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外结核应纳入国家防治规划,占比最高的淋巴结核添免疫诊断新利器-“双因子“
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发文,建议将肺外结核纳入结核病防治规划管理。肺外结核常累及多系统和多器官,病变部位分布广,临床表现复杂多样,隐蔽性强,无特异性;且样本获取困难或获取的样本含菌量少,相关实验室诊断技术较落后,不能为其快速诊断提供有效方法。这使得其早期诊断较为困难,误诊率和漏诊率较高。而淋巴结结核在肺外结核中占比最大,如何进行早期精准诊断已成为临床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我国淋巴结结核的流行现状淋巴结结核是结核分支杆菌侵入淋巴系统导致的淋巴结增大或坏死性炎症,好发于儿童和青壮年,女性患者明显多于男性。在肺外结核中,淋巴结结核是最常见的类型,占所有结核病的4.0%-5.1%,占肺外结核的20.3%-50.0%[1]。肺结核可与肺外结核并发,据我国的一项多中心研究显示,肺结核并发肺外结核的患者中,颈部淋巴结核并发率为1.93%,仅次于结核性脑膜炎的2.72%[2]。男性肺结核患者并发颈部淋巴结核的并发率为1.44%,低于女性[3]。儿童最常见的肺外结核依次为淋巴结核、结核性脑膜炎、支气管结核[4]。二、淋巴结结核的临床表现及危害淋巴结核一般既往有结核病史或者结核接触史,早期典型的临床表现极少,影像学缺乏特异性,多由于淋巴结肿大形成无痛包块而被发现,包块可自行消散,可继续肿大发展为干酪样病变甚至形成脓肿、破溃或窦道,严重者会出现全身中毒症状。不仅造成患者形象上的改变,还会引起疼痛、活动受限、感染灶迁延等并发症,给患者的生理和心理都带来严重不良影响。三、淋巴结结核常用的实验室诊断方法目前,淋巴结结核实验室诊断方法主要有抗酸杆菌涂片镜检、分离培养、免疫学检测、分子生物学检测和质谱检测[包括微生物质谱、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和核酸质谱(MALDI-TOF)]等。细菌学检查是结核病诊断的“金标准”。通常情况下,淋巴结结核取其分泌物进行检测,涂片染色受分泌物质量的影响较大,而且难以取得,其灵敏度低,特异性差;细菌培养周期长,阳性率低,漏诊概率大,导致淋巴结结核的细菌学确诊异常困难[5]。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分枝杆菌的病原学诊断得到长足的发展。PCR作为一种简便、高效的基因扩增技术,已成为结核病分子生物学诊断最有力的工具,被广泛使用。但经大量临床验证,PCR的检测结果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存在一定程度的假阳性和假阴性,故目前仍不能取代现有的其他实验室检查手段。近年来,免疫学检测技术的研发也成为热点之一,γ-干扰素释放试验(IGRAs)已得到广泛应用。该方法通过采集患者外周静脉血进行检测,对刺激后产生分泌γ-干扰素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进行定量检测,通过数量来判断患者是否感染了结核分枝杆菌,采样第二天出结果。有研究[6]显示IGRAs方法学的灵敏度在80%左右,特异性在75%-80%之间,在临床中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漏诊和误诊,而且无法区分机体是新近感染还是潜伏感染或是活动性结核病,主要用于筛查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因此,临床急需新的检测手段和方案帮助临床医生对淋巴结核进行精确的诊断。四、淋巴结结核的治疗及效果评估目前国内外对淋巴结核的治疗以内科保守抗痨治疗为主, 对久治不愈的进行外科手术治疗及术后抗痨,且抗痨联合手术治疗效果优于单纯抗痨治疗[7]。中药内服[8-9]、外敷[10]、局部用药[11]通过观察肿块大小、症状和副作用来判断治疗效果,高频超声[12]会监测包括结核结节大小、形态、内部回声、周边组织关系、血流分布情况、弹性成像分级等因素的变化。这些方法对患者的疗效评估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但均未涉及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体内结核菌的变化情况。五、迪澳双因子(IFN-γ和IL-2)联合检测 淋巴结结核诊断更优解决方案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因子检测试剂是“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传染病防治专项成果转化产品,是目前国内首个获批的“双因子”联合检测试剂。该产品通过采集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与特异性抗原刺激共培养之后,检测结核特异性T细胞分泌的γ-干扰素(IFN-γ)和白细胞介素-2(IL-2)的浓度,来判断机体是否受到结核杆菌的感染。通过双因子检测,能够及时发现活动性淋巴结结核患者,同时对于非淋巴结结核患者能够进行及时、准确的排筛。其主要特点有: ○双阳结果高度警示活动性结核病通过双因子筛查,及时发现活动性结核患者,提高活动性淋巴结结核检出率,从而更好辅助临床医生制定治疗方案及防控措施。 ○菌阴结核病检出率高对于病原学检测结果为阴性,而临床又高度怀疑为结核的患者,使用双因子检测可以提高检出率的同时还可以提示活动性结核。 ○鉴别诊断特异性强淋巴结结核的临床症状通常不典型,且与其他炎症性疾病存在相同的病理细胞学特征和临床症状,“双因子”联合检测特异性更高,能够极大地提高筛查的准确性,减少漏诊误诊情况的发生。 ○能够为患者用药治疗的疗效评估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通过治疗过程中定期监测双因子,观察IFN-γ和IL-2的数值变化,为患者用药治疗效果的评价提供更多参考。【参考文献】[1] 王黎霞,成诗明,陈明亭,等. 2010年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报告[J]. 中国防痨杂志, 2012(08):485-508.[2] 杨松, 王乐乐, 李同心, 严晓峰, 唐神结. 肺外结核流行病学研究进展[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1, 42(1): 171-176.[3] 李敬新, 庞学文, 张丹, 等. 2015-2017年天津市肺外结核流行病学分析[J].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2019, 35(4): 407-411.[4] 唐神结, 李亮, 高文, 等. 中国结核病年鉴(2019)[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20: 07.[5] 黄少君. 分子生物学诊断新方法在淋巴结结核诊断中的应用研究[D].北京,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2016.[6] Wang L, Tian XD,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two tuberculosis interferon gamma release assays (IGRA-ELISA and T-SPOT.TB) for diagnosing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fection[J]. Data Brief. 2018,21: 2492–2495[7] 李玥莹, 李群宝. 抗痨联合手术治疗淋巴结核的疗效分析[N].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2009(6).[8] 梅英, 黄金鹏. 小柴胡汤加减方治疗颈淋巴结结核的疗效观察[J]. 中国现代医生, 2019, 57( 27 ):128-130.[9] 张亮, 梅月志, 李坤, 戴宇彪. 结核灵联合西医常规治疗颈部淋巴结结核的疗效观察[J]. 罕少疾病杂志, 2019, 26(3 ):40-42.[10] 何益平,钟骏慧. 肿意膏外敷治疗颈淋巴结核400例临床观察[J]. 中国药业, 2017,26(22).[11] 万荣, 李明武 朱惠琼, 刘永莉. 抗结核药物超声导入治疗淋巴结结核的临床观察[J]. 云南医药, 2016,37(06).[12] 戴宇彪, 李坤, 梅月志. 高频超声在颈部淋巴结核疗效评估中的价值探讨[J]. 临床医学工程,2018,25 (5): 545-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