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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科学家相关的资讯

  • 英国科学家造出优质胚胎干细胞
    (图片来源: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   英国科学家说,他们已经制取了质量一流的“金标”干细胞,这可能引发一波治疗退化性疾病的新方法。   英国《每日电讯报》周二(12月6日)报道称,取自人体胚胎的这些干细胞在明年年底前就可以提供给研究人员用于临床试验。相关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细胞治疗》杂志上。   研究人员说,此前在人体上进行的胚胎干细胞试验一直使用质量较低的“研究级”干细胞,它们是在经过处理后被重新定为“临床级”的,而新的干细胞在被捐赠出来的时候就具有“临床级”质量,不需要昂贵而又危险的转换过程。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人员把这些干细胞捐给了英国干细胞库。这些干细胞将在这里进行检测,以确保它们安全无害,并且达到了可用于人体试验的质量。   国王学院研究团队的主要成员彼得布劳德说:“就再生医学而言,可以随时投入临床使用的干细胞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圣杯’。”   《每日电讯报》报道称,这些干细胞取自由接受人工授精治疗的患者所捐献的针头大小的胚胎,它们对患者本人不再有任何用处,而且即使不捐献出来也会被扔掉。   更多阅读   英国《每日电讯报》相关报道(英文)
  • 英国科学家计划通过标签跟踪研究野外蚂蚁行为
    英国研究者计划在一种蚂蚁上植入标签,从而深入了解昆虫行为。 来自英国约克大学的科研团队将把标签植入1000只野生的北方多毛木蚁身上。这种蚂蚁是英国国家保护动物,是英国北部一些地区无脊椎动物中的旗舰物种。虽然此前曾经有实验室通过对蚂蚁植入标记进行研究工作,但这是科学家们次尝试用此方法跟踪昆虫在野生环境下的活动。本研究的具体标记工作将在2013年夏天进行。 标签长宽为1.3毫米和1.0毫米,类似于条形码,可以实现被标签昆虫的跟踪。扫描器放置于不同巢穴的通道之间。通过每个单个蚂蚁的行为,描绘出整个蚂蚁社会的行为。 科学家说,这项工作可以有助于了解蚂蚁多巢等社会行为。此前科学家发现不同巢的该种蚂蚁可能属于同一个蚂蚁社会。欧洲有些地区的蚂蚁有此行为,而有些地区则情况相反。导致多巢行为的原因未知。 这项探索可以用于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估。而从动物保护角度上,通过研究多巢问题,可以减少树木砍伐等人类活动对整个蚂蚁种群的影响。 HASUC产品包括:真空干燥箱、烘箱、电子防潮箱、氮气柜、鼓风干燥箱、培养箱、生化培养箱、霉菌培养箱、电热恒温培养箱、隔水式恒温培养箱、霉菌培养箱、细菌培养箱、二氧化碳培养箱、低温培养箱、BOD培养箱、药物稳定试验箱、人工气候箱、光照培养箱 高温电炉、高温箱、马弗炉、高温电阻炉、摇床、高温炉、净化台、恒温摇床、电炉、高温箱、马弗炉、洁净工作台、箱式电阻炉、恒温振荡器、生物安全柜、恒温培养摇床、恒温箱、氮气柜 恒温干燥箱、恒温箱、恒温培养摇床、恒温培养箱、电子干燥柜、恒温干燥箱、防潮箱、高温烤箱、低温培养箱、恒温培养箱、恒温干燥箱、防潮箱、恒温箱、高温烤箱、低温培养箱、恒温培养箱、干燥柜、恒温箱、 电炉、马弗炉、电阻炉、二氧化碳培养箱、霉菌培养箱、隔水式培养箱、低温培养箱、BOD培养箱、恒温恒湿培养箱、光照培养箱、恒温恒湿培养箱、人工气候箱、恒温箱、高低温箱、高低温试验箱、高低温交变试验箱、高低温冲击试验箱、恒温恒湿箱、高低温湿热试验箱、培养箱、氮气柜、干燥箱、恒温箱、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盐雾腐蚀试验箱、药品稳定性试验箱、两三厢冷热冲击试验箱、精密曲线编程旋转烘箱、远红外线干燥箱、防爆干燥箱、精密烘箱、真空测漏箱、人工气候箱、光照培养箱、生物安全柜、干培两用箱、超净工作台、真空脱泡箱等。以上信息由HASUC整理。
  • 重磅!2024 年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名单公布,6名华人科学家在列
    当地时间9月17日,2024 年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名单公布,共计71位,包括60 名院士、6 名外籍院士和 5 名荣誉院士。 6 名华人科学家入选新一届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名单中,一共有 6 位华人科学家,包含 5 名英国皇家工程学院院士: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工程学院讲席教授李烨教授、英国萨里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温晓玲教授、英国拉夫堡大学水工程专业讲席教授梁秋华教授、英国赫尔大学可持续能源技术中心主任、能源及环境学院副院长赵旭东教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景旭东教授和 1 名英国皇家工程学院外籍院士: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化学及分子生物工程学系杰出大学讲座教授范良士教授。李烨(Geoffrey Ye Li)李烨(Geoffrey Ye Li),男,英国国籍,无线通信专家,现为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工程学院讲席教授、IEEE Fellow、IET Fellow,曾任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和 AT&T 实验室主任科学家。1983 年和 1986 年分别在南京工学院无线电工程系(现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获得无线电工程专业学士和硕士学位。于 1994 年在美国奥尔本大学电子工程系(美国阿拉巴马州)获得博士学位。1986 至 1991 年在东南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任助教和讲师。1991 年赴美国奥本大学学习,同时兼任研究助理和教学助理,并于 1994 年获得博士学位。1994 年至 1996 年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美国马里兰州)进行博士后研究。1996 至 2000 年,在 AT&T 研究实验室(Labs - Research at Red Bank, 美国新泽西州)任高级研究员和主任研究员。李烨教授长期从事无线通信理论与技术研究,在通信信号处理和智能通信领域做出了系统性、开创性贡献,对全球移动通信产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正交频分复用(OFDM)技术方面的基础性贡献,推动其成为现代通信系统的基石,是全球第四代(4 G)和第五代(5 G)移动通信系统的核心技术,并被广泛应用于 Wi-Fi 和 WiMAX 等通信系统。凭借其在通信信号处理领域的重大成就,李烨教授荣获 IEEE 授予的国际通信领域最高奖 IEEE Eric E.Sumner 技术成就奖,并被授予 IEEE 通信学会 Armstrong 终身成就奖以及 IEEE 车载技术学会 James Evans 先锋奖。他共发表 400 余篇 IEEE 期刊论文,出版专著三部,拥有 40 余项国际专利,研究成果被引用七万余次,H 指数达 124,连续多年入选全球高被引学者榜单。2024 年当选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温晓玲(Jennifer Wen)温晓玲(Jennifer Wen),女,英国国籍,出生于四川省,火灾和爆炸研究领域的世界知名专家。现为英国萨里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火灾和爆炸建模小组(FMEG)负责人、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能源与环境项目负责人。1984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动力机械工程系,1990 年获得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冷凝传热专业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一直致力于计算燃烧的研究工作。曾分别在英国伦敦金斯顿大学、英国华威大学工作各近十年,于 2023 年加入英国萨里大学。温晓玲教授目前担任国际火灾安全科学学会(IAFSS)副主席、燃烧领域权威期刊 Proceedings of the Combustion Institute 副主编、欧盟委员会清洁氢联合组织欧洲氢安全小组 (EHSP) 成员兼工作组负责人,入选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会士(IMechE)等荣誉。温教授一直致力于火灾爆炸领域数值模拟研究,相关成果受国际同行高度评价。温教授研究范围广泛:包括火灾动力学、火焰蔓延、外墙火灾、电池火灾、火灾中的玻璃行为和气体爆炸。她的专长主要是火灾和爆炸的计算流体动力学(CFD)建模。她应用基础燃烧科学来研究广泛的火灾场景,包括液体池和燃气燃烧器火灾、单相和多相喷射火灾、火焰在固体和液体燃料上蔓延、外墙火灾以及建筑物和隧道中的火灾。她的专业知识进一步扩展到新兴能源技术(尤其是氢能和电池)中的火灾和爆炸安全。2024 年当选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梁秋华(Qiuhua Liang),男,英国国籍,计算水力学专家,英国拉夫堡大学水工程专业讲席教授,郑州大学水利与交通学院学科特聘教授。他于 1997 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获本科学位,2000 年留学英国,并于 2005 年获英国牛津大学计算水力学博士学位。2006 年 3 月进入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任终身讲师,随后分别于 2011 年、2013 年晋升为高级讲师、教授。2018 年 6 月加盟英国拉夫堡大学,担任水工程专业讲席教授,并创建水环境模拟实验室 (Hydro-Environmantal Modelling Laboratory,简称 HEMLab)。2022 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讲席 (UNESCO Chair in Informatics and Multi-hazard Risk Reduction)。梁秋华教授开发的高性能集成水动力模型系统(HiPIMS)在我国应用于全国洪水风险图绘制,为国家防洪政策制定和财政拨款提供科学信息;为尼泊尔冰湖溃决洪水风险评估提供标准方法;并在英国用于支撑国家数字孪生系统、提供洪涝灾害预测数据、提升基础设施的韧性。他在英国拉夫堡大学建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并创建了信息与灾害韧性国际研究中心。梁秋华教授在高性能计算水力学算法和模型开发、及其在洪水和其它自然灾害的预报预警和风险管理中的应用的研究广受国际认可。通过国际项目和合作,自主研发的模型已在英国、中国、日本以及其它多个南亚/东南亚和非洲国家 (如尼泊尔、越南、印度、孟加拉等) 得到广泛应用。2023 年,梁秋华教授所就职的拉夫堡大学的与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理工大学)共同发起并成立了多灾害智慧减灾全球联盟(SIMR),致力于为全球学者提供一个国际平台和论坛,探讨新兴智慧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彻底改变减少多灾害风险的研究和实践的局限性,支持全球减灾协同能力建设和开放式研究,积极影响地方和全球减灾相关政策制定。2024 年当选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景旭东(Xudong Jing)景旭东(Xudong Jing),男,英国国籍,石油和天然气专家,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工程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系客座教授,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客座教授。曾在壳牌公司担任多个技术和领导职务,在欧洲、中东、亚洲和美国的壳牌公司任职。1985 年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获得石油工程学士学位,1990 毕业于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获得石油工程博士学位。拥有超 30 余年的开发经验,研究方向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提高采收率、非常规页岩气开发以及碳捕获、利用和封存 (CCUS)。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知名专家学者,在多个国际学会的执行和技术委员会任职。著名能源研究所 (FEI) 会士,英国皇家化学会 (FRSC) 会士,注册石油工程师 (CEng),石油工程师学会 (SPE) 的杰出会员。发表了 100 多篇论文,共同撰写两本石油工程书籍。2024 年当选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赵旭东(Xudong Zhao)赵旭东(Xudong Zhao),男,英国国籍,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西崖底村人,欧洲科学院院士,他是可再生能源、能效技术、及绿色建筑领域的国际著名专家。英国赫尔大学可持续能源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能源及环境学院副院长。1984 年毕业于太原工业大学(现为太原理工大学)暖通空调专业;1987 年他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现属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热能工程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2003 年 5 月毕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可再生能源及建筑设备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在过去 30 余年的研究生涯中,赵教授在超高能效近零碳露点空调、高效太阳能热电转化、超高能效热管及热泵技术等方面建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取得了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赵教授入选 2017 年全球高被引学者,并连续三年入选(2020-2022)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布的全球前 2% 顶尖科学家榜单。2024 年当选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范良士(Liang-Shih Fan)范良士(Liang-Shih Fan),男,美国国籍,1947 年 1 月 1 日出生于台湾省,化学工程专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化学及分子生物工程学系杰出大学讲座教授及 C. John Easton 工程讲座教授。1970 年范良士从台湾大学毕业后,进入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学习,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78 年获得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1985 年进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工程系工作,先后担任教授、系主任、杰出大学讲座教授、煤炭学团执行长、C. John Easton 工学讲座教授;2001 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2009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范良士的研究涉及流态化、多相流、反应工程、粉体技术等领域。2024 年当选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 英国科学家发现控制太赫兹波新方法
    英国研究人员2006年112日宣布发现了一种控制太赫兹波的新方法,可大大提高利用太赫兹波探测物质内部结构的能力,在疾病诊断、药物分析、材料探伤和爆炸物检测等诸多方面有很大应用潜力。   太赫兹波是指频率在0.1至10太赫兹(波长为3000至30微米)范围内的电磁波,在电磁波谱上位于微波和红外线之间。这一波段的电磁辐射具有很强的透视能力,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探针”用来对物质内部进行深入研究。   由于此前人们没有掌握使太赫兹波很好聚焦的技术,太赫兹波的应用受到很大限制。利用传统的透镜和反射镜,仅能使太赫兹波聚焦到波束直径不足1毫米的程度,导致分辨率不足。这样的波束远远不能用于研究生物细胞等微小物体,就像最小刻度为1毫米的尺子,不能用来测量长度仅几微米的东西。   英国巴斯大学2日发表的新闻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发现,普通金属线不能很好地引导太赫兹波进行聚焦,但如果在普通金属线的表面切开一些小槽,其聚焦能力就会大大增强。将这样的金属线制作成逐渐变细的形状,使其一端成为一个非常微小的点,金属线就能引导太赫兹波聚焦到这个点上,形成直径只有几微米的波束。   理论上,由于频率与生物大分子的振动频率吻合,太赫兹波在生物医学方面有特殊优势,可用于详细探测机体组织结构,方便研究伤口愈合、肿瘤生长等情况。它还能用来探测大气层、研究分子运动、探测毒品与爆炸物和对材料进行无损探伤等。   要实现这些功能,必须研制出性能良好的波源,提供稳定、分辨率高的太赫兹波波束。新成果使得科学家离实现这一目标又近了一步。
  • 英国Protea公司首席科学家Victoria到访奕枫仪器
    2017年9月27日,英国Protea公司首席科学家Victoria Brewster到访上海奕枫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就FTIR傅里叶红外气体分析模型的建立和应用对奕枫仪器技术部工程师进行了深度培训,并针对Protea公司系列傅里叶红外气体分析仪的售后维护维修及注意事项等进行了深入讲解。这次培训是对去年奕枫仪器工程师受邀赴英国培训的有益补充。经过几年的合作,Victoria高度认可奕枫仪器的售后服务能力,并建议双方多交流学习,以便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中国客户,提高客户的满意度。英国Protea公司是专门从事傅里叶红外多组份气体分析仪的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高科技公司,总部位于英国。Protea系列产品均采用高效的傅里叶红外FTIR技术监测高温气体、燃烧气体、排放烟气等,分辨率高。主要包括 ProtIR 204M傅里叶红外烟气分析仪、AtmosFIR便携式傅里叶红外多组份气体分析仪、Solus NH3&HCl分析仪等。仪器获得英国MCerts认证和烟气分析M22认证,并获得大量科研和环保单位等用户的认可。奕枫仪器是Protea公司系列便携式傅里叶红外多组份气体分析仪在国内高校及科研领域独家代理商。9月28日,Victoria在奕枫仪器工程师的陪同下,走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就中科大购买的在线式傅里叶红外多组份气体分析系统(CEM)的操作、使用注意事项等和用户进行了深入沟通,虚心接受用户的建议。
  • 比利时和英国科学家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
    F. Englert and P. Higgs   北京时间10月8日下午6点45分,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Francois Englert和Peter W. Higgs获奖。获奖理由是&ldquo 理论性发现了一种机制,有助于我们理解亚原子粒子质量的起源,最近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ATLAS和CMS实验所发现的预测中的基本粒子对其进行了确认&rdquo 。   Franç ois Englert,比利时公民。1932年出生于比利时埃特尔贝克(Etterbeek),1959年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为该校荣誉退休教授。   Peter W. Higgs,英国公民。1929年出生于英国纽卡斯尔。1954年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目前为爱丁堡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终于,来了!   201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Franç ois Englert和Peter W. Higgs两位,以表彰他们提出的有关粒子如何获得质量的理论。1964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该理论(Englert当时与现已故的同事Robert Brout一同提出)。2012年,设在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实验室发现了所谓的希格斯粒子,证实了他们的理论。   该理论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核心部分&mdash &mdash 该模型描述世界是如何建成的。通过标准模型,从花、人类到恒星、行星,这世间的一切都是由物质粒子组成。这些粒子都被由力粒子产生的力管理控制,让万事万物行其道。   整个标准模型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粒子存在的基础上,这种粒子即希格斯粒子。该粒子来源于一种填满所有空间的无形场域。即便宇宙看上去空空荡荡,该场域依然存在。没有它,我们将不复存在,因为通过与该场域的接触,所有粒子才会获得质量。Englert和Higgs提出的理论描述了这一过程。   2012年7月4日,在CERN粒子物理实验室里,希格斯粒子的发现证实了该理论。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也许是目前为止,人类建造出的最大、最复杂的机器。由来自ATLAS 和 CMS的大约三千位科学家组成的两个研究小组成功从LHC的数十亿粒子对撞中获取了希格斯粒子。
  • 科学家到底有多忙?谁动了科学家的时间?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title=" 20177132114314050.jp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7/noimg/8678124c-25b8-473c-bc30-4f66383b3abb.jpg" / /p p   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节奏不断加快的时代,很多人的生活都被工作占去了大量的时间,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 /p p   一些科学家希望改变这种现状。今年5月31日,《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探讨科学家工作时间的文章《科学家职场习惯:全职已经足够了》。文章列举了几位青年女科学家对职场工作时间的看法,她们主张合理用时,认为“工作到晚上六点都没必要”。 /p p   但实际上,在许多领域,漫长的工作时间仍然是科学研究人员的常态。2016年《自然》杂志曾进行过一项关于全球青年科研人员的民意调查,结果有38%的人反馈他们一周工作的时间超过60小时,其中9%的人称每周工作超过80小时。同时也有研究表明,科学家的工作时间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 /p p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时间?他们的工作时间是否确实存在差异?如果存在,那么产生差异的原因又可能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在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工作的几位科学家。 /p p strong   忙碌的状态:讨厌还是享受? /strong /p p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生态学家梅根· 达菲有一件事要坦白:一般下午5点一到,她就已经准备好下班回家了。晚上,她更希望陪着丈夫和三个孩子,而不是与显微镜和水样待在一起。”《科学家职场习惯:全职已经足够了》一文中写道。 /p p   文中介绍,早在2014年,达菲就发表过一篇博文《在学术界取得成功并不需要每周工作80个小时》,坦白自己每周一般工作40~50小时,“只是个全职科学家”。 /p p   这篇博文在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群体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一位女科学家告诉达菲,这篇博文改变了她的生活。“之前,她一直有负罪感。一个人应该长时间工作的想法十分普遍。如果每周工作时间不到60~80小时,你做的就是不够的。这让人们感到焦虑。”达菲说。 /p p   今年早些时候,达菲获得了美国湖沼和海洋学会的Yentsch Schindler青年科学家奖。“这些科学家会充分利用自己的工作时间,避免不必要的时间消耗。通过平衡优先事项、坚持自我,他们获得了更多实验室外的生活时间。”文章说。 /p p   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全职科学家”都并非科研人员的常态。《自然》杂志曾在2016年做过一项全球青年科学家调查,结果显示有38%的受访者报告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其中9%的人表示工作时间超过80小时。2013年一项针对欧洲研究者学术工作习惯的调查显示,德国资深学术工作者报告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52小时,高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国家。2014年一项针对英国大学和学院工会(UCU)教师职业压力的调查显示,41%的全职大学教师表示自己的每周工作时间在50小时以上。 /p p   “我现在每周工作差不多60个小时。”美国纽约大学的脑神经科学家温蒂· 铃木告诉记者,这已经比几年前自己的工作时间少多了。此前,温蒂· 铃木信奉“只有投入100%的时间来做科研,工作才能做得优秀”的观点,直到她发现自己得到的除了亮眼的工作成绩外,还有10公斤的赘肉和贫乏的社交生活。 /p p   此后,温蒂· 铃木对工作时间做出了调整。“我为自己在闲暇时间安排了丰富的活动,包括不同形式的运动。我还重新安排了我的工作生活,丢掉了一些杂事,花费更多时间来探索我喜欢的科学问题,所以它现在似乎也不太像是‘工作’了。”温蒂· 铃木说。 /p p   也有科学家享受这种忙碌的工作状态。悉尼科技大学教授金大勇管理着一个拥有几十人的实验室。“我的工资单上写着每周按照35个小时来付我薪酬。但实际上,在现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如果我真的每天早九晚五做科研,绝对是无法生存的。”金大勇说,“更重要的是,如果你仅仅把科研当作一份‘工作’,是无法作出真正优秀的成果的。做科研需要兴趣和激情,更何况现在是纳税人在资助你完成自己感兴趣的科学探索,从这个角度看,就更无所谓工作时长多少了。” /p p strong   科学家能打卡工作吗? /strong /p p   事实上,讨论科研人员的每周工作时间可能是个伪命题,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常常无法准确计算。 /p p   “科学这种创造性的工作,是无法打卡计时的。”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则贤对记者说,“很多卓越的科学家,比如法国科学家庞加莱,他们的大脑一直在不断创造着科学成果。庞加莱说,随时能睡着的人才是天才,强调挤时间来工作。对于这样的科学家来说,一周多少工作时间都不够。” /p p   当然,较之过去,如今整个科学研究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专业细分程度逐渐增强,科研从小科学走向了大科学,向着组织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 /p p   “在这些庞大的科研综合体里,可能有些科研人员承担的不是创造性的工作。但对于那些有创造性的科学家来说,他的工作不可能限定在工作时间里。他虽然下班了,但头脑仍在工作。对于那些天才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工作的每一刻都是有成效、有产出的。科学工作的特殊性就在于动脑。” /p p   对此,金大勇也有同感。“科研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是不能用时间来计量的。”金大勇说,自己有时早上5点多就会起床,处理邮件,虽然坐在家里,但这时已经开始工作了。到了学校跟学生聊天询问进展、跟团队成员一起吃早饭时讨论科研话题,还有出差、写申请、参与会议等等,其实都是在工作。甚至在假期,脑子里仍想着科研问题。 /p p   调查数据印证了科研工作的这种灵活性。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生态学家理查德· 普里马克曾对生物学家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完成了多少工作进行过实证研究。在2013年发表于《生物保护》期刊的一项研究中,普里马克与合作者分析了2004年~2012年期间该期刊收到投稿的时间。结果显示,超过1/4的论文投稿时间都是周末,或者工作日的晚7点~早7点之间 周末投稿率每年增长5%~6%。 /p p   “很显然,对于科研工作来说,只花费常规的工作时间是无法脱颖而出的。但我同时也觉得,拼命工作、完全没有业余时间,也不一定就能成为非常有创造力、多产的成功科学家。”温蒂· 铃木说,“我们知道,真正的创造力需要思考的空间。如果你每天只是忙于申请基金、编辑论文、管理学生等工作,何来这种创造性的空间呢?相反,你需要空间,甚至假期,去思考你的学术领域、产生创新性思维。对我自己而言,相比于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现在更有创造力,也更大胆,原因之一就是我给自己留出了思考的时间,创造了能涌现新想法的环境。” /p p strong   来自地域的差异 /strong /p p   理查德· 普里马克对科学家投稿时间的研究同样发现了明显的地域差异。相较于比利时和挪威的研究者,中国和印度研究者在周末投稿的可能性要高出5倍。在日本,30%的论文原稿都是在工作日的下班时间后投出的。北美科学家在下班时间提交论文的比例处于平均水平。 /p p   “地域差别确实存在,比如在澳大利亚做科研相对更悠闲一点,因为人少,竞争也相对小一些。另外,由于澳大利亚对科研工作的考核机制不是很量化,当然申请升职时也要写材料,你的工作会被评估,但不是计算发多少论文、加多少分这么绝对。所以整体来说,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工作状态相对更从容一些,探索性更强一些。”金大勇说,“但有一点,我所看到的优秀科学家,无一例外全都是很享受科研工作的,他们对科研有激情,他们的头脑在一刻不停地思考,这一点是没有国界的。” /p p   曹则贤曾在德国学习和工作多年。他的德国导师带着41个博士生,但并未看到他异常紧张地工作。“当你不从容的时候,一定是因为你不会。”曹则贤说,“科学研究从来不是通过赶工、勉强得来的。” /p p   在曹则贤看来,科学家工作状态的不同缘于各国科学文化背景的差异。“我国科学研究受美国、日本影响较深,更为功利化,而以法、德、英为代表的欧洲科学研究更注重思想创造的过程。”曹则贤分析说,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科学是在本土一点一滴产生的,他们知道科学的重要性,也知道科学创造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所以,一旦对科学家的身份进行了确认,对其工作就不会再多加干涉。 /p p   “而我们是把西方成熟的科学成果直接拿来,对于如何创造、如何试错、如何建立价值观判断对错等,则知之甚少,所以我们创造性不强,又太过于强调数量上的产出。”曹则贤说道,“科学创造,就像画画一样,你看到一幅成功的画,可没看到的是那些之前不成功的。那些不成功的,恰恰才是创造的过程,才是最有价值的。科学研究就像淘金一样,是从一筐一筐的沙子里面找金子。如果把科学研究都当作工程来做,要求目标清楚、细节详细、结果能预知,那还是科学吗?” /p p strong   谁动了科学家的时间? /strong /p p   对于科学家来说,时间是珍贵的,时间利用更需要高效。 /p p   两个多月前,金大勇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在与物理学家朱棣文的交谈中,对方的一段话让他印象深刻。“他说如果他的学生今天做完实验没有及时整理,他就觉得这不是一种好的工作状态,因为这表明他对实验结果没有渴求。” /p p   在金大勇的实验室中,有些新来的学生在等实验结果时,会玩手机或上网。“我觉得这是极大地浪费时间。你的脑子要跟着实验走,思考实验不成功怎么办、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导致实验不成功、实验结果会有几种可能、下一步要采取什么方法等等。你要一直在动脑,要用巧力。”金大勇说。 /p p   对于金大勇来说,管理整个实验室的经费、人员等各个方面,事情多而杂。如何提高效率,他的方法就是“专注”。“我会想我这周、这个月、这一年需要什么,然后砍掉其他不必要的事情,只专注于做这些最重要的事。” /p p   温蒂· 铃木在提到时间管理的方法时也说,首先要明确哪些事情是需要优先去做的,然后给这些事情分配足够的时间。“这听起来简单,但如果你的优先事项与部门的优先事项相冲突,那执行起来就会很难。作为一名科研人员,要学会对有些事情说不。” /p p   对于国内的科学家来说,对有些事情说不貌似更难。 /p p   “我们对教授、研究员的评审是宽进严出的,因此我们设计了很多制度来对科研人员进行考核,而这大大增加了科学家的时间成本。有些科学家就像热锅里的炒豆一样,一刻不得消停。所以,我们的科学家每天非常忙,但有很多时间其实是无效的。”曹则贤无奈地说,“比如种种考核,比如财务报账工作。在西方,大学、研究所是没有财务部门的,由第三方机构来管理,你要是敢贪污,警察直接来找你。” /p p   曹则贤办公室的书架上贴着一张A4纸,上面打印着四个大字“大块时间”。“科学本就是思想性的工作,需要大块的时间静下心来思考。有些杂事仅占用一个小时,但却打乱了你整个工作的节奏。”曹则贤说,“我们需要对科学精神、科学研究的工作方式、科学回馈社会的时间和方式等问题有清楚认识,从而在科学家的遴选、资助方式等方面,建立更加成熟和高效的制度。” /p
  • 汪尔康、董绍俊等中国科学家入选2014年高被引科学家
    据汤森路透集团最新公布的2014年全球&ldquo 高被引科学家&rdquo (Highly Cited Researchers 2014)名单。同时,其科学观察发布了2014全球最有影响力科学思想科学家名录&ldquo World' s Most Influential Scientific Minds 2014&rdquo 。   据介绍,本次公布的全球&ldquo 高被引科学家&rdquo 名单是由汤森路透采用最新数据和先进算法,通过对21个大学科领域2002年至2012年被SCI收录的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论文进行分析评估,并将所属领域同一年度他引频次在前1%的论文进行排名统计后得出的。入选&ldquo 高被引科学家&rdquo 名单,意味着该学者在其所研究领域具有世界级影响力,其科研成果为该领域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全球有在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21个学科领域的3215名科学家入选。其中,中国(含港澳)共有134人入选2014年&ldquo 高被引科学家&rdquo ,仅次于美国(1702人)、英国(304人)和德国(163人)。中科院有46名研究人员入选,占中国入选人数34%,居各科研机构及高校之首。   据仪器信息网不完全统计,10余位从事分析化学、核分析、基因测序、生物传感等领域的科学家入围本届榜单,其中,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汪尔康院士、董绍俊研究员伉俪一同入选;华大基因(BGI)的杨焕明院士、汪建研究员、王俊教授以及李英睿4人入围榜单。其他还包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柴之芳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郭少军博士,湖南大学谭蔚泓教授,复旦大学李富友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樊春海研究员等。   背景知识   具Thomson Reuters介绍,&ldquo Highly cited Researcher 2014&rdquo 名录是汤森路透公司第二次公布的高被引科学家名单,是根据最近11年( 2002-2012 )被ISI Web of Science(SCI)收录的全部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论文进行排名,排名基于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中的&ldquo Highly Cited Papers&rdquo (高被引论文)即发表的论文为所属领域中前1%的高引用论文,具有较强的权威性。&ldquo 高被引科学家&rdquo 是由美国汤森路透公司开创的全球性科学家荣誉名单,它以论文被引次数为指标,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21个学科领域中,选出全球论文被引用次数最高的学者。论文被引次数是评价科研成果的重要指标之一,而成为&ldquo 高被引&rdquo ,意味着该科学家在其所研究的学科内具有世界级影响力,其科研成果为该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是由世界著名的学术信息出版机构美国科技信息所(The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于2001年推出的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踪科学发展趋势的基本分析评价工具,是基于汤森路透Web of Science(SCIE/SSCI)所收录的全球11000多种学术期刊的1000多万条文献记录,实时根据论文引用记录排名而建立的文献计量分析数据库,ESI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   ESI对全球所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SCIE、SSCI库中近11年的论文数据进行统计,按被引频次的高低确定出衡量研究绩效的阈值,分别排出居世界前1%的研究机构、科学家、研究论文,居世界前50%的国家/地区和居前0.1%的热点论文。ESI针对22个专业领域,通过论文数、论文被引频次、论文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和前沿论文等6大指标,从各个角度对国家/地区科研水平、机构学术声誉、科学家学术影响力以及期刊学术水平进行全面衡量。   汤森路透集团是全球领先的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该公司提供包括SCIE、SSCI、ESI、INCITE、DII等多种专业数据库。自2002年起,该公司采用定量数据分析,成功预测了21位引文桂冠得主获得诺贝尔奖。
  • 记师昌绪院士:从材料科学家到战略科学家
    师昌绪:   材料科学家,1920年生于河北徐水,我国高温合金开拓者之一,领导研制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空心铸造镍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曾任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所长、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等职。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月14日,人民大会堂铺着长长的红地毯,鲜花簇拥,喜气洋洋。一位九旬高龄的长者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201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就是著名的材料科学家、战略科学家、两院院士师昌绪。   之前,这个奖的得主也是一串显赫的名字——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创始人王选、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数学家吴文俊、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   战乱中成长:种下爱国种子   1920年11月15日,师昌绪出生在河北省徐水县大营村一个“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大家庭。这个地方紧挨保定城和京广铁路,进入民国后不是战场,就是大兵过境,以致家道艰难。师昌绪有一个近40口人的大家庭,19世纪他祖父辈出过进士,他的父亲是清末秀才,既有浓厚的儒家思想,又有强烈的爱国意念 母亲出身于破落的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勤劳善良。在这个主要依靠土地且生活并不富裕的大家庭里,养成了师昌绪温良恭谦和对人宽容的性格。   因为地处保定一带,军阀混战,师老家又是大家庭,名声在外,经常要躲到地窖里面。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那时候他刚上高小一年级。日本侵占沈阳的消息传来,全班学生包括老师在内大哭,感觉到要亡国了。从那时起,师昌绪就意识到中国必须要强盛起来。   七七事变后,他亲眼见到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追踪中国老百姓扫射,乡亲父老惨遭屠戮的惨状。   师老说,他这一生的亮点之一是考上了河北省立保定第二师范学校——一个非常进步的学校。学校实行的是劳动生产教育,真正下地干活,每周四个半天,星期天都被占了,十分艰苦。所以他在中学时代养成了勤劳的习惯。当时日本占了东北以后又想华北自治,宋哲元将军领导抗日,用大刀和日本人作战,在古北口和喜峰口打败了日本人,因而学校每天早晨都练大刀,打形意拳,准备抗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家人来到河南,入冀绥平津联合中学。1940年,师昌绪中学毕业,考入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开始了自己“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   留学美国:打牢科学救国基础   1945年大学毕业后,师昌绪在四川和鞍山工作了3年,因国内战乱不已,他便于1946年考取出国资格,1948年到美国留学7年。   异国求学的历程对于师昌绪来说还算顺利:不到一年时间拿到密苏里大学矿业学院(美国三大著名矿业学院之一)的硕士学位,两年半时间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他受聘麻省理工学院冶金系,师从著名金属学家M柯恩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博士后的研究结果发展为300M超高强度钢,成为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世界上最常用的飞机起落架用钢,解决了飞机起落架经常因为断裂韧性或冲击值不够而发生严重事故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师昌绪访问麻省理工学院,应邀在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作报告时,导师柯恩教授这样介绍他:“师昌绪是中国著名研究所的著名科学家,曾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硅在超高强度钢中作用的研究,取得很有成效的结果,目前飞机常用的300M超高强度钢就是在他研究工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师昌绪当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很是得心应手,可是争取回国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是现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恒德点燃了他争取回国的旺火。   作为师昌绪的老朋友,李恒德回忆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到了1951年9月,美国司法部就明令禁止学习理工医学科的中国留学生离开美国回中国,师昌绪是明令禁止回国的35名中国学者之一。1954年5月6月间是争取回国最紧张的日子,留美学生除了和中国日内瓦会议代表团联系,写信转交给周恩来总理,还按计划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撤除禁令,让他们回到祖国。当时大家一起分工,把最烦琐的印刷任务交给了师昌绪,投出的给美国报界、议员、民众团体的2000封信无不经过他手。1955年春,在各种努力下,76位在美中国留学生终于得到美方的释放令,师昌绪也名列其中。同时达成中美两国大使在华沙会谈协议,为中国留学生自由回国打开了大门。   回忆那些岁月,师昌绪说:“我这个人比较胆大,对生死看得比较淡泊。”   1955年6月,骄阳似火的美国旧金山码头,克里夫兰号客轮从这里起航开往香港。船缓缓离岸,35岁的师昌绪站在甲板上,万分激动:“我终于可以回到祖国了。”   沈阳30年:从具体研究工作到研究所所长   1955年回国后,师昌绪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时任技术科学部的严济慈主任让他在上海和沈阳任意挑一处,两地都有研究合金钢的研究所。师的回答是“哪里需要我到哪里”。于是,1956年9月,师昌绪来到了金属研究所,开始他在沈阳工作的30年。   刚到所时,他被派驻鞍钢。两年后,中国科学院为了执行“十二年科技规划”,以发展新技术和新材料为重点,师昌绪任金属所高温合金研究组组长。高温合金是他从未接触的领域,他选定开发铁基高温合金代替最为流行的镍基合金,因为当时国内既缺镍又缺铬,而且受到国外封锁。他和抚顺钢厂合作,开发出我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后来用于航空发动机涡轮盘。他的这个倡议引发了全国开发铁基高温合金的热潮。他那时还兼任合金钢研究室主任,在他的思想指导下,1958年开发出无镍不锈钢,用于尿素生产,比国际常用的镍铬不锈钢还好。   在航空发动机中,涡轮叶片工作条件最为苛刻:耐高温、抗疲劳、高强度,是高温合金开发的热点,一般都采用锻造高温合金。1959年,师昌绪等考虑到铸造合金有诸多优点,采用真空冶炼、真空浇铸等先进手段,开发出可用于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合金。   1964年,我国自行设计的歼击机即将投产,却没有可用的发动机,在一场激烈的辩论中,确定了采用气冷空心涡轮叶片。当时,航空院负责材料工艺的负责人荣科总工程师来师昌绪家里说明情况,希望能做出提高100℃的空心气冷涡轮叶片。100℃看起来数目不大,但自从有喷气发动机以来,从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每年通过材料提高的工作温度只有7℃~8℃,100℃是个飞跃。   在接受任务后,师昌绪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试车、试飞和生产定型。这些工作本来定产于沈阳,10年后航空部要将此转产于大后方贵州。于是,师昌绪带队奔赴贵州工厂,从原材料准备到标准的制定攻关数月。这个厂已生产了40多万片,装备了4000台发动机,至今没有发生过一次重大事故,而且成品率大为提高。空心涡轮叶片获得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谈到空心叶片的研制成功,师昌绪总结说,一是接受这项任务靠胆识,因为风险很大 二是靠设计、材料工艺与制造工厂的三结合 三是靠参与工作人员的精诚团结,因为光金属所就有来自不同研究室的近百人参加。   这项工作开辟了我国铸造高温合金用于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先河,以后的柱晶叶片和单晶叶片都由此开始,空心冷却从100℃到今天的400℃~500℃。更大的影响是促进了全世界铸造高温合金用于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   早在1963年师昌绪访问英国罗罗公司时,他们的总设计师还表示:“铸造合金性能不稳定,不能用作涡轮叶片 实际已有多年试验的结果才下此结论。”1980年该公司到沈阳航空发动机参观,胡克总设计师看到中国铸造叶片已投产,不无感慨地说:“单凭看到这一成果,就没白来中国一趟。”从此,英国和苏联都跟上来了。   和师老共事多年的“夫妻院士”柯伟和李依依曾撰文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和师老再去贵州时,工厂里所有的老总、工程师,甚至已退休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赶来探望师先生,场面非常感人。”   为了高温合金的推广与生产,师昌绪走遍了全国几乎所有的特殊钢厂和航空发动机厂,每一种材料从研制到生产过关和得到应用都花了十几年。   师昌绪不只重视高温合金的开发与生产,也重视理论研究。在确定铸造高温合金为主攻方向后,他提出合金的凝固过程必须深入研究,从而发现某些杂质元素影响了合金元素的严重偏析,造成材料稳定性严重下降 控制这些杂质的含量,可以明显改善合金的很多性能。这一发现不但用于铸造高温合金,也用于高合金钢。因此他获得了1998年华盛顿“材料研究学会国际联盟”大会颁发的“实用材料创新奖”,全世界只有12项,师为其一。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金属所从隶属冶金部又回到中科院。隶属冶金部时,以任务为主,不愁没有研究课题,更不愁经费 而中国科学院研究所以学科建设为主,这一巨大转变使研究所遇到很大的困难:人员老化、设备陈旧、缺乏国际联系、经费来源不足。师昌绪作为常务副所长,亟待解决这些问题。于是,金属所开展了大学习:学习业务,学英语准备扩大学术交流,大量招收研究生以解决人员老化与断层,省吃俭用添置高级研究装备。此间,他确定了开发新材料与理论研究并重的办所方针。他勇于承担难度大的任务和开辟新的学科方向,使金属所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如今,金属所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研究所。   其间,师昌绪还创建中国科学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并兼任所长,他提出要加强环境腐蚀及工程腐蚀研究,而不只是开发耐腐蚀材料。而今36公里长的钱塘江大桥的100年寿命保证,就是由该所提出方案并实施的。   除此,师昌绪还经常参加失效分析工作,特别经常光顾同在沈阳地区的黎明机械厂(即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下厂解决材料中存在的问题。该厂副厂长程华明总工程师称他为“材料医生”。   在京25年: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战略科学家   和做某个领域的科学家相比,要当好一位战略科学家似乎要难得多。当了8年金属所副所长、所长的领导职务,师昌绪笑称自己的头发就是在同时担任两个所的所长时被折腾光的。   1984年,他卸任来到北京,扮演起管理者和决策者的角色,成为推动我国材料科学发展乃至整个科学界发展的战略科学家。除了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等岗位上发挥了作用,他还提出很多有益于我国科技发展的建议和主张。   1984年,师昌绪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一技术科学部主任,那时学部的任务之一是向国家科技发展提供咨询。他不等待国家交任务,而创立了“主动咨询”模式。如钢铁方面提出要进口部分铁矿石,通讯方面要市场化,科技人才实现全国招聘等咨询项目。   1985年,为了促进科研单位与大企业之间的联系,他联合20名专家建议国家经委召开有关研究所所长和大型企业负责人的座谈会,为他们牵线搭桥。   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化学家唐敖庆教授为主任,师昌绪是副主任之一。唐先生提出基金评审项目的16字方针——“依靠专家、同行评议、择优资助、公平合理”。   为保证这一方针的正确实施,师昌绪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如基金委应该是一个学术与行政双重性质的机构,其下属学部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要不断提高,为此他推动编写了54本学科发展战略,让工作人员了解本学科全貌 二是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审,用以了解全国从事科学研究的重点人物 三是承担全国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审工作,进而了解我国重点研究基地的情况。他甚至还提出学部干部采用流动编制的办法,以保证基金委不致变为一个官僚机构——当然因为难点太多而没有实现。   在师昌绪的建议下,把“863”计划中新概念、新构思部分划归基金委与“863”专家组共同管理,因为“863”主要针对国内实力最强的大学和研究单位,而新概念往往出自“小人物”,基金委的《项目指南》面向全国各个角落。   改革开放后,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程技术人员是主体,但这部分人不像科学家那样受到重视,于是一些科研人员提出成立中国工程院。1982年,师昌绪和其他3位科学家联名提出“实现四化必须发展工程科学技术”的建议。1992年,师昌绪又与另外5位科学家上书党中央。经批准后,师昌绪作为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和筹备组副组长投入筹建工作。1994年6月3日,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师昌绪被选为副院长之一,时年74岁。   1996年,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立“学部咨询工作委员会”,聘请师昌绪为第一届主席。他主持下最重要的一项成果是“我国能源发展战略”,得出的结论是“因地制宜”,“东部以核能为主,西部以水能和新能源为主,华北地区要高效率利用化石能源”。此时,他已是80高龄,进入资深院士行列。   2000年,科技部聘师昌绪为中国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的理事长,将北京各部门的图书馆的外文期刊统一采购、统一上网,实现“共建共享”和图书馆的数字化。他不是图书馆专家,但在他的领导下,实现了一个“和谐集体”,成为我国科技平台的典范。   出于他的责任感和广泛的接触,师昌绪对国家科技发展十分关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我国材料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召开“环境材料”国际会议,师昌绪分析了金属材料的资源少则几十年、多则几百年就要枯竭,唯有镁取之不尽,因为海水中有大量镁盐,并可经济开采。1997年他与几位院士建议科技部列为重点攻关项目。如今中国镁产量为世界第一,研发工作也居世界前列。   碳纤维是航空航天所必需,我国从1975年就开始研发,25年仍没拿到稳定合格产品。2000年,师昌绪主动召开了几个座谈会,最后上书党中央列为“863”重点项目之一。经过几年努力,高强度碳纤维的生产已立足国内,由过去的分散到现在采取统一领导,实现了碳纤维国产化。同时,师昌绪也一直介入碳纤维在飞机生产中的应用。   2000年,纳米技术在国际上受到高度重视,师昌绪倡导成立了“纳米科学中心”。同时,他意识到我国纳米科技的研究与开发将进入无序竞争的状态,上书国务院成立了“国家纳米科学技术指导协调委员会”。   2004年,他主持召开我国军工材料发展研讨会,并制定了到2020年的发展规划。   其次,师昌绪对我国材料发展提出政策性的建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上刮起“传统产业是夕阳产业”之风,我国也倡导“新技术革命”。一时间,传统材料研究人员感到困惑,师昌绪在多个场合提出“开发新材料的同时必须重视传统材料”,因为它是基建、制造业所必需。像我国这样的大国,传统材料的生产必须立足国内。1997年我国启动重大基础研究“973”的立项,开始只有农业、能源、资环、自动化与生命科学5个领域,1998年师昌绪写信给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才把材料领域加入。   我国材料领域的研究成果很多没有得到推广应用,是由于没有达到工程化程度。为此,师昌绪等科学家上书国务院有关领导。得到批复后,他还主持召开了我国应尽快工程化几类材料的会议。   第三,师昌绪非常重视中国科技界走向国际。“要想成为世界强国,科技必须先行,同时也要融于国际社会,其中学会和期刊是两个重要标志”。   生物材料是当前最活跃的领域之一,由于国内8个学会都有生物材料学会,因而不能加入国际组织。师昌绪在中国科协的协助下,1997年成立了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并加入了国际组织。现在,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在国际上十分活跃,并成功争取2012年全世界生物材料大会在成都召开。   第四,师昌绪对我国科技设施建设作出很多贡献。1984年我国开始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为基础研究服务 1989年利用世行贷款又建了一批为应用科学服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师昌绪作为18人专家组组长,确定了不同领域的75个实验室。此后,在他主持下,为已建实验室的评估形成了一套成熟方案,做到了优胜劣汰,使实验室增加了活力。   此外,师昌绪还向国家提出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建议,无论是对我国科学技术还是产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师昌绪是一位闲不住的学者,即使他已90岁,仍然工作不停。仅2010年,他就在京主持或参加会议数十次,京外出差10次,接待不计其数的来访者,同时,还写作几篇文章和大会特邀报告。   当《科学时报》记者问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科研工作中得出什么经验时,师昌绪深有体会地说:“第一,要有恒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否则将一事无成。第二,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每个人都有长处,作为一个指挥者或领导者,要善于发挥和利用他们的长处。第三,对科研水平的认识。在回国初期,曾把发表论文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但在承担了发展新材料、新工艺的任务后,就改变了看法。衡量研究水平的一个更重要的标准是看能否解决实际问题。确切地说,每个行当都有自己的水平,不要拿自己所长去衡量别人之短,这样大家才能做到相互尊重。”
  • 杰出女科学家是科学界的珍稀品种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title=" U12776P1T940D4676F24202DT20151010162159.jp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603/noimg/4935cd3e-8fc4-4ce3-9ff6-2a65287d6b29.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一百年前就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资料图 br/ p style=" text-align: right "   /p p   一百多年来,女性的社会地位不能说没有改善。但是,她们在科学界的状况可以乐观吗? /p p   因为居里夫人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使世人趋向于高估女性在科学界的地位,低估了女性在科学界面临的困境。事实上,虽然居里夫人一百年前就获得诺贝尔奖,但全世界迄今女性只有12人获13次诺贝尔科学奖。居里夫人一人获得两次(1903年的物理奖、1911年的化学奖),她女儿获1935年的化学奖。而全世界其他女性仅获一次物理奖(德裔美国物理学家迈耶Maria Goeppert Mayer,1963)、一次化学奖(英国化学家霍奇金Dorothy Crowfoot Hodgkin,1964)。其后迄今近半个世纪,女性获10次科学奖皆在生理医学。 /p p   1963年至今,女性没有问津诺贝尔物理奖,1964年至今女性未再获化学奖。自然提醒人们:这些现象是否反映在物理和化学界女性的境遇有待较大改善? /p p   女性在20世纪大量接触科学、进入科学界。女性在科学界做出了重大贡献,除13位诺贝尔奖得主外,数学的Emmy Noether、 物理的Lisa Meisner和吴健雄、生物的Rosalind Franklin都有杰出的贡献。但是,虽然很多专业大学本科生男女数量相似,研究生常常也接近,但是越到后来女性越少。国外到助理教授时,女性比例出现低于男性的现象,国内外科学界正教授女性常常明显少于男性。而女性仅占诺贝尔获奖总数的2%。1999年的统计数据 ,美国国家科学院女性占6.2%,日本学士院0.8%,英国皇家学会3.6%,瑞典皇家科学院5.5%,土耳其科学院14.6%,荷兰艺术与科学院0.4%。2007年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女院士不到5.5%。与此同时,科学界的组织领导职位仍以男性占绝大多数。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还是德国马普学会,都很少女性研究所所长。 /p p   在浩瀚的科学史上,本文撷取几个与诺贝尔奖有关联的女科学家,从科学上成功的女科学家之历程,看她们的异同、做科学的动力,也涉及家庭和事业的关系。希望本文能起激励华裔女性打破玻璃天花板,突破女性在科学界发展的社会藩篱。 /p p strong   单身女性,情有独钟 /strong /p p   1902年6月16日出生的巴巴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是遗传学家。1983年她81岁时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肯定她30多年前发现的基因跳跃现象(转座子)。 /p p   麦克林托克是由好奇心驱动而从事科学研究的典型。 /p p   终生致力于研究艺术创造原动力的精神分析学家菲利斯?格里纳克认为,巨大的才能或天才之花的必要条件是:在幼儿中发展 “对世界的强烈爱好。”幼年时代的麦克林托克有类似特质。她常对独特的事物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她对科学的热爱达到入迷的程度。她自述,在孩提时代,没有感到需要和任何人有感情上亲密的必要。自然世界成了她智力和感情活力的主要中心。通过阅读自然教课书,她获得了其他人从个人的亲密交往中所得到的某种了解和满足。青春期过后,她越来越明显有冲动要干“那种姑娘们不该干的事情”。对体育的爱好让路给对知识的爱好。“我喜爱知识,”她回忆道。“我爱知道各种事物。”在高中,她发现了科学。解答科学难题开始使她滋长着一种快乐。“我解答问题的方法常出乎教师的意料之外& amp #823& amp #823我请求教师,‘请允许我& amp #823& amp #823看我能不能找到标准答案,’而我找到了。那真是一种巨大的快乐啊,寻找答案的整个过程就是一种纯粹的快乐。” 虽然她的母亲不支持她上大学,怕她嫁不出去,她坚持己见,其后也得到复员回家的父亲的支持。而她一生从来没有要结婚的感觉。 /p p   麦克林托克在大学期间的一些经历进一步激励、诱发了她的好奇心。1919年,麦克林托克入读康乃尔大学农学院。1921年秋,她上大学三年级的期中,选修了一门唯一向本科生开放的、她认为特别兴奋的研究生课程《遗传学》。当时很少同学感兴趣遗传学,他们大多热衷于农业学,并以此顺利就业。但麦克林托克却对遗传课很有兴趣,引起了主讲教师赫丘逊(CB Hutchuson)的注意。课程结束后,赫丘逊打电话给她说,我们还有专为研究生开设的其它遗传学课程,你要不要来选修。她知道作为一个学生,不仅自己感兴趣,老师也开始欣赏她了。老师的邀请进一步强化了她的兴趣。麦克林托克欣然接受了邀请,从此就非正式地获得了研究生的身份,并踏上遗传研究的道路。在大学三年级末,就完全走上了成为一个职业科学家的道路。 后来,她在康奈尔大学植物学系注册正式为研究生,主修细胞学,副修遗传学和动物学。细胞学的染色体和遗传学的交叉研究就成为她研究的方向。 /p p   获得博士学位后,麦克林托克在康内尔大学农学院的试验地里种下第一畦玉米,开始进行基因研究。她没和人结婚,但是和玉米是终身相守。她用玉米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她42岁时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此后她经过对玉米进行交配实验和实地观察,发现了“转座基因”。基因在染色体上作线性排列,基因与基因之间的距离非常稳定。常规的交换和重组只发生在等位基因之间,并不扰乱这种距离。在显微镜下可见的、发生频率非常稀少的染色体倒位和相互易位等畸变才会改变基因的位置。可是,麦克林托克发现单个的基因会跳起舞来:从染色体的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甚至从一条染色体跳到另一条染色体上。麦克林托克称这种能跳动的基因为“转座因子”(目前通称“转座子”,transposon)。20世纪50年代她把这个发现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认为转座是基因表达的主要调控机理之一。当时的科学界没有接受她的理论,对转座现象的重要性也没有很快意识到。有人嘲笑“她一定是发疯了”。在遭受冷遇的30多年时间里,她虽然为人们不接受她的理论而不高兴,并在1951年后她拒绝在工作单位冷泉港实验室作学术报告,但是她继续开展自己的研究。 当动物中也发现转座现象后,科学界认可了她对DNA跳跃现象的发现,虽然她的基因表达调控理论不重要、也没有普遍意义。 /p p   麦克林托克“对生物的钟情”是她创造力的主要源泉。驱动她一生在生物学世界孜孜以求的主要力量,是她对自然科学、生命世界的巨大好奇心。她曾说过,“重要的是培养一种能力去发现一个异乎寻常的籽粒并使它可以被理解”,“如果(有什么事情)出了格,那必定有个原因,你就得查明这是怎么回事”。 /p p   strong  “做科学与做母亲可二者兼得” /strong /p p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12位女科学家中,有几位终身未婚(麦克林托克、萝莎琳?雅洛、乐薇?芒塔琪妮),还有长期单身的。有的是性格所致,有的是因为女科学家受家庭和社会压力,难以兼顾家庭和事业。用一位女生物学家的话说“(对女科学家来说)婚姻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事情。你若要献身于科学,那么你就要伪装起来,不能正常地装束打扮& amp #823& amp #823你不能结婚 你不能有孩子。” /p p   但这并不是做杰出女科学家的必要牺牲。居里夫人对家庭非常照顾。她结婚后一直给家里记账,为了长女的教育,她和朋友给一群小孩开了两年的课。她也讲究休闲。 /p p   科学与家庭不是非此即彼、互不相容的关系。J?R?科尔和 H?朱克曼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发现,“对大多数妇女而言,科学与做母亲可二者兼得。” 居里夫人、迈耶、霍奇金的故事表明,科学研究与婚姻家庭呈互补关系,而且科学文化、科学精神可以在一个家族内部传承,形成科学家家族。有趣的是,获物理学和化学奖的4个女性科学家,都有科学家族。 /p p   马丽亚?居里(Marie Curie,1867-1934)是物理学家兼化学家。居里夫人的故事广为人知。但是通常是少年儿童版。她最早的流行传记是次女写的,一些艰难的、当时认为不利于科学家形象的材料给省略了,而有些特殊情况,当时没有看清,事后才清楚。居里夫人在巴黎的索邦念研究生第一年(1897到1898)非常有运气。这年她的研究奠定了自己两度诺贝尔奖,而且还生了一个三十年后会获诺贝尔奖的长女。有这样运气的人,世上不多见。她的课题是步发现X射线的伦琴和发现放射性现象的贝克勒尔后尘。居里夫人开始并没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课题原创性不高。她到丈夫皮埃尔所在的巴黎市立工业物理和化学学院,拿到片子在全校找可以有放射性的材料。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了钋和镭的原材料。她和皮埃尔两人的共同实验记录从1897年12月6号开始,到1898年2月17号就发现了钋的原材料。时间跨度一共只有两个月。1898年7月18号,居里夫妇的工作正式在法国科学院宣读,发现了钋,提出了放射性的概念。1903年,她获索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7月中旬,得知他们夫妇俩和贝克勒尔因为放射性而获当年诺贝尔物理奖。 /p p   居里夫人在研究生期间特别顺利,但她的一生却颇坎坷。她第一个恋人(Kazimierz Zorawski)的家长嫌她家穷不许他们结婚(她等待不成后去巴黎,他以后成为波兰著名数学家,一生后悔自己听了家长的话)。1903年诺贝尔颁奖时只请了皮埃尔演讲,没请居里夫人。1905年,皮埃尔出车祸去世对居里夫人是很大的打击,她曾有一年每天给去世的丈夫发寄不出去的信。1911年,居里夫人因发现元素镭和钋而获诺贝尔化学奖。但是,同年她和物理学家朗之万的恋情被曝光,化学奖委员会主席建议她写信表示“自愿”不领奖。她虽然坚持领奖,但其后因抑郁症,领奖后没有回法国而是到英国朋友家休养了约一年。1934年67岁的居里夫人去世逝于长期无防护地接触放射性物质导致的白血病。1935年她的长女爱琳和女婿获奖,爱琳先和外祖母一样患结核、59岁和母亲一样逝于白血病。居里夫人的次女伊婺是钢琴家、记者。1937年伊婺出版《居里夫人》一书,她丈夫曾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接受诺贝尔和平奖。和她父母、姐姐、姐夫不同,她到2007年以102高龄去世。居里的科学家族通过长女的后代延续至今:外孙女Hé lè ne Langevin-Joliot是物理学家(而且和朗之万的孙子结婚)、外孙Pierre Joliot是生化学家。 /p p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玛丽亚?苟帕?迈耶(Maria Goeppert Mayer)是德裔美国物理学家,她父亲是德国哥廷根的教授,她是家族第七代教授,她父亲从来不愿她做家庭妇女。哥廷根大学在20世纪初数学和物理都非常好,座右铭是哥廷根外无生活。玛丽亚?苟帕聪明、漂亮,从小在教授堆里长大,邻居里有大数学家希尔伯特,她的大学和研究生都在哥廷根,起初喜欢数学后来转成理论物理。她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有三个诺贝尔奖得主。1930年获博士,并和美国人迈耶结婚后到美国定居。丈夫在大学做教授、系主任,而她三十年没有正规教职,只能兼职。但她喜欢科学,长期坚持研究,她说,“我工作多年,没有丝毫报酬,只是为了研究物理学时有着无穷的乐趣” 。她和多位教授合作,最初包括丈夫迈耶。四十年代她与德国物理学家汉斯?詹森等分别提出“核壳层结构”的解释,她写好文章以后,听说詹森等也有文章,要求编辑等詹森的文章到一道发表。其后,她和詹森联系,继续合作,1955年共同出版“核壳层结构基本理论”一书。1963年他们共同获奖。 /p p   英国科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朶萝西?霍奇金(Dorothy Crowfoot Hodgkin)患有类风湿关节炎,手足受严重影响。她凭着毅力,克服了病痛的折磨。1964年,她因解开青霉素和维生素B12的结构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她对中国很好,她自己是第一个解胰岛素结晶的专家,但是当她看到中国的研究结果后,向世界上热情介绍中国科学家的工作,说中国的胰岛素结晶是最漂亮的结晶,分辨率比她的还要高。霍奇金也和科学家族有关:丈夫家多年有很多科学家。祖先Thomas Hodgkin(1798-1866)于1832年发现何杰金氏淋巴瘤(Hodgkin’s lymphoma)。在她本人得化学奖奖的1964年前后几年内,家族还有两个获奖者:1963年获生理奖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Alan Hodgkin是她丈夫的堂兄弟,1966年获医学奖的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教授劳斯(Peyton Rous)是Alan Hodgkin的岳父。他们家族现在还有科学家:Alan Hodgkin的儿子Jonathan Hodgkin是剑桥大学研究线虫的发育生物学家。朶萝西?霍奇金不仅热爱科学,而且关心公益,政治左派,丈夫和老师都曾为英国共产党党员,而她也到越南抗议美国,并曾十多年担任国际科学家反战组织Pugwash的主席。 /p p   家庭对于这些女科学家不是累赘,而可以并存,或相得益彰。 /p p   strong  合作的伙伴和友好的环境 /strong /p p   女科学家和夫妻关系以外的科学家合作不如男科学家常见。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历史上男子相对长期习惯形成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在科学家年富力强的时期,男女之间易于碰撞出感情的火花,科研合作关系和情爱关系之间的尺度有时难以把握,对科学合作关系的影响有时是正性、有时是负性。 /p p   犹太裔英国科学家萝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孤军奋战,而与她竞争的沃森和克里克却紧密合作。 /p p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这篇简短的文章从开头、结尾和致谢总共不到一页。但这篇划时代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意思是说,我们在做这项研究的时候,对富兰克林的研究成果只是模糊地知道一点。这句话是一个谎言,因为沃森和克里克对富兰克林的成果不是模糊的知道,而是知道的很清楚。 /p p   富兰克林1921年生于伦敦,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专业是物理化学。1945年,当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她前往法国学习X射线衍射技术。此时,人们已经知道脱氧核糖核酸(DNA)可能是遗传物质,但是对于DNA的结构,以及它的机制还不甚了解。就在这时,富兰克林加入了研究DNA结构的行列,1951年,富兰克林受伦敦大学国王学院John Randall之聘任,与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共同进行DNA的X-光分析。富兰克林以前研究煤和其它无机物的机构,回英国后做DNA是分派的工作,并不完全清楚DNA的重要性。 /p p   富兰克林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成功地拍摄了DNA晶体的X射线衍射照片。她也知道碱基在里面,磷酸在外面。1954年因为发现蛋白质& amp #945 螺旋结构而获诺贝尔奖的Linus Pauling,曾在1953年提出一个DNA核酸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Pauling错误地认为DNA是三螺旋结构,而且碱基是在外面。沃森和克里克也曾犯同样的错误,但他们和富兰克林讨论时,富兰克林纠正了碱基在外的错误。如果她不指出碱基在内,沃森和克里克就缺乏提出碱基配对的一个非常重要基础。富兰克林后来在伦敦伯贝克学院的合作伙伴克卢格(198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看了她的笔记和论文打字稿,证明她独立提出DNA双螺旋结构。但是她没有提出碱基配对。 /p p   1962年,克里克、沃森和威尔金斯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富兰克林已经在4年前因为卵巢癌而与世长辞。“如果她还活着或者诺贝尔奖早些授予双螺旋的话,获奖名单将不是克里克、沃森和威尔金斯,而是克里克、富兰克林和沃森”。 这是很多人的共识。美国作家Anne Sayre 于1975年出版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和DNA》一书中,全面记述了富兰克林的科学成就。 /p p   富兰克林是被人叫去做DNA结构,她没有意识到DNA的重要性,她对解DNA结构的兴趣是有的,是因为工作要好好做。而沃森知道DNA的重要性,当时老想着做了可以拿诺贝尔奖。富兰克林工作环境对她很不友好,她也没有平等的合作者,而沃森和克里克有非常紧密的合作。 /p p   诺奖对科学发现的眷顾,时间常常难预计。有人在做出成果的次年就被授予诺奖,而有人等了30甚至40年才被授予诺奖——如果科学家活得足够长,直到诺贝尔奖评委醒过来。麦克林托克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而富兰克林是一个反例。“长寿是坚守的一种形式,对于诺贝尔奖来说,它就象别的因素一样必需” 。另外一方面,诺贝尔奖只是科学研究的副产品, 不是莎琳德?富兰克林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p p strong   作为科学家的女性 /strong /p p   19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两次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潮。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 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是在20世纪的60-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挑战了传统分工。原有的分工让男性控制所有的公共领域——工作、运动、战争、政府,有时使女性成为家庭中没有报酬的工人。女性要求享有人的完整权利,挑战男女不平等关系,挑战造成女性无自主性、附属性和屈居次要地位的权力结构、法律和习俗 。20世纪后半叶, 女权主义思潮从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向文化界、学术界弥漫, 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女权主义也从寻找“女性在科学中相对缺席现象”的原因为起点, 对科学活动中的性别偏见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p p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科学界的女性数量递增,有人崭露头角。但女科学家在迈向科学之巅的征途上,仍面临艰难险阻。在20世纪上半叶,首要的险阻是女性应固守在家庭支持男人事业的观念。幸运的是,居里、迈耶、霍奇金和富兰克林都有较为开明的父母。家庭环境为她们在科学界的脱颖而出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p p   在科学女性们谈婚论嫁的年龄,有人选择了婚姻,有人选择了终身以科学为伴。迈入婚姻殿堂的科学女性,有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照顾家庭方面 也有人同丈夫进行科学合作。迄今为止,夫妻携手共同摘取诺贝尔奖的例子至少有三个:居里和居里夫人、约里奥-居里夫妇、科里夫妇(Gerty and Carl Cori)。 /p p   制约女性科学家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工作场所、环境及制度。在20世纪上半叶,大多数教育和科研机构对女性的入学、工作都有性别限制,对女性予以平等对待甚至优厚待遇的机构就更少。“自由、平等和不拘礼节的交流,都是一个好场所的财富” ,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六位女性中,四位科学家与纽约的汉特学院或者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有关。埃里昂和雅洛是汉特大学的毕业生,捷克裔的科里夫人和意大利人蒙塔尔西尼的获奖研究都在美国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做出。居里夫人一家创了诺贝尔奖记录,科里夫人与她丈夫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实验室,一共培养了8位诺贝尔奖得主,可能创了实验室记录。著名女科学家如此不随机的分布,也许说明有一些场所的差别。 /p p   哈佛前校长劳伦斯?H?萨默斯曾把女性在科学领域成功的几率比男子低的原因归咎于男女先天的性别差异,“尽管人们更愿意相信男女表现上的不同取决于社会因素,但是,我觉得这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尽管他陈述的是自己的个人观点,但他以哈佛校长的身份参与到一场历时已久的话题、以经济学家的方式抛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观点,因而受到广泛关注,是他最后逼迫辞职的原因之一。男女先天性别差异是否导致在他们才能不同,是不容易明确解答的科学问题。它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开原因和结果。对女性不平等对待、缺少机遇、缺少支持体系,使女性难以获得男性的平等机会。,在社会因素不能排除以前,谈自然因素,引起人们怀疑是否故意延续歧视女性的传统。 /p p   另外,也可以听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耶洛在斯德哥尔摩宴会的演讲,她说,“我们不可能期待在短期的未来,所有追求的女性都将获得平等的机会。但是如果女性开始向这个目标努力,我们必须相信自己,否则其他人不会相信我们。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渴望与我们获得成功的能力、勇气与决心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懂得,使那些后来的女性的道路宽松一些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如果我们去解决困扰我们的许多问题,这个世界就不会承受人类一半智力的损失。” /p p   我们希望本文说明著名女科学家和男科学家一样,不是刻板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她们有着各异的背景和生活,有科学才能、有一定机遇、遇到和克服了不同的问题,在科学上作出了影响人类的工作。 /p p   我们祝愿更多热爱科学的女性,突破现实中不尽人意的限制和不便,以敏锐的触角探索世界万象,使科学之花结出更多的芳香之果。 /p p style=" text-align: right "  文/贾宝余 饶毅 br/ /p p /p /p
  • 科学家用红宝石改变光速
    有望应用于数据存储及高级计算机 科学家用红宝石改变光速 图片来源: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科学家日前通过把光的速度降到比声速还慢,并使之通过一个旋转的晶体,从而实现了以一种可控的方式对光线进行拖拉,这在世界上尚属首次。   人们一般认为光速是恒定不变的,但这只是在真空条件下——如它在太空的传播速度约10.8亿千米每小时。但是当光穿过不同的物质时,如水或固体,它的速度就会减慢,不同波长(颜色)的光会以不同的速度传播。   此外,当光通过不同的正在移动的物质时,如玻璃、空气或是水,它便可以被拖拉,这种现象最早由光学家奥古斯丁简菲涅尔于1818年预言,并最终在100年后得到证实。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把一个原始图像(一个绿色激光器的椭圆形轮廓)投射在一个红宝石棒上,这个红宝石棒以每分钟3000转的速度绕轴旋转。   研究人员发现,一旦光线进入红宝石,它的速度就会被降低到和声音速度差不多,旋转着的红宝石棒拖拉着进入其中的光线,结果导致所产生的图像被旋转了约5度,其改变程度是肉眼足以观察到的。研究人员指出,这项研究可能应用在非同以往的数据存储以及高级计算机上。   该校光学家Miles Padgett表示:“光的速度只有在真空条件下才是恒定不变的。当光通过玻璃传播时,玻璃的移动同时就会拖拉进入其中的光。例如,尽你最大能力来快速转动窗户,就会轻微转动窗户后面你所看到的影像。然而这种转动可能只有百万分之一度,是人眼所感受不到的。”   在研究人员于《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来设计激光器和旋转红宝石棒试验。   在实验中,该校的Franke-Arnold博士产生了利用红宝石减慢光速来观察光牵现象的想法。他说:“我们主要是希望示范基本的光学原理,但是这项工作也可能具有实际应用效果。”   Arnold 表示:“图像是一种存储自身密度的信息与能力,而定相是光学存储与处理量子信息的重要步骤,最终达到典型计算机永远无法达到的程度。能够选择以任意角度转动图像为编码信息带来了一种新的方式,一种目前任何图像编码信息所不能做到的方式。”
  • 你的实验室安全吗? 科学家工作环境堪忧
    将近一半的人都在实验室受到过伤害……很多科学家缺乏应对具体伤害的安全培训。   ①一项国际调查投射出实验室研究人员对工作环境的态度。 图片来源:ARNO BURGI/DPA/PRESS ASSOCIATION   ②调查问卷中的一些问题。 图片来源:CENTER FOR LABORATORY SAFETY, UCLA/NPG/BONAMY FINCH   近期,第一个关于科研人员对工作环境的态度及其实际情况的国际调查显示,科学家对实验室的环境安全状况有错误的认识。   在约2400名参与调查的科学家中,有86%的人表示相信实验室是安全的。但实际上,将近一半的人都在实验室受到过伤害,例如动物咬伤、吸入化学药剂等;还有很多科学家指出,由于他们经常独自工作,因此即便受到过伤害也没有报告给上级,并缺乏应对具体伤害的安全培训。   “认识到这一差异,是积极改变实验室安全环境的关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环境健康与安全研究的负责人James Gibson说。2011年3月,加利福尼亚大学首次成立了实验室安全中心,将该问题研究作为以美国为首的安全环境研究的一部分。这一进展缘于2008年,该校一位23岁的研究助理Sheharbano Sangji在实验室大火中被严重烧伤并死亡。她的导师、有机化学家Patrick Harran,可能因为她的死亡面临刑事审判。2011年耶鲁大学也曾发生过类似的实验室伤害致死事件。   美国国家科学院化学科技委员会负责人Dorothy Zolandz说,这项调查“是我见过的最全面地调查科学家对实验室安全态度的尝试——它和其他相关报告共同指出,我们科研实验室的安全环境亟待改善”。《自然》杂志所属的自然出版集团和提供安全软件的BioRAFT公司都参与协助了这项调查。UCLA的实验室安全中心计划在今年进一步分析调查数据。   真安全,假安全?   一些匿名的调查参与者——大部分来自美国和英国,小部分来自于欧洲、中国和日本——认为他们受到的伤害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我曾被一只猴子抓伤。”一位科学家写道,“不管你多小心,在工作中类似的伤害都会发生。”另一位科学家在提取响尾蛇毒液时曾被咬伤;还有一位科学家的脸和手上被泼到硫酸,皮肤治疗花费了3000美元。轻微的伤害是最常见的——割伤、裂伤和刺伤,但是30%的回应者表示曾目睹过至少一次实验室的“重大”事故,一般需要专业的医疗处理。超过1/4的初级研究者表示他们在经历实验室伤害后并没有告诉导师。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回应者都宣称他们的实验室是安全的,并受到过足够的安全培训,以使实验室伤害最小化并采取合适的安全措施来保护实验室工作人员。美国化学会(在此问题上进行过独立调查)健康与安全领域秘书长Ralph Stuart表示,在其他规模较小的调查中,科学家们同样持这种态度。   但是调查中更具体的问题表明,安全标准并不到位。只有60%的调查参与者回答他们曾受到过应对具体危险的安全训练。差不多一半的参与者认为实验室安全状况有改善的空间,其中化学家(60%)更容易有这种感受,神经系统科学家(30%)反应则较为平淡。   老少科学家看法不一   这项调查中,最大的分歧之一是初级科学家(如博士后和博士研究生等)和高级科学家(如教授、系主任和研究负责人等)对安全环境的态度。大约40%的初级科学家表示,他们每天在实验室里独自工作,这样对健康有害且会增加发生事故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只有26%的高级科学家有这种看法。这表明,导师们对自己团队的安全环境并不十分了解。   总体上,大约2/3的研究者表示,他们每周都会有几次独自在实验室工作的情况。只有12%的年轻科学家认为安全是“实验室事项中最重要的”,36%的年纪较大的科学家有这种看法。   年轻科学家对安全措施可能有更清晰的看法,因为他们比导师工作的时间更长。一半多的初级科学家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只有1/5的高级科学家会工作同样长的时间。   调查结果抛出更多问题   尽管健康和安全专家对此并不感到吃惊,但这项调查的另一个发现是美国和英国科学家在实验前进行风险评估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法律要求的不同。将近2/3的英国科学家表示他们使用上级机构批准的表格(由英国健康安全局强制规定)来进行风险评估——相比之下,美国只有1/4的科学家会这样做。超过一半的美国科学家表示他们会“非正式地”进行风险评估。   科学家说,改善实验室安全环境的最大障碍是“时间问题”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这都是由于他们对安全规定缺少了解,以及缺乏关注安全的带头人。“有安全规定不代表真的安全。实验室拥有很多研究成果不代表这是个安全的实验室,很可能反而更不安全。”一位科学家这样写道。   一些健康和安全领域的专家认为,这项调查——包含100个问题——过于宽泛和失焦,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他们也认为非随机的取样调查并不合理:该调查向注册过nature.com的科学家发送电子邮件,并鼓励他们向认识的其他科学家传递问卷。   “这项调查得出了结论,也带来了更多问题。不过这种感知调查确实应该提出很多问题。”麻省理工学院健康和安全领域专家Lou Diberardinis说。Diberardinis的团队曾作为2012年实验室安全中心种子基金资助的4个队伍之一研究安全问题。   Zolandz表示,今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化学科技委员会将同行为学家一起,为科学家制定如何建立安全实验环境的行为规定。
  • 2013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揭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0月19日公布了2013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获奖者名单,来自尼日利亚、英国、日本、巴西和美国的5位女科学家获奖。   此次获奖的5位女科学家分别是尼日利亚大学教授弗朗西丝卡妮卡奥克克、英国约克大学教授普拉蒂巴盖、日本东京理科大学教授黑田玲子、巴西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教授马西娅巴尔博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和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德博拉金。她们因在气候变化、电子显微镜、神经组织退化疾病、水的特性和冷却分子等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而被授予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在公报中说,这5位杰出女科学家让世界能更好地了解自然,她们开创性的研究与发现改变了人们对物理科学许多领域的思考方式,为科学与技术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法国欧莱雅集团联合于1998年设立,每年评选出5位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杰出女科学家。   该奖最初只针对生命科学领域,奖金为每位获奖者2万美元。从2003年开始,评选领域扩展到其他科学领域,奖金也增加到每位获奖者10万美元。   2013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仪式将于2013年3月28日在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
  • 英国科学家练普通话到中国寻找科研经费
    英国《卫报》网站6月25日发表了题为《研究人员,练好你们的普通话,准备开赴中国吧》的文章。文章写道,科研预算一连四年陷入停滞后,如何为英国科研开源呢?答案之一便是放眼海外,把目光投向亚洲和拉美等更有活力的经济体,它们在科研创新方面的投资增长迅猛。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mdash &mdash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科研经费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加,2012年首度突破了1万亿人民币。   因此,政府把科研作为中英合作的舞台之一便不足为奇了。自2013年10月以来,负责大学和科学事务的国务大臣戴维· 威利茨三次到访中国,落实一项雄心勃勃的合作科研计划的细节。   今年4月,英国政府公布了&ldquo 牛顿基金&rdquo 的大致计划,其中将在未来5年内拨款3.75亿英镑(1英镑约合10.6元人民币)用于合作项目。   这些合作项目由英国的国际开发事务部和15个新兴国家共同出资。其中中国所占比重最大。上周中英签署了价值5300万英镑的科研合作协议,扶持气候变化、能源和人类疾病等项目。   学技术基金会举办的晚宴上,威利茨开玩笑说,从北京得到资金就像&ldquo 徒手拨开混凝土&rdquo 。   而今,资金已经到位,下一个挑战是如何最好地协调英国和中国的优势,在科研创新的价值链中扬长避短。   中英合作的图景是不均衡的:在工程和计算机技术等领域,约有8%的英国科研团队与中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在社会科学等领域,中英合作的潜力仍然很大。   文章写道,我对英国科研人员的建议是,练好普通话,做好在北京和上海多待一段时间的准备吧。
  • 速度每年70公里!科学家流动重心正在向东方国家迁移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strong 从人才流失/回流到人才环流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 nbsp 全世界范围内,科学家流动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成为热门话题。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科学家流动已经从过去的『Brain Drain』或『Brain Gain』 逐步转变为『Brain Circulation』,即由人才流失或人才回流转变为人才环流。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关于科学家流动,支持者认为,科学家的流动给流入国与流出国之间建立了联系,此外,科学家流动背后是知识的流动,流入国(地)获得了新的科学知识,流出国(地)获得了知识输出产生的影响力,所以科学家流动是一种『双赢』。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反对者认为,科学家流动造成了各国各地科学人才结构失衡。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strong 过去40年,全球科学家流动的变化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奥地利克雷姆斯多瑙河大学的Czaika和美国哈佛大学的Orazbayev两人以Scopus中1970— & nbsp & nbsp 2014年的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全球科学家流动的变化,发现: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科学家流动变得越来越普遍,流动距离越来越大;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科学家流动的频率比全社会平均水平高三倍;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科学家流动的重心正在以每10年700公里的速度向东方迁移;同时科学知识生产的重心正在以每10年1300公里的速度向东方国家迁移。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科学家流动的重心是指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所形成的网络结构的重心。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Czaika和Orazbayev的研究显示,南欧、南美、东南亚等国家的科学家流动占比逐渐加大,在20世纪70-80年代科学家大量流出的国家,如今已成为科学家的流入国,这其中以印度和中国为代表。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过去40余年科学家流动和科学知识生产的重心持续向东方国家转移,从网络结构上看,科学家流动的重心从大西洋迁移到墨西哥东边,移动近2800余公里(平均每十年向东移动约700公里);科学知识生产的重心从大西洋变到地中海东部的塞浦路斯,移动5800余公里,平均每十年向东移动1300公里。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strong 科学家流动的原因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影响科学流动背后的原因有很多,而且较为复杂。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一项来看OECD的报告称,全球科学家流动的主流人群是出国读大学、成为科学家之后回国的人,影响这些人才回流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状况与签证移民政策[4]。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政治事件也常常阻碍科学家自由流动。2017年,特朗普三次签发旅游禁令,禁止特定国家的个人进入美国,提高签证签发的要求。2016年6月英国脱欧之后,大批在英国没有绿卡的欧盟其他国家的研究员人离开英国。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之后,两岸学者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受阻......。”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strong 中国的科学家流动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近年,在大力引进海外人才的政策激励下,海归科学家越来越多,这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极大的活力,同时,激烈的竞争让招聘单位的招聘门槛逐年提高。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以清华大学的颜宁和北京大学的许晨阳为代表的『海归归海』曾引发媒体的热烈讨论。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媒体上的观点主要分为两类,其一,顶尖青年科学家去供职国外大学,是严重的人才流失,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制度该如何反思;其二,本土科学家进入国际顶尖高校任职,是国内学术研究被国际认可的标识,是国内高校向世界一流靠齐的标识。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国内各地之间的科学家流动频率并不高,科学家流动常常并不被鼓励,部分西部高端人才向东部流动甚至被禁止。科学家流动也常常与负气、矛盾等负面情绪联系在一起。 br/ & nbsp & nbsp 从原因上来看,我们的文化环境鼓励『长相厮守』、『天长地久』,毕生供职于某一机构被视为情感上的从一而终,因此,我们也常常见到某些大学评选一些奖项时要求候选人在该大学至少服务20年或30年(差不多一辈子)。 /p p br style=" text-align: left " / /p
  • 2020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出炉
    英国伦敦时间11月18日,科睿唯安公布了2020年度“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入榜这份备受期待的名单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均发表了多篇高被引论文, 其被引频次位于同学科前1%,彰显了他们在同行之中的重要学术影响力。  6167人入围2020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167人入选高被引科学家名单。美国共有2650人次入选,占名单总数41.5%,但是相对2019年44%的占比有所下降。  其中,哈佛大学共有188人次上榜,是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人数最多的机构,相对于去年的203人次同样有所下降。邻近的布罗德研究所和麻省理工学院分别有61人次和53人次入选,三家机构携手跻身全球领先研究机构名单。  中国内地636人次上榜  中国内地上榜人数继续激增,本年度共有770人次(占比12.1%)上榜,而2019年为636人次(占比10.2%)。中国科学院入选科学家数量排名全球机构第2位,清华大学从去年排名第19位上升到今年的第9位,一举跻身前十。  2014年以来,在21 个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学科领域中,中国内地学者的上榜人数增加了近4倍。  从中国内地高校入选数统计来看,清华大学位居首位,达55人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共有30人次入选,紧随其后 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共有24人次入选,并列第三位,表现不俗。中国内地高校入选人次统计和中国内地机构的完整名单如下:
  • 史无前例!中国科学家4篇论文齐上《科学》封面
    p   大姑娘出嫁——头一回!3月10日出版的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以封面的形式同时刊发了中国科学家的4篇研究长文! /p p   由天津大学、清华大学和华大基因分别完成的这4篇长文,介绍了真核生物基因组设计与化学合成方面的系列重大突破:完成了4条真核生物酿酒酵母染色体的从头设计与化学合成——要知道,酿酒酵母总共有16条染色体,此前国际同行奋斗多年才发现了一条。 /p p   在合成染色体的过程中,他们还突破了生物合成方面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比如:突破合成型基因组导致细胞失活的难题,设计构建染色体成环疾病模型,开发长染色体分级组装策略,证明人工设计合成的基因组具有可增加、可删减的灵活性,等等。这些技术将帮助在全世界的生命科学研究和相关实际应用中大显身手,其价值不可估量。 /p p   国内外同行指出,这是继合成原核生物染色体之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突破,开启人类“设计生命、再造生命和重塑生命”的新纪元。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3/insimg/b5f293be-2b2e-4ae7-b266-e68b50ab9add.jpg" title=" 2017-03-10_105502.jpg" / /p p   ▲参与国际酿酒酵母基因组合成计划的中国科学家代表,自左至右依次为:李炳志、戴俊彪、杨焕明、元英进、沈玥。 /p p   strong  人工合成酵母染色体,意义何在? /strong /p p   曾参与“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的华大基因理事长杨焕明院士介绍说,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是继“DNA双螺旋发现”和“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之后,以基因组设计合成为标志的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他指出,生物学界内最重要的分类依据,既不是植物和动物,也不是多细胞和单细胞生物,而是以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来区分。“细菌、病毒等原核生物的基因组相对简单,而动物、植物、真菌等等真核生物的基因(DNA)既丰富又复杂,通常会包含数亿至甚至数十亿碱基对信息。同时,作为遗传物质的DNA通常被分配到不同的染色体中,而这些染色体又深藏在细胞核的特定区域。所以,合成一个真核生物的基因组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如果生物学真正做到引领技术革命,合成真核生物基因组技术必将发挥非常核心的作用。” /p p   为完成设计和化学再造完整的酿酒酵母基因组,国际科学界发起了酿酒酵母基因组合成计划(Sc2.0计划),这是合成基因组学(Synthetic genomics)研究的标志性国际合作项目。该项目由美国科学院院士杰夫· 伯克发起,有美国、中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多国研究机构参与并分工协作,试图重新设计并合成酿酒酵母的全部16条染色体(长约12Mb,1Mb是百万碱基对)。 /p p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元英进是最早参与该计划的中国科学家,此次在《科学》期刊上以通讯作者身份发表了2篇论文。他告诉记者,如同科学实验中经常使用的果蝇、斑马鱼,酿酒酵母是生物学研究中的“模式真核单细胞生物”。“如果说病毒基因组的合成开启了基因组化学合成研究,那么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基因组合成研究的不断突破,则初步实现了化学全合成基因组对单细胞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的生命调控。“酿酒酵母是第一个被全基因组测序的真核生物,大尺度的设计和重建酵母基因组是对目前酵母领域知识贮备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的一个直接考验。化学合成酵母,一方面可以帮助人类更深刻地理解一些基础生物学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基因组重排系统,使酵母实现快速进化,得到在医药、能源、环境、农业、工业等领域有重要应用潜力的菌株。” /p p    strong 我国科学家在合成酵母中发现了什么? /strong /p p   2014年,Sc2.0已创建了一个单一的人工酵母染色体。此次国际合作,中外科学家们共完成了5条染色体的化学合成,其中中国科学家完成了4条,占完成数量的66.7%,把Sc2.0计划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p p   其中,元英进带领的天津大学团队完成了5号、10号(synV、synX)染色体的化学合成,并开发了高效的染色体缺陷靶点定位技术和染色体点突变修复技术 戴俊彪研究员带领清华大学团队完成了当前已合成染色体中最长的12号染色体(synXII)的全合成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团队联合英国爱丁堡大学团队完成了2号染色体(synII)的合成及深度基因型-表型关联分析。 /p p   “人工合成基因组的尺度和复杂度的不断提升,向科学界对生物体运作方式以及生命本质的认知提出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在基因组尺度的DNA合成中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定位人工基因组中影响细胞长势的序列,即缺陷(bug)。常规的排除缺陷(debugging)的方法有三种,都有费时耗力、效率不高的缺点。”元英进团队成员、“10号染色体”文章第一作者、天津大学博士生吴毅介绍说:在合成长达770kb(kb:千碱基对)的酿酒酵母10号染色体的过程中,我们创建了基因组缺陷靶点快速定位与精确修复方法,解决了全化学合成基因组导致细胞失活的难题。我们所得到的全合成酵母染色体具备完整的生命活性,能够成功调控酵母的生长,并具备各种环境响应能力。此方法在化学合成基因组研究中具有普适性,并且作为一种新颖的表型和基因组关联性分析的策略,有望显著提升我们对基因组结构和功能的认知。” /p p   “5号染色体”文章第一作者、天津大学博士生谢泽雄说,在全面推进Sc2.0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建立了基于多靶点片段共转化的基因组精确修复技术和DNA大片段重复修复技术,解决了超长人工DNA片段的精准合成难题。同时,我们首次实现了真核人工基因组化学合成序列与设计序列的完全匹配,系统性支撑与评价了当前真核生物的设计原则。该技术的突破为研究人工设计基因组的重新设计、功能验证与技术改进奠定了基础。利用化学合成的酵母5号染色体定制化建立了一组环形染色体模型,通过人工基因组中设计的特异性水印标签实现对细胞分裂过程中染色体变化的追踪和分析,为研究当前无法治疗的环形染色体疾病、癌症和衰老等发生机理和潜在治疗手段提供了了研究模型。此外,我们发展了多级模块化和标准化基因组合成方法,创建了一步法大片段组装技术和并行式染色体合成策略,实现了由小分子核苷酸到活体真核染色体的定制精准合成。” /p p   清华大学的戴俊彪团队,则设计合成了12号染色体。在研究中,他们开发了长染色体分级组装的策略,即:首先通过大片段合成序列,在6个菌株中分别完成了对染色体不同区域内源DNA的逐步替换 然后利用酵母减数分裂过程中同源重组的特性,将多个菌株中的合成序列进行合并,获得完整的合成型染色体。针对12号染色体上存在的高度重复的核糖体RNA编码基因簇进行删除及工程化改造,并利用修改后的重复单元在基因组多个位点重建了核糖体RNA编码基因簇。“该工作奠定了未来对其他超大、结构超复杂的基因组进行设计与编写的基础,同时也证明了酵母基因组中rDNA(核糖体DNA)区域及其他序列均具有惊人的灵活度与可塑性。”戴俊彪表示。 /p p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与英国爱丁堡大学共同完成2号染色体的从头设计与全合成(长770 Kb),合成酵母菌株展现出与野生型高度相似的生命活性。该论文的第一作者、深圳国家基因库合成与编辑平台负责人沈玥介绍说,科研人员使用“贯穿组学(Trans-Omics)”方法,从表型、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和代谢组五个层次系统地进行基因型-表现型的深度关联分析,证明了人工设计合成的酿酒酵母基因组可增加、可删减的高度灵活性。” /p p   令人欣喜的是,华大基因与爱丁堡大学合成的酵母菌株,不仅与野生型有高度相似的生命活性,而且对环境的适应性大大加强,其进化速度呈几何级提高。 /p p    strong 人工合成4条酵母染色体,价值何在? /strong /p p   “2000年公布的人类基因组测序,中国只承担了百分之一的工作,这次我们完成了酿酒酵母染色体合成的四分之一,可以说是中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果,进一步奠定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地位。”杨焕明说,“两相比较,不难看出我们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巨大进步。在酿酒酵母设计与合成研究中,我们已由‘跟跑’转为‘并跑’,今后‘领跑’也不是不可能。” /p p   Sc2.0计划国际化的高效运作模式也给国际性大型旗舰项目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模板,该计划的实施是基因组编写计划的重要基础。元英进认为,多国组成大型国际联合团队使突破重大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具有必然性,中国的研究者在本次国际计划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培养了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青年人才,中国的基因组设计合成能力也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次国际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功将鼓励更多的中国的学者更积极地参与到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中去。 /p p   据介绍,在历届合成基因组年度会议上,天津大学科研团队均向国际合作联盟介绍了自己的项目研究进展。2016年7月,第五届Sc2.0和合成基因组会议在英国爱丁堡举行,吴毅和谢泽雄介绍了天津大学化学全合成酿酒酵母染色体的最新研究进展。同时,天津大学合成生物学团队4名成员积极参与2016年5月举行的基因组合成闭门会议,加入了“世界合成生物学顶级俱乐部”。 /p p   据戴俊彪介绍,我国科学家取得的上述成果,不仅对于深化生命认知、推进相关研究意义重大,而且也将在实际应用中大显身手。此前,基因修饰的酵母已经用来制作疫苗、药物和特定的化合物,这些新成果的发表意味着化学物质设计定制酵母生命体成为可能,产物范围也将被拓展。随着人工合成酵母的推广应用,必将显著提高其在工业生产、药物制造等方面的效率与质量。 /p p   “这背后是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不懈探索精神。”天津大学青年教师、国家优青获得者、此次2篇学术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李炳志表示,“科技工作者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用‘十年磨一剑’的劲头来治学。谢泽雄和吴毅多年来没有发表过任何相关文章,这是他们自本科至今发表的第一篇研究论文。” /p p   据悉,上述团队正在此前成果的基础上乘胜前进,有望在不久的将来给人类更多惊喜。 /p p br/ /p
  • 张弥曼院士获“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
    p   11月1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来自中国、阿根廷、加拿大、南非和英国的五位优秀女科学家获得了2018年度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张弥曼因其在化石记录方面的开创性工作给全球带来了对水生脊椎动物如何适应陆地生活的洞见而获此殊荣。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width=" 300" height=" 429" title=" timg (1).jpg" style=" width: 300px height: 429px "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11/insimg/13b16f93-10f9-4c2e-bf91-974f10cbc471.jpg" border=" 0" vspace=" 0" hspace=" 0"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中科院院士 张弥曼( /strong strong 照片来自于网络 /strong strong ) /strong /p p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L’Oré al-UNESCO For Women In Science Awards)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欧莱雅集团于1998年设立,每年授予各大洲共5位为科学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女性,旨在科学领域推动性别平等。该奖在基础科学和生命科学两个领域隔年交替评选,2018年度评选领域是生命科学。独立评审团由国际科学界10位知名人士组成,今年的评审团主席是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伊丽莎白· 布莱克本(Elizabeth H. Blackburn)。 /p p   张弥曼曾任古脊椎所第三、四任所长,是蜚声世界的古鱼类学家,她是英国林奈学会外籍会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于2011年和2015年分别荣获芝加哥大学、美国自然博物馆吉尔德研究生院荣誉博士学位,2016年获国际古脊椎动物学界最高奖-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张弥曼是继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李方华(2003)、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叶玉如(2004)、香港大学教授任咏华(2011)、中国科技大学教授谢毅(2015)后第五位获得该荣誉的中国女性科学家。她将于明年3月22日在巴黎获颁此奖,并庆祝该奖项设立20周年。 /p p /p
  • 撒切尔夫人谈产学研:科学家要有工业概念 企业家要有科学头脑
    撒切尔夫人刚去世。她三十年前搞改革,骂声滔天却不为所动,至今褒贬不一。中国科研界可能感兴趣的是:撒切尔曾大力推行“产学研结合”,彻底改变了英国的科研体制。   撒切尔有句名言:“科学家要有工业概念 企业家要有科学头脑。”就是针对她执政时科研界表现出的“英国病”——“产学研脱节”。当时英国基础科学成果极多,诺贝尔奖也不少 另一方面,工业技术大大落后于美、德。   归根结底,是英国科研人员热衷于待在学院里写论文升职,却不太瞧得起在企业里转化成果。   撒切尔对科研院所很熟悉。她毕业于牛津大学化学系,之后在塑料公司里搞科研。任首相前她是教育和科学大臣。她退休后曾说:“我首先是科学家,然后才是政客。”   这位前科研人员,搞起改革来力度很大。她执政时,英国政府大幅削减科研经费,很多长期科研项目叫停。撒切尔并非轻视科学,她认为现代生活要感谢科学家,且重大成果都是产生于基础科研。但她也执意认为:科研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   撒切尔推进的多项立法,意在把科研的指挥棒从政府传给企业 逼着科研院所自谋生路,逼着企业提高R&D比例。她卸任后,后任梅杰继续这一思路。这使得研究机构大量合并和私有化,包括一些著名的国家实验室。改革一直持续至今,即使工党上台也没有倒退。   英国科研院所改革的目标、办法和社会背景,跟中国颇有相似之处。引起的困难和阻力也大致类似。由于英国比中国早几年,不失为中国改革者参考的对象。   1989年12月,撒切尔在一次演讲中,曾用三千来字,把她对基础研究、经费分配、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形式等问题上的见解讲得很清楚。中译文发表在《中国科学基金》1990年的第三期上,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来看一看。
  • 多国科学家共同把脉:科研评估要给年轻人好土壤
    李晓轩(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管理创新与评估研究中心主任):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下,中国最大的&ldquo 特点&rdquo 就是科研人员特别忙碌。   库尔特· 维特里希(上海科技大学iHuman研究所特聘教授、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中国现有的科研评估体系,对已有的结果强调太多,这使很多已有过一些成就的科研人员垄断了研究的大资金,而且科学家们也会一味地追求大项目、大资金,从而忽略了科学研究本身的意义--并非只有大项目大基金才能带来大结果   戴维· 斯维尼(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研究、创新与技能处主任):简单地量化考核,或者过于狭隘地将科研成果定义为对现在经济价值的影响,这使科学家们不再为了好奇或者是追求卓越的科学而研究   赵东元(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科研的评估是很复杂的体系,因为科学是真理,很难用数据衡量。我认为最需要改变的,是科研评估必须关注未来,关注年轻人,给他们更好的成长土壤   汪小京(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纽约大学神经科学教授):将高影响力的论文发表作为科研评估标准,在过去曾经给中国的科学发展带来很大推动作用,但在中国科研整体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时,高影响力的论文标准已经不再适合   科研评价,不应只着眼于&ldquo 眼前的成功&rdquo ,更应注重发现&ldquo 有潜力的年轻人&rdquo 。而在中国,打造一个科学合理的科研评价体系更显迫切--对刹住中国科学界的歪风,提高创新效率,成就中国未来的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在上海市科协最近主办的&ldquo 2014科研评估体系国际学术研讨会&rdquo 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共同为中国科研评估体系和投入体系把脉。   科研价值观&ldquo 偏离&rdquo   一个好的科研评估体系不仅有利于科技的发展、科学家的成长,还有利于教育的发展,乃至全人类的发展。反之,则会影响科学研究的价值观。而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还不能称之为&ldquo 好&rdquo 。   目前,中国的科研评估往往与论文发表情况、项目的成果产出和科研人员的收入直接挂钩。这易导致科研人员偏离原本的研究目标。而且,科研人员很难从一个项目上获得足够的经费来完成一个课题,所以他们需要多头申请项目,来&ldquo 养活&rdquo 课题。   中国科学院管理创新与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李晓轩说:&ldquo 这造成了科研人员太过忙碌。&rdquo --忙着发论文、找项目,甚至托关系。   太看重&ldquo 大人物&rdquo 、&ldquo 大项目&rdquo ,是上海科技大学iHuman研究所特聘教授、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库尔特· 维特里希为中国科研体系指出的弊病。&ldquo 这使已有过一些成就的科研人员垄断了大量研究资金,而且科学家们也会一味地追求大项目、大资金,忽略了科学研究本身的意义。&rdquo 他用自身经历说明,并非只有大项目、大基金才能带来大结果--他获得诺奖的成果,就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实验室里做的一个非常小的项目。   发现&ldquo 有潜力的年轻人&rdquo   &ldquo 科研的评估是很复杂的体系,因为科学是真理,很难用数据衡量。我认为最需要改变的,是科研评估必须关注未来,关注年轻人,给他们更好的成长土壤。&rdquo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赵东元教授在研讨会上的话引起了共鸣。   &ldquo 我们现在享有的科研成果和社会发展,来源于过去对科研的投入,而我们当下的投资,也会在未来得到收获。&rdquo 李晓轩说。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已经设立了青年基金、优秀青年基金、杰出青年基金等,为初出茅庐的年轻科学家提供更多机会,但这还远远不够。   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汪小京称,将高影响力的论文发表作为科研评估标准,在过去曾经给中国的科学发展带来很大推动作用,但在中国科研整体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时,这一标准已经不再完全适用。他认为,应该为有发展前景的项目,以及有科研潜力的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支持,&ldquo 要选择那些原创性的人,但如何建立科学的标准去发现他们,还需深入探讨&rdquo 。   求解&ldquo 世界性难题&rdquo   虽然,与成果、论文挂钩,导致了科研评估的功利化倾向,但离开这些&ldquo 功利的指标&rdquo ,又如何衡量一个科研成果的水平高低、评价一个科学家是否优秀?   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研究、创新与技能处主任戴维· 斯维尼说,科研评估给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带来的压力等弊端并非中国特有,而且这种压力可能会造成部分科研人员行为不端,但管理者必须努力去堵住这些漏洞。   英国的科研评估和投资体系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相对科学的,这一体系使英国获得了大量的诺贝尔奖,在论文的引用频次上达到世界第6名。但英国仍于今年对他们的科研评估和投入体系进行了改进,因为&ldquo 简单地量化考核,或者过于狭隘地将科研成果定义为对现在经济价值的影响,这使科学家们不再为了好奇或者是追求卓越的科学而研究&rdquo 。戴维· 斯维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何建立一个好的体系,英国与中国一样,也在探索。
  • 成像技术助科学家检测1.5亿年前恐龙骨骼
    科学家们采用创新性的艺术化同步成像技术对1.5亿年前恐龙骨骼上的裂缝及断裂处进行检测,以图再现恐龙在世时的伤口康复过程。   北京时间5月10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家近日利用创新性的艺术化同步成像技术对1.5亿年前恐龙骨骼上的裂缝及断裂处进行检测,以图再现恐龙在世时的伤口康复过程。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界面》期刊之上。   据科学家介绍,在古老的恐龙骨骼之上,可能发现许多关于损伤和疾病的证据以及后续的康复过程迹象。研究负责人菲尔-曼宁在声明中表示,&ldquo 通过同步成像,我们能够检测到微弱的化学信号痕迹,这些信号不仅仅能够证明正常骨骼与伤愈骨骼的不同之处,而且还可以揭示受伤骨骼究竟是如何康复的。&rdquo   此前,化石诊断通常是简单检查恐龙骨骼化石或碎片来揭示恐龙康复的秘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家此次所利用的创新性成像技术,其光线亮度比100亿颗太阳还要亮,如此可以发现保存于恐龙骨骼化石中的损伤复原方式的迹象。   研究人员发现,恐龙几乎可以完全摆脱重大创伤所带来的影响。骨骼化石上经常显现许多灰白色的愈合伤口。对于人类来说,这些伤口如果不能及时治疗处理,将可能是致命的。曼宁解释说,&ldquo 恐龙似乎已进化出一整套完美的自我防护机制,可以帮助自身调节伤口的康复和修补。如果能够发现1.5亿年前的自我康复能力的秘密,将有助于我们在21世纪了解和运用侏罗纪时期的生命化学。在我们的一生中,生命化学在我们的身体里留下了许多线索,这些线索将有助于我们诊断、治疗和治愈大量的现代疾病。&rdquo
  • 诺贝尔化学奖花落2位女科学家,历届获奖女科学家盘点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10/uepic/a3c2dbc3-ef35-4bc3-bbe8-921005556bb3.jpg" title=" 7440CA75-E13F-4F1F-8F42-9BF46D78D9CB.jpeg" alt=" 7440CA75-E13F-4F1F-8F42-9BF46D78D9CB.jpeg" /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法国科学家埃马纽埃尔· 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与美国科学家詹妮弗· 杜德纳(Jennifer A . Doudna)。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span style=" text-indent: 2em " 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消息,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7日17时45分许正式揭晓,由法国科学家埃马纽埃尔· 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与美国科学家詹妮弗· 杜德纳(Jennifer A . Doudna)获得。以表彰她们“开发出一种基因组编辑方法”。两位获奖者将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约合760万人民币)。 /span /p p script src=" https://p.bokecc.com/player?vid=27570E61F0EADE909C33DC5901307461& siteid=D9180EE599D5BD46& autoStart=false& width=600& height=350& playerid=621F7722C6B7BD4E& playertype=1" type=" text/javascript" /script br/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埃马纽埃尔· 卡彭蒂耶,就职于德国柏林马克斯· 普朗克病原学研究室;詹妮弗· 杜德纳,美国生物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与细胞生物学教授。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CNN称,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开发出能够“改写生命密码”的CRISPR基因编辑工具的科学家。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2020年诺贝尔奖六大奖项,包括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诺贝尔物理奖、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0月5日至12日陆续揭晓。诺贝尔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拉尔斯· 海肯斯滕此前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12月将不再举行传统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颁奖仪式将改为线上举行。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strong 历史上的女性诺贝尔奖获得者 /strong /span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5位女性获奖者:截至2019年,在183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中,女性有5位,其中居里夫人(玛丽· 居里)和英国科学家多萝西· 克劳福特· 霍奇金分别在1911年和1964年独享这一奖项。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strong 近10年这些人曾获奖 /strong /span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诺贝尔化学奖首次颁发于1901年,截至2019年,共颁奖111次,有183人获奖。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其中,最年轻的化学奖得主是法国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 约里奥-居里,他在35时与其妻子因对人工放射性的研究,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最年长的化学奖得主是美国科学家约翰· 古迪纳夫,他因对锂电池研发领域做出的贡献,在97岁时与另外两位科学家共同获得了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古迪纳夫也是目前所有诺奖获得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以下是近10年以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名单,及其主要成就: /span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2019年: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约翰· 古迪纳夫(美)、斯坦利· 惠廷厄姆(美)和吉野彰(日),因在锂电池研发领域做出的贡献分享诺奖。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2018年: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弗朗西斯· 阿诺德(美)、乔治· 史密斯(美)和格雷戈里· 温特利(英),以表彰他们在酶的定向演化,以及用于多肽和抗体的噬菌体展示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果。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2017年: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约阿希姆· 弗兰克(德/美),理查德· 亨德森(英),雅克· 杜博歇(瑞士)发展了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以很高的分辨率确定了溶液里的生物分子结构。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2016年: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让-皮埃尔· 索维奇(法)、弗雷泽· 斯托达特(英)和伯纳德· 费林加(荷)三位科学家因“设计和合成分子机器”获奖。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2015年: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托马斯· 林达尔(瑞典)、保罗· 莫德里奇(美)、阿齐兹· 桑贾尔(土耳其/美),因在基因修复机理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获奖。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2014年: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埃里克· 贝齐格(美)、威廉· 莫纳(美)、斯特凡· 黑尔(德),因“研制出超分辨率荧光显微镜”获奖。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2013年: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马丁· 卡普拉斯(美/奥地利)、迈克尔· 莱维特(英/美)、阿里耶· 瓦谢勒(美/以色列)分享诺奖,三人在开发多尺度复杂化学系统模型方面做出贡献。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2012年: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罗伯特· 莱夫科维茨(美)、布莱恩· 克比尔卡(美),因“G蛋白偶联受体研究”获奖。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2011年: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达尼埃尔· 谢赫特曼(以色列)因发现准晶体获奖。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2010年: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理查德· 赫克(美)、根岸英一(日)、铃木章(日),因“有机合成中钯催化交叉偶联”研究,分享诺贝尔化学奖。 /p p br/ /p
  • 科学家试图减少研究带来的碳排放
    2019年和2020年澳大利亚前所未有的野火让人记忆犹新。而对于贝克心脏病与糖尿病研究所计算生物学家Michael Inouye来说,正是随着气候变暖更有可能发生的让其实验室关闭的野火,促使他开始关注碳排放问题,尤其是自己做研究时产生的碳排放。2020年,Inouye与两名博士生合作,测量他们开展的计算研究产生的碳排放量。他们创建了一个可在线免费使用的“绿色算法”,用户可以通过该算法估计其研究项目的碳足迹,以达到减排目的。比如去年,Inouye用该算法计算了其团队人类遗传学和饮食研究项目的排放量,并通过种植30棵树来“抵消”排放。Inouye知道这种“抵消”做法是有争议的。对该做法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如果这些树没有得到适当的监管,就不能保证它们在能活着。“但我认为,做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Inouye说。Inouye并不孤单。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天文学到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了解和解决其研究中的排放源,但真正做起来时并不顺畅。比如,2019年,法国图卢兹天体物理与行星科学研究所(IRAP)的科学家测量了该机构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中包括了用电、用水、取暖等所需的能源。“研究发现,天文台是我们碳排放的最大贡献者。”IRAP天体物理学家Jürgen Kn?dlseder说,2019年,使用观测站数据造成的碳排放量为4100吨,相当于英国2050辆油气车全年运行所带来的碳排放量,因为运行天文台需要大量的电力。这促使科学家们思考,当主要排放源是他们赖以突破的技术时,如何使相关工作脱碳。Kn?dlseder说,一种选择是暂停收集新信息,转而对已存档数据进行研究。他已经和博士生一起开始了这样的项目。生物医学研究也存在类似问题。英国爱丁堡大学神经学家Rustam Al-Shahi Salman表示:“临床试验,尤其是以特定方式设计的临床试验,可能会产生大量碳排放。”2021,他开展研究,提出了一项测量临床试验碳足迹的策略,相关工具正在测试中,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发表。Al-Shahi Salman说,之前的研究就发现,两项测试皮质类固醇对脑损伤患者影响的临床试验的碳排放量在181.3吨至108.2吨之间。试验材料的运输和试验供电产生了最大的碳排放。对此,Al-Shahi Salman表示,减少排放的一种方法是继续使用新冠疫情期间的远程医疗策略,例如线上举行会议、获得患者同意后通过视频进行随访,或者让患者佩戴远程健康监测设备。IRAP天体物理学家Pierrick Martin表示,大规模减少研究碳排放需要相关机构支持。“在个人水平上做的一些事情是有价值的,但是有限度的,在某个时候无法逃避相关政治决策的调控。”Martin补充道,各机构现在应该做的是研究如何减少碳排放,而不仅是测量碳排放量。
  • 8位外国科学家获2011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
    2月14日,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1年度五大国家级科技奖项一一揭晓并颁奖,3位日本科学家和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各1位科学家,被授予2011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刘延东会见荣获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   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北京会见获得2011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德国数学家德乐思、日本冶金专家江见俊彦、法国医学专家戴宇阁、英国食用菌生理和活性物质研究专家约翰巴士威、日本中药及保健品功能研发专家栗原博、日本传染性疾病与病毒学专家岩本爱吉、澳大利亚纳米材料专家逯高清,并向他们颁发奖章。 获得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代表   荣获国际科技合作奖的8位外国科学家分别是:德国著名数学家德乐思、日本著名冶金专家江见俊彦、法国医学专家戴宇阁、英国食用菌生理和活性物质研究专家约翰巴士威、日本中药及保健品功能研发专家栗原博、美国地质学家斯蒂芬波特、日本传染性疾病与病毒学专家、东京大学医科学研究所亚洲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岩本爱吉、澳大利亚纳米材料专家逯高清。
  • 七个改变世界的才貌双全的女科学家
    除了玛丽· 居里,你还能说出多少个女性科学家?时至今日,科学界对女性的歧视尚存,但是本文所列的每个女性都对现代生活这部辞典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无名女科学家之:艾达· 金,拉芙蕾丝伯爵夫人   作为以荒淫无度而臭名昭著的拜伦勋爵的唯一合法子女,艾达· 金由其母亲安妮抚养长大,而其父亲在她刚满一个月时抛弃了她们母女。安妮不想让艾达遗传她诗人父亲的放荡性格,为了压制任何可能潜在的放荡因子,她使女儿全身心投入到逻辑学及数学学习中去。艾达自幼便天资聪明,查尔斯· 巴贝奇从她的名师处得知其才能后,成为了她的亲密同事。   打孔卡和计算机器在19世纪初便已出现,不过1842年之前,它们都很笨重,算术计算机尤其如此。彼时,巴贝奇正在研究需调用不同发动机的计算机器,而他刚刚使用了一种新的引擎,名为分析机。拉芙蕾丝意识到巴贝奇的这一引擎不仅仅在于解决任何简单甚至复杂的数学运算,还有更大的潜力,因此她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增进巴贝奇研究的工作中去。当她在意大利的一篇文章中翻译并外推这一分析机时,她写下了世上首个被公认为计算机程序的算法。   直到一个世纪过后,人们才意识到她的笔记为何物,而拉芙蕾丝有多伟大:世界上首位计算机程序员。1953年,当现代计算机科学仍在襁褓阶段时,为了纪念这一领域的进步,也为了表达其对该领域所作贡献的敬意,拉芙蕾丝的笔记被再次发表了。   无名女科学家之:埃米· 诺特   通过埃米· 诺特的一系列成果解释清楚其重要地位并非易事,因为若想真正理解她有多么具有革命性,你可能得先获得几个数学博士学位才行。埃米· 诺特被爱因斯坦及其同时代的人誉为数学界的雅典娜,如果没有这名女性,现代数学及教学将会完全不同。   抽象代数的建立得益于她。她彻底改写了众多关于数学概念的书籍,以至于在数学界的不同专业领域都可见到&ldquo Noetherian&rdquo 这一形容词。很多诸如线性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等各领域的基本定理的提出,都要归功于她的原理,人们恰如其分地称之为&ldquo 诺特定理&rdquo 。时至今日,诺特的成果还被应用在黑洞的研究中,这种天体在她死后的几十年间都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   诺特之所以为现代数学之母不仅仅只是因为她在该领域是个多产的革命家。她是数学家们的&ldquo 奉献树&rdquo ,因为她允许其他学者免费引用其成果。还由于她在学术上的慷慨,很多当代数学论文都将其尊为合著者,尽管通常这些论文所涉及的领域与她的作品仅有粗略的相关性。月球阴暗面的一个陨石坑,和太阳系主小行星带中的一个小行星便以她命名。   无名女科学家之:玛丽· 安妮   玛丽· 安妮于1799年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工薪阶层家庭。她的名字来源于她死于火灾的姐姐,而且她还是一次奇特的雷击事件的唯一幸存者,这次事件中有三名溺爱她的女性被雷击而亡。她的父亲是名木匠,在闲暇时采集化石卖给观光者。他经常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搜寻化石。虽然人们期望她能以农民为职业,但她受其公理会部长对地理的着迷的鼓舞,决心从化石挖掘中成就一番事业。   在19世纪早期,安妮有了一系列的革命性发现,在1809年至1829年,相继挖掘出鱼龙,蛇颈龙,翼手龙等的巨大骨骼块。这些古老恐龙的化石之前就曾被发掘过,然而由于当时圣经直译主义广为流传&mdash &mdash 受众甚至包括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对于它们究竟为何物一直未曾达到一致意见。安妮及其同辈人断言的&ldquo 绝种论&rdquo 既激进又令人难以接受。。然而,安妮仍然可以通过她的化石挖掘声名鹊起,她因发掘的海洋化石而名声在外,甚至人们认为绕口令&ldquo she sells seashells&hellip &hellip &rdquo 指的就是她。当她年仅12岁时,就发现了第一个鱼龙,当时她的哥哥发现了一个跟她身高高度差不多的头骨,安妮把骨架剩余部分都挖出来了。   安妮的贡献有效地解决了了灭绝论争论,而且成为蓬勃发展的考古学的创始观念。她的异端家庭贫苦女儿的身份严重阻碍了她被科学界认可,另外,虽然她是很多少见而完整化石的主要来源,地质学家们在发表有关安妮的发现的报告时却从未提及她。自她死后,有几个物种以她命名,以对她在考古学范例转变中的重要性表示敬意。   无名女科学家之:丽斯· 梅特纳   另一名被爱因斯坦赞誉为&ldquo 德国的居里夫人&rdquo 的女性,丽斯· 梅特纳的故事却是一个悲剧。如埃米· 诺特一样,梅特纳所出生的年代,女性被明令禁止接受高等教育。梅特纳是史上第二名获得维也纳大学学位的女性,于1905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梅特纳的父亲鼓励其雄心壮志,资助她在柏林工作,在那里她遇到了物理学巨子马克斯· 普朗克。   普朗克因其驱逐女学生而声名狼藉,但这次他勉强地允许梅特纳进入她的课堂。一年之后,他让她做化学家奥托· 汉恩的研究助手,随后,她与奥托· 汉恩取得了几项开创性的发现。汉恩-梅特纳组合就是20世纪早期原子核物理学家中的列侬-麦卡特尼组合((Lennon/McCartney)),他们联合发表了几篇关于辐射和俄歇效应((Auger Effect))的文章,都由梅特纳个人推理出来。   20世纪30年代,当纳粹控制德国之后,梅特纳的犹太血统在其职业及生活中成为了不利因素,她被迫逃往荷兰。尽管是由于她的独特见解,才使世人知道核能并非原子聚变,而是她所命名的&ldquo 裂变&rdquo ,但她被禁止在汉恩的文章中被授予名誉。汉恩因这一发现于1944年被授予诺贝尔奖,不过梅特纳确实获得了几项殊荣,而且如诺特一样,为了纪念她,有几个天体以她的名字命名。   无名女科学家之:芭芭拉· 麦克琳托克   1921年,当芭芭拉· 麦克琳托克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成为一名植物学家,她在遗传学课程,这个当时尚未成熟的领域上了一堂课。她的教授对她课程上的表现影响深刻,因此邀请麦克琳托克注册加入康奈尔大学的遗传学计划,这在当时女性不可参加。在康奈尔大学,她将被介绍到她所有主要成就中的主角,玉米。   麦克琳托克主要研究对象是染色体,尤其是每对染色体的作用,通过监测玉米的后代,她将某些染色体与生理指标联系起来。确定细胞繁殖中着丝点作用时也与她息息相关,她还准确地预测到端粒是所有染色体末端有保护性的垃圾信息。   麦克琳托克最为重要的成就为1948年,她关于玉米籽粒胚芽颜色的研究。出乎所有的意料,她发现负责基因激活的遗传基因座不仅仅可以打开,关闭基因,而且事实上,可以再染色体上游走。她的成果及结论在当时实在是太过超前,以至于无人理解,也就无人关注。直到遗传学发生过几次跳跃式进步后,她终于在198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无名女科学家之:多萝西· 霍奇金   多萝西· 霍奇金出生于埃及,与她的考古学家父母居住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奇金回到英国,开始读书。霍奇金在她幼年时就表现出化学方面奇高的天赋,尽管她对拉丁语知之甚少,仍然被萨默维尔学院录取了。在那儿,她了解了X-射线晶体照像术,它引领她走向了她那些伟大的发现。   她于1945年成功构建了类固醇后,她发表了青霉素的相关发现。9年后,霍奇金及其团队发表了关于维生素B12 结构的相关发现,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继而,她又绘制了几个关键有机分子结构图,以判定他们在生物体及实验室人造产物中的功能。
  • 青年科学家之困:基金挤 生活压 竞争酷
    郭刚制图  不久前,《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对目前青年科学家群体面临的困境作了一次深入的探讨。  早在文章发表之前,杂志社在社交网站发起了一个非正式的调查。当被问及青年科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时,在约1.2万名调查对象中有44%压倒性地选择了“为获得资助展开竞争”。此外,约1/3的人感觉对他们的评价完全基于其发表的论文数量 另外1/3的人表示,他们发表过自己并不感到自豪的论文 16%的人表示,他们曾在科研中抄近路。而且,有高达65%的人表示,他们考虑过放弃研究。  这绝对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调查结果。此后,这一话题持续在科学圈里发酵。  基金之挤  早在今年9月,美国数字媒体公司Vox Media旗下新闻网站Vox就发表了一篇由三位研究者联合撰写的文章,他们调查了270名科学家,总结了现今世界科学需要解决的几大问题,其中一个就是“青年科学家生活在紧张和压力中”。  当研究人员询问受访的科学家对于科学有何困扰时,他们大多谈的是科学研究的过程本身,诸如研究设计、同行评审等等。然而,这些反应往往来自拥有终身职位的科学家们。对年轻的科研人员来说,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全球博士后供过于求,研究经费匮乏且终身教职在减少,许多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职业前景暗淡,其中一些人卡在博士后的时间长达5-10年或更长。这和《自然》杂志的社论所反映的问题如出一辙。  而对于国外年轻科研人员而言,基金申请的压力是排在第一位的。在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做了5年博士后研究员的喻海良在给《中国科学报》的回复中坦言,现实就是这样。  他每年从11月份就必须开始准备基金申请,而且必须持续到第二年3月份正式提交基金申请书。在澳大利亚科研基金申请中(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对于年轻科研人员担任第一负责人获得资助的几率非常低,很多时候都是年轻科研人员写好基金申请书,然后依靠资深科学家担任第一申请人去获得基金资助。  去年,他自己牵头申请的一个基金未能获得资助。今年以课题团队负责人作为第一申请人,自己为第二申请人,则获得了资助。“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政府经费非常有限,年轻科研人员积累有限,和资深科研人员竞争难度非常大。”喻海良说。  大连理工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纪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也明确表示,美国科学家写基金申请书的时间比中国科学家长,命中率也低于我们,不是明星科学家几乎很难独立拿到基金项目。  除此之外,常被国内科学界诟病的论文数量,也有些意外地出现在了国外年轻科学家的选项中,虽然比例并不是很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国外的科学界也开始变得“斤斤计较”了,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赵纪军说,十几年前,当他在美国做博士后时,情况远不如现在这样严重。  中科院院士、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认为,事实上,这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全球化发展的背景有着深刻的关联。  信息爆炸、国际竞争,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压力和焦虑,而科学家的工作也在被拼命要求提速,强调成果。周忠和特别提到,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对待大学出现了功利化的趋势,“可这真的符合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吗”?  生活之压  关于青年科学家面临困境的话题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多少能引起年轻人的共鸣,然而各国之间,影响青年科学家成长的具体问题还是有所差异的。  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张义国分别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学习工作了近20年,回国前任英国邓迪(Dundee)大学医学研究院癌瘤研究系高级研究员(CO-PI)。在他看来,跟国外基金申请成功率不到10%相比,国内科研人员在基金申请方面的压力的确要小不少。  “尤其是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外科研机构得到的政府资助不增反减,但中国对科研经费的投入却在持续增加。”张义国说,一般而言,只要研究内容“真材实料”,再加上连续申请,年轻科研人员想要得到国家青年科学基金支持并不是太难。  在赵纪军看来,国内青年科学家面临的压力首先来自生活。国内青年教师(简称“青椒”)的工资收入低常常是他们自嘲的主要内容。这不意味着,这些年轻人的日子比过去的科学家过得更为清苦。  “重点在于,社会生活成本急剧增加,而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被拉得过大。有资历的和没资历的,海归和不是海归的,有头衔和没头衔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差异超过了他们之间能力的差异。”赵纪军坦言,这种不公平感相较国外更为突出。  以各种人才计划、人才头衔为例,初衷是希望资源向优秀的人才有所倾斜,它们事实上也起到了积极的正面鞭策作用。但是,如果这种倾斜过度,无论是收入待遇还是学术资源,就会带来机会的不平等。  竞争之酷  而对于科研本身的压力,赵纪军认为,青年科学家突出面临的是一种“短跑式”的竞争。这种竞争模式与现有的评价制度密切相关。  “一切以数量说话,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经费数量、人才头衔数量,且必须在指定年限内。”赵纪军说,无论是学校排名、学科评估还是人才评价,这些量化指标都是最重要的。  这种短跑式的竞争之所以对青年科学家影响更大,是因为没有这些好看的数字,就得不到晋升,得不到晋升就没有体面的生活 没有一定的学术头衔,在社会上竞争学术资源时也就处于劣势。  张义国认为,竞争与淘汰本无可厚非,但前提是制度本身是否合理、公平。青年科学家正处于科研创造力最旺盛的黄金时期,如果都以追求这些数字、头衔为科研目的,他们如何发掘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内容,如何学着思考学科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如何做有自己独特见解的能够长期积累的选题。真正有能力的科学家还可能因为短期内出不了成果而遭到逆淘汰。“这不仅对青年科学家不利,对国内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事实上,我们需要鼓励年轻人的恰恰是非功利性的,有志气、有热情地去做一项创造性的研究,少而精,而不是一味跟着大项目、大热门,到头来只为别人的发现补充了证据。”张义国直言。  过渡之难  2012年,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大学青年老师生存实录”的书——《工蜂》。作者带领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五个城市调查了5000 多名大学青年教师的工作生活状态。工蜂是蜜蜂中最累的,而高校青年教师也是学术体制中最辛苦的。  书中所反映的“青椒”生活,一方面收入微薄,处在高教体系的最底层,另一方面也缺乏人文关怀,被任其自生自灭。关于后者,赵纪军的看法与其不谋而合。  高校教师、科研人员从来都被视为一项较独立的职业群体,自由度和灵活性都很高。但对于刚从博士毕业,或者短期博士后出站的年轻人来说,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独立的教授,往往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他们都需要资深教授或者团队的帮扶。  与研究所以团队为主的发展模式不同,在高校,新进的年轻教师如果没有加入团队,就需要完全依靠自己搞定所有工作内容、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但是,高校资源主要倾向于资深教授以及有人才头衔的科学家,普通的青年教师得到的支持力度少,来源单一,如果无法完成角色转变,找准方向,明确职业规划,几年之后很容易被体制淘汰出局。”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在西方,相对完善的博士后制度可以帮助年轻人在一段时间内专注于研究工作,打好研究基础,积累成果从而在学术上立足。在这个较长的过渡阶段,他们往往会成为大科学家身边的资深助手,尽管职位不稳定,甚至被吐槽遭老板“使唤”,也不能否认这是青年科学家学术能力锻炼、培养的重要过程。  张义国提到,这一过程在国内因为一些制度性问题发展非常不健全。“年轻人在进入重点高校、科研机构之前,应该先接受至少4年以上的博士后工作。但目前在国内,这一过程常常被忽略,完成一期博士后要求的时间过短,管理职权也不应该归属行政机构,而是应该交给教授团队。”  赵纪军也建议,高校的年轻教师如果没有经历足够的过渡性训练,应该尽可能地加入研究团队,即便没有团队,也希望能够得到本单位、本领域资深教授的一些指导和帮助。  选择之痛  2015年,《自然》杂志曾发起过一项对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的调查。根据回收的3400份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年轻研究人员对于学术界的工作还是有强烈的偏好。在全世界科研机构岗位已经难以承担越来越多科研人员的现实下,这样的回答显得让人惊喜又矛盾。  有意思的是,也有超过60%的受访者称,他们“可能”,或“非常有可能”会在企业找工作。这表明,年轻人对其他出路也是持开放态度的。事实上,在美欧,过去获得生物学博士的大多数人都会进入学术界,而现在只是一个小部分人的选择了。  因此,这项调查同样充满了深意。  尽管有些残酷,但在张义国看来,科研工作本质上就是一个高淘汰率的职业。在竞争更为激烈、压力更为巨大的当下,它也从另一个角度迫使年轻人真正去思考为什么要选择做科研这条路——你对它是否出于最简单的喜爱和追求,学术对于你的意义是否足够支持你为此付出加倍的努力。  “为减轻科研人生选择的博弈压力,我们是否该检视一下‘与年龄限制’相关的政策,再深度思考怎样做,才能让暂时的失利再然起新希望:是重整再战或是转换跑道,这也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问题。”张义国说。
  • 天才疯子科学家 乐园地狱实验室
    油画中的NPL,现代风格的白色主楼被蒙上一层梦幻色彩,和这里的疯狂实验出奇吻合。      一辆小型车的空间,相当于3441个塑料球的体积总和。   欢迎来到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NPL)。   一般而言,没有人会把政府机构和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中维利旺卡的梦幻巧克力工厂联系在一起。   但在NPL,从稀奇古怪的实验室、到超乎想象的测量项目、再到怀着伟大梦想的科学家们,无不造就一个奇妙国度。创建于1900年的NPL最初是为提供度量衡的官方标准,但技术变革使它走上了始料未及的发展道路,不断开辟测量领域新天地,百年来刻下了科学发展史上的众多里程碑。对科学来说,因为疯狂,所以辉煌。   政府机构留给人们的印象通常是:人们在办公室做着乏味的事,手中挥舞着曲别针与钉书机。但是,在伦敦西南郊区,有个不可思议的角落会颠覆着你的印象。在这里,一群得到政府资助的科学家正从事着世界上最具突破性、甚至匪夷所思的研究。   这个创建于1900年的实验室最初设计主要是为了提供度量衡的官方标准。它分为6个部门:电气科学、材料应用、力学与光学计量、数值分析与计算机科学、量子计量、辐射科学与声学。作为高度工业化国家的计量中心,NPL与全国工业、政府部门、商业机构有着广泛联系 对外则作为国家代表机构,与各国际组织、各国计量中心联系。它还对环境保护,例如噪声、电磁辐射、大气污染等方面向政府提供建议。   然而,技术变革使NPL走上了始料未及的发展道路。 随着人们要求测量的东西越来越多样化,科学家们所要发明的测量仪器也越发稀奇古怪。   “我们希望能找到各种客观、科学的方法来测量任何东西,”波汉姆说,“测量电量或是质量很容易, 但我们往往需要测量更为精确的东西,比如一幅画的表面光洁程度如何,一副窗帘的绒毛含量多少。 再例如,现在有些地方纯粹是靠分贝高低来判定你吵闹的邻居是否扰民,但为什么巨浪澎湃的声音使人愉悦, 而附近一家工厂低沉的嗡嗡声却刺耳难耐?我们正试图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检测让人心烦意乱的噪音。”   NPL解决的十万个为什么   Q1 奔驰小型车的内部空间有多大?   奔驰公司的一款小型车SMART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深受年轻人欢迎。但话说回来,这辆“玩具车”的内部空间有多大?车迷们翘首以待的答案,由NPL负责揭晓。从专业角度来看,此番测量是内部测量实验的一次高难度挑战。   “最初,我们考虑用微小的塑料物质、甚至水来填充车的内部,以保证能塞满所有缝隙和角落。”测量计划的负责人尼克麦柯米克说,“但很快发现,并不需要动用那么复杂的东西。”   有什么更好的替代品呢?就是小孩子最熟悉不过的彩色塑料球。科学家们用它们塞满整个车厢,只要知道总共填入了多少只塑料球,一道简单的乘法便能得出答案。结果是,一辆智能车的车厢能“吃”进3441只塑料球。   Q2 黑色能有多黑?   黑色能有多黑?在辨色力正常的普通人眼中,常见的商业用黑色已经黑到家了。但在对颜色反射率有特殊要求的领域——譬如航天观测和高端影像实验,就需要更纯正的黑色。   为得到最深沉的可供商业用黑,NPL的科学家用硝酸去侵蚀一种镍磷化合物,令其表面粗糙,从而将光反射降到最低。结果他们发现,从某个特定角度看,被侵蚀过的镍磷化合物对光的反射仅为普通黑的25分之一,它被认为是NPL发现的最黑物质。
  • 高福、颜宁、锁志刚等华人科学家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p   北京时间4月30日,美国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S) 公布新入选的院士名单,共有100名美国本土科学家以及25名外籍科学家入选。 /p p   其中,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国家自然基金委副主任高福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结构生物学家颜宁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洛克菲勒大学教授、HHMI研究员Jue Chen(陈珏)与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锁志刚(Zhigang Suo)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p p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当选的院士名单中,约40%是女性学者,创下了历年之最。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strong 四名华人学者为新晋院士 /strong /span /p p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strong /strong /span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05/uepic/ed5af399-2852-4579-9567-615ec8887425.jpg" title=" 微信图片_20190504131406_副本.jpg" alt=" 微信图片_20190504131406_副本.jpg" / /p p   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高福 /p p   高福,中国科学院院士院士,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家,英文名:George Fu Gao,“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1983年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1986 年北京农业大学获硕士学位,1994 年英国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 哈佛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2004年任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博士生导师、 研究组长。2004-2008年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2011年4月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2017年7月起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医学院院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高福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病原微生物跨种间传播机制与分子免疫学,主要从事T细胞识别、流感病毒等囊膜病毒侵入的分子机制、禽流感等动物源性病原跨种间传播的机制研究等。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05/uepic/92abbb79-d9c2-4aab-a66d-a7da12f49864.jpg" title=" 微信图片_20190504131417_副本.jpg" alt=" 微信图片_20190504131417_副本.jpg" / /p p   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颜宁 /p p   颜宁,结构生物学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博士,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做博士后研究。2007年回国担任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导,成为清华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2017年,颜宁离开待了10年的清华大学,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首位雪莉· 蒂尔曼(Shirley M. Tilghman)终身讲席教授。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05/uepic/a86a8314-2e30-47c3-b411-6e7f89e7b87c.jpg" title=" 微信图片_20190504131421_副本.jpg" alt=" 微信图片_20190504131421_副本.jpg" / /p p   美国科学院院士Jue Chen /p p   Jue Chen(陈珏),结构生物学家,洛克菲勒大学WILLIAM E. FORD讲席教授,霍华德· 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研究员。Jue Chen于1993年在俄亥俄大学获得化学本科学位,1998年在哈佛大学取得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分别在哈佛大学以及贝勒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2年入职普度大学,在普度大学相继担任助理教授(2002-2007),副教授(2007-2011)、教授(2011-2014)。在此期间,她还入选HHMI研究员(2008-)。2014年加盟洛克菲勒大学。她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细胞膜中转运蛋白的结构和功能。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05/uepic/d321787a-0ea0-40e4-85c3-55de9699259a.jpg" title=" 微信图片_20190504131426_副本.jpg" alt=" 微信图片_20190504131426_副本.jpg" / /p p   美国科学院院士锁志刚 /p p   锁志刚(Suo Zhigang),美国工程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1985年锁志刚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力学系,之后赴美留学。1989 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即任教于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1997 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2003-2006 任哈佛大学Gordon McKay 讲席教授,2006年起任哈佛大学Allen E. and Marilyn M. Puckett 讲席教授。2002年受聘西安交大“长江学者” 讲座教授。 任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应用力学执行委员会委员,美国理论与应用力学学会理事。与高华健、卢天健、黄永刚一同被称作华人固体力学界“两健两刚”。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美国科学院中的华人学者 /span /strong /p p   截止到2019年,共有超过100名华人、华裔科学家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以及外籍院士,其中包括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等华人诺贝尔奖得主,也包括丘成桐、陶哲轩这两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05/uepic/7aa6056a-9aa0-4d4f-a16e-f38fc6dd52e6.jpg" title=" 微信图片_20190504131430_副本.jpg" alt=" 微信图片_20190504131430_副本.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05/uepic/fabae9a0-f388-414f-8e7f-fe01e884f958.jpg" title=" 微信图片_20190504131434_副本.jpg" alt=" 微信图片_20190504131434_副本.jpg" / /p p   第一位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华人科学家是“中国生理学之父”——林可胜,在1942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之后,林可胜在1955年加入美国国籍,因此他在1956年又转为美国科学院院士。而第一位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华人科学家则是“中国的居里夫人”——吴健雄,她于1958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p p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大陆科学家为数学家华罗庚,这之后,夏鼐、谈家桢、周光召以及贾兰坡等中国学术界的元老相继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任中国卫生部部长的分子生物学家陈竺于2003年当选为外籍院士,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也于2006年当选为外籍院士。 /p p   今年当选为外籍院士的结构生物学家颜宁的导师施一公则于2013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杨振宁、姚期智以及蒲慕明这三位美国科学院院士放弃了美国国籍,他们也自动转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p p   新中国成立以来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大陆科学家名单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05/uepic/199d69b8-612a-4949-82e0-8ef93250864e.jpg" title=" 微信图片_20190504131441_副本.jpg" alt=" 微信图片_20190504131441_副本.jpg" / /p p   2004年,当时只有41岁的王晓东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他也因此成为了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而第二位则要等到2009年,那一年,社会学家谢宇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了美国科学院院士以及外籍院士中唯一一位华人社会学家,此后又有24位在大陆接受教育的科学家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p p   以下为历年在大陆接受教育后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不含外籍院士)名单: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05/uepic/8083d728-69eb-4b32-a970-3314cdfcef54.jpg" title=" 微信图片_20190504131448_副本.jpg" alt=" 微信图片_20190504131448_副本.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关于美国科学院 /span /strong /p p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span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05/uepic/b97497d7-3358-4422-b696-6000d2aa7b84.jpg" title=" 微信图片_20190504131453_副本.jpg" alt=" 微信图片_20190504131453_副本.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图片:赵亚杰 /p p   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于1863年,是一个非盈利、非政府组织。入选该院的院士是美国乃至世界学术界最高的荣誉之一。入选者不需要自行申请,而是基于其在原创研究中所做出的突出且持续的贡献,新院士由现任院士在每年四月举行的美国科学院年会上投票选出。每年将会有100名国籍为美国的新院士被选出,与此同时还有最多有25名的外籍院士被选出来。目前美国科学院院士总产生2347名院士,其中约有487名为外籍院士。截止2018年,他们中有190人曾获得过诺贝尔奖。 /p
  • 去年最具影响力中国大陆科学家分析报告出炉
    CFP    CFP   编者按   《2014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研精英》是国际顶尖智库&mdash &mdash 汤森路透发布的研究报告。汤森路透挖掘分析2002&mdash 2012年全球论文引文数据,甄选出大量高被引论文(在同年度同学科领域中被引频次排名位于全球1%的论文),列出了3215位来自全球的&ldquo 高被引科学家&rdquo ,其中111位在中国大陆任职。   这111位中国大陆高被引科学家,无疑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人才群体。为此,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联合上海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在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中国办公室大力支持下,开展了对111位科学家国际化发展情况的专题分析,以期从中发现世界顶尖科学家的成才规律,为我国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突出特点:高学历、海外经历、应用科学研究   课题组统计发现,111位高被引科学家均为华裔(个人国籍信息缺失),其中105位(95%)男性,6位(5%)女性。截至2014年颁发&ldquo 中国引文桂冠奖&rdquo 之时,108位数据可得的科学家的平均年龄为50.6岁。有7位的最高学位是学士(占比6.3%),5位是硕士(4.5%),99位是博士(89.2%)。103人(93%)主要从事应用科学研究,8位(7%)主要从事基础科学研究。   课题组主要从国(境)外留学、访问、任职经历,参加国(境)外学术组织,以及获国(境)外资助、奖励和荣誉等五个方面,重点考察了高被引科学家的海外经历情况。分析发现,111位中国高被引科学家中有96人具有海外经历(具有以上五个方面任一项经历即可),占高被引科学家总数的86.5%。绝大多数高被引科学家的海外经历都在美国,其次是日本和德国。   在111位高被引科学家中,共有28位有国(境)外留学背景,占总数的25.2%。其中获得美国学位的人数最多,共10人,其次是日本6人,中国香港3人,英国3人,加拿大、德国、丹麦、奥地利、捷克和韩国各1人。初始留学年龄平均为26.5岁,留学总时长平均为4.9年。   在111位高被引科学家中,有41人先后在17个国家或地区有国(境)外访问经历,占总数的36.0%。平均访问时长约30个月。其中,赴美国访问的人数最多,共18人 其次是日本,14人 德国12人 中国香港6人 加拿大5人 英国和法国各4人 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挪威各2人 瑞典、荷兰、以色列、韩国、西班牙、巴西和苏联各1人。   在111位高被引科学家中,有57人在国(境)外15个国家和地区有全职工作经历,占总数的51.4%。国(境)外全职工作的平均初始年龄为32岁,平均任职时长为6.1年。这57位高被引科学家均具有在国(境)外高校或科研机构的科研工作经历,其中39人具有博士后工作经历,3人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还担任大学的行政职务,有1人曾在企业任工程师、项目经理和项目主管。   在111位科学家中有65人加入了国(境)外学术组织,占高被引科学家总数的58.6%。学术组织成员身份包括刊物(副)主编、编委、编辑、客座教授、名誉教授、评论员、顾问、专家、学会秘书长、副主席、理事、委员、会员等。   国家重视:选入引才计划、给予学术奖励   在111位科学家中有57人具有国(境)外全职工作经历,其中29人被中国的人才引进计划引进,受引才计划的影响选择回国发展。其中,中科院的&ldquo 百人计划&rdquo 引进19人,中组部的&ldquo 国家千人计划&rdquo 引进7人,教育部的&ldquo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rdquo 引进3人(其中2人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是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中科院化学所&ldquo 引进国外杰出青年人才计划&rdquo 引进1人。地方引才计划中,上海市&ldquo 东方学者计划&rdquo 引进1人,湖南省&ldquo 芙蓉学者计划&rdquo 引进1人。   在各类人才计划引进的29人中,有1人入选了3项引才计划&mdash &mdash &ldquo 国家千人计划&rdquo &ldquo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rdquo 和&ldquo 百人计划&rdquo 1人入选了2项引才计划&mdash &mdash &ldquo 国家千人计划&rdquo 和&ldquo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rdquo 。相比而言,中科院的&ldquo 百人计划&rdquo 引进高被引科学家人数最多,其次是&ldquo 国家千人计划&rdquo 和&ldquo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rdquo 。   在111位高被引科学家中,有84人(75.7%)获得了中国的荣誉或奖励,包括获得院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杰出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青年科技奖、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以及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计划等。   人才启示: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   2014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召开的外国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2015年3月5日,他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又说&ldquo 人才政策,手脚还要放开一些&rdquo 。据此,结合111位中国大陆高被引科学家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集聚世界顶尖人才,提升中国人才全球影响力,必须从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入手,为此建议:   推进人才开放,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对111位中国大陆高被引科学家的分析显示,多数在中国大陆就职的高被引科学家的成功正是本土人才国际化和海外人才引进双向作用的结果。这揭示出并要求我们:进一步提升本土人才国际化程度,鼓励和资助本土人才出国留学、进修、访问、交流,发展国际合作办学,创建海内外人才和机构交流合作的平台等。同时,进一步提升海外人才参与本土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进一步改善人才双向流动环境氛围,营造包容开放的文化环境和支持市场发挥人才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制度环境。   多种形式&ldquo 走出去&rdquo ,推动人才国际化。对111位中国大陆高被引科学家的分析发现,绝大多数高被引科学家是在国内积累一定的教育经历并明确专业方向后再出国深造出成绩的。为此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自费留学生的引导,使他们在留学年龄、时长、专业选择、研究方向等方面做出适当选择,以利于我国留学人员更好地成长成才。同时建议继续将公派留学政策的主要资助对象瞄准博士研究生,强化出国(境)访问交流机制,鼓励优秀人才参加国(境)外组织等。   完善人才引进计划,集聚国际顶尖人才。基于中科院&ldquo 百人计划&rdquo 引进高被引科学家数量最多的分析结果,建议宣传推广&ldquo 百人计划&rdquo 的经验,从国家层面加大对&ldquo 百人计划&rdquo 的支持力度,并鼓励扶持更多科研工作条件较好的用人单位建立类似引才计划。   基于仅有约半数曾在国(境)外全职工作的高被引科学家享受到了引才计划的优惠政策,建议加大各类引才计划在海外的宣传力度,并借鉴&ldquo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研精英&rdquo 等国际人才评价标准,完善各类引才计划的人才评价发现机制。   基于存在个别高被引科学家入选多个引才计划的情况,建议从国家层面统筹协调规范各类各层次引才计划,避免重复资助,提高人才计划资金效益,使得更多海外人才能够享受到引才计划的优惠政策。   基于在中国大陆任职的高被引科学家均是华裔,建议依托&ldquo 外专千人计划&rdquo 等引才计划,加大对外裔顶尖人才的吸引力度。同时,加快破除外籍人才来华的签证、居留、医疗、社保等障碍,营造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创造国际化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吸引集聚世界一流人才,赢得全球创新竞争优势。   (原标题:&ldquo 人才政策,手脚还要放开一些&rdquo &mdash &mdash 111位2014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中国大陆科学家群体分析)
  • 《细胞》:科学家首次成功提取大鼠胚胎干细胞
    这将使科学家借助动物模型更方便地对人类顽疾进行研究   美国南加州大学一个科研小组12月24日宣布,他们首次成功地从大鼠胚胎中提取干细胞,这将使科学家借助动物模型更方便地对诸多人类顽疾进行研究。   英国科学家马丁埃文斯早在1981年就成功地从小鼠胚胎中提取出第一个小鼠胚胎干细胞。但大鼠胚胎干细胞的提取尚属首次。   研究负责人、华人科学家应其龙在新闻公报中说,这是干细胞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进展,“因为我们知道,与小鼠相比,大鼠在生物学的许多方面与人类更为相近”。应其龙认为,提取大鼠胚胎干细胞研究被证实可行之后,世界许多干细胞实验室的研究方向都将因此而改变。   此前,科研人员尝试提取大鼠胚胎干细胞都因为技术障碍宣告失败。此次,应其龙的科研小组采取了一种特殊的“信号阻断”方法,他们利用特殊的分子抑制大鼠胚胎中3个特定基因发出信号。正常情况下,这3个基因发出的信号是胚胎干细胞分化的“命令”。信号被阻断后,大鼠胚胎干细胞就能够“停下分化的脚步”,保持在原始胚胎阶段。   科研小组认为,能够提取大鼠胚胎干细胞,朝着今后科学家通过基因敲除技术人为地给大鼠胚胎剔除一个或多个基因、培养“定制”大鼠进行疾病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一成果将发表在定于12月26日出版的《细胞》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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