名患者还遭受了威胁生命的一些状况，包括出现败血症、严重感染、骨髓干细胞移植成活率较低以及治疗完全失败等情况。 英国是进行随机临床试验mist多个国家中的一个（多个国家包括英国、美国、瑞典和巴西），多个接受自身造血干细胞移植疗法的患者都表现出了积极性的可喜结果，患者表示他们机体的多发性硬化症症状得到了明显改善和逆转，而且mri扫描结果也显示患者机体中并未活动性疾病的证据，所有的临床试验结果都将于2017年进行公布，而且很多患者也都期待积极性数据的早日公布。英国的研究中心位于皇家海莱姆医院（royal hallamshire hospital），部分临床试验患者也已于2016年1月出现在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全景栏目(panorama programme)中。目前正在加拿大进行的一项自身造血干细胞移植临床试验结果提出了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疾病复发率和疾病活动性的明显变化，其中大约70%的患者都表现出了疾病进展完全停止的迹象。但正在进行试验的患者中有一名患者因肝衰竭而出现了死亡，这或许是疗法的一种副作用所引发的；研究者强调说，必须爱活动进展性的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中考虑这些疗法相关的风险。患者eric thompson的故事为自身造血干细胞移植疗法在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中的应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我们不应当忽视该疗法带来的风险以及成本花费；多发性硬化症协会生物医学研究所的主任sorrel bickley认为，这项积极性的疗法往往会伴随一定风险的存在，其需要经过专家们的再次确认，同时也应当在认证中心进行实施。我们并不清楚自身造血干细胞移植疗法带来的长期效应，这就强调了后期临床试验的重要性。 

发现人支气管平滑肌细胞也存在嗅觉受体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在人支气管平滑肌细胞中鉴定出两种类型的嗅觉受体。如果这些受体通过结合一种气味剂而被激活的话，那么支气管发生扩张和收缩---一种潜在的哮喘疗法。这是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细胞生理学系教授Hanns Hatt博士和Benjamin Kalbe博士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得出的结论。通过与来自德国波鸿、科隆和赫尔内的几家诊所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人员于2016年8月4日在Frontiers in Physiology期刊上报道了他们的研究结果，论文标题为“Olfactory Receptors Modulate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in Human Airway Smooth Muscle Cells”。香蕉-杏桃（Banana-apricot）气味让支气管扩张在人支气管平滑肌细胞中发现的这两种嗅觉受体被命名为OR2AG1和OR1D2。研究人员也鉴定出激活这两种受体的气味分子，以及这些气味分子在人支气管平滑肌细胞中触发的信号通路。丁酸戊酯（amyl butyrate）具有香蕉和杏桃气味，能够激活OR2AG1受体。一旦这种气味剂结合到这种受体上，细支气管松弛和扩张。在实验中，这种影响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它能够逆转组胺的影响。当遭受过敏性哮喘时，人体释放出来组胺，从而导致支气管收缩。哮喘治疗新方法Hanns Hatt作出结论，“丁酸戊酯可能有助改善哮喘患者支气管中的空气流动。它很可能能够抵消组胺的影响，而且也很可能能够抵消让呼吸变得困难的其他过敏原的影响。”OR2AG受体可能也是治疗其他疾病的靶标，如慢性阻塞性肺病。再者，研究人员证实丁酸戊酯在支气管平滑肌细胞中触发的信号通路与它触发鼻子嗅觉细胞中的信号通路是相同的。第二种受体具有相反的影响第二种受体OR1D2对花香气味分子或油性气味分子---如铃兰醛（lilial）和对叔丁基苯丙醛（bourgeonal）---比较敏感。如果这些气味剂结合到这种受体上，所产生的影响与OR2AG1受体的相反：支气管平滑肌收缩。再者，促炎分子从支气管平滑肌细胞中释放出来。就这项研究的目的而言，研究人员分析了体外培养的人支气管平滑肌细胞。研究的样品是支气管平滑肌。与横纹肌不同的是，平滑肌不能够自主地收缩。

IBM开发的芯片实验室可以过滤血液，检测癌症在一项新的研究中，IBM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的芯片实验室技术，该技术首次能够分离出纳米尺度的生物颗粒，从而可能能够让医生们在症状出现之前检测癌症等疾病。相关研究结果于2016年8月1日在线发表在Nature Nanotechnology期刊上，论文标题为“Nanoscale lateral displacement arrays for the separation of exosomes and colloids down to 20 nm”。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这种技术能够分离基于颗粒大小对直径最低至20纳米的生物颗粒进行分离，这种尺度允许人们分离出DNA、病毒和外泌体（exosome）等重要的颗粒。一旦被分离出，这些颗粒能够被医生们潜在地分析以便在病人出现任何身体症状之前揭示出疾病的征兆，以及治疗结果在何时是最佳的。在此之前，利用芯片技术基于大小能够分离出的最小生物颗粒大约是从其他的生物组分中分离出的循环肿瘤细胞的50倍。IBM正在与来自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合作继续开发这种芯片实验室技术，并且计划在前列腺癌上测试这种技术。在精准医疗时代，外泌体越来越被视为有用的诊断和预测恶性肿瘤的生物标志物。外泌体是在容易获取的血液、唾液和尿液等体液中释放的。它们代表着一种珍贵的生物医学工具，这是因为它们能够被用于侵入性更小的液体活检中以便揭示出癌症的起源和性质。由于现存的分离和纯化液体活检样品中外泌体的技术面临挑战，IBM研究人员利用他们的设备（即芯片实验室）靶向研究外泌体。外泌体的大小在20纳米和140纳米之间，含有关于它们从中脱落的初始细胞的健康信息。确定外泌体的大小、表面蛋白和核酸运载物能够提供关于产生中的癌症和其他疾病的存在和状态方面的重要信息。这项研究的结果证实它们能够从更小的颗粒中分离和检测最小至20纳米的颗粒；100纳米及以上的外泌体能够与较小的外泌体分离开，而且即便存在扩散，这种分离也能够发生。在与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合作下，IBM研究人员计划证实他们的设备能够从病人的液体活检样品中挑选出携带癌症特异性生物标志物的外泌体。论文共同通信作者、IBM转化系统生物学与纳米生物技术项目主任Gustavo Stolovitzky说，“利用基于芯片的技术在纳米尺度上分选和富集生物标志物的能力为理解癌症等疾病和流感病毒或寨卡病毒等病毒打开大门。我们的芯片实验室设备能够提供一种简单的非侵入性的和可负担得起的选择来潜在地检测和监控疾病，甚至是在它的最早阶段，在人体症状出现很早之前进行检测和监控。这种多出的时间允许医生们作出更多的知情决策和治疗方案的预后在何时是最佳的。”在纳米尺度上分选生物颗粒芯片实验室技术已成为医生们的一种非常有帮助的诊断工具，这是因为它们需要更少的样品量，有助快速地、可携带地和便于使用地检测疾病。利用一种被称作纳米级确定性侧向位移（nanoscale deterministic lateral displacement, nano-DLD）的技术，IBM科学家Joshua Smith博士和Benjamin Wunsch博士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芯片实验室技术，从而允许液体样品持续地流过含有不对称柱阵列（pillar array）的硅芯片。这种柱阵列允许这种设备分选微小的纳米颗粒，并且根据大小分离最低至几十纳米的颗粒。IBM已将这种硅芯片的大小降至2cm×2cm，同时继续进行开发，旨在增加这种设备的密度从而提高它的功能性和通量。就好比通过一个小隧道的道路只允许较小的汽车通过同时迫使较大的卡车绕道一样，nano-DLD利用一组柱子让较大的颗粒转向，同时允许较小的颗粒有增无减地流过柱阵列的间隙，从而有效地依据颗粒大小疏通颗粒“交通”，同时不破坏液体样品流动。有趣的是，IBM研究人员注意到nano-DLD柱阵列也能够将很多不同大小的颗粒混合物依据颗粒大小进行分离。利用IBM巨大的半导体专业知识，IBM研究人员利用可制造的硅芯片工艺产生用于他们的芯片实验室设备的nano-DLD柱阵列。作为正在开展的策略的一部分，IBM研究人员正在努力增加利用他们的设备能够分离出的生物颗粒的特异性，并且改善真实的临床应用的精准度和特异性。

一步法让干细胞变成神经元该研究找到了将人类多能干细胞（hPSC）直接诱导为GABA能神经元（iGN）的遗传因子iGN表达端脑中间神经元标记物和亚型标记物SSTiGN能够在体外实现功能上的成熟，释放GABA，并在体外形成突触网络iGN可以在体内整合到宿主的突触回路中近日，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学术期刊Cell Reports上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进展，他们在研究中找到了直接诱导hPSC形成具有功能的成熟GABA能神经元的诱导因子。该研究为中间神经元及相关疾病研究以及临床转化研究提供了巨大便利。众所周知释放γ-氨基丁酸（GABA）的中间神经元在大脑皮质中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并且参与多种神经紊乱疾病的发生。病人来源的中间神经元能够为研究这些疾病的病理过程提供基础，还可以帮助发现潜在的治疗靶点。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首先发现一组遗传因子能够将人类多能干细胞（hPSC）直接诱导成GABA能神经元，并且具有很高的诱导效率。他们证明诱导形成的人类iGN能够表达神经元标记物，并在6-8周时间内表现出成熟的电生理特性。除此之外在体外条件下iGN之间或iGN与诱导形成的人类谷氨酸能神经元之间能够形成功能性突触。这些都表明利用该方法诱导形成的GABA能神经元细胞具备中间神经元的主要特征和功能特性。研究人员还将诱导形成的GABA能神经元移植到免疫缺陷小鼠体内，他们观察到人类iGN能够在小鼠体内经历突触的成熟过程并进一步整合到宿主神经循环中。总得来说，该研究找到了快速高效获得iGN的一步法，为人类中间神经元的机制研究和临床转化研究提供了方便。

科学家开发出更加精准的前列腺癌预后评估策略近日，来自剑桥大学等处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杂志PLoS Medicine上发表文章表示，诊断为前列腺癌的男性患者应当被准确估计其因前列腺癌死亡的风险以及合适的疗法进行疾病的治疗。前列腺癌是一种影响男性健康最常见的癌症，当病灶主要集中于前列腺上患者就会被诊断为前列腺癌，同时该疾病进展及死亡的风险存在着非常大的可变性，因此提供一种准确的方法来评估个体因前列腺癌死亡的风险对于制定合理的疗法非常重要，而给患者提供的合适疗法包括从进行手术到定期观察管理，同时还应当给予患者一定的建议和支持。基于对来自1万多名英国前列腺癌男性患者数据的分析，研究者Gnanapragasam及其同事就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策略，这种策略中，研究者根据简单通用的临床测量方法，比如前列腺特异抗原（PSA）水平、疾病阶段及肿瘤级别等因素，将患者分为具有因前列腺癌死亡风险不同水平的5个层次；研究人员对两大前列腺癌群体进行单独分析，结果表明，相比当前大多数国家和国际认可的指导方针中的3级危险分层系统而言，这种新型策略就可以更好地预测个体因前列腺癌死亡的风险。研究者指出，由于本文研究受限于癌症登记记录及相对较短的随访持续时间（中值6.9年），因此未来还需要进行额外独立的群组研究来进一步证实。最后在一篇观点文章中，研究者Sigrid V. Carlsson等人讨论了前列腺癌的精确风险评估对于医生和患者进行决策制定指导的重要性。

T细胞通过PD-1实现复活之路 或为癌症免疫疗法开发提供思路阻断抑制性PD-1通路的癌症免疫治疗药物在临床试验中被证实可以成功发挥作用，而且目前FDA也已经批准癌症免疫治疗药物可以用于治疗黑色素瘤、肺癌及膀胱癌，然而很多病人机体的肿瘤似乎对这些药物并没有什么反应。如今刊登于国际杂志Nature上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来自埃默里疫苗中心的科学家通过研究揭示了，当被PD-1阻断制剂再次激活时，可以有效区分觉醒T细胞亚群的分子特性。研究者希望这项研究或可帮助优化靶向PD-1药物的疗法，同时研究人员对慢性病毒感染的小鼠进行研究，他们也首次发现了T细胞耗竭的系统及PD-1的免疫制动功能。PD-1阻断制剂，比如纳武单抗（Nivolumab）、Keytruda(pembrolizumab)及药物atezolizumab，其属于检查点抑制剂一类的药物，很多癌症研究者都尽力去研究如何通过将这些药物与其它类型药物结合来增强其药物的活性。Rafi Ahmed博士说道，当PD-1的抑制作用被移除后，如果我们清楚地知道扩张的T细胞表面的标志物的话，这或许就可以帮助促进我们来设计新型的组合性疗法。十几年之前，研究者Ahmed及其同事就通过研究发现，慢性病毒感染的小鼠机体的免疫系统充满着失活或功能耗尽(衰竭)的抗病毒T细胞，这些细胞中包含着高水平的PD-1，而且如果PD-1同PD-L1之间的相互作用被阻断的话，特殊的抗病毒活性就可以被复原。本文研究中，研究者将衰竭的抗病毒T细胞分为两组，当感染病毒的小鼠被给予PD-1阻断抗体时，其中一组T细胞会出现爆发式的增殖现象，而另外一组则缺失增殖的能力。甚至在PD-1阻断抗体被引入之前，这种病毒特异性的扩张T细胞群体都可以以缓慢的速率进行分裂，这些细胞仅仅位于淋巴器官的T细胞区域中，而并不是在机体中进行循环；当PD-1被阻断后，这些细胞就可以分裂并且分化成为效应细胞迁移到感染性的组织中去。研究者认为，如果我们将慢性病毒感染或癌症想象成为一种机体遭遇的战争的话，可扩张的T细胞群体或许就并不是战争的一部分，但其多少会参与其中，这就好像它们在避难所随时等待召唤一样。研究人员还发现，小鼠机体中名为TCF1的基因对于PD-1反应T细胞的功能维持和产生非常重要，在机体内部和外部，PD-1的反应细胞都具有组装记忆T细胞或干细胞样细胞的分子特性，与此同时非反应性的T细胞往往会较多地进行终末分化。随后研究者还对PD-1反应T细胞表面存在的多个共刺激分子和受体进行分类，并以此作为开发新型药物的靶点。当同埃默里大学Winship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合作后，研究者Ahmed的实验室目前正在癌症患者机体中寻找携带相似特性的免疫细胞，或许这类可“恢复生机”的T细胞会同肿瘤相互“联络”或者更有可能是同淋巴结附近的肿瘤相互联络。

互联网进诊所 分散性和区域性制约规模化发展延续2015年的趋势，互联网医疗公司开始转向线下铺设诊所。在轻诊所模式证明失败之后，2016年，重资产模式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重资产的转向表明市场正日益认识到医疗的本质，也逐步理解了市场需求和复杂的支付体系与服务之间的关系。但互联网公司向线下发展就能救活自己吗，诊所能否成为新的入口，大规模进入诊所是否能产生规模效应？对于互联网医疗公司来说，进入诊所来救活自己是毋庸置疑的。当前无论公司大小，个个都在规划自建或收购民营诊所。互联网公司的目标主要有二，第一，在资本市场趋冷的现实下，互联网医疗的概念已经难以获得投资，互联网公司开始寻求开发新型诊所模式，给市场继续讲故事，以期获得新资金的支持。第二，通过进入线下以获取一部分营收，缓解线上纯粹烧钱的窘境。线下诊所毕竟是熟人医患服务，也容易建立与用户的长期互动，有助于产生稳定的现金流。互联网公司进入线下并不仅仅是为了纾缓当前的困境，而是需要寻找能支撑自身估值的新模式，从而最终走出给市场讲故事的烧钱阶段，获得自身的规模性增长。但是，受制于中国医疗体系的复杂性和市场需求的错位，诊所的发展并不容易，特别是在政府医保占据支付的主导地位的现状下，如果单纯以诊所来作为发展的主线，未来面临的挑战仍很大。以香港市场为例，虽然公立体系的医疗花费和私立体系各占大致一半，但服务的核心不一样。公立医疗体系靠政府补助，收费非常低。公立体系内的医疗支出69%用在医院。而私立体系内的医疗支出50%用在基础医疗机构上，以全科医疗和一部分专科医疗为主。根据香港食物及卫生局的本地医疗卫生开支数据，2013年香港私立诊所的基础医疗费用总共为295亿港元，而从领先的连锁诊所的收入来看，位于前几位的公司的市场份额也只有个位数，是一个非常分散的市场。诊所市场分散这一特性不仅体现在香港这样单个地区市场，在美国这样的巨大市场也是这样。从美国主流的连锁医疗服务上市公司来看，能够做大规模并上市的有两种，一种是医院连锁，如HCA，另一种则是依托药房的业务，如CVS旗下的快速诊所，可以依托药房的布局快速增加点。而对于全科和专科诊所业务来说，市场仍然是分散的，由医院的卫星站、单体医生诊所和一部分区域性医疗机构来提供，单个市场份额都非常小。这背后的原因有几点。首先，全科和专科医疗诊所的单体收入远低于医院，而医疗服务的共性都是毛利较低，全科的毛利更低。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诊所很难做大规模。医院则可以通过做大收入，合并等方式增加规模，这样即使利润较低也可以达到上市的规模。第二，CVS等零售药店内开设的快速诊所的服务者是护士和医生助理，而不是医生。这类快速诊所看病的项目有限，而且比较标准化。但全科，尤其是专科的服务是不标准的，医生个人的素质、经验和服务能力决定了诊所的质量，因此很难通过合并和标准化去做大规模。第三，全科和专科诊所服务的是本地居民，甚至是本区居民，每个的辐射能力有限。如果要快速布点，不一定每个都能获得一样的客流，而且诊所的服务质量上下会有差异，因此不适合复制型发展。如果要做大单点的规模，就不得不依靠更全的服务，而这样一来会增加成本，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因此，私立诊所市场总体来看仍会以单体医生执业的小诊所为主，大型连锁品牌的市场份额很难做到太高，而且行业本身的利润空间会比较低，盲目复制可能会增加亏损，因此总体来看，私立诊所仍然是一个比较小的区域性业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同样如此，中国的超过18万家诊所中，大部分是单个医生为核心的小诊所，不具备资本操作的条件。而在规模稍大的门诊部中，大部分也是单体门诊部，只有近年来口腔和中医的一部分做成了连锁，以基础医疗服务为主的全科和专科还没有发展起来，未来要做成连锁也同样会面临挑战。有一点在香港和中国是共通的，即商保比较弱小。香港的私立体系医疗开支中，近70%是由个人支付的，个人商业保险（仅住院）支付了14%，企业购买的团体医疗保险也支付了14%。这个比例并不高，通常只有大公司为员工购买这样的福利，中小型企业都没有提供团体福利。而香港的个险仅覆盖住院，不包含门诊，因此私立的基础医疗主要靠自费为主，定价在个人用户的承受范围内，靠跑量取胜。不过，即便忽略商保弱小的问题，要做到像香港这样的领先连锁诊所公司占个位数市场份额且能够上市的规模，在内地的操作难度也明显高于香港。一方面内地的全科医生严重缺乏，而且没有全科首诊的制度，无法分流病人到全科诊所去，更不用说从全科转诊到专科获取更高毛利的做法了。二来公立医院从小病到大病统包，不存在香港这样公立体系看普通科非常难甚至看不到，而不得不转向私立诊所的考虑。三是目前内地出现有一定品牌质量的连锁诊所的定价偏重高端，不适合跑量。因此，无论从医疗服务行业的共性还是本身市场的特性来看，诊所未来仍会是一个分散的区域性服务行业，利润空间比较低，规模化将面临一定的挑战。更有可能的是成为医院的卫星，或者某一地区的连锁服务提供者，地域性特征和门店差异性会很明显。

深度解析免疫细胞和干细胞之间的作用机制 助力干细胞再生疗法的开发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是静态的生物，但实际上我们机体的细胞处于持续的流动之中，机体皮肤和肠道的外层组织每隔几周都会被替换，红细胞在替换之前都会在机体中循环大约100天，而肝脏和脂肪细胞往往寿命较长，每一个肝脏细胞都可以生存超过1年时间，而脂肪细胞的平均寿命为10年，在我们一生过程中这些细胞会反复地替换更新，在个体正常的一生中有大约一半的心脏细胞都会被替换；当健康组织因受伤而缺失时，新生细胞就会去修补这些损伤，那么正常的细胞更新和器官平衡的生物学过程到底是怎样的？机体损伤后是什么控制着机体的损伤修复？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再生医学研究领域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都知道干细胞是我们机体中至关重要的成员，干细胞可以自我更新来维持其数量恒定并且不断分化为特殊类型的细胞，进而组装形成机体的组织和器官，这些新生的器官和组织对于机体压力或损伤后的修复非常重要；研究者认为，再生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利用干细胞的再生潜能来治疗或治愈多种疾病。尽管当前研究人员在理解这些多能干细胞的潜能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实际上我们距离可以治愈疾病还相差甚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研究并不能够充分考虑并且揭示干细胞周围生物环境的变化情况。很多年来，干细胞生物学家都将目光聚焦于研究干细胞的本质属性，以此来探究为何干细胞具有再生能力且可以分化成为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细胞，随着研究者逐渐发现一系列对干细胞多能性非常重要的基因和蛋白时，他们却忽视了干细胞所处的生境（干细胞微环境），但附近的细胞、分泌蛋白、细胞外基质、循环代谢信号比如氧气和葡萄糖、多种物理参数比如剪应力和组织强度都会影响干细胞的行为。其中最好的一项研究例子就是研究者发现，哺乳动物干细胞环境实际上是肠道的干细胞生境，由于肠道干细胞具有快速的细胞分裂效率及快速的迁移速度，因此小肠上皮组织是机体中最快速的自我更新组织，但如果没有帕内特细胞（Paneth cells）的帮忙，该系统似乎并不会正常工作，帕内特细胞是肠道干细胞产生的四种类型细胞中的一种，其处于干细胞生境中，并且可以分泌必要的蛋白质来促进肠道干细胞的生长，帕内特细胞的遗传失活可以引发肠道干细胞总量的降低。除了生境中的特殊细胞，干细胞还会有规律地同机体中运动扩散的免疫细胞“军队”相互作用，从传统角度来讲免疫系统被认为是机体抵御病原体入侵的最主要的防线，如今科学家们认为免疫系统对于组织恒定和组织愈合非常必要，甚至是在感染不存在的情况下依然如此，研究者认为，多种免疫细胞可以帮助控制干细胞的行为。免疫细胞在干细胞生境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要视情况而定，是否巨噬细胞和T细胞可以确保自我平衡、促进组织再生或介导疤痕形成组织修复，这依赖于不同物种及其发育阶段。免疫细胞所分泌的分子及其对再生的效应同样会发生改变，而这也依赖于有机体和组织的不同。在某些癌症中，免疫细胞甚至会和机体对抗，从而促进癌症的生长和扩散；因此理解免疫系统在干细胞生物学中的角色可以帮助临床医生和科学家们更好地理解机体损伤的反应或机体稳态失衡的原因，同样对于开发新型干细胞疗法来治疗多种疾病也会提供新的线索和思路。如何维持自我平衡大脑也可以以来免疫细胞来调节正常细胞的更替，但曾经研究者认为这只会在哺乳动物胚胎发育和妊娠阶段发生，如今研究者认为神经发生在成年后海马体的齿状回和侧脑室的室下区域都会发生，这两个大脑结构是神经干细胞的寄居地，对调节成年机体神经发生的细胞机制进行调查后，研究者发现免疫细胞在海马体依赖的学习和记忆功能的发挥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多种组织中对于机体稳态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分化细胞类型的不断替换和补充，如今研究者们发现，位于干细胞生境中的免疫细胞对于该过程非常重要，比如骨髓中的特殊巨噬细胞就可以同成红血细胞保持着直接接触的关系，一旦缺失这种细胞间的接触，成红血细胞就不会正常发育成熟，而且也不会重新注入到血液中形成新的红细胞，同样这种缺失也会导致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发生。在青春期期间免疫细胞对于个体的乳腺发育至关重要，在青春期开始阶段，卵巢激素会刺激乳腺导管结构的分叉及延伸，与此同时不同的免疫细胞，比如肥大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及巨噬细胞都会迁移到乳腺导管尖端周围的区域，而且对小鼠机体肥大细胞和巨噬细胞的遗传学和药理学干扰结果都表明，青春期发育期间，这些免疫细胞对于正常的导管分叉和增殖延伸都非常重要；肥大细胞可以分泌降解蛋白的丝氨酸蛋白酶，这些酶类对于发育中导管周围胶原纤维的破碎和在组装都非常重要。研究者认为，对于骨髓、乳腺及大脑的深入研究会发现，干细胞的免疫生境在维持机体器官稳态平衡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正常状况下，其可以在细胞过剩及萎缩之间建立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但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后会发生什么，研究者并不清楚。如何应对伤害？来自魏茨曼科学研究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啮齿类动物的海马体神经再生和T细胞及小胶质细胞的募集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从另一方面将，免疫缺陷的小鼠往往会表现出海马体神经再生的损伤表现，而这会导致小鼠出现较差的空间学习和记忆任务处理能力。目前研究人员并不清楚在海马体神经再生期间免疫细胞如何影响神经干细胞生境，然而由于仅有一部分新生神经元可以整合入海马体的回路中，因此大部分的细胞都会经历细胞凋亡的过程，研究者认为，小胶质细胞可以通过快速吞噬凋亡的新生神经元细胞来对海马体神经再生进行塑形。名为嗜酸细胞的循环免疫细胞可以指导纤维/脂肪形成祖细胞（FAPs）产生成纤维细胞和可以堆积形成胶原的脂肪细胞，并且分泌生长因子来支持肌肉纤维再生；同时T细胞还会分泌双向调节因子来指导卫星细胞分化成为新生的肌肉细胞并且替代缺失的肌肉纤维组织。当然，免疫细胞和干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仅限于骨骼肌，这种现象在小鼠的许多器官中都能够观察到，比如在慢性肝损伤期间，巨噬细胞会分泌一种名为Wnt3a的蛋白，该蛋白会驱动局部的肝脏干细胞分化成为成熟的肝细胞。研究者指出，基于很多研究结论，机体中免疫细胞是干细胞生境中的重要组分，而这在损伤诱导的组织再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理论上来讲，靶向作用特定的免疫细胞就可以促进机体组织愈合，然而每一种免疫细胞群体中的多样性及异质性使得研究者们很难开发出有效的疗法，因此后期研究人员需要进行更多深入的研究来帮助区分免疫细胞亚群，并且帮助理解到底哪种细胞可以被靶向作用来对损伤的组织产生修复效应。干细胞在疾病中的应用免疫细胞和干细胞之间的“通讯”并不总是在机体中很好地发挥作用，有时候细胞间的相互作用会导致纤维化和器官衰竭的发生，在接近患杜氏肌营养不良的慢性肌肉损伤的小鼠模型中会出现免疫细胞的渗入及纤维脂肪形成祖细胞活性异常延伸现象，同时小鼠模型机体中卫星干细胞的再生能力也会减少，这些异常都是由于肌营养不良蛋白基因的缺陷所引发，最终就会导致胶原过度沉积和分裂。去年来自英属哥伦比亚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在健康肌肉的再生过程中，急性损伤三天后，纤维脂肪形成祖细胞(FAP)的数量会明显增加，但在第五天时细胞的数量就会快速恢复至受伤前的水平；结果表明，巨噬细胞可以直接引发FAP数量的快速下降，而免疫细胞分泌的TNF则可以结合FAPs并且给其发送信号使其经历细胞凋亡。当免疫细胞开始通过同癌症干细胞相互作用支持肿瘤的生存和转移时，这时候免疫细胞就开始变得极度危险，许多传统的癌症化疗方法都会有差别地杀灭处于活性状态正在分裂的癌症干细胞及其子代细胞，但这些疗法似乎对于分裂缓慢的癌症干细胞并无作用，这就会导致癌症患者的疾病复发甚至疾病转移；如今科学家们正在通过研究来理解并且靶向作用癌症干细胞，更有意思的是研究者或许会以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为靶点来开发相应的抗癌疗法。肿瘤微环境中水平最高的免疫细胞当属巨噬细胞了，研究者推测，巨噬细胞可以提供特殊的抗肿瘤免疫力，我们都知道，肿瘤微环境中包含着各种可以信号，这些信号可以将这些细胞重新转化成为肿瘤相关的巨噬细胞（TAMs），从而再次诱发癌症恶化、侵袭及对药物产生耐受性，比如乳酸，其可以通过将正常巨噬细胞转化为TAMs来促进肺癌和黑色素瘤的发展，新生的TAMs可以产生高水平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RGF）来促进肿瘤血管化，并且会产生一种特殊酶类来帮助细胞进行氮代谢，增加肿瘤细胞的增殖能力；的确许多临床研究结果都表明，巨噬细胞密度的增加和甲状腺癌、乳腺癌、肺癌及肝癌患者较差的预后都有着强烈的关系。近来有研究表明，某些癌症干细胞可以促进正常巨噬细胞转化为TAMs；去年来自克立夫兰诊所的研究者就通过研究发现，胶质母细胞瘤中的癌症干细胞可以分泌一种名为骨膜蛋白(Periostin)的潜在化学吸引剂来指导血管衍生的巨噬细胞迁移到肿瘤中去，在肿瘤中这些巨噬细胞可以进一步被转化成为TAMs；在胶质母细胞瘤小鼠模型中，遗传沉默的骨膜蛋白可以减少肿瘤中TAMs的数量，从而抑制肿瘤的生长并且延长动物的生存期。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开发新型方法来高效抑制巨噬细胞发生侵润，同时研究者也将通过研究获得肿瘤支持性身份，并且干扰肿瘤干细胞和TAMs之间的交联。早在2013年研究者进行的一项对胰腺癌小鼠的研究中，他们就发现，抑制对迁移和生存非常关键的巨噬细胞受体CSF1R 和CCR2功能可以降低胰腺癌癌症干细胞的总体数量，并且增强化疗治疗的作用及抑制癌症转移，同时当利用靶向作用CSF1R的药物对患者进行治疗时，患者机体肿瘤位点的TAMs的水平就会明显降低，同时患者的预后结果也会表现较好。组织中固有的干细胞具有明显的再生能力，同时也产生了多样的成熟细胞类型，为了扮演好在组织维持和再生过程中固有的角色，这些干细胞依赖于多种类型细胞提供的信号，其中就包括局部或系统环境中的免疫细胞，如今研究者通过多年研究深入揭示了多种类型的免疫细胞和干细胞之间的复杂关联，他们希望后期可以通过更好地利用干细胞的潜能来开发出治疗疾病的新型疗法。

自由放任埋下抗体“祸根”：调查揭示缺乏验证导致实验无法重复James Anderson主要研究上皮细胞如何被束缚在一起。在其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下属国立心脏、肺部和血液研究所的实验室里，这位细胞生物学家使用抗体标记了他和同事正在寻找的蛋白质，但前提是他们确定使用合适的抗体进行标记。如果没有这些基线信息，整个实验将无法复制。科学家在用抗体进行实验。图片来源：Cell Signaling“不仅是你从供应商那里购买的蛋白质能变化，实验室协议、试剂、酸碱度、离子强度和不同的应用程序也会出现变化。而且验证每个抗体本身也可以变成一个小研究项目。”Anderson说。在实验室之外，Anderson的主要工作是领导NIH院长办公室内部的协调、规划和战略项目部。在这里，他必须处理全球生物学研究的新危机——无法重复实验结果。所谓的再现性危机的一个关键部分是抗体未能按预想的那样完成工作。一项新调查发现，抗体失效的原因之一是研究人员未能跟上其步伐，并验证他们使用的抗体。去年夏天，504位研究人员参加了由全球生物学标准协会（GBSI）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超过一半的人表示自己没有接受过关于验证实验抗体重要性或如何进行验证的培训（参加者涉及从大学生到资深研究员）。超过70%的参与者表示，确认疫苗需要太多时间。“但不进行确认的后果十分严重。”英国牛津大学癌症研究人员Alison Banham表示，“事实上，如果你不验证你的抗体和假设你需要用来解决后续问题的时间可能比验证用的时间多得多。而且还要考虑发表错误论文带来的信誉风险。”抗体是生物医学研究实验的必备物品，一些研究人员一年能用100种不同的抗体。近60%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抗体大多来源于商业供应者，每年花费约有1万美元。而该调查显示，如此广泛的抗体使用面临的障碍之一是针对抗体验证自由放任的态度。约85%的参与者表示，他们验证了使用过的部分疫苗。但所占比例非常低的原因是科学家使用抗体的年限和他们从哪里获得这些抗体。只有22%的青年科学家会去验证内部生产的抗体，57%的直接给商业抗体通行证。即便是资深研究人员，有1/4不会验证商业抗体，39%不确定他们自己的抗体是否符合要求。而且，青年科学家比年长的同事更可能认为验证抗体不是必须的（27%比16.5%）。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与标注了错误物质不同，错误使用抗体可能绑定不止一个目标，或者根本没有标记任何物质。许多抗体在可控的条件下被制作。如果科学家的实验改变了其寻找的蛋白质的结构，抗体就有可能无法绑定该蛋白质。商业界制造的抗体（这也是大部分研究者所用的抗体的主要来源）也存在其他潜在问题。首先，它们没有标准的信息记录。Banham表示，相同的抗体可能被两家公司以不同的名字售卖，并且人们不知道这些公司是否及如何验证它们。NIH 内部培训和教育办公室（OITE）主任Sharon Milgram指出，促使研究人员验证抗体将需要改变迅速购买的文化传统。“也许我们需要鼓励学生质疑每份试剂，无论它来自公司还是同事，无论它的获取途径是什么。”她说。在职业建议、网络培训和职业道德指导中，OITE建议一站式购买。如果培训生需要使用抗体，那实验室负责人需要向他们解释为何及如何进行验证。但相关调查显示，这些培训并未进行。“我们不仅要教导学生，还要培训实验室负责人”。该问题可能已经根深蒂固。她表示，只有44%的经验超过10年的研究人员验证“来自其他来源的”抗体，例如共享试剂的同事。Milgram提到，很容易想象，不会质疑高级研究员的年轻研究者可能即便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也不会质疑同事。建立明确的标准似乎是第一步。上述调查项目负责人、GBSI主席Leonard Freedman表示，过去建立标准的尝试过于“复杂和野心勃勃”。但Freedman希望，研究人员、杂志编辑和生物技术公司需要行动起来。他还指出，研究人员应采用自愿性指导原则，尽管有人认为经费拨款方和期刊应当强制执行这些原则。NIH的新拨款条例要求研究人员解释其抗体验证计划。Anderson表示，遵守这些条例的压力应来自同行评议者和期刊。不管怎样，该调查结果显示，职业生涯各阶段的科学家都应参与其中。“这不只是年轻研究人员需要注意的问题。执行严格的研究方法是全体科学家的责任。”Anderson说。

再生医学让人的生活更有质量壁虎断尾可以再生、海参的消化系统也能再生……会不会有一天，人类的器官和组织也能再生？日前，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再生医学中心主任戴建武研究员，受邀在瑞典召开的欧洲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学术年会上做大会报告。在他看来，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再生医学的进步，让这一梦想不难成真，“人无法永生，但再生医学能让我们把身体里的‘坏零件’换成‘好零件’，不仅能够延长寿命，还能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质量”。令国际同行关注的再生医学成果在欧洲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学术年会上的大会报告，让戴建武带领团队在脊髓损伤再生修复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其实，此前，戴建武团队已经有了近15年的基础研究和动物实验，目前这些再生医学研究成果正陆续进入临床研究。2013年，他们与南京鼓楼医院合作进行子宫内膜修复的临床研究，利用结合自体骨髓干细胞的胶原生物材料修复患者的瘢痕化子宫壁。目前已经有8位患者当上了妈妈。2015年4月，他们在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进行了首例“神经再生胶原支架结合间充质干细胞”手术，治疗急性完全性脊髓损伤。经过一年康复，这位患者已经能借助护具行走，神经电生理仪器检测表明，患者原本断裂的神经已经连接起来。2015年4月，戴建武团队与北京干细胞库及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合作，进行了首例开展干细胞治疗放射性肺纤维化疾病的临床研究。2016年3月，戴建武主持的首例“可注射胶原支架”结合干细胞治疗心衰的临床手术在南京鼓楼医院顺利完成，手术三个月后患者原本肥大的心脏已经明显缩小，心脏功能有显着提升……戴建武的研究不止这些。在再生医学领域，特别是智能生物医学材料方面，他也成了被国际学界追赶的人。研制构建再生微环境的生物材料戴建武说：“公众比较熟悉的干细胞，只是再生医学的一部分，是组织和器官再生的‘原料’之一。除此之外，再生医学既要研制出适合的生物材料，为再生提供适合的物理化学空间，也要研究清楚再生的‘信号’和‘因子’，也就是什么因素能够诱发再生。”戴建武研究的重点就是如何构建适合组织再生的微环境。他举例说：“子宫内膜修复的难点在于如何将支架材料放入子宫中，心肌再生的难点在于血管再生，脊髓神经再生的难点在于引导神经干细胞分化。”他们的目标，就是针对每一种组织、器官发育的特点，准确找到再生的“切入点”，研发出能为再生提供良好环境的新材料。比如，在脊髓损伤的研究中，戴建武团队就发现，导致患者瘫痪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损伤部位会形成抑制神经再生的微环境，使大量神经干细胞没能分化为神经元细胞，而是变成了阻碍神经再生的胶质细胞。而戴建武团队研发的胶原蛋白支架，正是要改变这种微环境，为断掉的神经搭建一座“桥”，促进神经干细胞向神经元分化，引导神经再生。戴建武的一些发现，也对生命科学现有的一些基础理论提出了挑战。比如，一般认为心肌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但戴建武在动物实验中却发现，植入再生胶原支架的猪，其心肌能再生并恢复功能。和患者一起攻克世界难题也有人提出质疑：“人类个体的差异性很大，有些成功是不是只是偶然的，这些患者采用传统疗法也会康复？”“当然，再生医学是一门科学，有它的适应征和局限性。”面对质疑，戴建武强调，脊髓损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没有有效经验可以借鉴，“而中枢神经再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运动能力的恢复更是肌肉、外周神经协同作用的结果，不可能像感冒治疗那样药到病除。不过我们确实需要进行更多临床研究和更长时间的康复训练来不断改进脊髓损伤再生修复的治疗效果。”因此，目前戴建武最需要的，是足够多的急性完全性损伤病例。“我们近期将加大急性脊髓损伤患者的再生医学修复的临床研究规模。这一手术最好在受伤后的一周内进行，希望患者或医院能够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希望能和患者一起努力，不断创新再生医学技术，攻克脊髓损伤这一世界性医学难题。”“我国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200万人，这种伤害往往是由交通事故、工伤事故造成的，患者多为青壮年。他们的受伤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家庭的悲剧、社会的负担。我的理想是建立几个脊髓损伤的临床研究中心。在那里，不仅能实施手术治疗，还能为患者提供规范、持续的康复训练，让患者最终能够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二孩时代，您准备好了吗？自从“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发布以来，“生还是不生”成了不少人的问候开场白，跃跃欲试想要追生二胎者众。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不少“谋划”二胎的妈妈年龄已超过35岁，属于高龄孕妇。高龄女性存在怀孕难、风险高、易流产等众多面临的问题。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二十几岁。生育能力在三十多岁时逐渐下降，尤其是35岁之后。若每个月尝试怀孕，一位健康且有生育能力的30岁女性的怀孕几率为20%。也就是说，每100位有生育能力且尝试在 1个月经周期内怀孕的 30岁女性中，有 20 位能成功怀孕，而其他80位则不能。到 40 岁时，女性每个周期的怀孕几率低于5%，因此每100位女性中每个月能成功怀孕的不到 5位。女性绝经后便失去生育能力。女性绝经的平均年龄是51岁，但大多数女性在四十多岁的某个时候起便无法成功怀孕。女性的生育能力之所以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是因为卵子的质量和数量随着时间而逐渐下降。高龄产妇随即把目光投向了“试管婴儿”技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技术，俗称“试管婴儿”，是将从母体取出的卵子置于培养皿内，加入经优选诱导获能处理的精子，使精卵在体外受精，并发育成8细胞胚胎或者囊胚后移植回母体子宫内，经妊娠后分娩婴儿。由于胚胎最初是在体外培养皿中发育，所以又叫“试管婴儿”技术。“试管婴儿”目前可以分为三种：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使精卵在培养器皿中自由结合完成受精，模拟输卵管的作用；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卵细胞浆内单精子注射），主要针对男性精子质量太差、活力差以及数量少的情况，用注射器打入到卵子中完成受精；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针对遗传病或有染色体异常的患者。利用第一代或者第二代试管技术形成的胚胎，并从中挑选出没有遗传病或异常染色体的优良胚胎，再植入到女性体内完成生育的过程。然而高龄女性在做“试管婴儿”的过程中，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卵子的数量和质量都会急剧下降，这也给成功受孕带来了一大阻碍；“试管婴儿”治疗本身具有长期、复杂、昂贵、多变的特性，在“试管婴儿”治疗过程当中尤其是女性术者，情绪波动和压力大等问题也会直接影响到治疗效果和妊娠几率，这也是导致试管婴儿失败的原因之一。也许就目前来讲，“试管婴儿”并不是一条坦途，需要进一步地探寻和摸索。全面二胎生育政策实施后，对高龄妇女妊娠期并发症预防管理、孕产妇与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出生缺陷预防等都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生物谷将举办2016生殖医学发展前沿论坛，论坛将聚焦我国生殖健康领域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发掘和推广发育生殖研究科学家们的最新成果，本论坛与会者通过对辅助生殖技术、遗传病病因分析、PGS/PGD、产前诊断、遗传干预、“三亲”试管婴儿伦理问题、线粒体功能与生育、临床遗传学等热点的关注，争取达到提升生殖疾病和出生缺陷防控科技水平，为保障妇女健康生育、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供科技支撑和交流平台。本论坛设置了育龄人口出生人口队列研究和健康发育、出生遗传缺陷阻断前沿技术突破、人群和临床队列研究重大疾病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和产品创新研发转化等几个分议题。瞄准发育与生殖研究中最基础、最核心的科学问题，与会专家和科学家们能加强合作相互支持，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不同项目、不同研究小组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强强联合，形成合力参与国际竞争，共同推动我国生殖与发 育的基础研究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