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中国为什么没有一流大学 追求卓越，大学却躲不开平均主义　　学术小偷，为什么学校领导却恨不起来　　骨干教授要应付的事情太多韩国的浦项科技大学是一所只有十几年建校历史的理工类学校。 学校不大，只有七八个系，2000多名在校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各占一半。但是师资力量却很雄厚，韩国的浦项钢铁公司出巨资从世界各地聘请一流人才。结果这所在中国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在最近几年《亚洲周刊》评选的亚洲地区理工类高校中，多次名列第一。　　“这不正是印证了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的那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吗？”很多人分析这所“小”大学成功的原因。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委员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今天，正在参加两会的朱清时委员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大学要关注硬件建设，所谓的硬件既包括大楼、实验室等物质资源，也包括一流人才的引进。但是，如果只停留在硬件层次是建不成一流大学的。　　中国科技大学有位年轻的教授，学术上非常优秀。另外一所知名大学开出高价挖人：5000万元的研究经费和很高的薪水。无论是薪水还是条件都要比中科大所能提供的要高得多。这位教授思考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拒绝了高薪诱惑。他留下的理由很简单：这里的氛围更适合自己的发展。　　不少国外知名大学的校长都有这样的共识：要吸引优秀的人才到大学工作，钱多少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键是要看这所大学能否为一流人才的发展创造适合的环境。　　“很多高校的校长都有了相同的认识，那就是要建成一流大学，需要比硬件更深入的东西——就是文化。”朱清时委员说：“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一所一流大学，是因为中国大学过去更多的追求一流的硬件，却还没有具备一流大学应该有的理念和文化。”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许多“出身”不明的饮用水桶，甚至用废弃光盘、洋垃圾制成。专家称，长期饮用黑桶装的水，会损害人体消化、神经系统，导致头昏、胃痛等多种疾病。讨论下：如何鉴别此类桶呢？

中青报：论文买卖市场是如何形成的今年33岁的刘强，是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一家单位的科技人员。7月，他所在的单位评职称，需要在杂志上刊登一篇论文。通过熟人介绍，一本名为《数字化用户》的杂志称，可以为其发表论文，但需要刘强交纳一定费用。刘强说，因为评职称，单位很多同事都花钱发表过论文，发表论文的杂志有国家级的、地方级的，只要交钱就可以刊发。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如今许多人把论文视作一种明码标价、公开买卖的商品，有些人把****、代发当作一种谋利的途径。千元****论文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正在进行，按照规定，职称评定须在国家级和地方级期刊杂志上刊登论文。为了评职称，催生了“疯狂”的论文产业，掏钱在一本杂志上发表论文，评职称者只要交纳上千元的稿费，就可以堂而皇之变成撰文作者。事实上，为评职称花钱发表论文，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可让刘强没想到的是，即使评职称者没有论文，编辑也可以“造假”，即代写。花钱发论文，是彻头彻尾的抄袭。通过刘强，中国青年报记者联系上了自称是《数字化用户》的杂志社刘姓编辑。按照刘编辑的说法，《数字化用户》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主管，国内刊号 CN51-1567/TN、国际刊号ISSN1009-0843，邮发代号62-99，在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可查到。记者询问发论文的费用及流程时，刘编辑表示，单发一篇论文是300元，也可以****，费用是800元。他还承诺，论文两天就可以完成，并且是编辑自己审稿。“几乎每篇论文都有抄袭，抄袭在25%以下就可以，抄袭多了，修改后就可刊发”。与刘强有同样遭遇的张帆，是内蒙古自治区一家医院的护士长，今年因为评职称，同样需要刊发论文。但联系后得知，一家名为《健康必读》的杂志，****是1000元。同样是医疗类杂志的《医学与法学》，****价是800元。中间人还表示，论文是国家级刊物，可以上网，保证发布的论文能评职称。中间人还介绍了“生意经”。比如医疗类杂志，给记者的代理价是400元，可以向评职称者收取700元，一篇论文可赚取300元差价。知情人介绍说，接到论文后，就上网搜索，对别人写过的内容心中有数。之后选择写得好的论文，将其中的精华段落复制到一起，找出这些文字观点的异同。然后将选择的精华内容用自己的语言“粘合”起来，再提炼出比较新颖的观点，这样，一篇论文就完成了。刘强疑惑，评审机构不能对每篇论文的质量和真伪进行鉴定，论文在职称评审中还有存在的意义吗？知情人坦言，论文网站和评审机构深知内幕，但都彼此心照不宣。论文买卖形成完整产业链呼和浩特市人事局职称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无特殊条件，在内蒙古自治区申请职称，必须有论文发表。一位曾发表论文的人士告诉记者，由于花钱发论文比较容易，所以评职称者都不愿意写论文。“给杂志社交纳了800元费用，对方就给其****了一篇论文。”他将发表的论文期刊交给单位后，顺利通过了职称评定。“人事部门也知道花钱发论文的事，不过没有人去过问。”他说。论文买卖的泛滥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论文掮客。在论文买卖过程中，论文掮客是联系买家、写手和论文买卖公司的桥梁。在互联网上，中国青年报记者以中学教师为名，和一位提供****代发业务的编辑取得了联系。该人士给记者推荐了《中学生导报·教学研究》，声称这是一本省级优秀期刊，只要交钱就能发表。他还表示，知网、万方、龙源能全文收录。发表一篇*****代发需1000多元。此外，在网络上，还有《剑南文学》、《商》、《金田》等几十本期刊杂志公开征稿，只要交钱，就可以****。知情人向记者介绍，论文买卖公司的业务，从毕业论文、学位论文到职称论文，无所不包。刊发出来的文章一般都是两个版以上，付给杂志社大概是300元～500元左右，付给写手也是同样的钱。记者询问了医疗、农业、科技、教育等多本期刊杂志价格，一期刊载100余篇论文，一篇版面费是300元～500元。记者粗略算了一下，一本杂志刊登100多篇文章，一期杂志可收取4万多元版面费。而一本期刊一年可出版12期或24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张红光 叶铁桥黎宇在一家文化公司做业务，这家公司主营的业务是——学术期刊版面。他看不起论文代理中介，因为这些中介处于论文交易食物链的底端，上要与期刊编辑部搞好关系，下要应付掏钱买版面的人。他所在的公司就不一样，这家公司以各种形式承包了十多家学术期刊，相当于开了个大型超市：只要给钱，上哪种学术期刊随便选。在这些期刊中，有全部被承包下来的；也有部分被承包的，如一本期刊是半月刊，他们承包上半月或下半月；也有被承包部分版面的——一本期刊一两百页，他们承包其中的50页。在这个行业混久了，他也逐步弄清楚了行业的规模。他们这家公司，招聘了近百人，年营业额至少在千万元以上。他经营了其中一本比较挣钱的刊物，一年的营业额在百万元左右。“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全国至少有上百家，产业规模至少有几亿元。”黎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至于社会上从事论文中介的人就更多了，他保守估计有好几千人。“光网上的QQ联系群就有上千个”。这些论文中介散布于高校、科研机构等论文发表需求旺盛的单位。在《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社会科学版第2期上，仅郑州大学的在读硕士生就发了13篇论文。一些硕士生透露，他们就是通过同学中的论文中介发表的。这些论文中介收多少钱，跟黎宇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很少直接与作者打交道，而是通过对版面明码标价，由论文中介收稿，交给他们，然后安排版面。“也有一些起码的质量保障，比如查抄袭率。抄袭率太高了，也会影响刊物在几大学术期刊数据库的收录。”黎宇说。所以他们也退稿，要求论文中介想法降低抄袭比例，至少要降低到反剽窃软件能通过的程度才行。实在通不过，只能退钱退稿，“行业要维持，就不能搞乱了”。在这个行业干久了，黎宇对目标客户了如指掌，最庞大的当然是教师群体，教育部公布的2010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数量达到了1300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因为考核、评职称等需要发论文。另外，还有数百万研究生和医务人员，也产生了庞大的需求。另外的，则来自于五花八门的单位，如电力公司、乡镇农技站、国有煤矿。让他惊讶的是，甚至一些房地产开发公司也要求发论文。他刚开始觉得好奇，后来也明白了门道。原来发论文是房地产公司的一种营销手段，把开发的楼盘放在学术期刊上吹嘘一下，号称使用了什么新工艺、新材料，然后大肆宣传，效果还不错，“我了解到，很多房地产公司专门设有论文发表经费，他们不差这点儿钱”。黎宇做的期刊，都是合法合规的刊物，但由于质量差，很难通过论文数据库的审核。他们面临的难题是，现在许多地方评职称，都要求论文能在数据库中检索到。有的地方甚至要求在评审材料中附上数据库的论文收录页面，并盖上人事部门的审核公章才有效。因此，能不能“入库”成了这门生意的关键。国内有多个论文数据库，最知名的是中国知网，其余还有万方、龙源、维普等。黎宇说，能不能攻破这些数据库的审核关，是一本期刊能否挣到大钱的关键。中国青年报曝光的《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曾被维普资讯网收录过。维普资讯网一内部人士透露，《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当时找到他们，办理简单的手续后，维普资讯网确实给这份学报颁发了收录证书。“但是，我们一共只收录了4期该学报的自然科学版，就先后接到了多人举报，说该学报有问题，我们经过进一步核实，发现该学报确实存在问题，随即屏蔽掉了这本学报的内容，并且终止了与他们的合作”。这位人士还透露，此后，维普资讯网也加强了监管，进一步严格了期刊收录的核实程序。期刊入库，需要提供《期刊出版许可证》的复印件、近期的样刊、新闻出版总署的年审材料以及期刊的介绍材料等，维普资讯网逐一进行审查。《期刊出版许可证》上的每一项信息，都会经过多个途径进行核查，确保真实性。但该工作人员坦言，他们只查期刊的资质，对于期刊中论文的内容不会做审查，“质量高低我们也不评价，维普是数字出版平台，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把期刊上的每篇论文作一一审查、评价，更不会干涉期刊编辑部的具体采编工作。”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也想进入中国知网，但未能如愿。中国知网成立于1995年，它是中国最大的数字出版平台，目前该库收录大概有6800多种刊物。运营中国知网的是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该社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2010年6月8日，该学报人员提出申请，要求入库，当时就被拒绝了，理由是该校早已并入北京交通大学，现已不存在，且该刊有卖版面的嫌疑。但这份学报还不死心，2011年7月4日和8月12日再次提交材料，要求入库，中国知网依然予以拒绝。该负责人介绍说，中国知网有三重审核体系，由期刊采编部、学术分社总编室和杂志社总编室分别进行初审、复审、终审，即使有正规刊号的刊物，在学术价值等方面不符合中国知网要求的，也会被拒之门外。他说，每年被中国知网拒绝入库的申请多达两三百个（其中有些期刊重复申请）。黎宇也说，在国内的所有数据库中，中国知网是最难攻破的。如果哪家论文公司拥有一本被中国知网收录的学术期刊，就等于找到了一棵“摇钱树”。他说，一般来说，大学学报等有固定拨款的学术期刊，质量比较有保障，极少被承包出去，公关难度也大。尤其被SCI、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等收录的期刊，被公关的难度极大，因为这些期刊一般实行多重审稿制度，还有外审的程序。不过，他发现，在这个市场上，还真有做核心期刊的。黎宇说，他经常在论文交易群里看到有人专门接这方面的活。但他推测，这些人也就是公关了个别编辑，因为不论怎样，这些刊物首先要保证论文的质量，如果要发，作者没这个能力，就得花大价钱请枪手。”事实上，有些作者能写出达到核心期刊发表水准的论文，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容易被编辑部忽视，论文中介发挥了桥梁作用，在里面挣到大钱”。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云梦学刊》主编余三定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有高校教授找到他，表示如果能发一篇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期刊论文，愿意出两万元的费用。“市场真的很大，现在有越来越多人进入这个行业。”黎宇说，这个行业的竞争开始变得激烈起来了，“钱也不好挣了，我们老板现在的想法是，认真选几本刊物，好好打造一下，不能收钱就登，也要保重质量，他说这样以后才能挣大钱。”（文中黎宇系化名）

方舟子 解酒 http://img.antpedia.com/attachments/2010/11/8585_201011201722181.jpg　　继肖传国案二审结案后，方舟子的博客再次热闹起来。“解酒大力丸”成为方舟子新的打假对象，其专利持有人则和方舟子就此展开了唇枪舌剑。方舟子表示，专利持有者“亦明”原是肖传国的支持者，他发文主要是希望为大家普及关于解酒的科普知识，也是想揭露“亦明”。　　■打假解酒药文章刊媒体　　前天（11月18日），方舟子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世界上有解酒药吗？》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市场上的解酒药、解酒保健品没有一种已被证实确有效果的。如果你吃了它觉得有些效果，要么是因为心理作用，要么是因为水的作用：吃这些解酒药（例如RU-21）都要求用大量的水送服……”该文章也发表在前一天的《中国青年报》上。　　此外，方舟子在文章中特别提到了一种高科技的解酒药：“有一位自称‘美国大学副教授’的华人近年来在国内拉投资要生产一种高科技解酒药，它的作用机理却在三个方面存在误导。”文章对酒精进入人体后分解、吸收的过程进行了阐述，另一方面对这种高科技解酒药的作用机理提出了质疑。　　■专利人反驳引双方舌战　　同一天，在“虹桥科教论坛”上，出现一篇题目为《给中国青年报发了一封信》的帖子，对方舟子提出的质疑进行了一一回复。“文章中提到的有个自称‘美国大学副教授’的华人就是我。对于方舟子先生的质疑，我的答复如下……”帖子的署名为“葛莘（笔名亦明），2010年11月17日于美国南卡州哥伦比亚市”。　　当天下午，方舟子又发表了一篇博文，“推销‘解酒大力丸’的亦明以真名葛莘给《中国青年报》写了一封信，针对我提出的三点质疑一一做出回应，却恰恰暴露出此人的无知无畏，更说明那是个骗投资的垃圾专利。”文章中又对亦明的回应一一进行了反驳。　　■专利持有人据传为肖传国支持者　　昨天，方舟子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知道亦明是在2003年，当时亦明给他办的网站投过稿，但他发现稿子里有一些问题，后来没有采用，可能此后亦明对他就有了成见。“他是肖传国的支持者，这些年来一直在批判我，还专门出了一本一百多万字的书。”方舟子说，亦明现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中文，经常在“虹桥科教论坛”发表批判他的帖子，“不少人在那个论坛批判我，我偶尔去那儿看看，但不怎么理会。”　　方舟子说，前几天一些网友查到亦明的真名叫“葛莘”，便在网上搜索这个名字，发现他发明了“解酒大力丸”，而且他还在2003年和2007年两次回国寻找投资，但后来并没有人给其投资，更没有产品。于是网友们便在网上开始讨论“解酒大力丸”，看到大家的讨论，他便想到写一篇关于解酒药的文章，一方面是揭露亦明，主要还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比如告诉大家为什么有人酒量大有人酒量小。“后来我又在论坛上看到亦明在给中青报写的信中做出了回应，便写了另一篇文章。”记者昨日一直未能与亦明取得联系。请参见wiki版：方舟子打假再出手 舌战“解酒大力丸”发明人

据《新京报》等媒体报道，近日国家质检总局对瓶（桶）装饮用水质量的抽查结果显示，有6种饮用水被检测出含有高浓度的致癌物溴酸盐，其中还涉及一些知名品牌的饮用水。 这并非饮料行业第一次被曝出存在安全问题。从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到2009年知名饮料品牌"农夫山泉"和"统一"身陷"砒霜门",近年来我国饮料行业事故频发，饮料安全问题受到公众高度关注。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29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1.4%的人正在关注饮料安全问题。 调查中，36.6%的人经常购买饮料，40.8%的人有时购买，21.3%的人很少购买，1.3%的人从不购买。

电汇或交至组委会，展位顺序分配原则：“先申请、先付款、先安排”，余款在2013年8月10日前付清，否则主办单位将视其放弃参展。所交定金不退。主办单位收到《参展申请表》和展台费用后，将发票与《参展商手册》一并寄给参展商。代表住宿产品运输等事宜，将以《参展商手册》为准。●会刊及其它广告：会刊除在大会期间广泛送给主管部门及相关协会、观展客商外，还将通过主办单位途径发往国内外的行业系统及相关经销单位等。会 刊封 面封 底封一二内彩页黑白页请 柬入场卷充气拱门空飘气球人民币3000023000100006000300012000元/万5000元/万2500元/天2000元/天●大会活动内容：产品展示、贸易洽谈、技术交流、学术研讨。各参展商可以申请举办技术交流会，每场费用：国内企业8800元，国外企业1500美元。（时间为2小时）●展览宣传计划拟定：《环境工程》《环境技术》《中国环境科学》《中国环保产业》《环境卫生工程》《环境污染与防治》《环境保护》《中国环境报》《环境保护报》中国节能环保黄页等。●综合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经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　　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　中国新闻社、中国信息报、新华社、环球时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中国交通报、经济观察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京华时报，中国经济时报等。组织单位：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联系人：李如香 13522337385 010-85783922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担负着立法及修改法律的职责。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事关国计民生、公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不同意见，有辩论、有争锋，甚至有不同观点的碰撞。在这种争论、博弈中求得立法对各方利益的平衡，正是最高立法机关法律审议的题中应有之义。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与百姓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进行分组审议。许多委员在审议中畅所欲言，开诚布公地表达意见、建议。 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是不是也应该有所行动,在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上出一点力呢?

研究探讨房屋装修最佳入住时间室内装修带来的污染越来越受社会广泛重视。近日，浙江大学环境科学系沈学优教授团队对上千居民家庭中TVOC（总挥发性有机物）的浓度水平和变化规律进行了探讨。该成果发表在《科学通报》2011年第20期上。该研究表明，装修污染较轻的房间装修两周后基本可以达标，装修污染一般的房间需要6~8个月，而装修污染严重的房间则要15~16个月。且房间达标所需的时间随装修完成季节的不同变化较大，其中冬季完成装修到达标所需时间明显较长，春秋次之，而夏季最短。该研究结果是沈学优教授通过总结杭州市2007~2009年2000多个居民家庭中TVOC的浓度水平和变化规律之后得出的，此研究为居民针对不同的环境条件判断装修后的合理入住时间提供了参考。（ 来源：中国青年报 范红玉）

前面国务院下令加强校车管理，这才过两三个月，居然出这等事情！监管失位太严重了！http://i0.sinaimg.cn/dy/c/2012-03-21/U4678P1T1D24147229F21DT20120321032752.jpg　　河南瑞福达实业有限公司院内停放着两辆白色依维柯校车，据负责人讲，就是前不久报废的校车。本报记者 王俊秀摄 http://i2.sinaimg.cn/dy/c/2012-03-21/U4678P1T1D24147229F23DT20120321032752.jpg　　河南瑞福达实业有限公司上百亩的院子里，到处堆满了报废的汽车配件，每天有许多人来这里买卖。本报记者 王俊秀摄 　　从河南省汝州市往西，行程5公里左右后，你便会看到，在公路两侧停靠着面包车、越野车、市政洒水车、市政园林绿化车、小轿车、油罐车等各种车辆，这样的长龙在公路两旁绵延10公里左右。　　这些车辆都是报废车辆经过翻新改装后重新出售的，他们的“出厂商”，就是道路两边的各户农家。在这10公里道路的两旁，基本家家从事汽车改装。由于拼装车市场规模很大，这里被戏称为中国“三汽”。　　中国青年报3月15日曾报道湖北十堰非法拼装车泛滥，而记者在汝州调查时发现，这里的拼装车市场更加触目惊心，不仅组装车，更是翻新旧车，而且种类更加齐全，给交通安全埋下了极大隐患。这些组装车大多流入农村，有些竟然被当作校车来接送学生。　　“拼装车一条街”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赴汝州调查采访。　　出汝州市西行，不久就到了著名的“拼装车一条街”。只见公路两边停放着不少等待出售的车辆，这些车辆大多没有牌照，或挂着假牌照。车边或有专人守候，或在挡风玻璃上留着联系电话。所售车辆大都十分破旧，其中一些车远看着崭新，但走近后，却可看到底盘下锈迹斑斑。有的车辆外表明显有后期喷上新漆的痕迹。　　知情人告诉记者，“3·15”刚过，这段时间正在风头上，路边卖的车少多了，以前道路两旁停得满满的。这些车因为售价便宜，颇有市场，许多地方的人慕名来购买。据介绍，这些车辆主要有两个流向，一是农村地区婚丧嫁娶用来接客人的“家宴车”，二是一些农村小学、幼儿园用来接送孩子的校车。　　据公安部门摸底排查统计显示，汝州市共有公办、民办中(小)学校431所，幼儿园398所，197所学校的在用校车421辆，其中309辆手续不全、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或无牌无证、逾期不参加检验，甚至是改装、报废车辆等。　　3月19日早晨7点半左右，记者在汝州市附近的郭营村、马爻村等地进行蹲点调查，看到许多幼儿园用小型客车接送孩子，记者跟踪的一辆长安小客车，事后经交警查证，年检有效期只到2007年4月。　　报废校车到底去了哪儿？　　2011年11月24日，一篇标题为《河南汝州：统一销毁84辆报废校车》的报道称：11月23日上午，在汝州市公安交警大队事故科停车场，汝州市副市长韩自敬一声令下，挖掘机的铲斗挥向了报废校车的挡风玻璃，打响了该市统一销毁84辆报废校车的战役。　　那么，这些车是否真的销毁了呢？在“拼装车一条街”，记者看到两辆与报废校车外形相似的白色依维柯小客车。经询问，每辆客车售价在1.5万元左右。卖主并不讳言这是改装车，并说“这车很好用，开着没问题，以前经常有学校、幼儿园来买，拉十几个孩子没问题”。　　中国青年报记者向汝州市交警大队了解情况。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报废校车都已经销毁。记者问具体送到哪家报废公司，每辆车多少钱，该工作人员表示不太清楚。问是否有的报废车流向了非法拆车厂，回答说“没有那回事”。　　记者又向汝州市工商局求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汝州没有非法拆车市场，“原来有，经过几次整治后，现在没有了”。　　据了解，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是一项专营的特种行业，国家出台规定，对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实行特种行业管理，实行资格认定制度，规定每个地市只允许一家国有专营的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存在。　　工商局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汝州市目前只有一家报废汽车回收公司。　　记者找到这家报废汽车回收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没有收到报废校车。事实上，由于他们只能按废旧金属的价钱来回收报废车，而组装车市场给的价钱远高于报废价，所以他们已经好几年都没有生意了。

最近，日本农村工学研究所的研究小组称，在受到重金属镉污染的土壤中栽种科植物蔓田芥，能够减少土壤中镉的含量。利用这种方法可以使大范围受到镉的轻度污染的土壤得到净化，而且成本低廉。 叶芽南芥又称蔓田芥（Arabis gemmifera），属十字花（Aburana）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据称，这种植物原产于我国吉林省长白山地区，分布在山地等阳光充足的地方。研究小组在室外利用厚度为15厘米、每公斤含镉47毫克的土壤来栽种这种植物。经过一年时间，土壤里的含镉量减少到每千克2．6毫克。土壤被利用5次以后，土壤中的镉含量只有原来的1／5。而且，收获以后的叶芽南芥在干燥并经400~500摄氏度高温燃烧后，其中所含的镉不会挥发，可以回收起来再利用。此前，常用的净化方法是利用被称为“客土”的土壤来代替被污染的土壤。而利用叶芽南芥对受到轻度污染的农田和水池等进行净化，所需成本是旧办法的一半。来源:中国青年报

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研发“光晶格钟”，并欲以之角逐新一代国际标准原子钟的地位，成为新的全球计时标准。　　该项目人员已向媒体证实，由科学家香取秀俊主持研究的“光晶格钟”已作为新一代原子钟的候选被推荐给国际度量衡委员会。若正在法国召开的该委员会会议采纳这一推荐，“光晶格钟”将成为全球5个正式候选的新一代原子钟之一。　　“光晶格钟”以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光梳”技术为基础。“光梳”拥有一系列频率均匀分布的频谱。　　这些频谱仿佛一把梳子上的齿或一根尺子上的刻度。“光梳”可以用来测定未知频谱的具体频率，其精确度目前已经达到小数点后15位。研究人员把用红色激光冷却的超低温锶原子封闭到被称为“光晶格”的“容器”里。这样原子的各种外来扰动被消除，可以充当钟的振荡器。　　理论上讲，“光晶格钟”每天仅误差10的负18次方秒,要比现在的铯原子钟精确1000倍。除用来测量时间外，由于其对重力的影响极其敏感，还可以用于验证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来源：中国青年报

唉，跟地沟油玩“躲猫猫”，咱们又输了！　　2011年9月中旬，公安部在“打四黑、除四害”行动中一举破获了涉及14省的重大地沟油案，直捣地沟油的“老巢”。可一个月过去了，“食品安全警察”依然没有找到地沟油的检测方法。来自卫生部、科技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粮食局和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7家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对地沟油进行5种方式的检测，结果发现完全无效。有关专家表示，目前全世界也没有检测地沟油的有效方法。　　谁也没有料到，听起来简单的地沟油检测，竟然成为国际难题。10月12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不得不宣布，目前卫生部征集到的地沟油检测方法特异性不强，均无法有效识别地沟油，并开始向社会公开征集方法。　　你检测什么，他抹掉什么　　据参与检测评估的卫生部卫生行业科研专项食品安全首席科学家吴永宁介绍，此次地沟油检测使用的评估方法是双盲实验：负责评估的专家们凭借现有的检测方法，对未知的油进行检查。　　试验中使用的地沟油是从9月份的案件中收缴而来的。“但肉眼完全看不出区别，闻起来也没有异味，有的看着比真正的食用油还像好油呢！”吴永宁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在“躲猫猫”功夫高深的地沟油面前，这5种检测方法灰头土脸地败下阵来。“明明就是地沟油，就是查不出来！”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感慨道。　　吴永宁解释说，地沟油检测遭遇的“测不出”科学困境，是因为碰上了“懂技术”的对手，基本可以实现“你检测什么，他抹掉什么”，从而制作出来符合指标的地沟油。　　比如，根据《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食用油的检测指标包括酸价、过氧化值等9项，现在生产出来的地沟油也都能达标。　　陈君石更是透露，尽管此次评估的检测方法使用的不只是上述9项指标，地沟油依然能在全新的指标前顺利过关。　　“检测实验十分严格，每个指标都要反复印证多次。”吴永宁说。可偏偏在每一次检测中，地沟油都“表现优异”地顺利过关。　　“任何一种检测方法，都是基于正常油和地沟油的不同，然后通过检测这个指标来确定。”研究食品工程的科普作家云无心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但是地沟油不是一种特定的产品，不同的地沟油相差很大，很难找到一个或者几个特定的指标来实现这样的目标。”　　他举例说，特定基因是现有检测方法会使用的指标之一，有的地沟油是用劣质猪肉、猪内脏、猪皮等提炼加工制成的，这样制成的油会含有动物蛋白质，如果检测到特定基因的存在，就可以判定地沟油。可是，炸薯条或者油条后反复使用的废油也属于地沟油，但是这种地沟油里面就不含有特定基因。　　于是，寻找检测方法成为食品安全专家和地沟油生产者之间“斗智斗勇的暗战”。在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中，专家们都拒绝透露检测指标。吴永宁表示，一旦公布了检测指标，对手很可能迅速地把这一指标从地沟油里悄无声息地抹掉，从而导致检测无效。　　不过，虽然地沟油披上了“指标合格”的外衣，却不能掩饰它的“败絮其中”。“在食品上，并不是要有了毒性数据才认为它有害。在不清楚它有什么危害的情况下，需要当作有害来处理。”云无心说。　　更多人则是将这件事情看作法律纠纷。“地沟油使用了法律规定不能做食物的原料来制作油，并当作食用油去出售。不管它的毒性有多大，这件事从根本上就是违法的。”吴永宁说。

“五四”青年节没过几天，就看到“本科生不能署名第一作者”的怪事。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南开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把自己完成的一篇论文投给国内某家有名的学术期刊，得到的回应令人无语：论文符合发表要求，但希望最好把导师的名字署上，而且导师必须是第一作者。最终，这位还没有导师的本科生，只好按照编辑部的这一特别要求，让指导老师充当第一作者，论文才得以发表。据中青报记者调查，有类似遭遇的本科生不止一例；有的学生因为不愿意向“身份歧视”低头，结果论文无法发表。实事求是是做学术的基本要求，学术至上当为学术期刊的基本原则，对于投稿，本应只管水平、不问身份。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据知情者透露：学术期刊本来对论文作者的身份没有要求，但许多刊物为彰显知名度、追求转载率和引用率，特别希望作者有教授、博导头衔。如果作者是不知名学者或者本科生，期刊会觉得降低档次，也会影响“大牌”作者的投稿积极性。为此，有些杂志在介绍本科生作者时，故意隐去年龄及学生身份，只注明其所在单位。有道是“适者生存”，仔细想来，上述学术期刊的“身份歧视”，不过是“重资历、轻学术”的国内学术环境下的条件反射。在各类科技活动中，类似“重名轻实”、“尊老歧幼”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科研立项，非得有学术“大佬”牵头不可，好像资历越深、年纪越大越有权威；成果评审，必须要院士当评审组组长，似乎不如此就不够层次；申请科研项目，名头越大、资格越老的“中标率”越高，名气越小、资历越浅的年轻人淘汰率越高……

中国青年报上一篇报道如下：我国每年由室内空气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已达11.1万人，平均每天大约死亡304人，相当于全国每天因车祸死亡的人数，这是记者日前在全国装修污染治理擂台赛上了解到的。这一数据由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环境检测中心调查统计得出。长期以来，普通公众对室内空气污染并没有明确概念，这也使得这种污染一直作为“隐形杀手”潜伏在各种建筑中。不久前，备受关注的“原生钛事件门”将室内污染治理行业乱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中国建筑装饰信息协会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吴恩振告诉记者，目前存在的空气治理行业问题主要源于这一行业尚未规范，各项监管不完善。全国装修污染治理擂台赛是为了使空气治理行业更好、更规范地发展，由中国国际清洁产业博览会组委会发起的。擂台赛首轮擂主天香美伦科技集团董事长董震表示，企业将以擂台赛为契机，向公众更多地普及空气污染常识，并努力通过科技创新为公众营造最健康的室内空气环境。通过这个感觉生存不易啊！有木有专家介绍下室内空气污染物主要是哪些啊？

前辈数学大家陈省身的一句话让中科院院士李邦河记忆犹新：大数学家每天工作都有10多个小时。　　在李邦河院士看来，对科学家而言，时间无疑就是成果，“没有长时间全力以赴的努力，又怎么能成为大师呢?”上个世纪50年代，中央提出科学家应该保证5/6的科研时间。　　近年来，科学家的科研时间缩水现象让李邦河院士忧心不已，项目公关、填表、评审会……宝贵的科研时间被越来越多地挤占。　　“一天24个小时，你有多少时间留给科研?”　　中国青年报记者把这一问题抛给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多地十余位科研院所研究员和高校教授，得到的不约而同的回答是，“最好的时间是晚上和双休日”。　　这不是少数人的看法。　　中国科协几年前开展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科研人员职称越高，直接参与科研时间越少。正高级职称仅有38%的时间用于直接从事科研活动。尽管75%以上的科研人员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了40个小时，工作时间总量不少，但大部分科研人员只能保证30%以上的时间用于从事直接科研活动。　　这份调查发现，许多课题主持人只能加班加点，在“8个小时”之外尽量找回科研时间。【详细：[url]http://www.instrument.com.cn/news/20101013/048880.shtml[/url]】在实验室工作的老师们都是这种情况么？？？还是这篇文章瞎掰的，求证?!.........

[color=#0021b0][size=3]【摘要】“浙江大学是一所以‘求是’学风著称的高等学府。但近年来，从论文、成果到学科评估、重点实验室评估等，常常靠虚假、欺骗为手段赢得‘好名声’。这次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中，浙大利用造假、欺骗的做法，玷污学术纯洁，令业界震惊。”　　【正文】“前不久评估获得‘优秀’，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说。　　这位工作人员所说的“事情”，是指2009年10月31日，网上举报浙江大学污染环境修复与生态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造假。一个月后，浙江大学给中国青年报记者发了一份关于“举报评估造假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　　近日，记者在浙江杭州调查采访此事时发现，确有一些教授同时在两所高校担任专职，他们忙碌的“两栖”生活引起了争议。　　网友举报与浙大回应　　“浙江大学是一所以‘求是’学风著称的高等学府。但近年来，从论文、成果到学科评估、重点实验室评估等，常常靠虚假、欺骗为手段赢得‘好名声’。这次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中，浙大利用造假、欺骗的做法，玷污学术纯洁，令业界震惊。”笔名扬刚的作者在网上举报说。　　举报者所指的实验室是浙江大学污染环境修复与生态健康实验室。据浙大介绍，该实验室于2003年经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2005年通过验收。根据《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和《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的要求，每5年参加一次评估。2009年，教育部组织对数理科学和地球科学领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进行评估。　　举报者称，在评估中，浙大存在人员虚假。杨肖娥(实验室主任)的丈夫何振立在美国已全职工作10多年，早已不是浙江大学的人员，近十年也没有在浙大实验室待过。刘维屏在2005年就到浙江工业大学工作，是浙工大“最耀眼的旗帜”。若他们作为“污染环境修复与生态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和重要成员，显然是造假。　　对此，浙江大学在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情况说明”中称，何振立教授1999年以浙江大学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进行合作研究。2004年，何教授被聘为佛罗里达大学助理教授，2008年转为副教授。根据何教授的具体情况，校人事处决定保留其公职到2011年3月。其间，何教授一直参与浙江大学的相关研究工作，并联合发表论文。[/size][/color]

中国青年网3月7日电　（记者 廖洁）今天下午3时，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海南代表团全体会议继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向中外记者开放。全体会议后，海南省部分人大代表接受集体采访。　　三聚氰胺事件余波未平，海南毒豇豆事件再一次刺痛人们对食品安全那根紧绷的神经。一时间引起人们“谈豆色变”。海南省省长罗保铭就“海南毒豇豆事件后如何恢复消费者信心”回答了中国青年网记者的提问。　　罗保铭表示，2月24号，武汉农贸市场发生了海南豇豆农药残留超标事件以后，引起了海南省包括广大菜农在内的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尽管海南的豇豆在市场上被查出来（这样的问题），但这只是豇豆总量当中极小极小的一部分。　　“到目前为止我们经过核对的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一共种了20万亩的豇豆，总量超过50万亩。在广东江南查出了我们不到100公斤的节瓜有农药残留。”罗保铭说：“但是，应该说海南农产品在施药、农产品的安全质量检测，包括在我们农资市场农药销售的监管上，暴露出我们管理的漏洞，对此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并且在全国菜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感到很愧疚。”　　他说：“从发现那天起我们就像打仗一样，全省动员，给所有的菜农都发宣传片，这是这个时期我们采取的措施。那个时候海南也高温、湿度也大，按道理采摘期不应该打农药，更何况有的是现在不能用的农药。我们采取的应急措施就是，不让任何一家有安全质量问题的海南瓜菜出岛。现在所有瓜菜出岛都是检验合格持证出岛，进入到销地的时候必须有销售证。豇豆事件也影响了我们整个瓜菜价格，豇豆价格最高的时候大约3块多钱在产地收购1公斤，降了3、4毛钱，但今天产地的收购价已经恢复到了2.6元。　”　　罗保铭还告诉本网记者说：“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情况，从北京到上海也是我们主要的海南冬季瓜菜的销售市场，迄今为止，北京、上海没有发现任何农药超标的海南瓜菜。当然，我们会从中汲取教训，不仅有应急措施，还有长远的治本之策：一是我们对海南的瓜菜推行标准化生产，实行每个菜种的规范操作。我们还要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否则千家万户农民种菜和田头收购与我们大市场对接，在管理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就是这样也不能让任何一家有超标农药残留的瓜菜流出岛。我们治本的措施就是实行标准化的操作规范。二是把海南科技110作为网络载体，我们配置了农药服务链，农民有电话，可以收到科技110通知，我们直接进行服务指导。当然，在这点上可能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这个钱海南政府拿。为了全国消费者能吃上安全绿色的菜，我们在农民一家一户生产的前提下，要加大服务水平，加大投入。三是严格稽查农资市场，农药化肥必须是按照国家规定。四是建立责任追究体系，因为现在要追究农民还找不到，产地农民还没有持证，这块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块也是我们今后建设质量追溯体系的一个难题，监管监督方面，我们就成立农业专业合作。”　　他还表示：“我们要搞全省菜农的大培训，所以，敲响警钟能使我们把坏事变成好事，使我们更警醒，使我们在体制机制上更完善。请各位记者放心，我们绝不让有超标残留的海南瓜菜流出岛外，让岛外的人吃上放心瓜菜。”

原天津农学院院长李文瑞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说，近来看到一些餐馆推出鱼头火锅，不能不让我忧虑万分。 科学实验表明，鱼头富集了鱼的血管，鱼子也生活在鱼腹里，周围也布满了血管。这恰恰是各种残留的农药和有毒化学物质富集区。其头部和卵子中，农药残留量高于鱼身肉的5至10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在我们传统的精耕细作时期，农田只施农家肥，工业污染也少。人们吃鱼头的方法自然无可厚非。 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农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种植业和养殖业早已进入了化学时代。喷施的化学农药，粘附在作物上的只占10％，而大量的农药也就是有90％掉在土壤里，残留的时间较长。 农田里的灌溉水、雨水、河水、地下水还会将土壤里的残留农药带到了鱼塘里、河水中。这些农药和化肥等等被水中浮游生物吞食后，可富集13000倍。鱼通过食物链的逐级积累，吞食水球藻和浮游生物，其毒性增大到千倍或万倍。而鱼头和鱼子正是高胆固醇等脂肪物质富集区，农药也因此聚集最多。 为此，我们应改变吃鱼头和鱼子的习惯，否则我们人体积蓄残留的污染农药会引起多种疾病。例如，在睾丸积蓄过多残留农药，要造成性功能障碍；骨髓里积蓄过多，容易患再生障碍性贫血和白血病；皮肤接触多了，可引起过敏性皮炎；还可引起甲状腺、肝、肾等功能失调。

中国青年报北京9月24日电 近日，中美就食品安全问题签署了一个协议初稿，美方对双方食品安全合作的进展表示乐观。　　中国青年报记者从美国驻华使馆了解到，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麦克李维特就中美食品药品安全双边会谈发表声明。他表示，我非常高兴地通报大家，会谈产生了显著效果，将帮助我们推进在12月底之前达成两份行动文件。“我对我们与中国同事共同取得的进展表示乐观，我们希望会谈在下个月继续举行。”他说。　　上周，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办公室主任理查麦考恩率领的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及食品和药品管理局高级代表团与中国相关部委举行了一系列初步会谈，其中包括药监局、质检总局、卫生部、农业部。据了解，本次会议就两份协议进行了初步正式谈判，这两份协议一个涉及食品和饲料安全，另一个涉及药品和医疗器械安全。协议初稿旨在建立一个框架，以确保中国出口到美国产品的安全、质量和功效。　　近来，西方媒体热衷于炒作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强化对中国进口食品的监控，中美就食品安全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和交流。5月24日,在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卫生部和美国卫生部、农业部举行四方会谈，就共同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尽快商签中美食品安全合作备忘录，建立合作机制。6月15日，中美再次举行由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美国卫生部、农业部、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参加的六方电话会议，就建立合作机制，妥善处理中美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8月1日，中国国家质检总局与来华访问的美国卫生部、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相关官员，就中国输美水产品、中美食品合作备忘录等问题进行了磋商。　　7月18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表决关于食品标签的法案。此外，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也就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和应对措施举行听证会。参议员布朗已提议授权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要求国外实施与美国出口产品一样的健康标准，对进口产品收取额外费用，以加强相关检查。　　美国能源及商务委员会监督及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巴特斯图帕克在听证会上表示，从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进口海鲜的安全问题尤其令人担忧。这些产品中含有氟喹诺酮、抗生素、孔雀石绿、一氧化碳等各种防腐、防霉以及让海鲜看来更新鲜，但有可能致癌的物质。　　美方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农产品总值达23亿美元，海产品未计算在内，而1980年仅为1．33亿美元。但在进口食品巨幅增长的同时，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对食品的检验却大幅缩减，从1972年的5万件到2006年只剩下5000件,缩减幅度达90％。为此，每年每4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患上与食品污染有关的疾玻　　对于国家间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官员表示，中方主张尊重科学，依照国际规则，通过对话、谈判、调查，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中方不回避问题，但是不赞成不顾事实、以偏概全的炒作，反对贸易保护和歧视，相信只要各国都坚持平等互利、真诚相待、加强磋商和合作，就能够妥善解决问题，提高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

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人口管理办法之一，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为证明公民身份、提供人口资料和方便社会治安。我国在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最初也主要是登记管理的功能。此后“三年自然灾害”造成我国商品粮供应全面紧张，1963年，公安部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给的商品粮，将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的一项有11168人参加的调查显示，91.7%的人认为有必要进行户籍改革。（ 2007年02月26日 08:07:20 来源：中国青年报） 看到今年央视春晚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同学们，集体诗朗诵节目《心里话》，心中久未平静下来，我也想说句心里话：我们亏对了“农民工”朋友和他们的子女们。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社会的建设者，他们甚至付出的比我们更多，孩子们凭什么不能与我们的子女们比爸爸妈妈？他们更有权力与我们这些城里人的孩子比明天！不就是比我们少了一张进城的门票，新中国成立，人民大众进城要门票了吗？ 1963年至今，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农”与“非农”，一张门票阻断了多少人的梦想，把城市和农村划分成了两个世界，“农民工”有多少不是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的后代，城市人又有多少不是他们的后代？难道让台上表演《心里话》节目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农村小朋友，继续把这场悲壮的戏演下去。曾在一段时期起到过重要历史作用的户籍管理制度，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其原有的弊端开始显现。户籍改革已经过了呼声日涨的时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差距，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大过。其中社会保障是附在户口身上的一大利益，最明显的就是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得到的低保；住房方面，经济适用房也是本地居民的“专利”，低利息的公积金购房也基本只属于当地城市居民；还有从计生政策、妇幼保健到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失业、意外伤害等等，全用城乡二元户口为依据来区别对待。而且随着社会发展，收入的不断拉大，入城门票尤发显得重要。这样发展下去，社会如何和谐得了？ 不仅如此，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待遇，在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依然巨大的今天，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中国社科院教授党国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举了一个例子：拥有北京市户口的市民，如果年收入低于2500元，就将被纳入低保范围。而在中国农村，年收入低于2500元的农民估计差不多有两亿。如果允许的话，他们肯定愿意要北京户口——低保可以领，医疗补贴可以领，养老金可以领，没有房住，政府建廉租房。 显然，当前的户籍制度已经把中国人为三流九等。为什么如此不公的制度，不能彻底改革呢？说到底，还是既得利益在作祟！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指出了一个为众人所忽视的现象：制定改革措施的人一律是城里人，论述改革的人也多数是城里人。乡下人似乎不是被排除在外，而是被理所当然地不包括在内。这就好像城里的大户人家关起门来讨论怎样安排乡下来的穷亲戚一样。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并不是想把这张门票交给进城农民，而是想着法地把城门关紧把牢，因为农民进城，切分了城里人的“蛋糕”。 如此态度运作，户籍制度何时能够改革，农民工何时能得到门票？而不彻底解决进城门票问题，农民工朋友就是进城务了工，依然是乡下人；孩子们上了春晚，身份却还是农民，如此下去，我们这些城里人，能够心安理得吗？2007-2-26

10月17日，平凉市崆峒区南环中路64—1安置区的居民聚集在发射塔下谈论这个让他们感到恐惧的铁塔。本报记者张鹏摄 电磁辐射，这个对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南环中路64—1安置区居民略显陌生的词汇，正给他们带来很大困扰。 这片安置区住着60多户人家，上百口人，关于脱发、失眠、胸闷、肌肉酸痛、视力下降等一系列疾病已经成了他们共同的话题。在排除了水污染、大气污染之后，居民们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离家门不远的通信基站发射塔。 这一切都是通信基站发射塔惹的祸？中国青年报记者展开了调查。 出现严重病情的是距离发射塔最近的几户人家 10月17日早晨起床前，刘淑文感到眼睛发涩得难受。 不仅如此，她的头发一直在掉，两片两个一元硬币大小的头发已经脱落，每次出门前她不得不百般遮掩。 5年前，从市区搬迁至南环中路64—1安置区后，刘淑文经营起一家小理发店，主要打理周边熟人的生意。最近她发现，几乎每一位顾客都在议论脱发，甚至包括小孩儿的头发都在掉。 邻居周碧英的头发已经快掉光了。丈夫杨德福自嘲说，43岁的老婆头长得像一个癞头僧，“一个女人家头发掉光了，太难看喽”。 这对四川籍夫妇2004年10月入住这里，靠卖四川泡菜为生。低廉的租金吸引他们选择了这个偏僻的城郊小区居住。现在，他们不得不暂时歇业，花积蓄度日。顾客们反映他们的泡菜里经常能吃出头发丝儿。 今年72岁的退休干部李永才注意到，这几年许多怪病、怪事相继出现在这片区域。 他留意着居民们的抱怨——大面积脱发是大家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另外，很多中老年人发现自己开始失眠。居民们还反映经常出现全身疼痛，包括腰疼、脖子疼、肌肉疼等诸多症状。最为不解的是，很多人抱怨自己的视力正在急剧下降。 这里的居民用排除法排除了大气污染、水污染之后，将目标锁定了通信基站发射塔。居民们说，他们周围方圆1公里之内，没有工厂，也没有高耸的烟囱。他们喝的水，和市区居民一样都是自来水。 据已经在此地生活了20多年的路秀莲老人回忆，发射塔是2002年建起来的。她家的房子，就在离发射塔仅有10米左右的一个下沉式坑基里。老人记得，安置区里的住户大多是在2003年后陆续搬迁至此的。 尽管居民们还拿不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的症状与发射塔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居民们发现，出现严重病情的家庭，就是距离发射塔最近的几户人家。 如今，杨德福已经萌生了搬离“是非之地”的想法。每天夫妻俩在厨房做泡菜时，抬头就可以看见那个发射塔。他们把卧室的床搬到了客厅，但妻子的头发依然掉得厉害。 48岁的李军平说，他的这套房子，是在南方打工14年，“勒紧裤腰带，从嘴里一点点省出来的”，如今人心惶惶，他已经不知道还能迁往何处。 在刘淑文理发店门口，她9岁的小女儿指着20多米远处的发射塔，用动画片里奥特曼的语气说：“大塔，你好坏啊，我要把你劈了！” 一夜之间败下阵来 一年前，在同一座城市的另一角，位于盘旋路的平凉市人民医院门诊部家属楼的退休医生们，同样因为小区附近建了发射塔，开始维权、上访…… “大家都是搞专业的，都知道电磁辐射的危害。”76岁的高级药剂师郝有福说。他参与了那次艰难的维权。 据多位老医生回忆，2008年10月，一处通信基站要建在他们小区外。考虑到有可能受到电磁辐射的威胁，这些老医生自发前去和施工人员交涉。无果后，小区居民聚集起来将尚未安装的发射天线抬走。对方报案后，经警方调解，居民们只好交还了这些设备。 这些离退休医生并没有立即停止他们的维权。此后，他们组织了30多人到平凉市信访办上访，到平凉市政府网站发帖留言，还有人给市长热线打了电话。 但居民们很快败下阵来。就在他们寻找表达诉求通道的时候，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基站的主杆已经直挺挺地立起来了。 “没有办法。想挡，最终却没有挡住。”一位居民说。 有人动议拆发射塔，但被郝有福等老人劝阻。老人们认为这样会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有人建议，应该打官司解决问题，但不菲的诉讼费用和繁琐的程序让他们望而却步。 2009年10月17日下午，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此处基站建在平凉市粮贸宾馆后院宽阔停车场的东边。基站的主杆位于两幢家属楼的中间。据现场目测，与住宅楼仅一墙之隔的基站距离最近的住宅楼直线距离约10米，而白色的发射天线与顶楼的距离约为20米。 46岁的高级药剂师张伟也发现自己有失眠、掉发的症状。他告诉记者，电磁辐射主要影响人的心脏。 业界也有争议 电磁辐射，到底对人体有何危害？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赵玉峰教授在他2005年的论文《提高人居环境质量降低公众电磁辐射暴露水平》中写道：“电磁波有害论受到各种疑问，因为目前人类还无法说明白血病等许多疾病的产生原因。对电磁波的研究仅有20多年，同时电磁波与吸烟不同，其强度、频率、接触时间、波形等较复杂，因此很难证明它与癌症之间的关系。综合目前的医学调查，人们无法否认电磁波对人体有影响。有关辐射引起的致癌、致畸、致突变‘三致效应’正在研究与探讨之中。” 赵玉峰介绍，电磁辐射主要通过热作用对人体产生影响，引起神经衰弱症候群和反映在心血管系统的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典型的症状表现为头痛、头晕、周身不适、疲倦无力、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等，部分人员则发生嗜唾、胸闷、心悸等症状，女性有月经周期紊乱现象发生，少数人有脱发现象。 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这位老专家解释说：“电磁辐射不等于电磁污染。超过一定安全标准，达到足够强度，就会对一些敏感人群产生影响，就要引起人们的注意，采取防范措施。但即使出现不适症状，也不要怕得要死。大可不必对电磁辐射草木皆兵。脱离电磁辐射环境或者采取一定补救措施，不适症状便可以恢复。” “超过标准的才会对人体有害。”不久前，国家环境保护部核与环境法规标准专家委员会电磁辐射组专家王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说，“移动通信基站在它的工作频率范围内，国家规定是40微瓦每平方厘米，如果超过40微瓦，这个环境可能就会有风险了，如果小于这个标准，就没有问题。” 王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个标准是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做出的。 有专家介绍说，在对移动通信基站进行环评时，是取GB8702－88中功率密度的1／5、即8微瓦每平方厘米为标准。 这位专家透露，上世纪90年代，国家曾组织由环保部门、卫生部门、电力部门、通信部门、无线电干扰方面的专家等20多人组成编制组对电磁辐射标准进行修订，“向国际标准靠拢，因各方意见不一致，未达成协议。” “现在这个标准应该说是比较严格的，国际上的标准是50微瓦。”王毅说，“还是一个量的问题。现在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电，也离不开电磁波了。很多人对基站不了解，电磁波又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所以才害怕。” 针对一些居民反映受电磁辐射影响出现脱发、失眠等症状，这位专家进一步解释说，“现在城市环境比较复杂，人的压力也比较大。也可能是社会原因等其他原因造成的。” 多年参与通信基站环评审核工作的赵玉峰教授介绍说：“绝大多数基站在居民区，符合安全标准。但一些老的基站功率较大，距离居民区较近，也正在逐步改造。”他发现，过去很多建在农村的基站，周围已经建起了密集的建筑。“很多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规划部门没把好关。” 采访中，记者发现，目前业界对通信基站发射的电磁辐射是否对人体造成威胁这一问题依然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移动基站发射的电磁辐射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另一种观点争锋相对，认为移动基站的建设按照国家相关标准，GSM基站天线高度均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值，加之电磁波在空中的能量衰减，电磁辐射影响事实上已经非常微弱。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三大运营商曾出面解释过这个问题，但发现炒得越热，问题就越谈不清楚。后来，索性大家都不怎么提了。” 这位对通信业观察多年的人士表示：“这或许是现代人的悲哀。除非你回到原始社会，不然你就不可能避免受到这种伤害。” 他所居住小区的居民曾动议要求拆掉安装在小区的移动基站，但居民很快发现，手机信号越来越差。居民们又开始打电话投诉信号差，要求恢复建设基站。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如不尽快采取措施，掌握大笔科研经费的教授群体可能沦为新的腐败高发人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一位检察官日前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发出警示。　　本报近日推出“穷教授VS富教授”系列报道与讨论后，得到了读者的积极响应，不少读者提出，问题不在于教授的穷富，而是穷富的原因，富教授致富路径值得深究。　　就此，中国青年报记者专门采访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海淀区以高校集中而闻名。一些检察官告诉记者，高校科研经费腐败已经成为新问题：教授们在科研经费支配上不乏混乱现象，一些课题经费直接变成了个人收入，而围绕科研经费甚至形成了一条隐秘的腐败生态链，在这一链条上，有教授、有财务会计、有科研仪器采购人员……　　办案检察官指出，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科研投入的加大，科研经费监管亟待加强，频频发生在高校的职务犯罪案件，给科研人才和资金管理敲响了警钟。　　“跑冒滴漏，触目惊心”　　长达九年时间，学院会计贪污97万余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科研经费，涉案达106笔之多　　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张小兵对于3年前侦办的一起小会计“乾坤大挪移”的故事记忆犹新。　　赵静（化名）是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财务部派驻化学学院的会计，所在学院老教授较多，课题资源丰富。由于常年接触，大家对赵静比较信任，只要账户内还有钱不影响自己的科研进度，教授们往往不太关注账户金额的变化，一笔钱有时从一个课题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报销，也常委托赵静调整办理。　　这给赵静带来了可乘之机。最开始，赵静在教授们的发票中加进一点个人的费用，逐渐发展到别人报销1万元，赵静放进去自己找来的票据数千元，头两年赵静还有所顾忌，每年贪污大约在一两万元。第三年开始，骗取次数不断增多，每年贪污数均在10万元以上，最高一年将近20万元。　　最为疯狂的是，有的教授出国了，名下还有课题经费没用完的，竟然变成了她自己的小金库，为了方便报销，她甚至还伪造他人名章，假冒他人签名。　　赵静案发后，法院审理查明，在长达9年时间里，赵静贪污了97万余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科研经费，涉案达106笔之多。 赵静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其处心积虑所贪污款项也被悉数发还原单位，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张小兵说，从这起典型案件可以看出，“高校科研经费的跑冒滴漏，手法多样，触目惊心。”　　在涉及科研经费腐败案件的调查中，检察官们发现，部分经费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实行专款专用，许多费用支出与课题无关，财务报销过程中，先报销后签字、假冒他人签名、代替他人签名的现象不在少数，而利用发票冲账也时有发生。　　此外，还有一种更为荒谬的现象：由于当前以一些知名教授名义申报课题更容易，同事或学生在申报课题时往往“拉大旗作虎皮”，可能实际工作这位教授完全没有参与，直到经费使用出了问题找到他们时，这些教授才恍然想起自己曾经在课题申请表上签过名。　　据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李思瑶介绍，2006年至今，该院共立案侦查科研经费领域职务犯罪案件16件16人，其中，贪污、挪用类犯罪较为集中，都是利用科研经费监管漏洞大肆作案。“其中发生在高校里的案件占了相当比例”。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民调 (4332人参加)显示，91.8%的人对虚假代言表示“愤怒”。甚至有网友发动人肉搜索，寻找其产品代言人。此后便发现著名演员邓婕、倪萍等人曾代言过三鹿奶粉婴幼儿广告。 对于明星代言三鹿广告一事，《华商报》刊文称其代言虚假广告。该报还借网友之口称:“明星代言拿了那么多广告费，谁代言谁就应该承担责任。”甚至有西安市民赵女士气愤地表示:“我认为，这个时候，明星应该站出来，将广告费退出来，拿来给患儿治病。这才是艺人的责任。” 我感觉，通过这个事情来看，《华商报》没有脑子，这几个网友没有常识。要按照这逻辑推论，那电视台和报纸也要承担责任，因为没有这些载体，这些明星的代言也到达不了公众的视野。如果要这样问责的话，当地工商局和部门恐怕责任比这些明星更大，是不是现在我们也要求工商局和质检部门工作人员站出来，把工资退出来，拿来给患儿治病？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所有和三鹿有业务联系的上下游环节都要站出来宣称负责。这不仅不现实，而且也不具备操作性。 如果你觉得我这个建议荒谬，那追究明星的责任是不是更荒谬？ 明星代言三鹿产品和代言虚假广告是两码事，毕竟三鹿产品不是“三无”产品，毕竟三鹿是一个合法的企业，在过去的时间里，也为中国的消费者奉献了众多合法合格的产品，不能因为目前三鹿现在出了问题，就采取历史虚无主义，一棍子把三鹿打死，称这些明星代言的是虚假广告。 媒体不是不可以跟进，但不是这样没有智商没有脑子跟进，只图眼球经济和焦点效应。三鹿不是不可以死掉，而不是这样被乱拳打死；三鹿不是不可以倒下，而不是这样被看客骂倒。 支持三鹿挺过危机和爱国主义无关，这不过是生活正常的逻辑：人和公司都会出错，给人改正的机会。 现在的问题是，受害者和那些自我感觉正义在手、真理在胸的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和话语支配权，在这个大环境下，谁要是为三鹿说上一句公正的话，都将视为三鹿的同谋者，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悲剧？ 如果我们要追求的民主和自由，是这样愤激的内涵，我宁愿选择不要。 如果我们媒体还停留在这样的水平，是这样的浅薄和浮躁，我宁愿选择不看报纸，更不要说他们还宣称要涨价了。

《日本，听我对你说》 水均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日本是我们最近的邻邦。一衣带水这个词几乎成了我们形容日本时必不可少的词汇。然而，在地球上现有的国家中，日本却是离我们最远的一个国家。记得有一位朋友酒醉后愤慨地说：谁把日本给“灭”了，谁就马上会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因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日本人太可恨了！我和日本人没有太多的接触。然而，就是在有限的几次交往中，日本人给我留下的印象确实很坏，而且是难以原谅。一九九五年十月，我乘飞机前往纽约采访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途经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转机。成田机场庞大无比，一个个候机的卫星厅很容易让人眼花缭乱，误入歧途。到了前往纽约的候机厅里，我来到一个环形的问讯处柜台前。柜台里面站了一个头发染成了金黄色的日本女服务员。我将飞机票递过去，用英文问她，飞往纽约的航班几点起飞，在哪个等机口上飞机。那位服务员接过机票，看了看嘴里自言自语道：“beijing。”然后，她把机票放在柜台上，一转身走了。我想，她大概是自己不熟悉，去问别人了。于是，我耐心的等待着。大约过了五分钟后，那位服务员回来了。她似乎已经忘了刚才我问她的事情，而是接过我身后一位西方人的机票，开始为那位旅客改签机票。我有点莫名其妙。我问她：对不起，小姐，我刚才问你们的飞机几点起飞，你还没有回答我呢？没有声音。那位服务员低头在写着什么，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我的话。我又问她：“小姐，我在问你话呢？”还是没有声音。那位服务员改好了机票，双手将机票恭恭敬敬的递给那个西方人，用英文对他说，机票已经改好，祝他旅途愉快。她的脸上堆着卑谦的笑容。这时，我忍无可忍，我大声对她说：“小姐，现在你是否可以回答我的问讯了呢？”没想到，她眼皮都不抬，一转身又走开了。我勃然大怒。我找到了在场的值班经理，对这位服务员的行为进行了投诉。事后，一位曾在日本常驻的朋友告诉我，这种事情在日本常有。“日本人对中国人极不友好。听到你是中国来的，他们有时就会装糊涂，”那位朋友对我说。 我想到了那位服务员在拿到我的机票是嘴里嘟囔“北京”的样子。一位机场问讯的日本小姑娘能和中国，能和北京有什么深仇大恨？我实在无法理解。 一个月后，也就是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我又一次前往日本。这次我是去日本的大坂报道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谈。有一天，我们想采访一些日本的老百姓，请他们谈谈对于本次会议的看法。于是，我和摄像记者扛着摄像机来到了大坂市的接。我们走了好几个街区，碰上的都是软钉子。给我的感觉是，日本人都不愿接受采访，而且没有几个人会说英文。在一家饭店门口，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车，我让摄像把摄像机打开。然后我那出话筒，想对司机进行一番采访。那位司机穿着笔挺的西服，手上还戴一双雪白的手套，头发梳得光亮。然而，无论我们怎么问那位司机，他总是在那里摇头，一句话不说。无奈，我们只好做罢。临下车的时候，那位司机接过我付给他的车钱，脸上一付不满的样子，嘴里嘟囔了两句日语。我想想，车钱一分不少啊？！我想他大概是嫌我们坐的太近了。当天晚上有一位在大坂的国内朋友来看我。见到这位懂日语的朋友，我突然想到了白天那位司机说的那两句日语。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我们的摄像机没有关闭，所以，那两句话被摄像机录了下来。于是，我赶紧把摄像机抱到我这位朋友的跟前，想让他听听那位司机到底因为什么而不满。我的朋友耳朵贴在摄像机的小喇叭上听了半天，抬起头来。他瞪着眼睛，脱口大骂：“我！”朋友告诉我，那位司机在我们下车的时候说，这两个中国来的讨厌记者，还想采访他，为什么当年大日本皇军不把这些中国人都杀光了？原来那王八蛋听得懂英语！听到这话，我当时气的直想冲出去把他杀了。 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普遍都学习过英文。在日本的小学和中学里，英语是必修的课程。但是，许多日本人却只对西方人讲英语。后来我还听说过一种说法，在日本人眼里，亚洲人，包括中国人，都是比他们落后的民族，日本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日本以自己和西方世界同属一个档次为荣，而不耻和亚洲的这些“落后”民族“同流合污”。在国际组织中，有一个组织叫做“西方七国集团”，日本便是这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政治经济组织中的一员。当然，日本人最可恨的并不是在于他们如何崇尚西洋，以及日本服务员和司机的那些恶劣言行。关于日本，最可恨的恐怕还是五十年前侵略中国的那场战争以及日本人今天对于那场战争的看法。从七十年代田中角荣对周总理说的“添麻烦”到近来日本各界政府时而冒出的某些关于侵华战争的狂言，从每年日本内阁成员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到钓鱼岛上的日本国旗，一次又一次，日本人顽固地、一如既往地在刺痛着善良的中国人的心。 一九九七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这一年的年初，《中国青年报》做了一次名为“中国青年眼里的日本”的大型读者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触目惊心的。在被调查的十万多青年读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三点九的读者认为“日本”两字最容易使他们想到的是“南京大屠杀”，这在多达十五个选择中位居榜首。被问到“你心目中的日本人是什么样”的时候，最高一项选择的是“残忍”，占百分之五十六点。拿到这份调查结果，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被调查的读者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五点二岁，也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他们不仅没有经历过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出生的。然而，就是这些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对日本发出的声音不仅让人吃惊，而且也是耐人寻味的。《焦点访谈》栏目决定根据《中国青年报》的这份调查制作一期节目，把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这些看法通过我们的媒介进行传播。我们采访了一些国的青年人和研究中日关系的专家。另外我们还采访了一些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学生。记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刘江永研究员在采访中做过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他说，我们中国过去遭受了日本那么残酷的侵略，受到了那么严重的民族迫害。我们民族身上有疮疤，这个疮疤谁也不愿意去揭，揭了很疼，甚至要疼到骨头里去。他认为，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这些并不良好的看法恰恰是日本人不断的在过去的那段历史上大做文章，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我还采访了一位北京的大学生当我问他，在什么情况下，他会和一位日本的青年人交朋友，这位大学生想了想以后说：“如果让我和一位日本青年交朋友的话，我会带他去一些地方，比如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等，我会跟他谈日本侵华战争，把事实摆在面前。如果他是一个诚实可交的朋友的话，他会正视历史，朋友自然可以交成；如果他认为那场战争不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话，那，朋友肯定是交不成了。”后来，我们把对这位大学生的采访放在了节目的最后。因为在我们看来，他的话正反映了今天许多中国青年人向日本发出的信息。根据这些，在考虑这一期节目的标题时，我想到了一句话：日本，听我对你说。于是，那一期的《焦点访谈》便以这样一个少见的标题播出了。虽然我知道，作为一名记者我当然应该保持客观和冷静。然而，作为一名中国人，面对着这一切，我却无法时常使自己平静下来。想起日本，我的心中总会出现这句话：“日本，听我对你说。”我想说：日本，听我对你说，你不要太可恨。五十年前，在中国的确发生了惨无人道的侵略和屠杀。几百万、几千万中国人在日本的军刀下成了冤魂。长达八年，日本人在中国的大半个国土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罪证。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从未有过的。在中国人的感情上，这是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奇耻大辱。中国人善良。这善良就表现在中国人很容易接受曾经凌辱过他们的人的道歉，并与之重修于好。然而，中国人也容易记仇。五十年前的事情不仅当时的人不会忘记，他们的下一代不会忘记，他们下一代的下一代，祖祖辈辈都不会忘记。他们会记得，如此泱泱大国被小小日本蹂躏得片片焦土。而时至今日，日本却连一个正经的“对不起”都没有。相反，在日本却总有些人兴风作浪，说南京大屠杀是为了排除抵抗，甚至说是捏造的；说日本发动了战争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或者干脆说亚洲国家托了那场战争的福，云云。如此这般，实在可恨。

5月29日~6月4日一周科研动态不可不知1[b]中国科学家首获“德国诺贝尔奖”洪堡教席奖[/b]2017年度德国最高资助金额的“亚历山大冯洪堡教席-国际研究奖”（简称洪堡教席奖）于5月16日在柏林举办颁奖典礼，六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获此殊荣，其中包括来自中国清华大学的柴继杰教授。柴继杰教授是自2009年该奖设立后58位获奖者中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学者，是研究蛋白质以及特定受体结构构成领域最杰出的学者之一。2[b]浙大与耶鲁大学联手培育生命科学领域顶尖人才[/b]5月31日，浙江大学与耶鲁大学联合学位项目启动仪式在浙江大学举行，浙大与耶鲁大学达成校际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在此备忘录的框架下，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与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将率先开展“3+2”联合学位项目，强强联手，合作培养生命科学领域的优秀人才，该项目落地之后，浙大学生最早有望在2018年去耶鲁大学学习。3[b]Nature：抗生素重大突破！新法战胜革兰氏阴性菌[/b]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报道他们如今知道如何构建一种能够穿透革兰氏阴性菌的分子特洛伊木马，从而解决了一个几十年来一直阻止着为越来越有耐药性的细菌开发有效的新的抗生素的问题。相关研究结果于2017年5月10日在线发表在Nature期刊上，论文标题为“Predictive compound accumulation rules yield a broad-spectrum antibiotic”。4[b]Cell重要发现：一种常见化学物质会“增加癌症风险”[/b]6月1日，发表在Cell杂志上题为“A Class of Environmental and Endogenous Toxins Induces BRCA2 Haploinsufficiency and Genome Instability”的研究证实，一种随处可见的化学物质能够增加癌症风险。这类化学物质存在于汽车尾气、烟、建筑材料、家具、化妆品和洗发精中，具有破坏DNA修复机制的能力。5[b] 肿瘤新疗法：病毒介导的免疫细胞毒杀作用[/b]来自瑞士日内瓦大学和巴塞尔大学的科学家们最近报道他们设计了一种可以靶向癌细胞的病毒。这种病毒能刺激免疫系统，使其产生可以杀伤肿瘤细胞的细胞毒性T细胞。这篇刊登在Nature Communication 的报道为临床肿瘤治疗带来新的可能。6[b]日本推出能检测上千遗传病的夫妇孕前基因检测[/b]日本的GenesisHealthcare公司和美国的基因检测公司GenePeeks合作，于上个月向日本市场推出了针对非患病人群的夫妇基因检测。这是日本首次推出能检测1050种遗传病患的、多项目夫妇基因筛查。公司方面从4月18日就能开始接受委托进行筛查分析。7[b]青年科研人员生存现状：超6成每周工作50+小时，最大压力来自跑项目，女性难登“金字塔尖”[/b]今年5月30日，我国首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之际，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发起“青年科研人员生存发展状况调查”。 在参与调查的1066位青年科研人员中，每周工作时间60小时以上的占30.86%，50～60小时的占32.74%，40～50小时的占27.39%，小于或等于40个小时的仅占9.01%。调查还发现，尽管如今女硕士女博士数量比之男性已不占少数，但随着学术地位的提升，女性人数却越来越少，科学“金字塔顶尖”为人所熟知的女科学家，更是凤毛麟角。8[b]刘强东宣布向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赠3亿元[/b]近日，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宣布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3亿元，设立中国人民大学京东基金。此次捐赠金额也创下了人民大学建校以来的最高捐赠纪录。[color=#222222]虫洞实验室第三方电商平台为买方（高校、研究所、事业单位和企业）、卖方（制造商、经销商）提供了包括商务、物流、资金、信息和技术新的互联网整体解决方案。主营业务有虫洞旗舰店、虫洞集采、虫洞易购。[/color]

不久前揭露地沟油的何东平教授改口了。3月19日何教授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自己曾提及“全国每年有200万吨到300万吨地沟油回流餐桌”。背景是，曝光新闻见报的当天，有50多家媒体找他，各级各部门领导打去电话，他说自己“压力很大”:报道本身还可以，但“这个数字太敏感，不该以我的名义讲出来”。（《中国青年报》3月24日） 何东平的压力来自何方，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压力很可能要超乎想象。因为，不只采访记者证实何教授对地沟油总量的判断是“每年200万—300万吨”，今年2月何东平在接受《北京科技报》采访时也曾表示:“2009年上半年，全国各地返回餐桌的地沟油大约有200万吨。”日前这次报道引起轩然大波后，能让这位一辈子都在“搞油”的学者否认自己的说法，可以想见其压力之大。 我们不妨采用排除法来围观一下到底是谁让何东平“压力很大”。在学术界，严谨的学者发布虚假信息，是有极大风险的，最起码会招致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恶批。一句“你一定也吃过地沟油”，把何东平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学术研究常被媒体打扰，或许会有压力。但是，一方面何东平是致力于禁绝地沟油的，那就需要引起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如果真要“非诚勿扰”的话，更用不着就此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使自己再次陷入舆论漩涡。 从市场方面看，处在地沟油回流链条上的回收、加工、流通等诸多环节上的人，都会对揭开黑幕的人产生敌视情绪。但是，这种敌视情绪只能是泛泛的，而不会是有极强针对性的情绪。因为何东平所揭露的，是一种非特指的现象。 排除了学术和市场因素，行政领域的压力或许更为可信。何东平先前的言论让有关监管部门很难堪。原本相安无事，何东平一石击起千层浪，让有关部门手忙脚乱，就像某地质监部门、工商部门和卫生部门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地沟油主要不归我们管”，但真出了大问题，也难逃被问责。再者，何东平担心会影响到自己作为全国粮油标准化委员会油料和油脂工作组组长的工作，这显然是个信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4部委12日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规范监管行为，避免对多宝鱼重复抽检，重复检查，保证多宝鱼正常流通。《中国青年报 》 为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从2003年开始，我国开始实施食品市场准入制度。这就意味着只有具备规定条件的生产者才允许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具备规定条件的食品才允许生产销售。因而，进行必要的检查，以获得准入资格，是食品进入市场前一项必不可少的环节。 从理论上讲，只要食品的质量达到统一的国家标准，由一家取得检测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并认可后，就可以在全国范围的市场内准入，无须进行重复检测，更不应该有什么区域壁垒。 但现实却是，在某一地区通过检测的食品，要想进入另一地区的市场，还必须接受当地检测机构的重新检测，合格后才会被准入。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因为对一些食品的准入资格还缺少统一的国家标准；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国家标准之外，很多地方还有自己的地方标准。市场监管者以地方利益为导向，在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旗帜下，抬高外地食品进入本地市场的标准。 由于检测机构的资质条件不统一、检测方法标准不统一，导致重复检查，食品市场准入程序繁琐，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为市场的准入设置了区域壁垒，影响了食品市场的正常流通和消费。前不久，山东多宝鱼养殖户和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因为“多宝鱼检测标准之争”发生了诉讼，虽然最终通过行业协会达成了协议，但这一诉讼暴露出的市场准入方面的弊端却意味深长。

研究证明愤怒及其他强烈情绪确实可引发死亡2009年03月02日08:43 来源：《中国青年报》美国研究人员上周一称，对某些“脆弱”的人来说，愤怒以及其他强烈的情绪冲动，可能会触发致命的心律失常。　　此前的研究表明，地震、战争甚至输掉一场世界杯足球赛，都会增加心源性猝死的几率。心源性猝死是一种由心脏突然停止供血而引发的死亡。　　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哈芬市的耶鲁大学的雷切尔朗佩特博士说：“各种证据表明，当某一人群所受压力较大时，该群体的猝死率会上升。”她的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期刊上。她说：“我们的研究开始关注情绪如何影响心电系统。”　　朗佩特及其同事对62名心脏病患者进行了研究，这些患者都携有可以探测到危险性心律或心律失常，并能释放电刺激使心律恢复正常的植入式心脏除颤(ICD)。　　朗佩特的研究小组让病人进行一项练习，即讲述最近发生的一件令他们生气的事情，同时通过一种名叫“T波交替”的试验来测量病人心电的不稳定度。朗佩特称，研究人员特意询问一些问题，让病人回忆愤怒的情节。她说：“我们在实验中发现，愤怒的确会增大这些病人的心电不稳定性。”之后，研究人员对病人进行了为期3年的跟踪回访，调查哪些病人之后出现了心脏骤停并需要ICD的电刺激。她说：“回访发现，由生气所导致的心电最不稳的病人，心律失常的几率是其他人的10倍。”　　朗佩特称，这项研究表明，愤怒可能会致命，至少对于那些心脏已经表现出不堪电刺激的人来说是如此。她说：“研究表明愤怒的确会以特定的方式影响心电系统，从而导致猝死。”

在日前举行的“2007年中国科协学术建设发布会”上，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院士表示，近两年来，尽管我国学科发展取得一些重大突破和重要进展，但是从整体来看，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几个相当重要的领域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小平同志曾经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当前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中，科技水平也是一个民族能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如果科技能力不强，则无论其GDP数字怎样耀眼，人民多么富足，也无非是像一个虚胖却患了软骨症的病人一样，不堪一击。　　几十年来，中国对科技发展不可谓不重视，但为什么还会出现像白院士所指出的那样严峻的局面呢？原因应该说有很多，比如，我们一度对“市场换技术”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期待，似乎我们的国际竞争者会善良到(或愚蠢到)把他们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独门秘籍传授给我们；一度又陷入了“比较优势”的迷思，安于在国际分工中居于产业链的末端，失去了积极参与竞争的意志，等等。　　从科技体制的角度来看，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现行的科技体制具有很强的封建性。正是这种封建性，使我们虽然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科技队伍，但却拿不出与之相称的科技成果，体制的封建性窒息了科技人员的创新能力和活力。　　什么是封建性？简单点说就是按照等级来分配资源，地位决定一切，你的能力、学识、品格等，都是无关紧要的。　　以此来对照中国现行的科技体制，就会发现彼此之间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院士以“最高科学技术水平称号”的名义高居科技体制金字塔的顶端，其下则是博导、教授以及各种不同等级的职称，还有科研系统中的各级行政官员。中国科技资源的分配，主要是按照这个等级体系分配的，那些最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科研人员，由于往往处于这座金字塔的底部，甚至被排除在这座金字塔之外，而无法获得从事科研活动所必须的资源。　　封建性必然导致剥削和腐败。已有媒体揭露，个别院士堕落成了“科研包工头”，他们凭借自己的院士身份，垄断了大部分重要的科研项目，但他们又没有能力和时间去进行研究，便把项目分解发包出去给那些有真才实学但籍籍无名的科研人员去做，自己坐享利润和荣誉。请想想看，这和封建领主凭借对土地的占有坐收租金又有什么两样呢？　　中国的科技水平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轰毁这种封建性的体制是没有希望的。而要轰毁这种封建性，现行科技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就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