扰偏仪

# 关于实验室精馏实验，您是否有以下困扰？ 精馏柱理论塔板数低，无法满足精细分离需求... 精馏柱需绑加热带并做好保温，操作繁琐且易造成控温不准确等问题... 塔顶和塔底温度显示均为温度计，无法快速准确读取温度数据... 无法接入抽真空系统，不能实现减压条件精馏... 手动收集馏分，效率低，且实验效果差...不用担心，德国PILODISTHRS500C实验室微型精馏系统统统为您解决！ 1、同心管精密分馏柱，高达60块理论塔板数，柱效高，分离效果好 2、极少量蒸馏（低至1mL），可满足精细分离的要求 3、镀银蒸馏柱保温加热套，集成Pt-100温度传感器，控温准确 4、塔顶和蒸馏釜集成Pt-100温度传感器，模块化设计，DCD 4001系统实时监控 5、真空操作系统，模块化设计，压力低至1mbar 6、全自动馏分收集系统，模块化设计，实验效率高HRS500C可广泛应用于 制药行业 分离提纯抗生素、发酵品、天然药物的提取物用于生产麻醉药、激素、维生素等 油脂行业 可以柔性蒸馏分离如甘油酯、脂肪醇、*脂肪酸及其衍生物、芳香物质、松香、动物油、植物油等 化工行业 香精油等嗅觉产品、洗涤剂、杀虫剂、化肥、过氧化物、金属有机化合物等 石化行业 可用于石油产品的分离切割与提纯 食品行业 乳制品、香精香料、咖啡、茶、可可等植物提取物浓缩品，蛋白质及蛋白质产品，果汁、糖的衍生物等独家的同心管精密分馏柱技术能满足以上应用，也广泛被客户认可的原因，得益于PILODIST独家的同心管精密分馏柱技术。同心管精密分馏柱由两根经精巧设计和精密校准的同心管玻璃柱融合而成，垂直上升的蒸气与同心环形间隙中的液体薄膜之间高效传质，使得精密分馏柱具有很高的分离效率，从而保证HRS500C高达60块理论塔板数。同心管的外圆内壁和内圆外壁均设计成为精密设计的螺旋刮痕形式，使得在冷凝器冷凝的液体通过刮痕可以顺流而下，并形成液膜加大热交换接触面积，直至蒸馏釜。同心管技术的技术优势 * 压力降小 * 滞留量小 * 适用于热敏性物质 * 高分离效率 * 极少量蒸馏体积（低至1mL） * 极少工作流量对于工业的小试放大，一般选用传统填料塔式模拟实际的生产条件，而针对生产或研发中的原料、产物的高效高质量的提纯则可考虑同心管式。定制化的解决方案PILODIST团队基于客户需求，可给出不同的配置方案。例如，某石化客户的需求如下：因客户做的是石油馏分减压切割，且每次蒸馏量50-150mL，精馏柱理论塔板数＜10，馏分分离精度±10%，推荐实验室微型精馏系统HRS500C，钢丝网填料塔+全自动馏分切割的配置方案，蒸馏釜体积选择100mL、200mL、250mL三种，并分别配有对应的电加热套。*，需要确定实验温度能否达到每个馏分段的切割温度，根据GB/T17280或ASTM D2892附录H计算：*步：计算压力转换系数A第二步：计算t=250℃时的常压等同温度tAET因此，在操作压力：1mbar~100mbar，加热温度：室温~250℃情况下，该仪器能满足客户对于切割温度的要求，同时符合客户的使用条件。综上所述，实验室微型精馏系统配置灵活，应用广泛。

药物性肝损伤（DILI）是导致急性和慢性肝病的重要原因。据估计，22%的临床试验失败和32%的治疗药物撤出市场是因为药物的肝毒副作用。肝毒性通常直到临床试验或上市后才被发现，这增加了临床试验参与者的风险以及药物开发的经济负担。许多DILI案例被称为“特异质性”，因为DILI通常与药物使用的剂量和持续时间无关，并且仅在一小部分接受治疗的患者中发展。由于目前有超过 1000 种处方药和 80000 种草药和膳食补充剂 （HDS） 可供在美国使用，药物加性或协同肝毒性的可能性高，而预测能力低。来自密歇根大学的Jonathan Z. Sexton教授团队2023年5月在《JOURNAL OF HEPATOLOGY》（IF：25.7）杂志上以“A human liver organoid screening platform for DILI risk prediction”为题发表文章。他们使用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衍生的人肝类器官（HLOs）的方案，分别用于384孔板的高通量药物筛选，以及高生理保真度的肝脏芯片构建，该系统先前用于成功预测phh的物种特异性DILI。1、分散HLO在基于384孔的高内涵筛选和药物聚类中的应用384孔板内培养HLO细胞7天后，通过免疫荧光统计细胞类型，经鉴定与单细胞测序结果一致，确定了384孔板内的细胞类型和比率。通过384孔板筛选了12种化合物，观察到细胞活力的纳摩尔剂量依赖性丧失。在永生化肝细胞癌系Huh12或早期发育阶段获得的分散确定性内胚层上测试物时，其中有7种化合物未观察到明显的细胞毒性。2、器官芯片系统中HLO的生化、表型和转录组学分析 – iPSC肝芯片在双室微流体S1芯片的上部和下部室中培养7天，从而开发出PaDLOC。在孔板中，HLOs每106个细胞能产生10 μg/ml的白蛋白，7天后略有减少，而在PaDLOC中，每106个细胞能产生20-30μg/ml的白蛋白。PaDLOCs也表达CYP450s 1A1, 2D6, 和 3A4，其表达量高于HLOs 3-5倍。通过转录组学对比HLO和PaDLOCs所有细胞之间的差异，显示PaDLOCs中肝脏增殖生物标志物TGFBI（胶原结合）和CCN2表达（细胞粘附）增加。观察到肝细胞标志物TDO2（一种活化的星状细胞标志物）表达增加。其他表达增加的肝脏特异性标志物包括NNMT和IGFBP7。这表明PaDLOCs中细胞结构成分、参与细胞骨架组织的基因和炎症反应元件上调。3、用于DILI风险预测的iPSC肝芯片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天冬氨酸转移酶（AST）和白蛋白表达量的减少对应于肝细胞损伤。APAP和FIAU是已知的肝毒性化合物，臭名昭著的FIAU通过了临床前测定，但仍产生明显的肝毒性。对于所有PaDLOC系，用100μM的APAP处理后，使ALT从第10天低于0U / L的基础水平增加到约20-30 U / L的峰值，而用10μM FIAU处理使ALT和AST急剧增加到80 U / L以上。DILI异质性使新型疗法的风险预测具有挑战性。APAP会导致肝坏死，FIAU引起的弥漫性微泡脂肪变性，伴有肝结构保留。分别用100μM的APAP和10μM的FIAU处理PaDLOCs，对细胞核\细胞区域和脂滴进行染色。图像显示，与对照组相比，APAP处理的PaDLOC显示细胞掩膜的斑片状丢失和细胞萎缩，脂质积累没有增加。相比之下，FIAU处理的PaDLOCs显示出高脂质含量和细胞掩膜染色减少。 4、替诺福韦和伊纳吉韦联合用药的肝毒性建模分别用替诺福韦、伊纳吉韦单药和替诺福韦-伊纳里吉夫联合用药处理384孔板，处理120小时后，为每种处理条件（n = 4孔）拍摄共聚焦图像，以描绘细胞核/细胞区域。替诺福韦伊纳吉韦联合用药组ALT从第4天开始增加到15-25 U / L，第7天增加到25-35 U / L，而AST在第4天增加到20-30U / L，在第7天增加到40-50 U / L。联合治疗也导致白蛋白产量减少，而单药治疗在7天内没有观察到效果。然而，源自iPSC 72.3的PaDLOCs仅在治疗第7天才显示出ALT释放略有增加。在视觉上，用两种组合处理的PaDLOCs表现出与FIAU处理的对照相似的表型，具有局部细胞掩膜染色损失和高脂质积累。 5、替诺福韦-伊纳吉韦、FIAU-和APAP处理的PaDLOCs的转录组学分析尽管替诺福韦-伊纳吉韦诱导的肝毒性与FIAU具有相似的临床特征，但实验结果表明替诺福韦单药治疗和FIAU之间的转录组学相似性更大。火山图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这两种条件都会导致KCNQ10T1的过表达，其上调先前已被证明会降低DILI并抑制RPS10的表达。除联合治疗外，FABP4在所有治疗中均一致表达，这与先前证据表明FABP4在肝细胞癌引起的肝损伤中过度表达相矛盾。在所有治疗中，我们观察到与对照组相比，NDUFA4的减少。在384孔分散HLO测定中，替诺福韦-伊纳吉韦和FIAU-伊纳吉韦联合治疗都可能导致协同毒性，计算出的Bliss协同作用评分分别为17.624和22.964。 总的来说，特异质性（自发的，患者特异性的）药物性肝损伤（DILI）因为缺乏作为人体肝组织功能并适应大规模药物筛选的肝脏模型难以研究。从患者干细胞生长的人肝类器官在高通量和生理“芯片”培养系统中对已知的DILI致病药物有反应。这些平台有望让研究人员进入临床试验之前将其用作新药的预测模型，并成为潜在体外诊断工具。 文献索引： https://doi.org/10.1016/j.jhep.2023.01.019 艾玮得生物始终致力于器官芯片及相关智能设备的创新研发，陆续推出用于肝脏毒性测试的系列器官芯片，可覆盖肝脏模型构建、肝类器官培养等实验需求，以及适配高通量筛选的高内涵智能分析系统。肝脏药物毒性检测采用肝脏聚集体模型、肝脏类器官、肝脏多细胞模型等进行药物肝脏毒性检测。 1、肝脏聚集体模型构建采用自主研发的抗粘附U型板完成3D培养肝细胞系，形成肝脏聚集体模型，具有比传统2D模型更仿真的优势。2、肝脏类器官培养使用肝脏癌旁组织培养的人源肝脏类器官，在组织学和转录组特征方面与原代组织高度一致。 3、肝脏多细胞模型构建包含间质细胞，在一定程度上模拟组织微环境，具有细胞间相互作用，形成更加仿生的肝脏模型。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1.5em "span style="font-family: 微软雅黑 "在线COD检测过程中，您是否曾被以下问题所困扰：/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1.5em "span style="font-family: 微软雅黑 "测试结果跳跃幅度大，重复性差，示值strongspan style="font-family: 微软雅黑 color: rgb(255, 0, 0) "稳定性差/span/strong？/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1.5em "span style="font-family: 微软雅黑 "在线COD测试与实验室测试结果strongspan style="font-family: 微软雅黑 color: rgb(255, 0, 0) "偏差大/span/strong，较难比对？/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1.5em "span style="font-family: 微软雅黑 "维护操作不方便，仪器经常发生故障，试剂strongspan style="font-family: 微软雅黑 color: rgb(255, 0, 0) "消耗量大/span/strong？/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1.5em "span style="font-family: 微软雅黑 "存在strongspan style="font-family: 微软雅黑 color: rgb(255, 0, 0) "试剂泄露危险/span/strong，缺乏对操作人员的有效保护？/span/pp style="text-align: left text-indent: 2em line-height: 1.5em "span style="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针对上述问题，哈希推出全新一代CODmax plus sc COD在线分析仪，用一台仪器解决四大困扰！/span/pp style="text-indent: 2em line-height: 1.5em "span style="font-family: 微软雅黑 "想了解这台全新的COD在线分析仪具有哪些特点？点击视频查看详情吧！/span/pp style="text-indent: 2em line-height: 1.5em "script src="https://p.bokecc.com/player?vid=C0494A25D14DAEEE9C33DC5901307461&siteid=D9180EE599D5BD46&autoStart=false&width=600&height=490&playerid=2BE2CA2D6C183770&playertype=1"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br//pp style="white-space: normal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span style="font-family: 微软雅黑 "想了解更多？点击查看a href="https://www.instrument.com.cn/netshow/SH101405/C35780.htm" target="_self"/a/spana href="https://www.instrument.com.cn/netshow/SH101405/C35780.htm" target="_self"span style="color: rgb(0, 112, 192) "strong哈希CODmax plus sc在线铬法COD分析仪/strong/span/aspan style="font-family: 微软雅黑 "产品详情/span/pp style="white-space: normal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a href="https://www.instrument.com.cn/Buyer/" target="_self" style="color: rgb(79, 129, 189)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strong仪采通/strong/aspan style="font-family: 微软雅黑 "，一键直达，快速发布采购需求/span/p

人民网北京9月19日电 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的《科学》杂志9月3号刊推出题为《中国的科研文化》(China's research culture)的社论。该文邀请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院长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院长饶毅撰写。　　文章直指“制定科学政策的人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目前的科研文化的问题”，即“浪费资源、腐蚀心灵、妨碍创新”，并让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减慢。文章认为在经费不断增加、科研界改变意愿越来越强烈的今天，“是时候在中国建立一种健康的科研文化了”。　　原文中文译稿如下：　　中国的政府科研经费正在以每年增加20%的速率增长，这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的预期。理论上，这可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方面取得真正卓越的进步，与中国经济的成功形成互补。然而，在现实中，科研经费分配中的重大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原因在于体制，另一些在于文化——正在让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减慢。　　尽管科学的优劣仍然可能是获得较小型的科研经费——诸如那些来自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的关键，对于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经费额度从数千万到数亿元人民币(7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1美元)的巨型工程而言，科学的优劣的相关性就小了很多。对于后者，关键在于每年发布的具体描述科研领域和项目的资助申请指南。它们的表面目的是为了勾勒出“国家需求”，但是这些指南的描述常常是如此狭隘，以至于几乎没人怀疑这些“需求”根本不是国家的 相反，打算把经费授予谁却很明显。这些发放经费部门的官员们任命委员会来决定这些年度指南。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常听取这些官员的话而且通常会与后者合作。“专家意见”仅仅反映了很小的一批官员和他们钟爱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自上向下的方法遏制了创新，而且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了与官员以及少数有权势的科学家拉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这种方法决定了指南编写的整个过程。 为了在中国获得大的项目经费，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与有权势的官员以及他们钟爱的专家拉关系比做好研究更重要。　　大多数中国科学家常常奚落这个有问题的资助体制。然而，一个悖论在于，大多数中国科学家也接受这种体制。一些人认为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这些惯例。这种文化甚至渗透在那些刚刚从海外回国的学者的思想中 他们迅速地适应了当地环境并参加助长了这种不健康的文化。中国相当大的一部分科学家把太多的时间用在了拉关系上，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参加研讨会、讨论科学、做研究，或者训练学生(相反，他们把学生当成了他们实验室的劳动力)。这些科学家中的大多数因为太忙而不在他们自己的研究机构露面。其中一些人成了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根据关系来评审项目经费申请人，而轻视了科学的优劣。　　我们无需在此详细阐述科学研究和科研经费管理的伦理准则，因为中国科研界的大多数影响决策者都在工业化国家受过教育。但是彻底改变这个体制绝非易事。那些受到现有体制偏爱的人抵制有实际意义的改革。一些反对这种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的资助机会而选择保持沉默。另一些希望改革的人采取了“等着瞧”的态度，而不是承担可能失败的风险。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制定科学政策的人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目前的科研文化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心灵、妨碍创新。乘着经费不断增加、人们打破具有破坏性的习惯的意愿越来越强烈的势头，现在是时候在中国建立一种健康的科研文化了。一个简单但是重要的开端可以是根据科学项目的优劣来分配所有新的项目经费，而不考虑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的文化可以而且也应该成为一种培养而非浪费中国创新潜力的体制的主要支柱。　　 施一公是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院长。电子邮箱: shi-lab@tsinghua.edu.cn。　　 饶毅是中国北京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院长。电子邮箱: yrao@pku.edu.cn。

他是享有国际盛誉的神经生物学家，是北京大学教授 对饱受诟病的中国科研体制，他一直保持冷静关注，也是一个经常提出批评建议的建设者。《北京大学校报》评论他是最有趣的科学家、坚定的改革者。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他曾致信《自然》杂志，督促他们因不严谨的报道向中国运动员叶诗文道歉。最近，他又公开发文，提出日本有非常值得中国学习的优点。　　他就是饶毅。上周末，在互动百科网主办的“2012知识中国年度人物”评选中，饶毅高票当选。北京晚报“新闻观点”对他进行了专访。　　关于诺贝尔奖　　“普通人靠认真而获奖，反映这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发达、普遍”　　新闻观点：您在科学网的博客中谈到，认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很多看了您博客的人都感慨，这颠覆了我们之前的认识——获奖的人都是天才。我们相信，能获奖的人肯定会有一些别人不具备的素质，或者付出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努力，但您为什么会格外强调认真呢?　　饶毅：做科学，有很聪明的人 也有智力一般、但很认真的人。智力高的人认真少一些、可能有时也能做出杰出工作。但其实，有很多实验科学，即使依靠严谨、认真和坚持也能做出重要工作。　　聪明是少数人拥有的，不能要求谁都聪明。而认真是大家普遍可以做到的事情，多强调才有意义。　　当然，单靠认真做出非常突出工作的比例较低，需要较多的人认真工作才能产生少量非常突出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普通人靠认真而做到诺贝尔奖水平的工作，也就表明这个国家有很多人在认真做科学技术，反映这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不仅发达、而且普遍。　　新闻观点：在您这篇博客的跟帖中，也有人提到，“只强调认真会误导大众，强烈的兴趣和对科学发展方向的卓越洞察力才是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对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饶毅：这是儿童故事里的说法。你如果认识较多科学家，就知道各种各样的都有。兴趣很重要，洞察力却是很多科学家不具备的，只有很少人有，如果都要卓越洞察力，那多数人今天都应该引咎辞职。　　做科学研究，兴趣强烈是很重要的，但是能拿到诺贝尔奖的人，也许并不是真的对科学有兴趣，因为功利心而做得很好的人，也大有人在，可能多数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属于功利心很强的人，虽然他们得奖后都不好意思这么说。　　新闻观点：犹太人有创意 英国人很聪明 德国人很深刻 美国人有闯劲 日本人很认真。您提到，中国以前为外界认为的面貌特征，恐怕我们都不愿意继续。您并没有说明中国人在科学界形成了怎样的面貌特征，但您在之前一直强调工作要认真、要坚持，那外界对我们的印象是不是跟“功利”有关?您个人，是不是反对科研过于功利化?　　饶毅：当然，一个足够大的国家什么人都有，以上一般印象来源于对总体估计(和偏见)，犹太人有创造性的人比较多，美国人雄心勃勃的人比较多，而这样的人在其他族群和国家也都有，中国也有，只是不清楚是否比例高到犹太人、美国人的地步。　　从科学上来说，中国人以前在世界上的特征是没有创造性、不敢冒险，总是跟在外国人后面。我们能否改变这一面貌，需要很大的努力。近年的问题在于急功近利，而不是功利本身。我说过，美国人的功利心很强，可能强于中国人，但其体制和问题允许一些不是急功近利的功利，而中国近年是远的功利不行，热衷于捡便宜的眼前的微功小利，且沾沾自喜。　　关于社会话题　　“认为做院士首先要夹着尾巴，是没有自尊的文化现象”　　新闻观点：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国内的很多院士每年的主要任务不是搞研究，而是申请课题、申请经费，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饶毅：很多科学研究不是一个人做的，需要一个团队，团队里需要不同角色、不同任务的人互相配合，这并非中国院士的问题，西方主要国家的科研梯队也是如此。　　对于科研费用的分配，应该明确是为国家做尽可能好的科学研究，既不是个人的利益分配，也不是哪个单位的利益分配。科研经费是做什么用的?是希望带来知识的推进，技术的改造。科学研究不是福利制度，技术也不是福利制度，科研经费不是福利经费，你要分福利，应该到民政局去。　　新闻观点：去年您曾经公开表态不参评院士，是认为院士制度不合理吗?　　饶毅：我从来不认为院士制度不合理，我是认为文化有问题：把低眉顺眼的次品作为院士，认为做院士首先要夹着尾巴，这些都是没有自尊的文化现象。　　新闻观点：因为您的几次公开表态，很多人都把您看做科学界的代言人，您怎么看?　　饶毅：我不以科学界代言人自居，我认为我应该说的话我就说。即使在中国，也是谁都有对于科学自由发言的权利，我并不代表谁。如果有人认为我说的那些话，可能是大家都想说的，那是好事。但是很多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三缄其口，然后说我说多了，这是扭曲的文化，这是中国不良文化的一种表现，而不是我有问题。　　新闻观点：因为您的几次表态，您现在也是很知名的公众人物了，逐渐增多的社会关注，以及您广泛的兴趣点，会不会影响到您的科学工作?　　饶毅：说几句话是很简单的事情。我说几句话的时间，可能比别人喝一次酒、抽一支烟、参加一个饭局所用的时间更少。我可以说，我除了说了那些话之外，我的科学研究也比很多人做得好很多，包括说我说话多的人。我有时奇怪，他们不公开发言省下的时间干什么去了。　　你可以去查一下，爱因斯坦说过多少俏皮话、多少有哲理的话，比我说的多得多，说这些话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科学研究。　　行政上的工作，肯定会占用一定的时间，但是该做的事情我肯定会做。我很少参加会议，也基本不主持会议，我不愿意开会，也不召集别人开无事的会议。我从来没有主动去搞什么仪式，别人叫我参加那没有办法。　　新闻观点：我看到您在科学网上的一些文章，都是在进行科普，今后会继续科普工作吗?　　饶毅：我一直在做科普。我做科普，最初是想给我的朋友们的父母讲清楚他们的孩子都在做什么工作，他们听完后，就说，哦，就是这么回事啊，不难嘛，很容易听得懂嘛。呵呵，实际上，当你感觉自己的研究很好玩的话，用通俗的方法把它讲出来、写出来，是很容易的事情。　　很多华人觉得科学是建功立业，对科研忸怩作态，把科学搞得神秘兮兮。其实科学是很好玩、很容易讨论的事情。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对于社会素质的提高、对于理智社会的建设，都有作用。　　关于科研　　“我研究的首要目标就是为了好玩，有没有影响以后再说”　　新闻观点：您的研究方向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目前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是什么力量在支持您进行目前所从事的研究项目呢?　　饶毅：我研究的首要目标就是为了好玩，有没有影响以后再说。我还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不是所有人都高兴听到——做研究是为了给讲笑话提供材料，哈哈。　　科学是否有用?当初那十进制用得好好的，发明二进制不是吃饱了撑得吗?之后二进制产生的影响当初怎么可能提前预想到呢。　　新闻观点：当年，您回国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您之所以回来，是因为觉得回国给你归属感。这几年，听到过您对科研经费分配提过意见，听到过您公开声明不再参评院士……相信您回国之后的遭遇并不都是甜蜜的，经过这几年的“磨合”，曾经的归属感还强烈吗?未来还会在继续留在这里吗?　　饶毅：未来我依然会留在中国，把科学研究做好，把教学做好，科普的文章有时间就多写点，没时间就少写一点。归属感是人对自身的一种感觉，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内心感受，是一种情感的归属。人是有社会属性的。　　新闻观点：现在很多大学生都选择出国，从您个人经历来看，您觉得出国对他们的发展有益吗?　　饶毅：不同专业，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选择，不好一概而论。出去看看当然也好，但是，比如说我们北大诞生的方正集团，1980和1990年代，王选的很多北大学生都走掉了，放弃了和他一道创新、创业的机会，出国留学去了，现在方正主要管理层不是北大毕业生，是因为北大学生以前误以为出国更好。现在看来，很多人留完学也都是去各个企业打工了，如果当年他们留下来，也许就可以创业、而不是打工。　　新闻观点：您的孩子也在中国?　　饶毅：是的，我小的孩子就跟在我身边，而且不在国际学校、就在一般学校。我不赞成让中小学生去国外留学，对于还在中小学教育阶段的孩子们来说，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家庭的小孩，对他的心理健康有很不好的影响。

饶毅 　　昨天，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对外公布。同日，一篇“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博客文章，再度引发公众对院士话题的热议。博客作者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中科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中出现过，但在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的初步候选人名单中落选。昨晚，饶毅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就预计到了这个结果”，“任何学生物的人都会知道原因”。　　截至记者发稿，中国科学院相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做出回应。　　■新闻人物　　饶毅：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学术副所长。回国前曾任美国西北大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神经发育的分子机理和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担任多个国际学术杂志编委。在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做学术报告。　　1996年起，兼中国科学院研究员，1999年协助推动建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2002年协助建立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2004年起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2007年9月全职回国。　　回国即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的饶毅，被认为是新时期归国潮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舆论将他的回国与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郭永怀的回国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是在海外成名后，壮年归国效力的科学家。　　然而，对于这位神经生物学家，公众更熟悉的不是他研究的领域，而是他大胆、犀利的言论。2004年，在饶毅回国之前，他就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撰文，对中国政府的中长期科技规划表示关心，并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和建议。　　5个月前就写好博文　　饶毅在博客中写道：“鉴于推崇中国科学院前身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学方面代表性科学家林可胜等，敬佩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如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等，尊重50年代以来在国内艰苦环境中坚持做好科学研究的院士，感谢其学部委员(特别是冯德培、邹岗等)在80年代对我的支持和现有院士近年在我回国工作后多方面的支持，我于2011年初接受推荐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饶毅说，“在表达了尊重和感谢后，从2011年8月17日后将不再成为候选人。”在落款时间上，饶毅写的是，“2011年3月5日写，2011年8月17日添加日期”。　　“结果早就预计到了”　　昨天下午，记者拨通饶毅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电话。对于为何发出这样的博客，饶毅表示不愿多说，“我该传达的意思都已经传达得很清楚了，我想说的都在我的几篇博客中，为什么答应参选，为什么今后不再成为候选人，这些博客内容是一脉相承的。不想再另外说明。”　　至于为何早在3月已经写好博文，而在昨天才对外发出，饶毅解释说：“我总要等到别人公布结果后才发吧，其实我早就预计到了这样的结果，在3月就已经想好了。”至于为何落选，他给出耐人寻味的回答，“任何学生物的人都会知道原因。”　　记者翻看了饶毅在之前发过的一些博文。就在昨天博文发表的两天前，他的一篇《减少中国科学界浮躁的一个必要步骤》的博客文章似乎透露了蛛丝马迹。“对于行内来说，都清楚中国生命科学这二十年的基本情况：国外做过博士、博士后，回国立即做正教授，再做一两篇Nature、Science、Cell，或者几篇同领域最好杂志的论文，就可以做院士。”“中国科学界浮躁是自然的，不浮躁倒奇怪：因为职称高，没有‘后顾之忧’，不怕评审，就热衷通过搞关系奔经费、而不是靠学术。中国生命科学界，90%以上的教授在90%以上时间不听学术报告。有些人(国内所谓做得好的人)不听国际重要科学家的报告，而为了当选院士的投票只听国内院士的报告，给现在的学生树立不良榜样。”　　方舟子：第一轮就被刷纯属侮辱　　作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饶毅，引发公众关注并不是第一次。2007年，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他和现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施一公回国在当时都引起不小的反响。　　在回国前，饶毅就曾对中国教育科技问题提出过直言不讳的批评。去年年底，两人还在美国《科学》杂志刊出社论，认为中国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更多的是靠关系而非学术水平高低，“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　　而在昨天公布的初步候选人名单中，施一公名列其中。截至记者发稿时，通过施一公秘书转发的短信尚未得到回复。　　记者看到，一些网友对饶毅落选深表惋惜。有网友称，饶毅落选是中国院士的悲哀，他放弃了美国国籍，为人坦荡，学术贡献大过很多中科院院士。方舟子对此也评论说：“我觉得饶毅居然第一轮就被刷下来，纯属侮辱人。连肖传国当年都进入了院士选举第二轮。”　　何祚庥：评选不像考试那样简单　　昨天，曾经和饶毅就中国科技体制改革问题有过深谈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在看到博文后给饶毅打了电话。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时，何祚庥表示，谁该当选院士，谁不该当选院士，大家见仁见智，虽然评选院士有一定标准，是基本公道的，但大家会有不同看法，并不像考试高低分数那样简单。具体看谁对科学贡献大，这个评判的标准本身就很复杂，每个人的尺度不一样。　　何祚庥认为，当选的人大体是会有一些长处，最起码不会让那些“乌七八糟”的人当选，但没当选的人也不一定不好。“我在电话里对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必要太在乎谁该当选或者不当选，公道自在人心，也不能一次就盖棺定论。”　　同时，何祚庥指出，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的初步候选人名单并不是最终院士名单，在饶毅所属的“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中，包括施一公在内的初步入选30人也不会全部最终选为院士。“饶毅和施一公的研究在生物学领域属于新东西，新事物当然会有很多人反对，就比如爱因斯坦提出新理论的时候，就有很多年龄大的研究者反对，他的理论是在多年以后才被承认的。”　　■相关新闻　　段振豪刷出名单　　晨报讯 昨天，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对外公布。原增选有效候选人为314人，进入初选名单的为145人。此前曾因涉嫌贪污被刑拘的中国科学院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段振豪，在初选名单中没有出现。　　在145名初步候选人中，最大的76岁，最小的只有40岁。最终将从中选出不超过60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同时发布公告，表示“中国科学院学部是严肃严谨之科学荣誉团体。院士增选工作严格按照增选程序进行。广大院士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反对增选工作中的不当行为。请相关个人、单位、部门自重自爱，一旦发现并查实有不正当行为者，我们将严肃处理。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每两年进行一次，每次总名额不超过60人。 2011年中科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公布

施一公（左）和饶毅（右）　　序言：从我听说和认识饶毅算起，已经有十五年了，但直到2005年才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而我们真正一起做事、我比较深入地理解饶毅的想法并成为莫逆之交，则发生在2008年我全职回国以后。在别人面前我常常主动提起饶毅，评论他和他做过的事情，因为我总觉得他留给大家的印象过于片面或偏激，他的另外一面很少为人所知，所以也一直想写篇关于饶毅的文章。但真正开写，才发觉要把饶毅丰富多彩的性格、行事方式和做过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篇博客从起意动笔到完成历时一年多，也不过是择其一二，讲讲我眼中的饶毅。　　&ldquo 闲人&rdquo 饶毅：1998-2001　　说实在的，1998年，刚刚听说和认识饶毅的时候对他印象欠佳。当时，我刚刚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天天在实验室忙得焦头烂额，除了自己动手做实验花掉一半时间之外，还忙于指导学生的研究课题、讲课、参加学术会议、写论文和基金申请，天天觉得时间不够用。比我早三年做PI的饶毅却很特别，经常写一些与他实验室研究课题无关的杂文，评论科学史上的人物和事件 这些文章引经据典、有时会很长，显然花了很多时间 他把这些文章通过email群发给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教授们阅读。由于对饶毅有成见，他发来的杂文我一般都直接删掉、不会花时间阅读。所以，我对饶毅的第一印象是：有点不务正业、喜欢多管闲事。　　因为对饶毅的第一印象不佳，对他要做的事情我也不感兴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发生在2001年。有一天，饶毅发来email，希望我签名支持一项中国的科学研究计划，其核心是通过引进海外人才，创建十个针对生命科学不同领域的国家级研究所，同时政府通过高强度的财政投入建立一个充沛的基金，用其利息对这些生命科学研究所的运行和科研进行稳定支持。出发点虽好，但这一建议所需的费用在当时令人咋舌：仅仅维持这些研究所的运行就需要130亿人民币(16亿美元)稳定基金的支持。看到这个建议信后，我颇有意见，在当时科研经费还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提出百亿元的支持力度似乎异想天开、不负责任：为什么不先建立一个研究所作为试点?投巨资建立这么多研究所谁来负责、达不到预期效果怎么办?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有多少海外科学家会愿意全职回国工作?当时，我觉得饶毅的建议会带来不负责任的奢侈和浪费，甚至负面影响国内的科研发展。第二天，饶毅打电话来解释，我就很情绪化地把满腹不满一股脑倒出来。之后还嫌不够解气，专门打电话给包括王晓东在内的其他几个朋友，想抵制这个计划。当然，这个计划最终并没有完全付诸实施，其中的一个试点倒是在2004年起航：即王晓东、邓兴旺担任共同所长、饶毅担任副所长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虽然我在电话里冷嘲热讽，饶毅却颇有君子风度、一点都没有生气，而是一直耐心地给我解释他的道理：中国国力已然很强、经济飞速发展，但科技仍很落后，应该用生命科学的试点来带动全国科技进步。当时，我根本听不进去，觉得这小子在狡辩。　　贤人饶毅：2002-2005　　其实，早在1995年，饶毅刚刚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取得tenure-track助理教授位置的时候，就开始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的建设，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小的实验室。后来，他与鲁白、梅林一起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协助蒲慕明，直接参与了中科院上海神经所的创建，并为此承担了不少压力。这些事情，我听说过一些，觉得饶毅还算是个爱国的热心人，多少对他有了一点好印象。　　真正让我改变对饶毅印象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在2002年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我偶尔听到了饶毅组织BIO2000课程的详情。原来，早在2000年，饶毅为了改变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生教学落后的状况，联合上海生科院的吴家睿，一起提议、推动、创办了一门生命科学领域综合性的研究生课程，取名BIO2000 该课程由饶毅邀请的二十多位海外优秀华人生物学家担任主讲教师，每位教师专程回国在北京和上海各讲授6节课，分别针对上海生命科学院和清华、北大的一年级博士研究生。这门课程的开设在当时非常及时，深受学生欢迎，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生命科学领域里也许是最知名和最受欢迎的研究生专业课程。为了组织这门课，饶毅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实属不易!将心比心，我佩服他!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2002-2005年这几年间。众所周知，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的职场上奋斗着实不易 要拿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比美国本土人难多了，而每升迁一步都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 即便如此，最终还往往要面临着一道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亚裔很难获得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也很难得到学术界更高层面的荣誉(recognition)。和千千万万的留美中国学者一样，饶毅在十多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遗憾，尽管大家大都能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尽力打破这一尴尬局面的中国人实在是少得可怜。原因可能有四条：一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富足、知足常乐，不必追求其它 二是自己刚刚起步、还没有面临玻璃天花板的问题 三是不愿意花时间做这样一件尽管对大家都好但不知何时才能见效的事情 四是觉得呼吁美国主流社会关注这个问题可能对自己不利(留下负面印象)。饶毅是我认识的华人中为数不多的认认真真花时间、花精力为维护华裔乃至亚裔科学家的权益而付诸实际行动的科学家。　　2003年，饶毅写了一封长信给美国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ASBMB(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Molecular Biology)，善意地提醒他们：在ASBMB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亚裔的领导，其主办的学术刊物中也缺乏亚裔主编和副主编。后来，Duke大学的王小凡教授作为华裔教授的杰出代表受聘JBC(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副主编，也成为JBC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副主编。王小凡的聘任也许与饶毅的呼吁不无关系。有意思的是：小凡恰好是另一位为了华人和亚裔利益不懈努力的热心科学家!小凡上任之后，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中国学者，包括推荐一批有水平的中国科学家出任JBC编委，用实际行动改善亚裔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同样，饶毅也写信给拥有三万多名会员的美国神经科学会(Society for Neuroscience，SfN)，指出该学会的上百个各种各样的领导位置上，没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教授。结果该会在当年的理事会上紧急增补了NIH的鲁白进入干部遴选委员会(负责各级委员会的提名工作)，斯坦福大学的骆利群进入年会程序委员会(负责下一年年会演讲人的挑选工作)。　　饶毅还用同样的方法给CELL主编Vivian Siegel写信，建议她增加亚裔科学家在Associate Editors里的比例、特别是鼓励她邀请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加盟Board of Associate Editors。果然，这一建议也得到了CELL的采纳，来自耶鲁大学的许田教授成为第一位来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生中产生的Associate Editor。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应该说，饶毅在客观上帮助了一大批在美国的亚裔生物学家。我相信，在美国，因为饶毅所作所为而受益的亚裔科学家不在少数，可能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一些人可能还对饶毅印象不佳。　　这两件事情已经足以让我佩服饶毅的大度、正义、与智慧，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我从心里感佩，也凸显了饶毅的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和民族大义。2005年，美国神经科学学会邀请达赖喇嘛到神经科学大会演讲，有一大批华裔神经生物学家对此极为反感，但SfN的领导层对他们的抗议置之不理。于是，饶毅与当时担任全美华裔神经科学家协会主席的鲁白协同作战，在外部给SfN施加压力，组织了包括非华裔在内的大批神经生物学家签名反对邀请达赖、反对将宗教带入学术。在内部与SfN领导层沟通，指出问题的严重性。最终SfN领导层承认此事欠考虑，同意在SfN网站上发表饶毅牵头的关于达赖事件的公开信，并要求达赖组织保证在大会演讲过程中不谈政治或宗教。这件事情在美国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由于一些位高权重的科学家支持达赖演讲，这件事情应该说对饶毅本人学术生涯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负面作用，至今还有一些美国科学家对此耿耿于怀。但这件事以及相关的一系列事情让我意识到：饶毅是一个坚持原则、仗义执言的人，也是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盟友饶毅：2005及以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饶毅的接触逐渐增多 了解加深，我在2005年前后意识到自己和饶毅在许许多多的原则问题上看法非常相似，包括对亚裔在美国发展的玻璃天花板的问题、对中国国内科技和教育发展的看法、对中国科研文化和学术界的看法、甚至包括一些政治观点。不知不觉之间，即便在全职回国前，我们已经开始联合做事。其中一个例子是2005年底在科罗拉多州Boulder举行的华人生物学家协会(Chinese Biological Investigators Society)的年会上，饶毅和我作为辩论的同一方，针对是否存在亚裔玻璃天花板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与另一方展开激烈讨论。我俩的共同观点是：这一现象普遍存在，我们要对美国学术界和全社会大声疾呼、让大家关注和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要利用所有的机会影响身边的科学家帮助我们一起改进亚裔的处境。当时，在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或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　　从2005年开始，我也加入到以饶毅为代表的一批同仁的努力中来。每一次我外出讲学或开会，都会向美国同事和朋友们讲述亚裔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每次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待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我更是抓住机会陈述其是。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2006年我负责接待来访的哈佛医学院教授、当代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Tom Maniatis，我决定争取他的支持。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准备用30分钟与他讨论这一问题 刚刚对他讲述了5分钟，他就打断我的陈述并赞成道：&ldquo 一公，你不需要说服我，亚裔的玻璃天花板太明显了!在七十年代末的哈佛大学已经有很多很多亚裔学生，可能百分之二十、三十，但是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每当我去参加系主任会议或高级领导的会议时，几乎找不到亚裔的影子!他们(指以前哈佛的亚裔学生)都去哪儿啦?!&rdquo 随后的时间里Tom给我出了一些主意，关于如何应对亚裔玻璃天花板的事情 同时，他也非常赞成我们让美国同行意识到该问题严重性的做法，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必经之路。　　在以饶毅为代表的一些同道的努力下，美国的一些学术团体、一大批教授专家开始意识到亚裔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学术成绩出色、经济状况良好，另一方面在职场面临难以升迁的困境。而对于这个问题的普遍认识，让很多在美工作的华裔学者受益。2011年6月，在谢晓亮主持的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BIOPIC)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我又遇见了Tom Maniatis教授，他告诉我，美国科学院已经意识到亚裔没有得到合理代表的问题，并已经由一些资深科学家成立了一个专门提名委员会(Special Nominating Committee)，推动美国的亚裔优秀学者入选美国科学院。2012年，一批亚裔学者通过这个委员会顺利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也包括几位杰出的华裔科学家。　　饶毅在2007年9月正式辞去西北大学的终身讲席教授职位、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我在清华的实验室于2007年4月开始正式运行，次年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负责清华大学生命学科的规划和人才引进。我们在2007-2010年的三年中联系密切，几乎每周都有不止一次的交流，甚至一天之内沟通几次。我们在原则性的问题和观点上几乎没有任何分歧，在操作层面上密切配合、尽力加强清华与北大之间的合作和发展，成为理念和事业上的盟友。　　兄长饶毅　　2007-2010年，这期间也是我们两人回国后感觉最艰难的三年，在工作、生活中时时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会彼此鼓励和安慰，有时会再找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坐坐、乐观地展望未来。饶毅和夫人吴瑛育有一女一子，2007年刚回国时，老大Elizabeth已上高中、跟着吴瑛留在芝加哥 老二David九岁半、上四年级，于是跟着饶毅回到北京、在北大附小读书。但对于九岁多的孩子而言，适应北京的环境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2007年暑假饶毅请家教给David补习了三个月的语文，开学以后还是面临很多问题，压力一直很大，饶毅也很为此操心。大约在当年的感恩节前，饶毅给我发了一个释怀的短信，&ldquo 语文64分，及格了!&rdquo 。学习还算简单问题，适应环境对孩子更难些。David回国两年多之后，学校命题作文&ldquo 假如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rdquo ，David毫不犹豫地写道，&ldquo 那我就立即飞回芝加哥&hellip &hellip &rdquo 这种情形对钟爱儿子、希望儿子有中国人归属感的饶毅应该是非常苦恼的。听到这些令人揪心的事情，我也只能稍稍安慰一下饶毅。好在回国三年半之后，David真正开始喜欢北京、有了中国是家的感觉。　　我也常常向饶毅讲述自己的苦闷。我刚回国便面临很多质疑和不解，公共媒体也屡次把我推到风口浪尖、对我的工作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期间，饶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像兄长一样替我解释、回应恶意攻击，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改变了媒体的主流态度 这期间，也有个别头脑里&ldquo 阶级斗争&rdquo 观念强烈的同事奉劝饶毅不要帮我，不要有&ldquo 妇人之仁&rdquo ，免得施一公将来咸鱼翻身、成为对手。记得还有一次，我通过短信向饶毅诉说工作中遇到的挫折和自己的苦恼，几分钟后饶毅回了第一个短信&ldquo 千万不要轻易撤，困难肯定很多，本来就是要克服才来的&rdquo 。饶毅没等我回复就又发来第二个短信&ldquo 如果要撤军，提前告诉，也许一道 当然最好不要，单枪匹马太难了&rdquo 。看完第二个短信，我不禁笑出声来：不愧是自己的好朋友，同进共退!后来饶毅告诉我：他那样写是怕我冲动之下头脑发热做出过激反应、先稳住我再一起商量对策。其实，我也从来没想过撤退，只不过是把心里的郁闷说出来，当时就已经感觉好多了。　　我从小有点清高的毛病，很少会长期佩服一个人。但经过十多年的接触和了解，我从心里敬佩饶毅。首先是他的学问。尽管饶毅花了很多时间去管那些和他&ldquo 似乎不太相关&rdquo 的事情，但他是我认识的在科研上最富有创新性的科学家之一，他的思维总是比普通科学家多想两个跨度、聚焦在一些重大的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上。他读很多原始文献，即便是出行也总是带上一本《自然》、《科学》或《自然-神经科学》阅读。其次是饶毅的为人，我不敢说我完全理解饶毅，但十多年来我看到的是一个正直、智慧、敢言、有思想、有远见、心口一致、忠于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科学家。　　饶毅说话或做事从来不会故意讨人喜欢，但他有自己信奉的原则，并严格按照这些原则来做事，即使这意味着他的所作所为会引起别人的误解。回国六年来，我对逢场作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早已见多不怪了，也逐渐理解为何有人在不同的场合会适当改变说话的角度，&ldquo 曲线救国&rdquo 也不失为一种策略。但饶毅似乎不会改变语气和讲话方式，对所有人的态度总是不卑不亢。我相信，饶毅讲给博士生听的观点会原原本本地告诉同事、媒体、和领导。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饶毅在领导面前奉承拍马、也从未见过他对学生声色俱厉。饶毅总是用相对平稳的语调说出他信奉的、不是人云亦云的观点。　　老顽童饶毅　　饶毅比我年长5岁，但他生性顽皮而天真、喜欢善意的恶作剧，颇有点老顽童的感觉。我知道很多让人捧腹的故事，但未经本人同意，还是少说为妙，这里只例举一二。大约在2009年深秋，我和饶毅应邀参加在京郊凤山举行的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年会。下午休息，我们一起登上了凤山山顶。山顶平台上，正有一位年轻女子和教练一起，背着滑翔伞，准备迎风跳出山崖享受滑翔的刺激和乐趣。可惜，风向突然变成顺风，她们只好等待。饶毅上前聊天，得知女子是第一次滑翔飞行，便调侃道(大意)：&ldquo 你不害怕吗?如果你逆风跳出悬崖的一瞬间风向突然变成顺风怎么办?那你不就摔下去了吗?不会摔坏吗?&rdquo 他越说越来劲、女子越听越害怕，旁边一位魁梧男子明显忍无可忍，喝道，&ldquo 你这人会不会讲话?!一边呆着去!&rdquo 饶毅一点不着急、嘿嘿笑笑说，&ldquo 我先替她把最坏的情况想到，她知道后就不会害怕了&rdquo 男子越发生气&hellip &hellip 我赶紧过去拍拍饶毅的肩膀、让他少说两句。当然，女子和教练很顺利地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滑翔伞飞翔!　　两年前的一个假日，饶毅、David和我们全家一起到京郊度假村休息。周六上午，度假村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非常热闹。我与饶毅没聊几句，一转身他就不见了，竟然跑到参加婚礼的宾客中去高谈阔论了 我心里纳闷：你认识那些人?这么巧?!十几分钟后，饶毅又急急忙忙地跑回来了，而且脸上带着坏笑。我好奇：&ldquo 怎么回事?&rdquo 饶毅坦白：&ldquo 我自称是新娘的舅舅，开始还好，后来被新娘的家人识破了!&rdquo 唉，童心未泯啊!　　既然是老顽童，那就时不时地会因为言语不逊在外面惹事儿。饶毅有时会公开取笑别人，有时则是用尖刻的语言奚落别人。别人有不满顶多是私底下骂骂发泄一下而已，饶毅骂人则常常是公开通过博客、似乎唯恐当事人和百姓大众听不到。个别时候他也会骂错、评论不准确，但他愿意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诸位可以到他的博客里赏鉴。说心里话，对他的博客文章我并不是一概赞同，每当觉得不妥时，我都替他捏把汗，忍不住提醒!但这就是天真耿直、而又自以为是的饶毅，他绝对不会在背后搬弄是非，而是什么话都摆在桌面上。　　结束语　　王晓东对饶毅有一个我认为非常精准的评价：predictable!(可以预测!)的确，饶毅始终如一的品行、观念、和待人处事的方式让熟悉他的人很容易预测和理解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说心里话，过去三、四年，我几乎没有对任何一件饶毅做的事情感到过意外。　　回国六年来，我和饶毅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分歧，包括共同执笔在2010年9月为《科学》周刊撰写批评中国科研文化的评论文章(Editorial)，但我们在具体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常有不同，也反映出我们性格上的区别。所以我们决定各自发挥所长、运用自己擅长和能够接受的方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挥作用、促进科教发展。每每遇到我们共同关心的具体事情、遇到实际操作时，我们总是很在乎对方的观点，共同商议、达成共识，统一行动，比如共同建议并创立清华北大生命科学联合中心以及中心内部的运行。　　我相信我完全理解饶毅回国的赤子情怀，也理解饶毅的行事风格。我常常庆幸自己在一街之隔的北大有饶毅这样一位好朋友。今年上半年，一位中学同学把我高中毕业时援引巴金、写给他的临别赠言重新转给我：&ldquo 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rdquo 我想，我当时对友情的理解也许仅限于中学轶事、同学意气。现在，则是对价值观和使命感的认同。在中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努力 这种感觉，很好!　　饶毅，忧国忧民的科学大家，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犀利耿直的现代鲁迅，我行我素的半老顽童。无论你是否喜欢他，饶毅在用自己的方式启蒙中国社会、也注定留下重要影响。　　2013年12月9日 于清华园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落选中科院新科院士一直备受关注。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施一公落选因“国籍”问题。此前首轮候选就被淘汰的北大教授饶毅的“国籍”问题亦是疑团。　　对此，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委会秘书长曹效业近日正式回应，施一公和饶毅国籍没有问题，其双双落选院士与“国籍”无关。　　施饶被曝落选因国籍　　据媒体报道，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院士称，施一公落选主要是国籍问题，“申报院士的时候，还没获得取消美国国籍的证明”。　　与此同时，还有网友拿出证据称，北大教授饶毅撒了弥天大谎，使用美国护照同时拥有中国护照。对此，饶毅近期回复记者的邮件表示有关该事件不再回应。　　中科院称两人有中国籍　　曹效业表示，在中科院公布314个有效候选人名单中，确有饶毅和施一公名字。　　“关于国籍的问题，公安部给过我们一个函。有两句话，一是从某年某日起，两人具有中国国籍，二是相关手续还没有办完。”曹效业说，中科院学部主席团经过讨论后，认定他们拥有中国国籍，也将其列入了有效候选人中。　　■ 评选揭秘　　院士：投票过程复杂累人　　“回国报效”科学家施一公出局后，力挺他的好友饶毅为其抱不平，挥笔4000字抨击院士选举不公、对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排挤。之后，院士选举过程与公正性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过程很复杂，很累人。”曾参与投票的王家骐院士说，通信评审阶段邮寄过来一个信封。里面另附信封，非实名投票后寄回。此后，院士们集中投票。　　曹效业说，当时，施一公所在学部70多位院士到场投票。　　近期，工程院“烟草院士”的评出，人们质疑投票院士被欺骗了，称“隔行如隔山”，投票院士对候选院士不了解，投票没有权威性。对此，曹效业说此前会安排三个和候选人“同行”(相关专业和研究方向)的院士对其进行调查。评审时，详细介绍每个候选人具体情况。　　“我们进行的是关门讨论，讨论内容保密，99%的时间都花费在学术问题讨论上。如果院士们参加讨论的时间不够，则不能参与投票。”曹效业说。　　中科院新科院士不“答辩”　　中国工程院选院士，有一个“答辩”的环节，新科院士要到场与投票院士见面，进行提问和回答。　　中科院并没有这道程序。曹效业对此表示，院士选举是推荐接纳制，不是竞标。　　“过去，院士选举保密工作做得好，上世纪90年代选举时，本人根本不知道。”曹秘书长说，“在国际科学界也基本不会进行‘答辩’。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很意外的知道自己获奖了，是个惊喜。”

本文来源：饶议科学原标题：正式举报林-裴 （1999） 论文涉嫌学术不端兹正式、公开举报现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第六届道德建设委员会裴钢为通讯作者的文章涉嫌学术不端。这篇文章于1999年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Ling K, Wang P, Zhao J, Wu Y-L, Cheng Z-J, Wu, G-X, Hu W, Ma L and Pei G (1999) Five transmembrane domains appear sufficient for a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Functional five-transmembrane domain chemokine receptor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96:7922-7927.以下简称该文为“林-裴 (1999)”。这是本人第一次向中国科学院举报该文涉嫌不端，也是本人第一次正式向任何机构举报该文涉嫌不端。全世界的科学界都公认G蛋白偶联受体（GPCR）是七重跨膜蛋白。几百个GPCRs都是这样的。1999年全世界科学界是这样公认的，2021年全世界科学界还是这样公认的。这二十一年来，全世界全部教科书没有一本因为 “林-裴 (1999)”论文而改变共识。具体被批评的是， “林-裴 (1999)”论文在图3、4、5中显示CXCR4和CCR5两个GPCRs可以只要五重跨膜就能够起功能。对于全世界的共识（七重跨膜起功能）来说，这一发现，如果是正确的，是非常大的突破。因此不可能没有人试图重复。对于一个重要突破是否能够重复，是验证其可靠性的关键。在“林-裴 (1999)”论文发表21年之后，没有任何实验室发表了能够重复这些结果的论文，也就是证明了CXCR4和CCR5两个GPCRs只要五重跨膜就能起功能作用。其中，裴钢实验室就没有发表重复自己工作的论文。在2020年12月4日上午上海徐汇区的一个法庭上，裴钢承认，他实验室还有第二篇文章，证明CXCR4和CCR5两个GPCRs可以只要三重跨膜、一次跨膜就能够起功能。这一承认可以通过法庭录像证明。如果CXCR4和CCR5可以不用七重跨膜，只要三重或一次跨膜就起作用，这是生物学界的天方夜谭。事实上，在我当年指出他实验室结果不能之后，裴钢自己也不敢相信，从而不敢发表所谓第二篇论文。他现在在法庭上声称不记得我告诉他我实验室重复了他实验室的工作，那么怎么解释我会知道他有第二篇、没有发表的文章？在2020年12月4日法庭上，因为我指出全世界没有任何人能够重复他实验室1999年的结果，裴钢用这篇没有发表的文章作为有人重复了的“林-裴 (1999)”的证据。那么现在就容易验证裴钢是否撒谎：如果他相信第二篇文章，里面既验证了五重跨膜的CXCR4和CCR5能起功能，又发现了CXCR4和CCR5三重跨膜和一次跨膜就能起功能，那么他应该发表这篇论文，而不是不敢发表。Cell Research（《细胞研究》）就是他主编的英文杂志，现在还有1999年没有的PLoS One等不用同行评审的杂志，也很容易发表。他应该发表出来。裴钢如果大大方方把第二篇文章公布于众，我也认为他真相信他的实验室没有人造假。如果裴钢不敢发表他本人已经当庭承认的第二篇文章，有理由推测他自己就怀疑自己实验室有人造假。如果裴钢继续坚持自己实验室的论文没有学术不端，不用听信裴钢或我个人任何一方的意见，按照国际金标准，非常简单：重复实验，如果能够验证就可以还裴钢实验室一个清白。中国科学院道德委员会，不用采信任何个人观点看法，应该请第三方重复“林-裴 (1999)”论文。如果“林-裴 (1999)”论文的结果可以被中国科学院道德建设委员会邀请的第三方严格重复，那么饶毅就应该公开道歉。如果“林-裴 (1999)”论文是错误的，那么就应该按国际惯例，由裴钢致信《美国科学院院刊》提出撤销论文。澄清GPCR到底是七重跨膜还是五重跨膜、三重跨膜、一次跨膜起功能作用，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也对教育生物学和医学的学生有普遍意义。所有教科书，包括所有中文教科书的标准内容认为GPCRs是七重跨膜起作用。如果裴钢坚持错误，那么就导致中国所有老师在教这一部分内容时的难堪：是按世界标准继续教七重跨膜，还是按中国裴钢一个实验室、“林-裴 (1999)”一篇论文教学生说GPCR是五重跨膜。谬误不会因为裴钢一人在中国有权势就能变成真理。饶毅2021年1月21日星期四 晚10:25分

对于家住朝晖四区的王先生来说，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时，房间里就会定时出现&ldquo 吱吱吱&hellip &hellip &rdquo 的声音，听起来跟鸽子叫差不多，这吵得王先生睡不好觉，情况已经持续了大半年了。　　这怪声出现得有些诡异，伴随太阳出现而出现，跟着日落而消失。一番寻根究底之后，声源终于被找到&mdash 来自顶楼的城市空气监测站，这怪声是检测仪器发出来的。王先生有些惊讶，他不知道自家原来碰巧和这城市空气监测站做了邻居。　　天一亮噪音定时响起　　一业主大半年来没睡过好觉　　昨天中午12点左右，记者来到朝晖四区25幢，王先生家住2单元，7楼。王先生家的主卧房间里，床是紧靠着东侧墙壁的，就在记者进入主卧不久，&ldquo 吱吱吱&rdquo 声音突然响起。这怪声，最初是在床头墙壁上传出来的，随后扩展到了整个房间里，断断续续持续了十来分钟后，怪声消失，其间停顿过1秒。当记者以为怪声没了，王先生提醒了一句：&ldquo 还没结束呢!&rdquo 果不其然，约20分钟后，怪声又出现了。　　王先生说，自己是个业务员，睡眠尤其重要。可是这怪声每天出现，就像一个电动机在头顶上转一样，整个卧室充满了噪音，&ldquo 大半年了一直没睡好觉，早上5点多一有阳光，噪音就开始了。&rdquo 加上夏天要开空调，更加吵得他没法入睡。　　因为王先生所在的这幢楼属于一梯一户，记者和王先生随后来到隔壁1单元的7楼，发现7楼竟然是国家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网朝晖五区站，因没有工作人员在，防盗门紧闭。　　再往上走来到顶楼的露台，由于是公共环境，露台没有上锁。记者推门出去，看到露台上放着众多银灰色的精密监测仪器。13台设备，面朝各个方位，采集着各自所需的空气成分。　　一起上来的王先生，径直走到一台最靠西侧的&ldquo 太阳光度计&rdquo 仪器边上，说，噪音就是这台机器发出的。王先生解释，这台机器所处的位置，垂直往下1米多，就是王先生家主卧的方位，&ldquo 这台机器是会动的，声音就是它发出来的。&rdquo 记者观察了一会儿，确实，仪器会定时伸缩并旋转，但站在露台上，记者没有听到太响的声音。　　噪音源自环境监测站仪器　　监测站表示会尽快消除噪音　　随后，记者联系了杭州市环境检测中心站。　　据了解，朝晖四区25幢1单元7楼的这个监测站，建于2010年，中心站教授洪盛茂介绍说，2009年，环保部门在着手建设&ldquo 大气复合污染监测系统&rdquo ，当时选址朝晖五区新市街附近的小学，专门用来监测杭州居民住宅区的空气质量，特别是PM2.5，之后碰上了因空间不足而无法加装仪器的情况，经环保部门考察，一直闲置无人居住的朝晖四区25幢适合设立监测站，便向市政府申请来了。　　对于记者反映的问题，洪教授说，噪音扰民的情况确实是头一次听到。因为建设监测站时，整幢楼还没有居民入住。为防居民搬进来后遇上噪音困扰，早在监测站点建设之初，他们就已经做过防震减噪的措施，&ldquo 因为从没建在居民楼顶的经验，那时候还经常夜里去正下方的房间体验，以此确保不扰民。&rdquo 　　从2010年监测站使用至今，正下方6楼的居民生活没有受到过影响。洪教授说，但他们没想到，这会给隔壁单元的7楼住户带去噪音。　　给王先生带来困扰的仪器，叫做&ldquo 太阳光度计&rdquo ，洪教授解释，这台仪器用来测量太阳和天空在可见光和近红外的辐射亮度，每天会对太阳从升起到落下进行全自动跟踪，雨天或多云天就不运作了。这就解释了，为何噪音随着太阳才出现。　　而这台仪器安放的这个位置，有其特殊性，仪器平均半小时一个周期，采集各面的阳光，大概转动70-80次，耗时8-10分钟，剩下20分钟收回。&ldquo 以前安装时，没有在早上做过亲身体验，确实是考虑不周。&rdquo 洪教授说，接下来，他们会与厂商联系，或者移动下位置，或浇筑水泥台，尽快消除对市民的影响。

7月14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建设高校名单的公示》共18所高校入选。北京的四所医学院的其中三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名列其中，首都医科大学（首医）落选。7月15日，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其个人公众号饶议科学上发文，表示对此感到震惊。饶毅表示，“北京百分之九十以上防疫抗疫的任务是首医的附属医院承担”，“协和长年没有涉及传染病的公共卫生。而清华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尚在草创期间。”这些都是“全国医学卫生界的常识”。饶毅认为，首医系统是此次疫情密切相关的公共卫生的支柱（传染病和呼吸系统），也是北京排名第一的单位。首医落选，是对北京防疫抗疫贡献最大的体系出局，成为北京倒数第一。“不能是做事的工作量最多、压力最重、质量最好，而排名、论功行赏、获得支持最差。抗疫的任务还没完成，不能让奋战在一线的人们心寒。”全文如下：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大木仓胡同35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唐博文先生：惊悉，今天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宣布了18所高校为“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建设高校”。其中北京的四所医学院，三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都名列其中，只有首都医科大学（首医）例外。众所周知，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是因为疫情而产生的。疫情是呼吸道的传染病。全北京市民都知道，北京市的两大传染病院肩负首都防疫、抗疫的最大任务，它们都是首医的附属医院，是首医公共卫生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国家领导人视察首都抗疫的传染病院只有首医的，而且北京这两年多来主要主持抗疫的机构和主要人员也最倚重首医的医院和首医培养的人。如果允许我个人估计，可能北京百分之九十以上防疫抗疫的任务是首医的附属医院承担，也许北京大学稍微承担个位数的百分点，而协和与清华加起来可能不到一个百分点。须知：以上是全国医学卫生界的常识。协和长年没有涉及传染病的公共卫生。而清华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尚在草创期间。它们都不培养本科的公共卫生人才。呼吸道传染病，首医的朝阳医院也是全国前几，在北京，就是中日友好医院的呼吸道传染病可以与首医朝阳医院并驾齐驱。而中日友好医院这一部分主要是朝阳医院分过去的。中日友好医院并非协和医学院的。协和医院的呼吸科不是以传染病为主。所以，首医系统的呼吸道传染病也领先于北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和清华。也就是说，其他三所医学院乘以（约）十等于首医体系对北京防疫、抗疫的贡献；协和与清华加起来乘以（约）一百等于首医体系对北京防疫、抗疫的贡献。对于医学卫生界来说，毫无疑问首医系统与这次疫情密切相关的公共卫生的坚强支柱（传染病和呼吸系统）是北京第一的单位。如果让入选的15个外地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匿名公平投票，他们只可能都投首医为北京第一。当然，如果对北京的防疫、抗疫贡献与建设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毫无关系，那首医排在全国两百名开外也可以。但是，对北京防疫抗疫贡献最大的体系出局，成为北京倒数第一，全国19位开外，这对首医体系的医务卫生人员、北京的两大传染病院、北京首屈一指的呼吸系统疾病特长医院、首医毕业的北京防疫抗疫日常工作领导者，会不会是很大的打击？首医公共卫生学院，无论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是否支持，一定会继续努力发展。但是，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建立之后，是准备其他三所医学院其中某个准备替代首医系统承担北京防疫抗疫最大责任？大家一定同意，不能是做事的工作量最多、压力最重、质量最好，而排名、论功行赏、获得支持最差。抗疫的任务还没完成，不能让奋战在一线的人们心寒。我一般极少公开发表涉及我有关单位的工作问题，但这次担心的不是排名，而是今天贵司排名对北京防疫、抗疫一线广大员工的影响。疫情不久，有一批医学卫生界人士纷纷从多种渠道提议教育部应该设立“医学教育司”，这样避免迄今教育部以非常少、级别偏低的人员管理全国膨大的医学教育体系。这可能是纠偏的一种方式。首医这次只是一个过于明显的例子，可能其他还有很多。全国教育更是体系巨大。教育部任务繁重，有时可能需要编办根据医学教育发展，增加部门和编制，才能避免医学院校比较多的认为教育部现有机构设置不合理影响我国医学教育。解决首医公卫在北京和全国的排名是小问题。解决全国医学教育长期被忽略是中问题。解决更大范围评审体系、建设我国（包括首都北京）的长期防疫体系都是大问题。顺颂祺安饶毅2022年7月14日 23:03

8月28日，由上饶经开区及上饶光学制造行业协会联合组织的中国上饶第一届光学高峰论坛在我市举办。来自国内外的200余名光学行业知名专家、企业代表们齐聚一堂，围绕“光领制造智感未来”主题，进行激情演讲、热烈交流，共同探讨中国光学产业的发展与未来，为上饶打造中国光学城建言献策。　　上饶市作为全国三大光学基地之一，历史悠久，产业基础雄厚，现有光学企业200余家，以凤凰光学为龙头，涉及光学零部件加工、模具制造、精密金属、辅料、设备制造等多个领域，产品有光学镜片、镜头、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他光学仪器，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的光学产业集群。位于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光学产业基地占地近260亩，其中含1个孵化园、5个单独供地企业，总建筑面积超20万平方米，现已落户34家光学企业，2016年将实现产值4.6亿元，上缴利税2100 万元。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将为政府、企业、专家学者提供交流、合作、展示平台，有效引导、推动上饶光学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1月26日，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发表了关于饶毅《正式举报林-裴（1999）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处理意见，如下：1.“举报”中所涉及的论文与2019年11月在网络上质疑裴钢院士的论文为同一篇论文（Ling K，et al.PNAS,1999,96:7922-7927）。2.2021年1月21日，由科技部、教育部、卫生健康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部门组成的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联合工作机制在科技部网站上发布的《有关论文涉嫌造假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针对于饶毅举报的这一篇论文，已明确说明“经调查未发现有造假”。3.根据《中国科学院学部纪律处分规定（暂行）》（以下简称《规定》），鉴于联合工作机制对饶毅本次举报的论文已有明确调查结论，对涉及裴钢等人论文（Ling K，et al.PNAS,1999，96:7922-7927）的举报不再进行调查。根据《规定》要求，本次会议裴钢院士回避。

1月21日，科技部发布有关论文涉嫌造假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内容如下：针对网络反映的南开大学曹雪涛院士、中科院裴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耿美玉研究员、首都医科大学饶毅教授、武汉大学李红良教授等的相关论文涉嫌造假问题，在21个部门参加的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框架下，科技部会同教育部、卫生健康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建立分工负责、协同配合的联合工作机制，组建高层次复核专家组，依据《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严肃开展调查处理。在单位调查、部门审核的基础上，复核专家组赴实地检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集体讨论形成复核结论，最后联合工作机制审议形成处理意见。调查处理结果通报如下。一、对曹雪涛院士论文的调查结论及处理意见对网络质疑曹雪涛院士的63篇论文，经调查未发现有造假、剽窃和抄袭，但发现较多论文存在图片误用，反映实验室管理不严谨。经联合工作机制审议，决定取消曹雪涛院士申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资格1年，取消作为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评审专家资格1年，取消招收研究生资格1年，责成其对被质疑的论文回应质疑并进行勘误，对存在的问题作出深刻检查，在工程院相应学部通报批评。二、对李红良教授论文的调查结论及处理意见对网络质疑李红良教授的21篇论文，经调查未发现有造假，但发现较多论文存在图片误用，反映实验数据处理不严谨。经联合工作机制审议，决定取消李红良教授申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资格2年，取消作为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评审专家资格2年，取消招收研究生资格2年，责成其对存在的问题作出深刻检查。三、对耿美玉研究员论文的调查结论及处理意见对网络质疑耿美玉研究员的5篇论文，经调查未发现有造假，但发现论文存在少量图片误用。经联合工作机制审议，决定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和科研诚信提醒谈话。四、对裴钢院士论文的调查结论对网络质疑裴钢院士的1篇论文，经调查未发现有造假。五、对饶毅教授论文的调查结论对网络质疑饶毅教授用于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的2篇论文，经调查未发现有造假。本次调查发现相关科研人员在数据管理、实验室管理、团队管理等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暴露出对科研作风学风建设重视不够、要求不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广大科研人员要继承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珍惜学术声誉，严守科研诚信，保持优良作风学风，攻坚克难、勇攀高峰，为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从事科学研究的高校、科研机构、医院、企业等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完善成果管理、数据汇交、论文发表等管理制度，加强对本单位科研人员的教育培训，严格监督管理，对苗头性问题及时提醒，对学术不端问题严肃处理。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联合工作机制2021年1月21日

&ldquo 简单叫停，可能扼杀一次重大机遇&rdquo &mdash &mdash 代表委员质疑叫停基因检测&ldquo 一刀切&rdquo 政策　　&ldquo 生物经济尤其是基因产业，就是我们跃升的一次机会。&rdquo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向政协大会提交提案，对前不久&ldquo 一刀切&rdquo 叫停基因检测的政策提出质疑，呼吁国家制定基因健康计划。　　&ldquo 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在提产业跃升。没有技术的跃升，哪来的产业跃升?&rdquo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曾经担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多年。他认为，我们倡导21世纪是生物经济的世纪，这一天真的到来了。基因组领域就是中国最有可能和发达国家竞争的领域，必须高度重视。　　&ldquo 一刀切&rdquo 做法值得商榷　　伴随技术的发展，基因检测技术迅速应用，成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利用基因测序和生物信息分析等技术，科研人员可以快速、准确、经济地检测唐氏综合征、地中海贫血、遗传性耳聋、宫颈癌、遗传性乳腺癌等疾病，并有效控制这些疾病的发生。　　&ldquo 只需化验孕妇血液即可，避免了传统羊水穿刺方法带来的流产、致畸等风险，社会接受度高，基因检测被业内视为未来无创检测技术的方向。&rdquo 这位生物学家认为。　　然而不久前，有关部门下发通知，&ldquo 一刀切&rdquo 叫停基因检测服务。　　&ldquo 有关部门是在履行行政职能部门的职责，但是这种&lsquo 一刀切&rsquo 的做法值得商榷。&rdquo 这位著名生物学家和其他几位院士认为，基因检测行业目前确实鱼龙混杂，需要规范，同时，其使用的核心设备和试剂主要源自进口，尚未注册，但是基因组研究和基因检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性的行业，简单&ldquo 一刀切&rdquo 不仅不利于国家占领基因组这一前沿技术，更有可能使我们掌握的机遇再次丧失。&rdquo 　　&ldquo 基因已经不再神秘&rdquo 　　&ldquo 基因检测技术是自疫苗问世以来疾病预防领域最重要的科技突破，如能在全国推广，不仅可以大大降低出生缺陷和宫颈癌的发生率，甚至可以让这些疾病像天花和小儿麻痹症一样远离百姓生活。&rdquo 饶子和说。　　他以妇女宫颈癌检测说明：&ldquo 利用基因检测技术，灵敏度、准确性更高，弥补了传统细胞学初筛人工阅片带来的敏感度低、漏诊率高的缺点，是传统方法检出率的3倍多，而且利用新方法，可以自己采样，简便易行，适于全民推广。&rdquo 　　饶子和分析：采用传统方法检测宫颈癌，粗略估计全国妇女普查一遍约需18年，而采用新方法，依靠高通量的基因测序平台，只要组织有效，全国妇女普查一遍的时间可缩短至原有时间的十分之一，即不到2年时间。　　&ldquo 基因已经不再神秘，而是实实在在地走到了普通人身边。&rdquo 正是有基于此，饶子和和孟安明委员、葛均波委员等多位院士一起联名提出提案，建议国家从战略高度重视基因组研究和产业化发展，制定基因健康计划，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共同推动基因测序技术的大规模应用，用5至10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唐氏综合征、先天性耳聋、地中海贫血、宫颈癌等疾病。　　&ldquo 生物经济的世纪，这一天真的到来了&rdquo 　　&ldquo 简单叫停，可能扼杀一次重大机遇。&rdquo 饶子和委员说，因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基因测序能力和生物信息分析最强的国家之一，基因组的研究水平和发达国家在伯仲之间。　　&ldquo 我们在基因组学上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方阵。有了这样一次和别人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的机会，我们可以很有尊严地跃升，为什么不抓住?&rdquo 梅永红代表说，&ldquo 关键是老百姓需要这样的技术，每次到儿童福利院、特殊教育学校，看到那么多孩子因为基因缺陷成为残疾，甚至被父母遗弃，你就会感到锥心的疼，而这些遗传病现在明明可以采用新技术加以避免，为什么不用?&rdquo 　　不久前，在基因组研究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的深圳出台了《深圳国际生物谷总体发展规划(2013&mdash 2020年)》，实施&ldquo 东有坝光、西有前海&rdquo 战略，以基因组学、生物治疗等为核心，大力发展相关前沿技术和产业，以抢占全球生物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培育参与全球竞争新优势。　　&ldquo 经济有特区，生物产业发展为什么不可以有特区?&rdquo 饶子和建议，可以选择深圳这样有特区立法权的城市，在生物经济领域先行先试，在政策法规突破方面进行尝试，取得经验后向全国推广。&ldquo 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rdquo

p致”2016年度科学仪器行业最具影响力厂商”评选活动入围的厂商/pp /pp “2016年度科学仪器行业最具影响力厂商”评审组近日接到多起入围厂商反馈，称有个别机构利用各厂商希望获奖的需求，销售刷票服务，给厂商带来诸多困扰。/pp 在此，评审组正式做出如下声明：/pp1.评选规则：本次评选活动最终入选名单由初评得分和投票得分综合计算组成。初评得分为2016年厂商在仪器信息网的各项数据综合得分，投票得分是为期三周的网络投票数量计算。最后按照初评得分占比70%，投票得分占比30%，综合得出入选名单。/pp2.投票程序：本次评选活动的投票程序版权归仪器信息网所有。/pp3.防刷票：本次投票程序建立严密的防刷票机制，一经发现，即刻取消入围厂商评选资格并公示。/pp 请各厂商勿听勿信个别刷票机构的任何承诺，同时评审组将严重警告刷票机构。/pp /pp style="text-align: right "“2016年度科学仪器行业最具影响力厂商”评审组/pp style="text-align: right "2017年3月22日/ppbr//p

p style="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center "/pp style="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10/uepic/bd9554a7-3142-466b-b55b-328c64852a3a.jpg" title="1000.jpg" alt="1000.jpg"//pp style="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center "华裔科学家张锋/pp style="text-indent: 2em "10月6日，开发基因编辑工具CRISPR的两位女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华人科学家张锋却上了微博热搜，许多评论为张锋没有获诺贝尔奖感到遗憾和惋惜。/pp style="text-indent: 2em "br//pp style="text-indent: 2em "而在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前夕（那一年屠呦呦因青蒿素获奖），中文媒体就在热炒张锋能否获奖，《知识分子》两位生物医学背景的总编对此意见不同，并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pp style="text-indent: 2em "两位都认同张锋年轻有为、聪明勤奋，且在两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CRISPR-Cas9基因修饰技术和光遗传学。这两项重要工作被公认值得获诺奖。但对张锋是否能够获诺奖，两位主编意见相反。/pp style="text-indent: 2em "今日重发旧文，是基于“我们认为与其一边倒，不如不避争议”的共识。不仅在中文平台记录理性争议，而且对如何评价学术工作，也提供一个例子。这种讨论是针对科学和科学评价，而不是个人意气。/pp style="text-indent: 2em "br//pp style="text-indent: 2em "“如果张锋获得将于明天（注：2015年10月5日）颁发的诺奖生理学或医学奖，那恐怕是诺奖评选委员会判断有误。”/pp style="text-indent: 2em "当饶毅看到微信朋友圈有人转发《80后华人学霸：明天会得诺贝尔奖吗？》，即认为张锋迄今的工作恐怕并未达到获诺奖的程度，而鲁白意见不同。/pp style="text-indent: 2em "作为生物学领域近三年来最为引人瞩目的基因编辑技术，甚至被某些人誉为 “上帝的剪刀” 的 CRISPR-Cas9，无疑是诺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热门。/pp style="text-indent: 2em "张锋因此成为不少国人热切盼望的新科诺奖得主。然而饶毅认为，希望华人得奖是良好的意愿，但不应该忽略客观公正。/pp style="text-indent: 2em "CRISPR-Cas 是一种在大多数细菌和古细菌中存在的天然免疫系统，利用了插入到基因组中的病毒DNA（CRISPR）作为引导序列，通过CRISPR相关酶（Cas）来切割入侵病毒基因组物质。/pp style="text-indent: 2em "br//pp style="text-indent: 2em "围绕这一新兴基因修饰技术，公认贡献最大的先驱人物是两位女科学家，美国加州大学的 Jennifer Doudna 和瑞典于默奥大学的 Emmanuelle Charpentier（注：Charpentier现为德国马普病原体科学研究所教授）。二人在2012年6月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揭示天然免疫系统CRISPR-Cas9如何变成基因编辑工具。既发现和解释了原初的生物学现象，也发明和开始应用因此提出的新技术，因而具有绝对的原创性。/pp style="text-indent: 2em "br//pp style="text-indent: 2em "这种充满魔法的工具是否能够运用到人类细胞的基因组上，最终达到剪裁编辑人类基因的效果呢？/pp style="text-indent: 2em "这就不得不提到第三位人物，麻省理工学院和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华人科学家张锋。2013年1月，张锋发表了这项新技术应用于人类基因编辑的可能和所需的方法。现年（2015年）33岁的张锋是 CRISPR-Cas9 技术在美国的专利拥有者。/pp style="text-indent: 2em "对这项新技术，饶毅认为两位女科学家以研究探索了生物学现象，提出理论解释，在这样的基础上发明技术。这无疑是原创性科学的突破和新技术的提出。在她们的基础上，张锋进行了非常好的发挥和推广，但不能说等同于她们的原创性和开拓性。/pp style="text-indent: 2em "br//pp style="text-indent: 2em "CRISPR-Cas9 技术被视为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可用于遗传疾病的精准治疗。因此引发的三人之间的专利争议也为世人瞩目。申请材料中，张锋的实验记录显示，他在2012年年初就在使用CRISPR编辑技术，这早于 Doudna 和 Charpentier 在《科学》杂志发表的她们的研究结果。/pp style="text-indent: 2em "据《纽约时报》报道，Doudna 和 Charpentier 2012年的那篇论文，并没有说明这项技术在包括人类细胞在内的有核细胞中如何改变DNA， 而张锋的工作则阐明了这一点。/pp style="text-indent: 2em "饶毅表示，在已知技术可以有效的在其他生物中应用后，再将这项技术延伸应用到人类细胞，的确很好，但并非意料之外。/pp style="text-indent: 2em "而鲁白则认为，历史上不乏把一件事情做到完整的人，最终得到了应有的认可。/pp style="text-indent: 2em "鲁白指出：1976年，德国马普生物物理研究所 Neher 和 Sakmann 在此前日本科学家高电阻密封技术基础上创建了膜片钳技术（patch clamp recording technique）。这种技术开启了细胞和分子水平的生理学研究革命，它和基因克隆技术并驾齐驱，给生命科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前进动力。因为这一伟大的贡献，二人获得了1991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pp style="text-indent: 2em "br//pp style="text-indent: 2em "关于 CRISPR-Cas9 技术专利的争议短期内仍然看不到结果。/pp style="text-indent: 2em "虽然Doudna最先申请CRISPR-Cas9技术的相关专利，她和合作伙伴第一个在经过同行评议的期刊报告CRISPR-Cas9可以作为基因编辑工具，但布罗德研究所认为，她最初的申请材料缺乏必要的细节。/pp style="text-indent: 2em "而三位科学家也各自在商业上寻求自己的机会。/pp style="text-indent: 2em "Doudna最初创立 Caribou Biosciences 公司来继续CRISPR-Cas9技术的研究，最近则成立了另一家公司 Intellia Therapeutics，专注于疾病治疗。/pp style="text-indent: 2em "在德国亥姆霍兹感染研究中心（Helmholtz Center for Infection Research）工作的 Charpentier 参与创建了 Crispr Therapeutics 公司。/pp style="text-indent: 2em "张锋则与哈佛大学的Church教授则联合创立了 Editas Medicine 公司。/pp style="text-indent: 2em "张锋不止一项研究重要，他在光遗传学领域有很好的工作。/pp style="text-indent: 2em "光遗传学技术（optogenetics）源自一种藻类蛋白，这种蛋白对光线非常敏感，将该蛋白插入神经元细胞之后就相当于在神经细胞当中安装了一个开关，科研人员可以通过是否给予光照刺激的方法打开或者关上这个开关，通过这种方式对细胞进行调控。/pp style="text-indent: 2em "br//pp style="text-indent: 2em "如今，光遗传学技术已经得到全世界科学家的认可，被广泛使用，比如应用于对某种特定种类的神经元细胞的功能开展研究，也被应用于对抑郁症或自闭症患者神经通路异常情况的研究等。/pp style="text-indent: 2em "光遗传学技术有多个科学家有重要贡献。其中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Karl Deisseroth 和现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Edward Boyden 为人们熟知。他们两人在斯坦福大学合作期间，张锋在 Deisseroth 的实验室待了5年，并在 Deisseroth 的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他延续和发挥了两位科学家开创性的工作。/pp style="text-indent: 2em "张锋来到 Deisseroth 实验室的经历相当传奇。据说，张锋来到斯坦福大学原本想要拜访诺奖得主朱棣文，却阴差阳错地碰到了刚刚拥有自己实验室的 Deisseroth。短暂沟通后，张锋表示对Deisseroth 的课题非常感兴趣，Deisseroth 也用尽“花言巧语”说服张锋留下来。/pp style="text-indent: 2em "br//pp style="text-indent: 2em "2009年，张锋离开Deisseroth 实验室，加入麻省理工学院，先后进入了 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麦戈文脑研究所） 和 Broad Institute of MIT and Harvard 这两所顶级研究机构。/pp style="text-indent: 2em "饶毅和鲁白分别在北大和清华的麦戈文脑研究所任职，与MIT的麦戈文研究所每年有互访，他们都认识张锋。饶毅和鲁白均表示，张锋年轻有为，聪明勤奋，因为以后的杰出研究工作而获得包括诺奖在内的各种荣誉并非不可能，二人意见不同只是对迄今的工作评价。而且他们都祝愿张锋和其他华人科学家做出重要工作。/ppbr//p

p　　继近期中国免疫学界相关科研工作者被曝出多达60多篇学术科研论文出现造假嫌疑之后，今天，微信圈流传我国著名科学家、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教授实名举报的截图信息。/pp　　饶毅校长向基金委实名举报武汉大学李红良、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细胞所裴钢院士、上海药物所耿美玉研究员（国产阿尔兹海默症药物GV971的研究者）造假。/pp　　以下是截图：/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tyle=""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11/uepic/6704c151-c33c-4b45-9b03-f1e2d6d57063.jpg" title="1.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tyle=""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11/uepic/d770bbe6-9aba-4bae-9404-1f1bcf43db89.jpg" title="2.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tyle=""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11/uepic/41ef008b-f724-40dd-93a9-108279035946.jpg" title="3.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tyle="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11/uepic/fb0ef760-1c17-4b9f-beab-943824c161df.jpg" title="4.jpg" alt="4.jpg"//pp　　饶毅，男，1962年出生。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现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学术副所长，未来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知识分子》主编 。/pp　　饶毅于1983年江西医学院本科毕业后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生。1991年获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哲学博士。1991年进入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做博士后，研究脊椎动物神经诱导的分子机理。1994年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解剖和神经生物学系任教并领导独立的实验室。2004年起任（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美国）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2007年饶毅决定回国 ，受聘出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2013年9月卸任 。/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tyle="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11/uepic/f51737bd-75ce-4318-9818-2011f95c82e8.jpg" title="5.jpg" alt="5.jpg"//pp　　李红良，男，1974年9月出生，理学博士。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pp　　现任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武汉大学动物中心主任、武汉大学A3实验室主任、中南医院医学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模式动物协同创新中心主任。br/2018年开始，饶毅教授作为主编的《知识分子》先后发布近十篇文章，质疑李红良多篇研究论文造假，其中包括 Nature Medicine 等顶级论文，以及硕士论文。/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tyle="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11/uepic/1ebadb7c-916e-4715-b43e-e1e7c1376e4d.jpg" title="6.jpg" alt="6.jpg"//pp　　裴钢，1953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细胞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产最高水平学术期刊 Cell Research 杂志主编，曾任中科院上海生科院院长、同济大学校长。/pp　　裴钢于1978年进入沈阳药科大学学习，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91年获得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博士学位；1992年至1995年在美国杜克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1995年3月回国，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青年科学家小组组长；1996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至200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2007年8月—2016年9月，担任同济大学校长。/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tyle="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11/uepic/b5e4ff44-6212-488a-9d56-79c58e45c740.jpg" title="7.jpg" alt="7.jpg"//pp　　耿美玉，女，1963年出生，山东青岛人，药理学专家，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学术所长、研究员、课题组长。 主要从事抗阿尔茨海默病和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研发和生物标志物研究，是首款抗艾兹海默症药物G971的研发者。/pp1986年耿美玉获得山东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医学学士学位；1989年获得山东大学医学院医学系药理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得日本东京大学药学部药学博士学位；1989年至2006年任职于中国海洋大学；2006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2011年至2019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副所长；2013年至2019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党委书记；2019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学术所长。/ppbr//p

宣布从此不再参选院士的饶毅或许又将创造一次“第一”。　　8月30日上午，由于落选院士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在科学网博客中发出“挑战”，提出和院士良性竞赛，“在10年以后，看看有多少中国的院士超过饶毅在中国的科学工作。”　　8月30日中午，身在国外的饶毅教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证实了这篇博文正是自己提交给科学网编辑的，“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更有意义。”　　饶毅将竞赛的对象限定为主要在生命科学做探索性科学研究的院士，和自己年资相同或更年轻还有冲劲的，在1977、1978年以后上大学，1991年以后获得博士学位，或1994年以后有独立课题组。　　但他同时表示，“其他人有兴趣也可以自愿加入。”　　饶毅称，竞赛的标准是在中国做的科学研究，是否针对重要和有意义的问题，其工作对本学科领域的贡献，在人类知识推进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这样的竞赛是否小孩子气?　　饶毅给出的答案是，“有理想的孩子气远远好于中国不良习俗的所谓‘成熟’：在国际上畏畏缩缩不能上台面，在国内背后搞人水平高。”　　饶毅表示，这篇博文也使落选院士事件不以争论而结束，而以向前看、大家努力在中国做好科学而结束，“公开提出竞赛，也许能起良性的激励和鞭策作用：提倡在中国做好科学研究，共同努力提高中国目前还不高的科学水平。”　　饶毅把这一举动解释为对“亟需解决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的一种激励。　　在饶毅看来，中国目前科学水平还不是很高，一些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做到国际上比较好大学的副教授后又当选院士，然后离开科研一线，等于对中国科学釜底抽薪，使中国科学的高度被“封顶”或“腰斩”。　　在博文中，饶毅还呼吁，院士制度改革需靠“自律”：重新称为“学部委员”。　　饶毅表示，中国的院士制度，是因为加上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目前的水平，才带来一些副作用，使学术荣誉回归只能在学界内部有价值而不方便用于学界以外，过一段时间，可能副作用就要减少很多。

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9/insimg/2c6edd7b-e7d7-461b-8fd2-7458332c1dc6.jpg" title="北京大泽_副本.png"//pp　　■仪器名称：传导抗扰度测试系统 ZN1186型/pp　　■英文名称：Conduction immunity test system/pp　　■厂家名字：北京大泽科技有限公司/pp　　■仪器介绍：ZN1186 150K～230M传导敏感度测试系统(以下简称ZN1186)是根据国标GB/T17626.6-2008/IEC61000-4-6：的要求，执行传导敏感度测试的自动测试系统。系统由ZN1186主机、CDN、EM钳及相关校准件组成。ZN1186内部的信号源和宽带功放，配合CDN电磁钳，可以按标准产生试验等级1V、3V、10V、的测试电压，系统配有完善的操作软件。具有时实检测输出电平大小的功能。操作软件分为校准软件和测试软件二种。测量设备时，该信号是用1KHz正弦波调幅(80%调制度)来模拟实际的骚扰影响。可以通过耦合/去耦网络(CDN及电磁钳)将骚扰信号耦合到被测设备上。测试软件，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很方便的操作电脑，来完成所需要的测试。在出厂时测试系统进行过校准，不必再进行校准。系统具有测量精度高、重复性好、操作简便、性价比高等特点。/p

section style="left: -5px height: 75px line-height: 25.6px border-left-color: red border-left-width: 1px border-left-style: dashed box-sizing: border-box "emspan style="color: rgb(127, 127, 127) line-height: 24px text-indent: 32px font-size: 15px white-space: pre-wrap "“有些人不能理解我的这些选择，认为放弃行政很可惜，但我不这么认为。如果别人只看到你的官衔，就说明你本人没有其他东西值得别人去尊重，我觉得一定是叫我的名字才是对我真正的尊重。”/span/em/section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trong style="line-height: 1.5em font-family: sans-serif font-size: 16px "span style="font-size: 20px "strong style="line-height: 1.5em " class="135brush" data-brushtype="text"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line-height: 24px text-indent: 32px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你眼中的饶毅教授是什么样子的？”/span/strong/span/strong/pp style="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margin-top: 10px white-space: normal "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这是一条在《知乎》上被回答了29次，受到796次关注的问题，其中，被点赞最多（560次）的一个答案这样写道：“饶教授可谓孟德尔脑残粉??我该感谢他把枯燥无聊的政治课强行改成生物学历史课??他的研究也很有意思??不过另一方面，我觉得他的说话方式常常太冲了，大众可能根本听不进去他的那些刺耳的言论，公关也是一门学问，饶教授显然不善于此。”/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2007年，在海外待了22年的饶毅下定决心回国，在他看来回国的最大目的总结起来无非是为了中国的“教育”和“科学”四个字。如今，接近十年的时光过去，他构想中对于教育的推动也由当时的“行政推动”变为一种“社会行为”的推动，甚至无意间成为了中国最炙手可热的strongspan style="color: rgb(255, 169, 0) "“科学IP”/span/strong，成为了很多投资者最想见的人。/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color: rgb(62, 62, 62) line-height: 25.6px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img style="width: auto !important visibility: visible !important " src="http://image2.135editor.com/cache/remote/aHR0cHM6Ly9tbWJpei5xbG9nby5jbi9tbWJpel9qcGcvTEhpYlVUdE1IUFJPREZrNlluNnY3Nk1USVByZ3FvV012S2h6Vjl3NjJpYjNYQnpMeW84cjRZa2xDZmswSmJUdkNOQU1tZG1pYVFkRE50THZXZXFiRVRRd3cvNjQwP3d4X2ZtdD1qcGVn" height="258" data-ratio="0.6671875" data-s="300,640" data-type="jpeg" data-w="640"//pp style="text-align: left color: rgb(62, 62, 62) line-height: 25.6px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text-align: justify color: rgb(136, 136, 136) line-height: 28px font-size: 14px "饶毅，《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讲席教授。/spanbr/strong style="line-height: 1.5em font-family: sans-serif font-size: 16px "span style="font-size: 20px "strong style="line-height: 1.5em " class="135brush" data-brushtype="text"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line-height: 24px text-indent: 32px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一位透明的学者/span/strong/span/strong/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以上这条获赞最多的留言来自一位在北大就读博士的学生，在他读书的那一年，原本的政治课由饶毅主持，可他整整一学期未讲任何政治理论，取而代之的是传授了这近一百年来生物学最重要的发现，饶毅的理由是：“因为理科学生最重要的是做好科学，不是其他。”/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这位学生的这条洋洋洒洒几百字的评价得到了大多数北大学生的赞同，事实上，哪怕是在采访饶毅的短短三个小时时间里，这些特征也显露无遗，正如很多接触过饶毅的人所评论的，他是一位透明的、可以预计的学者。/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饶毅的办公室在北京大学王克桢楼三楼的拐角间，办公室的外面是一走廊，那儿有好几个书架，他挑选了来给学生读的，再往里，就是饶毅平时办公的地儿：沙发前的茶几上杂乱地堆满了外文期刊，他说自己不开心的时候就会读这些期刊“解闷”，还有他自己编写的讲课教材；柜子里放置着这些年出版他各类论文的期刊、一些早年时期他自己做科研的数据和稿件，还有一堆堆珍藏的读物，绝大部分是英文；在他书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别人送他的埃舍尔的画，埃舍尔是他所欣赏的一位著名的荷兰思维版画大师，饶毅特别强调，这幅画是赝品。/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不过饶毅办公不完全是在这间办公室里，如今还有一些时间他需要花在微信上，他上下班坐公交车时就用微信。对很多饶毅的粉丝而言，他还有一个身份：微信公号“知识分子”的三位创始人及主编之一：他需要每天抽出时间来筛选选题，他自己微信朋友圈也有科学趣闻、文化讨论，对了，还有对川普的讽刺挖苦。/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你们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也许是错误的，真正的科学家应该是我这个样子的。”饶毅毫不避讳地回应了大多数人不理解他做公号的质疑，毕竟，过去在大众眼里他是一位研究着相当顶尖科学的学者，“实验科学的教授在科研方面主要是去阅读文献，思考、设计实验、分析结果、撰写论文。对生命科学来说，这些所花的时间远远少于做实验的时间。而实验都是学生去做的，你不可能每个小时都去问一次学生实验结果怎么样，所以对大多数科学家而言，每天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在做科研，一半的时间可以去做讲座、上课、写文章自由支配，我觉得你反而要去问问那些号称每天做实验科学的老师，他们每天在做什么，我很好奇。”/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饶毅就是这样，他会很直白地告诉别人自己对待一个人、一件事物的喜欢或者不喜欢，毫不遮遮掩掩，“科学讨论没有客气不客气，错了就是错了，不同意就是不同意。”用他实验室“徒弟”的话语来表述就是，span style="color: rgb(255, 169, 0) "“饶教授在批评学生和接受学生批评时态度一样，我们是探求、讨论、争议科学真理，不是进行心理按摩。/span”/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2007年，在海外教学已有十年的饶毅回国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引起很大反响。一方面是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在国际一流大学成为讲席教授全时回国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早在2004年，他就与鲁白、邹承鲁合作在《自然》杂志增刊上撰文，批评中国的科研体制问题，并建议科技部只管政策，不管经费。所以对于外界而言，他们是带着考量的眼光来看待饶毅的回归的：这个批判中国教育制度的人，究竟能试水改革成功吗？/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九年后，饶毅受邀参加央视的一档电视公开课《开讲啦》，其中他如此公开评价自己在任北大生科院院长时的成绩：他没有用成功、好坏与否来对这次改革进行定义，只是说他认为自己想要进行的改革在北大已经完成了，包括对教学体制、个体化教学等多个方面的改革。/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当时为什么接任，是因为我知道改革工作背后一定要用行政的力量，五年后我觉得自己完成了改革，我改革了别人，但同时也要改革自己，所以我从院长这个位子退了下来。”饶毅说。/span/pp style="white-space: normal "strong style="line-height: 1.5em font-family: sans-serif font-size: 16px "span style="font-size: 20px "strong style="line-height: 1.5em " class="135brush" data-brushtype="text"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line-height: 24px text-indent: 32px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从行政力量到社会力量/span/strong/span/strong/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spanimg src="http://image2.135editor.com/cache/remote/aHR0cHM6Ly9tbWJpei5xbG9nby5jbi9tbWJpel9qcGcvOW9JTGV3Q0d6cXIySWljYnV2V0xldEx6S1JqczVZUXpXcTFQRWUzU1BsU3BOdFg3UFVkRUd4dmVqa2V0aWNpYXhoY202aWF4SmV0ZUIzNUUxTHFocWliWjRYQS8wP3d4X2ZtdD1qcGVn" data-ratio="0.626" data-type="jpeg" data-w="500"//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但让我们最感兴趣的，却不是饶毅主导的这场行政改革对于大学体制的影响大小，而是此后饶毅对于教育推动方式的转变，他想跳出体制，通过社会的力量来推动科学教育在国内的普及。/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不过如果因为这些转变就想简单地给饶毅贴上“自媒体人”的标签，恐怕是不合适的。他不太懂得运营，甚至面对纷至沓来的投资者时也常常是“一脸懵逼”，他坦言，在最开始做这些微信公号时，他完全没有想到事情的复杂性。从象牙塔走进社会，饶毅不是没有走过弯路。/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其实在开始做微信公众号时，我完全不懂。”面对记者，说，“因为当时我的博客也是科学网帮我打理，所以我简单地认为就是把我的博客搬到了微信上，我不知道微信还有其他事情。”经历了一些曲折，促成了后来饶毅、鲁白、谢宇创立“知识分子”。/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我们在查看“知识分子”的股权信息时不难发现，其注册主体为“北京自在分享贸易有限公司”，也有徐小平的真格基金成为天使投资人，纪中展为CEO。/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这个公司（指知识分子）的投资可能还算是我亲自去找的，当时我去找了徐小平，徐小平再去找的纪中展，他来负责“知识分子”的运营，我们几个科学家主要负责内容。”饶毅说。/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这位科学家“主编”每天拿出或多或少的时间来参与这个已有了40多万粉丝的微信公号，慢慢地，他发现其实这与过去自己写博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过去在博客上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是在“知识分子”上不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了，“我是主编之一，可是我也会被毙稿，有时候他们认为一些文章不适合发，他们就会投票把我投掉。”/span/psection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id="85884" data-color="rgb(255, 129, 36)" data-custom="rgb(255, 129, 36)"pstrong style="line-height: 1.5em font-family: sans-serif font-size: 16px "span style="font-size: 20px "strong style="line-height: 1.5em " class="135brush" data-brushtype="text"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line-height: 24px text-indent: 32px font-family: font-size: 20px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仍用“科学家”定义自己/span/strong/span/strong/p/section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饶毅的主业是科学研究，他在北大的实验室研究果蝇、老鼠、猴和人。他带领的研究生日以继夜地用新的基因组学、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生物化学、遗传学、化学分析等方法，研究基因与行为和认知的关系。他自己常规阅读大量英文专业文献，而其中可以科普的交给“知识分子”，介绍国际科学前沿。所以他的科学文献阅读与“知识分子”的科普内容有重叠部分。/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知识分子”公号成立一年多至今，已经陆陆续续地完成了几轮融资，这在“投融资遇冷”的大环境里算是特例了。/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他是一个谨守本分的人，‘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一篇人情稿，我们也不会用内容去做广告，目前所有的收入来源也都是来自于内容授权。”纪中展说，在目前“知识分子”每年可以获得百万级别的内容授权收入，不过他们的开销也很大，因为要保持有品质的原创，需要有大量的作者队伍。/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img src="http://image2.135editor.com/cache/remote/aHR0cHM6Ly9tbWJpei5xbG9nby5jbi9tbWJpei85b0lMZXdDR3pxcjQ5YmJmWm1EZDhBUlhWek1aaWEzR1BCTFNVSDdJUHBEM3hhMU1EejBKVVByNGJiZlh2VFJLcm1qQW5zb2JobWtVbUlkYVViaWFpY0VmQS8w" data-ratio="0.7506234413965087" data-w="401"//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对于饶毅来说，商业化不是不可接受的问题，“其实我并不认为商业化有什么不好的，最重要你要做合适的东西。”饶毅透露，团队提出来的建议，他积极配合。/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在9月20日，“知识分子”创立一周年时他们推出了一款新的付费音频内容产品——科学队长，由科学家来给孩子们讲述生活中、动画中的科学道理，上线十多天，它为“知识分子”带来了还不错的收入。/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科学队长其实不是我的想法，甚至一开始我连‘队长’是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以为孩子家长也不一定感兴趣。但是我愿意配合。”饶毅坦言，直到科学队长推出去，他认识的家长都还很支持这个新的项目，他才发现，原来挺不错。/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而为了配合推广科学队长，在本报记者采访的那天晚上饶毅甚至要尝试在285个群和“斗鱼”上的直播，这对他而言，也是第一次。/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尽管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能算作一个非常成熟的“直播”——他让实验室的助手为他准备了一个专门的演讲PPT，但他不知道PPT并不能在微信群里同时展现，对着PPT的授课也并不适合直播这种“非主流”形式；在直播开始，他开玩笑道：一会请给他准备一个“托儿”，因为他有一个关于英语学习的经验想要分享；他的主持人小助手让他和全世界的网友打个招呼，可他却严谨地指出，“你确定是全世界吗？”/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不过你却不得不承认，尽管有诸多准备不充分的地方，但他依然有能力把一张张常人难看懂的PPT深入浅出地讲得连台下的小学生都入了迷。/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尽管身份很多，我想我还是希望用一个科学家来定义我自己。”饶毅坦言，对于“知识分子”和科学队长他也认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在这位理想主义者眼里，中国十几亿人，有一亿人感兴趣才是正常，只算大学毕业生也不止“知识分子”目前40多万粉丝量这么多，至少他们应该都会感兴趣。/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如何让中国人不是为了考试而对科学感兴趣，对我们来说是下一阶段的挑战，照理说，哪怕只是大学生看看，一篇文章也不止几万的点击量。”他说，“在中国文化里对智力的追求比较多，对真理对好奇心追求的不太多，我希望这些产品可以让科学走出考卷。”/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如果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目标”，饶毅的小目标则是寄托在受众对于科普知识的认知度提升上。他发现，在国内的机场很少可以看到科普书籍，但在国外不一样，他们甚至有专业的科普作家，比如斯蒂芬霍金、费曼??这些科普知识几乎每过一段时间都有更新，但中国没有，饶毅说，现在他想缩短这个差距。/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正如今年初他做客央视的一档公开课节目《开讲啦》，在节目中他如此回应别人对他主动请辞北大生科院院长的决定：/span/pp style="line-height: 25.6px text-indent: 2em font-family: " microsoft="" sans="" hiragino="" helvetica=""span style="color: rgb(255, 169, 0) font-size: 15px "“有些人不能理解我的这些选择，认为放弃行政很可惜，但我不这么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真要追求的是不朽。所以如果你要问我什么是有意义，我觉得有意义是我退休的时候北大认为我有很重要的贡献，我去世了以后还有人觉得或者我的科研、我的教学、我的改革或者我的微信公号有良好的影响，这些才重要。/spanspan style="color: rgb(55, 55, 55) font-size: 15px "”饶毅说，他特别反感别人一提到自己首先就说起官衔，span style="color: rgb(255, 169, 0) "“如果别人只看到你的官衔，就说明你本人没有其他东西值得别人去尊重，我觉得一定是叫我的名字才是对我真正的尊重。”/span/span/pp /p

破局同质化竞争，加湿器企业不惧“李鬼”扰！ 【新闻导读】所谓同质化，其实就是同一个行业的一些企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不懂得如何去应变和创新，他们只是依靠自己的经验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国内的一些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所采取的传统武器就是大打价格战，其实价格战背后的就是产品同质化，而产品同质化的本质就是观念同质化——生产导向，这是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传统思维；现在不少加湿器企业如今正陷入这种传统思维中不可自拔。 这种思维对加湿器企业的危害是致命性的，它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大部分高层管理者始终坚持以产品和推销为核心的生产导向观念，企业经营管理的重点就是生产，然后把产品推销出去。 因此，在这种产品同质化、观念同质化的市场竞争中，加湿器企业获胜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让思维转变跳出误区。要真正有效地应对这种局面，就要求企业必须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运用全新的理念来思考。 加湿器行业，可以说同质化的影子遍及行业、企业的方方面面。从产品到创新，从营销到管理，从品牌到设计，甚至连商标都形同孪生。那么加湿器企业应该如何充分利用同质化时代下的营销"兵法"在竞争中占上风呢? 加湿器企业老板的宏观把握，决定了企业生存与发展，正确把握品牌建设才能发挥出品牌的实力所在。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加湿器行业产品同质化、观念同质化日趋严重，企业亟需品牌化生存发展，以形成产品、服务、管理三者互相配合支持的核心竞争力。 由于多年的同质化发展，导致加湿器行业产品缺乏个性化设计，自主品牌建设动力不足，产业因同质化而身陷价格战漩涡、低水平重复建设、催生产能过剩。"可以说，各家企业推出的创新产品虽神不似，但形似+价格的组合，让"李鬼"滋生，甚至"李鬼"打败"李逵"的现象时有发生。 但同质化并不可怕，加湿器企业要做的是在同质化下找到本身环境的差异化，而具有差异性的品牌化建设无疑会成为加湿器企业在今后力争上游的利器，破局同质化竞争,加湿器企业才能不惧"李鬼"扰!

“我认为科技体制改革是相对独立于其它领域的。”　　同样是体制改革的问题，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认为，“相对独立”是科技体制改革与其它领域改革的不同之处。也正因如此，改革的进程则更多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愿意改变这个体制。　　关于国家推动科技体制改革的意志，刚刚结束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通过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称“意见”)，而且官方媒体还将大会定性为“一次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动员大会”。　　可以看到，科技体制改革已成为我国未来改革与发展的重点。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阐述意见的背景时指出，“应对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对科技体制机制作出相应调整。”而且“我国科技体制机制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经费使用效率不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是我国目前经济建设的主线，而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科技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支撑的作用。这也使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显得更为紧迫。　　万钢将影响我国科技创新的问题归结为四类，包括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自给率低，资源配置当中的行政因素太多，科研管理的方式不能完全符合创新的规律，以及人才培养的环境还不够优化。在诸多影响我国科技创新的因素方面，饶毅认为其中的突出表现是在经费管理体系不健全、经费使用效率不高等方面。　　早在2010年，饶毅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曾联合撰文探讨我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问题。该文的英文版，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当年9月份的美国《科学》杂志上。　　近年，国家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在不断增加。饶、施二人在文中曾提到，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这“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而从此次科技大会释放出的信息可以看到，未来政府对科技的投入力度还将继续加大，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并实现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5%以上的目标。　　谈及如此庞大的科研经费如何分配时，饶、施提及了一个圈内“公开的秘密”：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则是负责项目评审的委员会常“听从”官员的意见并与之合作。　　“最近十多年来，国家经济发展高速、对科技要求提高、对科技投入经费大量增加，而体制没有相应改变。”饶毅说，“一些科技管理部门忙于分配经费，而国家没有从高层全面检阅我国的科技体制做出相应的改革，有些势力还阻挠改革。”　　除经费分配的问题，科技资源配置当中的行政因素还包括条块分割、重复建设等问题，这样的体制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精神的腐蚀，并将最终阻碍创新。　　不过让饶毅感到乐观的一点，科技体制改革近年日益受到高层重视，他和施一公2010年的文章国家领导人曾批示给六个主要部委。伴随国家今年提出科技体制改革，饶毅认为有望取得较大的进展。　　科研还应专家主导　　基于以往的经验，每遇体制改革总会有一种的论调出现，即没有相关领域的改革，本领域改革亦无法进行。但饶毅认为，科技领域的体制改革是相对独立的。　　“世界各国的科技体制影响的人数不多、以科技界为主，而且科技体制的基本不是选民投票，而是专家主导的管理体系，这与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矛盾。”饶毅说，“所以，无需改变政治体制就可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　　针对当前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的改革措施，饶毅延续了发挥科技专家作用的思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提出可以建立国家科技办公室，由科技专家为主组成委员会，针对国家长远和全局的科技问题直接向总理提供咨询。　　与此同时，将目前由科技部掌握的科研经费分配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中国科学院等这样直接进行科学研究的部门，而将技术经费则依据专业分到农业、卫生等专门的部委。　　“国家各部门的科技工作应该有相对分工，有竞争与合作、减少重复设置。”饶毅同时表示，“对自由探索的科研、国家需求的科技、应用型科研，应建立不同的管理和评审体系。”　　过去的经费管理体制不仅造成了拉项目、拉关系的问题，而且缺少专家的评判和监督，导致大量的成果产出只重数量、不重质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本次科技大会通过的改革意见提出，将改变过去以论文、项目、经费等标准来评价人才的方法。　　意见中特别提到，基础研究以同行评价为主，特别要加强国际同行评价 应用研究由用户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评价 产业化开发由市场和用户评价。此外，还将建立评价专家责任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

p致“2018科学仪器行业最具影响力厂商”评选获奖厂商：/pp　　仪器信息网近日接到多起获奖厂商反馈，称有个别机构利用各厂商获奖信息，对厂商进行收费采访，给厂商带来诸多困扰。/pp　　在此，仪器信息网正式做出如下声明：/pp　　1、仪器信息网在本次评选活动过程中未对获奖厂商单独邀约进行视频采访，相关新闻报道均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新闻资讯见链接：a href="https://www.instrument.com.cn/news/" target="_blank" style="color: rgb(0, 176, 240)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span style="color: rgb(0, 176, 240) "https://www.instrument.com.cn/news//span/a/pp　　2、仪器信息网未授权任何外部媒体机构对获奖厂商进行采访甚至收取采访费用。/pp　　请各厂商勿听勿信个别外部媒体机构的任何承诺，如有任何疑问请及时与仪器信息网平台联系核实。/pp　　联系电话：span style="color: rgb(0, 176, 240) "010-51654077-8221/span/pp style="text-align: right "　　仪器信息网/pp style="text-align: right "　　2019年4月25日/p

核心提示：施一公、饶毅两位生物学学者联合撰文“炮轰”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这篇“檄文”，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9月3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　　北大清华教授“炮轰”科研基金分配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以“檄文”方式炮轰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　　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因施一公、饶毅两位生物学学者联合撰文“炮轰”，又成焦点。　　两人都有国外学术经历。施一公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回国前，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也是该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饶毅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回国前是美国西北大学神经内科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　　这篇“檄文”，是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9月3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文章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并没有对中国的科研起到应有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更为致命的是，尽管中国绝大多数研究人员经常嘲讽这种基金分配体制，但多数科研人员又选择了接受它：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以及官员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两位学者缘何选择在这个时机发表此文？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又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如果不认识人，根本申请不到经费　　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系教授、中国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王小凡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两位教授“炮轰”的原因恰恰在于，二人都有国外学术经历，不愿意让科研时间荒废在无谓的人际交往中。　　王小凡透露，这篇社论，已于近日由有关部门递给中央高层领导，相关批示，也已经下达给了科技部等有关部门。　　科学界不少人士对施一公“零容忍拉关系搞科研”的态度都有耳闻：曾有从海外归来、加盟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年轻教授问施一公，在中国，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每周应当花多少时间出去拉关系，以便将来在基金申请等方面得到照顾？施一公的回复是“一分钟都不需要”。　　当时，刚刚从普林斯顿大学回来，加盟清华大学的施一公认为，年轻科研人员在中国，一定是可以靠实力崛起的。不过，两年过去，施一公当初的设想明显过于简单。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一名年轻科研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作为一个底层科研人员，如果不认识人，根本申请不到经费。　　“这个圈子这么小，人家掌握着钱，你要是不听话，你的经费就等着被掐掉吧。”这名科研人员称。　　类此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乱象，近十年来，屡被提及。王小凡告诉本刊，十年来，科技部为扭转科研基金申请私人关系重于优胜劣汰的现象，亦做了不少努力，现在问题不能说是扩大了，但依旧还存在。　　对于本刊记者的疑问，饶毅通过邮件提供了他的解决方案：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应当从传统人治体制，转向竞争优胜体制。　　这几乎与此前历次争论所得结论并无二致，但改革却是方向明晰，脚步驻足不前。正如《科学》杂志这篇社论所述：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者，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行政人员主导分配过程　　本刊记者了解到，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主要来源有两大块：一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基金委），二是科技部的“973”、“863”等项目。尽管同属国家科研基金来源，二者却在申请、评审的道路上大相径庭。　　对基金委的经费分配，多数科研人员意见并不大。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院长高抒向本刊表示，基金委员会采用依靠专家、同行评议的方法来决定项目取舍，行政干预较少，在科技界的声誉较高。　　王小凡也说，基金委支持的项目，多为自由探索性项目，很少有立项环节，也就相应更加公开透明，甚至能做到引入海外科学家进行项目评审。　　“科学具有不可预见性，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可能出不了成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项目，却可能成为重大突破，所以，我们更应当让科研自由竞争。”王小凡说。　　尽管程序相对而言更加严格规范，但基金委的资金，其实只占整个科研基金的小头。相比科技部动辄几千万、上亿的经费，基金委的资金只能说是“小意思”。　　引燃矛盾的是《2006年～2020年科技发展中长期计划》的公布。饶毅介绍，中长期计划会选出10～20个大课题，每个课题将给予最高达100亿元的经费资助。这一资助额度即使在国际上，都堪称巨资，仅一个课题就可能“超过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经费的总额、甚至超过自然科学基金1986年成立迄今18年的总经费 ”。　　真正令学界难以接受的正是这些大课题：课题的提出，是少数行政人员指定少数专业人员，内部讨论形成，开了许多会，多数都是走过场，过场也被科技部的行政人员掌握。　　为此，早在2004年，饶毅等11名学者就联名给政府高层写信，质疑生物大科学项目：大型的生物医学计划科研项目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反而阻碍了良性竞争，扼杀了科学家的创造性，也严重妨碍了人才培养。　　施一公也在此次11名学者之列。他指出，“大科学”项目有三大坏处：阻碍良性竞争；重复建设的项目很多；用固定的方式做试验会抑制人才的创造力。　　信中还呼吁，国家应当积极鼓励一大批小实验室公平竞争科研基金，充分发挥科学家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因为几乎所有这些重大发现都不是在事先预测和计划的科研项目中取得的。　　“官学勾结”　　饶毅介绍，科研基金立项方面，主要的模式，还是由上而下出项目选题，部委每过几年，就设立一些计划，通常也是比较大的课题，这些计划，多数是官员和行政人员为主导想出来的。　　很明显，能“搞定”官员和行政人员，便能得到一份对自己有利的立项以及申请指南。高抒称，限于中国体制，研究员如果弄不到项目，自己的生活都会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指望他们干什么？”　　而在项目的评审方面，问题则更大。一位不愿具名的科研人员向本刊指出了这种模式的弊端：只要把专家或评委的人，安排到项目中去，就会得到他们的投票，再等重大科学项目通过后，将具体的项目分给其嫡传弟子和好友。　　高抒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现在有的研究员，一年中花费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来拉关系，申项目，一些教授的科研基金就是靠与个别官员和科学家拉关系得来的。　　施一公就曾被其他研究机构的人试图“搞定”。一次项目评审时，他周六下午刚接到通知，结果周日上午手机里就收到6个陌生人发来的短信：“请多关照”、“欢迎来我校做学术报告考察交流”……　　“我当时很纳闷：这些人是怎么知道我当评委的，我的手机号码是谁透露给他们的？”施一公说。　　据媒体报道，2005年时，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周振鹤也曾遭遇过“身份泄密”。泄密前，他曾给过一个项目否定意见，谁知，项目负责人当即就找到周振鹤，表示周振鹤给的否定意见，他已经全部看到了。　　在当天的日记中，周振鹤如此描述自己的心情：“我一点也不怀疑该项目申请人的态度是真诚的，但当他在跟我通话时，我仿佛感到自己像是被剥了衣服，放在手术台上让申请人做解剖一样。”　　施一公将这种状况称为“官学勾结”：有关部门的司局，既管项目、经费，又负责组织专家评审、验收；握有实权的司长、处长，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评审组的组长人选，就可以决定这个项目怎么执行；而一些“大款科学家”，被指定当组长后，控制的项目经费少则几千万、一两亿元，多则几个亿、几十亿。两者心领神会、默契配合、相互支持，结成共存共荣、难以打破的利益共同体，害莫大焉！　　饶毅曾对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作过一次调查，调查发现，这个研究所平均每位研究员有7个项目，经费时间为两到三年。而同样的数据，在美国则是每位研究员两到三个项目，经费时间四至五年。　　“结果是，国内的科研人员实际上花了很多精力在经费申请和项目汇报上，反而无法集中精力做最重要的事情—— 科研。”饶毅说。而据王小凡调查发现，国内部分科研“大牛”，真正花在做科研上的时间，实际上不到他总时间的三分之一。　　需建立事后评估制度　　“施一公和饶毅这次写的文章，是一次改革的契机。”王小凡称，科技部的领导最近频频约见科学界人士，征求改革方案。　　而在施一公和饶毅的文章里，也将近期作为打破中国科研基金管理各种潜规则的时机：（以后）所有新的研究基金，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　　高抒向本刊记者表示，现在的核心问题是科研项目与个人灰色收入相联系，只要斩断了这个联系，就如同釜底抽薪，人们不会再热衷于“搞项目”。对于出路，他提出要对研究人员搞“年薪制”。“国外科技先进的国家，不仅有多渠道的资助，而且用年薪制来保证科技人员能够过体面的生活。研究项目是为了支持研究的，不是为了挣工分的。”他说。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所长丁仲礼也对本刊表示：一个国立的研究机构在制度上要明确：单位经常性的经费和竞争性的经费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正常的情况应该是经常性经费大于竞争性经费。“国外都是这样的。什么都搞竞争，竞争太多了不是好事，导致很多科研人员放弃长远性危险性的项目，而选择马上就能出成果的项目。”　　在被科技部和中科院人士约见时，王小凡提出，应当将未来中国每年增长的20%的科研经费，拿来作为改革试点。“这部分钱，要按照学术优劣来分配，要建立好的监管机制，以及事后评估机制。”　　王小凡提及的监管机制，主要是建立回避制度：评委要“能上能下”，假如申请者中，有与自己合作过的单位，甚至是自己单位的同事，或者亲戚之类的，就要自动退出评委职位。　　“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约束，还要制度化：评审前要签名保证不存在上述情况；而一旦被发现，被举报，三至五年里都不被允许再做评委，甚至限制其自身申请科研基金。”王小凡说。　　王小凡称，这个建议到了有关部门后，仍然遭遇抵触，主要是说，有的领域，我们的专家太少了，怎么办？　　这的确是一大难题。一位科研人员告诉本刊，一次食道癌项目的评选，来评审的评委里，居然有研究陶瓷的院士。“这是要批评我们的院士不自重呢，还是感叹找不到足够多的评委？”　　对此，王小凡说，这种情况下，为何不邀请那些在国内没有实验室、没有利益冲突的国外科学家来做评委？　　在事后评估机制上，王小凡建议，前一个项目做得如何，要作为后一个项目能否成功申请上的前置条件。记者了解到，除了例行的项目汇报制度，在科研项目评估机制上，中国几乎是缺失的，申请时得跑关系，拉人脉，但一旦申请上，对项目本身，甚至对钱的监督，就很少了。　　“经费申请回来，科研机构先拿走三分之一，申请者再拿走一半，这在前段时间几乎成为惯例。”上述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也是因此，评委可以直接打电话给申请者，要求拿走一些经费，“因为他手下的教授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　　“这是礼貌的说法，你要知道，你能拿到这些钱，是因为人家给了你支持票。你敢不给么？不给的话，这可能就是你最后一次申请到科研经费了。”这位科研人员说。　　而对于王小凡所提建议，这位科研人员称，类似制度，国内并非没有想到过，可如果监管者尚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设计再精致的制度又有何用？

几天前，在科技大学材料实验室和博士小姐姐一起镶嵌金相试样，发现一个细节，当时使用的金相镶嵌机存在一个问题，在开仓时，麻烦了，小姐姐双手握住手柄使劲拧，这个费劲呦！我急忙协助她才打开了镶嵌机的仓盖。她说，每次都这样，旁边如果没人协助更要费牛劲了。我仔细查看了一下，哦，她这台金相镶嵌机也是进口的，但已经使用多年了，型号比较老了，仓盖开关设计还是机械的，开仓、关仓和锁仓都比较不方便，更大的问题是，经常冷却不彻底，稍不注意，样品镶嵌完毕，开仓取样时会烫到手，已经成为常态了，因此在试样镶嵌完毕后，大家都会互相提醒，特别小心。针对，这些问题，小编推荐给她美国可脉检测的METPRESS A单筒全自动热镶嵌机，只因其小小的细节，就能解决开仓费力取样烫手的困扰。应了那句“细节处见非凡匠心”！这款来自美国的METPRESS A单筒全自动热压镶嵌机，操作非常地简单，采用的是非常巧妙的滑盖式设计，单手就能开仓、关仓和锁仓。每一位初次见到这款金镶嵌机的工程师都忍不住去开仓-关仓-开仓-关仓地试上几次，并啧啧称赞，不用拽、不用拧，轻轻一推就打开，一拉就关上，手柄一转就锁上，太方便、省力又好用了！这款金相镶嵌机，操作时，单手或双手握住把手，轻轻转动到Open位置，再向前一推，即可打开仓盖。按动控制面板上的上升键，待镶嵌筒底部升高到与上表面差不多高度时，将被镶嵌样品轻轻放在镶嵌筒底部，再按动下降按钮，镶嵌筒会自动降到合适位置，然后向筒内添加适量的镶嵌料，再将滑盖拉回到原来位置，锁紧，设置参数，启动开始按钮就自动按预定程序镶嵌啦。这款金相镶嵌机，美女工程师们更青睐的是开仓、关仓、锁仓，单手即可以完成全部操作的特点，真省劲儿！除此之外，镶嵌速度快和温度控制准确也是备受宠爱的，同时镶2个试样，仅需8min即可完成；温度能加热到200℃，控制面板实时显示温度；水冷却有快、中、慢三档可选择，未完全冷却到设置的温度，开仓时会有提醒，确保安全，不会烫伤小手儿滴！小编推荐的这款金相镶嵌机是不是很用心？如果您也感觉不错，来一台吧，不用拽、不用拧、秒开仓盖的金相镶嵌机可脉检测南京实验室有样机，联系可脉检测公司的工程师咨询，不仅可安排您到实验室试机，还能给您更为优惠的价格呢，售后服务好是必须滴。

相关新闻：施一公、林毅夫等畅言全球化背景下的创新合作　　回顾：9月28日，2013年度求是奖颁奖典礼&rdquo 在清华大学举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博士被授予&ldquo 求是杰出科学家奖&rdquo 。许晨阳、焦丽颖、周树云、张远波、沈晓骅、蔡亮、高浩、陈宇翱、王勇等 9 位青年学者被授予&ldquo 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rdquo 。　　现场：求是基金会2013年颁奖典礼论坛：鲁白(主持人)、施一公、饶毅、贺福初、邓宏魁、杨振宁、韩启德、王晓东、曹雪涛等人谈科研小环境建设。　　一、科研小环境的建设　　科研小环境的建设脱离不了背后的国家大背景。大环境是否容得下小环境的改变甚至是突变?Panel 讨论的第一个课题便是：中国国情。什么是中国国情?如何适应中国国情?学界如何看待中国科研环境的变迁，如何推动其进步?　　鲁白(以下简称&ldquo 鲁&rdquo )：第一个请各位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国情，或者中国特色的问题。在座有很多海外回来的。海外回来的人通常会遇到一个挑战：不懂中国国情。我自己到清华来之前，有人(我今天就不点名了)给了我三个忠告：第一，不要把美国那一套拿过来 第二，因为我在企业界待过一阵子，所以企业界那一套，在学术界行不通 第三，清华是清华，得按清华的规矩办事。我想请各位根据自己的情况，谈一谈怎么叫做适应中国的国情。在这样一个挑战面前，各位是怎样发挥自己的才能，对改革和培养人才有所推动。首先有请施一公教授　　施一公(以下简称&ldquo 施&rdquo )：劝鲁白的那个人是我。我引用今天午餐时杨振宁先生讲的关于社会制度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适用于科学体制。杨先生说谈到：&ldquo 西方的民主政治，最后像美国那一套是行不通的。&rdquo 它是deadlock(僵局)。民主党共和党，办事效率很低，往前走很困难，这是我的理解。但是以前中国尝试过的一套极左的东西也走不通。什么可以走得通呢?杨先生谈到：&ldquo 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叫&lsquo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rsquo 。&rdquo 这个怎么理解呢?可以用以前邓小平的一句话，叫做&ldquo 摸着石头过河&rdquo 。要尝试，一定要适合中国的国情才能做。从我到清华工作至今已经整整六年了。我总结自己的感受，就忠告了鲁白那三句话，因为鲁白很快要来清华工作。一方面我希望适应清华的小环境，中国的大环境 另一方面我不希望完全改变自己，希望自己坚持原则。任何事情，只有大多数人支持的时候我才会去做，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推动一些实质性的改革。举个例子，生命科学学院的改革，一开始相当多的老师有疑虑，经过几个月的解释以及对改革方案的细节修改，最后得到80%的老师投票支持，我们的改革顺利进行了。尽管这其中我做了些妥协，但是人事制度的所有核心内容得到了保留，同时大家也心情愉快，所以我觉得做事情不需要twist everyone&rsquo s arm(强求别人)。我的lesson(总结出的经验)就是：既要融入，又要发展，同时要保持自己的core values(核心价值)。　　鲁：接下来一位是饶毅。饶毅是说得多，做得少。人家对饶毅的挑战是说他&ldquo 根本不懂中国国情，你中庸之道就不应该这么大嘴。&rdquo 我想大家一定很想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饶毅(以下简称&ldquo 饶&rdquo )：因为你重复地说一个事情，我要多说三分钟,我要讲两个问题。如果大嘴是一个褒义词，我比鲁迅和毛泽东先生做得差得很远 如果大嘴是一个贬义词，我说过的话基本上没有空洞无物，没有无意义的话。之所以有人经常讨论，是因为我说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所以，大嘴不论是褒义还是贬义，对我都正好不适用。我肯定是做的比说的多。因为我说的事情是要推动一些体制、文化、风气上的改变。我做的很多事情我根本就没有说，比如......(被打断)　　贺福初(以下简称&ldquo 贺&rdquo )：我打断一下插句话：我们两所大学非常重要，一个是北大，一个是清华。清华就应该做的比说的多，北大就应该说的比做的多。这两所学校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鲁：我借用韩启德先生在4月份对饶毅的一个评价：&ldquo 饶毅的说就是做。&rdquo 　　饶：谢谢!有些做了的事情是没办法说的。现在我当大家是家人和朋友，如果大家一定要让我说，我可以说很多。比如说，我在过去六年里把北大生科院研究生的政治课全部改革掉了。全国没有一个老师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无法公开说，公开说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实际上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再一次被打断)　　邓宏魁(以下简称&ldquo 邓&rdquo )：我补充一句。我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是北大生科院的教授，饶毅是我们原来的院长。我说：他是说的多做的也多。　　饶：如果说我不懂国情，这正好搞反了。因为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还不喜爱体育，所以我的业余时间用在看美国建国史、中共党史和科学史。我在全时回国以前，有十几年的时间每年来中国很多次，所以对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科学教育界的情况，我可能比一般人要懂很多。而实际上，从褒义来讲，我是非常适合中国国情的。比如说，我在北大生科院推动的改革，每一样改革都是在国家、在学校，包括三任校长、两任书记和全体职能部门：组织部、人事部、设备部、科研部、研究生院等全都支持我的工作。这些人没有给我造成任何的矛盾，我也没和他们发生半次矛盾。所以我认为：对于应该适应的国情、确实要适应，为了把把事情做好，这一点我做到了。而一般人说的那些国情是贬义的。这些贬义的国情、校情、人情，我认为都应该不适应。如果全国这么多人都被迫适应，而从海外回来也积极去适应的话，我们的价值就没有了，我们的意义就没有了。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就不应该引进我们，让我们留在美国。我认为要考虑适应什么国情和什么国情不能适应的问题。为了中国的科学和教育往前走，有一部分不良的国情是坚决不能、也不应该适应的。　　鲁：大家的掌声说明了一个问题。现在我请北大生科院的教授邓宏魁谈一谈，他作为小环境改变的受益人，请对北大小环境的改变以及饶毅的业绩做下评论。不能由他一个人说是吧?!　　邓：好，我讲一下。我回国有十多年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在问。包括从国外回来的，没回来的，以及外国的教授也会问：现在中国的国情和科研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跟他们讲，看中国的国情不能像到博物馆看一幅画那样，而是要以动态的观点来看。中国的特点就是一直在变。现在的国情如果按一幅画静态地去看，肯定是不完美的，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以发展的眼光把它当成一部电影来看，那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很好看的。比起十年前我们的变化很快，进步了很多，所以吸引了像施一公、饶毅这么多优秀人才回来。　　饶毅在任的几年，实际上我是一个受益者。当然很多人可能看不到。饶毅在任的时候，我没给他写过email，他卸任之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不知道他看了没有。我觉得在中国这样的国情下，要想创造一个好的科研环境，在中国这样的国情下，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眼光一定要放得远一点。中国现在国情的重要特点是发展很快，这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是好事，但是科研领域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不是一味求快就能一定做到卓越。我觉得作为好的科研环境的领导者，更要把眼光要放得远一点，让这个环境里的人能够潜下心来，有个宽松的环境来做事情。　　晓东今天讲得很好。我一直想不出形容科研环境最好的一个词是什么，他说是&ldquo 追求卓越&rdquo 。这非常重要。卓越是一个很高的境界，需要潜心来做，慢慢来做。而饶毅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因为北大生科院没有用一个短期的目标来要求我们，比如要发表什么文章或者做出什么成果。我的压力来自我自己，而在饶毅那里我没有感受到任何压力。这方面饶毅做得非常好。　　鲁：杨振宁先生要发言。　　杨振宁：各位生物学家，我预备讨论一个问题，跟刚才讲的中国国情有密切的关系，可是跟刚才各位所讨论的不是同一个方向。我在美国很多年，认识很多物理学家，第一流的，第二流的，第三流的。对美国、欧洲还有中国血统的物理学家做人的态度上，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美国最成功的物理学家，绝大多数都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君子做人的态度。他们是非常的aggressive(具攻击性)而且practice(奉行)所谓one-upsmanship(个人逢战必赢的行事作风)。那么我想问在座的几位，在生物学领域是不是也有这个现象。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这涉及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是太着重做人是君子，对科学的创新是不利的。在美国，尤其是在物理领域，犹太人非常多，做得非常杰出的犹太人也特别多，而犹太裔物理学家一般来说是最aggressive的。我的问题是：是不是太着重做人的君子之风，对科学的创新不利?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你们觉得Watson(沃森)，或者Crick(克里克)是aggressive 还是不aggressive?我当然不认识太多的生物学家，不过像沃森的《DoubleHelix》(双螺旋)那本书在美国出版时被人诟病，我想如果当时要是在中国出版一定更会被指责得一塌糊涂。不过，没有关系，他在科学上很成功。所以，这两个之间&mdash &mdash 做人跟科学的成就&mdash &mdash 有没有关系。　　韩启德：何大一就在我们身边，他就非常的君子。　　贺：最近在政界流传一句话，我觉得在我们生物学界也有所体现。这句话是对习主席的评价：&ldquo 锐气形于事，和气形于人。&rdquo 在我们生物学界有两位做到国家领导人，一位是在座的韩启德先生，还有一位是陈竺先生。他们两位跟习主席的风格如出一辙：&ldquo 锐气形于事，和气形于人。&rdquo 我觉得这就是两者的统一。　　鲁：各位有没有补充。晓东，你来补充?　　饶：我可以补充。我认为作为科学界和教育界的有领导职位的人，应该是君子。他要考虑到各个方面、要能包容。但是，其实在各个行业，包括科技界教育界，要有一些非君子，他们是专业化做得非常好，而不做管理类的领导，可以做智力的领导，要让他在专业上&ldquo 拼命往前跑&rdquo ，我们大家包容他个人性格的缺点，而不要求他力图面面俱到。有很多这样的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才能走得快。这是从杨先生的时代背景来回答这个问题。至于现在的中国，不存在中国成功的是君子、外国成功的多半不是君子的问题。现在中国所谓适应国情的，是争先恐后做小人，做太监，与君子完全无关，而是小人化、太监化。外国科学家是君子的倒比较多，特别是比较在中国成功、有权有势的小人和太监们。　　贺：我对这个所谓&ldquo 国情&rdquo 表示保留。我本来是想等到鲁白问的时候再讲，那我就先讲这三分钟行吗?　　鲁：没问题。　　贺：中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同时人口世界最大，幅员世界第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可以说最先进最发达的可以在中国看到 最落后最腐朽的也可以在中国看到。你说什么叫做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是一个包含两个极端的&ldquo 复合体&rdquo ，一个&ldquo 集合&rdquo 。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由于她极端的diversity(多样化)，就导致任何一面都能在中国发现。如果我们仅从一面或者一点来看，就说这是中国国情，那么我想这个答案是错误的，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够以偏概全。从我的角度讲，刚才那两句话我还要再重复一遍：&ldquo 锐气形于事，和气形于人。&rdquo 这就是东方哲学。然后我再用今天的highlight&mdash &mdash 王晓东，来阐释一下我看到的中国国情好的一面，那就是：东、晓、王。为什么?第一，我们的东方哲学东方文化，在世界文明转了一个大圈之后，必定会再次复兴。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新的大景&mdash 东西合璧，文明集大成。这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和世界的特色之一：&ldquo 东&rdquo 。第二，晓。我们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国度与民族，但是我们现在的活力在世界范围和数千年人类历史看也是蓬勃如刚刚升起的朝阳。这就是&ldquo 晓&rdquo 。第三，王。王者，就是君子之风。王者和霸者的区别就是有没有君子之风。中国史上和人类史上的文明集大成者，我相信都有这种&ldquo 锐气形于事，和气形于人&rdquo 。我觉得这就是王者。正复兴的中国，就是这样的王者。简言之，我借用王晓东的名字，叫做&ldquo 东方欲晓，王者归来&rdquo 。这就是从好的一面看到的中国国情。　　鲁：晓东，他把你的名字都倒过来了，那就轮到你了。我想一个问题：北生所的普世意义。人家说你是在体制外做事情，所以做得这么好。那么北生所作为试验田也好，一种做法也好，是不是有普世意义，在什么层面上有普遍意义。请谈谈你的想法。　　王晓东(以下简称&ldquo 王&rdquo )：我挺赞同刚才福初讲的中国国情。美国人也这么说：&ldquo If you thinkanything is true in China, the opposite must betrue as well。&rdquo (在中国，任何情况的反面也是同样存在的。)中国是非常大非常复杂的一个国家，而且她又在不断地变化。刚才宏魁也讲她是个moving target(活动的目标)。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也都是如此。比如说，我们是80年代进入大学的。也许从历史的长河来讲，80年代到现在是非常短的时间，国民性的变化没那么大。但是从我们自己身上看，从80年代进入大学至今，我们个人的思想可以说是完全完全的不同。所以很多事情是movingtarget, 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当初出国的时候，其实没想过要在国外待那么久，都是想着学成归国，那意味着博士毕业就回国。可是博士毕业之后发现，自己在科学的殿堂里可能刚刚跨进去一只脚，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学习。那个时候如果回国做博后，还要打报告、单位批准等等要走很多程序。因为这个事情对大家来说都是新的，就会觉得做博后有什么必要吗?做完博后又发现，这只不过是学习的过程刚刚结束，离真正的科学是怎么运作的，科学群体怎么运作、科学的趋势怎么发展，自己不过是两只脚进了门而已。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我们有机会能在那里不光是学习，后来还能在那里工作。工作又是一个全新的阶段。杨先生也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很多年，但是象这种改革开放后几万几十万的人去美国，这么大规模还是没有见过。我们在美国的工作从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associateprofessor(副教授)到full professor(正教授)，象饶毅、一公还有我到最后是endowedchair professor (讲席教授)，最后还接触到更多的科研管理方面的事情，我们对科学的看法又完全改变了。如果回过头来说&ldquo 什么是美国国情&rdquo ，以我们对此的认识它也是在不断不断地变化中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象福初、雪涛是始终在国内学习工作，还有很多人从外面回来，比如刚才福初说的韩主席和陈竺，他们回来的早一些，同时还不断地有人回来，包括今天获奖的几位年轻人。他们的看法跟我们的又不一样。如果我们用一种固化或者点化的方式看待国情的问题，一定会有错误。　　刚才您问我在建设北生所的过程中到底用的是什么理念。以我个人的认识和观点，就是思考怎么样能在中国做最好的科学，最后我得出的结论就是&ldquo Empower young people&rdquo (扶持年轻人)。把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招进来，empower他们，给他们经费，给他们自由，给他们支持，让他们无忧无虑地探索，根据他们个人的兴趣去解决他们认为最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必须相信他们，他们认为最有意思最有意义的问题，一定会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益。　　鲁：晓东这些观点都已经总结在基金会网站《苹果树下》的题为《为年轻科学家赋能》的采访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拜读这篇文章。我借用刚才邓宏魁的一个比喻，我觉得实在是太恰当了：中国不是一幅still picture(画)，而是一个movie(电影)。在这个movie整个的发展过程中，有少数人是从一开始坚持到今天，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的雪涛。他一直在中国，从本科生，博士生，到现在医科院的领导。他对中国科研环境的变迁和改造，以及作为科学家本人怎么来推动这种变化，一定非常有体验。　　王：最后再说一句，因为我突然想到刚才你问我的问题我还没有回答你，就是说北生所是否有普世的价值。其实我的回答已经在刚才的发言里，只是没有点出来。我想说的是：没有普世的价值。我觉得科学之所以能这样的dynamic(充满活力)，这样的有发展，就是因为每个人对科学的理解都不同。一个健康的环境和科学群体，就是应该每个人都有机会去Pursue(追求)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　　鲁：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机会谈多样性的问题，现在我们先请雪涛谈一谈。　　曹雪涛：我想接着晓东刚才提到的科学研究的文化来谈国情。我们今天谈的国情是大环境下的科学研究。如果说我们有不利的一方面，也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中国这几年快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主要是经济的发展。虽然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快速，但科学研究发展相对较慢，因为科学研究是需要底蕴和历史积淀的。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我们要扪心自问整个国家的科学理念、科学文化环境、包括机制体制的保障，到底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现在谈到的自然科学，真正在中国开展只有百年历史，过去的学问主要是在人文与哲理方面。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它与国家目前的体制与发展重点，需要有一个融合与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世界的变迁，以及不同阶段国内工作重点的不一样，导致对科学研究的关注度和资助度是时强时弱。这几年，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第一生产力，从国家层面是越来越重视。从现有的体制来说，对于科学的导向，从国家层面来讲是积极的向上的。　　刚才大家提到的，特别是饶毅先生和鲁白先生提到的&ldquo 国情&rdquo ，都打着引号。一说起国情，说起适应国情，感觉都不是特别好。但是我感觉到：一公和饶毅也有适应国情特别快的地方，也有充分利用国家体制来做一流科学的成功实践。所以，对于国情的认识，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我特别赞同一句话：&ldquo 要从历史的长河去看我们过去的发展。&rdquo 如果回过头从30年前看中国现在的科学研究体制，我们不知道有多大的进步。如果我们再展望30年以后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包括又有一批有才华，特别是有国际理念和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加盟到中国的科学体系中来，我相信对国情肯定是有巨大的正向导向和引领作用，也将会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说到怎么样适应国情，我感觉不一定用&ldquo 适应&rdquo 这个词，应该是用&ldquo 融于变&rdquo 。就是融入到这个体系里面，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然后使情况慢慢地改变。既能保持我们传统的优势，又能够融入国际科学界的大家庭，立足于国际化的规则和具体的国情。刚才鲁白介绍我说一直是在体制内。我回忆了一下，从93年做教授至今也有20年的历程。一路走来的感觉是：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国内科学家对国际科学界情况的了解都在逐步的加强。从一名科研工作者，到一个团队的负责人再到一个机构的管理负责人，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有国际的视野，国家的高度，专业的特色，还要有自己的立场，在具体工作中去思考去适应去实践。　　二、科研小环境改革实例　　鲁：太精彩了，谢谢雪涛。看来他们几位真的都是能说会道，把自己的三分钟时间都发挥的淋漓尽致。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多样化。就是说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应该允许各个不同的单位，不同的研究机构，能够去探索适合本机构本单位特色的科研环境的改革之路。因为接下来还有韩先生的演讲，所以我们的时间就不够了。现在我给每个人一分钟的时间，讲讲你觉得最值得介绍的你在单位里面所推动的改革。或许可以讲一个实例，就是说你们在创造科研小环境方面做出的一些努力。还是先有请一公讲。　　施：一分钟比较难。我想从清华生科院做的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人事制度改革，也就是tenure track system(终身教授制度)。从2010年夏季开始，我们实行了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生命学院院情的这套以流动性为标志的人事制度，年轻的tenure-track助理教授只有在任职6年后通过严格的国际同行函审才有可能长期受聘清华，这一举措推动了清华生命科学人才引进的国际化和整体竞争性。这件事我们走在全校的前面。但是如果大环境不改，仅仅是小环境改革，在体制内也还是会有问题的，就是小环境会受到大环境的制约，甚至在某些方面会被penalize(惩罚)。　　鲁：北大，饶毅。你觉得值得自豪的小环境改造的事情请谈一谈。　　饶：我觉得我们小环境改造只要是院系坚决做，学校支持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做得很好。我现在担心的是，北大、清华、北生所的经验能不能向全国推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私人基金会可能可以起到作用。我希望我们中国有象美国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或者德国的马普学会这样的机制，它们是全国性的机制，在全国不同的单位支持部分人。在中国，可以由各个单位支持一部分的人，国家同时要求并推动这些单位进行体制改革，从保障这些人集中精力做科研教学工作。这可能会是个星火燎原的计划，对中国科学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因为我对中国科学是非常乐观的人，要不然我也不会回国。可是我感觉到有可能出现潜在的巨大危机。以前我们没有科学的文化，后来我们没有经济的支持。这些年我们有经济支持了，可是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对自然科学不那么感兴趣，热心金融甚至会计，科学方面可能出现人才危机。如果没有很多重大而急切的推动科技体制改革的措施，我们甚至有可能永远也超过不了日本的科学。这个危险性明显存在。　　鲁：超过一分钟。那我只能给宏魁半分钟，因为饶毅占了北大的时间。　　邓：我就顺着饶毅讲。如果有一天我们要超过美国和日本，我觉得我们的眼光要再放远些，格局要更大一点。还是回到晓东的话，科学小氛围的文化建设最重要的是&ldquo 追求卓越&rdquo 的理念，要做人家做不到的，要有敢于挑战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杨先生说的美国那一类人：敢想敢做、特立独行。我希望我们的科研小环境里这种人越来越多。Empower年轻人，就是应该empower这样胆大包天的年轻人。这样我们就能更快的超过别人。　　鲁：谢谢。福初，你作为主要负责人，也可以讲讲军科院改造科研小环境方面成功的经验。　　贺：我不敢说是成功的经验。作为一个科学家，从一个个体到领导一个小的群体，最后再领导一个比较大的整体，这就像我们在生命科学研究上，最开始时研究一个一个的蛋白，然后研究一群蛋白，最后研究所有蛋白。所有蛋白就叫蛋白质组。我们有过非常强调个人主义，也有过非常强调集体主义，还有过非常强调共产主义。这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和职业群体，都有个体，有群体，有整体。军事医学科学院作为军事科研单位，文化非常别扭。怎么别扭呢?就是军营文化和科学文化是打架的。军营文化强调高度的统一和纪律 而科学文化是要倡导高度的多样和自由。科学家们要充分强调自己的自由和diversity(多样性)，对于管理者来说要强调集体和统一。这两种文化之间有时候拧不到一块，长期在打架。后来我制定了一个规则：基础研究全面放开 应用研究和军事研究全面统一。这又回到我自己的专业，我做的是蛋白质组学。后来我们跟政治家介绍什么叫蛋白质组学，我就讲我们从比较简单的个人主义个体主义，到相对发达一些的集体主义(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可能没做好)，再到共产主义。实际上，任何一个层面的发展，任何一个层级的认识，都要经历从个体，到群体，再到整体这样一个过程。东方文化历来是强调整体的，但是由于过分的强调整体，而牺牲了个体(尤其是牺牲了最有个性、最有创造力的精英个体)，甚至牺牲了少数的群体或者大的群体，整体效率、效益降低。但是，西方文化可能过分强调了个体，但是现在从哲学层面到科学层面开始逐步地补偿，从个体到群体再到整体进行转变。从这个角度讲两种文化是殊途同归的。作为科学家，我从研究一个一个的蛋白到研究一群蛋白到研究蛋白整体，走过了这样一个发展历程。从个人科学职业生涯来讲，从一个个体科学家，到领导一个小的集体，到领导军科院这个大的整体，我觉得其中的哲理是相通的。回顾这个发展历程，我认为个体、集体、整体本质上是不矛盾的。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的视野，该全面放开个体的时候就全面放开，该让一个集体服从某个整体的时候该收还得收。既要有整体的局部释放，又要有整体的全面统一。科学上是这样，管理上也是如此。但是这样的文化如何做到相融相通难度也是很大的。这也是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从个体、集体到整体 再从整体、集体到个体，一个反复折腾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我们不要因为过分的强调个体而忘了整体，也不能过分的强调整体而忘了个体。实际上事物本来就是统一的，生物体本来就是统一的。　　鲁：Great。大家也许不知道，贺福初除了是科学院院士以外，还是位将军。刚才一番话更像是出自一位将军之口。　　贺：我当了十一年的将军。　　鲁：雪涛，要不要你也谈一下最近这几年医科院大刀阔斧的改革跟创造和改善科研环境的体会。　　曹：来医科院这两年半的时间，是在边干边学。对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这样一个国家级的机构，我还是处在一个深入了解、积极思考和大家共谋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作为国家级的机构，应该做国家需要和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除了鼓励科学家作为个体积极探索学科的前沿，解决学科中关键的重大的科学问题之外，我们鼓励科学家应该站在国家重大需求的角度上思考，我们作为一个集体，作为一个国家的机构，能够为国家和民族的健康事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这是医学的特点所决定的。我想中国老百姓有两件事情很重要，一是吃饭一是吃药。如果健康保障不了，吃饭也吃不进去。所以对健康的需求可能是会越来越重要。对于中国科学研究，特别是国家医学创新体系的迫切需求就会越来越大。我现在和医科院的骨干力量，在我们老院长刘德培院士的领导下，依靠中年骨干力量(尊老爱幼嘛)，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情，正在努力团结国内医学界的同行们共同打造国家的医学创新体系。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医学界的文化也和国情一样，需要改革与提高，需要破除的事情很多。来之前，我知道清华是&ldquo 行胜于言&rdquo ，在今天的晚会和这个重要的活动上，从饶毅身上我知道了&ldquo 言也是行&rdquo 。所以接下来去，我要大声呼吁：大家共同努力来构建国家的医学创新体系，造福国民，为人类做出我们的贡献。　　鲁：雪涛说的一套一套的。好，Save the bestfor the last(把精华留到最后)。晓东，再回到北生所的模式，关于多样性，刚才你讲了一半还没发挥。　　王：我觉得刚才你那句话就说明你这个主持人一定是业余的。美国有句话&ldquo if you bow to someone, you stick your rear end to others。&rdquo (讨好一个人得罪了其他人。)你一下子让我成了众矢之的。所以我们北生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mdash &mdash 一不留神成了众矢之的。　　鲁：That&rsquo s the point (正是此意)。　　王：我从内心来讲就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当年我做完博士走的时候，我的导师送给我两句话。他们两人也都是犹太人，生物学家，也有人说他们应该算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我也知道他们有时候非常frustrated(充满挫败感)。因为这个science里面就是江湖嘛，各种正派人物邪派人物特别多，有时候邪派人物get their ways(得逞)，也没有办法。当时他们送了我两句话，我还蛮珍惜的。他们知道我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走向社会肯定会不断地受挫折。他说：&ldquo First, you have to remember: you cannot change the world.Second, dothe right thing.&rdquo (第一，你要记住，你无法改变世界 第二，做正确的事情。)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正确的事情。我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鲁：谢谢晓东。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do the rightthing (做正确的事情)，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今天的panel discussion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2年4月13日，由NOM研究组和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承担的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宽光谱广义椭偏仪设备开发”项目启动会正式在汉举行。科技部条财司副司长吴学梯、省科技厅副厅长周爱清、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叶声华教授、清华大学机械学院院长尤政教授以及哈尔滨工业大学谭久彬教授等单位专家共80余人参加会议。　　项目启动仪式由两部分组成，即：总体启动会和专项组织分会。总体启动会由省科技厅条件处方国强处长主持，省科技厅周爱清副厅长汇报了项目组织、实施、监理的相关情况并提出几点要求。科技部吴学梯副司长指出，科学仪器设备的自主研发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创新活动，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的设立，是为了提升我国科学仪器设备的自我保障能力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加快推进仪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专项实施中要进一步强化企业为主体，市场为主导，产学研用相结合。吴司长强调，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的目标是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仪器产品，要注重协同创新，强研发产品的质量控制。项目组织部门要切实做好项目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保障项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工作顺利推进。　　“宽光谱广义椭偏仪设备开发”专项启动分会由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强高主持，华中科技大学刘世元教授为参会的两组两会专家组做了关于项目仪器开发方案、仪器应用开发方案、项目组织管理以及项目进展情况等方面介绍的报告。报告会后与会专家以本项目预期开发的宽光谱广义椭偏仪为中心，围绕吴司长提出仪器设备产业化与市场化的展开了讨论，叶声华院士对研究组前期工作予以肯定并对后期工作提出一些建议。清华大学尤政教授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谭久彬教授结合自己从事国家项目经验为研究组在设备后期产业化与市场化过程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各自的看法，认为研究组在完成设备原理样机研究的同时也要加强同各合作应用企业的交流，且牵头企业务必要做好设备产业化的工作，保证最终的产品有过硬的质量和较高的市场竞争力。根据财政部、科技部相关要求，宽光谱广义椭偏仪仪器应在2014年完成研发并实现产业化。该项目的实施将为我国纳米材料学研究等领域提供重要的研究工具，对于增强我国在相关科研领域的研发能力，提高仪器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1985年23岁前往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读研究生算起，饶毅在国外学习、工作、生活了22年。2007年，45岁的饶毅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分水岭。他决定回国，受聘出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　　作为享有国际声誉的神经生物学家，饶毅的回国引起了中国科教界不小的震动。舆论将他和施一公(由普林斯顿大学回国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归来，与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郭永怀的回国相提并论。　　2008年，他和施一公在发表于《光明日报》的《靠什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文中，为中国高等教育体制谏言，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依靠国际标准，而不是国内标准。”　　2010年，饶毅又与施一公联合撰文，在美国《科学》杂志刊出社论《中国的科研文化》，认为中国现行的科研经费分配方式“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　　2011年8月，饶毅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第一轮评审过程中出局，一时间引起广泛议论。　　一直以来，外界将更多的注意力聚焦于饶毅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遮蔽了人们对其院长职责、学术进展等现实作为的关注。　　今年，饶毅即将完成作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第一个任期。1月初，他在其点击量超过360万的科学网个人博客上，发布《从“美国梦”到“中国梦”》一文并总结道：“回国，很乐意、很有趣、很值得。”　　坚持原则的“操盘手”　　2012年2月2日，农历正月十一，在北京家中读书修养、享受宁静寒假时光的饶毅身着一袭中式衣衫，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记者抵达的时候，饶毅刚好读完一本《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并准备好了一堂《视觉神经生物学》讲课材料。　　饶毅一开头就对记者说：“在目前的中国，很多行政人员不主动改革，而是无作为或者做‘撞钟的和尚’。在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做行政工作，就一定要推动改革，否则尸位素餐。”　　饶毅说，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之前，他曾与北大进行过较长时间的谈判，希望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同时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的科研、教学体制改革框架。　　在饶毅看来，体制改革犹如“建一所房子”，首要的事情是把框架搭好。在获得学校管理部门认可通过后，饶毅取得了自主权，随即开展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建设。　　5年来，他在学院通过建立教授聘用评审体系、用切实可行的方法推进教学工作、获得研究经费、新建和改建科研空间，为学院发展建立坚固的框架。同时，为学院和校内、校外的合作建立了牢靠的基础。“学院发展的硬环境和软环境都得到了改善，下面就看老师、同学积极做好自己的科研和教学。”饶毅说。　　在饶毅的理念中，科研体制、科研人员和科研经费三者紧密联结在一起，因此，任何改革都要“三位一体”。有经费、有条件，就要改革、要择优支持人才。　　构建一个良好的学院框架，制度改革是核心。为此，饶毅一上任就积极施行已在国际上发展成熟、也适合国内研究型大学的教授预聘制。预聘制的核心在于，研究型大学的教授，从起步开始，必须在10年左右经过两次国际学术评估，方可获得更高一级的职称待遇。　　对于北大生科院而言，自饶毅担任院长以来，所有新进的年轻科研人员，在其聘任合同中用中、英文写明初始职称，英文为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中文为研究员。同时清楚地告知应聘者，在此工作的10年之内，将经过两次严格的国际同行评审。第一次评审合格者，可晋级为副教授(英文职称)和高级研究员(中文职称) 第二次评审过关，才可成为正教授。　　此番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研究人员安下心来进行科研和教学。“预聘制是一个重要的杠杆。”饶毅说，“标准竖立在那里，年轻的科研人员就会在10年之内养成良好的学术习惯，也会懂得尊重自己的学术，而避免被中国目前的不良风气带坏。”　　饶毅强调，并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在实行这套评估系统，所以就把它移植到国内，而是因为“这种办法在国外实行了这么多年，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更重要的是，国内已经有了推行的现实条件。　　过去30年，从海外回来的生命科学博士、博士后，基本都从正教授做起。饶毅认为，这是在我国科研人员工资低、研究条件差的状况下的吸引人才之举，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的“用职称换待遇”。　　今天，在国家科研经费支持已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饶毅认为，对科研人员的要求毫无疑问须同步提高。“博士后一来就给他正教授，以后还怎么对他进行有威慑力的评估?怎么保证他会好好做事?”　　基于同样的理由，饶毅坚持要对学院的科研人员进行标准的国际评估。“这个领域内谁在国际上做得最好，就请谁来评估。”如此一来，饶毅认为科研人员“请人吃饭喝酒”也就不再奏效了，“把全中国所有的关系都拉下来，也是没有用的”。　　若想在良好的制度体系下凝聚一批优秀的科研人员，自然也需要空间和经费的支持。寸土寸金的北大校园，空间是稀缺资源。饶毅说，学校为生命科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大力支持，给生科院建设了一栋新楼，另与心理系合用一栋改建的大楼。　　经费方面，除了来自学校和国家的经费支持，饶毅还积极争取各方捐赠。在学校支持下，饶毅成功获得了多个捐款，例如，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创始人兼董事长、麻省理工学院(MIT)麦戈文脑研究院创始人麦戈文夫妇捐赠了1000万美元，用于建立“北京大学—IDG/麦戈文脑研究院”。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设置了专门经费用于支持教学。长久以来，研究型大学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估弊端，教师不能安心教学，教学质量有不同程度的滑坡。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饶毅希望通过教学评估的改革和经费提升，让擅长教学者同样能够得到激励。这是中国提倡研究型大学以后，第一次比较强力地支持教学。　　饶毅在学院中建立了多个教授委员会，让教授们参与管理学院工作，从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到空间、仪器管理。而本科生和研究生也派代表参与自己的教育委员会。另外，还设立了常规学术报告制度，固定每周五请国际上学术出色的科学家报告研究进展。　　饶毅构建的科研、教学框架一步步成形。“有了好的体制和资源条件，之后，就是在这个框架下继续把事情做好。”为此，饶毅也十分感谢那些支持他改革的北大校内外的力量。　　宁可不要“廉价的掌声”　　饶毅积极推动合作，协同各方力量一起推进学科建设。在他的蓝图中，搭建起科研、教学的牢固框架，需要处理好学院内部、学院之间、学院与外校等各方关系。　　2011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成立，成为跨越两校多个院系、相对独立的研究和教育实体。联合中心并未囿于两校的生命科学学院自身，而是向所有与生命科学学科相关的院系开放。以北大为例，第一批通过中心选拔聘用的研究人员，就有多位来自化学学院、医学部和心理学系等多个院系。　　既然是改革，就难免会触动各种利益。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可饶毅却在争取来大量经费后，联合、支持其他相关院系一起做事。对此，本学院的老师自然会有些意见。　　“经费的使用，不能是分红利。”饶毅的理由是，国家和学校提供支持，目的在于作出最好的科研和教学，而不是“拿着钱去给大家平摊”。“凡是好好工作的老师，无论是研究突出、教学优秀，还是技术和行政服务做得好，都会得到支持和鼓励。但是不能平分钱，平分是浪费国家的钱，是慷国家之慨为个人得掌声。”他斩钉截铁地说。　　饶毅深知，经费支持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若按老规矩办事，大家都能分享到一些利益，也就能赢得更多的掌声。然而在他看来，“这种掌声是很廉价的”，宁可不要。　　经过几年的工作，北京大学生命科学作为后期的入围单位，参与国家蛋白质科学基础设施——北京基地(凤凰工程)的项目建设。其他还有军事医学科学院、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此消息一出，立即有人批评饶毅和施一公，认为他们违背了自己先前对大科学的反对态度。　　“这是一种误解。”饶毅说，他和施一公带领北大、清华的教授参与“凤凰工程”，是将其中的经费与技术平台用于与生命科学适合的“小科学”模式， “而不是把它做成大科学”。　　外界对饶毅和施一公的另一种批评是，两校的“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没有同行评议。　　饶毅说，这种批评也是因为外界不了解情况。中心的组建，缘于国家主管部门觉得近年经费投入后效果有限，希望通过试点带动进一步改革，“拿我们作为试点先走半步，然后国家走大步”。教育部主持的2011计划，部分模式就是依据两校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的理念和机制。所以，试点会较快推广到更多学校、更多学科。　　心系学子　　2009年，饶毅当选北大“十佳教师”，这是他多方面为研究生和本科生教学水平提升所作努力的侧面反映。　　饶毅刚回国的时候，看到国内研究生收入较低，有些甚至低于北京市贫困线，于是他发起海内外50多位教授联合写信给温家宝总理，建议提高研究生津贴。在国家经费到达之前，他先自己想办法给生科院的研究生提高了津贴。　　研究生轮转制是国际上生命科学研究生训练的常规，在国内开展却有很大阻力。饶毅联合清华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建立新的PTN计划，录取的研究生由三个单位的老师进行教学，学生可以在三个单位中自由选择轮转，找到合适的导师。对此，有学生评价说，能在三个单位自由选择、获得教学资源，“肯定是全国最好的研究生计划”。经过几年努力，在取得学院老师支持后，饶毅也终于取消了生科院研究生毕业的 SCI点数要求。　　在饶毅的申请下，学校同意北大生科院的本科生可以实施个体化教学，根据每个学生的能力和需求，跨院系开课。　　他亲自联系，每年夏天将四五十位本科生送到美国、法国、英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的实验室，作暑期研究。经费主要是国外出。这一举措让本科生能够看到世界上的科学家为什么作研究，怎么作研究。实习结束后回校总结经历，激励低年级的学生。　　饶毅到北大后，曾经对四个年级的本科生和部分毕业生进行调查，了解他们对课程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改变部分设置，增加了一些新课程，改进讲课方式，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使学生形成交叉学科教育背景。饶毅自己则参与了4门本科生课程的教学。　　饶毅认为：“本科生教育改革，工程较大，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其作用可能很大。我比较了我女儿在国外大学的教育，可以看到我们有可能比国外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做得还好，但前提是，我们的老师要非常积极，学生要主动。”　　“夹着尾巴就不叫做人了”　　在采访中，饶毅开玩笑说，外界对自己有一种更为简单的误解，认为他“一天到晚只是写博客，似乎不做别的事情。”　　在饶毅的个人博客里，对科研体制、学术环境、社会文化等问题的探讨占据不少篇幅。做这些“分外之事”，在饶毅看来只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外界也不难看出，他事实上是在积极倡导学术风气的转变。　　“我很担心的是，国家的科研经费增加了这么多，不改革就会产生浪费。”饶毅对当前的科研经费分配体系一直充满忧虑。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整个科教界的改革，形成良好的研究教学环境。　　“很多人并非不知道应该如何改革，只是害怕阻力而不肯做，也怕别人不鼓掌。”饶毅说他满眼看到的都是这些问题，也因此而感到很“纠结”。　　饶毅认为，改革动力的缺乏，与中国社会的文化性格有直接的关系。一种善于处理各方关系的“做人文化”，始终走在竭尽全力做好事情的“做事文化”之前。　　除了自己身体力行的事情，饶毅选择尽可能地“多说一点”。他意识到，体制和文化的改革需要相互配合。“为了更多的人参与体制改革，我得去说。”饶毅认为，他所说的那些道理和事情，是在为长远的改革提供文化基础，“改不改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得有人讨论”。　　因为饶毅的大胆敢言，他的个人博客始终被科教界人士高度关注。落选中科院院士后，饶毅发表博文公开表示：“从2011年8月17日后将不再成为候选人。”此言引发舆论热议。　　对此，饶毅告诉记者，他觉得“这样做才会比较有趣。何况我不参选，对有些人也许会有压力。”“中国有句话，叫夹着尾巴做人。”饶毅说，事实上“夹着尾巴就不叫做人了”。　　饶毅相信中国的科研制度和环境会一天天进步。他也始终坚信，自己的最大价值还是那简单的一句话：把事情做好。　　饶毅在《从“美国梦”到“中国梦”》的博文里说：“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各种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在国内做具体工作。”　　这句话，也许可以作为饶毅回国5年来工作、生活的最好注脚。　　人物介绍：　　饶毅，神经生物学家。1962年出生，江西人。1983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现南昌大学医学院)，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念研究生。1985年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留学，1991年获神经科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1994年，哈佛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博士后。　　1994年至2004年，任教于华盛顿大学解剖和神经生物学系。2004年起任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协助推动成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2002年合作建立和共同主持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2004年协助建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200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9月3日上午10点，北大宣布饶毅卸任生科院院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吴虹教授将出任新一任院长。　　吴虹简历：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子和医学药理学系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子遗传技术中心主任。JCCC癌症干细胞研究项目联合副主任。JCCC泌尿生殖系统肿瘤项目成员，信号转导研究及治疗项目成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脑研究所成员。　　在北大医学院取得学士学位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取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白头研究所博士后。其在UCLA的实验室主要进行肿瘤细胞信号转导及分子机制研究。　　饶毅博文&mdash &mdash 《卸任辞：尽其心以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