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饵机

我国首个碳汇渔业实验室日前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挂牌成立，实验室主任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启升研究员担任。　　我国是世界上率先提出渔业碳汇概念和倡导发展碳汇渔业的国家。渔业碳汇是指通过渔业生产活动促进水生生物吸收水体中的CO2，并把这些已经转化为生物产品的碳移出水体的过程和机制。这个过程、机制和结果使生物的碳汇功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实际上提高了水域生态系统吸收大气二氧化碳的能力 而碳汇渔业是指直接或间接吸收并储存水体中的二氧化碳，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进而减缓水体酸度和气候变暖的渔业生产活动。　　据介绍，凡不需投饵的渔业生产活动,就可能形成生物碳汇，相应地亦可称之为碳汇渔业, 如藻类养殖、贝类养殖、滤食性鱼类养殖、人工鱼礁、增殖放流以及捕捞渔业等。唐启升院士于2009年正式提出我国碳汇渔业发展思路，此次成立碳汇渔业实验室旨在深入研究渔业碳汇的过程和机制，构建我国渔业高效低碳模式，为渔业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提供科技支撑。

6月15日，我国首个渔业大模型“范蠡大模型1.0”在中国农业大学发布，据悉，该模型可以实现渔业多模态数据采集、清洗、萃取和整合等，将为渔业养殖工人、管理经营者和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全面、精准的智能化支持。“范蠡大模型1.0”发布现场(中国农业大学供图)渔业大国，面临转型的需求我国是水产养殖大国，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达5812万吨，约占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的60%以上，为城乡居民提供了1/3优质动物蛋白。但同时，我国不是养殖强国，水产养殖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低，水产养殖产业发展面临多种转型需求。范蠡大模型设计者、发起者、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李道亮介绍，“我国水产养殖品种繁多，包括鱼、虾、蟹、贝、参、藻等，养殖模式多样，建立完整养殖品种的生产模型是极其困难的；同时，劳动力出现了普遍老龄化现象，有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水产养殖中，劳动力成本占70%左右，劳动者平均年龄达到55岁。新一代缺乏养殖经验，也不愿意从事传统的养殖生产，需要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范蠡大模型设计者、发起者、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李道亮(中国农业大学供图)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水产养殖已经从1.0时代发展到4.0时代。李道亮介绍，“渔业1.0时代主要以小农生产为主，特征是依靠人力、手工工具、经验等养殖。2.0时代，水产养殖逐渐实现机械化、装备化，主要依靠机械动力和电力进行生产。3.0时代，自动化和计算机技术成为核心，生产装备出现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特征。到4.0时代，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普遍应用在生产中，无人化生产逐渐实现。”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学习等技术的逐渐出现和成熟，越来越多的农业场景开始应用这些技术，但作为水产养殖大国，我国当前的水产养殖中，相关技术的应用还较为缺乏。渔业模型，从小到大的升级如何在水产养殖中应用现代技术，甚至打造未来的无人渔场？李道亮介绍，我国水产养殖品种繁多，养殖环境差异较大，而机理模型的构建，需考虑鱼类品种、饵料、病害、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面对众多的品种和养殖模式以及地区气候差异，逐个养殖品种建立像发达国家的养殖机理模型是不现实的。所谓大模型，是指具有大规模参数和复杂计算结构的机器学习模型，参数数量动辄数十亿甚至数千亿。在渔业中，大模型可以利用深度学习和数据驱动的方法，能够分析海量的养殖数据，揭示其中的规律和关联性。“它们不仅能够模拟和预测水质、饵料、疾病等因素对养殖效果的影响，还能够优化养殖方案，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李道亮说。智能池塘养鱼场景(中国农业大学供图)随着社会发展和水产养殖业转型，渔业大模型越来越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助力，为此，李道亮带领团队联合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三家运营商、全国主要水产院校和科研机构，以鱼、虾、蟹、贝等27种我国主养品种水产文本语料为主，辅以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多模态数据，形成大规模渔业专业知识语料库，通过深度学习架构，通过预训练和微调、参数共享与注意力机制、提示工程等技术，实现渔业多模态数据采集、清洗、萃取和整合等。“这一模型，不仅实现了丰富的渔业养殖知识生成，还包括水、饵、病、管等多方面多元化的预测、分析和决策。”李道亮说。范蠡为名，改变未来的渔业大模型构建成功后，命名为“范蠡大模型1.0”。李道亮介绍，范蠡是春秋末期越国大夫，众所周知的是，他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商家鼻祖，但他同时也是我国最早的水产养殖专家，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他就写了一部《养鱼经》，并流传至今，“所以我们以范蠡为名，希望它能够在新时代中，为我国水产养殖带来的新的气象。”据介绍，范蠡大模型1.0分为请问我、请听我、请看我、请决策四个模块，分别代表文本、语音、视频、物联网决策四大场景，用户可以查询渔业的不同应用。而针对准确监测和评估鱼类的健康状况和体重异常耗时费力，且可能对鱼类造成伤害的问题，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开发了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鱼类体重估计模型，基于机器视觉实时捕捉水下鱼类图像和优化构建的深度神经网络算法，自动完成图像中鱼类目标的检测和定位，通过提取形状、颜色、纹理等多维度特征，以非接触方式实现对鱼类体重的实时、准确估算，同步完成生长及健康状态监测和计算，为投饵决策、水环境、能耗优化控制提供数据支撑。范蠡大模型利用了多种现代技术，以此实现水产养殖的数字化、无人化。图为鱼的种类识别模型(中国农业大学供图)“当前，范蠡大模型还是1.0，未来还会不断进化，人工智能在智慧渔业中的应用，是多元化且深远的、长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未来，范蠡大模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充分发挥通信、科研、水产养殖企业、养殖户等各种不同领域的优势力量，以产学研用协同推进大模型的开发与应用，人工智能才能真正落地。”李道亮说。

叶笃正，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16年2月出生于天津，1948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 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现任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 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气象学会荣誉会员，美国气象学会名誉会员。曾在许多国际国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　　青山隐隐，霞光满天。他和祖国一起走过了20世纪几乎全部的历程，至今依然昂首挺立在时代潮头。　　百年沧桑，风起云涌。他带领中国大气科学研究事业始终跟随着世界的脚步，“我们一直跟着跑，并没有落后多少 我们不能跟在外国人后面去‘同国际接轨’，而要让外国人来同我们接轨。”　　新中国的气象科学发展史上，深深镌刻着一个大写的名字——叶笃正。这位国际大气科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学术巨匠之一、中国大气科学界及全球变化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把自己的满腔热忱和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哺育他的伟大国家和人民。　　欣慰　　2006年呼啸着第一股强冷空气的那天，叶老家中温暖如春。　　还差一个月就满90周岁的叶老精神矍铄，只是耳朵稍微有点不好。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叶老的年龄，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位90岁的老人。　　叶老温暖的笑容、清澈的目光、平和的话语间流露出的从容淡定，让和叶老交谈的人如沐春风。　　获奖，对于这位经历过无数人生风雨的世纪老人来说，已经不会有太多的激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固然欣慰，但最欣慰的是听到美国曾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的那一刻。你们年轻人不了解那段历史，我们被外国人千万只脚踩的滋味难受啊。中国强大了，被外国人踩在脚下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追梦　　叶笃正出生于1916年，在1930年进入著名的南开中学后，他开始全面接触和认识社会。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刚刚考入清华大学的叶笃正很快就加入了这场爱国运动。两年后，他回到学校，在乒乓球台边结识的学长钱三强的劝说下，放弃了喜爱的物理，选择了对国家更为有用的气象学。　　1945年，叶笃正来到美国，师从世界著名气象和海洋学家罗斯贝，并于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由于叶笃正的勤奋和聪颖，留美期间，他发表了多篇重要的学术论文。特别是他的博士论文“长波能量频散理论”，由于发展了老师罗斯贝的“大气动力理论”，而使他蜚声国际气象界，并迅速成为以罗斯贝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中国有希望了，被外国人一直踩在脚下的中国有希望了。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叶笃正几乎想都没想，就决定启程回国。　　正在这时，叶笃正接到美国气象局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去美国气象局下属的研究部工作。叶笃正告诉他们，他要回中国去。　　美国气象局找到叶笃正的老师罗斯贝，让他劝说叶笃正留下来。罗斯贝也认为叶笃正应该留在美国，但叶笃正对罗斯贝说，中国在气象方面非常落后，他回国之后要在中国建立“芝加哥学派”的北京分学派，让“芝加哥学派”在中国发展。　　听到这句话，罗斯贝才笑着同意让叶笃正回国。　　美国气象局的高薪挽留，作为科研人员与自己所从事研究的科研中心的远离，这些都未被归心似箭的叶笃正放在心上。　　让叶笃正没有想到的是，美国政府不允许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回中国，尤其是不允许已经在美工作的学习自然科学的人员回国。　　无奈，叶笃正只能想方设法，辗转瑞典，最终回到祖国。　　耕耘　　叶笃正的回国，使新中国的气象事业除了竺可桢、赵九章以外又多了一位杰出的学者。回到国内后，叶笃正很快便投入到了中国大气科学的研究工作中。　　比叶笃正小两岁的、我国大气科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陶诗言笑称叶笃正是他的“头儿”。从1950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气象组起他们就在一起工作，到上世纪80年代初，叶笃正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诗言任大气物理所代所长，叶笃正始终是他的“头儿”。　　“叶笃正一直是我的头儿，同时，我们又是好朋友。”从1950年算起，同为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的叶笃正和陶诗言，有着50多年的友谊。　　在建国初期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气象组，有几个实力很强的人物，被外界称为“叶顾陶杨四大金刚”，分别指的是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和杨鉴初。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叶笃正、陶诗言、顾震潮等一起合作完成“东亚大气环流的研究”，3篇论文均发表在国际著名气象学杂志Tellus上，深受国际大气科学界的重视。　　“当时发表的那几篇文章很重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外不知道中国气象科学界在搞什么。那时，西方称社会主义国家为‘铁幕’，原因是不了解‘铁幕’的后面究竟在做些什么。”文章在Tellus上发表之后，叶笃正过去在美国、英国的老朋友才知道，原来叶笃正回国后还在继续做研究工作。　　那时，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下设气象、地震、地磁、地球物理四个研究室，作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的赵九章虽然是学气象的，但已经不管气象组的工作，而是转向了其他研究领域。叶笃正是气象组的负责人。　　作为气象组主任的叶笃正把当时科研实力都很强的“四大金刚”团结得很好。Tellus上发表的文章署名为“集体工作”，在文章的脚注里，才写上每个人的名字。　　当年的那几篇文章表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国的大气科学研究始终在跟随着世界大气科学的脚步。“我们一直跟着跑，并没有落后多少。”　　20世纪50年代中期，叶笃正在研究中发现，在青藏高原以南和以北有两股强西风向东吹，青藏高原像一个巨大的屏障使它们的位置比较稳定，越往东走，两股气流的距离越近，最后合成一股，到了日本风力最强。　　过去，人们研究青藏高原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始终只把它当作一个动力学因素，只考虑它的隆起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叶笃正开创性地提出，青藏高原在夏天是一个热源，在冬天是一个冷源，其影响几乎波及半个地球。　　青藏高原的动力作用和热力作用，是叶笃正的最大发现。从此，让叶笃正享誉世界的青藏高原气象学建立了起来。　　责任　　在20世纪50年代，气象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解释对天气预报至关重要的大气环流。为了改进和提高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叶笃正和他的合作者从观测事实和理论分析出发，系统地开展了对东亚大气环流演变的研究。　　在研究中，叶笃正提出了北半球冬季西风带阻塞形势演变的机理和预报这些演变过程的关键指标。这个研究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冬季寒潮爆发的预报准确率，而且为研究冬季西风带大气环流演变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的成果《北半球冬季阻塞形势的研究》，迄今仍广泛应用于中国天气预报的实践中。　　对于在国际学科前沿的工作，叶笃正并不只是跟在外国人后面去与国际接轨，而是做出了系统的原始创新成果，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同，他的研究成果也已成为这些前沿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叶笃正常说的，“要让外国人来同我们接轨”。　　叶笃正和他的合作者撰写了《大气环流的若干基本问题》一书。在这本著作中他指出，大气环流的所有基本要素都不是独立的，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是一个内在的整体。并且，在形成这个整体的过程中，除了像太阳辐射和地球旋转这些外部因子外，大尺度扰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书被公认为国际上大气环流动力学最早的著作。　　1958年，叶笃正等科学家比国际上早20多年提出了东亚大气环流季节转换的突变性 他最早注意到阻塞高压与东亚天气的关系，是对阻塞高压形成做出满意解释的第一位气象学家，而国外在15年后的1976年才注意到阻塞高压与北美异常天气的联系。　　1958年到1966年，在叶笃正担任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天气气候研究室主任期间，该研究室迅速发展壮大。到1965年已拥有研究员5人、副研究员4人，全室共183人，为大气物理研究所的成立储备了足够的人才资源。在叶笃正等科学家的带领下，该研究室在东亚大气环流、大气适应过程、寒潮、东亚季风、长期天气预报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开创了数值天气预报、人工增雨、云雾物理、积云动力学和中小尺度动力学、大气边界层物理、大气臭氧、大气探测等诸多新研究领域。　　1966年1月，中国科学院决定将地球物理研究所按不同学科分为四个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是其中之一。　　1966年4月，地球物理研究所领导向中国科学院报文，提出由叶笃正担任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但未及批复，“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胸怀　　在1968到1969年间，叶笃正被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专政队”，受尽批斗之苦。　　在受到冤屈的时候，叶笃正依然表现出了一位科学家忠贞的爱国情操。在我国人造卫星上天前，他曾经向研究所的几位同事许诺过，当人造卫星上天时，他会请同事们喝酒庆祝。在“文革”尚未完全过去的艰苦岁月里，就在我国人造卫星上东方红乐曲响起的那个晚上，叶笃正和他的同事在他从不请人喝酒的家里一起举杯庆贺。　　对于“文革”带给他的种种伤害，叶笃正没有过多地抱怨，他始终认为他做出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回国的选择是正确的。他觉得最可惜的是在“文革”期间，他积累了三年多的资料被烧毁了。　　1978年10月，叶笃正出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所长。“八五”期间，作为气象学界的首席代表，叶笃正担负起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我国未来20年—50年生存环境变化趋势的预测研究”。1987年，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任命他为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特别委员会委员。在这之后，他广泛参与了这个组织的科学计划的制定，以及该计划在中国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使中国在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的研究方面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今天，人们已经对温室气体、全球变暖等概念耳熟能详，但是在80年代中期，人们对这方面还相当陌生。　　1984年，一位美国气象学家带着开展“全球变化”研究的想法，来到中国寻求叶笃正的支持。叶笃正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问题，既包涵基础理论，也是一个实用问题。　　 　　叶笃正在国际气象学与大气科学协会(IAMAS)及IAMAS中国组委会为他举办的九十华诞纪念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即兴演讲　　从此，年近古稀的叶笃正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入了另一个领域，从而使他成为了“全球变化”这个国际研究新领域的开山鼻祖。　　但在当时，叶笃正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有一位院士就曾表示，“什么全球变化，让它去变好了，关我们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叶笃正只能顶着压力干。　　我们都知道，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全球变暖的元凶。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某国的一位科学家提出，二氧化碳的问题各国要同样对待。叶笃正听到这句话之后站起来说，“不对，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人类二氧化碳的排放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年以来，到底是发达国家排放多还是发展中国家排放多?”　　叶笃正是在提醒大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各国不能均摊，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国科学家都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　　在很多方面，叶笃正都表现出了他对科学前沿问题的敏感。1981年他在美国著名的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GFDL)与美国科学院院士真锅淑郎进行合作研究时，提出了地球表面由于水分平衡造成的湿度变化对全球气候变化可能产生影响的理论，这是最早的有关大气圈和地球其他圈层相互作用的理论。　　叶笃正善于从别人不经意的发言中捕捉到重要的科学问题。几年前，在东亚气候中心“973”项目北方干旱化趋势研究项目的讨论会上，在讨论到人类活动如何使气候恶化时，一位科学家提出，不要只看到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有序”的人类活动也可以使气候向良性方向变化，甚至可以起到改造局地气候变化的作用。　　叶笃正立即抓住“有序”这两个字说，这是研究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命题，并立即组织发表了有关有序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可能起到良性效果的论文。对此，有科学家表示，叶笃正的观点是具有潜在的科学生命力的。人类应该如何从宏观尺度上布局生产活动和城市化等，这是具有生命力的陆—气相互作用研究。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将会如叶笃正预期的那样，诞生出“气候环境变化控制论”的新学科分支。　　学术界对叶笃正的评价是，是他使中国的气象研究变成了一个系统工程。最难能可贵的是，由于他的努力，中国的气象科研始终与世界保持了同步。　　由于在大气科学和全球变化科学上的诸多贡献，叶笃正荣获2003年度第48届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IMO奖”。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米歇尔法罗曾用“广受尊敬、世界闻名”来赞誉他的杰出贡献。　　叶笃正是中国大气科学界科研和教学的重要领导者、组织者和实践者，他为中国气象界培养造就了几代优秀的科研工作者，仅培养大气科学界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就多达6人。目前，叶笃正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堪称桃李满天下。　　在叶笃正90多年的友谊让陶诗言对叶笃正非常了解。陶诗言对叶笃正的评价非常高，“叶笃正是一位大科学家，他总能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一个科学家可以在一个方面很突出，如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吴文俊。而叶笃正在很多方面都很突出，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叶笃正在青藏高原气象学、大气长波能量频散理论、东亚大气环流和季节突变理论、全球变化科学新领域等方面贡献了一系列科学思想。”　　1998年，叶笃正把他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成就奖”110万元港币的一半拿出来，捐给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研究所以此设立了“学笃风正”奖，这个奖不单用于奖励大气所的青年科研人员，而且面向整个中国的气象界，中国气象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很多青年学者都曾获得过该奖。　　叶笃正是一位爱国、爱人民的科学家。这不仅表现在他1950年离开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世界气象科学发展的芝加哥学派，毅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上面，也表现在他所从事的东亚季节变化的突变、青藏高原的影响、北方干旱化趋势等科研课题都在为我国的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而服务。最难能可贵的是，不管受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他依然保持了一位优秀科学家的风范，一直带领我国气象研究与世界科学发展保持同步。　　大爱无形，这就是叶笃正这位大科学家的坦荡胸襟。　　人民是不会忘记爱人民的科学家的。006年1月，胡锦涛主席亲自为叶笃正颁发了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既是对他一生科学成就的表彰，也是对他一生爱祖国爱人民精神的最大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