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杂黄嘌呤一水标准品

哪些食物中含有嘌呤物质?每种食物中的嘌呤含量又是多少?今后，痛风的“原凶”——嘌呤物质，将首次得到准确、科学的“再现”，为痛风患者健康膳食提供指导依据。日前，一项规范测定常见食物中嘌呤含量的研究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进入研究阶段。科研人员将初步建立我国食物中嘌呤含量的数据资料，并补充到国家食物成分数据库中，为降低国内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病的患病率及症状减轻提供科学数据。　　据了解，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膳食结构的改变，我国人群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患病率呈直线上升趋势。有资料显示，我国20岁以上的人群约2.4%—5.7%存在血尿酸过高的情况，从而引起痛风的发病。而在对痛风患者的治疗中，医生发现，低嘌呤膳食是治疗该病的关键。　　据哈医大公共卫生学院潘洪志副教授介绍，在我国食物成分表中，目前尚无食物中嘌呤含量的准确数据，临床及有关网站上公布的嘌呤含量数据普遍来源不清且彼此不一致，对嘌呤含量高低类别的划分标准也不尽相同，给广大痛风患者治疗时带来极大疑惑。　　哈医大科研人员此次开展的嘌呤含量研究拟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测定我国常见各类食品中的嘌呤含量，包括腺嘌呤、鸟嘌呤、次黄嘌呤、黄嘌呤等，并计算总嘌呤含量，提高嘌呤测定方法的准确度、精密度和重现性，获得准确的常用食物嘌呤含量数据。　　测定结果评出后，将初步建立我国食物中嘌呤含量的数据资料，并补充到国家食物成分数据库中，以此作为痛风患者健康膳食指导的依据。专家表示，该项研究预计在今年内完成，它将为降低我国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病的患病率和减轻症状提供科学数据，对公共卫生具有重大意义。　　嘌呤为有机化合物，在人体内嘌呤氧化会变成尿酸，而尿酸过高就会引起痛风。据了解，痛风是长期嘌呤代谢障碍、血尿酸增高引起组织损伤的一种疾病。其临床特点为高尿酸血症、急性关节炎反复发作、痛风石形成、关节畸形、肾实质性病变等。　　痛风俗称“富贵病”。该病一般在男性身上发病，且会遗传。有痛风的病人发病时，除用药物治疗外，重要的是平时注意忌口，以限制饮食中嘌呤的含量。

各有关单位：根据《上海市食品学会团体标准工作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由上海清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申报的《豆制品中嘌呤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团体标准，经审核，该标准符合立项条件，同意立项。请起草单位按照《上海市食品学会团体标准工作管理办法》有关要求，严格把控标准质量关，切实提高标准制定的质量和水平，增加标准的适用性和实效性，按期完成标准编制的相关工作。联系人：上海市食品学会 郭燕茹 021-54891268 18018674491邮箱：ssfs_office@163.com关于《豆制品中嘌呤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pdf

近期，围绕瓶装水标准乱象的治理，出现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认为“市场是解决瓶装水标准乱象的最佳方式”，另一种则认为“整治瓶装水标准乱象靠市场力量远远不够”。　　两种意见争论的焦点在于，市场究竟是不是解决瓶装水标准争议的可靠力量?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必须对相关概念正本清源，一则有必要澄清，瓶装水标准之争应归属为“乱象”抑或是“竞争”，二则瓶装水标准之争究竟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还是“市场不完善”的结果，其实质在于究竟应如何认识“市场”。　　首先，关于瓶装水的水质标准，当事各方各执一词。一方认为自身的生产满足了地方、国家乃至国际的有关标准，产品是合格而安全的 另一方则披露该生产厂家沿用的是某地方标准，而该地方标准的部分指标要求低于国家标准，因而其所生产的产品是不合格的。双方争论的核心其实就是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之争。当然，从相关的法律明文规定来看，国家标准显然有优先权，遵循国家标准无疑更符合法理。　　但在笔者看来，标准之争根本算不上“乱象”，消费者实则无需过度反应，因为，即便该瓶装水企业的生产遵循的仅是地方标准，而有违“国标优先”的法理，但那又如何呢?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真正判断瓶装水生产及消费安全与否的标准有两条，一则，地方标准下生产的瓶装水是否有碍于健康和安全，二则，国家标准对于企业生产究竟是强制性的还是参照性的。有关前者，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执行地方标准会带来健康和安全上的问题。至于后者，人们一般引用《瓶(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GB19298-2003)，但值得留意的是，在该标准的第一段文本中，便明确列示“本标准不适用于饮用天然矿泉水和瓶(桶)装饮用纯净水。”这意味着，国家有关瓶(桶)装饮用水的卫生标准对于该瓶装水生产企业而言或许仅具参照意义，而不具强制性，其产品也不在沿用该标准进行控制的范围之内。　　如果标准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那么，热炒瓶装水标准的意义何在呢?事实上，与其把这个争论看成是“乱象”，还不如说是一场席卷生产和消费各方的深度“竞争战”。　　第一种可能的竞争是瓶装水生产企业间的竞争，这并非旧闻，也无需否认。市场经济中，如果企业间不竞争，那么又何来效率和优化?当然，竞争的方式通常体现为“价格战”，但有时也会体现为“标准战”，不符合标准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你的产品不合格或者不够格 既然产品有瑕疵，那么就应该退出市场，或者提高成本改进工艺。就此而言，标准战最终仍是冲市场竞争而去。　　第二种可能的竞争是发生在瓶装水生产企业与替代性产品生产企业之间。瓶装水标准并非管辖某一家企业，而是所有的同类企业。所以，如果说在执行标准上有问题的话，那么这样的指控实则可以击垮一批企业，形成市场空缺，最后可以从市场份额的空缺中受益的并非某一个企业，而是一批生产瓶装水替代产品的企业，譬如各种饮品。　　最后一种可能的竞争是发生在瓶装水生产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他们之间一般是通过博弈来获得竞争的效果，一般而言，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里，消费者往往具有较强的博弈实力，反之，在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生产者的博弈实力则相对较强。就本次瓶装水标准讨论而言，企业之所以显得疲于应付，就在于这是一个竞争性相对较高的行业，消费者可以凭借优势地位对企业施加压力，以提高相关生产标准的透明度。　　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二十余年后，我们理应对这样或那样的市场竞争形式具有更强的包容心，而不是直接地将价格比拼、标准争论乃至重复建设等现象简单为归纳为“市场失灵”的表现。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各种竞争会使市场活动比计划条件下的按部就班来得更加活跃，甚至杂乱，但就其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而言，诸如标准之类的争论显然会达到“理越辩越明”、竞争越来越充分，以及各种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效率越来越高的结果。　　反过来，如果有关瓶装水标准的争论持续下去，其结果或是在部门干预下悄然终结，或者各方私下达成和解而无疾而终，而不是朝着更加透明而公开的方向发展，那么，这只能说明目前我们的瓶装水市场的竞争仍不够充分，尤其是在有关保护竞争的法治建设上不够完善。毕竟，在市场经济学研究的鼻祖亚当斯密看来，市场竞争主体本身的确有着“丑恶的一面”，唯有法律才能抑制“丑恶一面”的极度膨胀，从而为市场各方的竞争创造更加公平的环境。　　就此而言，笔者建议，法院不妨接受某瓶装水企业的诉讼请求，让双方打一场真正的“没有指示指导”的官司，从而彰显市场仍是一种可靠的力量，来平息当下的瓶装水标准之争。　　( 李志青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