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自然科学院，革命胜地延安建。
北京解放四九年，更名华大工学院。
百废待兴五二年，工业学院重组建。
国防建设宜优先，百年树人做贡献。
到北京工业学院工作
1953年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工作。这所大学前身为1940年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解放后迁校北京，更名华北大学工学院。1950年9月，中法大学校本部及数理化等院系并入北京工业学院，1952年1月1日启用新校名北京工业学院，当时本部在东皇城根北街儿原中法大学旧址，还有一部分在车道沟校舍，化工系高年级在城里校舍上课，一年级在车道沟校区上课。化工系有原来中法大学的老底儿，有很好的图书馆和化学实验室，和化学实验资源，学校经过几年努力吸引了国内一些有经验的教学和管理人才，又把原东北兵工专门学校并入，在当时是一所为人们向往的大学。
1953年，有50多个各大学的毕业生进入北京工业学院，记得分配到化工系的有原中法大学和东北兵工专毕业的毕业生，也有普通院校分配来的，例如从上海交大来的潘正华（是一个聪明睿智的白面书生，1956年考上中科院化学所钱人元先生的研究生，不幸在1960研究生毕业后，一次在游泳时溺水身亡）。从北大来的有二人，我和我的女朋友。
当年化工系系主任是张汉良教授，是留法的化工专家。教务主任是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周发岐教授，他1920年留学法国，1928年在里昂格里雅德研究室获法国国家物理科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曾任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法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教务长、理学院院长。还有一些原中法大学留下来的教授。化学教学方面有一个大的化学教研室，下面又分为：无机普化、有机、分析等教研组。
刚入校时我被分配到分析化学小组，这个小组只有两名教师，讲课教师是解崇绅老师（解放前原辅仁大学本科毕业，读过北大化学系研究生），他的职称是“教员”（当时学校在助教和讲师之间又加了一级），另一老师是解放前毕业于西北大学的赵文深老师，他算是老助教了，我呢，当时被称为“小助教”。我的任务是辅导一个班的“分析化学”，一周一次课，带一次实验，随学生听课，课后给学生答疑，这样我被推进分析化学的门坎儿。
我在分析化学小组只呆了一个学期，这一段时间，只作分析化学辅导和带定性分析试验，由于在大一时做过系统的定性分析实验，所以对给定的教学工作没有什么压力。有很多的业余时间，可以自己学习，这一时期国家要求教师要学俄文，当时教育部长钱俊瑞说过，在高校老师学不学俄文是立场问题，再者，年轻助教要考外语，还有一些必要读的俄文专业书和文献，所以当时尽快掌握俄语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所以业余时间做两件事：学俄语和阅读当时一个新的技术，当时我主要阅读极谱学方面的文献，读I M Kolthoff （梁树权先生翻译的）的三本“极谱学”，为以后做些极谱方面的研究打下点基础。
从学生转变到教师，有一段适应期，我在最初的半年完成了两个适应：一是适应从学生转变成老师，从原来的每天上课、实验，晚上蹲图书馆，回宿舍睡觉，周而复始规律的生活。转变到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当时我住在朝阳门里北小街的一处出租房子里，家里只有我一个母亲），每天上班要面对不同年龄、不同观念、不同喜好、不同追求的人群。到了办公室我的两位长者老师很少谈一些学术上的问题，只听他们谈一些我不大理解的事儿，对我这个初出茅庐、思想简单的人来说也真是不适应，好在吃饭在家里，睡觉在家里，所以这一段时间还算是悠闲轻松的时光。另一个不适应是从北大那样一个校园美丽、学术浓郁的环境，一下子转到只能活动在一个空间狭小、气氛单调的环境里，有些憋闕，闷闷的不舒服。而学生们坐在像中学生一样的教室里，图书馆的藏书不少，但是在书库里，阅览室容量很小，所以学生上课复习只能坐在教室里。不过，半年过去了，时间改造一切，适应了，习惯了。
1953年后半年，经历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当时政通人和，百废待兴，全国步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 当时的生活简朴平静祥和，工资虽然不高（一般初参加工作的工人每月38元，我们大学毕业生刚刚参加工作时的工资是46元），但是粗茶淡饭可以安居乐业，可以全身心放在工作上，上班有自行车骑，下班回家听听老旧的三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周6晚上饭后和爱人下下棋，回忆回忆往日的学生生活。周日可以安安心心地备课看书，傍晚在胡同口看看奕奕车流，嘻戏儿童的追逐玩耍。到周一又骑车上班，上课、实验、看书。
开始了从事火药分析的事业
1954年，学校来了苏联专家，我所在的专业按苏联专家的要求，要给学生开一门“火药分析实验”课，当时的政治协理员孙志管找我谈话，要把我从分析化学小组调到专业教研室， 承担这一任务。当时不是太愿意到专业教研室，毕竟学的是化学专业，不愿意转到别的专业，但是服从组织需要是原则，所以在1954年初就离开分析化学小组，进入专业教研室，开始准备“火药分析实验”课的工作。当时只有苏联专家给的一张单子，上面列出要开实验的名称。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完成这一任务，首先要把这个单子的俄文翻译出来，弄清楚每一个项目的确切含义，然后就是要学习火药方面的知识。有些不大理解的地方，通过翻译去请教那位苏联专家 （一位刚刚拿到副博士学位的副教授），我问他是否有些文献资料，让我拓宽这一方面的知识，这位专家当时只给了我一本1941年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火药试验方法），是从德文翻译成俄文的，只让我把书拍成照片（每张只有A4纸的一半大），以后我就把这本书当成我的救命稻草，一页一页地啃它，的确这本书还真不错，包含了所有苏联专家开出项目的内容，以后我用了半年时间把主要内容翻译出来，用作我教学的资本。
沈阳出差
1954年暑假，为了尽快能开出这门课，领导派我到沈阳一个研究所学习，当时这个所正好在消化苏联的火药分析的标准方法（ГΟСТ）。这是我工作后第一次出差，背着行李卷坐了一夜火车，次日清晨到了沈阳，出了车站不知道东南西北，问了许多人才坐上公交车到铁西区劝工街的研究所，还算幸运，找到研究所的分析室主任朱明勤老师，在他的帮助下给我安排了学习计划和日程。若干年后我和朱明勤老师在太原的兴华化工厂相遇，由于工作的联系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无巧不成书，在上世纪末朱明勤老师的女儿朱若华教授参加一次毛细管电泳会议和我在大连相遇，几年后她从荷兰留学回来，我想请他到我们学校，后来没有办成，她到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任教了。
在研究所我学习了一个多月，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做实验，一般做一次就过了，一个实验拜一个师傅，这些师傅都很年轻，大都是初中或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印象很深的是教我学习硝酸甘油安定度（阿贝尔实验）的师傅董文爱，阿贝尔实验是把一小张碘化钾划痕的滤纸挂在装有试样的试管中，把试管在82℃水浴中，看多长时间硝酸甘油分解出来的氧化氮使碘化钾划痕变成黄色。由于要掌握黄色的程度，所以要操作多次，所以整整花了一天时间，人家师傅要求严格，达不到要求不行，所以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又是不巧不成书，1958年董文爱作为工农速成高中毕业生保送到我们学校上学，她又成了我的学生，后来他参加工作到南京理工大学工作，经常接触我们又成了朋友，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完成一个多月的学习中，我体会到在大学三年学到的知识，以及深化知识的思路和途径是多么重要，其实火药分析方法不过是火药性能和分析化学知识的结合，用它们可以很好地领会每个具体方法的理论和操作程序。由于我在上“高等药物化学”课时，养成一种深入探索每个化合物的进一步的细节和深入知识，所以我对试验方法每一步操作的原理、经验、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进行一些探究，这对以后的编写教材和辅导学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沈阳一个多月的生活
这次到沈阳是有生第一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当时的沈阳铁西区天空一般为煤烟笼罩，黑压压的，白天到研究所做实验学习，晚上回到招待所，整理当天学习的笔记，生活很紧张，在研究所吃饭第一次就现眼了，买了一碗高粱米饭，因为没有吃过这种东北特产，看看这碗饭是不可能吃下去的，只好求人家退掉一大半，把剩下的半碗费了很大劲才吃完，以后就只能吃其他主食了。
周日还是要休息的，幸好这段时间有4个同学在沈阳，有当年我们老北大同一学习组的女同学武怀云，记得在沈阳一所工农速成中学教书；刘佳乐，一位短小精悍的男同学分配到沈阳金属研究所工作；一位湘楚壮汉男同学刘克恭；还正好在沈阳出差的袁常言。有5个老同学同在一个城市相遇不容易，所以在周日就聚一聚，记得有一次都到刘佳乐家吃饭，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家已经使用上管道煤气，估计是日本侵华时留下来的设施。
这样，一个多月的学习很快过去了，回到北京就准备实验，一些专用设备和仪器事先已经通过学校向专门生产这些设备的厂家订购了，1954年下半年陆续到货，开始安装调试，有些小设备是专用的，要找一些作坊加工，比如做硝酸甘油安定度的试纸模板，是一块6x4cm的玻璃片，上面要刻蚀一个约2x1cm的槽，上面还要打一个孔，当时还真有的作坊给加工了这个特殊的小玩意儿。同时我要加紧把实验讲义写出来，送印刷厂印制，实验还要一个一个地预先考察，紧张地忙乎了半年，总算可以开出实验课了。
开出“火药实验方法”实验课
从1955年开出“火药实验方法”实验课，一直持续到1960年，这段时间我的实验教学主要就是完成这门实验课。此外也做了一些替补的活儿，例如1959年主讲“消化纤维素化学与工艺学”的老师请产假，我就补了缺。这也是我首次上讲堂讲课，不过，经过6年多磨炼，准备一门课困难不大，因为我已经带过两次实习，熟悉了生产工艺，消化了火药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只是要查文献，深化知识，准备讲义讲稿，用一年时间给学生上了课，写了一本讲义。
两个难忘的普通人
在北京工业学院工作的头几年，在工作上接触的几位普通员工，他们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一位是实验室工人老冯（冯定晨），从我1953年来到学校进入实验室，就和他打交道，这位年近50的老工人，给人很深的印象，一个的留着一撇小胡子的胖子，操着一口唐山话，他管着好多个实验室的清洁工作，勤勤恳恳从早到晚地忙碌着，把实验室整理的干干净净，我们做完实验的瓶瓶罐罐他都一件一件地洗刷干净，该烘干的烘干，该归位的归位，我是很感激他的帮助，也经常和他唠唠家常，我也和他学习不少清理实验室用品的办法，所以我们相处十分融洽，也谈得来，他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和以实验室为家劳动人民本色，也的确影响了我初入社会的人生和工作态度。
第二个令我难忘的人是药库管理员刘老先生（刘云祥），我们是忘年交，它是一个苦出身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精通化学实验药品的管理员。解放前它是一个在北京师范大学作小听差的服务人员，由于他接触了许多有学问的教授，他认识到掌握知识是他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所以他在工作之余就上各种知识补习班，要学英语他就在晚上到基督教青年会上英语补习班。这样他就从一般的听差工作转到实验室工作，后来就到化学药品库做管理员，他的英文和化学知识帮助他能够认识从国外进口的各种化学药品，比如在原中法大学的化学药品库里几乎全是从德国默克公司进口的化学试剂，上面有拉丁文药名，也有英文药名，他对这些药名了如指掌，十分熟悉。由于我经常领用化学试剂，他就和我熟悉起来，我们也很谈得来，我对他的奋斗历程很敬佩，我们相处十多年，在上世纪60年代，他不幸得了脑溢血走了，这段交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后几年的事
当然这几年我也做了一些有关火药分析化学的“研究”，不过我的研究是“三无”研究。无导师、无课题、无经费。当年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而一些老师也大都是“讲课型”教授，同时也没有纵向或横向的研究课题。而我受到的教育是：在高校的老师如果不做研究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培养学生的任务，自己不提高如何让学生提高，自己昏昏，如何使人昭昭。所以我就自选题目、自寻设备、自找时间，东撞西寻，摸索前进。自然也是一种自我的学习和锻炼，不过的确为以后的研究工作积累了经验。以后在详细报告如何自我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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