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音速

如果让你想象未来的飞机长什么样？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肯定会有科幻电影中造型古怪的各种飞行器也许不久的将来这样的飞行器就会出现在天空中飞机的研发过程是一项严谨的工作今天小菲就来带大家瞧瞧FLIR热像仪是如何助力飞机研发过程！✦ 飞机研发中温控的重要性✦ 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空气动力学研究机构——飞机研究协会（ARA），致力于为世界主要商用飞机和国防制造商提供创新项目。它最近开始测试一种长期理论，随着各国迈向净零排放，该理论可能会使长途航班更有效率。ARA在测试过程中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证明了其理论的正确性，这项研究将对提高未来飞机设计的飞行效率产生直接影响。✦ 使用热像仪可视化气流✦ ARA希望测试其混合层流控制理论，该理论提出，在飞机机翼前部创建多孔部分将控制气流的过渡点，以减少湍流的影响并提高燃料消耗。ARA运营着一个大型跨音速风洞，本质上是一个高速风洞，速度高达1.4马赫（1000英里/小时），用于测试飞机模型。由于空气在如此高的速度下会产生湍流，气流的过渡点变化不到1℃，因此需要非常精确的热测量。此前，它使用的是热膜测量仪，然而这些测量仪只能测量到温度下降，却看不见温度状况，而且它们是通过粘合会干扰机翼表面。幸好，FLIR高清红外热像仪使ARA能够在不影响空气动力学的情况下清晰观察气流的变化，它确保了在测试和识别过渡点时具有更高的准确性。为了实现这项技术并进行测试，ARA需要一个集成合作伙伴。它选择了Teledyne FLIR的英国集成商合作伙伴Thermal Vision Research，后者将FLIR T1K热像仪借给ARA进行研究。ARA已经在风洞中使用了两台FLIR A655C红外热像仪来测试温度变化，当有机会使用更先进的热像仪来开发测试，以查看结果有何不同时，这似乎是更完美的选择。ARA光学测量系统部的Neil Stokes说：“我们与Thermal Vision Research的Matthew Clavey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我们一直在研究整个站点的热成像技术。我看过几家公司的演示，但很多都是基于经验和对特定分销商或供应商的信任。Matthew真的很乐于助人，所以他把热像仪借给我们尝试了一周。每当我们有问题时，他都会给出正确的技术答案”。✦ T1K热像仪：提升准确性✦ 在完成测试之前，ARA进行了试验，以确保将FLIR T1K热像仪安装在隧道中，可以远程控制。ARA团队需要在大约30米外控制热像仪，以便他们可以在计算机上实时检索图像，从而能够看到气流的变化。当隧道运行时，它会引起振动，可能导致热像仪失焦，因此能够实时查看图像意味着他们可以纠正任何类似的问题。使用FLIR T1K热像仪可在测试过程中提高精度，并提升识别过渡点的准确性。FLIR T1K高清红外热像仪FLIR T1K配有1024x768像素的非制冷红外探测器，其灵敏度是非制冷传感器行业标准的2倍，所生成的图像质量非常出众。搭配尖端技术——UltraMax高清图像增强技术和FLIR MSX多波段动态成像专利技术(专利号：201380073584.9），能生成最高达310万像素的明亮清晰的热图像。其配备的FLIR OSX红外镜头系统还具有连续自动对焦功能，即使从较远距离处也能获得良好的测量值，因此任何时候都能让您的检测更轻松、随心、便捷。FLIR T1K高清红外热像仪使ARA能够证明混合层流控制理论在安全和受控的环境中是正确的。它现在能够将安装在风洞中的T1K作为一个概念提供给客户，以改进机翼设计获得更好的空气动力学性能。FLIR T1K拥有专家为用户量身定制的创新功能与用户界面如此出色的高清红外热像仪在各行业的检修和研发过程中都能帮您精准看透其中的温度变化

5月7日星期五，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包括Envirosuite (当时以EMS Brüel & Kjær竞标)在内的联合体供应商被选中，在全美范围内提供一系列大规模的社区测试，以推进商业超音速航空旅行的引入。该项目总价值为2900万美元，其中200万美元用于EVS项目，为期8年，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引人注目的项目，它使EVS处于航空业的前沿。PART-1静音超音速航空测试是一个什么项目?•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正在建造一架名为X-59的测试飞机(上图为实物)，该飞机的设计目的是产生超静音的超音速音爆。解决了协和式超音速飞机之前的一个关键限制，协和式超音速飞机在巡航时会产生巨大的音爆(高达110分贝，类似于军用飞机起飞时的音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禁止它在陆地上飞行。 • 航空工程学的进步意味着可以减小引起音爆的冲击波的大小，在接近60dB的地方产生更多的“声波撞击”，类似于商用喷气机或车门关闭。 • 通过该测试计划，NASA试图在全美范围内进行的多达6次试飞活动中，测试社区对这些音爆的反应，这些试飞活动在美国各地不同的气候和城市环境中进行，包括旧金山湾等主要城市地区。 • 测试项目的结果将与国际监管机构和政府组织共享，以通过一项有关静音超音速音爆的国际联合标准，推进静音超音速飞机的认证和商业推广PART-2Envirosuite 在这个项目中参与哪些工作?• Envirosuite是整个项目的核心，为HMMH和主要联合体合作伙伴提供基于云的计算、分析和数据展示工具集。这包括管理一系列部署的噪声（音爆）监测终端、地面和大气天气传感器、社区响应数据以及所有结果分析。 • 虽然听起来很复杂，但EVS正在利用工具集，我们已经由NASA资助进行了必要的修改。这项工作集中在初始准备和测试阶段，之后我们将过渡到社区测试阶段的SaaS-plus支持模型。PART-3项目的时间进度如何安排?• 我们的最初工作着眼于为2022年中期做准备，届时我们将使用位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NASA尼尔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AFRC）进行的X-59飞机在莫哈韦沙漠进行首次测试飞行. • 如果测试成功，则该项目将启动6项大型社区测试的计划，每年进行2项社区测试，总体计划于2029年结束。PART-4我们为何参与其中，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是由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联系的HMMH邀请参加的，因为之前的联合体供应商在上一轮加仑斯顿（Galveston）用改进的F-18快速喷气机进行声波击测试时遇到了一些问题。NASA对创新解决方案也很感兴趣，HMMH介绍我们和其他联盟供应商一起提供这种创新方法。 • 对于Envirosuite来说，虽然这个机会并不严格符合公司的战略，但它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活动，对未来的商用超音速航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行长期发展的机会，为将这些飞机引入我们已经服务的机场做准备，并提供比我们的竞争对手更先进的技术能力。 • 跨洲竞标团队他们通过Covid-19封锁和居家命令协作，找到了以不同方式利用我们工具集的机会，将我们连接到美国政府采购系统，同时浏览联邦采购立法。所有那些不辞辛劳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1如何获得更多的信息?INTRODUCE• Envirosuite的EIS团队将领导Envirosuite和area项目，并与HMMH合作，在联合体合作伙伴中开始项目规划和启动。此外，还组织了一次内部简报会，随后将举行启动仪式。•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可通过Envirosuite官网联系的Matt Mills-Brookes & Simon Heath• 或者，如果你对超音速飞机感兴趣，那么看看这个youtube视频（Supersonic Planes are Coming Back），它提供了更多关于超音速运输的信息，协和飞机为什么停止飞行。你永远不会知道，在未来10-20年内，你可能会以超音速飞行。• 或者，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X-59，可以查看美国宇航局NASA官网。但简而言之，它的定制飞机是由洛克希德马丁臭鼬工厂制造的，同样的人给你带来了一些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包括SR-71黑鸟、F-117夜鹰和F35照明II。END关于EnvirosuiteEnviroSuite Limited (ASX: EVS) 是一家从事环境咨询和科技服务公司。该公司专注提供从大洋洲到美洲和欧洲的环境咨询，监测，预测管理和自动化报告解决方案。该公司的EnviroSuite环境管理系统将实时监测和预测模型与高分辨率天气预报和自动化数据分析相结合。EnviroSuite将多个来源的实时数据收集至云端，提供显示，即时分析，自动报告和警报。该公司提供的服务包括：空气质量，环境和无组织排放监测审计服务和炭排放管理，水监测和评估，声学咨询，气味评估。关于爱唯施 北京爱唯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澳大利亚Envirosuite公司（股票代码：EVS ）的全资子公司。有30多年的环境咨询管理经验，擅长数据分析和建模，以自主开发的软件为服务平台将实时数据收集至云端，提供显示，即时分析，自动报告和警报, 爱唯施区域大气质量管理平台是爱唯施旗下针对大气环境开发的综合性的、集实时监测、逆向溯源、源点解析和正向预测等一系列实用可靠的功能模块于一体的管理平台。 在世界各地积累了丰富的大气质量和水质监管成功案例。2020年2月收购了著名的环境噪声管控公司EMS Brüel & Kjær，EMSBK专门从事环境噪声和振动监测，是一家提供连续无人值守及移动式环境监测解决方案的全球供应商，是全球解决机场噪声公认的市场领导者。收购后 EVS成为横跨空气质量、水质监管和环境噪声监测三大领域的公司。

百时美-施贵宝公司(下称“BMS”)新兴市场及亚太区研发副总裁董瑞平是一位中国人，他已经在日本工作多年。作为全球研发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日本原先对于BMS来说非常重要。　　不过，现在董瑞平正在准备回到中国工作，虽然BMS的日本部门仍将保留，但其在全球研发中所扮演的角色将被中国所取代。“我们将在中国重点建设我们的研发部门，用以支持全球和北亚的研究工作。”董瑞平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跨国医药巨头中，BMS并不是第一家将日本研发中心的力量搬到中国来的，在过去十年中这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研发不靠日本　　“过去十年中，所有的大型制药企业都在关闭或转移日本研发部门的功能，虽然，他们的市场、销售方面的组织还保留在日本。据我所知，所有跨国制药企业都做了这个动作。”董瑞平表示。　　事实上，2009年在中国建立全球研发中心的就有诺华、阿斯利康、强生，它们无一例外都选择了上海。　　其中，诺华建立的是公司的第三家全球研发中心，这是除美国和瑞士以外的第三大研发中心 而阿斯利康则将亚太总部的绝大部分功能搬到了上海，其中全球创新中心将于2012年建成 而强生则建立了亚太研发中心，来统领亚太区包括印度、日本等国家的研发工作。　　在BMS的研发版图中，目前在亚洲分布有4家研发中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新加坡和印度的班加罗尔。对于BMS负责全球研发的执行副总裁艾思嘉(Elliott Sigal)来说，他每年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把35亿美元的研发费用在全球8个研发中心和若干合作机构之间分配。但是日本，作为原先重要的研发部门如何来发挥优势是个问题。　　问题的症结在于规模，医药研发需要一定的研发队伍才能产生效益，虽然就研发水平来说，日本一直保持前列，但是各大跨国公司来自日本研发部门的新产品仍旧很少。“每家跨国公司在日本的研发规模都在100~200人左右，规模上不去就很难出成果。”董瑞平表示。　　目前，研发一种新药物以及对其进行市场宣传的成本约高达12亿美元，其中多数资金都用在上千个化合物中，从而筛选出能够对抗目标疾病的化合物，这个过程进展十分缓慢且成本高昂。　　中国的诱惑　　在美、欧、日等发达地区，一位药剂师研发药物全部工作成本约为每年25万美元。在中国，拥有类似教育背景的药剂师的研发成本有时仅为每年2.5万美元。相比较而言，毗邻中国的日本将最快失去成本优势。　　由于各大跨国药企在美国、欧洲的研发机构最为成熟，往往是总部所在地，拥有更为庞大的研发规模。如辉瑞、葛兰素史克、赛诺非-安万特等跨国巨头，其在欧美研发中心的人员往往是日本的十倍，新产品迭出。　　因此，在进入21世纪后，全球研发版图的调整浪潮中，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日本。中国相比较欧美大型研发中心来说，从事更为基础性的前期工作，与欧美研发中心分工明确，覆盖了研发工作的不同阶段。　　决定离开日本，转向中国，对于BMS来说，还有另外一重吸引，即中国的庞大人口基数对于研发的重要性。以BMS目前在华销售最火爆的药品博路定为例，这款治疗乙肝的药品在大规模上市前，组织了5000人的临床试验，这在欧、美、日等市场是难以想象的规模。　　同时，各大跨国公司将研发机构搬入中国的考虑在于，中国市场的特殊疾病。以BMS为例，其中国研发中心的研发目标将集中在三大方向：肝病、心血管与糖尿病、癌症(胃癌、食道癌)。上述疾病均为中国人的多发病。庞大的患者数量和未来的销售市场是吸引包括BMS将研发迁入中国的关键因素。由于遗传和环境因素，上述疾病的发病率在欧美并不高。　　“2009年，我们在中国开展了13个临床项目 未来几年还有37个临床项目要开展。”50个临床项目背后是大量的新药面世，艾思嘉道出了众多跨国药企舍日本而择中国的根本原因。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1943年在美国出生，196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和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医学和生物化学教授。　　●布赖恩科比尔卡1955年在美国出生，1981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现任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医学以及分子和细胞生理学教授。　　原标题：化学诺奖“跨界”医学　　美国人罗伯特J莱夫科维茨和布赖恩K科比尔卡因为对蛋白受体的研究而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会认定，两名获奖者对G蛋白偶联受体的研究所获成果具有“奠基意义”，揭示了这一类重要受体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宣布这一消息后，一名委员会成员10日向新华社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名记者确认，两人获奖成果涉及医学，堪称“跨界”成果。　　寻“受体”　　莱夫科维茨及其同事的获奖研究始于1968年，针对生物细胞“感知”周围环境的能力，试图解密肾上腺素之类激素物质促生血压升高和心跳加快等生理反应的机理。　　这以前，科学界推测，细胞表面包含某种激素“受体”。　　在莱夫科维茨的实验室内，研究人员把一种碘同位素附着到多种激素物质上，借助同位素的辐射性状追踪以至揭示多种激素受体，包括β肾上腺素受体。他的研究小组最终在细胞壁内分离出β肾上腺素受体，继而对这种受体发挥作用的机理形成了初步认识。　　依照现有理解，人体包含数以10亿计个细胞，由这些细胞构成一个相互作用、精细调适的系统，而每个细胞都包含细小的受体。受体的作用，是让细胞感知所处环境，进而调整并适应环境。　　再“挑战”　　科比尔卡二十世纪80年代加入莱夫科维茨的研究小组，接受一项挑战，即在人类染色体基因组中确定为β肾上腺素受体“编码”的特定基因。　　在包含浩瀚信息的人体基因组中，科比尔卡以创新方式实现了这一目标。　　后续研究中，借助对与β肾上腺素受体相关基因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受体与促使眼睛具备捕捉光线能力的受体相似。他们意识到，存在一整类受体，不仅形似，发挥作用的机理也相同。　　这类受体如今名为G蛋白偶联受体。　　诺奖评审委员会在向媒体发布的新闻稿中介绍，大约1000种基因为G蛋白偶联受体“编码”，与人体对光线、味觉和气味的感知以及肾上腺素、组胺、多巴胺和血清素等物质相关。　　显“跨界”　　评审委员会说，现有所有药物中，大约半数借助G蛋白偶联受体发挥效用。　　2011年，科比尔卡实现一项新突破：他主持的研究小组捕捉到β肾上腺素受体的画面，恰逢它由某一种激素激化、向细胞发出“信号”的瞬间。评审委员会说，这一画面，集几十年研究成果为一体，是“分子层面的杰作”。　　与莱夫科维茨和科比尔卡的学历以及两人的研究历程吻合，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奖成果似乎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有某种“渗透”，无法界定包含更多化学因素还是更多医学因素。　　现场回答新华社记者刘一楠提问时，一名评审委员说，本年度获奖成果确实涉及化学和医学，这种“跨界”现象构成科学“美感”。　　审视近些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奖成果相对集中在材料学和生物化学领域 材料学多与物理关联，生物化学多与医学关联。

跨学科研究有一定“代价”?发表在29日英国《自然》杂志上的一项澳大利亚研究人员有关科学经费的研究显示，跨学科程度越高的研究项目，获取经费的几率越小。该结果意在引起有关学科研究评估方面的重视，以加大对跨学科研究的开发和评估支持。　　跨学科研究通常被认为是创新的沃土，并且从政策层面经常获得支持，但一个常见的观点认为，和针对一个狭窄领域开展的研究项目相比，跨学科研究更难获得科研资助方的经费支持。然而，这个观点没有经过大规模的系统性调研。　　此次，澳大利亚澳洲国立大学林戴尔布鲁姆汉姆和同事，分析了18476个研究提案的相关基金申请数据，这些提案涉及艺术、人文和科学领域，它们都是在2010年到2014年之间提交给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的。研究人员用这些数据建立了一个指标，他们将其称之为“跨学科距离”，用来描述不同领域的相对代表性和领域之间的差距。　　研究发现，跨学科距离相对较远和基金获批的成功率呈稳定的负相关，这个结果与基金申请年份、涉及的研究领域数量及首要的研究领域等因素无关。　　研究人员推测，跨学科项目获得经费支持的成功率低，可能与评审这些基金申请的人不擅长评估整个项目的所有部分有关。另外，当使用同样的考核指标来评估成功率时，跨学科项目申请的平均质量，可能没有更狭窄领域研究项目的高。这项研究成果给进一步分析跨学科研究的开发和评估提供了一个基础。

当跨国企业纷纷把自己最大的研发中心从国外搬到中国时，国内企业应该做些什么?　　近日，诺和诺德制药有限公司宣布在未来的五年中，将投资1亿美元扩建在北京的研发中心，其中的3000到4000万美元将用于建立新的实验室。到2015年该中心的规模将扩大一倍，成为除位于丹麦总部的全球研发中心之外规模最大的研发中心，同时也是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研发中心。　　诺和诺德扩建在华研发中心是为了顺应全球制药产业变局的大潮。目前全球制药行业正进行大规模的调整，跨国药企向中国等新兴市场进行产业转移的趋势开始加剧。跨国药企受困于专利到期、研发效率低下、价格竞争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在发达国家市场的业务增长面临瓶颈。新兴市场的需求增长、全球化竞争和金融危机等因素导致跨国药企向新兴市场布局加速。　　中国医药市场正面临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也是吸引跨国药企在华加大研发力度的重要原因。中国政府正在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包括国家加大卫生投入、扩大医保覆盖面等积极的改革措施，将加大未来中国市场对医药的需求。2009年中国医药市场规模约为250亿美元，预计2013年将增至800亿美元，2020年达到2200亿美元，未来10年中国医药市场规模将增长近9倍。2015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　　研发成本大幅上升迫使跨国药企纷纷将研发中心向中国等新兴市场转移，国内医药企业应该抓住机遇，积极与跨国药企在华研发机构展开合作。当前，新药研发越来越困难，研发成本大幅上升，如何控制研发费用成为跨国药企新产品开发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国际单个创新药物的研发成本通常高达10亿美元以上。越来越多的跨国药企开始实施战略性研发外包与合作来降低成本。　　美国礼来公司在中国已经建立了3个外包式研发中心，承担了其全球20%的化学分析业务和早期临床研究任务。中国企业应积极参与跨国的制药研发活动，将帮助积累自身新药研发的经验，为将来实现自身原创药物研发打下基础。浙江海正药业与西班牙Cinfa共同研制开发的他克莫司胶囊获得欧盟上市批准，其采用的合作开发模式是中国药企在产业升级过渡时期的优选模式。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新战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的经济运行态势相对良好，许多跨国公司的在华业务成为他们全球业务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丰厚的经济回报增强了跨国公司在华投入研发的信心。再加上中国创新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因此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研发并没有因危机而减少，而是呈现逆势增长的态势，在华研发战略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第一，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战略地位开始明显升级。以前的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主要以技术支持型和产品本土化型居多。前者主要负责为本地生产或销售提供技术指导、维修服务和产品测试等，后者主要是在母国核心技术的基础上进行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应用开发。　　而近期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角色开始向技术跟踪型和全球研发中心型转换。前者主要关注中国新技术的发展动向，并尽可能参与其中，后者不仅针对中国市场研发，还将研发成果推向全球，同时还进行一些基础研究。如2010年初，微软将位于北京的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升级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统领北京、上海、香港、台北、东京、首尔、悉尼和曼谷等地的分支机构，成为微软在美国之外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研发基地，并从事计算机领域最前沿的基础研究。　　第二，开始独立开发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以前的做法大多是将母国产品进行简单的本地化改动。而随着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多的份额，跨国公司业务重点不断向新兴市场转移，开始专门针对中国市场开发产品，以满足其需求。2010年年中，美赞臣营养品公司投资1.4亿元，在中国广州成立中国婴幼儿营养科研中心，该中心将汇集中外婴幼儿营养专家开展临床研究，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婴幼儿独特的膳食结构和营养需求，并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研发创新优质的产品。　　第三，以空前的大手笔扩建在华研发中心，将本土化创新的战果扩大。以前很多跨国公司只是象征性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实际投入很少。而如今，开始真正投入大量资本和人力拓展研发机构。欧莱雅从2004年开始设立在华研发中心，经过数年发展，成功研发出多种针对中国市场的新产品。其中包括独创性地将天然灵芝的萃取精华加入羽西的生机之水灵芝调理液中，产品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第四，特别加强利用中国本地研发资源，以实现中国研发成果最大化。以前的许多跨国公司研发中心通常是人数稀少，闭门造车。而如今，跨国公司在中国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加强与本地研发资源的紧密联系。这些举措包括积极网罗和培养本地优秀人才 与本土产学研单位进行合作 跟踪当地新技术，从而加强对中国强势技术的应用 利用其在中国取得的创新成果影响和推动中国相关政策和技术标准体系的制定，从而获取战略收益等等。　　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的中国研发中心积极跟踪并研发在中国发展较快的TD-LTE等尖端4G通信技术。最近，其上海研发中心与中国运营商共同开发设计光传输网络交换机，将顺利渗透中国市场。同时，为了充分发掘本地人才的潜力，该公司已雇用超过1000名中国研发人员，并计划继续大举扩充本地研发力量，力图以用中国的成本研发世界级的产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国内企业的研发中心无论是在规模上、研发水平上，还是对人才的吸引方面都与外资研发中心存在不小的差距，这急需国内企业加倍努力，以避免国内研发资源受外资研发中心吸引，从而导致自身在创新上受到新一轮的抑制。

p　　大型科学仪器集约化管理与创新能力提升之间存在着多维、动态和复杂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大型科学仪器参与创新活动的多模态性、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创新服务的多维性和创新能力的多元性。/pp　　从服务创新产出视角看，大型科学仪器中心服务能力包括广度服务和深度服务两个维度。服务广度就是中心为多少单位或人员提供了服务，服务对象越多，频次越高则服务广度越大。为了满足特定科研人员个性化仪器设备利用需求或与科研人员合作开展项目攻关等，需要融入大型仪器设备中心实验操作人员的创新性思维，进行创新性服务。开展深度服务可以理解为满足高质量、高水平的服务需求而投入大量人力和创新型思维的服务。一般而言，深度服务更容易形成高质量、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产出。/pp　　大型科学仪器中心通过提供广辐射、高质量的服务，最终形成一系列创新产出，且创新产出以科技创新成果、人才培养以及对产业与社会经济的促进等多种形式体现。以大型科学仪器中心的服务为基点，通过对本领域科技创新服务客体的资源凝聚，形成基于服务的合作创新网络，实现以服务促创新的全过程。基于此，科技创新合作网络是基于服务形成的过程变量，囊括了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不同群体。科技创新合作网络是大型科学仪器中心聚集资源、提高仪器设备利用率的重要载体，通过实现对知识创造能力、知识流动能力、科技创新环境能力三个方面的促进，形成不同形式的科技创新产出，具体包括科技成果、人才培养以及产业促进等。/pp　　大型科学仪器通常从观测、测量、分析等科研需求出发，用于满足特定领域的科学研究(或试验)目的，完成科学研究实验并产生实验数据或结论等。基于机构服务质量与大型科学仪器对创新的贡献属性，根据调研提出“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对创新能力影响因素模型”，研究模型中相关变量及其作用关系论述并提出相应假设。/pp　　第一，仪器设备先进性。一般而言，在同一研究领域或针对同一类型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价值越高代表的先进性程度更高。购置时间近的大型科学仪器往往代表着较先进的科技水平，能够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更新的技术手段。/pp　　第二，人力资源能力。“人”是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参与创新实践的重要主体，人力资源建设情况特别是仪器设备操作人员水平对创新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其中领军人才的学术影响力、资源凝聚力是仪器设备充分利用的关键因素，设备操作人员的操作水平是仪器设备用得好的关键因素。/pp　　第三，服务项目层次。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参与创新活动过程中是否需要进行新方法探索、新试验媒介应用以及新设备极限值的突破等，核心在于服务客体的科技创新需求是否明确。一般认为，领域内高端人才在执行高层次科研项目中对仪器设备服务需求较为明确且创新思维强，而研究生为完成学位论文提出的仪器设备利用需求较为常规。/pp　　第四，仪器设备开放环境。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使用时长、开放时长越高，仪器设备的利用率越高，或者基于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形成的科技创新网络聚集资源的能力越高，对创新产出的支撑越大。/pp　　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如下：/pp　　一是加强人力资源建设与储备，提升高水平人才在创新实践中的核心作用。建立基于创新导向的管人用人机制，建立健全完整人员培训制度体系，积极推进开展高层次人才、高级职称人才以及仪器设备技术型人才等复合型人才梯队建设。/pp　　二是重视仪器设备更新与二次开发，充分发挥先进仪器设备在创新硬环境建设中的关键作用。鼓励和引导科研力量投入到大型仪器设备研发，凝练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创新型改造升级重大需求和重大任务，激励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中心开展仪器设备利用方法创新、介质创新。/pp　　三是优化资源开放共享环境，增强仪器设备支撑科技创新活动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建成跨部门、跨领域、多层次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网络服务体系，通过多样化的创新服务形式，扩大科技创新合作与服务网络，形成院产学研紧密结合的业务合作关系，鼓励大型科学仪器中心从单一服务科研任务向多元化服务、服务“双创”转变。/pp　　四是积极探索与高端创新主体构建稳定创新合作服务网络的适宜机制，提高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对高层科研项目的参与度。推动大型科学仪器中心由被动等待服务向主动参与创新转变，创新与高端创新群体的合作方式，建立紧密的科研合作关系。引导大型科学仪器中心提升共享服务能力，利用专享服务通道、专业服务团队等形式激发和吸引高端创新群体的创新服务需求，提高创新服务深度。/pp style="text-align: right "span style="font-family: 楷体, 楷体_GB2312, SimKai "　　(此文为摘编版，全文参见2018年《中国科技资源导刊》第6期)/span/p

约翰逊准则探测距离是一个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观因素跟观察者的视觉心理、经验等因素有关。国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约翰逊根据实验把目标的探测问题与等效条纹探测联系起来，研究表明，有可能在不考虑目标本质和图像缺陷的情况下，用目标等效条纹的分辨力来确定红外热像仪成像系统对目标的识别能力，这就是约翰逊准则。目标的等效条纹是一组黑白间隔相等的条纹图案，其总高度为目标的临界尺寸，条纹长度为目标为垂直于临界尺寸方向的横跨目标的尺寸。等效条纹图案的分辨力为目标临界尺寸中所包含的可分辨的条纹数，也就是目标在探测器上成的像占的像素数。目标探测可分为探测（发现）、识别和辨认三个等级。探测，在视场内发现一个目标。这时目标所成的像在临界尺寸方向上必须占到1个像素以上。识别，可将目标分类，即可识别出目标是坦克、卡车或者人等。这是目标所成的像在临界尺寸方向上必须占到4个像素以上。辨认，可区分开目标的型号及其它特征，如分辨出敌我。这是目标所成的像在临界尺寸方向上必须占到8个像素以上。以上都是在临界值，也就是刚好能发现目标，以及目标与背景的对比度为1的条件下所得到的数据，从上面的约翰逊准则可以看出，一套热像仪能看多远，是由目标尺寸、镜头焦距、探测器性能等因素决定的。影响因素1. 镜头焦距决定热像仪的探测距离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镜头焦距。镜头焦距直接决定了目标所成的像的大小，也就是在焦平面上占几个像素。通常这是用空间分辨率（IFOV）来表示，它表示每个像素在物空间所张开的角度，也就是系统所能分辨的最小角度，一般由像元尺寸（d）与焦距（f）的比值得出，即IFOV＝d/f。每个目标在焦平面所成的像占几个像素，可由目标尺寸、目标与热像仪的距离、空间分辨率（IFOV）计算得出。目标尺寸（D）和目标与热像仪的距离（L）的比值为目标的张角，再与IFOV相除得到像占用像素点的数量，即n＝（D/L）/IFOV=（Df）/（Ld）。从中可以看到，焦距越大，目标像所占用的像素点越多，根据约翰逊准则可知，其探测距离更远。但另一方面，焦距越大，视场角越小，同时成本也更高。这里举个例子。热像仪焦平面的像元尺寸为17μm，配100mm焦距镜头，则空间分辨率IFOV为0.17mrad。观察1公里远的大小为2.3m的目标，则目标所张开的角度为2.3mrad，目标所成的像占用2.3/0.17＝13.5个像素。根据约翰逊准则可知，达到辨认水平。2. 探测器性能镜头焦距是从理论上决定了热像仪的探测距离，在实际应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另一因素是探测器性能。镜头焦距只是决定了所成像的大小，占用像素点的数量，探测器性能则决定图像质量，如模糊程度，信噪比等。探测器性能可从像元尺寸、热灵敏度、信号处理等方面来分析。像元尺寸越小，则空间分辨率（IFOV）越小，从前面的讨论可看出，其探测距离越大。一个典型例子是，FLIR非制冷热像仪的Photon320的像元尺寸是38μm，Photon640的像元尺寸为25μm，如果都配100mm镜头，观察2.3m的目标，按照约翰逊准则，其识别距离分别为1公里、1.5公里。探测器的热灵敏度和信号处理决定了图像的清晰度。如果探测器的热灵敏度和信号处理能力不好的话，则所成的像只是一个模糊的热像，也就无法识别。因此，一些探测器的热灵敏度不高的话，则采取加大镜头口径的方法来提高图像效果，这不但增加了成本，而且也增加了使用上的不方便。美国FLIR的Photon系列，使用的镜头F数一般可降低到1.4～1.7，也就是口径可做得特别小。像现在国内普遍更新换代的12um要比17um的机芯看的距离多1.4倍。3. 大气环境虽然热辐射对大气的穿透能力比可见光强，但大气吸收、散射等对热像仪成像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大雾和大雨的天气环境，从而影响到了热像仪的探测距离。像长波在雨雾中的穿透能力很差，中波在雾中的穿透力强，但穿雨同样不行。综上所述，红外热像仪探测距离受到几个方面的影响，它是探测器、镜头、目标、大气环境等客观因素、人的主观因素及软件算法共同影响的结果，所以在不考虑其它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还是按照下面的公式进行计算。n＝（D/L）/IFOV=【目标尺寸（D）*焦距（f）】/【目标与热像仪的距离（L）*像元尺寸（d）】但是不考虑大气环境的影响的话，一般会在探测上增加0.5个像数作为标准，识别加1个像数作为标准，辨认加2个像数作为标准来弥补不同探测器的灵敏度不一致及镜头良率的问题，来增大目标所占像数的数值确保能够得到想要的效果。

我国计量仪器、设备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门类品种比较齐全，具有一定技术基础和生产规模的产业体系。如今国内计量仪器已经超过6000家。我国已经成为亚洲除日本之外的第二大计量仪器仪表生产国。国内计量仪器仪表产业总的形势是向前发展的。产品在微型化、集成化、智能化、总线化等发展方向上紧跟国际发展步伐，但是不同因素还制约着计量仪器表行业发展。我国计量仪器仪表发展滞后，存在许多问题，面临严峻的形势，其主要因素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进展滞缓　　现代计量是光、机、电、计算机和许多种基础学科高度综合的产物，对新技术非常敏感，是现代产业产品中更新换代频率新技术应用和发展极迅速的门类之一，每年都有一批新产品推出，特别是当今信息时代，竞争日趋激烈，稍微放慢发展速度，就会被远远抛在后面。在已经跨入21世纪的今天，我国计量仪器仪表的普遍水平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水平上，大型和高档仪器设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许多急需的专用仪器设备还是空白，中低档产品保证质量上还有许多难关需要攻克。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发展滞缓，是制约我国计量仪器仪表产业发展的一个瓶颈而制约我国计量仪器仪表产业科技创新和发展滞缓的主要因素有三个：第一是科研经费严重不足 第二是人才匮乏 第三是缺乏官、产、学、研、全、用的有效结合。　　二、产品稳定性和可靠性长期得不到根本性解决　　我国计量产品，包括产业自动化仪表系统，通信仪器设备等，虽然技术指标同国外同类产品比较差距不算很大，但稳定性和可靠性不高。极大地限制了我国计量产品的使用范围和可信程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长期忽视了基础技术的研究的开发。　　(2)国产通用件和基础件质量不过关。　　(3)企业对产品的质量控制和管理不力，产品质量不过关。　　三、旧体制束缚了企业的发展　　旧体制是制约我国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发展一个共性问题。仪器行业也不例外。相当一批国有企业，由于长期在旧体制的束缚下，不能从学生的历史包袱中挣脱出来，在市场竞争中丧失活力，生产和经营严重滑坡，一大批骨干企业，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所以，加快体制的改革是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四、计量仪器仪表产业的发展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其主要表现在：　　(1)赋税过重。计量用产品企业，一般规模不大，生产批量不多，产值和经济效益总量不高，但是现代计量仪器仪表，对国民经济有巨大的拉动作用产生难以估量的倍增效益。对具有如此特殊属性的产业，如同其他产业一样征收17%增值税，33%所得税以及相同比例的关税则赋税过重。　　(2)各级政府包括产业的主管部门以及银行、税务、工商等部门对发展计量产品产业重要性认识不足，支持不够。　　(3)缺少支持民族产业发展的采购政策。　　(4)我国基础产业能力差。包括产品质量，服务能力和信誉能力都较差，直接影响产业的发展。

2012年，安捷伦针对其他仪器品牌的服务产品CrossLab正式登陆中国市场，而首推产品就是为沃特世液相色谱仪提供维修合同服务。“一石掀起千层浪”，引来坊间诸多关注，一场关于服务的“战争”随即触发。　　跨品牌服务最早出现于本世纪初，安捷伦生命科学和化学分析集团CrossLab服务亚太区经理Dick Fregin说，“安捷伦大约在9年前开始提供CrossLab服务，起因也是源于用户的需求，用户希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于是将与仪器有关的维修、管理等相关工作交予一个品牌商来负责，而自己可以更加聚焦于科研和研发。目前，此类服务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以安捷伦CrossLab为例，全球排名前15的制药公司中80%购买了CrossLab服务。”　　跨品牌服务来到中国　　与国外情况不同，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用户对于购买服务并不是很接受。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外仪器厂商多年来不断地推广，如今用户已认同服务为产品，并且在购买仪器硬件时，服务质量更是成为用户考虑的一个极为重要因素。据仪器信息网2012年售后服务相关调查显示，服务价格在用户最关注问题中排名第五，排名前四的分别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响应速度、服务态度及培训。理念的转变，市场的成熟及实验室规模的急速扩大都为跨品牌服务提供了发展的“沃土”，安捷伦科技大中华区服务产品经理易哲瑜告诉笔者，“此时将CrossLab服务引入中国恰是时机。”　　珀金埃尔默也有类似的服务产品——OneSource，2010年该公司就将OneSource引入中国，是业内最早将此类服务引入中国的公司。OneSource服务内容涵盖实验室预算、决策，售后外包服务，实验室资产管理、数据整合，以及仪器搬家、仪器法规适应性等。珀金埃尔默分析科学与实验室服务亚太区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Nam-Hoon Kim说，“从成熟市场的经验来看，跨品牌服务是市场发展阶段的产物，当仪器达到了一定存量，仪器旧了，此类服务的优势就体现出来，市场需求也就增加。目前，OneSource服务在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已被较多客户所接受，并且在西部该服务也陆续有了一些客户。”　　此次，安捷伦引进中国的CrossLab服务分为两部分：仪器服务和企业服务，仪器服务主要针对分析仪器提供预防性维护及维修、仪器合规性、仪器监控和移机等服务 企业服务则针对实验室所有仪器提供服务，涵盖仪器服务的内容，还包括实验室资产管理、实验室业务智能及仪器生命周期管理等。据易哲瑜介绍，“这两类CrossLab服务在中国都已经有了首批客户。”　　在仪器行业内，赛默飞世尔及GE Healthcare也有相关服务产品。赛默飞世尔相关服务产品名为Unity Lab，服务也是由仪器服务和企业服务两部分组成，具体服务的内容与安捷伦CrossLab相似，但目前赛默飞世尔只在美国开展了Unity Lab业务，并未在中国市场推广该服务产品。赛默飞世尔工作人员表示，公司正在考虑，时机成熟会在中国开展Unity Lab业务。GE Healthcare的相关服务为Multi-Vender Services，主要为实验室提供资产管理。　　仪器厂商的投资　　当然，要提供跨品牌服务也并非如此简单，各厂家均进行了大量的投资。珀金埃尔默首席科学家Dan Marshak表示，“珀金埃尔默OneSource服务最大的特色在于我们将实验室信息学相关产品融入到OneSource中，创造了独特的竞争优势。2011年，珀金埃尔默花费数亿美元先后收购了四家软件公司，通过并购，公司拥有了电子实验室记录本(electronic lab notebook，ELN)解决方案，而ELN 融入OneSource中可以提供仪器资产情况、仪器使用情况，研发及质控管理等全面的信息化服务，优化OneSorce服务。”　　同样，安捷伦对CrossLab服务进行了大量的投资。Dick Fregin说，“安捷伦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设立专业级研发实验室和工作人员，专门对跨品牌服务提供相关部件研发和技术支持。如2011年3月，安捷伦推出了针对主流品牌的CrossLab气相色谱系列消耗品 2012年7月，安捷伦针对主流品牌的CrossLab液相色谱系列消耗品也正式上市 而光谱产品的CrossLab系列消耗品正在研发中。目前，安捷伦可支持500多种非安捷伦品牌的液相、气相、质谱模块，来自原始设备制造商或授权第三方供应商的竞争产品部件库存约500万美元。” Dick Fregin还表示，“安捷伦会根据市场反馈，扩大跨品牌服务涉及的仪器种类，如光谱、核磁等。”　　在众多的投资中，人员投资则显得更加重要。安捷伦和珀金埃尔默都在中国设立了针对跨品牌服务的团队，着力开展该项业务。有着20多年仪器销售经历的易哲瑜2011年调任安捷伦大中华区服务产品经理一职，负责服务产品的推广。据其介绍，安捷伦负责CrossLab销售的团队已有25人，而身后更是有一个经过培训和认证的数百人现场服务工程师团队，这也是安捷伦数年来在售后服务方面持续投入所积累的成果。珀金埃尔默OneSource服务现有16人组成的销售团队，技术服务团队也有200多人。Nam-Hoon Kim表示，“OneSource服务引入中国近3年，我们在制药、化工及精细化工等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珀金埃尔默会视市场需求加大投入。”　　市场前景如何?　　关于市场前景，Dan Marshak和Dick Fregin均认为跨品牌服务有广阔的市场，并且在中国正处于需求增长阶段。Dick Fregin说，“一个实验室的支出主要由仪器硬件购买、耗材购买及服务三部分组成，而服务需求是持久性的，日常性投资，这便是跨品牌服务的目标市场。”　　Dick Fregin 认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仪器供应商都适合开展跨品牌服务业务，理论上只有那些大的、多元化的仪器供应商才适合，他们拥有品牌服务能力，以及可以为竞争产品提供服务的全球团队。”易哲瑜补充到，“此外，产品的占有率及基数也很重要，如果产品不是用户单位的主流产品，则提供此类服务的难度很大。”　　为此，安捷伦在中国非常明智地选择色谱、质谱为突破口，2012年首推针对沃特世液相的维修合同服务，2013年即将推出针对AB SCIEX质谱的维修合同服务。易哲瑜说，“这两类产品用户基本上都有安捷伦产品，并且通常又都拥有其他品牌产品，是混合型客户，这两个条件对于我们开展CrossLab业务十分有利。此外，2007年，安捷伦的服务体系就通过了ISO90001质量体系认证, 这意味着我们所提供的服务, 不论覆盖的是安捷伦，还是其它厂商品牌的分析仪器,都能确保优越稳定的服务水平和不断改善质量的能力。”　　在客户群方面，Dick Fregin表示，“制药行业是此类服务最大的市场，近些年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建研发实验室，以及将研发服务外包，跨品牌服理念也由国外带到了国内，他们也成为此类服务的首批客户。石化行业，以及学术和政府实验室也是拓展跨品牌服务业务的首选市场。”　　跨品牌服务引入中国对于原始设备制造商(OEM)服务则是一种挑战，促使OEM必须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标准，如果OEM的服务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则用户可以有新的选择，并且最终可能造成现有及潜在用户的流失。新的服务模式必将对现有的服务市场格局产生影响，不过对于广大用户而言，终究是件好事，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采访编辑：杨娟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药品监督管理局：　　实施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是推进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加强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重要举措。随着《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9号）的施行，注册人制度全面实施，医疗器械生产组织形式更加多样，特别是医疗器械注册人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委托生产（以下简称“跨区域委托生产”），涉及省级药品监管部门的职责分工与协调配合，给监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为切实加强医疗器械注册人跨区域委托生产监管，夯实注册人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责任，加强监管部门协同配合，保障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现提出以下意见。一、总体要求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全面贯彻实施《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制度，充分认识实施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的重大意义，监督注册人对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全过程中医疗器械的安全性、有效性依法承担责任；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切实履行监管责任，强化跨区域协同监管，形成职责清晰、信息通畅、衔接有序、协作有力的监管工作机制，推动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用械安全有效。二、落实监管职责，加强监督检查（一）加强注册申请人质量体系核查。跨区域委托生产申请产品注册的，医疗器械注册人申请人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开展注册质量体系核查工作，并协同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局”），联合或者委托开展现场核查，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局应当支持配合。注册申请人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核查情况，提出核查结论，出具体系核查报告。体系核查报告应当包含对注册人和受托生产企业质量体系的检查情况，并抄送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局。获得批准上市的，应当在医疗器械注册证生产地址栏中登载受托生产地址并注明“（委托生产）”，备注栏备注受托生产企业名称。受托医疗器械生产不得再次委托，相关工作办理时限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二）加强生产环节监督检查。注册人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注册人所在地省局”）应当落实监管责任，根据分级监管规定对注册人生产活动开展日常监督检查，根据不良事件监测、抽查检验、投诉举报等情况开展有因检查。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局负责对受托生产企业生产活动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并配合注册人所在地省局对受托生产企业开展联合检查或者委托检查。对注册人的全项目检查应当包括对受托生产企业相应受托生产活动的检查。注册人所在地省局可以自行或者联合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局对受托生产企业开展跨区域检查，因客观因素限制难以开展跨区域检查的情况，经协商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局同意后，可以开展委托检查。对于突发事件应急调查处置，注册人所在地省局因客观因素确实无法立即派出检查人员的，应当及时委托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局开展检查，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局应当提供监管支持，积极承接注册人所在地省局委托的检查任务注册人所在地省局自行对受托生产企业开展检查的，应当提前与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局沟通，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局派出观察员协助开展有关工作，检查报告抄送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局；开展联合检查的，检查组组长原则上由注册人所在地省局检查人员担任，检查报告同时报送注册人所在地省局和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局；开展委托检查的，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局应当按照双方商定的方案开展检查，并于检查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向注册人所在地省局反馈检查结果。（三）加强检查结果处置。注册人所在地省局对注册人监督检查中发现相关问题涉及受托生产企业的，应当通报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局，联合或者委托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局进行检查；对受托生产企业检查中发现受托生产企业存在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通报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局，由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局依法调查处置，处置完成后，原则上应当于10个工作日内将处置情况通报注册人所在地省局。此外，如在注册质量体系核查中，发现已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受托生产企业存在其他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由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局负责处置，处置完成后，原则上应当于10个工作日内将处置情况通报注册申请人所在地省局。三、明确责任义务，强化抽检监测（四）加强医疗器械质量抽检工作。医疗器械注册人所在地省局负责组织对医疗器械注册人生产环节的质量抽检工作，可以委托受托企业所在地省局抽样。对于质量抽检发现的不符合规定要求，符合立案条件的，由医疗器械注册人所在地省局对注册人立案查处，并及时将检验结论、立案情况抄送受托企业所在地局。发布质量公告时，一并公告受托生产企业。注册人所在地省局应当督促注册人彻底查找不合格原因，切实整改到位；涉及受托生产企业未按法规要求组织生产的，注册人所在地省局应当及时通报受托企业所在地省局，由受托企业所在地省局依法进行调查处置。（五）加强注册人不良事件监测工作。医疗器械注册人所在地省局要督促注册人切实履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的主体责任，医疗器械注册人依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管理办法》及相关指南文件的要求，建立不良事件监测制度，主动收集、报告、调查、评价产品发生的不良事件，及时发现和控制产品存在的不合理风险，确保上市产品的安全有效。不良事件上报地省局调查认为产品涉嫌存在重大质量安全风险的，应当及时通报注册人所在地省局。注册人所在地省局开展调查评估，调查涉及跨区域委托生产情形的，受托企业所在地省局应当配合。确认相关产品存在重大质量安全风险的，注册人所在地省局应当监督注册人采取风险控制措施，并将调查评估结论和注册人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通报受托企业所在地省局，受托企业所在地省局应依法对受托生产企业进行调查处置。四、完善协同监管体系，形成监管合力（六）加强监管协同配合。在严格落实责任的基础上，各省局应当加强信息沟通和监管协同，建立运转顺畅的协同监管机制，形成有效监管闭环，确保对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监管“无缝隙”“无死角”。鼓励各省局之间建立常态化的跨区域监管工作组，研究出台细化的监管指导文件，探索完善医疗器械跨区域协同监管机制；鼓励跨行政区域开展检查员集中培训和经验交流，统一检查尺度，明确检查要求，提高检查效能。（七）加强监管信息互联互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持续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智慧监管水平，主动收集注册及监管各项信息，建立并持续更新注册人、受托生产企业信用档案，及时、完整、准确地与国家局数据共享平台进行数据交换，实现全系统数据协同共享。国家药监局负责持续完善医疗器械生产监管信息平台功能，加强抽检及不良事件数据更新，实现多维度查询统计分析；各省局应当切实加强医疗器械生产监管信息平台的使用和对接，加强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下的数据互通、协同监管。（八）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发现涉嫌违反医疗器械法规、规章的行为，应当按照属地监管的原则，依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依法严肃查处，落实违法行为处罚到人要求，强化行刑衔接、行纪衔接。对于同时涉及注册人、受托生产企业的案件，相关省局应当加强协查合作，组织开展案件线索通报、调查取证、检验检测等工作，共同打击违法行为；对于查办的重大案件、典型案件应当及时上报，国家药监局负责遴选典型案例予以通报，形成利剑高悬震慑作用。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人和受托生产企业不在同一设区的市的，参照本意见进行监督管理。省局监管职责划分示意表

在马来西亚的原始雨林中，生活着一群婆罗洲猩猩，如今，只有大约10万头生活在野外。去年春天，英国天文学家们使用无人机和红外热像仪跟踪研究它们，天文学家在生态学家的陪同下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人员将现成的设备、数据处理技术和从天体物理学中收集到的机器学习算法结合起来，将天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开创了一个新的协同领域:天体生态学。天体生态学的初步形成保护生态学的研究依赖于发现和监测动物，以了解对保护它们至关重要的因素。多年来，保护生态学家已经欣然接受了新技术，如相机捕捉和DNA测序。在过去的十年里，保护生态学家也开始使用装有红外热像仪的无人机来调查公园和荒野地区。无人机可以快速探测大片区域，但破译所有数据非常耗时，特别是探测小动物，从遥远的空中很难看到。红外热像仪可以捕捉到动物的热信号，这是一种更可靠的识别方法，通过将红外热像仪与无人机技术相结合，保护生态学家在大面积调查中获得了巨大的优势。图片来源：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早在2014年，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LJMU)的环保生态学家Serge Wich在使用红外热像仪分析大量数据时遇到了困难，随后求助天体物理学家 Steven Longmore。几十年来，天文学家一直使用红外热像仪来研究恒星和行星系统的诞生。他们完善了去除背景噪声和图像伪影的技术，并开发了自动识别源的系统。LJMU的天体生态学家Claire Burke说：“动物辉光与天文图像中的恒星和星系的辉光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天文学的技术来找到它们。”Longmore和Wich开始了一项合作，后来扩展到一个由天文学家、生态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多学科团队。从那以后，他们的一次偶然谈话引发了大量新的研究。使用热像仪寻找动物在非洲平原中，寻找大象的身影并不难，但是在森林环境中寻找较小的动物时，这就很有挑战性了。因此需要较低的飞行高度来观察较小的动物，虽然覆盖范围比较窄，但数据仍然是有价值的。2017年，他们在南非寻找世界上最濒危的哺乳动物之一的河兔时，飞行高度只有20米。因为它们的总数大约只有1500只，能被观察到5次，也是很了不起的了。为了看到更清晰的动物热图像，天体生态学家通过选择观测的时间来增加热信号。夜间，地面环境温度较低，增加了物体与背景之间的温差。一些国家和许多自然保护区都有限制无人机夜间使用的法律，所以该组织经常选择在黎明后的早晨观察，那时地面仍然相对凉爽。FLIR T1040航拍的豹子Longmore想知道在温暖潮湿的丛林环境中探测动物热信号的有效性。“我们有点担心，”他说。“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即使在这些非常炎热、潮湿的环境中，红毛猩猩仍然能被热成像仪探测到。FLIR红外热像仪可自动校正天文学家们习惯于使用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的红外热像仪，但商用红外热像仪通常是为工业工作而设计的，比如在玻璃和塑料制造业，而不是为了追踪濒危动物。LJMU小组使用的红外热像仪是专门设计用于测量7.5到13.5微米的光谱波段，场景温度范围跨越近600℃。因此，需要手动进行某些校准，以便在天体生态学中使用。Longmore说:“这些热像仪经过优化，可以在非常大的(温度)范围内工作，我们正在努力寻找优化摄像头的方法，以达到我们保护环境的目的。”为了通过热成像来识别不同的物种，这些数据需要解决小至0.5℃的差异。此外，由于红外热像仪的广角镜头，研究人员还必须考虑其边缘的灵敏度下降，幸好FLIR红外热像仪有自动校正和校准的预编程序，但还需要额外的调整来增强动物跟踪的数据。FLIR T1040航拍的象群到目前为止，已经优化了一种热像仪，该小组正在研究是否可以开发一种适用于其他仪器的通用校准。天体生态学小组还调整了校准图像的频率，以优化其空中应用的数据。研究结果的推广LJMU小组已经把他们的设备带到了世界各地。一个概念验证测试是在英国的一个牧场上进行的。从那时起，他们就飞到墨西哥寻找蜘蛛猴，南非寻找河兔，坦桑尼亚寻找偷猎者，马达加斯加寻找竹狐猴，巴西寻找河豚，此外，他们还在马来西亚与猩猩合作。Burke说:“我们发现，不同种类的动物有着独特的体温特征，而且它们的形状和大小也各不相同。”LJMU小组已经从更复杂的天文识别程序中调整了机器学习算法，以更好地识别动物，并将它们与其他错误的来源区分开来，比如晴天里的热石头。该组织还在探索与气候变化和安全相关的问题。他们正在考虑将同样的技术应用于搜索和救援计划、监测野火以及识别地下泥炭火灾等。

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tyle="max-width: 100% max-height: 100% width: 600px height: 191px "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3/uepic/d1cbffad-5cb3-4259-b28c-9bf80fdf17f5.jpg" title="水利部.jpg" alt="水利部.jpg" width="600" height="191" border="0" vspace="0"//pp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pp　　建立上下游联防联控机制，是预防和应对跨省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的有效保障，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近年来，相关跨省流域上下游通过开展突发水污染事件应对协作，在探索建立联防联控机制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上还普遍存在协作制度不完善、上下游责任不明确、技术基础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推动建立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pp　　一、建立协作制度。跨省流域上下游省级政府应按照自主协商、责任明晰的原则，充分发挥河长制、湖长制作用，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协作制度，增强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合力。上游省级政府要主动与下游沟通协商，可通过签订协议等方式，明确责任落实单位和工作联络员，以及双方在风险研判、事件应对、纠纷处理等方面的主要工作任务。/pp　　二、加强研判预警。针对汛期、枯水期等水污染事件易发期，各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构要提前组织相关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开展联合会商，分析研判流域生态环境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或流域跨省断面水质一定时期内多次出现异常情况的，根据需要开展专项会商。相关地区应按照会商结果，提前做好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应急物资储备等工作。/pp　　三、科学拦污控污。流域管理机构、上游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在保证防洪安全前提下，统筹水资源调配与保护工作，按照调度方案安排闸坝下泄水量和泄流时段。跨省河流应急水量调度或临时泄洪排涝，按照闸坝调度权限，上游有调度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提前向下游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同时报告流域管理机构。跨省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发生后，确有需要且具备实际条件的，上下游可按程序科学调度，协同做好拦污控污工作。/pp　　四、强化信息通报。上下游应建立跨省流域水污染信息通报制度。上游发生水污染事件或流域水质出现异常，可能造成跨省流域污染的，事发地地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应第一时间向下游相邻地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通报情况，向本级政府提出向下游同级政府通报的建议，并同时报告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下游流域水质出现异常，可能存在跨省流域污染因素时，下游地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应及时向上游相邻地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通报情况，并同时报告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上下游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获悉相关信息后，主要负责人应及时互相通报。通报内容应包括事件原因、污染态势和处置应对情况等。/pp　　五、实施联合监测。span style="color: rgb(255, 0, 0) "接到跨省流域水污染信息通报后，上下游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及时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水环境监测，/span跟踪核实相关情况。造成跨省流域污染的，span style="color: rgb(255, 0, 0) "上下游应制定联合应急监测方案并组织实施，明确采样断面、时间与频次，统一监测指标与分析方法，及时共享数据信息。/span/pp　　六、协同污染处置。发生跨省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上下游有关地方政府应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各自行政区域内污染处置负责，并强化应急物资信息共享、资源调配和应急救援等方面协作。上游应及时切断污染源，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尽量将污染控制或消除在本行政区域内，为下游处置争取时间、提供便利。下游应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最大程度减轻污染损害。上下游有关地方政府要加强沟通，及时准确发布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信息，其中事发地地市级政府应在事件发生后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牵头指导协调跨省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pp　　七、做好纠纷调处。跨省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造成损害的，污染责任人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引发跨省级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的，由相关省级政府按照法律法规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有关规定，组织采取资金补偿为主的方式协商解决。上游省级政府应拟定补偿方案并主动与下游协商。协商一致的，应签订补偿协议。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报生态环境部协调解决。/pp　　八、落实基础保障。生态环境部建立生态环境应急专家组。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建立省级生态环境应急专家组，并针对跨省流域生态环境风险特点吸纳相关领域专家。各地区要掌握本行政区域内环境应急物资储备信息，侧重在跨省流域相关区域布设应急物资储备库。鼓励跨省流域上下游协商制定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联合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加强环境应急监测和处置能力建设，提高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实战能力。/pp　　跨省级行政区域河流为界河、相邻地区不存在流域上下游关系的，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的建立和实施参照本指导意见执行。/pp style="text-align: right "　　生态环境部水利部/pp style="text-align: right "　　2020年1月16日/pp　　(此件社会公开)/pp　　抄送：国务院有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pp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2020年1月19日印发/p

日前，第十七届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ACCSI2024)在苏州盛大召开。作为科学仪器行业的“达沃斯论坛”，ACCSI2024以“融合创新、质领未来”为主题，围绕政、产、学、研、用、资等不同角度设置了超过150场精彩纷呈的主题报告。跨国仪器公司的本土化，是其中一项重要议题。为此，ACCSI主办方特别邀请到丹纳赫中国对外事务副总裁韦春艳进行了相关主题的精彩分享。从她的报告出发，我们开启了对于外企本土化的深度思考......　　本土化是外企在华发展的重要命题。自上世纪80年代前后奥林巴斯、珀金埃尔默、岛津、惠普(安捷伦前身)、赛默飞、沃特世等一批跨国仪器巨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科学仪器外企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已超过40年。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供应链出现紊乱，很多单位将外资供应商是否在本地设厂、甚至整个上游供应链都要在国内作为考虑合作的先决条件，促使科学仪器外企的本土化战略在2021年之后达到顶峰。仪器信息网曾设置外资本土化专题约稿，得到了外资企业前所未有的积极响应，畅谈各自的本土化战略。　　在这个过程中，多家跨国仪器高管提到了本土化的三个阶段：从最初的在世界为中国，到后来的在中国为中国，目前进展到在中国为世界。本文统计了30家仪器外企在华的发展进程，看看它们的本土化都到什么程度了。需要强调的是，三个阶段没有孰优孰劣之分，是各家在评估中国市场后做出的符合自身发展的选择。　　第一阶段：在世界，为中国　　中国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在随后的十年中大量跨国公司涌入中国市场，当时选择在中国设立合资工厂的仅为少数，大多数在中国的外企选择专注于销售，将其制造环节留在中国境外。　　时至今日，仍有部分科学仪器跨国企业选择在中国市场深耕销售和服务，但将其全品类或重点品类的制造放在境外，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头部企业布鲁克等。日立科学仪器电镜事业本部负责人在接受仪器信息网采访时曾表示，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电镜市场，或考虑“本土化”生产。　　韩国企业Park(帕克原子力显微镜)也认可中国市场的增长力，自2017年开始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建立了仓库和亚太区代表处，虽然已有计划，但生产制造基地仍在中国境外。　　第二阶段：在中国，为中国　　自2001年末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进出口成本大幅降低。中国也在1999年开始扩大大学招生规模，2003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几乎较2002年翻倍。随着人才库的扩大、基础设施的改善和贸易成本的降低，许多跨国公司开始增大在中国的投资，在中国建造生产线，逐渐扩大在中国的生产种类和规模，并开始将中国作为制造业中心。　　在2007-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提出4万亿人民币刺激计划帮助全球经济复苏。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迅速扩张的中国市场和逐步崛起的本土竞争对手，促使许多跨国公司开始重视其在中国市场的业务本地化，包括产品设计、生产、营销和高级管理团队等。一些跨国公司明确采取了“在中国，为中国”战略。实现本土生产并供给中国用户的跨国仪器公司　　EVIDENT（原奥林巴斯科学事业部）：1973年奥林巴斯科学事业部随同奥林巴斯集团进入中国。1990年奥林巴斯集团在中国广州建立起了中国的首家工厂。该工厂主要涵盖了17种显微镜本体制造(年出货量达7万台)、45种显微镜组件制造(年出货量达6万件)、58种物镜制造(年出货量达9.5万件)、并涵盖了1300种的零部件销售、5种光谱仪的维修(年维修能力400台以上)等业务。2022年10月EVIDENT首批国产研究级显微镜正式出货。　　塞塔拉姆：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中法科技交流活动进入到国内。2019年在华投资设立了法国本土外第一家精密仪器海外分厂：凯璞博渊(无锡)科技有限公司，国内热分析行业首批引进国外技术、实施本土化运营的合资企业。　　思百吉：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国市场。2013年收购国产粒度仪企业珠海欧美克，有能力为国内客户提供覆盖仪器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近两年在上海成立亚太卓越应用中心，为客户提供技能培训、合作研究、方法开发等多元化服务。　　沃特世：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大陆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设有运营中心，拥有700多名本地员工，并在上海、北京、广州设立实验中心和培训中心。2022年7月沃特世大中华区总部正式落户上海。2022年12月交付首批“中国制造”的色谱产品。　　日立科学仪器：于1985年正式开展中国业务，最早以“日立光学维修站”为用户所熟知，经营范围涉及原子吸收、紫外、荧光等业务，后又拓展至电镜产品。随着本土化进程的深入，日立科学仪器于2003年5月在大连投资设立了日立仪器（大连）有限公司，主营“分析装置的生产组装以及设计开发，液相色谱仪、分光光度计、医用组件的生产”，重点布局分析仪器的本土化制造。据官网信息显示，日立仪器（大连）有限公司在总经理一职之下，设立了制造部、生产管理部、品质保证部、调达部、管理部、开发部等部门。　　赛莱默：1994年赛莱默进入中国，2007年将中国区总部设在上海。在11个主要城市设有办事处，员工超过1000人。在北京、沈阳、南京开设工厂，在上海、南京、深圳拥有研发团队，在南京设有智能决策支持中心。2023年赛莱默中国研发中心投入运营。　　赛多利斯： 1995年赛多利斯北京公司成立。2020年赛多利斯位于北京的工厂正式投产，2021年投资1000万欧元进行扩建。2021年9月，赛多利斯启用了位于上海的展示和应用实验室，这是赛多利斯全球除哥廷根之外最大的应用中心。2022年，赛多利斯首次设立了中国总经理职位。　　牛津仪器：1997年北京代表处成立，在上海设有销售、研发和全国售后服务中心 ，在北京、广州设有办事处。被出售的工业分析部在中国设有生产团队。　　蔡司：1998年在华的首家工厂于广州投入运营。蔡司已在上海、苏州和广州等地建立了五家工厂，并于2012年在上海成立了蔡司中国创新中心。投资逾10亿元在苏州建造一个全新的生产研发基地。2022年在苏州启动首个扫描电子显微镜及研究级别光学显微镜的国产化项目，于2023年实现出货和量产。2023年与觅可罗、厦门超新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启本土化发展新篇章。　　IKA：2000年成立艾卡(广州)仪器设备有限公司(IKA中国)。在中国拥有研发团队，在中国有专门为中国市场生产组装的公司。　　耶拿：2001年成立中国区分支机构。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在公司整体业绩中占比已超过30%，先后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分公司及技术服务及实验中心，其营销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2021年12月 德国耶拿上海研发生产基地扩建竣工。　　HORIBA：2002年在上海成立堀场仪器(上海)有限公司，此前科学仪器业务部由于仪器相对复杂，本地没有研发和生产，产品完全依赖进口。2022年，HORIBA集团在上海嘉定投资超过5亿人民币，建成了 C-CUBE(厚立方)并投入运营，集研发、生产、培训、应用开发、售后服务、交流合作等各类职能于一体。2023年，HORIBA中国区前沿应用开发中心(ASP)迎来开幕，意味着HORIBA集团在中国本土化战略开启新篇章。　　艾本德：2003年Eppendorf中国在上海成立。2020年推出中国全新子品牌 LAVIBE (乐斐)。2022年在上海成立中国研发中心和团队、升级仓储以及物流系统等。2023年，在上海的仓库完成扩容搬迁工作，在浙江省平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离心机新生产基地，并预计于2024年上半年正式投产。　　依拉勃：2004年进入中国。此后研发本地市场需求的产品，持续壮大中国区团队，购买土地新建工厂，在北京、广州、成都、青岛等地设立办事处。　　Illumina：2005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2022年在沪正式启用在华首个生产制造基地，并计划未来五年逐步实现高端基因测序仪及耗材全面本土化生产。2023年在中国本土生产制造基地的首批系列产品已成功完成交付，致力于打造和完善一个立足中国的本土化产业生态圈。　　普发真空：2009年，该公司将维修车间由上海迁至无锡，建成无锡1厂。2019年10月，普发真空又在无锡1厂对面建成了无锡2厂，亦即产品组装中心，从而缩短交货周期，更灵活地服务中国用户。　　毕克：2010年成立全资子公司毕克气体仪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目前上海工厂生产的产品只针对中国市场。　　美墨尔特：自2010年9月海外第一家分公司“美墨尔特(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以来，美墨尔特已经扎根中国市场十余年。2023年10月，德国美墨尔特首家海外制造工厂在中国常熟正式开业，并在年底完成了首批环境测试箱HPP系列和培养箱IPP系列国产机型的生产与测试。2024年甲辰龙年伊始，美墨尔特国产机正式向市场供应。　　Cytek：2017年在无锡设立了标准化生产基地，2020年成立中国商务团队。Cytek中国有近200名员工，其中上海厦泰以研发和商务为主，无锡厦泰以生产和质量管理为主。　　日立分析仪器：两个“前身”——牛津仪器工业分析部和精工电子纳米科技公司，加入日立高新之前，分别在中国有自己的生产、销售和服务团队。日立分析仪器于2021年5月在上海迁址了新的生产基地，把原牛津仪器工业分析业务部和精工电子纳米科技公司的中国办公地址合并在了一起，进行统一的管理和生产。　　第三阶段：在中国，为世界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加强，中国开始关注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很多跨国公司将中国业务成为其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服务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客户。在这个阶段，多家头部仪器公司开始提出“在中国，为世界”的策略，将中国作为部分产品线的生产基地，为其他国家及地区提供出口商品。实现本土生产并供给全球用户的跨国仪器公司　　注：资料显示丹纳赫为1999年进入中国市场，但其收购的贝克曼、福禄克等公司在改革开放初期已进入中国市场　　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仪器跨国公司不同的本土化特色：　　最早供向全球——梅特勒-托利多　　早在1987年，梅特勒-托利多集团就开始涉足中国，先后投资建立了两块生产及研究开发基地：梅特勒-托利多(常州)称重设备系统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工业、商用衡器及称重系统产品 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电子天平、实验室分析仪器、过程检测系统及包装检测系统。在2008年之前中国生产的产品已向梅特勒-托利多全球的销售机构供货，其酸度计的全球研发、生产基地都已经全部在中国。可以说，梅特勒-托利多在一众仪器外企中最早践行了“在中国，为世界”策略。　　本土化研发与制造——岛津、哈希　　岛津为用户所熟知的除了产品，还有其在中国的工厂。在20世纪90年代，岛津制作所涉及的各种事业领域在中国建立了生产基地。分析计测事业部自1998年成立岛津仪器 (苏州) 有限公司，开始在中国进行本地生产。目前岛津在苏州拥有两家工厂，生产气相、液相、分光光度计、荧光X射线分析装置、环境在线监测仪器、万能试验机等的广泛的产品线。2022年岛津质谱产品线落户苏州工厂。2023年投资1.5亿元的岛津苏州工厂四期项目开建，用于扩大生产高端质谱仪在内的通用精密分析仪器以及高端医疗器械类产品。另外，岛津在上海拥有产品开发和质谱仪基础研究两处研发中心，在北京拥有中国创新中心，在中国拥有7个分析中心。　　哈希在中国的本土化也始于工厂。2002年哈希进入中国并投资建立上海世禄工厂，早年以承接丹纳赫集团各在华子公司的本土产线转移业务为主。随着2007年哈希中国研发中心成立，工厂逐渐专注于水质分析仪器的生产制造，如2012年核心产品COD Max II 产线落户中国，至2018年又完成了六条产线的迁移，2021年前后中国研发生产销往全球的实验室TOC分析仪上市累计供货超百万台。2022年哈希本土工厂上海世禄仪器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哈希环境技术(上海)有限公司。2023年迎来在华发展新跃升全新本土品牌——希华创诞生。目标是力争未来70%中国市场的需求都在本土得到响应。　　首台国产——赛默飞　　自1982年在中国设立第一个销售办事处，经过40余年的发展，赛默飞在中国多地设立了17个商业办公室，员工人数超过7000名。现有9家工厂分别在上海、北京、苏州和广州等地运营，在全国还设立了6个应用开发中心以及示范实验室，位于上海和苏州的中国创新中心，拥有100多位专业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及100多项专利。如下图所示，2020-2022是赛默飞推出首台国产的高峰期，此外赛默飞首台国产化电子显微镜Axia ChemiSEM、首款国产梯度PCR仪、国产版QuantStudio 5实时荧光定量PCR系统、中国苏州生产的Forma Steri-Cycle CO2 培养箱等均已问世。　　投资并购——珀金埃尔默　　珀金埃尔默伴随改革开放成为首批进入中国的外资医疗企业，在上海、广州、北京、成都办公大楼设立了客户体验中心(简称CKC)、全球软件研发团队和全球应用开发中心，并在太仓设立了生产研发基地(2023年太仓工厂更名为瑞孚迪)。珀金埃尔默最具特色的本土化策略，是近年来低调并购或投资了多家本土企业。珀金埃尔默投资并购的本土企业　　最具系统性——丹纳赫　　跨国仪器公司中本土化最为系统的是丹纳赫。丹纳赫集团在2022年初启动的本土化战略，旨在立足双循环，加速本地创新、本地制造和本地商业化，未来其在华销售产品中的80%将由中国本土生产。目前，丹纳赫在中国拥有15家本土制造基地，近20支研发团队。贝克曼库尔特已成功转移来自欧洲、美国、日本等多条产品线到中国苏州，实现本土生产。SCIEX在中国生产的首台本土化质谱产品交付。Cytiva增资6000万元升级的中国科创中心开幕，助力中国生物制药行业发展。徕卡生物系统发布其为中国市场度身打造的全新本土品牌——易华徕，同时其首款本土化试剂——易华徕一抗也正式发布。2023年11月的进博会上，丹纳赫宣布“创升中国”2.0战略，进一步升级政、产、学、研、医、投等多领域。ACCSI2024大会报告：面对中国本土化发展趋势，丹纳赫的战略规划与决策　　除上述企业，实现本土生产并将仪器供给全球市场的外企还有：　　安捷伦：在中国的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金，在49个城市拥有部署，雇佣超过2000名员工，拥有四个卓越客户体验中心，拥有两个制造中心，拥有一个物流中心。2022年扩大了上海制造中心的多条产品线。扩充液相色谱、光谱及质谱等产品的生产规模。　　瑞士万通：在国内设有5个办事处、4个应用实验室、4个联合实验室、5个维修站。瑞士万通在上海浦东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整个浦东工厂大约有80人，负责生产光谱和IC领域的产品，其生产的拉曼产品供应全球。　　福斯：2008年成立了福斯分析仪器(苏州)有限公司，苏州工厂是福斯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家现代化的工厂，也是福斯除丹麦工厂以外的唯一的一家工厂。　　默克生命科学：默克仅生命科学业务就在中国有超过1500名员工。2021年默克无锡一次性技术产品生产基地新产线启动，2022年默克续投资约1亿欧元以加强扩大其位于无锡的亚太地区首个Mobius®一次性技术产品制造基地。　　跨国仪器公司本土化挑战与应对　　从最初的浅尝辄止到如今的加码布局，跨国仪器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逐渐迈入了“深水区”。眼下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随着中美贸易局势变化、地区热点问题频发、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上升，全球化的未来似乎比以前更不确定，中国市场的未来也有着不确定性。躬身入局的跨国仪器公司面临挑战：　　崛起的本地竞争对手：本地的对手正在迅速崛起，他们更接近当地客户，具有成本优势，并且也在变得越来越创新。　　理解并对中国的政策变化做出响应：自2018年以来，国内的政策变化更加频繁并且幅度更大。　　供应链中断：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和新冠疫情等制约因素对跨国公司通常遍布全球的供应链构成了威胁。　　技术与数据主权：美国的实体清单和中国加强的数据监管使跨国公司更难将技术和数据传入和传出中国。　　金融脱钩风险：中美金融脱钩的风险目前虽仍较低，但仍在上升。　　挑战也促使跨国仪器公司必须做出改变，或许在未来5-10年，我们将看到跨国仪器企业正在逐渐向以下几个趋势发展：　　供应链本地化　　为了管理供 应链冲击风险，跨国公司需要增加其供应链的本地化，将一些容易受到供应链中断影响的全球供应商替换为可提供相同层次质量商品和服务的本地供应商。　　研发本地化　　由于中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许多跨国公司一直在扩大其在中国的研发。但出于知识产权保护等各种原因，大多数跨国公司在将核心研发投入中国时仍然犹豫不决。未来5-10年，对技术和数据主权的日益关注将使跨国公司必须在中国开发核心技术，这不仅是为了赢得当地市场，也是为了控制风险。　　金融本地化　　传统上，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营依赖于总部的投资和留存利润，这种方式在投资规模和投资速度方面都存在局限性。特别是在快速增长的行业，本地公司正在积极投资自己的研发以及投资（收购）创新企业，为了抓住增长的势头，跨国公司需要转向当地金融市场，为其在中国的运营提供资金，例如债务或股票市场等。　　写在最后　　本土化于企业而言是重要命题，也是长期挑战。从中美贸易战开始，到新冠疫情大流行，再到中国宣布双循环战略旨在减少依赖，外企的本土化环境始终在变化。近两年，我们一方面见证着跨国公司高举本土化大旗，另一方面也听闻一些跨国公司将部分产能从中国转移到印度或东南亚等其他市场，提出“中国+1”战略。跨国仪器公司的本土化眼下正火热，但未来的故事会怎么讲?　　还是要回归到做生意的本质：推出适应市场的产品和服务，服务好客户，照顾好员工，在一个增长不那么好的市场里，寻找真正的业务机会。中国的优势不仅仅在于市场，还有成熟的供应链和优秀的人才梯队，中国本地的研发能力在某些领域也无与伦比。如何把中国的优势利用起来，讲好企业的发展故事，相信每家跨国公司都有自己的一套脚本。　　参考文献：德勤.跨国企业本土化2.0　　更多精彩观点，请点击：　　https://www.instrument.com.cn/news/topic-509.html

8月3日，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皇庭国际突然宣布跨界并购半导体公司——德兴市意发功率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发功率”）。公告显示，皇庭国际下属全资子公司皇庭基金与意发产投基金的部分合伙人德兴产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杨仲夏达成转让协议。转让方拟将其持有的全部份额（实缴出资额4600万元，占意发产投基金实缴总金额的20%）全部转让给皇庭基金。意发产投基金持有意发功率的股权比例为 66.6667%，交易完成后，皇庭基金将成为意发产投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管理人，并持有对意发产投基金的实缴出资份额人民币4600万元（占意发产投基金实缴总金额的20%）。本次收购完成后，皇庭国际将通过意发产投基金间接持有意发功率的股权。意发功率成立于2018年，是江西省第一家芯片制造公司，也是江西省政府2018年度招商引资的实施主体。公司主要从事功率半导体器件及智能功率控制器件的设计、制造及销售，具备从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到模组设计一体化的能力。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工控通信、工业感应加热、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充电桩和新能源车等领域。其战略发展规划是稳定现有白色家电类功率半导体产业，积极开拓已被客户认可的光伏发电市场，并利用现有的充放电功率半导体的技术积累，积极拓展充电桩控制芯片、电动车控制芯片业务。截至3月31日，皇庭国际账面货币资金仅为3743万元。此外，公司目前拖欠中信信托27.5亿元的借款逾期未还。对于此次收购，皇庭国际表示，在功率半导体行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意发功率将迎来巨大的发展空间。本次收购是公司围绕“商管+科技”发展战略布局半导体行业的第一步，有助于公司形成新的业务。未来，公司将以意发功率半导体为基础，通过扩大再生产、产业链上下游的延伸等多种途径，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同花顺（300033）金融研究中心8月5日讯，有投资者向皇庭国际（000056）提问， 董秘你好，请问公司的收购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功率半导体公司，有没有长远的发展计划？公司回答表示，尊敬的投资者，您好！1、公司于2021年8月4日发布了公告《关于收购德兴市意发功率半导体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本次收购意发功率半导体公司主要是为推动公司战略转型，是公司围绕“商管+科技”发展战略布局半导体行业的第一步。公司做出上述决策，是综合考量行业发展及自身情况等多种因素后，做出的慎重选择。2、功率半导体是电子装置电能转换与电路控制的核心，是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基础性电子产品，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5G基站、特高压、城际铁路、智能家电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功率半导体行业将迎来新的景气周期。3、意发功率半导体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集销售于一体的IDM模式的半导体公司，公司在技术、产品、客户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且公司晶圆生产线已经投产，目前正处于产能爬坡的阶段，预计明年将进入满产状态。经过与意发半导体公司的多次、深入洽谈后，公司认为意发功率是一家非常理想的合作方。4、除本次收购外，公司还在与意发功率其他股东就股权收购及合作事宜进行沟通，后续根据相关谈判的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审议及信息披露义务。未来，公司将以意发功率半导体为基础，通过扩大再生产、产业链上下游的延伸等多种途径，稳步深耕功率半导体业务，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5、感谢您的关注。

准确地稀释用于校准或分析系统性能验证的标准气体是非常重要的。近期，加拿大ASD凭借在气体稀释和气体分析及处理30多年的技术经验，推出了全新的音速喷嘴NIST可追溯的认证稀释仪。该产品基于激光校准喷嘴的高端技术，通过独特的流路设计，配置加热喷嘴孔外壳和吹扫的电子压力调节器EPC，可实现精确稀释任何标准气体至超痕量水平(低ppb范围)，尤其是反应及吸附性气体，如硫化物，氨，甲醛等，并达到超高稀释比、高精度、高重复性的需求。【应用范围】 气体分析仪制造厂 标准气体的制备 气体分析仪性能验证 研发【产品特点】 音速喷嘴技术 高稀释比：从 1:2 to 1:3500 (可定制高达 1:10000) 高精度 ( 0.5% rel.) 高精度电子压力调节器（EPC） 温度补偿压力调节器 高样品完整性 带吹扫的电子压力调节器（EPC） 全不锈钢焊接部件 高完整性旁路调节器版本 加热的流路，高达 200 °C 用户可自己配置喷嘴 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稀释气体为合作伙伴提供创新的一站式气相色谱解决方案，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是我们一贯坚持的目标。ASD将持续以创新的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全方位助力气体分析领域的发展。

12月8日，2022上海公共关系国际论坛“‘双碳’目标下的公共治理与市场建设”分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复旦大学校长金力为论坛发表致辞，他表示，低碳转型与经济发展、公共治理、社会人居模式之间，存在广泛、复杂而又深刻的内在关联。落实“双碳”目标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跨领域、跨部门、跨学科更深度的交融与合作。　　“当前我国双碳工作的‘1+N’政策体系正在加紧建设中，我们需要建立更加全局性视野、更加复合性的知识体系和更加系统化的工作方法，来制定更高效的政策，动员更普遍地参与、引导更广泛地协同。这也是举办此次论坛的初衷和目标。”金力说。　　据他介绍，复旦大学牢固树立“国家队”意识，主动担当国家使命，从三个层面积极作为，服务国家碳中和战略。　　碳中和战略研究层面，复旦大学相继成立发展研究院、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风险防控等领域建言资政，充分发挥“科技智库”功能，为碳中和愿景目标的实现提供引领性技术转型路径与管理战略支撑。　　碳中和与人类健康层面，复旦大学围绕“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和“转型技术所带来的健康影响”等方面，依托IRDR极端天气与健康卓越中心、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等平台，开展大气环境与人体健康、重大传染病和公共安全研究，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和科技支撑。　　碳中和前沿技术层面，复旦大学布局大气科学研究院、化材学院、大数据学院、大数据研究院、上海综合能源系统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开展替碳、减碳、固碳等关键技术的融合创新研究，推动全面碳中和的关键技术创新和重大产业变革。

科学仪器设备是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条件。在我国相关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计划的支持下，科学仪器设备产业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并形成具有我国特色、适应我国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技术储备。但是，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科学仪器研发和生产基地，不仅垄断了高端产品市场，而且向中低端产品市场渗透，挤压了我国科学仪器设备生产企业的生存空间。1、跨国科学仪器设备公司在中国的扩张我国已经成为跨国科学仪器设备公司的重要市场，其在华业务的增速明显快于全球平均水平。以德国耶拿分析仪器股份公司为例，从进入我国市场至2009年的8年间，其销售额增长了10倍，2009年增长率为65%，而其全球增长率为35%。同时，他们纷纷在华建立独资生产企业。例如岛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独资企业引入日本岛津公司的生产技术质量管理体系，关键零部件在日本加工，其他在我国采购，现在已经成为岛津公司的全球生产基地之一，生产的分析仪器70%供应中国市场，30%供应美国和欧洲市场。为了开发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跨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研发基地，与我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他们往往每年支持若干个项目，研发周期为1年左右，支付研发经费2万～3万美元，主要目的是了解大学的科研前沿和科学发现，收购大学教授的研发创意。例如不少企业在与中国科学院的合作中，主要是对其拥有的发明专利感兴趣。应该说，跨国公司在我国早期利用产品赚钱，现在是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知识资源赚钱。跨国公司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是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快速响应突发事件。随着现代社会对于产品质量、食品和环境安全、公共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些只能对符合标准要求的样品做出准确测量的单件仪器，已经无法满足解决现实社会所面对的多种多样问题的要求。为解决重大社会突发事件提供支撑，已成为各大仪器公司争取更大市场份额的法宝。有些跨国公司已针对食品安全、环境质量监控、药物开发和药品质量监控、电力、水泥、冶金、石化行业全流程监控提供各自的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生命科学研究与医学方面的需求，跨国公司不仅提供从取样、样品前处理到检测分析等一系列仪器、设备和配套试剂，还提供一些外部采购解决方案、实验室设计与启动等服务，这些均构成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跨国公司的这些特点，对我国科学仪器设备产业产生了挤压。比如跨国公司垄断高端产品市场，向中低端产品渗透，影响到国内企业的产品销售。但同时，跨国公司难以产生直接的技术溢出。科学仪器研发涉及物理、化学、电子、机械等学科，缺少任何一个学科，研发都不可能获得成功。而且跨国公司的科学仪器研发采用分散式结构，因此单个技术人员的流动难以带走关键技术。不过也应承认，跨国公司在间接技术溢出、质量管理体系的影响和人才流动上，对国内科研设备公司有一些有利影响。而且，跨国公司的研发基地提供了一个使我国相关企业与全球连通的渠道，把我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用户、技术连接起来，以其全球化的视野影响着我国科学仪器产业的发展方向。2、我国相关产业的现状分析目前，我国科学仪器设备产业具备一定规模。2013年，科学仪器大行业企业数已达1439家，主营业务收入为2522亿元；出口交货值为544.5亿元，每家企业的平均利润为1580.7万元（由于没有单独的科学仪器设备产业统计数据，本文采用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的“仪器仪表行业主要经济指标”的数据），主要生产中低端科学仪器产品，正在研发的高端产品主要有质谱仪等。近20年来，在国家科技计划资助下，我国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技术基础。首先，发明专利集中在监测检测专用仪器、光谱仪器和色谱仪器等领域。“九五”和“十五”期间，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资助了一些科学仪器研发项目；“十一五”时期，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设立了《科学仪器设备研制与开发》重大项目；“十二五”时期，中央财政设立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资金资助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的开发。“九五”至“十一五”期间，国家科技攻关和科技支撑计划资助的69项、87项和77项科学仪器研发课题，分别获得授权发明专利34件、45件和20件，正在申请的发明专利分别为9件、32件和38件；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课题分别占课题总数的23.19%、29.89%和12.99%，申请发明专利的课题数分别占课题总数的10%、19%和29%。获得发明专利位于前三位的是环境污染和工业生产专用监测检测仪器、光谱仪器、色谱仪器的关键部件，分别为15件、12件和7件，合计占发明专利授权总数的68%。其次，半数科学仪器研发成果实现了批量或小批量生产。“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时期，国家科技攻关和科技支撑计划资助的科学仪器设备研发课题中分别有47.83%、60.92%和49.35%的课题成果实现了商品化；分别有21.74%、29.89%和36.36%的研发成果做出了实验室样机。实现商品化的课题共计124个，其中最多的是监测检测专用仪器，主要包括环境保护、食品安全、进出口检疫、毒物和爆炸物、药物、工业生产用分析仪器等；第二是色谱仪以及分离材料和色谱柱的研发；第三是光谱仪器的研发；第四是科学仪器制成装置和系统的研制；第五是电化学仪器研制与改进；第六是样品前处理装置，分別占商品化课题总数的31.45%、25.81%、10.48%、7.26%、5.65%和5.65%。实现商品化的主要是中档科学仪器设备，而高档科学仪器，如高档质谱联用仪、核磁波谱仪、电子显微镜、高档激光干涉仪和核酸测序仪等，则仍要依赖进口。最后，自主研制的科学仪器契合我国资源特色和市场需求。自主研制的水污染监测仪、空气污染检测仪等较之跨国公司的产品，更适合我国环境检测的需求，已应用于环境监测和工业企业。在工业领域，自主研发的金属原位分析仪等分析测试仪器在我国钢铁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已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测试技术。色谱仪、光谱仪和质谱仪的关键部件研制也取得一些突破，产品投产后减少了对国外同类产品的依赖。一些高端科学仪器的成功研发，打破了跨国公司在国内的垄断局面。3、发展策略建议科学仪器设备研制涉及多个学科和先进技术，产品研发周期长，形成产品的市场周期更长，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科学仪器研发还与科学研究水平息息相关。因此，不能期望我国科学仪器设备产业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全面赶上甚至超过国际仪器设备的制造水平，但可优先发展具有我国特色、适合我国市场需求的科学仪器产品，避免与跨国公司的直接竞争。对此，提出六点建议：利用特色资源，发展专用领域分析仪器及系统。我国在工农业生产、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等领域用的科学仪器有一定研发基础。同时，工业企业生产用科学仪器需要提供现场服务，但跨国公司提供现场服务的大多是代理公司，因此，跨国公司难以得到价值链的全部利润，这些给我国仪器生产企业提供了机遇。我国科学仪器产业可重点发展上述领域的专用分析仪器，包括农产品和食品营养成分检测、农药及残留检测、土壤速测等农业和食品专用仪器，环境监测仪、生命科学仪器、煤矿安全检测仪等。发展有一定研发基础的高档科学仪器产品。“十五”“十一五”期间，国家科技计划支持了一批高档科学仪器的研发，有些项目已经开始产业化。“十三五”期间，建议将这些项目作为产业化支持的重点。依据目前我国的工业基础，还难以制造出具有竞争力的高端质谱仪，但并不是所有使用质谱仪的领域都要求很高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在一些特定领域，对于在线、快速、专属性的要求胜过对其他指标的要求，生产这样的专用质谱仪器，不仅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还可以避免与跨国公司直接竞争。加强通用分析仪器关键技术和关键部件研发，增强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关键技术和关键部件落后，是我国科学仪器设备总体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因素。我国在光谱仪器、色谱仪器的关键部件研发方面具有一定基础，尤其是光谱类仪器起步早，国产化程度相对较好，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仪器出口到海外，但是在可靠性和稳定性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建议加强这两类通用分析仪器关键技术和关键部件的研发，增强其稳定性和可靠性，并建立仪器应用评价的数据库。研发高档科学仪器的关键零部件。多数高档科学仪器产品的国内需求量很少，比如大型串级高精度高灵敏度质谱仪、高倍数电子显微镜、高频率核磁等，目前主要依靠进口，可以满足需求。在整机技术攻关时机不成熟的条件下，建议投入经费研制高档科学仪器产品所必需的关键部件，等待时机再研发整机。加强专用科学仪器应用标准的研发。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大量新材料、新技术、新方法涌入分析仪器产品设计应用之中。一些专用仪器和民生仪器也从传统仪器中脱颖而出，如食品检测仪器、石油产品检测仪器等，这些科学仪器的标准均需要明确和完善。加快发展科学仪器制造服务业，加强应用技术研究。科学仪器制造服务业包括：为用户提供针对市场需求的技术解决方案，提供软件服务，提供科学仪器产品的配套零部件、耗材等。针对这些领域，建议加强应用实验室建设，加快应用技术研究，建立完善的销售服务体系，增强科学仪器产品的附加价值，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来源:光明日报

国产光学电子砂轮成型机。国产扫描电子显微镜。资料图片　　科学仪器设备是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条件。在我国相关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计划的支持下，科学仪器设备产业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并形成具有我国特色、适应我国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技术储备。但是，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科学仪器研发和生产基地，不仅垄断了高端产品市场，而且向中低端产品市场渗透，挤压了我国科学仪器设备生产企业的生存空间。　　1、跨国科学仪器设备公司在中国的扩张　　我国已经成为跨国科学仪器设备公司的重要市场，其在华业务的增速明显快于全球平均水平。以德国耶拿分析仪器股份公司为例，从进入我国市场至2009年的8年间，其销售额增长了10倍，2009年增长率为65%，而其全球增长率为35%。　　同时，他们纷纷在华建立独资生产企业。例如岛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独资企业引入日本岛津公司的生产技术质量管理体系，关键零部件在日本加工，其他在我国采购，现在已经成为岛津公司的全球生产基地之一，生产的分析仪器70%供应中国市场，30%供应美国和欧洲市场。　　为了开发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跨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研发基地，与我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他们往往每年支持若干个项目，研发周期为1年左右，支付研发经费2万～3万美元，主要目的是了解大学的科研前沿和科学发现，收购大学教授的研发创意。例如不少企业在与中国科学院的合作中，主要是对其拥有的发明专利感兴趣。应该说，跨国公司在我国早期利用产品赚钱，现在是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知识资源赚钱。　　跨国公司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是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快速响应突发事件。随着现代社会对于产品质量、食品和环境安全、公共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些只能对符合标准要求的样品做出准确测量的单件仪器，已经无法满足解决现实社会所面对的多种多样问题的要求。为解决重大社会突发事件提供支撑，已成为各大仪器公司争取更大市场份额的法宝。有些跨国公司已针对食品安全、环境质量监控、药物开发和药品质量监控、电力、水泥、冶金、石化行业全流程监控提供各自的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生命科学研究与医学方面的需求，跨国公司不仅提供从取样、样品前处理到检测分析等一系列仪器、设备和配套试剂，还提供一些外部采购解决方案、实验室设计与启动等服务，这些均构成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跨国公司的这些特点，对我国科学仪器设备产业产生了挤压。比如跨国公司垄断高端产品市场，向中低端产品渗透，影响到国内企业的产品销售。但同时，跨国公司难以产生直接的技术溢出。科学仪器研发涉及物理、化学、电子、机械等学科，缺少任何一个学科，研发都不可能获得成功。而且跨国公司的科学仪器研发采用分散式结构，因此单个技术人员的流动难以带走关键技术。　　不过也应承认，跨国公司在间接技术溢出、质量管理体系的影响和人才流动上，对国内科研设备公司有一些有利影响。而且，跨国公司的研发基地提供了一个使我国相关企业与全球连通的渠道，把我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用户、技术连接起来，以其全球化的视野影响着我国科学仪器产业的发展方向。　　2、我国相关产业的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科学仪器设备产业具备一定规模。2013年，科学仪器大行业企业数已达1439家，主营业务收入为2522亿元 出口交货值为544.5亿元，每家企业的平均利润为1580.7万元(由于没有单独的科学仪器设备产业统计数据，本文采用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的“仪器仪表行业主要经济指标”的数据)，主要生产中低端科学仪器产品，正在研发的高端产品主要有质谱仪等。近20年来，在国家科技计划资助下，我国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技术基础。　　首先，发明专利集中在监测检测专用仪器、光谱仪器和色谱仪器等领域。“九五”和“十五”期间，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资助了一些科学仪器研发项目 “十一五”时期，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设立了《科学仪器设备研制与开发》重大项目 “十二五”时期，中央财政设立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资金资助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的开发。“九五”至“十一五”期间，国家科技攻关和科技支撑计划资助的69项、87项和77项科学仪器研发课题，分别获得授权发明专利34件、45件和20件，正在申请的发明专利分别为9件、32件和38件 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课题分别占课题总数的23.19%、29.89%和12.99%，申请发明专利的课题数分别占课题总数的10%、19%和29%。获得发明专利位于前三位的是环境污染和工业生产专用监测检测仪器、光谱仪器、色谱仪器的关键部件，分别为15件、12件和7件，合计占发明专利授权总数的68%。　　其次，半数科学仪器研发成果实现了批量或小批量生产。“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时期，国家科技攻关和科技支撑计划资助的科学仪器设备研发课题中分别有47.83%、60.92%和49.35%的课题成果实现了商品化 分别有21.74%、29.89%和36.36%的研发成果做出了实验室样机。实现商品化的课题共计124个，其中最多的是监测检测专用仪器，主要包括环境保护、食品安全、进出口检疫、毒物和爆炸物、药物、工业生产用分析仪器等 第二是色谱仪以及分离材料和色谱柱的研发 第三是光谱仪器的研发 第四是科学仪器制成装置和系统的研制 第五是电化学仪器研制与改进 第六是样品前处理装置，分別占商品化课题总数的31.45%、25.81%、10.48%、7.26%、5.65%和5.65%。实现商品化的主要是中档科学仪器设备，而高档科学仪器，如高档质谱联用仪、核磁波谱仪、电子显微镜、高档激光干涉仪和核酸测序仪等，则仍要依赖进口。　　最后，自主研制的科学仪器契合我国资源特色和市场需求。自主研制的水污染监测仪、空气污染检测仪等较之跨国公司的产品，更适合我国环境检测的需求，已应用于环境监测和工业企业。在工业领域，自主研发的金属原位分析仪等分析测试仪器在我国钢铁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已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测试技术。色谱仪、光谱仪和质谱仪的关键部件研制也取得一些突破，产品投产后减少了对国外同类产品的依赖。一些高端科学仪器的成功研发，打破了跨国公司在国内的垄断局面。　　3、发展策略建议　　科学仪器设备研制涉及多个学科和先进技术，产品研发周期长，形成产品的市场周期更长，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科学仪器研发还与科学研究水平息息相关。因此，不能期望我国科学仪器设备产业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全面赶上甚至超过国际仪器设备的制造水平，但可优先发展具有我国特色、适合我国市场需求的科学仪器产品，避免与跨国公司的直接竞争。对此，提出六点建议：　　利用特色资源，发展专用领域分析仪器及系统。我国在工农业生产、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等领域用的科学仪器有一定研发基础。同时，工业企业生产用科学仪器需要提供现场服务，但跨国公司提供现场服务的大多是代理公司，因此，跨国公司难以得到价值链的全部利润，这些给我国仪器生产企业提供了机遇。我国科学仪器产业可重点发展上述领域的专用分析仪器，包括农产品和食品营养成分检测、农药及残留检测、土壤速测等农业和食品专用仪器，环境监测仪、生命科学仪器、煤矿安全检测仪等。　　发展有一定研发基础的高档科学仪器产品。“十五”“十一五”期间，国家科技计划支持了一批高档科学仪器的研发，有些项目已经开始产业化。“十三五”期间，建议将这些项目作为产业化支持的重点。依据目前我国的工业基础，还难以制造出具有竞争力的高端质谱仪，但并不是所有使用质谱仪的领域都要求很高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在一些特定领域，对于在线、快速、专属性的要求胜过对其他指标的要求，生产这样的专用质谱仪器，不仅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还可以避免与跨国公司直接竞争。　　加强通用分析仪器关键技术和关键部件研发，增强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关键技术和关键部件落后，是我国科学仪器设备总体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因素。我国在光谱仪器、色谱仪器的关键部件研发方面具有一定基础，尤其是光谱类仪器起步早，国产化程度相对较好，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仪器出口到海外，但是在可靠性和稳定性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建议加强这两类通用分析仪器关键技术和关键部件的研发，增强其稳定性和可靠性，并建立仪器应用评价的数据库。　　研发高档科学仪器的关键零部件。多数高档科学仪器产品的国内需求量很少，比如大型串级高精度高灵敏度质谱仪、高倍数电子显微镜、高频率核磁等，目前主要依靠进口，可以满足需求。在整机技术攻关时机不成熟的条件下，建议投入经费研制高档科学仪器产品所必需的关键部件，等待时机再研发整机。　　加强专用科学仪器应用标准的研发。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大量新材料、新技术、新方法涌入分析仪器产品设计应用之中。一些专用仪器和民生仪器也从传统仪器中脱颖而出，如食品检测仪器、石油产品检测仪器等，这些科学仪器的标准均需要明确和完善。　　加快发展科学仪器制造服务业，加强应用技术研究。科学仪器制造服务业包括：为用户提供针对市场需求的技术解决方案，提供软件服务，提供科学仪器产品的配套零部件、耗材等。针对这些领域，建议加强应用实验室建设，加快应用技术研究，建立完善的销售服务体系，增强科学仪器产品的附加价值，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师夷长技以自强——承接跨国药企向中国转移新药研发业务的分析及建议　　国际制药企业继在中国开展“生产转移”后，又开始“研发试水”，纷纷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转移其研发业务，或将其研究业务外包给中国的研发外包企业。本文在分析国际制药企业向中国转移研发业务的模式、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其转移研发业务的实质，并为我国政府、制药企业、投资和研发机构等提出了积极营造适宜的发展政策环境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充分利用CRO战略合作模式，加速创新药物技术的本土化产业实施等相关的对策与建议。本版将分两期刊登此文，望能给相关人士以启示。　　近年来，国际大型制药企业纷纷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或将新药研发业务外包到中国，推动了我国研发外包服务产业的发展。北京、上海等作为我国人才、技术的集中地，也成为国际制药企业转移研发业务的首选地之一。　　模式多样 特色鲜明　　国际制药企业向中国转移研发业务的模式多种多样，或是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或是与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研发服务企业等进行合作。但即使是自建研发中心，其定位、目标也都各不相同。　　1.自研与合作研发并存　　自建研发中心是国际制药企业向中国转移研发业务的一种重要形式。近10年来，国际制药企业纷纷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并将其部分研发业务转移到中国研发中心开展。由于各企业发展战略的不同，这些研发中心也各具特色。　　化合物及中药提取物活性物质的筛选 进行化合物筛选，是多数国际制药企业在中国研发中心的工作，然而从合成的有机化合物中筛选活性化合物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由于中国拥有丰富的中药、天然药物资源，中国的中药有着几千年的研究经验与成果，这对世界的新药研发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部分具有战略眼光的外企开始从中筛选活性物质，这成为近年来一些国际制药企业在中国开展研发业务的新途径。如诺华与上海药物所合作，从中药中筛选活性成分用于新药的开发。按照阿斯利康一位负责人的说法就是“把东方的有效成分、化合物挖掘出来，供全世界的研发中心开发适合他们的药物 从西方把成熟的药物研究开发经验移植到中国，开发中国人、亚洲人需要的药物”。　　创新药物的开发 将创新药物的前期筛选转移到中国，是近年来国际制药企业转移研发业务的重点。创新药物研发是高风险、高投入的科学研究。目前较为先进的药物筛选技术是高通量药物筛选，但其研究周期长、耗费大。这对于人力成本逐渐高涨的西方国家来说，长期开展这方面的业务，企业负担沉重。以往，国际制药企业对于中国制药科技领域的发展水平持怀疑态度。现在，随着各大国际制药企业研发中心中国研发人员的比例不断增加、大量留学的中国人归国创业，国际制药企业逐渐意识到中国的研发能力已经迅速发展起来，而且中国的人力、原料等资源成本比西方国家廉价很多。因此，国际制药企业已越来越重视在中国建研发中心开展创新药物研究，代表性企业有罗氏、拜耳、强生等。　　基础性研究 由于东西方人种的差异，疾病相同但表现出来的症状有可能存在差异，这对国际制药企业开展基础性研究工作、揭示东西方人种的差异以及对于其开发新药或者药品进入亚洲市场提供了相应的科学依据。因此，部分国际制药企业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开展了相应的工作，如阿斯利康、诺和诺德、葛兰素史克等。　　随着各国GLP、GCP的颁布和实施，药物安全性评价需求不断增加，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我国从事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的机构超过84家，其中1/3通过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GLP认证。2007年度上述机构对701种药物进行了安全性评价，完成的试验项目总数为2216项，其中在GLP条件下完成的试验项目总数为1156项。国家药物安全评价中心实验动物房、北京大学动物中心、昭衍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等5家单位已通过AAALAC认证，药明康德、上海药物所等单位也正在建设国际标准的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中心，为国际制药企业提供国际标准的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服务。因此，近年来国际制药企业也逐渐将药物安全性评价业务转移到中国开展。　　临床研究 进入中国的国际制药企业基本上都会在中国开展临床研究，因为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规定，其生产的药品进入中国市场需进行注册管理，为验证其药效与药物安全性，必须开展临床研究。一些国际制药企业　　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因此要承担相应的临床研究工作。此外，中国人口众多，拥有丰富的临床资源，能够快速招募到临床试验的受试者，利于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缩短临床研究时间，推进新药产品上市。如我国乙肝、癌症、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病率较高，而且我国人口基数大。对于开发治疗这些疾病的国际制药公司来说，选择在中国开展临床研究，可以很轻松地征集到合适的病例，而这在美国、欧洲却很难办到。　　2.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2007年8月，和黄医药与美国礼来就开发癌症及炎症性疾病中多靶点药物签署了合作协议，金额高达1亿美元，创国内之最。2008年11月，双方在新药研发方面再一次签署了高规格共同开发与合作计划。根据协议，礼来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与和黄医药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开发新的癌症药物靶点。礼来将向和黄医药支付比前一次合同更高的签约金、潜力候选药物定金以及每个重要研发阶段的里程金。和黄医药还将获得由双方合作产生的产品全球销售收入的提成。随后，和黄医药与美国强生、德国默克、宝洁等公司又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3.技术、资源共享　　诺华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合作研发模式是技术、资源共享。上海药物研究所从药用植物提取物中分离纯化天然成分，经诺华公司筛选，发现十几种活性物质可进一步研究开发。该合作期的研究计划已于2004年7月顺利完成，同年底双方又共同签署了第二轮为期三年的合作协议。上述合作的特点是：以中草药中的天然化学成分为研究对象，注重技术转移 提升天然化合物分离速度和质量，知识产权共享 通过国际企业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通过相互沟通，不断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双方的合作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互信，合作的深度日益得到加强。　　4.研发管理合作　　美国礼来与上海开拓者化学研究管理有限公司的合作模式是研发管理型合作，这种方式也被称之为独占性外包。2003年，礼来与上海开拓者化学合作，成立了上海开拓者化学研究管理有限公司―礼来实验室。该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为早期化合物的合成，由美国礼来公司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中方负责组织科研队伍和实施科研计划。礼来将中国视为研发战略伙伴，并将在中国的研发项目纳入其全球药品研发体系中，有助于公司降低研发成本，提升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对于中方来说，参与跨国制药公司的研发，有利于学习国际先进的研发模式和流程，提高自身的水平，将国内优秀人才储备下来，进而促进中国参与全球药品研发。　　5.合同研发服务　　合同研发服务是国际制药企业如辉瑞、诺华、礼来、默克等与国内从事研发外包服务企业如药明康德、睿智化学、康龙化成、保诺科技、美迪西等最为普遍的一种合作模式，也称为合同研发。双方根据合同要求，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为客户完成相应的研发服务。很多国际制药企业选择这种合作模式。但是，这些合作多为含金量较低的合作。　　6.研发外包服务集中度较高　　国际制药企业转移到中国的研发业务，主要集中在几家研发外包服务企业，如药明康德、开拓者化学、美迪西、先导化学、辉源生物科技等。从技术市场登记的合同分析可知，药明康德承接的研发外包业务占上海研发外包业务总量的50%左右，其次是美迪西、开拓者化学、睿智化学等几家企业。通过对企业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企业大都是在国际制药企业从事多年研发工作的中国人回国创办的企业。他们拥有过硬的专业技术和国际化的管理经验，按照国际标准建设企业，凭借其高层人员在国际制药企业的声誉，逐渐成为国际制药企业转移研发业务到中国的主要承接商。　　7.外包业务并非核心业务　　通过对技术市场合同数据库的资料分析可知，2006~2008年，21家国际制药企业委托上海研发外包服务的合同总金额分别为6.65亿元、10.56亿元和7.71亿元，分别占同期上海市研发外包服务总额的39.71%、63.65%和37.94% 三年的合同总额为24.92亿元人民币，占同期上海市研发外包服务总额的46.44%。可以看出，国际制药企业转移的研发业务占了很大的比例。2007年是全球研发投入最多的一年，大部分国际制药企业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都在15%~25%之间。以阿斯利康为例，2007年其全球销售额达到287.09亿美元，其全球研发投入为47.37亿美元，占销售比为16.50%，转移到中国的研发业务占比为1.14%。其他国际制药企业在中国的研发投入均低于阿斯利康。由此可见，国际制药企业转移至中国的研发业务微乎其微，非其核心研发业务。　　8.核心技术“内部转移”　　葛兰素史克在上海设立其全球第32个研发中心时称，该中心将为全球范围研发用于治疗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药物，这也是其在全球重点拓展的一个业务领域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也表示，罗氏在沪设立的全球药品研发中心，将承担药物研究、药品开发、生产制造和市场销售环节的整体布局任务 拜耳与强生也紧随其后，于2009年先后宣布了他们在华新设研发中心的新药“创制”业务定位。可见，最初外资医药企业进入我国市场只是生产和销售，现在已经逐渐转变为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尤其是新药研发的一些核心业务也正向其在华研发中心转移。需要强调的是，这仅仅是一种“内部转移”，其核心技术绝不外包。　　分散风险 追求利益　　从技术经济学角度分析可知，跨国药企的研发服务转移活动是具有成本驱动与技术驱动双重特征的，是典型的市场经济行为，追求经济利益与创新效率最大化是其本质。　　1.降低研发风险　　创新药物开发通常从10000个化合物中筛选出5个能进入临床研究，最终仅有1个能进入市场。开发一个新药需花费6~8年时间，耗资约8亿美元。全球医药研发投入逐年递增，批准上市的新药数量却呈现递减趋势。基于开发新药越来越难，再加上市场竞争和药价限制等不利因素，为降低研发成本，许多大型制药公司将研发转移至低成本国家。将新药研发的各环节业务外包出去，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　　2.缩短研发周期　　研发外包服务的专业和高效可以缩短国际制药企业新药研发的周期，实现快速上市。一方面，通过研发外包，制药企业可以大大提高研发的质量和速度。由研发外包企业承担研发项目与企业独自研发相比，大约可以节省25%～35%的时间。另一方面，制药企业还可以借用研发外包丰富的经验和对新药注册程序的熟悉，使得新产品注册速度加快，争取药物早日占领市场。第三方面，国际制药企业可以通过研发外包接近快速成长的新兴药品市场，利于开拓全球市场，更容易获得世界范围内的认同。　　3.降低企业运作成本　　医药产业链分工日益明确，研发外包可使国际制药企业实现最佳资源配置，专注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越来越多的国际制药企业通过将非核心业务剥离并外包，降低了企业运作成本 把企业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最有价值的核心业务上，不断巩固和提升核心竞争力。而且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国际制药企业研发模式战略调整的重点就是更加集中在某些专业治疗领域，缩小“研发管线”。　　4.低价获取人力资源　　这是最为显著的本质特点。中国从事新药研发的研究人员其报酬仅为美国、欧洲的研发人员薪酬的1/10左右，但中国科学家的科研素质却是无可争议的。花费低廉的人力成本雇佣高素质的科研人员，不仅能为企业节约大量人力成本、还能组建优质高效的研发团队，这种“稳赚不赔”的事情，国际制药企业绝对不会错过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外大型制药企业向中国转移研发业务的实质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同时更是一种全球性技术本土化的创新战略工具。

2022年10月9日7时43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用长征二号丁型运载火箭，成功将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夸父一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Advanced Space-based Solar Observatory，简称ASO-S)，是由中国太阳物理学家自主提出的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继“悟空”“墨子号”“慧眼”“实践十号”“太极一号”“怀柔一号”之后，研制发射的又一颗空间科学卫星，实现了我国天基太阳探测卫星跨越式突破。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以“一磁两暴”为科学目标，将利用太阳活动第25周峰年的契机，对太阳上两类最剧烈的爆发现象——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以及全日面矢量磁场开展同时观测，研究“一磁”即太阳磁场，“两暴”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的形成、相互作用及彼此关联，为影响人类航天、通讯、导航等高科技活动的空间灾害性天气预报提供支持。 　　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搭载了全日面矢量磁像仪、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和太阳硬X射线成像仪三台有效载荷，三台载荷相互配合，将首次在一颗近地卫星平台上实现对太阳磁场、太阳耀斑非热辐射、日冕物质抛射日面形成和近日面传播的同时观测。借助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将首次在莱曼阿尔法波段实现全日面和近日冕的同时观测。 　　“夸父一号”是中国科学院瞄准太阳空间探测前沿，自主部署并集聚院内相关优势科研力量协同攻关完成的重大深空探测项目。2007年嫦娥一号成功奔月，标志着西安光机所顺利开启在我国深空探测领域建功立业的新篇章，历经探月工程和天问探火的实战历练，西安光机所已成长为深空探测成像设备研制方面一支重要科研力量，形成了西光特色、打出了西光声誉。在本次任务中，西安光机所也是唯一一家同时参与三项有效载荷研制的单位，其中在全日面矢量磁像仪子项目上还担任了这台载荷的工程总体。 　　追逐太阳的征途给西安光机所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以往我们研制的深空探测成像设备最小的不足500g，此次系统功能复杂，集成度高，经过轻量化设计后重量仍然在100kg以上，零部件数量和集成难度可想而知；以往是为月球及其他行星拍照，此次是对太阳“拍照”获得太阳磁场、耀斑及日冕物质抛射的科学数据；以往是间断式工作，此次是不停机连续工作四年。而且此次光学载荷运行在约720公里的太阳同步晨昏轨道，工作环境更为极端、更为复杂。2017年项目正式立项，由研究所的月球与深空探测技术研究室牵头抓总，空间光学技术研究室、热控技术研究室、先进制造部通力配合，他们始终坚持发扬航天精神、西光精神，五年时间里接连攻克了系统设计、光机电加工、总装集成方面的多项难题： 　　参与全日面矢量磁像仪(简称FMG)研制方面，创新采用了单色成像、磁场成像及光学定标多重工作模式，最终实现优于5高斯的磁场探测精度；突破了双层楔形防辐射窗设计，闭环控制稳像机构，极窄带宽(0.011nm)滤光机构，定标及调焦机构设计，内部恒温等关键技术，成功解决了对日观测过程中目标温度极高、空间辐射剧烈、卫星平台抖动、内外温差巨大等对磁场探测产生不利因素的干扰。 　　参与太阳硬X射线成像仪(简称HXI)研制方面，准直器与指向镜携带了91组光栅对，成功突破了光栅层叠胶接、前后光栅远近距离对准、准直器稳定性关键技术，在近1.2米的距离将光栅狭缝平移达到微米级，旋转优于10″的精度实现对准，具备了光子透过率调制功能。除此之外，该载荷的太阳指向与形变监测光学测量系统，具备在轨高精度形变测量及太阳指向功能。 　　参与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简称LST)研制方面，在WST、SDI两个关键焦面组件上首次采用大面阵CMOS探测器，突破其高动态，低噪声关键技术，实现了高灵敏度对太阳的内日冕进行高时间、高分辨率的成像观测及白光偏振度观测，全天候监测太阳并对太阳耀斑和CME等活动现象进行观测，对研究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的形成和演化，特别是研究日冕物质的抛射的早期形成和演化起着关键作用。 　　2015年领导人视察西安光机所时就前瞻性指出：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西光人牢记领导人的殷殷嘱托，始终重视科研自主化，本次任务中，西安光机所成功研制了基于国产CPU的自主控制系统，提高了研究所的核心竞争力，也将相关载荷的电控系统的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参与“夸父逐日”，既是对西安光机所科技创新能力的再次检验，也是西安光机所“集中力量办大事”科研组织模式发挥凝聚力量、促进协同作用的又一次例证。在党的二十大即将隆重召开之际，西光人用科研人的方式献出了这样一份特别的礼物，我们衷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随着全球化的加快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商在华投资研发中心成趋势。北京、天津以及刚刚发起国际知名研发机构行动的重庆，都成为承接跨国研发转移的热土。 同时，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的基础型、创新型本地化研究所占比重有所上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作为其亚太区研发总部，甚至升级为全球技术研发中心。　　金融危机让全球制造业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但是相比而下，企业对R&D的投入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进入21世纪之后，作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中国在吸引跨国研发投资方面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各类研发中心超过1200家，外商投资企业占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的比重，由2002年的19.7%上升至2008年的27.2%(年均增长21.2%)，拥有的发明专利数占全国的29%，新产品的开发经费、销售收入和出口额分别占全国的31%、41%和60%。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继续扩大在华研发投资规模，提高在华研发投资层次，许多跨国公司全球级研发中心先后成立。这一趋势意味着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资开始了量与质的双重突破，跨国R&D机构已经成为中国研发创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产品适应当地市场的能力，更好地占领市场，取得竞争优势是外商在华投资研发中心的一个重要目的。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跨国公司寻求增强竞争力的要素已经从生产、销售领域延伸到技术的研究开发领域。目前的跨国公司为了及时按照当地情况的需要，在东道国顺利的将产品售出，采取了与以往将研发活动保留给跨国公司本国的不同作法，开始在发达国家之外设立研发机构，并与跨国公司的核心创新结合为一体。中国具有强大的市场购买能力，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成为外商投资研发领域力度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外商更看重的是中国低成本的研发人力资源，大大节省了R&D成本。春节之后的用工荒让这样的说法甚嚣尘上——中国劳动力供给正由“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意味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结束，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依靠“人口红利”(尤其是低廉充足的劳动力)，中国振兴了一个又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依靠无数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最大出口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目前，中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只不过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难以为继，而面向研发低成本的人力资源竞争愈演愈烈。换言之中国制造低成本的突出特征已经减弱，以高技术人才增加为基础而带来的研发低成本优势越发凸显。　　外商在华投资研发中心多设在北京、上海、深圳、天津等地，仅北京和上海两地研发机构数量就占全国总数的80%以上。这主要是由于北京、上海拥有丰富的科技人才，雄厚的工业基础和良好的基础设施，创新资源较为丰富。外商投资研发中心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如电子通讯、生物医药、交通化工、软件设计等行业。这些地区集结了中国相当比例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人力资源十分密集。同时，不足欧洲和美国1/5，甚至1/10的人力成本更是大大降低了研发机构的成本。“高质素的人才+经济的运作成本”让美、德、英、法、日等国家外商趋之若鹜，成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重要动向。IBM、甲骨文、INTEL、联合利华、通用汽车等著名跨国公司相继在中国成立研究中心、技术开发中心和实验室，飞利浦、丰益国际、默克集团等甚至将全球研发中心设置在中国。　　中国54个国家级高新区成为外商投资研发中心布局的核心区域。跨国公司奉行的是全球化战略和一体化经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的生产制造、研发和运营销售与其全球网络接轨作为自己的目标。高新区是我国科教资源、高端人才和高技术产业最为集中的政策区域，2001年科技部提出国家高新区要更进一步强调内涵式发展模式：注重依靠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发展，注重科技资源和提供优质服务的软环境建设，大力开拓国际市场转变，集中优势、加强集成、发展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向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律的新体制、新机制转变。此后，高新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实现高速并持续的增长，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拉动区域经济的作用更加突出，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高新区成为研发资源最为密集的地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相继落户在这里，实现生产、销售和研发的一体化。　　外商在华投资研发中心与中国的自主创新战略不谋而合。自主创新并不是意味着排斥外来技术，也不意味着什么东西都要自己从头研究，在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应该有效地利用国内外的科技资源。外商在中国布局研发环节，增加了中国参与世界最前沿竞争的机会和R&D管理水平的上升，充裕资本与丰厚的人力、技术“知本”相结合的方式，使伴随外商直接投资而来的技术能够快速溢出和转移，迅速、持续地拉动产业结构调整 同时为了降低成本，为了增强公司的亲和力，为了使公司的产品在国内也有市场，研发中心必须实行本土化，这为东道国训练了一支庞大的技术管理人才，对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和自主创新具有根本性的推动作用 另外，对年轻的技术人员来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可以站在世界科技前沿开展研发工作，跨国企业研发中心的增加，不仅能抑制人才外流倾向，还能大批吸纳人才归国，对中国的自主创新的意义重大。　　跨国公司的研发环节入驻中国，有些确实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状况，这实际涉及到全球协调与当地适应之间平衡的问题。跨国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注重一体化经营，因此力图采用整齐划一或标准化的经营模式，以实现有效的全球协调。但是这只是理想状态，实际上跨国公司经营还必须考虑“当地适应”，需要针对每个地域目标市场需求的特点来设计、改进产品，设计和调整投资经营和营销方式，使之更适合当地市场的需要，达到全球协调和当地适应之间的平衡。为了达到这种平衡，跨国公司必须在设置研发机构之前考虑到人力资源、研发投入和税收等多方面的问题，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势必影响公司的运营，从而导致水土不服的现象发生。研发中心的内部有一定比例的外籍员工和本土员工，为了实现跨国沟通和经营，他们不得不往返于母国和东道国之间。这些穿梭于两地的研发人员和管理者，随着全球化的深化，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社群形式——跨区域社群。跨区域社群已经成为促进全球产业链细分的桥梁，但也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夫妻两地分居、子女教育、社群管理等。这是跨国公司研发环节转移带来的新问题。我认为跨区域社群管理将是未来外商投资研发中心重点考虑的环节。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让中国逆市而上实现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亮点。中国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以及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我相信愈来愈多的研发环节转移到中国的剧情即将上演，为中国的自主创新带来新的源泉和活力。中国也将在其中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p　　近年来，基因测序在全球掀起了一场革命，重塑着疾病筛查与预防、癌症治疗、医药研发、医疗保险等医疗领域版图，对提升公共卫生水平、公民福祉而言意义重大。受信息技术推动，基因遗传数据的解读与利用迸发出新的活力，引发医药与IT巨头跨界联手布局，国内也出现了基因产业链的创业浪潮。但受制于技术和管理的局限，基因技术在研发、应用方面遇到重重阻力。业内专家建议我国应加大基因科研力度，改进对新技术的监管模式，鼓励行业健康发展。/pp　　strong技术突破引爆产业变革 全球巨头争相跨界布局/strong/pp　　2013年，美国影星安吉丽娜· 朱莉在基因测序后获知自己罹患乳腺癌风险较高，进行了乳房切除手术。这是一个极端案例，但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基因在癌症防治方面的作用。/pp　　人类基因组蕴涵着生、老、病、死的绝大多数遗传信息，破译它将为疾病的诊断、新药物的研制和新疗法的探索带来一场革命。近年来，美国、欧盟、英国、日本、韩国等已将基因组科学作为生物产业重点领域。2014年，韩国政府启动耗资5.4亿美元的后基因组计划，推动新型基因组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2015年，美国政府宣布启动精准医疗计划，2016年将投入2.15亿美元支持基因技术的创新。/pp　　基因技术也在产业领域掀起一场革命。基因产业链包括测序仪器生产、测序服务提供、数据分析处理、衍生行业等。仅就基因测序市场而言，美国咨询公司BBCresearch的数据显示，全球市场总量从2007年的794.1万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45亿美元，预计2018年达到117亿美元。考虑医疗服务、保险等相关行业，市场潜力更大。/pp　　深圳碳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黎浩表示，基因产业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测序技术的突破和大数据工具的运用。一方面，基因测序成本降低，为技术的实际应用奠定基础。人类基因组计划于1990年启动到2003年完成，解读了人类约2.5万个基因的密码，耗费30亿美元。而如今，检测时间只需1天，成本也在1000美元以内。美国基因检测公司23andMe个人基因测序产品售价从2006年的999美金降低至如今的99美金。如今公司估值已达11亿美元。/pp　　另一方面，大数据分析工具加强了基因信息的解读能力。如果将基因数据比喻为人类的密码，那么获得密码远远不够，只有破解密码，基因数据才体现价值。黎浩告诉记者，数据分析恰恰是产业链最难突破的壁垒，其难点在于数据量有限、分析能力有限以及分析成本高企。正因为如此，IT(信息技术)与BT(生物技术)的融合发展成为新趋势，诸多IT公司都在涉足基因信息的云存储与智能解读。/pp　　谷歌于2015年开启了基因组的云存储服务，将单人基因组数据从100GB压缩至1GB，费用从25美元降至25美分。亚马逊投身基因信息分析的云存储平台建设，英特尔致力于云技术以及相关芯片技术开发。IBM、微软也在开发支持基因数据分析利用的云平台。/pp　　2015年，基因组数据公司GenomeNext利用亚马逊云计算技术与英特尔设计的处理器与美国国家儿童医院合作，每天处理1000份人类基因组数据。今年初，美国医疗科技公司美敦力(Medtronic)发布了一款基于IBM人工智能技术的糖尿病管理APP，当用户血糖值低于警戒值会对用户发出警示。警戒线设置正是基于对600名患者的基因数据分析。/pp　　strong生育、肿瘤成应用热点 基因大数据孕育创业热潮/strong/pp　　在国内，从政策到产业，基因技术都获得了支持与发展。2016年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部署“中国人群精准医学研究计划”，将在4年内完成4000名志愿者的DNA样本和多种表现型数据采集，针对一些重要慢性病遗传信号开展患病风险和治疗反应的预防和干预研究。/pp　　在监管方面，基因检测技术仍处于试点阶段。国家卫计委于2014年3月底发出《关于开展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临床应用试点单位申报工作的通知》，2015年1月，国家公布了产前筛查与诊断高通量测序试点单位，4月公布了肿瘤诊断与治疗高通量基因测序试点单位，表明了政府发展精准医疗的决心。/pp　　在医疗行业，基因技术目前已经在以下多个领域应用，对提升公共卫生水平、公民福祉而言意义重大。/pp　　首先，用于产前胎儿罕见病筛查。我国出生缺陷约占出生人口总数的4%-6%，占全世界出生缺陷儿童的1/5，而产前胎儿疾病筛查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以前此类筛查需要孕妇做羊水穿刺，有流产风险。而现在，采集孕妇血液样本提取游离DNA就可以判断胎儿患唐氏综合征、爱德华综合征等疾病的风险。/pp　　有机构统计，近三年来我国至少有20万孕妇接受产前基因检测，市场规模约为10亿元。目前，相关基因检测已贯穿婚前、孕前、产前、新生儿等整个生育过程。/pp　　其次，用于肿瘤精准治疗。肿瘤的发病与基因突变有关。随着技术的进步，肿瘤基因检测已从需要手术的组织活检升级为血液检测的液体活检，对病患的创伤大大减少，精确度也大大提高。目前，我国已批准多家肿瘤诊断高通量基因测序试点单位。/pp　　从事肿瘤基因检测多年的北京吉因加科技创始人易鑫表示，基因信息的解读对于肿瘤预警、辅助诊断、用药指导意义重大。如用于治疗癌症的靶向药是针对基因靶点开发，病人用药前了解基因信息才知是否适合用药。/pp　　第三，用于复杂疾病治疗。科学研究已表明，自闭症、心律失常、骨髓增殖性疾病、糖尿病、高血压、老年痴呆、肝病及罕见病等多种疾病都与遗传因素相关，我国一些医疗机构和医药企业已经开始引用基因检测作为疾病治疗、药品研发的参考。/pp　　除了上述三点，更值得期待的是，基因大数据的应用将带动大健康产业以及衍生行业的变革。因为目前人类对于基因的理解还非常初步，要做到对遗传信息的真正破译，需要大规模的生物信息数据库，同时需要强大的IT系统处理数据、从中找到规律。在这方面，中国和发达国家一样都处于起步阶段。/pp　　如今，多家中国企业已经布局基因技术。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是全球最大的基因组学研究中心，其服务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一大批创业公司也在基因领域寻求机遇。碳云科技、基因猫、吉因加、观世健康科技、23魔方等公司纷纷出现，覆盖基因产业的不同环节。如吉因加致力于在肿瘤的防治中引入基因技术，观世主攻面向大众的基因检测精准医疗服务。/pp　　中国企业也在IT与BT技术的融合浪潮中寻找机遇。英特尔、华大基因、阿里云于2015年合作建立了亚太地区首个定位精准医疗应用云平台。华大基因将在此基础上构建基因组学的数据中心和分析平台。碳云智能科技公司则试图打造专业的健康数据收集平台，通过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分析并应用生命大数据。/pp　strong　基因技术应用面临多重挑战 研发与监管创新需齐头并进/strong/pp　　全球医药巨头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中国临床市场战略总监柴映爽撰文表示，我国基因技术应用面临着技术与管理的双重挑战。/pp　　在技术方面，我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发达国家同样需要应对的，包括数据不够全面，无法得出有效结论 缺乏全球统一的标准，对于标准值和偏离值都是“自说自话”，公信力有限 基因技术很大程度上只能解读、诊断、引导用药，却难以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基于上述原因，基因技术的临床应用范围仍然狭窄。/pp　　此外，多位受访者还强调，虽然中国在基因组测序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相关的测序仪器制造、临床、医药研发等领域，仍严重落后发达国家。/pp　　除了技术挑战，我国基因技术应用也面临认知以及医疗体制方面的障碍。/pp　　首先，社会认知程度不高。易鑫表示，基因测序仍是小众选择，许多患者、医生、政策部门并不了解基因测序知识。/pp　　其次，与临床脱节，甚至冲突。对大部分医院而言，基因检测仍是游离于医院体系之外的患者自主选择。观世(北京)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吴岢告诉记者，在肿瘤治疗领域，靶向药是针对基因靶点的用药，严格来说病人用药之前需参考基因测序结果再判断用药。但由于基因测序仍不普及，是游离于医院体系的自主选择，也缺乏相应的评判标准，许多医院不能给患者提供全面、深入的基因检测和解读，有的医生甚至盲目排斥基因检测，以至于有助于精准用药的基因检测在临床中不能得到推广。/pp　　第三，监管体制滞后。肿瘤基因测序需要测量多个基因点位，但现有的监管办法是逐一批准可测点位，客观上严重滞后于技术的实际探索。行业内有这样一个比喻——理想的模式是监管“餐馆”而非对每一道“菜”进行检测。/pp　　对此，业内专家建议，虽然基因技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我国不能停止研发与临床应用的步伐，应积极抢占这一科研高地。/pp　　首先，在顶层设计、资源配置、评价体系等方面支持基因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从而全面建立应对国际竞争的真正实力。/pp　　其次，在医疗体制方面，应尽快将基因测序无缝连接到医疗体系中去，与病历、医保结合，逐步地改变医生和病人的诊治参与方式。可以从试点单位进行局部探索。/pp　　多位专家还建议，可借鉴美国多元监管模式支持新技术研发。在美国，基因检测监管分为三类——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的项目、修改FDA批准的项目，以及实验室开发诊断试剂监管模式(LDT)。LDT模式下，只要是有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案(CLIA)执照的实验室，其产品和技术服务就可以合法进入临床。中国也可以建立类似监管体系，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也能加速新技术应用。/pp　　业内人士表示，基因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不仅关乎民生、公共政策，也决定了我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国际地位。值得重视的是，目前在IT与BT产业融合发展的浪潮中，中国具有测序技术强、人口基数大、样本多、治疗需求旺盛的优势，应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遇，引领我国的基因技术研发与应用获得新的突破。/p

仪器信息网讯 2024年3月29-30日，由中国物理学会光散射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联合承办的第三届全国生物医学拉曼光谱学术会议在上海召开。本次会议给国内外拉曼光谱在生物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以及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的学者和拉曼仪器制造商提供了一个直接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也让各与会嘉宾充分挖掘拉曼光谱技术在生物医学领域的潜在应用需求。跨界，让拉曼光谱与生物、医学、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融合发展，引领科研前沿。而恰恰因为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让本次会议的报告极具看点。30日上午的跨界论坛，5位嘉宾分享了精彩的报告。海军军医大学陆峰教授主持跨界论坛。浙江大学 周民研究员报告题目：《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的肿瘤及细菌感染成像及治疗》浙江大学周民教授在报告《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的肿瘤及细菌感染成像及治疗》中讲述了表面增强拉曼光谱在肿瘤及细菌感染成像及治疗中的应用，其详细介绍了SERS 材料设计制备，微小肿瘤病灶成像及术中导航、细菌成像及治疗、干细胞长期活体示踪等内容。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陈雪利教授报告题目：《计算拉曼光谱与成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陈雪利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计算拉曼光谱与成像》，其介绍说，基于拉曼散射效应和投影断层成像技术的发展，将投影断层成像策略与拉曼光谱技术相结合，可实现大体积复杂系统的高速、无标记和高分辨率的体积化学成像。基于此，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上海交通大学 林俐助理教授报告题目：《深穿透拉曼技术的活体无创病灶成像及定位》上海交通大学林俐助理教授以《深穿透拉曼技术的活体无创病灶成像及定位》为报告主题，介绍在深穿透活体拉曼成像技术领域的一系列新进展，这些进展在深部病灶的检测、定位和重建方面展示了显著的潜力。据介绍，该工作是拉曼光谱技术向临床转化的一大迈进，也给无创光学诊断和精准医学提供新的思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包州州副主任医师报告题目：《拉曼探针用于肿瘤转移前哨淋巴结的原位活检》本次报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包州州副主任医师介绍了基于拉曼探针比率式成像方法的前哨淋巴结定位及诊断。该工作开发了缝隙增强拉曼探针，并证实其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能提供较长时间的手术窗口，在诊断SLN转移方面可能优于现有的组织病理学评估，有望指导未来的外科手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潘家骅主治医师报告题目：《拉曼光谱技术在前列腺癌早期诊断和肿瘤评估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潘家骅主治医师在报告中介绍到，他们利用拉曼光谱技术所围绕前列腺癌早期诊断、肿瘤评估、药物治疗反应等进行的一系列研究，揭示了拉曼光谱技术具有很强的临床转化价值和应用前景。不仅如此，30日上午会议还安排了拉曼与生物医学其他相关、拉曼相关显微技术及生物成像、拉曼光谱与疾病诊断等主题论坛，多位专家的报告也充分显示了跨界的力量，比如海军军医大学陆峰教授、昌平国家实验室王平教授、复旦大学季敏标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医学芯片研究所陈昌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肖泽宇教授等20位专家分享各自领域中的进展和经验。海军军医大学 陆峰教授报告题目：《拉曼光谱药理学研究的可行性探讨》昌平国家实验室 王平教授报告题目：《超快超分辨受激拉曼成像应用于生物医学》复旦大学 季敏标研究员报告题目：《受激拉曼显微镜用于快速无标记病理成像与诊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医学芯片研究所 陈昌教授报告题目：《基于光谱技术的无创血糖检测的机遇和挑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肖泽宇教授报告题目：《肿瘤治疗的活体拉曼成像分析》本次跨界论坛不止邀请学术界专家，还特别邀请了医学界救死扶伤的专家医师进行交流分享，可谓是一场行业跨界盛典。会议吸引了全国各地专家参与，现场气氛热烈，互动频繁，提问接连不断。通过跨学科的交流，增强了合作，专家学者们互相学习，大家都满载而归。

肺癌是最具侵略性的肿瘤类型之一，根据致癌因素对病人进行分层的靶向治疗会显著改善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的治疗效果【1】。然而在NSCLC中最常见的肺腺癌中有25-40%的病例中找不到具体的致癌驱动因素【2】。为了对非小细胞肺癌的致癌驱动因素进行进一步地探究，2021年11月24日，日本国家癌症中心东医院Koichi Goto研究组与Susumu S. Kobayashi研究组合作发文题为The CLIP1-LTK fusion is an oncogenic driver i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揭开了非小细胞癌肺癌新驱动因素CLIP1-LTK融合蛋白，并发现了可以作为临床治疗的药物参考。致癌驱动因素的发现会揭示非小细胞肺癌的发病机制，比如在76%的肺腺癌样本中受体酪氨酸激酶-RAS-RAF通路会出现体细胞致癌驱动突变【3】。而基于转录组测序的方法可以帮助发现非小细胞肺癌中其他的致癌驱动因素，比如CD74-NRG1蛋白融合【4】。而基于这些研究响应开发出来的激酶抑制剂会对病人的治疗策略进行进一步的优化，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2013年，作者们构建了多机构联合的肺癌基因组筛查平台LC-SCRUM-Asia，该平台可以识别肺癌的致癌驱动因素，并在临床开发分子靶向治疗。作者们希望利用该平台寻找目前无法治疗的NSCLC患者中的致癌驱动因素。为了对新的致癌驱动融合基因进行鉴定，作者们对目前LC-SCRUM-Asia平台中目前成因未知的病人样本进行了全转录组测序分析（Whole-transcriptome sequencing，WTS），从中鉴定发现了一个符合阅读框的转录本：位于染色体12q24的CLIP1以及位于15q15位置的LTK融合转录本（图1）。LTK和ALK构成受体酪氨酸激酶的ALK/LTK亚家族，而CLIP1是微管末端跟踪蛋白家族的成员之一。图1 CLIP1-LTK融合蛋白结构域示意图随后，作者们想知道该融合蛋白与肺癌之间的关系，所以对LC-SCRUM-Asia平台中所有572个肺癌样本都进行了检测，发现其中有两个病人表现出CLIP1-LTK融合转录本阳性的特征，占NSCLC病人比例的0.4%，并且这两个病人体内没有其他已知的致癌驱动因素。该结果说明CLIP1-LTK融合转录本的出现可能是NSCLC的特征性致癌原因。CLIP1-LTK融合蛋白中具有coiled-coil结构域，该结构域会协助蛋白质的二聚化，因此作者们想知道该融合蛋白是否会形成二聚体从而组成性地激活LTK的激酶活性。通过CLIP1、LTK以及CLIP1-LTK分别在细胞中进行瞬时转染，作者们对LTK的磷酸化水平进行检测，发现与其他组别相比CLIP1-LTK的转染显著增加LTK的磷酸化水平， 也就是说在融合蛋白存在的情况下LTK具有更高的激酶活性。随后，作者们找到了CLIP1-LTK融合蛋白中的激酶活性缺失突变位点，该结果进一步地确认了CLIP1-LTK是组成性激活的。另外，作者们也对CLIP1-LTK融合蛋白的定位进行检测，发现CLIP1-LTK融合蛋白与LTK本身在细胞表面的表达模式不同，由于该融合蛋白缺乏LTK的跨膜结构域，所以CLIP1-LTK融合蛋白主要定位在胞质之中。进一步地，通过对细胞进行表型分析，作者们发现瞬时转染CLIP1-LTK融合蛋白的细胞会表现出圆形的细胞形态，同时细胞之间也会缺乏接触抑制，这些结果说明CLIP1-LTK融合蛋白使得细胞具有转移特征。为了证实CLIP1-LTK融合蛋白在体内的转移活性，作者们将体外培养的细胞移植到裸鼠的体侧（图2），发现只有CLIP1-LTK融合蛋白会导致肿瘤产生因因而是致癌驱动因素，并且该融合蛋白发挥作用依赖于其激酶活性。图2 CLIP1-LTK融合蛋白会导致肿瘤产生以上的结果表明，CLIP1-LTK融合蛋白可能会是NSCLC病人体内的潜在治疗靶标。所以作者们首先对CLIP1-LTK融合蛋白转染的细胞中施用了一些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或正在研究酪氨酸受体激酶抑制剂，发现其中Lorlatinib的处理会显著降低肿瘤细胞的生长。进一步地，作者们对病人进行Lorlatinib 100mg每天的常规剂量进行临床治疗，发现CLIP1-LTK融合蛋白激酶活性受到抑制，同时肿瘤的生长也会受到抑制（图3）。图3 CLIP1-LTK融合蛋白分型的NSCLC病人施用Lorlatinib会抑制肿瘤生长总的来说，该工作发现CLIP1-LTK融合蛋白是非小细胞肺癌新的致癌驱动因子，并表明激酶抑制剂Lorlatinib可以靶向该融合蛋白。未来将需要对CLIP1-LTK融合蛋白进行分子靶向抑制剂的临床开发，以及对该致癌驱动因素进行临床筛查和验证。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1-04135-5

p　　为推动生物医学及相关研究领域持续向前发展，加强学术交流，由中国物理学会光散射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和武汉大学联合承办的全国第二届生物医学拉曼光谱学术会议于2018年12月7-10日在上海成功举办。br//pp　　“跨界论坛”作为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邀请了学术界、医学界和仪器厂家等不同领域的老师和专家跨界交流，带给大家国际前沿的专题报告，分享各自领域中的进展和经验。这次会议不仅是一场行业跨界盛典，更是引领未来生物医学拉曼光谱技术发展趋势的地标。/pp　　跨界论坛分上下两场，分别由吉林大学赵冰教授和中山大学陈建教授主持。/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c0b423b2-7d67-453c-a853-5abae3dfbf08.jpg" title="吉林大学赵冰教授.jpg" alt="吉林大学赵冰教授.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吉林大学赵冰教授/strong/ppstrong/stron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35069fdc-6b0c-4536-a162-89cf596124b3.jpg" title="中山大学陈建教授.jpg" alt="中山大学陈建教授.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中山大学陈建教授/strong/pp　　南开大学谢微教授开场首讲，做题为《表面增强拉曼光谱在催化检测中的应用》，介绍了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的发展以及在催化检测中的具体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肖泽宇教授做题为《核酸适体拉曼纳米诊疗探针用于活体生物医学分析》，介绍了核酸适体纳米诊疗技术及结合探针分子拉曼技术如何应用于活体生物医学 福建师范大学冯尚源教授做题为《基于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的液体活验研究》，他指出了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与液体活验研究的联系 此外，学术界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岳蜀华和洪维礼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王培杰教授，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李晓天副研究员也分别做了精彩的报告。/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83f6c6cf-cef8-4551-aeb0-be08d1f49b40.jpg" title="南开大学谢微教授.jpg" alt="南开大学谢微教授.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南开大学谢微教授/strong/ppstrong/stron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295043b8-2ed3-4886-8352-8e244596bea5.jpg" title="上海交通大学肖泽宇教授.jpg" alt="上海交通大学肖泽宇教授.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上海交通大学肖泽宇教授/strong/ppstrong/stron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5ef16c8f-ca87-40be-9219-b3c1105361fe.jpg" title="岳蜀华副教授.jpg" alt="岳蜀华副教授.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岳蜀华副教授/strong/ppstrong/stron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5ba141ed-315f-43f8-8b5f-89803d2b96f7.jpg" title="王培杰教授.jpg" alt="王培杰教授.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首都师范大学王培杰教授/strong/ppstrong/stron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8b8bd8d7-c1f1-4798-b13a-583085c17f31.jpg" title="冯尚源教授.jpg" alt="冯尚源教授.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福建师范大学冯尚源教授/strong/ppstrong/stron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3fab1d5f-d5d3-47cf-ac5e-14c990455d5c.jpg" title="洪维礼副教授.jpg" alt="洪维礼副教授.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洪维礼副教授/strong/ppstrong/stron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e53b5233-86b1-4d45-aa84-b8672b47d72a.jpg" title="李晓天副研究员.jpg" alt="李晓天副研究员.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李晓天副研究员/strong/pp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跨界论坛还邀请到了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黄修燕教授做题为《肝癌从手术刀下逃逸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浅谈》的报告，他介绍了手术切除肿瘤面临的挑战以及当前术中影像手段面临的挑战。此外医学领域专家、上海中医药大学关节病研究所兼上海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孙阳也做了详细的报告。/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e4990541-bd83-4b98-9f22-96f8772a2508.jpg" title="黄修燕副主任医生.jpg" alt="黄修燕副主任医生.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黄修燕副主任医生/strong/ppstrong/stron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86f9209f-03f8-40e9-af4c-666a09a9544a.jpg" title="孙阳医生.jpg" alt="孙阳医生.jpg" width="300" height="400" border="0" vspace="0" style="width: 300px height: 400px "//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上海中医药大学关节病研究所，上海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孙阳医生/strong/pp　　此次会议同时也邀请了仪器厂商代表，HORIBA科学仪器事业部胡恩萍博士、雷尼绍Martin Isabelle博士、湖南湘雅医院科技部(与赛默飞共建实验室)胡亮医生、必达泰克Jack Zhou博士、德国威泰克北京代表处胡海龙博士和上海如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詹德坚博士也做了专业精彩报告，详细介绍了各自的拉曼光谱仪器及拉曼光谱最新技术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550a0d13-9d36-4c69-b2a2-9741ad17020b.jpg" title="B88D39D8-09DE-49AF-B084-6E2A92065F00.jpeg" alt="B88D39D8-09DE-49AF-B084-6E2A92065F00.jpe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湖南湘雅医院科技部(与赛默飞共建实验室)胡亮医生/stron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d6af5557-571b-4a5e-b6e4-8ca80939e7f1.jpg" title="胡恩萍博士.jpg" alt="胡恩萍博士.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Horiba科学仪器事业部胡恩萍博士/strong/ppstrong/stron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f2a5c9fd-0320-458f-b850-df412956352a.jpg" title="Martin Isabelle博士.jpg" alt="Martin Isabelle博士.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Reinshaw(雷尼绍)Martin Isabelle博士/strong/ppstrong/stron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a390cb53-096d-45f1-afb6-719d21c937af.jpg" title="Jack Zhou博士.jpg" alt="Jack Zhou博士.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B& W Tek(必达泰克)Jack Zhou博士/strong/ppstrong/stron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d1c9a5de-36f7-4b6a-a1dd-ad19bbeb399f.jpg" title="胡海龙博士.jpg" alt="胡海龙博士.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德国WITec(威泰克)北京代表处胡海龙博士/strong/ppstrong/stron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dee02db7-a72a-447e-9f49-c50503a98a8e.jpg" title="詹德坚博士.jpg" alt="詹德坚博士.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上海如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詹德坚博士/strong/pp　　本届会议顺应拉曼光谱技术在生物医学领域日新月异发展的现状，旨在推动国内拉曼光谱学界同仁与生物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及纳米科学等相关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位专家莅临会议，现场热情互动，提问不断!跨界交流，增强合作，相互学习拉曼光谱知识、应用及发展，彼此都收获满满!/p

受益于新医改的驱动，跨国医药集团“扎堆”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　　新医改掀起跨国投资热　　2009年11月3日，瑞士诺华制药与上海市政府签订备忘录，拟在未来5年内投资10亿美元，在上海建立全球第三大研发中心，针对中国的高发疾病从事新药的基础研发。此前，该公司已投入2.5亿美元在苏州常熟建设新型全球技术中心。　　20天后，德国默克集团处方药业务部默克雪兰诺总裁埃玛萨克尼宣布，计划今后4年内投入15亿元人民币，在中国北京建立一个全球研发中心，以加强其全球研发能力。北京全球研发中心是该公司继在瑞士、德国和美国之后建立的第四个全球研发中心，研究领域包括生物标记物、药物基因学、生物分析等 同时开展肿瘤、神经变性疾病、自身免疫和炎性疾病以及生殖、内分泌等新药的开发，完成从实验室到临床研究、上市报批等全过程。　　埃玛萨克尼认为，目前中国对保健医疗的需求日益上升，而“中国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日益完善的政策环境与国际标准接轨的郑重承诺，强大的研发人才队伍及患者的临床需求，都使其决定投资建立中国研发中心”。　　他引用有关市场调研机构的预测称，到2011年，中国制药市场容量将超过3100亿元人民币，会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大药品市场。　　2009年全年，几乎平均每个月就有一家跨国医药企业宣布在华增资，其频繁程度可见一斑。　　中投顾问研究总监张砚霖指出，这些全球性的跨国医药集团“扎堆”中国主要受益于新医改的驱动，新医改8500亿元的蛋糕是跨国医药集团“眼馋”中国市场的动力，为此跨国集团不惜转变已有策略，推出符合中国市场的产品来“曲线进入”中国市场。　　截至目前，仅在上海一地，外资生物医药研发中心已达80多家，占上海外资研发中心总数的38%，位列全球500强企业的12家世界知名制药企业中，已有9家在上海设立了研发中心。　　中投顾问发布的《2009-2012年中国医药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指出，在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下，很多企业都在减少自身投资，但是这似乎不适用面临新医改重大机遇的中国医药(27.51,-1.05,-3.68%)市场。新医改为跨国医药集团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它产生的巨大需求促使跨国医药集团加大“扎堆”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未来势必会掀起一股投资热潮。而它们进入中国也对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升级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构建有好处。　　调整自身政策以适应新医改　　中国的医药行业在经历了2006年的低谷、2007年的逆市反弹之后，从2008年开始，终于迎来了曙光。2008年，中国医药工业累计实现总产值7583亿元，同比增长23% 实现利润总额749亿元，同比增长24%，发展迅猛。　　从2009年开始，在新医改方案的带动下，中国医药产业更是加大马力高速发展，2009年上半年，中国医药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其中6月份增长13.9%，新医改8500亿元的巨额资金投入带来了极大的市场需求，这些需求也引来跨国医药集团的注视。　　新医改方案给中国医药行业提供了一次大规模扩张的机遇，尤其是基本药物制度的确定建立了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扩大了医疗服务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这似乎对一直注重高端市场的国外跨国药企没有任何影响，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中投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郭凡礼指出，新医改实际上为国外跨国药企带来一次机遇，而且这个机遇对他们来说求之不得。新医改提出之后不久，一些跨国医药集团就纷纷加快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纷纷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想分新医改的一杯羹，8500亿元的市场投入使得跨国药企迫切进入中国市场。　　郭凡礼认为，即使在现阶段跨国药企的利益难以彰显，它们依然乐此不疲，因为从长远来看，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它们可能会放弃能为它们获得高额利润的专利药而转战利润低的非专利药市场，它们也可能拓展它们以前看不上眼的二线、三线城市甚至是农村市场，它们现在的低头可以让未来获得更多。　　其实，不管是转战非专利药、拓展农村市场还是加紧步伐进入中国市场建立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都是跨国药企调整自身政策以适应新医改的一种表现，它们通过调整这些策略，希望获得价格上的优势，以进入到新医改中来。总的来说，新医改会促使医药市场的继续扩容，将为国外药企带来大量的需求。　　然而，它们的到来会对国内的医药企业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如今，在中国销售药品的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产品的比例差不多是一半一半的，现在外资企业转战利润比较低的非专利药和农村市场，抢占了资源和市场，削减中国药企的市场分额，这对于中国药企特别是中小药企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中国中小企业再不实行一些兼并重组，那么就会在基本药物制度和国外跨国药企的“内外夹击”下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　　生产和研发中心向中国转移　　自从美国制药企业礼来公司在上海建立中国研发总部后，欧洲最大的医药集团赛诺菲-安万特也在北京落户了全球的第四大研发中心，业务涉及药物基础开发和临床研究等多个方面，而拜耳在北京建立全球性研发中心、罗氏启动投资4亿元人民币的上海罗氏制药工厂扩建项目成立中国亚洲药品合作部都说明了外资企业调整策略以迎接新医改的到来。　　随后，还有前述瑞士诺华制药、默克集团在上海、北京的布局。　　郭凡礼指出，8500亿元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促使外资医药企业加大步伐进入中国市场，而进入中国市场主要就以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来实现，这些企业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节省成本、在中国大幅度开拓本土市场、与当地龙头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最后逐步控制当地的销售网络，它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朝新医改巨大的市场需求而去。　　他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医改对跨国医药企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方面，中国政府增加医药领域的投资，普及医疗卫生服务，将不断增加中国对医药产品的需求 另一方面，跨国医药企业在疾病预防、疫苗研发生产等方面居于全球领先水平，新医改的进行也使得跨国医药集团可以参与其中，对跨国医药集团也是一个好的机会。　　夺取二、三线城市主导权　　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资料显示，中国的医药市场大体上分为三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中国医药市场虽然潜力巨大，但是“散、乱、差”一直是多年来的一个诟病，跨国医药集团进入中国也采取了分步推进的策略，从大到小，逐步渗透。　　中国的一线城市主要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人口众多、消费能力强的城市，它们占中国整个医药市场的21%。然而，21%并不能使国外药企满足，于是，它们纷纷把触角伸向中国的二线城市，这个区域主要包括像成都、杭州、西安、武汉等一些省级城市，它们占到中国整个医药市场的37%，大大超出了一线城市的比例，这促使跨国药企加大对这些城市的扩张力度。　　郭凡礼指出，而中国的三线城市只占了整个医药市场的16%，但是跨国药企仍然对这部分地区觊觎良久。它们采取向三线城市医院直接派出销售代表这一做法来控制这些城市医院的销售渠道，并启动针对性较强的销售培训计划，以抓住三线城市市场从而适应新医改中强调的“基础、基层、基本”的主题。　　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未来三年内中国将重点支持2000所左右县级医院建设以及2.9万所乡镇卫生院的建设，并同时扩建5000所中心乡镇卫生院。　　另一方面，新医改中投入的8500亿元中有165亿元全部定点投向全国2.9万所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部作为其医疗器械设备的购置补助，而在2009年中国也投入370亿元用于全国70%县级医院的改扩建，其中就包括更新和升级基层机构医疗器械产品。　　而跨国医药集团似乎嗅到了“新医改”这块大蛋糕的味道，上述这些政策在跨国医疗器械巨头的解读下纷纷幻化成为利益，于是，包括西门子、GE和飞利浦等全球医疗设备巨头纷纷加快了进入中国基层医疗机构的步伐，它们的战略从以前的“高端策略”转移到了基层医疗市场上来。无疑，新医改促进基层医疗市场的放量是一块诱人的蛋糕，而“深耕基层”也成为新医改下跨国医疗器械集团的新方向。　　推出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　　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资料显示，新医改促使跨国医药集团转型，它们针对中国主要的疾病状况和药品消费特点，开始加大投入，打造出一批专门供给中国市场的药品组合。这个药品组合涉及多方面的病种，主要是针对市场前景比较广泛的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药品，并覆盖了专利药、普药和非处方药。　　中国的肝病患者约占全球的一半，针对治疗中国肝病患者的药品研发如今成为跨国药企的主要目标之一。在这方面，拜耳先灵制药和百时美施贵宝分别推出治疗肾细胞肿瘤的新药多吉美和治疗乙肝的贝乐克，而日本安斯泰来公司则向中国推出其主打的治疗泌尿系统疾病的专利药卫喜康，它们所做的，就是针对中国的病种研发相应的药品，从而获得利益。　　而在普药领域，为了弥补产品组合的缺口，不少跨国药企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通过获得专利生产许可或专营销售许可等方式向中国输出特定产品，如拜耳医疗保健购买了印度百康生物制药公司胰岛素产品英苏今的独家销售权和商标权，阿斯利康购买了美国卡毕斯特制药公司抗生素产品卡必兴的销售许可权。　　由于中国对品牌普药有较高认知度，因此，跨国药企绝不会放过这种机会来加紧对中国市场推广。　　郭凡礼认为，跨国医药集团不但放低身段开拓二、三线城市的市场，还结合实际推出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这无不说明了跨国医药集团的战略方针不是死板的进入和渗透，而是采取多种方法多面撒网、各个击破，这对于国内的一些医药企业来说，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2016年3月17日，新华社授权报道精准医疗被正式列入“十三五”规划中。而基因测序技术作为精准医疗重要的一环和依托，正受到越来越多相关企业的关注，2015年陆续又有多家公司转战基因测序市场。基因测序行业不仅仅是仪器市场火热，基因测序技术的研发也越来越吸引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注意力。那么在他们的眼里，当下的基因测序市场有哪些不同呢?未来我国的基因测序仪是否能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基因测序技术在精准医疗中将具体发挥怎样的作用?带着这些疑问，仪器信息网的编辑日前专程拜访了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的刘全俊教授，据了解，刘教授和他的团队正在基因测序技术及仪器研发方面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刘全俊教授　　仪器信息网：首先，能否请刘老师具体介绍一下，目前在基因测序领域您正在开展的科研及产业化项目有哪些?　　刘全俊：我们前期参与的产业化项目主要涉及有三家公司，包括紫鑫药业，共进股份投资的上海小海龟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南京普东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中，紫鑫药业和小海龟两家公司，我们是做了一些小的工作。普东兴是东南大学持股的股份公司，跟其他公司也有合作，公司目前仍处于前期投入阶段。为了今后更好的产业化，东南大学进行了多项技术储备，申请了大量专利。最近我们正在研制“高精度微流输运泵”，样机正在测试阶段，这个技术正在申请相关专利，希望能与相关企业合作。　　仪器信息网：请刘老师谈一下国内基因测序市场的现状如何?是否过热?是否有媒体炒作之嫌?　　刘全俊：媒体炒作跟房地产炒作不太一样，主要是他们炒的对象和希望达到的目的不同，媒体炒热基因测序市场可能跟投资方行为有关系。　　中国基因测序市场上游现在主要被Illumina和LifeTech(被赛默飞收购)两家国际巨头公司锁定占据。就国内的基因测序产业来讲，有些政策跟科学研究、产业开发还没有很好的匹配。政府在扶持相关企业的时候存在操之过急的现象，结果有时候只能依赖国外的仪器去发展，造成这个产业里中国研发机构的参与程度大大降低，而且在产业链中我们获得的产值是最小的，基本就像iphone的产业链一样，我们拿到的利益是最少的那一段。好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有关各方的关注，目前国内一些相关企业也在积极向基因测序产业的上游拓展。　　仪器信息网：您认为，二代基因测序仪目前的市场现状和未来发展如何?三代基因测序技术是否有可能在未来全面取代二代测序技术?　　刘全俊：目前，二代测序产品约占整个基因测序市场的95%-98%，主要还是Illumina和LifeTech两个厂商，将来他们可能会找到更多的国内公司进行合作来帮助他们巩固中国市场的份额。基因测序市场将来会很大，因为未来基因测序产品很可能成为医院的常规检测设备。而中国的医疗体系跟美国不一样，看中国政策将来怎么走向，是依赖国际大企业的全球一体化发展，还是选择技术换市场，扶持国内相关企业发展技术，最后按照国际标准提供新产品。从国家相关政策来研判的话，将来二代测序还是会有很大发展的，重点是看国家和企业的投入，虽然很多中国企业不太倾向进行早期投资。　　至于三代基因测序技术，个人看法是短期内很难有大的换代性进展，包括国际著名的Oxford Nanopore Technologies公司和PacBio公司等最近都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技术突破，所以短期内不会完全取代二代测序技术。不过随着三代测序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未来3-5年后会有机会从根本上撼动二代测序技术的市场地位。有些科技发展是跳跃型的，任何一种技术不可能一直垄断下去。未来，三代测序还是完全有可能取代二代测序技术的。　　仪器信息网：我国的基因测序技术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水平?我国的基因测序仪是否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刘全俊：拿我们自己来讲，如果今年的投资金额足够多，我们的基因测序仪产品明年就可以销售。而从获得国家批文来算，其实去年就可以销售，但是拿到批文和实际销售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发展一些技术是没有错的，但是应该像国内的联影医疗一样，促进自己的技术创新。同时，基因测序技术的人才成本消耗较大，想要更好更快地发展该技术，应该从国家层面加大人才投入，同时调动企业和风投投资，正确引导民间资本的影响力。当然，怎么去协调这些投入是需要思考和摸索的。我觉得民间的资本影响力非常大，但是民间资本是自由状态，需要引导，而中国在引导民间资本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美国、欧洲少的多。　　我国在三代测序技术上是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因为二代测序技术的竞争主要是资本竞争，不是仪器的竞争，而三代测序技术都还在研究阶段，这点我们跟国际是同步的。　　仪器信息网：精准医疗已经被写进十三五规划，您觉得基因测序技术在精准医疗中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刘全俊：经典西方医学的标准是什么?是把一种病放在一个类里，然后又细分出多种小类。而中医是调理的概念，虽然归类是在同一个点上，但中医是最讲究个体化用药的。所以说，西医和中医的基础是不一样的，西医是基于一种统计学归类，归类后都是一样的治疗方法，而中医讲究的是临床经验，进行的是更精准的个体化治疗。现代医学的目标是把人体的基因测序后，可以在全世界的统计数据库中查询到疾病诊断结果。在这个数据库中，一种疾病可以被精准地分出很多类，例如原来肺癌如果是分成三类，未来则可能被分成三千个小类别，那么很多肺癌就可能达到80%的治愈率。　　如果从中国人的角度理解，精准医疗实际上是以中医的理念，用大数据去支撑更个性化的医疗。此外，它也可以被称为扁鹊的“治未病”理论的“现实版”，将来，在你还没有发病之前就可以确定患病的可能，然后采取一定措施预防疾病，谓之“未病止病”。总之，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科技将来会把人变得更健康，更长寿。　　后记：很多前沿性的科学研究对投入的需求是很大的，譬如像高通量基因测序这样高精尖的技术。此外，人才投入也是保证它们成功的重要因素。据了解，我国在生物科技方面积累的人才数量已经足够大，如果再有充裕的资金支持或者正确的投资政策引导，相信会取得不错的产业化效果。可喜的是，目前已经有多个中国的科研团队在第三代测序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除了刘教授的团队外，南方科技大学的一只科研团队不久前也开发出了第三代基因测序仪的工程样机。这些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对于打破国外企业在基因测序产业上游市场的垄断，实现基因测序领域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背景资料：　　刘全俊，现为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生物技术协会第六届理事。获2008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教育部2008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主要研究方向：新一代基因测序、基因芯片、生物与化学传感器、单分子检测研究。近年集中在纳米孔生物传感器、纳米孔单分子检测器件、新型单分子检测系统的专项研究。已经建立完成了纳米孔基因测序系统测试平台，纳米孔加工技术及信号分析基础软件。编辑：史秀明

周晓光 2011年国家“千人计划”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长期从事生命科学分析手段及高端仪器方面的研究开发工作。现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国家集成光电子学重点实验室生物信息获取与传感技术实验室。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在周晓光身上，“破万卷”的意义不只在多，更贵在杂。正是由于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电子学、计算机科学等知识结合，才成就了他在生命科学仪器开发上的瞩目成就——参与了世界第一台液相色谱—离子阱多级质谱联用仪的研发工作并负责该项目数据控制分析系统的设计及开发，发明了独一无二的离子阱自动增益控制方法 参与完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通量、高度长DNA测序系统原理样机的研制，填补了国内空白。　　对于周晓光而言，跨学科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他认为，跨学科人才培养应打破唯分数论的束缚，只有学生有时间去接触感兴趣的事物，才有可能在实践中摩擦出创新的火花。　　跨学科人才是时代稀缺品　　如果说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场”选在生命科学领域，平日与科研人员亲密接触的仪器可谓当中的“枪支”。　　长期以来，我国高端生命科学仪器设计能力匮乏，严重依赖国际进口。然而，并非国家缺少研发意识，而是制作这杆“枪”着实不易——不仅要求开发者了解生命科学、工程学、光电等知识，还要求通晓软件开发。　　周晓光就是这样一位跨学科人才。1978年，他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专业，年轻时的他希望将来成为一名中科院的科学家。大三那年，他抱着跃跃欲试的心理，前往美国休斯敦大学、莱斯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于1988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制造生命科学仪器公司：美国热电仪器公司(现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美国应用生物系统公司从事研发与研发管理工作。这一切看似顺风顺水，可他这一待就是二三十年。　　光阴兜转了几十年，周晓光终于回国了，机缘巧合之下还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成为中科院的科学家。　　“我并不是一时冲动回国。”他说。　　早在10年前，就有人邀请他回国从事生命科学仪器研发，当时不仅资金缺乏，大量生产所需的配件公司也极为贫乏，产业链很成问题。于是，他婉拒了友人的盛情邀请。　　2008年，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与中科院半导体所找到他共同研发DNA测序仪，这次他忧心的是人的问题。　　“我在国外任职的公司职位中有一个叫仪器科学家的头衔。”据周晓光介绍，高端科学仪器研发的工作需要来自多个领域的知识，需要有人将多种学科技术集合起来，这就是仪器科学家的主要工作。“这个职位在国内尚未听说，即便在科技发达的美国、日本也不多。”　　虽有疑虑，但随着国内生命科学仪器研发日臻成熟，周晓光决定就此留下。事实上，在“千人计划”名单中，归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来自于大学，像周晓光这样舍弃比大学更高的薪水、放弃全职工作的千人“创新”学者所占比例并不多。　　跨学科需要软环境　　周晓光的跨学科经历始于在中国科大攻读跨学科专业生物物理，之后在美国，他一边在休斯敦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一边在莱斯大学研究生院攻读计算机硕士。　　在美国，跨学科选课不只发生在校际及本科生、研究生层面，甚至在强调高、精、尖的博士生培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电工学博士生跟着化学教授学习研究，这在美国高校中并不是稀罕事。　　“美国大学在乎的是学生是否有取得博士的资格，而不是专业上的限制。允许学生跟着外系教授作研究，但最后拿到的是申请专业时的学位。”周晓光说，美国的教育体制为跨学科打开方便之门。譬如，博士生毕业答辩之时，一般会有5名教授做评审，当中至少有1名来自其他系，也可以完全来自不同学院。　　中国高校的跨学科建设，多由校方推动 而美国高校推动跨学科建设，很少刻意而为之。“美国的高等教育较少主动建立一个机制，是否跨学科主要取决于学生的兴趣，学校仅为有兴趣的学生提供生长与发挥的空间。”周晓光说。　　据他介绍，美国大学的交叉学科有两种：一是硬性结合，随着科学的发展需要，把两个学科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学科 一是软性结合，学生学完专业课程后自主跨专业选课，最后获得的主修学位仍是本专业，跨专业所修课程在成绩单上有所体现或是学生获得辅修学位。“后者占据大多数。”　　周晓光指出，美国教育体制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软性，校方尽量为学生培养兴趣提供方便 而国内高等教育有许多硬性规定，限制了诸多可能性的发生。他曾拿着SAT试题给在国内读书的侄女练手，看到数图形、量角度等数学题，侄女惊呼：“好些题目在小学就学过。”　　“美国教育看重总体竞争力，而非分数。”周晓光解释，SAT题目量大、覆盖面广，容易从多方面挖掘考生的思维能力 中国高考只考查6～9门固定科目，限制了思维开发。“只有学生朝着加强总体竞争力的方向而努力，跨学科建设才会有良好氛围。”　　创新性思维重在拓宽眼界　　门门功课第一，研究生时代的周晓光是美国同学心目中的“考神”。可是刚进入实验室不久，“考神”就犯难了。处理一个问题，周晓光往往还没有形成思路，周围的美国同学就有了大体的想法，一旦在问题和解决方案之间架设桥梁，问题解决起来就会得心应手，这让周晓光很是羡慕，也对创新思维有了进一步认识。　　“创新性思维就像是一朵小火花，美国学生之所以能快速想出点子，不是凭空想象而来，而是接触面广、积累了不同学科知识。”周晓光解释，“学科越专，思路越狭窄”，一流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地诞生在跨学科领域。　　在周晓光看来，创新性思维应从小培养。他举例，儿子高二时看到巴菲特的文章受到启发，决定尝试用一种数学模型来指导炒股，于是从零开始学习，从网上下载金融学、炒股教程、攻略，两周之内掌握了基本概念，一年内刨去本金1万美元，净挣了8000美元。“我并不鼓励孩子去炒股。他有时间学炒股，证明课业压力不大，如果学校天天考试，孩子也就失去了课外探索的机会。”　　尽管儿子三天两头蹦出奇怪想法，但这并没有让周晓光感到厌烦，相反他会建议儿子先去作调研，“通过调研，孩子往往会主动放弃初始不切实际的想法。而这些知识在课堂上是很难学到的，点滴创造力正是经此积累而成”。

您如何准备要测量的样品？ 在流变和粘度测量中，样品制备都会影响测量结果。 在低剪切速率下测量样品时尤其如此。 1.重要的是在测量前不要摇动或搅拌样品，因为这会使样品承受无法确定的剪切载荷，除非样品有沉淀或其他分离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将需要使用一致的方法和工具进行搅拌或摇动。 2.您的涂抹方法也应保持一致，例如汤匙或抹刀。 3.移液器或注射器的应用仅适用于油，树脂或溶剂。对于其他物质，这些施加方法将增加剪切载荷，这将减小测量值和偏斜结果。 4.尝试确保没有气泡，因为它们可以模拟非牛顿行为并提供错误的测量结果。 5.您使用的样品量必须与您使用的测量方法相匹配。样品太多或太少都会导致测量误差。 6.按照指导等待时间。制备可能会对样品产生压力，然后需要恢复期。将测量系统放置到位后，可能需要重新生成样品结构，然后才能进行准确的测量。 7.您还必须确保防止样品干燥，因为这会导致测量值过高。 哪些因素会影响粘度测量？ 尽管测量流体粘度的过程可能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这些测量将是准确的，则有一些因素需要考虑。 温度是关键因素。温控浴的功能是在整个过程中保持精确的温度。您应该能够将浴温控制在所需温度（通常为40或100°C）的0.02°C以内。 有温度控制的浴缸系统，使您可以更轻松地完成此操作。 在毛细管粘度计中，U形玻璃的直径必须精确才能精确测量。因此，这些玻璃通常使用低膨胀硼硅酸盐玻璃制造。这有助于最小化误差，并每年重新校准毛细管粘度计。 在两次测量之间使用无残留溶剂彻底冲洗并干燥也很重要。 粘度计的尺寸会有所不同，以测量不同类型的粘度。无论仪器大小如何，他建议粘度计进行测量的最短时间应为200秒。这允许流体在标记点之间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