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仪

为了满足对水环境中VOCs及水质常规参数快速污染排查、监测的需求，禾信仪器自主研发了气液两相水环境走航监测系统 EMUSV 1000。该系统可实时、秒级获取水中及液上VOCs、水质多参数数据，准确获取流域水质污染情况的空间分布，快速评估污染程度、锁定污染区域、查清污染来源，同时配备侧扫声呐，有效排查水底暗管排污口，实现各类流域、湖泊（水库）、水源地等现场快速、实时、准确水质监测、污染排查，为开展水环境污染应急监测、污染排查、污染溯源、污染监管提供技术抓手及有力保障。气液两相水环境走航监测系统 EMUSV 1000近期，禾信仪器EMUSV 1000大显身手，助力各省区应对“水污染”问题。助力姜堰区某河流排污口、暗管排查为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进美丽姜堰建设，姜堰区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坚持“水陆统筹，以水定岸”，大力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工作，摸清姜堰区主要河道排污口底数，为后续溯源、整治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2022年1月6日至2月16日，禾信仪器助力开展姜堰区入河排污口、暗管排查工作。禾信仪器利用无人机、无人船声呐扫描等先进技术手段，快速识别水面以上及水下暗管，并初步掌握整个河道的水质分布状况，同步开展人工现场复查明确排口类型，最终做到应查尽查、有口皆查。实现全流域入河排污口“一本账”“一张图”目标。EMUSV 1000 排查工作中人工排查中EMUSV 1000 发现疑似排口无人机发现疑似排口左右滑动查看更多本次排查历时23天，覆盖17条河流，累计里程166.32KM，共排查出2000余个排口，从0到1建立了姜堰区骨干河道排口基本信息数据库；共排查出30余个水下隐蔽管道，保障河道排查工作无遗漏；同时梳理入河排污口排查清单，为后续溯源整治工作夯实基础。EMUSV 1000在本项目入河排污口排查中发挥重要作用，利用无人船声呐扫描技术，分析辨别水下疑似入河排污口，出色完成河道入河排污口排查任务。助力广东省某水库饮用水安全常态化保障饮水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因此，对入库河流、水库各个库区、水库泵站等饮用水相关的水域进行大面积的实时监测，实时掌握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变化情况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有机污染物是水环境的主要污染源，其种类较多，对水生态环境以及水生生物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且可通过食物链传递，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较大。目前市面上暂无监测设备可实现水中VOCs的快速走航监测。禾信仪器利用EMUSV 1000对广东省某水库相关水域进行全面摸排，对水中VOCs（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总量及组分浓度）快速走航监测，同时获取水温、pH、浊度、电导率、溶解氧、氧化还原电位（Oxidation reduction potential，ORP）等多参数水质数据及排污暗管探测排查。EMUSV 1000 下水EMUSV 1000 水中VOCs走航数据图监测结果显示，该水库水质状况较好，水质稳定处于II类水平，未发现该水库中存在可疑的暗管，水中共检测出19种可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各个VOCs物质浓度均低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标准限值。EMUSV 1000完满完成水库全面摸排任务，为该水库日常监测与水域水质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持。助力广东省某河流水环境风险物质（VOCs）及水质富营养化状况排查广东省某河流沿岸工业发达，聚集了较多的化工企业，目前该河段污染底数不清，量大面广，常规水质取样抽查不能满足日常监测监管的需求。2021年12月6日，禾信仪器应邀对该河流开展走航摸排工作，利用EMUSV 1000获得水中VOCs（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总量及组分浓度）及水质常规参数数据，同时采用无人船声呐进行暗管探测排查，快速实时动态掌握水质相关污染物质浓度时空分布。EMUSV 1000 水中VOCs走航数据图本次走航结果显示，该河段水体处于II~III类之间，有机污染物浓度满足标准要求，但处于较高水平，氯代烯烃和苯系物等VOCs组分含量较高，说明该地区受到工业来源污染。因此，该河段有必要加强日常监测监管，把握有机污染动态，维护该河段水质安全，降低水质环境生态风险。关于 EMUSV 1000气液两相水环境走航监测系统 EMUSV 1000是禾信仪器自主开发的以无人船/载人船为载体，以水环境VOCs走航监测质谱仪DT-100为核心，搭载满足国家标准要求的水质多参数监测仪，实现全自动的水环境走航监测，实时得到水中及液上空气中VOCs监测数据、水质多参数数据。准确获取流域水质污染情况的空间分布，快速评估污染程度、锁定污染区域、查清污染来源，有效排查水底暗管排污口，为开展流域水环境污染应急监测、污染排查、污染溯源、污染监管提供技术抓手。技术创新禾信仪器气液两相水环境走航监测系统可同时兼顾水中及液上空气两相VOCs走航监测，这一技术开创了水环境VOCs走航监测技术的先河，为水域水环境面源污染、有毒有害风险物质快速走航排查，确保区域水环境安全，提供先进技术手段及保障。优势特点

重金属污染是我国当前危害最大的环境污染问题之一。重金属主要通过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化石燃料的燃烧，金属加工及化工生产废水，施用农药化肥和生活垃圾等人为污染源，以及地质侵蚀、风化等天然源的形式进入环境，严重威胁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目前由于监测及检测条件的制约，有许多地区存在着重金属的污染问题，并导致了一系列的生态灾难。 重金属具有毒性大，在环境中不易被代谢，易被生物富集并有生物放大效应等特点，对环境以及生物的危害是深远的，其中尤以汞及其化合物的毒性最大列居各重金属毒性之首。汞在常温下即以液态的形式存在，气化后的无机汞可以随着大气环流循环至全世界的任何角落，是一种全球性的污染物质。而人为污染源产生的价态汞在排放进入大气后，会结合空气中的水分、粉尘，降落到地面及水体之中，通过微生物的一系列作用，转化成为毒性极强的甲基汞，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及人口造成严重的影响。 日常生活中我们接触最多的含汞产品即是水银温度计，温度计一旦打破，其中的无机汞不仅会影响室内的空气，对处于汞蒸气暴露下的人体造成危害，同时气化后的无机汞将进入大气，开始一段全球的旅程，其影响甚至可以达到几万公里外的无人区。无机汞沉降至地面或湖泊后，经过微生物的一系列作用，通过生物链的富集放大效应，最终仍会导致食物链顶端的人类遭受甲基汞的毒害。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吃到受污染的鱼类，而污染的来源可能是数年前远在大洋彼岸破碎的一支温度计。 事实上，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危害最大的并不是来自遥远地区的污染，而是近在眼前的含汞产品泄露带来的危害。破碎的温度计让这些水银颗粒散落一地，普通的清扫工作难以彻底清除，尤其是当水银滴藏匿于地毯或者某些角落之中。这些残留的水银滴犹如一剂慢性毒药，缓慢而持久的对处于其中的人体造成影响。而在医院等含汞产品较多的地方，这样的隐患非常之多。而近期流感疫情的爆发，温度计已是家庭和学校的必备，许多学校甚至给小学生每人发放一支，其带来的隐患非常之大。 有如下一篇报道对日常生活中的汞污染进行了描述，《水银温度计：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来源:中国青年报 赵涵漠） &ldquo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研究员冯新斌从事&ldquo 汞研究&rdquo 已逾10年。最近，他不小心在卧室内打破了两支水银温度计。这位专业人士在开窗通风前，先是兴致勃勃地将测量汞浓度的仪器搬进卧室，发现&ldquo 比室外大气中的汞浓度高出了1000倍&rdquo 。尽管他迅速撒硫磺并开窗通风，但直到一个月后室内汞浓度才慢慢恢复正常。可是这些办法并不会使那些泄漏的汞消失，它们只是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循环系统。&rdquo 无机汞进入体内的主要途径是呼吸、口腔摄取和皮肤吸收。高浓度的汞蒸汽可对口腔、呼吸道和肺组织造成损伤，还会引起呼吸衰竭并死亡。无机汞的毒性主要表现为神经毒性和肾脏毒性。吸入的汞蒸汽有80%左右被肺部组织吸收。这些蒸汽也很容易穿过血脑屏障，现已经被充分证实是一种神经毒剂。中枢神经系统可能是汞蒸气暴露的最敏感的靶器官,比较典型的症状包括:震颤、情绪不稳定、注意力不集中、失眠、记忆衰退、说话震颤、视力模糊、肌肉神经功能变化、头痛以及综合性神经异常等。肾脏和中枢神经系统一样,是汞蒸气暴露的要害器官。其他毒性包括致癌性、呼吸系统毒性、心血管疾病影响、消化系统毒性、免疫系统影响、皮肤毒性和生殖毒性等。而长期的低浓度汞蒸气暴露引起症状与甲基汞对人体造成的影响类似，甲基汞能引起神经系统的严重缺陷，表现出强烈的致畸、致癌和致突变活性。 因此，检测并消除室内环境中的汞污染，对于保障人员的安全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往往是因为不清楚自己所处环境的状况，因而延误了最佳的处理时机。文章中提到冯新斌研究员搬进卧室的测量汞浓度的仪器，即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便携式塞曼效应原子吸收测汞仪RA-915+。该仪器采用原子吸收中去除干扰最理想的方式，塞曼效应校正技术，使得气体当中的汞含量的测量能够摈弃常规的金汞齐吸附技术，让测量变得迅速并且准确，仅需1s的响应时间。而该款仪器独有的多光程检测池技术，使得原子吸收检测池的有效光程长达10m，极大的提升了仪器的灵敏度，使得体积轻巧，重量仅为7.5kg的便携式仪器同样拥有实验室仪器般的精准度及良好的稳定性。该款仪器对大气中的汞浓度的实时检测限低至2 ng/m3，接近全球大气汞含量的背景值1.5 ng/m3。对于检测痕量的汞污染也游刃有余。因其卓越的产品优势，被联合国UNEP组织选定为指定消除汞污染的检测仪器，并将其广泛应用在家庭环境、工作场所、学校和医院等场地进行汞污染和溢出的浓度检测，保证人体所处环境当中的汞含量处于可接受的范围。 通过与不同配件的搭配，LUMEX的测汞仪能够适用于各种用途，完成其他测汞仪无法完成的任务。而其独特的设计原理，使其具有其他测汞仪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如在线测量，连续实时监测，超高精确度和稳定性。彻底颠覆了传统便携式仪器给人的固有印象，轻松胜任来自野外或者实验室的测汞要求。RA-915+的应用，让重金属汞污染监测和检测不再是一件麻烦的事情，让以前需要数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由一个人就能轻松完成。LUMEX便携式气体测汞仪为世界范围内的消除汞污染组织所广泛采用，为保证人们免受重金属汞污染而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如果人类不改变目前的消费方式，到2025年全球将有50亿人的生活用水无法完全满足生活需求，其中25亿人将面临用水短缺。第四届世界水论坛提供的联合国水资源世界评估报告显示，全世界每天约有数百万吨垃圾倒进河流、湖泊和小溪，每升废水会污染8L淡水；所有流经亚洲城市的河流均被污染；美国40%的水资源流域被加工食品废料、金属、肥料和杀虫剂污染；欧洲55条河流中仅有5条水质勉强能用。水污染是由有害化学物质造成水的使用价值降低或丧失，污染环境的水。“水污染预言家”—多参数水质分析仪如果水中检出亚硝酸盐氮，说明水污染正在进行。亚硝酸盐氮(NO2-N，Nitrite nitrogen)是含氮有机物受细菌作用分解的氮循环中间产物，在水中不稳定，在氧和微生物的作用下易被氧化成硝酸盐，在缺氧条件下也可被还原为氨。根据水中亚硝酸盐氮的存在水平，再结合水中氨氮和硝酸盐氮的含量，可以评价水体受污染的程度及自净状况。水中NO2-N的来源主要为生活污水中含氮有机物的分解和化肥、酸洗等工业废水，此外农田排水也可引入较高浓度的NO2-N。未受污染地面水中亚硝酸盐氮一般低于0.1mg/L，某些地下水可能会由于地层结构的还原作用出现较高浓度的亚硝酸盐氮。本次检测实操，选用的是奥谱天成ATE3000手持式多参数水质分析仪，在《GB/T 7493-1987 水质 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的基础上，将重氮法分光光度法的改进,通过将磷酸改为盐酸,增加了检测试剂的稳定性和贮存时间,并将显色时间缩短，使得此方法更为快速便捷。水样采集可用玻璃瓶或聚乙烯塑料瓶，采样后应尽快测定，以避免细菌将亚硝酸盐还原成氨。若不能立即测定，可于每升水样中加入40mg氯化汞抑菌，并置4℃冰箱避光保存，可稳定1～2天。实验原理：在磷酸介质中，pH值为1.8±0.3时，亚硝酸盐与对氨基苯磺酰胺反应，生成重氮盐，再与N-(1-萘基)-乙二胺偶联生成粉红色染料。在540nm波长处有最 大吸收。测量原理图－根据朗伯比尔定定律注意点：水样采集可用玻璃瓶或聚乙烯塑料瓶，采样后应尽快测定，以避免细菌将亚硝酸盐还原成氨。若不能立即测定，可于每升水样中加入40mg氯化汞抑菌，并置4℃冰箱避光保存，可稳定1～2天。手持式多参数水质分析“傻瓜式”操作高测量精度：相关系数可以达到0.999X以上显色时间短，让您可以轻松，快速的完成检测任务稳定的灯源，让您可以准确可靠地进行检测。ATE3000是奥谱天成高性价比的亚硝氮水质分析仪，整机不到1kg,使用和携带都很方便，适合实验室和野外场景。

日前，环保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和住建部等联合出台《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到2015年，初步建立华北平原地下水质量和污染源监测网，基本掌握地下水污染状况，加强华北平原地下水重点污染源和重点区域地下水污染防治。　　市场分析认为，《方案》的出台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华北地区地下水污染防治进程的加速推进，这意味着《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中提出的“未来10年将投346.6亿元用于地下水治污”的市场利好将加速释放，而包括地下水质监测、工业废水处理等多个细分领域有望分享盛宴。　　近350亿元蛋糕待分享　　2011年10月，环保部、国土资源部与水利部联合发布《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规划》提出的目标为，未来10年我国将安排6 类项目、总投资共计346.6 亿元用于地下水污染防治。　　上述《规划》发布以来，业界普遍期待出台一系列细化落实措施，切实推动地下水污染治理市场的全面打开。此次《方案》的发布，被普遍认为是推动地下水治理市场启动的重要举措之一。　　《方案》除提出到2015年的目标外，还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监控华北平原地下水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状况，科学开展地下水污染修复示范，地下水环境监管能力全面提升，地下水污染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同时，根据地下水系统特征，《方案》将华北平原及其地下水重要补给区划分为30个相对独立的污染防治单元，明确了主要工作任务：一是加强地下水环境监测，建立华北平原地下水质量监测网 二是保障地下水饮用水源安全，严格地下水饮用水源环境执法，分类防治超标的地下水饮用水源 三是强化重点污染源和重点区域污染防治，加强地表水污染防控等。　　综合《规划》和《方案》中拟定的目标和任务，平安证券分析师认为，当前地下水污染治理的可行路线图为：以调查评估结果为依据，落实管网建设，加强对工业污水、危险废弃物和垃圾填埋厂的监管，在控制污染物排放的前提下，通过试点项目开展地下水污染修复工作，最终实现地下水环境的全面监管和治理。　　据了解，目前在全国655个城市中，400多个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约占城市总数的61%。污染范围大、污染程度严重，对地下水污染治理提出了较高的技术门槛。中银国际分析师认为，鉴于目前国内地下水污染防治的现状，未来地下水防治的思路可能以预防和隔离为主。　　细分市场有望率先打开　　专家分析指出，管网建设滞后、污水直接排放、固体废弃物渗滤液、开采活动、土壤污染物淋溶、地表水污染等因素，是造成地下水污染的最主要原因，这些因素将直接影响未来地下水防治进程的政策导向。　　券商分析师普遍认为，一些细分领域将率先分享地下水污染治理的投资机会，具体包括地下水质监测仪器及系统、管网建设、工业污水处理及垃圾渗滤液处理等。

大气颗粒物和臭氧污染来源解析、重污染过程成因分析、扬尘天气颗粒物污染成因分析等，是大气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的基础功能。与城市常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不同，大气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的配置以自动化设备为主，观测参数多样，探测空间更加立体化，可实现多参数、多维度、多污染物的综合观测。因此，大气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也被称为大气超级站。近年来，基于生态环境部京津冀及周边大气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建设开展，逐步形成了“1+6+3”模式观测网（即“1”：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主站；“6”：廊坊、天津武清、天津、保定、石家庄、邢台；“3”：太原、济南、郑州），所得的大量环境观测数据和研究成果，为不少城市大气环境污染特征评估及成因溯源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大气超级站如何运行？“1+6+3”模式观测网是怎么建成的？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研究所副所长、大气超级站负责人高健。开展8个领域观测研究，积累大量原始数据2007年启动建站，2011年实现自动化运行，十几年来，大气超级站重点针对颗粒物、臭氧、气象等多个观测领域的颗粒物化学成分、物理特征等十余项指标开展长期连续观测，形成各类观测研究数据超10亿条……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所科研楼三层楼顶，记者见到了大气超级站的“真容”。站房面积约200平方米，7个观测室呈纵向一字排列，包括颗粒物质量浓度及气体污染物观测室、在线颗粒物化学成分监测室、颗粒物光学观测室等。此外，近年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团队还为大气超级站配备了恒温恒湿天平称量室、智能电镜分析室、黑炭光学实验室、传感器研发实验室等，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超级站的研究能力。高健告诉记者，团队的观测研究内容分为8个领域、10个观测细分方向。例如重污染过程成因、颗粒物来源精细化解析、臭氧生成机制与来源等。记者走进大气成分分析实验室，看到不少仪器正在工作着。这里配有高效液相离子色谱分析仪、总有机碳分析仪、EC/OC分析仪、电感耦合等设备，为了保证大气环境综合观测及样品分析的顺利进行和质量保证，还建成了恒温恒湿天平称量室，可进行稳定的温度和湿度控制，并消除震动、湍流等影响。“京津冀大气颗粒物动态源解析关键影响因子评估与综合验证、华北地区大气氮氧化物非均相化学及其对大气氧化性和区域空气污染的影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过程颗粒物动态源解析……”大气超级站的主站于2021年正式通过生态环境部验收，建设期间，高健团队承担和参与了多项国家及部委重大科研项目。高健说：“这些研究成果为精细化开展重污染过程中颗粒物污染溯源提供了重要支撑。”组建“1+6+3”观测网，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科技支撑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所的西南方向，位于中原地区的河南省郑州市有一座大气超级站子站，它是生态环境部京津冀及周边大气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1+6+3”模式观测网的最远端。“1+6+3”模式观测网是高健团队2014年以来与京津冀及周边典型城市合作建立的，包括北京、天津及河北的多个核心城市，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省会。除大气超级站的主站外，天津、济南、石家庄、郑州、太原、廊坊、保定等子站也配有相应的观测硬件设施。谈及它们之间的联系，高健表示：“主站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投入建设，子站由各省市进行建设，主站与子站是协同合作关系。”正是依托这样“科研+业务”的合作关系，“1+6+3”模式观测网的定位基本成型，即针对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京津冀及周边），立足典型超大城市，建立区域大气环境科学综合观测研究平台。“我们将管理支撑目标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方向。短期目标是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大气重污染过程开展应急溯源，长期目标是对国家重点大气污染成因及防治政策落实效果进行评估。‘十三五’‘十四五’观测的重点是PM2.5，‘十五五’将聚焦PM2.5和臭氧复合污染。”高健说。此外，作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科普教育基地建设试点站点，主站开展了科普基础设施（楼梯玻璃幕墙）改造、科普展品（主题展板及宣传手册）制作等，共接待参观人员（社区居民、中小学生、国外留学生）达500人次。为了更好地为重点地区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提供高质量的支撑，今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将对大气超级站主站进行升级改造，包括实验楼改造、主站扩建、配套升级等，也将与山东、河南、河北等省级环境监测站开展更大范围的联网合作观测。“下一步，我们将聚焦于业务需求和学术前沿的实验方向设计，继续开展长期、稳定、持续、开放的大气综合观测，为开展区域或城市大气科学研究做好原始数据积累。”高健表示。国内大气超级站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必行之路大气超级站自动化程度高、观测参数多，具有较强的研究属性。作为大气环境观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20年来，随着我国大气污染防治需求和治理力度的加大，各地大气超级站建设得到快速发展。2016年初，高健团队利用调查问卷方式调研了国内的60余个大气超级站，发现这些大气超级站一多半集中建设在我国华北和华东地区。近年来国内省级大气环境综合观测站（等同于大气超级站）或组分站（简化版本的大气超级站）也得到快速发展，例如山东省数量超过15个，河南省数量超过10个。河南、安徽、广东等省份均已建设完成一批包括省级超级站在内的综合观测网（或组分网），多数站点具备超级站规模和能力。目前，我国各地大气超级站建设和运维费用一般来自于省市财政经费，其主要功能是用于开展城市或省内大气污染溯源及成因分析。一些省份逐渐形成了超级站网，在联网观测分析上逐渐具备优势。高健表示，在大气超级站的建设和应用过程中，应进一步完善数据质控和质量管理制度，加强对监测和数据分析人员的培养，规范数据分析流程和方法，逐步建成完善的业务化监测和管理体系。同时加大与高校、研究院所等科研单位合作力度，共同深入挖掘数据价值，让超级站在我国大气污染防治乃至降碳减污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环保部12月24日公布《201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项目建设方案》(下称《方案》)指出，2013年国控重点污染源四项主要污染物监督性监测运行经费总额为3.54亿元。　　环保部指出，上述经费中，中央财政需补助1.04亿元，地方需配套2.5亿元。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中央财政补助比例分别为 20%、31%、41%。　　环保部表示，国控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是减排&ldquo 三大体系&rdquo 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目前国控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已经逐渐常态化。　　目前国控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运行项目支持范围涉及全国32个省级环境监测站和329个地市级环境监测站，共计361个环境监测站。　　《方案》要求：对污水处理厂以及COD、氨氮重点总量减排环保工程及纳入年度减排计划的重点项目，要同时监测COD、氨氮的去除效率 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量减排重点环保工程设施，同时监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的去除效率。　　国务院此前公布《&ldquo 十二五&rdquo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国发〔2011〕26 号)，环保部等四部委也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ldquo 十二五&rdquo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监测办法的通知》(环发〔2013〕14 号)，上述文件均对国控重点污染源的监督性监测工作作出了要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在&ldquo 十一五&rdquo 总量减排基础上，COD和氨氮继续减排8%，同时新增氨氮和氮氧化物两项污染物总量减排10%，作为&ldquo 十二五&rdquo 规划的约束性指标。 附录：2013 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项目建设方案

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23年）》，公布2022年全国移动源环境管理情况。报告显示，移动源污染已成为我国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加强移动源污染治理的紧迫性日益凸显。2022年，全国机动车（含汽车、低速汽车、摩托车、挂车与拖拉机等）四项污染物排放总量为1466.2万吨。其中，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HC）、氮氧化物（NO）、颗粒物（PM）排放量分别为743.0万吨、191.2万吨、526.7万吨、5.3万吨。汽车是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主要贡献者，其排放的CO、HC、NO和PM占比超过90%。其中，柴油车NO排放量超过汽车排放总量的80%，PM超过90%；汽油车CO、HC排放量超过汽车排放总量的80%。此外，非道路移动源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非道路移动源排放二氧化硫（SO）、HC、NO、PM分别为17.6万吨、42.5万吨、473.5万吨、23.2万吨；NO排放量接近于机动车。其中，工程机械、农业机械、船舶、铁路内燃机车、飞机排放的NO分别占非道路移动源排放总量的28.5%、34.9%、32.5%、3.1%、1.0%。2022年，各地按照中央决策部署，统筹开展“车-油-路-企”行动，在推进运输结构调整、提升新生产机动车污染防治水平、规范在用机动车排放检验、强化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环保监管、开展车用油品质量专项检查、建立完善移动源污染治理体系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推进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指导各地提升移动源环境管理水平，有效降低污染物排放，持续改善空气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蓝天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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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与环保有关的会议。会上专家作报告时透露的一组数字引得在场听众投来关注的目光：在国内参与调查的66个城市中，40%左右饮用水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浓度超标，华东和西南地区最为明显；多氯联苯污染主要集中于京津冀、辽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位于典型工业城市的永定新河、海河、辽河沈阳段和松花江哈尔滨段沉积物中浓度较高；得克隆在室内灰尘中普遍存在，检出率较高，且城市地区要高于农村地区，北方地区要高于其他地区……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多氯联苯、得克隆……说起它们的名字会让人感到陌生，但它们可能已遍及我们的生活环境。它们同属于一个类别——新污染物。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化学品绿色可持续发展大会上，石化业内人士将目光齐聚新污染物，探寻治理之道。每年新增千余种 新污染物分布广而杂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化学品生产使用国，也是最主要的化工原料供应国，在产在用的化学品超过5万种。“随着化学品的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化学品生产、加工、储存、运输、使用、回收和废物处置等多个环节的环境风险日益加大。”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生表示，由化学品生产、交通运输、违法排污等原因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频繁发生，由新污染物引起的环境损害与人体健康问题日益显现，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形势日趋严峻。目前，已明确纳入新污染物范畴的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四大类。据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有关专家介绍，新污染物可以从“新”和“污染”两方面辨别。简而言之，新污染物一般是指新近被发现或关注的，对生态环境或人体健康存在风险，且尚未纳入管理或现有管理措施不足以有效防控其风险的污染物，多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在环境中即使浓度较低也可表现出显著的环境风险与健康风险。与常规污染物不同的是，新污染物环境风险隐蔽性更强、治理复杂性更高。新污染物涉及的领域与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以《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新增列和正在开展评估的化学品为例，短链氯化石蜡、十溴二苯醚、得克隆、毒死蜱、紫外线吸收剂等化学品的使用行业众多，部分化学品还与农业生产、生活用品、半导体、航天产品等必需品密切相关。诸如短链氯化石蜡年生产量可达百万吨以上，毒死蜱涉及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但它们的替代品开发较为困难，在可获得性、性能、成本、环境与安全等方面存在冲突，这给新污染物治理带来巨大挑战。推进治理迫在眉睫 立法、技术、评估等难题待解近年来，我国政府将新污染物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针对新污染物实施调查监测。202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2023年7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明确提出，把新污染物治理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污染物治理已成为我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新战场。”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指出，新污染物治理将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雾霾、黑臭水体等感官指标向更加长期、隐蔽的新污染战线转变，推进新污染物治理迫在眉睫。多位专家表示，新污染物治理还面临诸多难题。首先，立法薄弱是突出短板。当前，我国尚没有国家层面的化学品环境管理法律法规，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以末端治理、达标排放、监管执法、应急响应为主，且多以常规污染物为对象。这既无法满足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从源头到末端管理的“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控要求，也不能为《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的实施提供足够的法律依据。其次，我国新污染物研究处于起跑阶段，相关技术比较匮乏。一方面，由于新污染物危害机理复杂、在环境中转移和归趋过程复杂、污染控制难度大，绿色替代品研发技术要求相对较高；另一方面，新污染物来源、途径、机理尚不清晰，生态和健康毒性、风险评估等研究基础薄弱，替代、减排、治理技术支撑不足，检测分析方法缺失，配套技术规范和指南也不完善。再次，现有新污染物管控机制不畅、管理能力不足。具体表现为：尚无明确的化学品环境管理协调机制，有关部门职责不明；管理部门内部缺乏横向和纵向的管理机制；专职工作人员有限；财政资金支持不足且缺乏稳定的专职专家技术团队；未开展系统的监督执法技术培训，基层工作人员几乎没有新污染物管理能力。除此之外，如何对正在生产和使用的化学品进行识别、评估并实施管控也是新污染物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中心主任陈瑛谈道，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化学物质环境管理面临巨大的数据收集和风险评估需求，我国需要开展大量数据调查、环境监测、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等基础性工作，以支撑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的管控与治理。石化行业既是化学品的生产者，也是供应商。谈及石化行业开展新污染物治理面临的困难，王金南认为主要有4方面。一是我国石化行业尚处于产业链底端，部分领域存在技术门槛低、产品质量要求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易发生价格战等现象。二是行业面临的绿色贸易技术壁垒严重，部分领域的发展速度落后于发达国家，供应链前端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不强。三是企业自身管理能力有待提升，大部分生产制造企业的环境风险意识和环境管理水平仍明显落后于外企，还有部分生产制造企业不掌握风险源识别和制定风险控制措施的方法。四是国家整体化学物质危害识别能力较为落后，国际谈判和国内工业发展易受牵制。风险管理是核心 防控还需“筛”“评”“控”“都有哪些物质?从何而来?哪些物质风险最高?哪些物质需要优先管理?哪些物质现阶段能管得了?”对于新污染物如何治理，王金南提出这样5个问题。他表示，新污染物治理要体现风险管理理念、全生命周期理念和优先管理理念。其中，风险管理理念为化学物质管理的最核心理念，全生命周期理念和优先管理理念嵌套于风险管理理念之内。在此基础上，新污染物治理应构建以“筛”“评”“控”为主线的防控思路。具体来说，“筛”“评”是方法和基础，“控”是目的和手段，前者决定后者的内容。“筛”是结合环境与健康危害以及环境暴露情况，从数以万计的在产在用化学物质中选出潜在环境风险较大的污染物，纳入优先开展环境风险评估的范围。“评”是针对筛选出的优先评估化学物质，对其生产、加工使用、消费和废弃处置全生命周期进行科学的环境风险评估，精准锚定其中对环境与健康具有较大风险的化学物质作为重点管控对象。“控”是对于经“筛”和“评”确定的重点管控对象实施以源头淘汰、限制为主，兼顾过程减排和末端治理的全过程综合管控措施。王金南还提到，构建新污染物风险管控体系，相关部门要着力实施五大战略。包括要构建新污染物治理法规制度、深化新污染物全过程管理、夯实新污染物治理基础、建立新污染物调查监测评估体系、强化新污染物治理科技支撑。与此同时，政府要通过政策引导企业由被动转为主动，不断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力和竞争力，推动生态环境风险防控从突发风险防控型向累积和突发兼顾型转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周竹叶认为，石化行业要主动谋划新污染物治理，积极落实有关规定要求，持续推进行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一是加快有毒有害化学品替代，强化源头管控。认真履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等环境公约，围绕管控化学品开展替代技术和替代产品的研发和推广。二是推进绿色技术改造，加强过程控制，加快重点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制修订，开展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和清洁生产审核。三是深化污染综合治理，减少污染排放。四是完善绿色制造体系，打造绿色化工。五是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履行社会责任。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做好重点化学品生产使用信息调查、环境风险筛查与评估，掌握行业化学品环境风险信息。

中国正经受重金属污染之痛　　今年，仅仅“最沉重的河流”湘江就发生两起重金属污染事件。6月15日，湖南娄底双峰县某公司违法转移含铬废渣引起铬污染事件 7月3日，浏阳爆发某化工厂引起的恶性镉污染事件。　　在陕西，8月，凤翔县发现大量儿童血铅含量严重超标，经确认，祸首即附近的陕西东岭冶炼公司的铅排放。　　研究显示，中国地表水中主要的重金属污染为汞，其次是镉、铬和铅，其他重金属如镍、铊、铍、铜在中国各类地表水、饮用水体中的超标现象也很严重。　　如贵州和四川的汞矿开发已对乌江下游的生态与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 洪渡河已遭到严重的汞污 太湖沉积物中铜的污染级别高于其他污染金属 作为吉林市、长春市饮用水源地的松花江，与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 入河沉积物重金属中汞的污染有加重趋势，生物体内重金属汞呈明显富集。　　长江流域，沿长江河口五个工业点的调查发现，石洞口由于附近污染物的直接排放，铜、锌和铅的浓度最高。　　有人认为，湘江重金属污染，是以环境换经济的粗放式发展的一个典型标本。2005年，湘江流域的工业总产值占据了湖南全省工业总产值的81% 2008年的湖南亦跨入了“万亿GDP俱乐部”，有色工业总产值也实现了1000亿元大关。　　娄底双峰铬污染事件和浏阳恶性镉污染事件正昭示了这一点。究其原因，有色金属冶炼工业是造成湘江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而湖南正是“有色金属之乡”。湖南有10种常用有色金属产品产量居全国前3位，有色金属采矿、选矿和冶炼成为当地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因该行业高耗水、高排污使得这些企业大多依水而建。湖南省污水中汞、镉、铬、铅这几种重金属的排放量位居全国首位，在湖南省各大水系中，又以湘江的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湘江底泥中重金属镉、汞、锌超标，部分排污口附近超标上百倍。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仅带来水体的重金属污染，还包括土壤。据统计，目前中国重金属污染土壤面积至少有2000万公顷，而且往往是城郊和污灌区的土壤同时遭受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复合污染。　　矿物加工和冶炼、电镀、塑料、电池、化工等行业是排放重金属的主要工业源，这些排放物以“三废”形式使得某些工厂企业周围的土壤锌、铅含量甚至高达3000毫克/千克。而城市交通运输中汽车尾气排放、轮胎添加剂中的重金属元素亦影响到土壤中重金属含量，成为城市重金属土壤污染的另一个主要来源。　　另外一方面，电子垃圾的污染危害越来越明显。电子垃圾如电脑的成分主要有铅、汞、铬、锅、镍等几十种金属，但是电子垃圾的回收处理主要是一些小规模、家庭作坊式的私营企业，采用简单的手工拆卸、露天焚烧或直接酸洗等落后的处理技术。这就造成残余物被直接丢弃到田地、河流或水渠中，从而导致重金属和持久稳定有机物污染环境。　　湘江和陕西凤翔的重金属污染事件使得《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呼之欲出，环保部称，目前该方案正在修改中，有望于年内出台。　　目前中国的水质监测项目主要集中于化学耗氧量(COD)、生物耗氧量(BOD)，但并未强制监测重金属水环境。一般认为, 沉积物是水环境重金属污染的指示剂。因此常通过对沉积物的分析来评价水体重金属污染状况。　　由于城市重金属污染研究开展比较慢，对于城市土壤重金属修复方法的研究目前并不多见。环境专家一般会利用施用改良剂影响重金属的水溶性、扩散性和生物有效性，或者利用试剂作用于土壤，使重金属可溶性增强，或者考虑植物修复法，即利用一些植物固定、提取重金属。　　另外，中国的评价标准与其他国家相比, 有些标准还不够严格,有些标准则定得不合理，需要逐步完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同斌告诉《科学新闻》，相比河流，其实土壤重金属污染会更加严重一些，土壤污染更复杂，检测手段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而中国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指标则过于严格，导致政策实施出现困难。

究竟谁在污染中国1000多家重点污染企业入选大气污染地图　　北京灰霾，上海灰霾，广州灰霾……PM2.5进入国标，也难扫污染天气带给公众的心理“灰霾”。人们不禁要问，污染从何处来?　　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对于身边有哪些污染源、哪些工业企业是重点污染源，普通民众无从得知，公众监督更无从谈起。　　近日，民间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蓝天路线图——工业污染源定位》在北京发布。这张路线图披露并定位了我国1000多家由环保部确认的重点污染企业，不少知名大型国企和外企赫然在列。　　这是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正在绘制的“中国大气污染地图”的初步成果，试图将重点污染源信息公开，让排放超标企业暴露在公众监督之下。　　“没有建立起强制的信息公开制度，是我国环境立法中的最大缺陷。”该中心主任马军表示，鉴于中国环境监管不严、违法成本严重偏低，让公众参与大气污染的监督和治理意义重大。　　我们需要一张蓝天路线图　　马军曾因对中国水危机的关注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并绘制出《中国水污染地图》。在此次发布会上，他大声疾呼：“尽快形成一张公开的大气污染源分布图，在公众监督下推动污染大户减排，重新找回久违的蓝天!”　　根据环保部2009年的试点监测，我国多个城市长时间出现严重灰霾天气，其中上海134天，苏州169天，南京高达211天。　　空气污染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成本。2004年，全国废气实际治理成本为478亿元，占当年行业合计GDP的0.29% 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退化成本为2198亿元，占总环境退化成本的42.9%，占地方合计GDP的1.31%。　　此外，我国多地研究显示，工业污染区肺癌、呼吸道疾病等环境病比例明显偏高。　　工业排放是最大的大气污染源，包括电力、炼焦、钢铁、水泥等行业，排放量远超其他排放源。　　环保部曾经确立国家废气重点监控企业名单。但2009年，全国共监测了3557家企业，平均排放达标率仅为73%，只有不足六成的企业二氧化硫全年监测达标，全部超标的企业达15%。　　1000多家污染企业被曝光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此次以《2011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中的4400余家企业作为试点定位，这些企业占工业废气排放的65%。经过一年多的调研，最终将1000多家污染企业定位到电子地图中，披露了他们的环境违规记录和排放量等信息。　　地图显示，东部地区仍然是密集排放区，但中部发展强劲，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而北方城市因能源、资源优势形成的排放密集区也开始向南延伸，长三角地区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排放大户，苏州、无锡、杭州等传统轻工业城市也成为排放密集区，显示了污染强度正在随产业转型提高。　　马军指出，相当一部分大型国企出现超标违规现象。如中石化广州分公司从2007年至今连续5年存在环境监管记录，并在2007年广东省重点污染源环保信用评价中被列为红牌。　　“还有一些外企到了中国也屡屡超标违规，如法国的拉法基水泥。”马军说。　　企业排放信息急需公开　　“中国企业的排放信息公开程度和欧美差距很大。”马军感叹。　　美国1986年就提出了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制度，要求企业每年公布排放数据，最后形成了“美国五百毒”榜单。　　马军评价认为，这样的体制没有提高标准，也没有加大环保局监管力度，却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减排压力，使企业能够自主减排。　　欧盟2000年迎头赶上，建立了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PRTR)制度，要求企业公布污染物数据。日本和韩国近年来也建立了PRTR制度。　　“中国是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发达国家的重污染工业都往中国转移，但是企业信息公开的程度很低。”马军希望中国尽快建立起向社会公开的PRTR制度，在社会监督下制约造假行为。　　此外，马军希望各地都能制作自己的“蓝天路线图”，识别污染源、分步减排。“希望这张图不是只有少数研究人员和官员才能看到的秘密图纸。”他强调。　　在谈到排放信息公开时，北京国能中电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白云峰指出，中国也有走在世界前列的环境标准，如在明年将要实行的大气排放标准中加入了汞的指标。但环保不能形式化，必须落到实处，一旦排放超标，应该追究主要领导的刑事责任，而非行政责任。　　中国企业家生态协会前任副会长、美通无线董事长王维嘉则指出，中国的环保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唤醒民众自我维权意识至关重要。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厦门市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日前印发。《方案》提到，目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主要包括国际公约管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和微塑料四大类，其主要来源是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方案》提到，要结合列入《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 年版）》的化学物质和厦门市行业发展实际情况，动态开展全氟烷基化合物、十溴二苯醚、短链氯化石蜡、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壬基酚以及抗生素等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在生产、使用、储存、排放等环节的品种、数量、用途等环境信息调查。2024年年底前，组织实施一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试点。2025年年底前，初步建立厦门市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体系。能力建设方面，《方案》指出，要鼓励围绕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源解析、生态环境效应、迁移转化规律、高排放物质筛查、分析检验、环境多介质监测、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绿色替代、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暴露与致病机理、污染防治技术等需求开展研究；并培育一批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的新污染物治理人才队伍。涉及到科学仪器方面，《方案》特别提到2023年到2025年期间要增加新污染物相关分析仪器设备的资金投入，提升新污染物非靶向监测和痕量分析检测、监测水平，逐步提升新污染物环境监测技术支撑保障能力。详情参见：厦门市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　　新污染物是指排放或可能排放到环境的，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对生态环境或人体健康存在风险，但尚未纳入管理或者现有管理措施不足以有效防控其风险的污染物。目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主要包括国际公约管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和微塑料四大类，其主要来源是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2〕15号，以下简称“国家方案”）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闽政办〔2023〕1号，以下简称“省级方案”）要求，扎实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提升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防控能力，切实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健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㈠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以及厦门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有效防范新污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为核心，以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为准则，遵循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理念，统筹推进新污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健全新污染物治理管理机制，实施调查监测、分类治理、全过程风险管控，协同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以更高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和以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提供有力保障。　　㈡工作原则　　1.全面落实，稳步推进　　坚决贯彻国家和省级方案要求，全面落实新污染物治理属地责任，扎实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各项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遵循污染治理规律，树立系统防治观念，合理安排各项措施和工作进度，稳步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工作。　　2.精准施策，突出重点　　根据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结合我市新污染物生产、使用实际情况，瞄准新污染物潜在排放源以及主要环境归宿开展调查监测，科学评估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精准识别风险较大的新污染物，针对产生环境风险的主要环节，采取源头禁限、过程减排、末端治理的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措施。　　3.部门联动，形成合力　　建立跨部门协调配合的新污染物治理管理体系，形成新污染治理合力，统筹推动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强化新污染物治理工作的制度保障、科技支撑、资金支持与宣传引导，加强新污染物治理的监督、执法和监测能力建设，夯实新污染物治理基础。　　㈢工作目标　　到2025年，落实高关注、高产（用）量的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筛查，完成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物质环境信息调查，围绕涉新污染物重点企业、重点区域，开展新污染物调查监测和环境风险评估试点；完成一批我市特征性新污染物及其主要排放源的筛查工作，初步建立新污染物环境信息数据库；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实施禁止、限制、限排等环境风险管控措施，新污染物治理长效机制逐步建立，新污染物治理能力明显增强。　　二、主要任务　　㈠落实法规政策，健全管理机制　　1.贯彻新污染物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坚决落实国家、省级新污染物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严格执行国家、省级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相关标准规范，适时制定我市新污染物环境管理的地方标准、规范，做好与国家、省相关管理文件的衔接。（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2.建立健全新污染物治理管理机制。建立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新污染物治理跨部门协调机制，强化部门协同监管、联动执法和信息共享，协调解决新污染物治理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统筹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工作。（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工信局、财政局、建设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卫健委、海洋局、市场监管局、市政园林局、金融监管局，厦门海关、市税务局、人行厦门市中心支行、厦门银保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人民政府负责落实。以下均需各区人民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3.成立厦门市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库。充分发挥在厦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新污染物治理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优势，面向社会征集新污染物研究、治理专家，建立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库，为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提供政策咨询、管理支撑、技术指导和服务。（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工信局、财政局、建设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卫健委、海洋局、市场监管局、市政园林局，厦门海关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㈡积极先行先试，开展调查监测　　4.开展化学物质环境信息调查。结合列入《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 年版）》的化学物质和我市行业发展实际情况，动态开展全氟烷基化合物、十溴二苯醚、短链氯化石蜡、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壬基酚以及抗生素等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在生产、使用、储存、排放等环节的品种、数量、用途等环境信息调查。2023年年底前，按照国家、省部署完成首轮化学物质基本信息调查和首批环境风险优先评估化学物质详细信息调查。2025年年底前，逐步建立厦门市化学品环境管理数据库，力争形成企业的“一户一档”管理模式。（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发改委、工信局、农业农村局、卫健委、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5.开展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依托我市现有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对照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瞄准电子、橡胶、医药、农药、石化、污水处理、固废处置、消防、印染、皮革、涂料、电镀、水产养殖等重点行业废水和周边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大气、生物体等新污染物主要环境归宿以及九龙江河口等外源输入端口，开展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工作，探索建立地表水、地下水、沉积物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技术方法。2024年年底前，组织实施一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试点。2025年年底前，初步建立我市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体系。（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科技局、农业农村局、卫健委、海洋局、市场监管局、市政园林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6.开展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根据国家、省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工作部署和要求，以高关注、高产(用)量、高环境检出率、分散式用途的化学物质为重点，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对需重点关注的新污染物及其它化学物质分阶段、分批次开展人体健康与环境风险筛查。收集并根据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结合环境调查监测结果，识别需重点关注新污染物的主要环境源汇，分析我市需重点关注新污染物环境暴露时空特征，探索建立人体健康与环境风险评估模型。按国家、省要求完成首批列入环境风险优先评估计划化学物质的环境风险评估。依据并衔接最新版国家、省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结合我市新污染环境调查监测、风险评估实际情况制定厦门市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及“一品一策”管控方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发改委、工信局、农业农村局、卫健委、商务局、市场监管局，厦门海关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7.建立新污染物环境信息数据库。基于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和风险评估数据，建立厦门特征新污染物环境信息数据库，整合优势力量，力争接入高校、科研院所新污染物相关科学研究积累的历史数据，打造新污染物环境信息数据库，促进我市新污染物全生命周期治理工作的数据化管理，指导相关调查监测，支撑相关理论技术研究，服务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科学决策。（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科技局、农业农村局、卫健委、市政园林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厦门大学、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等参与）　　㈢实行全过程监管，降低环境风险　　8.落实新污染物源头防范。严格执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有关要求，督促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单位落实环境风险防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新化学物质登记测试数据质量监管机制，开展新化学物质登记测试数据质量现场核查并公开核查结果。配合国家、省联动的监督执法，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则，将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事项逐步纳入环境执法年度工作计划，加大对违法企业的处罚力度。（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工信局、市场监管局，厦门海关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9.严格落实淘汰或限用措施。严格执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对纳入淘汰类的工业化学品、农药、兽药、药品、化妆品等，按期完成淘汰。未按期淘汰的，依法停止其产品登记或生产许可证核发，依法严厉打击已淘汰新污染物的非法生产和加工使用。（市发改委、工信局、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0.强化环境影响评价和进出口管理。强化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严格涉新污染物建设项目准入。加强禁止进（出）口的化学品和严格限制用途的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加大口岸查验力度，严防禁止进（出）口化学品入（离）境，有效运用现场检验、实验室检测等手段强化严格限制用途化学品监管。（市生态环境局、厦门海关按职责分工负责）　　11.加强绿色制造和产品认证。推进新污染物治理与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相结合，在电子及机械制造、消费品、材料、医药等领域推广绿色技术工艺装备，切实减少新污染物产生。推动将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替代和排放控制要求纳入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对使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进行生产或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企业依法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鼓励企业实施原辅材料无害化替代、生产工艺优化等清洁生产改造。在涉新污染物重点行业，推进有毒有害化学物质替代。推荐一批基础好、代表性强、绿色化水平高的示范企业，逐步推广绿色示范技术。企业应采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布有毒有害原料使用、排放相关信息。（市发改委、工信局、科技局、生态环境局、建设局、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2.加强产品中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含量控制。严格执行玩具、学生用品等相关产品的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含量控制强制性国家标准，定期对相关产品中具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含量进行抽检，减少产品消费过程中造成的新污染物环境和健康风险。全面落实国家环境标志产品和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中重点管控新污染物限值和禁用要求，在重要消费品环境标志认证中，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进行标识或提示。（市工信局、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3.规范抗生素类药品使用管理。加强抗生素类药品临床应用管理，加强抗生素类药品合理应用培训考核和处方权管理，严格落实零售药店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类抗菌药物，加强药品零售企业监督检查，落实不合格药物无害化处理要求。强化兽用抗菌药全链条监管，严格规范兽用抗菌药的生产和使用，在兽用抗菌药经营、使用环节严格落实兽用处方药管理制度、兽药休药期制度和“兽药规范使用”承诺制度，加强畜禽养殖生产过程中抗菌药物的管控，严禁人用重要抗生素类药品在养殖业中应用，实施兽用抗菌药减量化行动。加强水产养殖的投入品管理，开展水产养殖用药的监督抽查，依法规范限制使用抗生素等化学药品。（市卫健委、市场监管局、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4.强化农药使用管理。加强农药登记管理，严格管控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性的高毒高风险农药及助剂。持续开展农药使用减量专项行动，鼓励发展高效低风险农药，稳步推进高毒高风险农药淘汰和替代工作。加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鼓励使用便于回收的大容量、易资源化利用及易处置包装物，逐步建立包装废弃物回收和处理体系。（市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15.深入推进塑料污染治理。深入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福建省“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等文件要求，积极推动重点环节、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塑料生产和使用源头减量，积极研发推广性能好、绿色环保、经济适用的塑料制品及替代产品。推进餐饮外卖行业一次性塑料餐具、宾馆酒店行业一次性塑料用品、快递行业塑料包装等塑料制品的禁止和限制使用。（市发改委、科技局、工信局、生态环境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文旅局、市场监管局、市政园林局、邮政管理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6.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探索开展新污染物与常规污染物协同治理，推进大气、地表水、土壤、地下水、海洋及其沉积物等多环境介质中新污染物的协同治理。加强新污染物治理与排污许可等环境管理制度的衔接，排放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有关要求，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或填写排污登记表，并在其中载明执行的污染控制标准要求及采取的污染控制措施，达到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及环境质量目标要求；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排放口及其周边环境定期开展环境监测，评估环境风险，排查整治环境安全隐患，依法公开新污染物信息，采取有效污染控制措施防范环境风险。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生产、加工使用或排放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中所列化学物质的企事业单位应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市生态环境局、科技局、农业农村局、市政园林局、海洋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7.强化含特定新污染物废物的收集利用处置。严格落实废药品、废农药以及抗生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废反应基和废培养基等废物的收集利用处置要求。紧盯医药、农药等生产企业，强化含特定新污染物废物的收集利用处置。（市科技局、生态环境局、卫健委、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8.开展新污染物治理试点工程。聚焦火炬产业区、生物医药产业园等重点工业园区以及电子、橡胶、医药、农药、污水处理、消防、涂料、纺织印染、石化等涉新污染物重点行业，开展新污染物全生命周期管理试点；选取至少一个重点工业园区和一批重点企业开展新污染物治理试点，探索开展新污染物减排以及污水污泥、废液废渣中新污染物治理示范，力争形成若干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绿色替代、新污染物减排以及治理示范技术。（市工信局、科技局、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市政园林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㈣加强能力建设，夯实治理基础　　19.加大科技支撑力度。在我市科技计划中加大对新污染物治理相关研究的支持力度，推动设立市级新污染物治理科技专项，鼓励围绕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源解析、生态环境效应、迁移转化规律、高排放物质筛查、分析检验、环境多介质监测、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绿色替代、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暴露与致病机理、污染防治技术等需求开展研究。鼓励支持高校、科研院所、高新企业发挥新污染物相关基础科研优势，申报国家、省和市级相关重点科研项目，积极开展新污染物毒理分析、环境行为、源汇通量、生态效应、风险评估、风险管控等方面的探索和攻关；支持已有科技平台开展新污染物相关理论基础研究和管控治理关键技术研究；通过科技项目引导相关研究单位建立新污染物数据库、研究中心，并积极申报国家、省级和市级重点实验室。加大新污染物相关科研技术人才引进力度，积极推动相关科技成果转化，实现产学研用结合。（市科技局、生态环境局、卫健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20.加强基础能力建设。提升我市新污染物监督、执法和监测能力，探索建立我市新污染物监督执法制度以及环境监测体系。2023年到2025年，动态跟进国家、省新污染物治理相关法规政策、标准规范等文件发布情况，组织开展法规政策宣贯和标准规范培训，组织新污染物治理相关采样、检测、监测、质控、评估等业务培训，加强新污染物治理的监督、执法能力建设，提升执法人员业务水平，提升监督、执法装备标准化水平；培育一批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的新污染物治理人才队伍。2023年到2025年期间增加新污染物相关分析仪器设备的资金投入，提升新污染物非靶向监测和痕量分析检测、监测水平，逐步提升新污染物环境监测技术支撑保障能力；推进新污染物相关测试分析标准方法的建立和认证，研究制定我市重点行业新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相关职能部门统筹整合现有资源，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技术单位合作，培育一批符合良好实验室规范的化学物质危害测试实验室和新污染物测试重点实验室，逐步构建具有较高水平的新污染物环境监测体系。（市生态环境局、发改委、财政局、卫健委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保障措施　　㈠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新污染物治理市、区一体化推进的工作机制和跨部门协调机制，做好上下衔接，明确部门分工，强化部门间协作。健全新污染物相关信息报告、调查监测、风险评估、风险管控等环境管理制度，加强跨部门协同监管、联动执法和信息共享，强化制度机制设计。全面落实新污染物治理属地责任，将新污染物治理作为净土保卫战的重要内容,纳入我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1+N”方案体系。2025年对本方案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㈡严格监管执法　　加强对新污染物全生命周期的环境风险管控，贯彻严格源头管控、强化过程控制、深化末端治理的行动举措。加强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排放的执法监测以及重点区域的环境监测，将生产、加工使用或排放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纳入重点排污单位，督促涉重点管控新污染物企事业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对涉重点管控新污染物企事业单位依法开展现场检查，加大对未按规定落实环境风险管控措施单位的监督执法力度。加强对禁止或限制类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及其相关产品进出口、生产、销售、使用、排污治理等全生命周期管理执法力度，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逐步建立新污染物风险预警机制，切实降低新污染物生态环境风险。（市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卫健委、市场监管局，厦门海关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㈢拓宽资金投入渠道　　加大对新污染物相关调查监测、风险评估、污染治理等相关工作的资金投入；支持新污染物治理相关项目申请中央、省级大气、水、土壤等专项资金；统筹各类财政资金，切实保障新污染物治理工作需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新污染物治理领域，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污染物治理的信贷支持力度，探索建立政府、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模式。新污染物治理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市财政局、生态环境局、金融监管局，市税务局、人行厦门市中心支行、厦门银保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㈣做好宣传引导　　加强新污染物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宣传解读，督促各区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提高企业新污染物治理主体意识；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新污染物治理科普宣传教育，引导公众树立绿色消费的理念；动态发布新污染物相关权威信息，及时回应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鼓励企业、公众通过多种渠道为新污染物治理献言献策，举报涉新污染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积极宣传新污染物风险防范相关制度建设、管理机制、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新进展，引导公众树立对新污染物的科学认识，为做好新污染物防治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蔬菜虽受重金属污染，但并未达到危险级别　　34家民间环保组织日前发布的《2010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显示，包括东莞在内的珠三角地区，长久以来受重金属污染的状况没有得到缓解。日前，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等部门也曾对东莞的蔬菜样品做过调查，证实镉、汞等重金属元素超标，要缓解此类污染，唯有减少工业“三废”的排放。　　塘厦镇一企业违法排污　　据了解，4月26日，马军所创立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与自然之友等34家民间环保组织一起发布《2010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称，包括东莞在内的珠三角地区，长久以来受重金属污染的状况没有得到缓解，IT行业的重金属污染出乎意料地给这一地区带来了严重后果。在被披露的排污企业中，有一家正是来自东莞的塘厦镇。　　据马军介绍，建滔集团旗下的东莞万年富电子有限公司，在东莞市环境监察分局去年10月31日的突击检查中被发现擅自设置一条直径约10厘米的软管，连接污泥浓缩池的导排管预留口，该公司将未经处理的污泥及生产废水通过软管绕过标准化排放口直接排入下水道。被查处时，这家公司还存在每天约350吨废水无法说明去处、违法转移废蚀刻液和污泥等问题。　　据了解，马军所说的东莞万年富电子有限公司早已受到行政处罚，环保部门要求该公司彻底拆除偷排暗管，恢复废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转，同时下发了限期整改书面通知，要求其加强废水处理设施管理力度，确保废水处理设施、在线监控系统正常运转，不得在地下引流偷排车间废水。虽然环保部门进行了处罚，但本月20日，有记者在该厂实地调查中发现，大门一旁的排污管道旁仍可以看到铜绿色散发刺鼻气味的粘稠废水。　　蔬菜污染未达危险级别　　东莞的重金属污染到底有多严重？据了解，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广东省农业环境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的有关专家曾对此进行过研究，他们选取东莞主要蔬菜生产基地的11种蔬菜48个样品的可食部分进行重金属含量测试，发现镉、汞超标率分别为11.6%和2.3%。研究还发现重金属元素含量超标的蔬菜均为叶菜类蔬菜，其中菠菜有四种重金属元素的含量在各品种蔬菜中最高。　　农业部蔬菜水果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华中农业大学等部门也对东莞主要蔬菜产区的112个蔬菜样品曾做过类似的调查，发现这些蔬菜受到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但大多数只是轻度污染，并未达到危险级别，绝大部分蔬菜可以放心食用。　　在分析蔬菜受重金属污染的原因时，参与调查的专家们所透露的一个因素与《2010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不谋而合，都指出重金属元素主要来自土壤重金属污染，东莞工业生产发达，工业“三废”的排放对当地的环境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要解决东莞的重金属污染问题，专家们着重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严格控制蔬菜生产基地周围的环境质量，尤其是工业“三废”的排放。

四川鼎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日前成功研发出雾霾在线监测仪。目前，中科院光电所产业园内的计算机正在不间断地运算其采集回的数据。　　该公司负责人杨宁表示，当下环保部门采用空气质量指数监测体系预报污染情况，主要是分项监测PM10、PM2.5等6种污染气体，而雾霾在线监测仪通过实时的能见度、湿度等数据在线监测雾霾，并对空气中的各种污染气体和悬浮物进行总体监测。&ldquo 两种监测方式不同，可有效互补。&rdquo 　　&ldquo 总体监测的最大好处是既能量化反映雾霾严重程度，又能定位雾霾污染分布和污染源。&rdquo 据该公司总工程师甘志介绍，雾霾的严重程度和大气中污染颗粒物浓度成正比，而颗粒物浓度和大气消光系数成正比。雾霾在线监测仪正是基于透射式原理研发而成，通过监测大气的消光系数，包括散射和吸收效应，进而推算出雾霾严重程度，并最终反映总的污染物浓度水平。同时，当一个地区有多种污染源时，雾霾在线监测仪可定位污染源的分布与位置，有效监测不定期偷排现象。

8月12日，云南信息报《5000吨剧毒铬渣来了，羊死了，猪死了，水也不能喝了》一文引起了媒体关注，文章报道了陆良县某化工企业剧毒工业废料铬渣污染事件。该文称，5000吨剧毒铬渣进入水库，致使水库六价铬超标2000倍，之后又将30万立方受污染水，铺设管道排入珠江源头南盘江，水源污染将会直接影响整个珠三角的水质，从饮水、种植等多个环节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安全。该事件引来了业内对铬污染的广泛关注，铬污染究竟有何危害？中国的铬污染现状如何？如何检测铬污染？本文将为您解答。危害：剧毒六价铬可致癌 铬渣是什么东西？究竟有什么危害？据悉，铬是一种银白色的坚硬金属，比铁稍轻。由于生产工艺的特定需要，只要铬没被转化成产品固定下来，成为不可溶的形态，就会变成离子铬，遇水即溶，很快成为毒性极强的六价铬。铬渣是在生产金属铬和铬盐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渣，本身毒性强大。铬渣露天堆放，受雨雪淋浸，所含的六价铬就会被溶出渗入地下水或进入河流、湖泊中污染环境，容易造成更大规模的危害。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研究员介绍，六价铬极容易致癌，它通过消化道、呼吸道、皮肤和黏膜侵入人体后主要积聚在肝、肾和内分泌腺中。&ldquo 人和动物喝下含有六价铬的水后，六价铬会被体内许多组织和器官的细胞吸收。&rdquo 因此，历史遗留的铬渣如果不进行有效处置，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现状：尚有12个省市堆存铬渣 云南曲靖的铬渣污染事件并非是首例，实际上，铬渣污染已是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据2005年10月，国家发改委会同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出台的《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统计，我国当时铬盐生产量及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全国累计生产铬盐200多万吨，产生铬渣600多万吨，其中仅有约200万吨得到处置，尚有400多万吨堆存铬渣没有得到无害化处置。对此，《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提出，要在2010年底前，对所有堆存铬渣实现无害化处置。　　但改综合整治目标并未如期完成。据国家环保部今年6月发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累计处置铬渣超过300万吨。列入整治方案的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河北、江苏、浙江、山东、湖北、重庆和陕西等7个省(直辖市)的铬渣已全部处置完毕。但尚有12个省市自治区(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河南、湖南、四川、云南、甘肃、青海、新疆)堆存着铬渣，数量大约100万吨。检测：X荧光有效检测铬渣污染 铬渣污染的现状不容乐观，因此铬及其有毒化合物的检测和监测尤为重要。X射线荧光技术（XRF）是一种快速、有效检测铬污染的分析方法。作为国内XRF领域的领跑者，天瑞仪器所拥有的X荧光核心技术，已成功应用于铬污染检测。下面将介绍三款针对铬污染检测效果较好的仪器：快速检测土壤中铬含量： Genius 9000 XRF手持式土壤重金属分析仪Genius 9000 XRF手持式土壤重金属分析仪是在EDX-P930 手持式土壤重金属分析仪的基础上升级研发的，对于铬污染的土壤以及固废物原地快速检测，有很好的效果。Genius 9000 XRF手持式土壤重金属分析仪操作方便，不需对样品进行前处理，能够在5-10S内检测出土壤中铬含量；其准确度接近实验室结果，是实地初查的最佳帮手。今年7月面市初，Genius 9000便受到了市场的高度关注。事实上，Genius 9000所替代的手持三代产品&mdash &mdash EDX-P930 手持式土壤重金属分析仪，已经得到了业内高度认可，它曾在国内多起重金属污染事件中大显身手，得到了各大环境检测站、环保企业及科研机构的好评。较之EDX-P930，Genius 9000XRF手持式土壤重金属分析仪更稳定、更精准、更迅速。它使用小功率端窗一体化微型光管、大面积铍窗SDD硅漂移探测器以及自主研发的微型数字信号多道处理器，仪器分辨率和统计计数大大增强。另外，它仪可手持1-2秒对测试样品，也能使用座式实现较长时间的精细测试，10秒测量结果即可接近实验室精度。实时监测水质中六价铬： WAOL 2000-Cr6+水质在线分析仪-六价铬 WAOL 2000-Cr6+水质在线分析仪-六价铬也是天瑞仪器2011年度推出的新品，是一款专用于实时、在线监测水质中六价铬的仪器。六价铬毒性很强，因此，各级水环境自动监测站、自来水厂、地区水界点、水质分析室以及各级环境监管机构均需对水环境污染源（皮革厂、造纸厂、电镀厂）企业进行实时监测，控制其六价铬的排量，WAOL 2000-Cr6+水质在线分析仪-六价铬就是一款非常适合的仪器。2011年2月，环保部出台了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六价铬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技术要求》，标准自6月1日起实施。标准中，首次对六价铬水质自动在线监测类仪器提出了明确的性能技术要求，经实验室及实地应用效果比对，天瑞仪器自主研发的WAOL 2000-Cr6+水质在线分析仪-六价铬完全能够达到并超过国标要求。国家环保标准及WAOL 2000-Cr6+水质在线分析仪-六价铬性能指标对比： 快速检测水质中的铬： HM 3000P便携式水质重金属检测仪 HM 3000P便携式水质重金属检测仪对于水质中的铬元素有很好的检测效果，其检出下限为0.5ppb、检出上限为20.0ppm。HM 3000P便携式水质重金属检测仪检测快速、操作简单，可便携应用于现场应急检测，也可应用于实验室的重金属检测和分析。它是各级环保局、水务局、监测站、自来水公司和疾控中心检测水质中铬元素的好帮手。便携式水质重金属检测仪基于权威机构认可的标准方法&mdash &mdash 阳极溶出法，是一个快速精确的重金属离子浓度测定工具，被测定物的状态是液态。对于固态被测样本，也可液态萃取液萃取后再测定。仪器采用阳极溶出（ASV）原理，检测液体样本中的重金属离子。 了解天瑞仪器：www.skyray-instrument.com

p　　strong仪器信息网讯/strong 2018年1月19日，由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主办的“中国环境风险评估与应急响应(苏州)论坛”在苏州顺利召开。来自环境风险评估、环境应急响应、危机舆情管理和环境监测溯源等领域的领导、专家、行业领域以及国外商会代表近200人参加了此次论坛。/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1/insimg/a5442661-16e4-4f3f-8dde-b5075edcdc3e.jpg" title="IMG_5132.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主会场现场/strongbr//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1/insimg/6bb6d229-c2c1-4025-a598-c8a3c21e307e.jpg" title="initpintu_副本.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主论坛演讲嘉宾/strongbr//pp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环境风险与应急响应：新时代，新问题，新举措”。在上午的主论坛上，苏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吴新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党委书记、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院长刘毅，环境保护部土壤环境管理司化学品环境管理处副处长杜科雄，上海美国商会总裁Kenneth Jarrett，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张晓健教授，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副主任单学刚、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么新、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环境风险与应急研究中心主任杨爱梅、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环境风险与应急研究中心主任陈超、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研究员吴静等分别致辞或做主题演讲。/pp　　随着中国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以及公众关切的加强，环境风险评估以及环境应急日益受到重视，而建立一套完善的预警预报和应急制度，加强技术支撑和法规标准建设，是环境风险评估和应急必不可少的一环。以京津冀重污染天气为例，由于观测数据的完善、预警预报准确度的提高、应急措施的规范化，冬季京津冀地区重污染天气的峰值不断下降。而在水质领域，水污染预警溯源技术还远远没有受到如此重视，当然成功案例也很少为大家所知。/pp　　此次论坛上，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研究员吴静带来了自己团队研发的水污染预警溯源技术，并在下午举办了分论坛“污染预警溯源”，为参会观众重点介绍了此项技术在地表水和工业园区的各种应用，同时参观了此项技术最早的应用站点“苏州金墅港预警溯源系统”。/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1/insimg/d0a50cef-9220-48ae-9f3c-e734f5e2c06c.jpg" title="IMG_5235.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研究员吴静/strong/pp　　吴老师团队将刑侦中用指纹快速查找嫌疑犯的思路引入水污染溯源，历经14年实现了技术的产业化，目前已研发出第三代预警溯源仪。此技术通过建立不同水体、污染源、化学品的三维荧光指纹图谱，并通过指纹图谱的不断监测和比对，来实现对水体水质变化的预警以及污染来源的快速查找。目前，吴静团队的水纹数据库已包含13大类、152种污染源指纹库，29个国家或地区、244个水体的指纹库，以及近350种化合物指纹库。此项目的进一步产业化也得到了国家重大仪器专项的资助。/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1/insimg/503b9231-1150-4183-9fdb-57e2a2d2d61c.jpg" title="IMG_5253.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环保部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张扬博士/strong/pp　　张博士介绍了三维荧光光谱在某国界河流污染来源解析中的应用。通过对河流源头区、城市市区以及下游区水质三维荧光光谱的特征研究、时空变化以及沿河重要污染源水质分析，张博士得出如下结论：天然源对河流有机物贡献可能占主要地位，人为源对河流有机物也有贡献，人为源的主要来源很可能是生活污水类污染。因此在河流污染控制中，需要加强对河流岸边带的治理与保护，提高生活污水收集率与处理率。/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1/insimg/2491354d-f28c-4dee-b301-d7108f5d1db9.jpg" title="IMG_5279.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苏州环境监测中心 吕清/strong/pp　　苏州市目前已建设160多个自动监测站用来水体监测，但由于水系复杂，发生污染事故时，仍然存在污染性质说不清、变化原因说不透、污染源头难追溯的问题，尤其是PPCPs、EDCs等新型有机污染物的污染。自2009年开始，苏州环境监测站开始与吴静老师的团队从原型机开始，在国家和地方多项资金支持下，开始验证荧光指纹溯源预警技术在水体监测中应用的可行性。/pp　　苏州环境监测站根据苏州产业分布特点，建立了相应的荧光指纹数据库 通过筛选，选择了色氨酸作为标准物质来验证仪器运行稳定性 通过对浊度、重金属等干扰因素的分析，最终确定0.45微米过滤作为仪器的预处理方式。/pp　　通过多年的运行，此仪器在多起苏州水质预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保证太湖水位，苏州每年会在固定时间段引长江水进入太湖，而在引水期，可发现太湖水荧光强度有明显增强，且与氨氮变化趋势一致，说明此仪器可很好预警太湖水质的变化。2014年，某水质监测站水质荧光强度突然出现明显异常，经排查是因为取水管道改造过程中新管材质量问题，而此时其他水质指标还没有出现明显变化。送样是目前我国重要的一种实验室水样来源方式，而有时送样单位因种种原因会采集与目标地点水质指标比较类似的水样，采用水质荧光光谱分析，可以快速发现水样的真伪。/pp　　吕老师在最后还提出了此技术的两项不足：一是没有完善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支持，监测结果不能作为执法依据 二是此技术的应用与当地水纹库的丰富程度、服务团队的技术支撑力度、监测系统的稳定运行密切相关。/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1/insimg/d597a109-48f5-4eb6-ba13-a33d7bf474f0.jpg" title="IMG_5320.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 蒋冰艳/strong/pp　　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2017年在某工业园区排污口安装了在线污染预警溯源仪，此工业园区有22家电镀企业，为此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专门建立了水质指纹库。除此之外，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还配备了移动式污染预警溯源仪。/pp　　一年的运行时间内，此系统对污染源的快速定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系统安装前，此工业园区的主要问题是各企业排放口均不超标而园区排污口却经常超标。2017年4月，排污口水质指纹发现异常并与某企业污染相似度为84%~100%，监测监察人员迅速对该企业进行了重点监管，经过现场采样实验室分析，发现企业污水pH值、悬浮物、总磷、总锌均超标排放，随后对企业进行了处罚。水质指纹预警溯源技术将以往执法过程中“发现—普查—执法”变成“发现—精准调查—快速执法”，大大提升了执法效率。/pp　　2017年3月，在某工业园区污水干管上识别到有污水排放，溯源为某公司污水，但该厂污水排放口达标，执法人员通过在企业院内开挖发现了疑似偷排管道，水纹比对相似度达98.4%，后经实验室验证，吊销了该厂排污许可证，并处罚1239万元，成为深圳首笔千万元环保罚单。/pp　　除此之外，蒋博士还介绍了上洋水质净化厂有毒进水识别、上洋水质净化厂上游污染源排查、蛇口水质净化厂上游污染源排查、布吉水质净化厂案例等。最后，蒋博士也提到强大而全面的行业企业指纹库、专业的服务团队、配套的技术手段和政策是此系统发挥作用的关键点。/pp　　目前，在吴静团队的基础上成立了苏州国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和技术服务。/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1/insimg/a6610b3c-f304-41e6-8a10-634298e86191.jpg" style="float:none " title="IMG_5380.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苏州金墅港预警溯源系统参观/stron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1/insimg/da291888-891f-4587-9f28-3b64838fb793.jpg" style="float:none " title="IMG_5397.jp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参观人员合影/strong/pp style="text-align: right "strong（编辑：李学雷）br//strong/p

《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以下简称《清单》）自实施以来，14类重点新污染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禁止、限制、限排等环境风险管控措施，相关管控实现有单可循，有据可依。随着重点新污染物关注度不断提升，潜在的新污染物如何监测？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以下简称分测中心）污染调查评估研究室主任杜兵博士。在《清单》中第五条明确指出，将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新污染物的动态调整。“新污染物是指排放到环境中的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对生态环境或者人体健康存在较大风险，但尚未纳入管理或者现有管理措施不足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主要包括抗生素、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和微塑料等。除了《清单》中明确的14类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外，还有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微塑料、以及邻苯二甲酸酯类、有机磷酸酯类、紫外吸收剂、有机锡等其他潜在的新污染物。”杜兵介绍。“目前已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发布了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部分省市区还提出动态发布新污染物清单的要求，这意味着在《清单》之外，将可能会有其他新污染物被关注并补充进来，国家及省级的管控方案将形成合力，推动建立健全新污染物治理体系。”记者注意到，《上海市新污染物治理行动工作方案》就“点名”了《清单》外的内分泌干扰物——双酚A等，提出其进行环境风险筛查。《海南省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则与持续推进的《海南省“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相结合，在《清单》外还重点关注微塑料等新污染物。当前，在开展化学物质基本信息调查和优先评估化学物质详细信息调查之外，一些省区市也提出要开展环境筛查性监测，以发现在环境中潜在的新污染物。如何务实管好重点新污染物的同时，又落实好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中关于“筛、评、控”和“禁、减、治”的工作要求，筛选出潜在的新污染物？“现在的难点在于如何将高暴露、高风险的潜在新污染物对应的化学物质，从数以万计的化学品中识别、筛选出来。”杜兵表示。当前，基于监测的新污染物调查筛查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列出调查清单，通过定量方法对关注区域开展调查，通俗地讲，是带有“目标性”地判断某种新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是否存在。然而，如果调查的清单中没有环境介质中赋存的新污染物，将很难被管理人员发现并引起注意。另一方面，则是使用基于高分辨质谱的高通量方法进行筛查，但目前在前处理、数据采集、谱库和筛查方法学缺乏统一标准，不能准确定量，筛查结果“千人千面”，不同调查机构的定性和定量结果缺乏可比性。杜兵介绍，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基于轨道阱质谱、飞行时间质谱等高分辨质谱技术，开发了基于环境管理需求的高通量靶向非靶向筛查准定量技术。“我们开发了适于不同类别仪器的广谱低损的前处理方法，通过不同离子化模式和数据采集模式的组合，如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使用电子轰击电离（EI）、化学电离（CI）等电离模式，高分辨全扫描和二级离子扫描等数据采集模式；液相色谱高分辨质谱使用正负模式电喷雾电离（ESI）模式，数据采集使用数据依赖采集（DDA）、数据非依赖采集（DIA）等模式，开发高分辨全谱系谱库，开展靶向非靶向分析。使用DDA数据开展高响应污染物靶向/非靶向分析。使用DIA数据采样解卷积模式开展低响应污染物靶向/非靶向筛查，并辅助定量。”他介绍。为了保证能够尽可能地筛查出已知的新污染物，分测中心并未“单打独斗”，而是与多方“打好配合”。在数据解析层面，分测中心同科研院所、合作厂商紧密合作，充分借鉴当前不同理论框架的非靶向筛查技术，形成数据合力，获得当前技术水平下的优化结果。广泛筛查后，如何对潜在污染物进行更精准的定量分析？杜兵介绍，对筛查出的环境污染物，还会与国内外主要管控名录对照，结合毒性效应和暴露水平，按关注度水平和确认程度水平进行优先级排序，渐次建立高分辨谱库，形成一套基于气相色谱/液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技术和统一的稳定同位素标记内标体系和广谱低损的前处理方法相结合的定量技术，可实现跨仪器平台的高通量定量数据的可比分析。杜兵表示，新污染物从被科学家关注到实施监管治理中存在“时差”，往往科学界对于新污染物的反应更敏锐，而实际上传递到管理层面则需要较长周期。“及时关注科研成果，对判断存在较大的生态风险或人体健康风险的新污染物及时纳入筛查清单，将有助于管理部门提前研判相关新污染物问题。”“新污染物治理是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当前，被纳入管理视野时间较短。因而，当前新污染物调查监测能力呈现‘头重脚轻’，省市级生态环境监测力量不平衡、不充分突出。地方仍需进一步夯实相关监测力量，国家及科研机构检测力量也可作为地方工作的补充支撑。”他表示。记者了解到，分测中心自2021年以来，已围绕新污染物监测试点开展多项工作。一方面，健全了新污染物监测技术体系，建立了全系列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监测技术方法和新污染物高通量筛查准定量技术方法，编制了新污染物调查监测系列作业指导书，明确了新污染物监测调查中样品的采制留存测等标准，并与多家单位联合，对相关方法进行了技术验证。据杜兵介绍，建立的方法已成功运用于分测中心2022年的新污染物试点监测工作中，完成了长江全流域200余个点位，3000余样品的检测，涉及全系列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和近600种潜在新污染物指标。调查环境介质包括地表水、地下水、污水、饮用水水源地及海水等。初步掌握了长江流域新污染物分布浓度水平及特征情况，为后续掌握长江流域新污染物的重点指标、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分析潜在来源和预警工作奠定了数据基础。另一方面，分测中心还组织了新污染物调查监测分析测试线上技术培训，涵盖多种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分析测试技术要点以及风险评估技术等内容。生态环境监测系统近300位技术人员参加了培训。此外，分测中心还开发了新污染物调查监测外部质量控制技术，研制了7种新污染物质控样品，开展了首轮生态环境监测系统新污染物实验室间比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壤中的全氟、六溴环十二烷这两类新污染物的能力验证活动。图为分测中心新污染物调查监测团队杜兵表示，分测中心还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新污染物分析测试方法技术体系，持续跟进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新污染物治理和调查监测工作。作为生态环境监测系统“专精特新”的技术力量，分测中心将为全面支持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提供更有力的管理支撑、更有为的政策咨询和更有效的技术服务。

近日，环保部就《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征求意见。据了解，这是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颁布以来第三次大修，距上次重修已有8年。《草案》强调“防在前，治在后”，增加了八个方面的预防性规定。草案提出，国务院环保主管部门要根据水污染物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和影响程度，公布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实行风险管理。此外，草案还提出，对因同一排污方排放的污染物使水体受到污染，支持受害人集团诉讼和代表人诉讼。　　对水污染物风险管理　　草案强调“防在前，治在后”，新增了八方面预防性规定，包括建立健全水环境承载能力监测评价预警体系和机制，建立江河流域生态流量和湖泊、水库、地下水合理水位保障制度、建立重污染企业退出机制等。　　此外，“草案”还要求：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水污染物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和影响程度，公布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实行风险管理。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保产业研究所所长傅涛表示，此前20年，我国的环保治理一直是末端治理，但是最近以来，环保的主导思想在发生变化，“防治结合”成为主流。在最新出台的《土十条》中就可以看出治理思想的转变。　　傅涛表示，在以前的规划中，一些化工、石化企业都被布设在沿江沿海边，当时只考虑到物流方便，排污方便，没有考虑到其带来的环境风险。据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关于检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曾指出：在我国，约80%的化工、石化企业布设在江河沿岸。　　增农村水污染治理规定　　较现行的《水污染防治法》，草案增加了“农业和农村水污染控制与治理”的规定。草案提出，农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和监督农业生产水污染防治工作 渔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和监督渔业生产水污染防治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和监督农村生活水污染防治工作。　　对于化肥和农药的施用，草案也提出了具体要求。草案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合理地施用化肥、农药，控制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鼓励采取生态措施净化农田排水及地表径流，防止造成水污染。　　据了解，现行《水污染防治法》的绝大部分制度针对城市和工业污染控制设计。这部法律实施以来，城市水污染和工业污染源控制也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缺乏对农业源和生活源的有效控制，面源污染形势严峻，在一些地区面源排放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城市和工业点源，城市水污染向农村转移也呈加速趋势。　　设专章强调公众参与　　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包括运用司法手段等是草案稿的一个特点。新《环保法》中的“按日计费”、“查封、扣押”的手段都被写入。此外，草案稿落实环保法中公众参与的权利，专章规定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　　草案中明确，对污染水环境、破坏水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人民检察院和依法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此外，草案还规定，对因同一排污方排放的污染物使水体受到污染，或者多个排污方排污使同一水体受到污染，遭受损害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起诉要求作为共同诉讼受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共同诉讼受理。　　在“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专章中，草案提出，国务院环保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统一的水环境监测信息发布机制。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统一发布国家水环境质量信息、重点监管排污单位名录及其重点监管排污单位水污染物排放监测信息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发生的重大水环境事件。

记者从1月8日召开的全国污染防治工作座谈会暨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编制工作会议上获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的重金属污染问题被列为2010年污染防治工作的头等大事，环境保护部将加快组织编制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全面开创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新局面。　　会议回顾了过去一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的成绩。2009年，全国污染防治系统围绕全面改善环境质量这一根本任务，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减少污染物产生、降低产污强度，构建全防全控防范体系和高效环境治理体系，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显著: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高起点全面启动，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继续强化，重点流域区域海域污染防治规划加快实施，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稳步推进，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环境管理制度不断加强，工业污染防治和城市环境管理进一步深化。总体看来，全国环境污染防治已经初步实现由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从遏止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向全面改善环境质量转变。　　会议指出，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长期积累的环境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不断出现，特别是重金属污染危害日益显现，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2010年，环境保护部将组织编制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并制定实施考核办法，会同有关部门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全面开创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新局面。其中，组织编制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是重点，以重点防控区域污染源防治为主要内容，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和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期实施的原则，划定重点防控区域，明确防治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重点解决污染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的重金属排放企业污染问题，努力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为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和身体健康做出应有贡献。　　据悉，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编制的工作目前进展顺利，已确定规划大纲和项目需求清单，成立了规划编制工作小组，下一步将赴各地开展调研，指导划分重点防控区域，筛选重点治理项目等，确保规划编制任务及时完成。

19日召开的环境保护部常务会议决定在重点控制区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会议确定，这次纳入特别排放限值的重点控制区，共涉及19个省（区、市）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重污染行业以及燃煤工业锅炉的新建项目，火电、钢铁、石化工业以及燃煤工业锅炉的现有项目。　　从2013年3月1日起，这些地区新受理的火电、钢铁环评项目将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石化、化工、有色、水泥行业，以及燃煤工业锅炉等项目待相应的排放标准修订完善并明确特别限值后执行。47个城市的主城区范围内，现有项目中的火电行业燃煤机组从2014年7月1日起执行烟尘特别排放限值；钢铁行业烧结（球团）设备机头从2015年1月1日起执行颗粒物特别排放限值；石化行业、燃煤工业锅炉项目待相应的排放标准修订完善并明确特别排放限值后，按照标准设定的现有项目过渡期满后分别执行挥发性有机物、烟尘特别排放限值。　　会议认为，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不仅损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而且破坏生态环境，必须采取严格的大气环境管理措施，在重点控制区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严格控制大气污染物新增量，倒逼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企业的技术进步，从而推动大气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5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了总体要求、行动举措、保障措施三个方面的内容。在总体要求中，《方案》提到，“十四五”期间，对一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开展专项治理。同时，系统构建新污染物治理长效机制，形成贯穿全过程、涵盖各类别、采取多举措的治理体系，统筹推动大气、水、土壤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在行动举措中，《方案》提出18条具体的举措，再次强调了微塑料、抗生素、农药、新化学品的识别、检测及监管。在保障措施中，《方案》从组织领导、金融支持、科技支撑、宣传教育等多个方面明确了未来行动方向。通读《方案》之后，愈发感受到国家在新污染治理方面“壮士断腕”般的决心和勇气。从2025年底主要目标的实现，到具体的行动举措，无不体现着“环境保护一盘棋”的中心思想。为了便于环境监测领域专家快速了解《方案》内容，将环境监测相关的行动举措进行摘录：（文末可查看《方案》原文） 二、行动举措（二）开展调查监测，评估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状况5.建立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制度。制定实施新污染物专项环境调查监测工作方案。依托现有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在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典型工业园区开展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试点。探索建立地下水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及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方法。2025年年底前，初步建立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体系。（生态环境部负责）7.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针对列入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的化学物质以及抗生素、微塑料等其他重点新污染物，制定“一品一策”管控措施，开展管控措施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社会影响评估，识别优先控制化学品的主要环境排放源，适时制定修订相关行业排放标准，动态更新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重点控制的土壤有毒有害物质名录。（五）深化末端治理，降低新污染物环境风险。15.强化含特定新污染物废物的收集利用处置。严格落实废药品、废农药以及抗生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废反应基和废培养基等废物的收集利用处置要求。研究制定含特定新污染物废物的检测方法、鉴定技术标准和利用处置污染控制技术规范。（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六）加强能力建设，夯实新污染物治理基础。17.加大科技支撑力度。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加强新污染物治理科技攻关，开展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关键技术研究；加强新污染物相关新理论和新技术等研究，提升创新能力；加强抗生素、微塑料等生态环境危害机理研究。整合现有资源，重组环境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开展新污染物相关研究。（科技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18.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加强国家和地方新污染物治理的监督、执法和监测能力建设。加强国家和区域（流域、海域）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和新污染物环境监测技术支撑保障能力。建设国家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构建化学物质计算毒理与暴露预测平台。培育一批符合良好实验室规范的化学物质危害测试实验室。加强相关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和专项培训。（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想了解微塑料检测技术吗？国内主流技术报告都在这个会议中！中科院、清华大学等8位专家出席开讲！6月9日微塑料检测技术——质谱、光谱专场！我要免费参会关于本次会议亮点，可点击右侧链接了解：终于全了！微塑料检测主流技术专家报告！免费报名助教微信号：13260310733，备注“微塑料”点击右侧查看原文：《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

广东省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4日通报广东省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情况。广东全省共调查污染源总数60.2万个，占全国总数(592.6万个)的10.1%，居全国首位。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广东省环保厅控制总量处处长林文说：“经过三年的努力，广东全面掌握了全省污染源排放的基本情况，初步建立了全省污染源信息数据库。而普查也凸显当前存在一系列环境问题，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普查结果显示，广东全省污染源总数60.2万个，包括工业源26.9万个、农业源19.0万个、生活源14.3万个、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418个。全省各类源废水排放总量215.98亿吨，废气排放总量38617.97亿立方米。　　普查结果显示，广东工业污染物排放主要集中在少数行业和局部地区，污染排放结构性特征明显。由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工业污染排放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佛山、深圳、东莞、广州和中山市普查对象数量居前5位，分别占全省工业源总数的15.8%、15.8%、14.7%、10.4%和8.5%。　　在行业方面，纺织、造纸、农副食品加工等8个行业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工业排放总量的79.1%，电力热力、非金属矿物制品、造纸及纸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纺织5个行业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占工业排放总量的93.0%。　　林文说：“普查显示，加快珠三角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任务十分迫切。”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广东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指出，针对普查暴露出的问题，广东未来将以保障饮用水源地环境安全为突破口，加强水污染防治 同时以电厂、锅炉废气和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为重点，加强大气污染防治。

洒水车在给空气监测仪器喷水 昨日，网上爆出的几张照片令人咋舌：汉中市环保局内，空气监测设备被洒水车喷水。市民质疑，喷水影响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是弄虚作假。汉中市环保局对此回应称，喷水是因工作人员认为监测设备上有灰尘，擅自对监测设备进行了冲洗。　　照片显示：环保局内空气监测设备被喷水　　2015年以来，汉中市由过去主要监测空气污染指数，改为监测空气质量指数，并公布PM10和PM2.5等6项监测数据。监控数据表明，汉中城区本月连续多日空气质量呈中度以上污染。　　从1月18日下午到昨日上午，网上几张照片显示同一内容：汉中市环保局内一栋楼顶上的空气监测设备，正在被洒水车喷水。对这些照片，网友评论说，对空气监测设备喷水，这明显是弄虚作假，造成空气质量数据虚假，欺骗市民。　　昨日上午，华商报记者看到，位于汉中市环保局内一栋5层楼楼顶的空气监测仪设备，确实与照片中位置一致，当日没见有人洒水。放置空气监测仪器的这栋楼，是市环保局空气质量监测中心站办公楼。　　洒水者：不小心把水喷到监测设备　　昨日，市环保局工作人员联系到汉台区环卫处的涉事洒水车司机程某及汉台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吴某某。　　司机程某称，18日下午1时许，他在民主街正执行洒水任务时，碰到素不相识的吴某某，吴某某自称是环保局的，让他把环保局里打扫下，他就跟着吴某某到了市环保局。在空气监测站办公楼后，自己负责在车前控制洒水车，吴某某则拿着设备向上喷水，一共也就喷了三五分钟。　　&ldquo 是我喷的水。&rdquo 吴某某称，他是汉台区环保局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58岁，工人身份。18日下午，他遇见程某开洒水车后，想给市环保局空气质量监测中心站办公楼南侧的树木喷水除尘，就带着程某到了市环保局。因洒水设备不好操纵，不小心把水喷到了空气监测设备附近。&ldquo 我当时也不知道那上面有空气监测仪器。&rdquo 　　监测站：短暂喷水不影响监测结果　　有网友质疑：工作人员给空气监测仪器喷水，是因为汉中连日来污染严重，想通过这样的办法，改变监测结果，从而给外界造成&ldquo 汉中空气质量好转&rdquo 的印象。　　就此，汉中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雷宏介绍，目前，汉中中心城区、大河坎、鑫源北开发区这3个监测点的监测结果会被纳入换算体系，换算出空气质量指数，公布在环保部网站，而3个监测点的空气质量是以小时为单位进行监测的。　　&ldquo 市环保局里的这个监测点，就是要换算的3个监测点之一。&rdquo 雷宏称，经过了解，18日给监测点喷水的时长约在5分钟，&ldquo 长时间的话会有所影响，这么短的时间，不会影响监测结果。&rdquo 　　环保局：已责令当事人员书面检查　　昨晚7时，汉中市环保局回复华商报记者称，近日，汉中市中心城区空气质量连续出现中度及重度污染，按照《汉中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规定，1月14日，市政府启动了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汉台区政府迅速行动，采取企业限产限排、建筑工地停工、加强道路保洁洒水、冲洗花草树木、禁烧有烟煤等多种措施治污降霾。1月16日和18日，环卫洒水车辆到市环保局院内，冲洗花草树木、道路洒水降尘，在冲洗过程中，工作人员吴某某认为监测设备上有灰尘，擅自对监测设备进行冲洗。此行为被个别群众拍摄并将图片发至网上，被广大网友误解，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事发后，市环保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专人对事件进行了详细调查，对洒水操作人员吴某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责令其写出书面检查。　　又讯(记者 郝蕾)华商报记者昨日从省环保厅了解到，昨日上午，省环保厅已监控到网友发帖质疑&ldquo 汉中为降低污染指数给检测仪器喷水&rdquo 的帖子，当天已派出监测站技术人员赶往汉中现场了解情况，目前还在进一步核实中。

天瑞仪器(300165)周四午间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环保部颁发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证书》，证书等级为“自动连续监测(水、气)临时”，有效期从2012年7月至2013年7月。 　　天瑞仪器表示，公司申请获得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后，可按照资质证书的规定从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活动。　　之前，天瑞仪器的主营业务为化学分析仪器及其应用软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有色金属王国”为何重金属污染事件曾连续爆发 　　-牺牲环境换取企业廉价发展再没空间 　　2009年11月份以来，国务院环保专项行动部级联席会陆续派出了10个小组到全国10个省区，督促解决当地存在的环保问题。与过去6年的专项行动一脉相承的是，每个小组的组长依然是参加部级联席会的9个中央部门的部长级官员，但在过去的2009年，他们格外关注日益突显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2008年，我国相继发生了贵州独山县、湖南辰溪县、广西河池、云南阳宗海、河南大沙河等5起砷污染事件，2009年8月份以来，又发生了陕西凤翔儿童血铅超标、湖南浏阳镉污染及山东临沂砷污染事件。在一些专家看来，连续爆发的重金属污染事件是自然界发出的警示信号：解决过去发展积累、遗留下来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铅、镉、汞、铬、锌和类金属砷带来的污染，都被划在这个范围之内。 　 在国家层面，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已经进入领导人的视线，不仅把重金属污染作为2009年国务院环保专项行动督查的重点，要彻查全国重金属污染隐患，而且在2009年9月份还召开了全国重金属污染防治会议，以及一份由环保部牵头拟定的《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经由多个中央部门修改后，已经提交到国务院。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随国务院环保专项行动督查组赴云南，了解当地重金属污染整治情况。2008年，云南省发生了两起震惊全国的砷污染事件——昆明人的“后花园”阳宗海，以及珠江上游的南盘江，竟然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段，“巧合”地出现了砷超标。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作为有色金属王国，云南省过去的发展历程中还留有多少重金属污染的隐患？ 　　阳宗海砷污染，天灾还是人祸 　　2008年的砷污染事件使得距离昆明市区30多公里的阳宗海在全国“一夜成名”，不仅因为这个昆明人以往度假休闲的后花园突然变成了“禁止游泳、禁止饮水、禁止捕捞”的一潭死水，还因为，被控污染阳宗海的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业公司)的三位负责人由此吃了官司，当地还有二十名党政干部被问责。 　　除此之外，媒体上持续了大半年、关于阳宗海污染“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的讨论也使事件本身持续发酵。 　　尽管澄江县人民法院及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理已经认定，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污染是造成2008年阳宗海水体砷超标的主要原因，但仍然有专家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阳宗海的砷污染或许是自然原因造成，其中最大胆的假设则认为，与汶川大地震相关，有可能是地震导致蕴藏在地层深处的砷被大量释放出来。 　　据悉，环保部对来自专家的质疑高度重视，曾于2009年5月份专门组织提出问题的专家们进行座谈。 　　而在云南当地，环保部门坚持认为，有确凿的证据证实锦业公司就是阳宗海砷污染的元凶。云南省环保厅此次提供给国务院督查组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11月底，阳宗海水体中砷的浓度已从2008年的最高值、每升0.134毫克，下降到每升0.114毫克，下降幅度接近15%。这样的变化显然与锦业公司被关闭密切相关。因为阳宗海是个较为封闭的湖体，水体置换慢，所以即便污染企业被关停，要消减水中的污染物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根据我国的标准，达标水中砷的含量要控制在每升0.005毫克以下。 　　日前，云南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有专家认为，阳宗海的砷污染一夜之间爆发，不可能是一家企业污染所为。但根据监测数据，早在2007年七八月份，阳宗海水体就已检出砷，只是由于当时砷含量不超标，并未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发现超标是在2008年的6月下旬。发现这个问题后，环保部门立即派出一个10人的专家组开始对沿湖的企业进行排查。专家组包括环保、化工和地质等方面的专家。 　　调查组通过对锦业公司的原料、产品、副产品、生产工艺、生产规模和环境进行重点调查，并在对其厂区附近地下水和水文地质特征进行实地踏勘的基础上，最终锁定锦业公司是本次阳宗海水体砷污染的主要来源。 　　云南省环保厅负责人介绍说，当时专家组和随后介入的公安部门发现，多组证据能够认定锦业公司污染了阳宗海。首先，专家组在锦业公司附近发现了一个泉眼，泉眼里水的砷含量高达每升67毫克，另外，水中还检出了氟化物，以及磷等物质，这些都是锦业公司生产过程中的特征污染物。当时，专家组就判断，这个泉眼和锦业公司属于同一个地质单位，锦业公司的废水有可能就是从锦业公司厂区内的天然洼塘渗透到地下，进而污染了阳宗海。 　　能证实专家组判断的是，锦业公司关停后，这个泉眼的砷含量急剧下降，水渗出量减少，直至干枯。 　　另一组证据是，专家组发现，锦业公司使用了大量含砷较高的原料，这样一来，原来设计的生产工艺系统就不足以解决砷污染的问题。按照企业原来的设计，含砷废水是不外排的，但由于原料的改变，企业或许就做不到含砷废水不外排。 　　公安部门的调查证实了这个判断，据说有员工证实，一到下大雨，企业就得派专人用泵把水往外排。更直接的证据是，这家企业里有多名职工出现砷中毒症状。 　　云南省政府的一位负责人在和国务院专项行动督查组交换意见时说，那种认为阳宗海砷污染源于天灾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如果真是天灾，当地几十名党政干部就不会被问责，政府部门情理上更愿意接受这种意见，但现实的情况是，云南确实有多处重金属的污染隐患，不能让天灾的说法耽误这些隐患的排查和治理。 　　5家企业污染一条河 　　无独有偶，在阳宗海曝出砷污染的同时，云南省的一条重要河流、南盘江也被披露说砷超标，这一湖一河关系还比较密切：阳宗海属于南盘江水系。这样的“巧合”也让支持天灾说的专家找到有利证据。 　　在云南环保部门看来，证明南盘江砷超标源于企业污染，相对于阳宗海的问题要容易得多，因为南盘江不是所有的断面都出现砷超标，但超标的那几个断面上游一定有涉砷的企业，而且，这几家企业停产之后，水质马上好转。只要它们偷偷一开，水质马上又变坏。环保部门已经锁定了南盘江沿岸的5家企业就是污染水质的责任者。 　　按照云南省环保厅副厅长杨志强的说法是，就是这5家企业污染了一条河。他认为，南盘江的污染折射的正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省过去若干年积累下来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环保部门分析了过去25年对南盘江的监测数据。资料显示，南盘江流域是云南省重要的重化工业集中区，而南盘江也是云南省污染较重的河流，多年来，河流的各个断面多有不同的污染物超标，其中有两个断面时常有砷超标的问题，但超标的最大值出现在2008年。 　　为什么云南砷超标的问题集中在2008年爆发？杨志强分析说，云南的涉砷企业相当多的一部分是硫化工企业，原先这些企业都通过硫磺来制取生产用的硫酸，但2007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国内硫磺价格暴涨，导致这些企业只得改用成本较低的硫铁矿、硫精矿制酸工艺来制取硫酸，而这些矿石伴生含砷物质，所以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剩余的副产品就是含砷的废液、废渣。如果企业购买的是砷含量比较高的原料，就会产生更多的含砷废水。当企业只注重效益，忘记环保时，污染事故就频频曝出。 　　南盘江天生桥断面最大砷浓度值出现在2008年5月3日的监测值，达每升0.904毫克，自从当地政府2008年底开始整治南盘江，责令沿河的涉砷企业都停产治理后，南盘江水中砷的浓度已经降低到每升0.01毫克，2009年5月份涉砷企业恢复生产后，部分断面再度超标，当地环保部门认为，这样的变化说明，污染源找对了。 　　东昇化工就是环保部门认定的“5家企业污染一条河”的其中一家企业，近日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了解到，从2008年年末起，这家企业一直按当地政府的要求在停产治理。当地环保部门给企业提出的要求是，必须做到涉砷污水不外排，才能重新开工。要做到这一点，企业投入的改造成本将近一个亿，而未来的生产成本也会相应提高。 　　云南省环保厅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涉及污染南盘江的几家企业目前都在停产整顿，环保部门提出的恢复投产的环保要求非常严格，近乎“苛刻”，目的就是要让企业清楚地算出这笔账，不能再把环境的成本转嫁给外界，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企业的廉价发展。 　　南盘江的砷污染因为找到了污染源，问题似乎还有缓和的机会，当地环保部门的看法是，所幸，当地的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还没有遭到重金属的侵害。 　　由于有众多矿产品种，云南被誉为“有色金属王国”，这样的美名在给云南带来资源的同时，也埋下隐患，云南全省范围内16个州市都有有色金属的采选业的企业，都有相应的污染问题。 　　在2009年全国重金属污染排查专项行动的背景下，除了阳宗海和南盘江的整治外，云南省还对沘江等河流的重金属污染进行拉网式治理。 　　沘江流域内有我国最大、亚洲第一的铅锌矿床。过去几十年间，由于缺乏统一的科学开采规划和生态保护方案，长期的无序开采导致矿区地质结构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沘江水质日益恶化，主要污染物为铅、锌、镉和砷，水环境功能受到较大影响，给沿岸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影响，也给流域沿岸经济社会造成了长期负面影响。 　　当地环保部门决定从2009年4月28日起对沘江流域实施“流域限批”，在沘江流域水质达标前，不新批项目，而要实现沘江水质的达标，需要投资18.10亿元。 　　10亿专项资金提速重金属污染治理 　　重金属污染最可怕的危害在于，这些污染物一旦进入水体或土壤，就难以去除，可能造成对未来几代人的影响；如果进入人体后，更是会对人体产生致畸、致癌的危害。世界上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之一、日本的水俣病事件，就是因为汞污染河水后，导致沿河的生物和人群出现汞中毒。 　　据环保专家介绍，过去一段时期内，重金属的污染问题在我国并未得到充分重视。近两年来频繁爆发的重金属污染事件，则敲响了重金属污染治理的警钟，而且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 　　重金属污染事件频繁发生与我国过去几十年间矿产资源无序开发累积的污染问题相关。从环保部门调查的情况看，一些涉重金属污染企业布局不合理、规模小、工艺落后、污染治理水平低，个别企业含重金属的废水未按要求处置，废渣随意堆放，存在极大的环境安全隐患。 　　事实上，中央领导人已经多次批示，要尽快提速我国的重金属污染治理。2009年4月份,国务院环保专项行动电话电视会上，参加会议的8个中央部门就已经确定，专项行动的重点，就有清查重金属的污染源。 　　2009年9月2日，全国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会在西安召开，那次会议披露的信息是，我国将出台重金属污染整治方案，并开展执法大检查，全面治理重金属污染。 　　来自环保部的消息进一步说，我国将从多个方面推进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 　　首先是全面开展重金属污染防治执法大检查，集中检查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污染治理和环境安全隐患等情况，对于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坚决予以取缔；对于污染严重和造成重、特大环境事件的企业，予以关停；对于不能稳定达标的企业，责令限期整改。 　　其次是组织编制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筛选重点防控区域、行业和企业，将铅、汞、镉、砷和铬等重金属作为防控重点，统筹规划重金属污染治理，分期分批确定减排任务。创新重金属污染防治方法，通过专家论证和科学论证，探索有效方式加以防治。 　　第三是申请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按照“以奖促治”的思路，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经过治理符合标准的企业区别对待，给予不同比例的奖励，鼓励推广应用治污新技术新产品，提高污染治理水平。据悉，环境保护部最近刚刚协调有关部门设立了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2010年该专项资金共有10亿元，重点支持铅、汞、镉、铬、砷等重金属污染企业综合整治、清洁生产工艺改造、污染防治新技术示范和推广等项目。 　　最新的消息是，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指导意见》，对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强化环境执法监管、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加强技术研发和示范推广、健全法规标准体系和严格落实责任等方面提出要求。 　　在2009年12月29日举行的全国环境应急管理工作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介绍说，2010年我国环境应急管理的工作重点包括对重金属污染引发的环境事件的快速处置。张力军说，金属的采选业在我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过去粗犷发展方式留下的矿山、矿渣还在继续威胁着生态环境，所以对重金属污染地防范要提到各级环保部门的议事日程。在当天的会议上，环保部还特聘了26名专家作为环保部处置突发环境事故的应急专家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处置重金属污染的国内顶级专家。 　　链接：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儿童血铅超标事件 　　1、江苏盐城大丰市儿童“血铅事件”。2010年1月3日，江苏盐城大丰市政府对外宣布，大丰经济开发区河口村接受检查的110多名儿童中，已有51名儿童被查出血铅含量超标。 　　被政府确认为污染源头的电池企业已被勒令停产，当地政府已着手组织河口村全部儿童进行体检，并启动责任追究程序，调查处理责任人。 　　2、广东清远儿童血铅超标事件。2010年1月1日，广东清远市政府通报了当地儿童血铅事件调查结果。调查初步查明，造成清远市龙塘镇银源工业区部分儿童血铅超标的主要因素是，附近则良公司废气和废水的无组织排放。 　　3、陕西凤翔铅中毒事件。2009年8月,陕西凤翔县铅锌冶炼企业——陕西东岭冶炼公司的铅排放致使周围两个村庄731名儿童中的615人血铅超标，其中166人属于中度、重度铅中毒。 　　4、湖南武冈铅中毒事件。截至2009年8月23日,湖南省武冈市官方已对1958名群众进行体内铅含量检测，超标人数为1354人。二次复检正在进行，尚未发现严重铅中毒患者。据悉，造成污染的武冈精炼锰加工厂老板是武冈、邵阳两级人大代表，相关部门正在考虑取消其人大代表资格。 　　5、江苏邳州铅中毒事件。2008年，江苏省邳州市运河镇新三河村发生大规模铅中毒事件，全村100多个14岁以下儿童中，铅中毒人数达到41人，其中最小的不到1岁，还有65人被查出为高铅血症。而距离新三河村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号称亚洲最大铅再生企业江苏春兴胜科合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在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当今，各燃煤、燃气机械等的广泛使用，使得大气环境受到当前废气排放的影响，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污染，危害着人体的健康。大气污染源可分为自然源和人为源两种。自然污染源是由于自然现象造成的，如火山爆发、森林火灾等。人为污染源是由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造成的，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主要有工业企业排放的废气，如粉尘、S02、NO2、CO、CO2等．其次是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多种有机和无机的污染物质。家庭炉灶与取暖设备是人类生活排放的废气的主污染源。一般情况下，空气污染源可分为固定污染源和流动污染源。固定污染源包括有组织排放源和无组织排放源。有组织排放源系指烟道、烟囱、排气筒等排放设施，无组织排放源是指生产装置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不通过排气筒等设施，而直接无规律向外排放的污染源，它们排放的废气中既包含固态的烟尘和粉尘，也包含气态和气溶胶态的多种有害物质；流动污染源是指汽油车、柴油机车等交通运输工具，其排放的废气污染物数量大，排放相对集中，含有烟尘和某些有害物质，是造成城市空气污染的一个主要因素。当前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源的治理，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今年5月，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固定污染源监测监督管理的通知》，提出要推动污染源监测信息综合分析应用、加强智能化污染源监测技术研发应用，其中包括持续推进以执法监测需求为导向的快速、便携、智能监测仪器研发和方法的标准化，包括颗粒物、VOCs和烟气参数等，加大便携、智能化现场监测设备配置应用等。为了识别大气中的污染物质，掌握其分布与扩散规律，监视大气污染源的排放和控制情况，环境管理要求污染源监测提供更加精细化、科学化的硬核服务支撑，保证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发挥污染源自动监控监管效能。在10月11-13日，仪器信息网将举办“第四届大气监测技术及应用网络会议”，其中，在12日设置了大气污染源监测专场，邀请多位来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上海计量测试研究院、成都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等行业内资深专家进行固定污染源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组分监测、大气领域非现场执法监管探索应用等报告分享，欢迎大家踊跃报名！点击免费报名大气污染源监测专场阵容（待更新）：10月12日上午 大气污染源监测 免费报名点击 》》》主持人裴冰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副室主任大气领域非现场执法监管探索应用徐海红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待定刘通浩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工程师待定李亚飞上海计量测试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固定污染源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组分监测陈勇成都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正高级工程师报告嘉宾简介如下（部分）：徐海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主持编制国家环境标准5项、发布政策文件2项，发表EI、SCI和核心期刊文章20篇，承担攻关课题2项，部委课题10余项。2019年开始，承担了大气执法、非现场执法监管研究工作，为蓝天保卫战空气质量改善监督帮扶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完成了VOCs专项、工业炉窑专项、钢铁、水泥、小火电、在线监测排查等专项任务20个，协助起草相关方案、文件起草、问题认定、技术答疑、行业研究等工作。陈勇 正高级工程师成都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成都市环境监测中心站，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厦门大学，硕士。长期从事环境监测与科研工作，擅长VOCs监测。多年以第一发明人获得专利3项，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SCI和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2篇。“第四届大气监测技术及应用网络会议”免费报名点击：https://www.instrument.com.cn/webinar/meetings/dqjc2023/

“京城环保第一大案”让污泥处置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中国城市污泥已造成二次污染”，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等专家都表达了相同的忧虑。　　污泥如何才能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妥善处理?中国的污泥处理有何特殊之处?　　近日，在由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主办的中韩活性污泥处理共同技术开发研讨会上，中韩专家各抒己见。专家认为，从城市污泥中提取氨基酸微肥可以实现污泥中部分组分的资源化，是污泥资源化方面的一项重要尝试。但是从固废的减量化方面来看效果不理想，从污泥中提取的氨基酸毕竟仅占污泥的一小部分，处理后还会遗留大量固体废物，需要进一步处置……　　“本周聚焦”关注“污泥的中国式处理”。　　中国城市污泥已造成二次污染　　10月22日，“京城环保第一大案”终于尘埃落定。北京市门头沟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承包北京市清河、酒仙桥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的北京环兴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何涛等人均被法院认定犯重大环境污染罪，何涛被判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3万元，刘永祥和蒋小兵被处以缓刑，吴建华和刘书力则被免予刑事处罚。　　此前，何涛等人将北京市清河、酒仙桥污水处理厂6500吨含有多种重金属和大量细菌的污泥，倒进北京地下水水源保护区的永定河旧河床沙坑内，造成重大污染事故，损失高达上亿元。　　污泥处置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线——鼎沸京城的“京城环保第一大案”是偶然还是必然?至少30多个城市先后爆发过污泥污染事件，广州《万吨污泥埋进林场》、《深圳污泥坑管涌威胁自然生态》等报道一再见诸媒体。由此引发出的我国污泥处理处置面临哪些问题?　　污泥的破解之道又是什么?!　　污水处理厂遭遇污泥尴尬　　上世纪90年代，中国40个城市有78个污水处理厂。　　1995年，污水处理厂增加到122个。　　2000年，超过400个污水处理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今年6月，这个数字变成惊人的2389个。　　污水处理量增加后，随之而来的是产生的大量污泥。中韩活性污泥处理共同技术开发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北京市固体废物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刘阳生说：“之前韩国环境产业技术部全炯律介绍韩国2008年一年产湿污泥28.2万吨，而中国目前一年就产干污泥900万吨，我很羡慕他们。”中国干污泥占总垃圾量的0.3%，而且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递增。　　湿污泥含水量高达80% 而且有机质含量高，很容易发臭。本来城市污泥是很好的农业肥料，氮、磷、钾含量远高于农家肥，可惜污泥含有寄生虫、病菌等，而且臭味问题很突出，并不太适合直接做肥料。　　这让污泥处置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垃圾填埋场不接受污泥　　“垃圾填埋场一般很不喜欢污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给《科学时报》记者一口气列举了好几条理由：首先，脱水后的污泥黏稠得就像稀汤一样，不能堆积，而且影响垃圾填埋场的机械作业，缩短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寿命。　　2007年建设部出台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混合填埋泥质》标准和2008年环境保护部出台的《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中都明确规定，污泥混合填埋含水率应小于60%。尽管如此，污水处理厂的脱水污泥含水率仍普遍达80%左右。　　其次，污泥很容易堵塞垃圾填埋场的渗沥管道，影响其排水系统的正常运行。　　再次，有机物含量高的污泥散发恶臭，还会产生甲烷等温室气体，影响垃圾填埋场的稳定性，延长封场的时间。污泥引发的恶臭招致居民抗议，影响社会安定。　　“深圳黄涌的垃圾填埋场、广州垃圾填埋场，这些接受污泥的垃圾填埋场，很快就废了，而且还出现过垃圾填埋场垮塌事件。”陈同斌展示了很多调查图片，蚊蝇成堆，臭不堪言。　　近年三峡库区的“污泥填埋危机”就是突出反映。成千上万吨没有处置的污泥成为影响三峡库区水环境安全的最大污染源，数额庞大的污泥处理处置费用成为污水厂正常运行的沉重负担，直接影响三峡库区污水的有效治理。有人耸人听闻夸张，如果资金再不到位，或者技术上处理不当，三峡水库将成为一个“活性污泥储存库”。　　刘阳生也展示了他到某污水处理厂调查的图片，黑漆漆的污泥堆得像小山一样，等待着雨水的冲刷。“一到夏天，庞各庄这个污泥堆肥厂蚊虫苍蝇铺天盖地，每年光灭蚊就需要农药三四吨。”也就是说，没有及时处理的污泥可能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曾在湖南省益阳市农药厂工作过三年的刘阳生甚至为这个堆肥厂出谋划策，要杀死这些蚊虫苍蝇，可能要三四种农药联合发力，才能奏效。　　刘阳生的调查还显示，北京某污水处理厂的污泥汞超标。但北京没有排放含汞废物企业，究其原因，可能是生活源的含汞废物进入了污水系统。他拍摄的照片显示了全国污泥乱倒乱放的可怕现状，北京市的污泥已流入河北廊坊等地。　　中国“重水轻泥”　　“中国做污水处理的专家不计其数，但做污泥处置的屈指可数，更何况，做污泥处置的队伍中，专业的又有几人呢?”陈同斌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的现状就是典型的“重水轻泥”。　　主要还是由于政府投资偏颇造成的。“处理1万吨城市污水，大约产生8～10吨污泥，污泥与污水的产生比例是万分之一。但是‘十一五’期间，污泥处理设施的投资很少，少了一大截”。　　在国外，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设施的投资一般占污水处理设施投资的40%～60%。　　陈同斌介绍说，现有污水厂很少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污泥处置设施。污泥的安全处置率小于10%，未经无害化处理的污泥随意乱丢现象严重。过去由于不重视污泥无害化处理问题，加之存在缺少投资和技术不过关等多方面原因，东部某市、河北等省市的堆肥设备闲置，厂区空无一人。甚至投资巨大的中部某省污泥堆肥厂被关闭。污泥问题已成为制约污水行业发展的瓶颈。　　当然，这也有历史原因。“需求决定技术。因为中国近年才加快城市化进程，兴起冲水马桶等，之前一直以旱厕为主，所以这方面的技术没有跟上。而欧美发达国家不一样，他们使用冲水马桶的时间较长，对污水和处理污泥的问题重视得更早一些。”陈同斌表示。　　“污泥和污水处理同等重要，如果污泥不妥善处置，就像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一样。解决不好污泥的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水环境的改善!”陈同斌呼吁政府部门、更多的专家、污水处理厂都来关注污泥的处置。中国水协排水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杨向平、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王洪臣教授等人认为，“治水不治泥，等于未治水”。　　韩国镜鉴：治污不可忽视畜禽养殖业　　人们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常常聚焦于能够直观感受到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等，而土地污染则因其隐蔽性而被称作“看不见的污染”。　　与此同时，从污染源的角度来看，人们习惯于紧盯高排污的工矿企业、建筑垃圾及城市等，而畜禽养殖业则似乎被忽略。　　而现实情况却是，最易被人忽视的土地污染与想象中“田园牧歌”式的畜禽养殖业以难以忽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成为污染的一大重灾区。　　畜禽粪便藏隐患　　近日，中科院南京土壤所教授骆永明在参加“污染场地修复：政策、技术与融资机制”国际研讨会时介绍说，蔬菜、畜禽养殖基地的土壤受到污染，其出处是动物粪便，“由于现在很多畜禽饲料中含有重金属，例如铜、镉等，这些粪便被用于菜地上，蔬菜基地的土壤同时也会被污染”。　　值得注意的是，据《扬子晚报》报道，南京土壤所一项持续2年的调查显示，畜禽的粪便还含有抗生素，而且抗生素种类多达十几种。　　据介绍，江苏污染土壤调查只是全国污染土壤调查的一部分。畜禽养殖业带来的污染问题，之前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　　今年年初，农业部在介绍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基本情况和普查成果时曾指出，在农业源污染中，比较突出的是畜禽养殖业污染问题，畜禽养殖业的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分别占农业源的96%、38%和56%。　　畜禽粪便与污泥如出一辙　　11月21日，“中—韩活性污泥处理共同技术开发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韩国环境产业技术部水质政策处的全炯律介绍了韩国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及治理现状。　　污泥处理技术的会议，为何讲起了畜禽粪便?　　参加研讨会的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介绍了污泥的“三高”特点，一是含水率达80%之高，二是有机物含量非常高，很容易发臭，三是重金属含量较高。　　而据全炯律介绍，由于在畜禽饲料中添加了大量钙、磷等矿物元素以及铜、锌、锰等微量元素，同时含有浓度极高的有机物质，使得畜禽粪便具有与污泥几乎相同的组成特征。　　这些特征，恰是畜禽粪便和污泥同样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全炯律说，畜禽粪便所含的氨、磷浓度非常高，污染负荷量很大，铜、锌、锰等微量元素随畜禽粪便排出后若未经处理，就会引发重金属污染。　　同时，畜禽粪便若不经处理就直接用于堆肥，进入土壤的酸性化畜禽粪便会分解成氨乙烯醇、甲基硫醚、二甲胺等恶臭气体。这与污泥露天堆放带来的恶臭如出一辙。　　韩国绝大部分畜禽粪便被资源化利用　　高速增长的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畜禽养殖业所带来的环境风险，似乎已经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和想象。　　研讨会上，全炯律给出了一份韩国国立环境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度全国水质污染调查结果，韩国畜禽粪便产量占全国污水、废水总量的比例仅为0.8%，可是其污染物负荷量则高达23.6%，超过了来自生活污水和产业废水的污染负荷。　　对于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的治理，由韩国环境部、农林水产食品部、农振厅、国土部等中央部委协作承担起畜禽粪便管理、肥料管理、治理技术和海洋排放等细分职责。并按照养殖规模，采取主体不同的自行处理、公共处理和个别处理等层级化处理方式。　　从处理技术手段来看，主要有资源化、净化、海洋排出等处理办法。据介绍，2008年韩国85%的畜禽粪便得到了资源化利用，其中，用作堆肥的占79.8%，另有6.3%用于产生沼液。除此，还可利用较为复杂的工艺流程和设施产生生物燃气用于发电。　　地方政府修建的公共处理设施，则采用厌氧、缺氧、好氧组合工艺流程，以达到更高的排放标准。“据我所知，目前韩国为公共处理设施设定的排放标准是最为严格的。”全炯律说。同时，他也指出公共处理存在运转率低，处理效率低等问题。　　全炯律介绍说，为了应对当前畜禽污染物排放的现状，韩国将从扩大修建并强化管理公共处理设施、改善畜禽粪便管理制度、加强净化处理设施管理等方面入手，进行一系列的管理政策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家畜粪尿法》于2009年2月提交韩国国会。　　我国已将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提上日程。2010年6月，农业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意见强调，“在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农业源普查结果的基础上，摸清农业源污染的组成、发生特征和影响因素，全面掌握农业面源污染状况，提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对策。”　　污泥的中国式处理　　污泥产生量的与日俱增与污泥处理能力的严重不足、处理手段的严重落后形成尖锐的矛盾，大量的湿污泥随意外运、简单填埋或堆放，致使许多城市“污泥围城”。　　污泥处理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城市环境问题。　　困境：污泥填埋、堆肥、焚烧还是脱水?　　污泥处置无非是填埋、堆肥、焚烧几种。刘阳生一一介绍了各种处置方式的利弊。　　城市污泥填埋优点是投资少、容量大、见效快、处置成本低。对前期的污泥处理技术要求较低，一般进行消化减容或让其自然干化即可。但是原生污泥不能直接与垃圾混合填埋 虽然国家新的填埋标准允许在污泥含水率低于60%的情况下与生活垃圾混合填埋，但是将导致填埋场渗滤液收集系统的堵塞，以及渗滤液中重金属的进一步升高。因此，填埋场一般不愿意接受城市污泥。　　堆肥方式呢?堆肥可以利用污泥中的有机质改善土壤物理结构，增加土壤氮磷含量，实现资源利用。但是氨、硫化氢等恶臭难以控制，重金属含量一般超标，肥效较低，受销售半径和季节的影响。因此，城市污泥堆肥一般适合于重金属含量满足要求、且具备应用市场的区域。“堆肥方式要慎重，污泥里也有病菌、寄生虫、毒性有机物，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无害化处理才能利用，否则存在环境污染风险。”刘阳生建议说，堆肥处置的规模应该由其应用市场的规模来决定，而不是由污泥的实际产生量来决定。　　相对而言，刘阳生比较肯定城市污泥焚烧，认为是“彻底的无害化、最大程度的减量化”。该技术在德国应用很广，但中国污泥焚烧的成本达到六七百元1吨，关键问题是会产生二 英，“前不久全国形成反对大浪潮，我也被拉去到处讲课，包括给市长们科普”，他坦陈目前这种方式在我国现阶段很难推广。　　还有一种选择是脱水。污泥脱水是污泥处理处置的前提。无论是板框压滤机、带式脱水机还是离心脱水机，处理后的污泥含水率仍有百分之七八十。1吨80%含水率的污泥其固体含量为20%，要脱出200公斤的水分才能成为75%含水率的污泥。刘阳生算了一笔账，如果采用热能蒸发的方法需要消耗25公斤煤或者18.3立方米的天然气，能耗很高，不太可取。　　曙光：从城市污泥中提取氨基酸微肥　　天然气干化、高温蒸汽干化、尾气余热干化、太阳能干化、石灰干化，刘阳生介绍了这5种城市污泥干化技术。“这5种干化技术各有所长，也有所短，我都曾参与过技术评审”e。　　每吨湿污泥利用天然气干化的成本至少为412元，经过天然气干化后的污泥可以进行焚烧处理，或者进入水泥窑处置。　　高温蒸汽干化可以将污泥脱水到含水率40%～50%，但在污泥高温蒸汽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水中溶解了原始污泥中的有机污染物，如果这部分污染物又回到污水处理系统，是否意味着一种无休止的污染物循环处理?脱水后的污泥其热值是否适合于焚烧处理?其有机质含量是否适合于堆肥处理?残余污泥该如何处置呢?　　刘阳生也透露说，他们独立开发了制备氨基酸微肥技术，这或许能给污水处理厂提供一条生财之道，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而不再是摆设，不再需要向政府要钱。　　具体而言，就是将剩余污泥经酸化、水解以及离子交换等工艺过程，得到氨基酸含量为90%的氨基酸盐。氨基酸盐既有农药杀虫作用，又有肥料作用。10吨干污泥能得到1吨氨基酸微肥。再从氨基酸微肥衍生出氨基酸铜等多种氨基酸药肥产品。实验表明，污水处理效果较好。　　“从城市污泥中提取氨基酸微肥，污泥中的重金属能提供植物所需要的微量元素，细菌蛋白质正好是植物所需要的氨基酸，残余污泥制作成了污水处理需要的生物陶粒，一举多得，能实现污泥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刘阳生表示。　　主流：生物处理应主导城市污泥处理　　“北大的老师也来关注污泥的处理，这很好，但我认为从城市污泥中提取氨基酸微肥可以实现污泥的资源化利用，10吨干污泥能得到1吨氨基酸微肥，但是从固废的减量化方面来看效果不理想，从污泥中提取的氨基酸毕竟仅占污泥的一小部分，处理后还会遗留大量固体废物，需要进一步处置。生物处理应主导城市污泥处理，这也是当下的国际主流。”陈同斌向《科学时报》记者重点介绍了基于实时在线监测的智能控制工艺(CTB)及其工程应用。　　“恶臭控制是污泥处理的关键”。污泥堆肥的臭气问题可以借助从工艺角度控制出其产生的源头，并辅以末端的生物除臭方法来解决。　　例如在秦皇岛的工程中，通过在国际上率先采用温度—氧气的实时在线监测系统，及时反馈调控发酵过程中的温度和氧气，促进嗜高温微生物的快速生长和繁殖，并保证发酵过程的氧气供应，从而抑制硫化氢等臭气的产生 此外，还使用了生物除臭装置作为控制臭气排放的辅助手段不但很好地解决了臭气问题，还做到了显著节能和降低除臭成本的效果。该技术先后被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6个部委和北京市评选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北京市2010年节能节水减排技术推荐目录”等。　　陈同斌说：“臭气污染问题之所以突出，是因为没有考虑除臭问题，或缺乏低成本的臭气控制手段。我们与北京中科博联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研发出一种新的智能控制工艺(CTB)，通过合理曝气来抑制臭气的产生。不能等臭气产生了再去除臭，应该在源头控制臭气的产生。我们先将污泥预破碎，把秸秆、锯末和腐熟料充分混匀到污泥里面，让它静态发酵，通过自动曝气系统调控氧气，防止堆体厌氧，调理堆体结构，便于及时补充氧气，匀翻后熟，鼓风曝气，智能控制引风生物除臭，废气完全可以达标排放。”　　臭气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氢，而硫化氢的释放主要集中在堆肥前期。必须要掌握好硫化氢和氧气的关系。在工程上，还专门设置了混料车间，避免污泥长时间储存。另外，装置了在线监测和智能控制系统，通过智能监控实现高效、低耗的生物除臭。　　一整套工艺下来，秦皇岛项目的车间臭气严格控制在0.08ppm，一般是0.2ppm。“这都是第三方监测，天津环科院恶臭物质监测重点实验室现场取样监测的结果。”陈同斌对监测结果很满意，“既不影响操作人员的健康，除臭成本和能耗降低80%以上，不招蚊蝇，降低对设备的腐蚀性，延长使用寿命，不靠翻抛供氧，避免翻抛导致大量产生粉尘。而且发酵时间20天，缩短67%，在-25℃的低温下也能稳定运行。”陈同斌列举了CTB智能控制工艺的诸多优点。“就像酿酒一样，虽然大家都认为是一项很传统的古老技术，但是如果一批酒出来是52度，另一批酒出来是48度，说明控制工艺还不到位。我们就是要让每批污泥发酵时间都严格控制在20天，否则就占地，现在城市用地多紧张啊，而且耽误时间。”陈同斌说。　　CTB智能控制工艺的第一个工程应用是2002年的漯河污水处理厂(2万吨)，从源头控制臭气产生，没有除臭设施。“一个工艺，既要具备技术可行性，也要经济合理性，才有生存空间!”陈同斌说。他最为得意的是去年4月刚竣工的秦皇岛市污泥生物堆肥工程，技术上从堆肥进而升级为制肥，规模为日处理量200吨，运行成本80元/吨，政府投资4950万元。　　“毫不夸张地说，秦皇岛市绿港污泥处理厂已成为中国污泥处理人的朝拜圣地!我也陪同国际水协会(IWA)污泥管理专业委员会原主任李笃忠博士专程去参观过。”采访时，陈同斌的电话响起，这个区号为0335的电话是秦皇岛污泥处理厂的马达厂长打来的。他半是抱怨，半是骄傲，“又有美国的团队前来参观、学习。我们的污泥工程建成后，接待任务很大，接待费超支很多，你们应该补偿一下”。　　陈同斌也介绍了上海松江污泥生物处理工程，“上海水务局立志把这个工程做成最严格控制臭气的污泥发酵处理工程，一楼处理污泥，二楼喝咖啡，这该多好!”　　陈同斌乐观地估计，国家会在“十二五”期间加大对污泥行业的扶持力度，通过政策出台、技术标准制定、资金支持等多途径促进污泥处理处置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跨国技术合作促污泥脱水走向低碳　　中国目前每年产生的干污泥达900万吨，而其含水率则普遍高达80%。　　在“中—韩活性污泥处理共同技术开发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介绍了中国污泥处理的现状。污泥的最终处置，基本采用填埋、堆肥、焚化等几种方式，以力图实现污泥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　　俗话说“拖泥带水”，不论采取何种方式，脱水都是污泥处理处置的必要前提。然而想办法从污泥中尽可能“榨出水分”却也并非易事。　　刘阳生举例说，1吨80%含水率的污泥，要脱出200千克水分才能成为75%含水率的污泥，而采用热能蒸发的方法，就需要消耗25千克煤，或者18.3立方米天然气。　　除了采用天然气干化、蒸汽干化、石灰干化等主要干化技术，以使得污泥最终能够用于填埋或焚烧，另一种常用的脱水方式，便是利用脱水机进行处理。主要的污泥脱水设施有：板框压滤机、带式脱水机和离心脱水机。因需要与浓缩池配合使用，这些设施常常固定建设在污泥处理场，且多有耗能量高、噪声大、占用空间大等弊端。　　而通过微生物高温发酵蒸发水分的生物干化，主要是利用微生物分解有机质的过程中释放的生物能来完成蒸发脱水的过程，是一条前景看好的污泥深度脱水途径。这一过程不需要消耗化石燃料，因此能耗和处理成本较低，而且可以显著减少碳排放，如将污泥发酵产品用于草皮种植，不仅不会产生碳排放，而且每吨污泥固定650 公斤的碳。秦皇岛污泥生物干化工程就是一个运行效果的大型示范工程。　　2008年，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与韩国ARK(株)股份有限公司展开合作，共同开发利用螺旋压榨技术的“移动式污泥脱水机”。两年内，分别在河北保定污水处理厂、深圳观澜污水处理厂和南山污水处理厂进行试验测试。在保定的测试结果显示，脱水滤饼含水率可达70%至65%。　　据ARK公司员工朴允成介绍，他们采用了污泥处理方式发展的一种新变化，就是将污泥通过水与高分子聚合体冲淡形成的凝聚剂，加工为易于机器处理的絮状物。　　除此，据ARK公司介绍，这种新型的脱水机除了具有安装所需空间小，脱水效率高等优势，更重要的在于消耗更少的电量、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朴允成认为，使用脱水设备使得污泥饼含水率降低以增加最终处理效率、资源化利用、防止污泥二次污染、发展污泥低排放系统，这些都是未来污泥处理的主流方向。　　因此在ARK公司看来，随着中国环境标准的强化、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中国必然需要配备更多的污泥处理装置。　　中韩合作项目的中方负责人、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栾胜基希望，双方的合作项目能够在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和城郊地区得到应用，进行分散式生活污水的处理，并提高污泥脱水率。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垃圾场旁边，但你可能正居住在比垃圾更具危害的毒地之上，因为你对所住社区的用地历史数据几乎一无所知。　　所谓毒地，是指曾从事生产、贮存、堆放过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因其迁移、突发事故等，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并产生人体健康、生态风险或危害的地块。　　近年来，中国有大量毒地被开发为住宅用地，甚至成为昂贵的地王。北京广渠门15号地块原来就是一家化工厂，入市拍卖成为2009年的北京地王，经修复后建起豪宅。　　毒地开发的背景是正在进行中的城市“退二进三”计划。在工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用地结构调整之中，占据市区优越位置的一些劣势工业企业，纷纷通过易地、搬迁改造，退出繁华地段(二环路)，进入城市边缘(三环路) 或者退出第二产业，兴办第三产业，这一计划使产生于50多年前“大跃进”时期的众多高污染工业企业关闭、搬迁，大量毒地亦随之被暴露于城市的阳光之下。由于其地理位置往往优越便利，几乎所有的地块都被开发。其中，有不少毒地未经治理，就被“正常使用”。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指出，各类不同性质的全国污染场地应以万计，仅是农药厂污染的场地就占据相当高的比例，但处理和正在处理的屈指可数。　　自2004年以来，毒地开发引发的急性中毒事件陆续被曝光。2004年4月，北京市宋家庄地铁工程建筑工地，三名工人在地下作业时中毒，症状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出事地点原是北京一家农药厂。　　2006年7月，位于苏州南环路附近郭巷的一家化工企业搬迁后，留下20亩毒地，导致六名筑路工人挖土时昏迷。　　2007年春节前，武汉赫山地块施工中，有工人中毒被紧急送往医院获救。该地原属武汉市农药厂。　　然而，见光的毒地属极少数，更多毒地在政府和居民毫不知情之下，仍悄然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而毒地对人体的危害，往往需要十年、数十年才会显现。美国原为工业废弃物垃圾场的拉夫运河，在1953年被填埋覆盖后开发成大量的住宅和一所学校。24年后的1977年，当地居民频频发生孕妇流产、儿童夭折、婴儿畸形、癫痫、直肠出血等病症，经调查后才真相大白。　　中国面对毒地这一新污染问题，目前既缺乏搬迁前强制性的污染评估程序，又缺乏事发后谁污染谁负责的处理机制，大体呈现“哪里出事、治理哪里”的被动应对状态。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毒地的潜在风险也大大加剧，因此，对全国已存并新增的毒地的真实状况，包括面积、污染程度、治理情况、开发再利用情况等，进行全面彻底的摸底调查，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经济和环境治理等手段解决隐忧，已然刻不容缓。　　——编者　　污染土地密集出现，毒性释放可达上百年，尚不包括地下水的污染。没有修复的土壤的影响与危害很可能长达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致使环境污染，人体致病。而修复越往后拖延，投入的修复资金就越高，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毒地凶猛　　进入5月，北京东五环外朝阳区管庄乡，康泉新城二期工程工地上，挖掘机轰鸣作响，尘土飞扬。　　现场一个被挖开的大坑足有20米深，负责土方挖掘储运的一位工程人士称，“还要再深挖7米，预计两个月后，土方挖掘工程完工。”从深坑中挖出的土，一度被直接堆放在工地上，散发出难闻气味。受到侵害的邻近施工人员与康泉新城二期施工方协商后，后者才将土方运走。　　这块场地为铁道部所属防腐枕木厂原址，七八年前该厂迁走，之后这块土地闲置。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2010年247号文件《关于调配朝阳区建国路八里桥南1号部分土地用于中央国家机关职工住宅建设的函》，2011年1月，该地块从市政用地调整为经济适用房居住用地，由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建设服务中心(下称国家公务员住宅中心)承接，为各部委公务员建设保障性住房，总建筑面积26.19万平方米。　　枕木防腐厂在此生产30余年，其间需大量使用防腐蚀、抗老化的化学品，多种有机污染物经年不息地慢慢渗入地表土、深层土、地下水，直至更深、更远处。　　对此，多个工程队仅知道，在建的是一个高层住宅楼小区，下设四层地库。除了少数相关人士，鲜有人知晓这个埋藏在土地深处的秘密。　　两个版本的调查报告　　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中心承接此地块后，一些专家曾受邀对该场地进行前期调查。2011年5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下称中国环科院)出具了一份公开环评报告，评价了该场地的空气质量、地表水环境质量、声环境质量，大气污染物排放、废水排放和噪声排放的现状。在水文地质方面，报告仅称，该区域地下水属重碳酸钙、碳酸镁型水，污染较为严重。　　但这份环评报告只字未提该地块严重的土壤污染问题，历史用地和原址环境也未着一字。其后公示的版本亦是如此。　　然而，《财经》记者获得的另一份同样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所做的《康泉新城二期场地土壤和地下水初步调查报告》(下称《初步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环科院在2011年3月21日、23日、24日分别对该场地的土壤和地下水采集取样分析，结果发现土壤中的污染物超标严重，主要为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多环芳烃。这种碳氢化合物种类繁多，大部分具有较强的致癌性和致突变性。　　《初步调查报告》显示，从康泉新城二期场地土壤样本中，共检出超过“北京市场地风险评价筛选值”的污染物种类19种。其中，主要污染物为多环芳烃，包括苯并[a]芘、苯并[a]蒽、菲(PHE)等，最大超标倍数甚至超过千倍。其他挥发性、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最大超标倍数也在三、四百倍。　　多环芳烃多具有致癌毒性，是重要的环境和食品污染物。其中，苯并[α]芘更被视为高致癌物。　　此外，该地块由于土壤与地下水的相互渗透与系统循环，地下水的污染也较为严重。　　《初步调查报告》还指出，此地块需要修复的总土方量为12万立方米。一位参与该项目修复的专家对此表示怀疑，“需要修复的土方量怎么可能就10多万方?那片场地面积的修复，远不止这个数字。”　　《初步调查报告》称，这一场地0-7米深度为最严重污染，到达12米深度时，污染物还有超标，按其公布的修复面积1.32万平方米粗略计算，修复土方量应超过15万立方米。　　据这位专家称，目前该地块污染土壤的处理几近结束，而地下水修复工程尚未完成。　　城市毒地涌现　　康泉新城二期污染的土方量在业内人士看来并不惊人,比其面积更大、修复更难的地块不胜枚举。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北京南三环有一片化工厂、农药厂聚集地，这片场地有多少做过调查，做过土壤修复?而今这片土地早已纳入住宅或商业开发了。”北京一位参与多起修复项目的专家称。　　2001年，中国城市“退二进三”的政策，随着国办发〔2001〕98号文发布而逐渐增加力度，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有大批污染型企业外迁。尤其是2008年，国家安监总局要求各地采取鼓励转产、关闭、搬迁等多种措施，进一步淘汰高污染化工企业，企业搬迁风生水起,污染场地大面积暴露。　　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土壤与环境生物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骆永明的研究表明，仅不完全统计，至2008年，江苏、辽宁、广州、重庆等地污染企业搬迁数千家，置换约2万余公顷工业用地。　　重庆，2004年至2012年，集中搬迁了137家污染企业，而这些企业原址基本都位于黄金地段 江苏，连续三年时间内陆续搬迁4000余家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留下了大量污染情状不明的场地。　　这些地块因地理位置优越，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状况下面临着巨大的开发动力。这些被遗留的场地污染到底有多大面积?严重程度如何?究竟有多少在未经治理的情况下被投入使用?目前没有权威统计数据发布。　　但从一份北京市环保局在2005年至2006年的调查数据中可见一斑。在北京市环保局突击调查的18家已停产或即将停产的化工企业中，有7块场地土壤污染，部分场地污染深达15米，必须经过严格的修复，才能满足规划用途的环境要求。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指出，各类不同性质的全国污染场地应以万计，其中农药厂污染的场地占据相当高的比例，但处理和正在处理的屈指可数。　　以北京为例，2001年-2005年间，北京搬迁了142家工厂，置换出878万平方米可供重新利用的土地。而据北京市环保局污染场地管理科科长李敬东介绍，自2004年至今，北京市已知的污染场地仅有十几块，已经修复的只有8块。　　由于国有老厂的环保设施和意识缺乏，对于污染物的处理相当简易。当年的农药厂对农药残渣等有害化学残留物的处理方式，基本是就地排放掩埋，有的离地面仅五六米，因此，不少经过处理的毒地依然污染物浓度很高，甚至超过有关监管标准的成百上千倍，有的污染物深达地下十几米，有些污染物迁移至地下水，并扩散，导致更大规模的污染。　　目前，“中国已经发现的污染场地还不到100块。”北京市环境科学院副院长姜林介绍，然而，美国的污染场地大概在四五十万块，欧洲也有几十万块的数量。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舫指出，国内不少毒地未经任何处理修复，就直接用于开发，一旦出事，就不只是环境问题，而是影响地价、房价的经济问题，更是危害健康、人身权利的严重社会民生问题。　　因此，对全国已存并新增的毒地的真实状况，包括面积、污染程度、治理与否、开发再利用情况等，进行全面彻底的摸底调查，并在此基础上严格治理，已然刻不容缓。　　被遮蔽的真相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全国发生过多起由于场地污染而致急性中毒事件，随着土地开发建设加速，类似事件呈上升趋势。　　2004年4月28日，位于北京市南三环的宋家庄地铁建设工地，三名工人在地下作业时中毒，被送至医院，其中症状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出事地点是一家农药厂的原址，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该厂被北京红狮涂料厂合并。　　2006年7月，位于江苏苏州市南环路附近郭巷的一化工企业搬迁后，留下了20亩污染土地，六名筑路工人挖土翻起有毒土壤时昏迷。　　2007年春节前，武汉黄金地块——赫山地块施工现场，随着深层土壤被挖出，刺鼻的味道越来越浓，有工人陆续出现头晕和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由于不知实情，继续作业，最后，数名中毒工人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该地原属武汉市农药厂。　　曾参与北京化工二厂地块调查采样的一位污染修复行业人员描述，毒气从直径50毫米的采样管不断外冒，用打火机即可将其点燃，足见污染物浓度之高。在此种环境中作业，会危害人体，造成恶性中毒事件。　　“中毒事件属于急性事件，这表明场地污染已达到很严重的级别，而更多长期居住在污染土地的居民将可能是慢性中毒，病情可能在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会显现。”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说，根据污染物种类和浓度不同，有些会有较长潜伏期。　　重金属、电子废弃物、石化有机污染物和持续性有机污染物，是毒地污染物的四大类别。　　被污染后的土壤，对人体带来的危害有直接与间接两种途径。间接途径是通过地下水、地表水以及空气影响到人体健康，直接途径则是通过扬尘，或者儿童玩耍时不注意将污染土入口等方式。　　美国和日本已有在重污染区域开发商品房后居民健康受损的案例，美国著名的拉夫运河小区案即是一例。上世纪70年代末，该小区不断出现妇女流产、死胎和新生儿缺陷等现象，成年人体内也长出各种肿瘤。而这一小区正是建设在一个化学废料大填埋场上，场地未经修复处理。残酷事实的揭露令小区居民震惊不已。他们走上大街游行示威，要求政府进行更加详细的调查，并做出合理的解释和相应的措施。　　这一事件最终迫使当时的卡特总统颁布了紧急令，允许联邦政府和纽约州政府为尼亚加拉瀑布区的拉夫运河小区近700户人家实行暂时性的搬迁。随后，卡特颁布了划时代的法令，创立了“超级备用金”。这是有史以来联邦资金第一次被用于清理泄漏的化学物质和有毒垃圾场。　　科学界的诸多研究也证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区，人群癌症等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升高。　　一些毒地虽已浮现，但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仅供专家内部研讨和政府闭门决策。一位参与多起土壤修复项目的专家介绍，如广州某处楼盘曾是一家重点化肥厂原址，重金属与石油类污染物超标并存。广州亚运村曾选定该位置，在调查后才发现场地污染问题，最终亚运村改选落户番禺区。但该楼盘居民始终不知真情。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向《财经》记者透露，深圳某块工业用地，曾是大批电子企业的原址，企业搬迁后，场地电子固废污染较重，现在这片场地上办公的企业并不知情，甚至当地政府部门对此地块的污染情况也不完全掌握。　　《财经》记者获悉，去年下半年在北京某家中央国家机关系统的特级宾馆内，举行了康泉新城二期工地污染修复的评标会，为期两天。自2011年底至今年初，康泉新城二期工地的污土已着手处理。大部分采取异位修复方法，即将污染土壤移到他处做处理。　　但该地块的污染土壤究竟运到何处，又如何处理?施工方以及参与修复的专家都未提供答案。一位自称北京中后机械施工公司的现场土方施工负责人称，污染土被运到北京东郊，处理方法为：“深挖几十米，然后将好土覆盖上面。这是按照要求做的，环保部门多次检查通过。”　　将污染土运至异地填埋后，填埋地还必须进行防渗工程，以免污染地下水。一位了解康泉新城二期项目的人士透露，“被挖出的污土，运走后做了分类处理，分别设计了热解、焚烧、还有堆肥处理等几种修复方案，但最后处理过程中可能有不规范的地方。”　　但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得到中央公务员住宅中心的正面确认。　　另有知情人士还透露，在康泉新城二期的评标会上，有评标组专家宣称，只在竞标单位资质和价格上衡量，不对初定的修复方案的科学合理性负责。“在会上甚至有人玩笑般说，工程竣工后，可以让环保部、国土部和住建部先后搬进去住，如果没有问题了其他部委可以入住，毕竟这几个部委在知识水平方面要好于其他部委”。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有关重要精神，支持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加强土壤污染防治资金使用管理，近日，财政部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法》。土壤污染防治资金（以下称防治资金）是指由中央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专门用于支持地方开展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土壤污染综合防治等促进土壤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资金。防治资金实施期限至2025年，期满后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结合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形势需要评估确定是否继续实施和延续期限。防治资金主要支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含兵团，以下统称各省）涉重金属历史遗留固体废物、重金属减排等土壤重金属污染源头治理，以及事关农产品、人居环境安全的农用地、建设用地风险管控或修复等工作。具体支持范围包括：（一）土壤污染源头防控；（二）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三）土壤污染修复治理；（四）土壤污染状况监测、评估、调查；（五）土壤污染防治管理改革创新；（六）其他与土壤环境质量改善密切相关的支出。其中，第五项所称的土壤污染防治管理改革创新，是指地方为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而开展的改革创新和先进做法，如设立省级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开展重金属污染沉降以及开展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环境定期监测等。通过调整种植结构等方式进行农用地污染防治的相关涉农补贴事项、用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能力建设方面的资金不纳入防治资金支持范围。

只要拥有一部手机，下载一个&ldquo 蔚蓝地图&rdquo App，就可查看中国38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河流水质、污染源等信息，监控中国9000多家企业的排污情况。　　在公众获取数据不很便利的中国，马军利用互联网技术绘制的污染地图，让公众动动手指，就能一目了然地发现污染，并推动污染企业和政府做出改变。　　他的&ldquo 互联网+环保&rdquo 模式不仅开创了中国公众参与环保的新局面，也为世界各国监测污染提供了样本，追踪和监测全球污染转移、绘制一幅世界污染地图不再遥不可及。　　4月28日，马军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推出&ldquo 蔚蓝地图&rdquo App 最新的2.0版本。　　&ldquo APP&rdquo 为何诞生在中国?　　中外对话： 您刚刚获得&ldquo 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rdquo ，这个奖给您的颁奖词是：&ldquo 在过去的中国，公众没有一个跟踪和举报工业污染的途径，马军填补了这个空白&rdquo 。利用互联网，尤其是手机App来实时监控污染数据，在国际上是首创吗? 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　　马军：在斯科尔奖颁奖典礼上，来自全球数以百计的社会企业家看到我们的&ldquo 蔚蓝地图&rdquo 时很惊讶。污染源的实时公开，在西方国家还没有，中国是第一个做到的。　　通过信息公开来改善和推动环境治理的做法，是从80年代末西方开始的，如美国和欧盟。现在的中国，对于信息公开的需求比这些国家还大，因为他们可以靠司法体系来推动环境治理，但在中国环境诉讼还很困难，所以治理污染更需要公众的参与，需要更多信息的公开。　　污染源实时公开的APP产品首先诞生在中国，有几个原因：　　其一，中国污染形势严峻，民众有更迫切的知情权需求、污染治理需求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 中国环保NGO的活跃 ，推动了污染数据的信息公开进程。　　中外对话：污染地图改名为&ldquo 蔚蓝地图&rdquo ，背后的用意是什么?2.0版本有什么新特点，未来还会添加哪些功能?　　马军：在2006年推出污染地图的时候，我们希望污染地图能够让大家看到污染造成的后果，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到了污染，我们希望进入到下一个层级：不仅看到污染，还要去解决污染。现在没有比&ldquo 蔚蓝的天空&rdquo 更能召唤更多的人来参与环保了，因为很多城市已经失去了它。&ldquo 发现污染，找回蔚蓝&rdquo ，这是我们对新名称的期待。　　2.0版本在1.0版本的空气地图基础上，又增加了水地图，可查询的实时空气质量也由190个城市增加到380个，污染源数据由4000个企业扩展到 9000个。生活服务功能也显著增强，除天气预报外，还有是否需要佩戴口罩、是否适合开窗、户外运动等生活建议。我们未来还会推动土壤监测数据公开，做成可视化的土壤地图。　　&ldquo App&rdquo 可否为监测全球污染提供借鉴?　　中外对话：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中国所面临的污染问题，App模式能否为这些国家所用?另外，全球环境治理也面临着污染转移的风险，能不能为监测全球污染提供借鉴?　　马军：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企业家对这一产品很惊讶，也很好奇，一些人问，是否可以在他们国家开展这方面工作。一些发达国家的人也认为，他们也应该采用这种方法。有一些人很直接地说，希望我细致地告诉他们，怎样在他们国家做这项工作，因为一些国家正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比如印度的空气污染也很严重。　　也有很多人担心，中国加强管理之后，这些污染企业会不会转移到他们那去，造成新的一轮污染转移。我认为，通过这样的信息手段，能够建立起全球化的环境监督网络和监测系统，无论这些企业走到哪转移到哪，都能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这样将全球化生产和采购置于监督之下，防止这些企业肆意降低环境标准。　　中外对话：您有没有意向和他们合作?　　马军：我们愿意把经验分享给他们。当然，各国都有不同的国情。在中国，数据公开比较有限，但政府部门做了很多监测，官方有一个比较好的数据基础，我们推动政府把这些数据公开出来。　　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监测能力很弱，当他们没有来自官方的一套监测数据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去开展，就需要有一套适应本国国情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利用新的监测仪器，更多地采用民间的监测，再通过网络关联起来形成一个社会监测网络。当然还包括怎么推动企业做更多的监测和披露。　　做这样的工作，一方面需要数据基础，另一方面，收集这些数据要耗费很大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我们已经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收集、累积数据，这项工作是非常枯燥的。　　IPE的生存智慧是什么?　　中外对话：在中国来说，污染企业往往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IPE的生存智慧是什么?　　马军：智慧不敢说，但我们有几个方面特别注意。　　一、坚持我们的目标和使命，既然我们是一个环保机构，就要坚持以环保为使命，不被一些问题分散注意力。　　二、在坚守原则的同时，注意所处的国情，去增进和各个利益方的信任，跨越信任的鸿沟。　　三、加强专业性和科学性。我们是一个基于科学的、基于数据的环保机构，2006年我们做出一个决定，数据的源头采用政府的监测数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数据在中国还具有敏感性，中国社会对于NGO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当我们的工作引发一些压力的时候，有不良信息记录的企业跑来找我们的时候，源于政府的数据最终给了我们支撑。　　四、不去一味追求轰动效应，完善机制，多沟通不让各方感到意外，让企业有动力去改进，朝正向去推动，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企业，而是污染。　　中外对话：近10年执着于收集污染数据推动信息公开这项工作，说您具有&ldquo 阿甘精神&rdquo ，介意吗?　　马军：我倒不介意，有一点确实相同，我自己很愿意去跑步，我在清华附中上学的时候，那边实行马约翰(John Ma)教学法，到了下午的时候，要求教室也锁门、宿舍也锁门，大家都得出去跑步，所以这么多年我就养成了一个跑步的习惯，虽然现在跑步的时间也有限、精力也有限，但每天还是坚持，要去跑一下。我们的工作也类似于跑步，不是一个冲刺就能完成，而是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力才有效果。　　马军个人简介： 中国环境NGO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1993年起在海外媒体工作，其间对中国环境和资源状况做跟踪研究，完成《中国水危机》一书。2000年任SCMP网络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负责协调网站在华业务，组织中国报道，同时为报纸撰写环境专稿。2002年加入博信国际咨询公司，为在华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有关中国环境、健康和安全(EHS)相关政策和法律的咨询服务。2004年入选耶鲁大学世界学人项目(Yale World Fellows Program)，其间对中美环境管理体制作比较性研究，并向美国各界人士介绍中国面对的严峻环境挑战，以及中国政府和公众为保护环境付出的巨大努力。2005年6月回国后，继续致力于江河生态保护的工作 同时撰写文章，探讨中国环境和资源管理体制变革方向和可行出路。2006年5月，他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民权行动者陈光诚、家电行业巨头黄光裕以及台湾导演李安一同被入选为美国《时代周刊》&ldquo 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rdquo 。2006年6月，出任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污染防治，因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发布&ldquo 中国水污染地图&rdquo 而被评选为2006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