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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一大堆，不知用哪个”——2013年起，国家卫生计生委全面启动食品标准清理工作，梳理出近5000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以及行业标准，最后整合发布为约1000项标准的各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录。但《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我国食品标准长期存在的交叉、重复、脱节、矛盾等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　　“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标准体系和监管办法，但在食品标准体系建设与执行中依然存在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葛俊杰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表示。　　食品标准承载了食品安全管理的基础。不过，葛俊杰发现，“目前一些食品安全标准本身就有一定问题。”他举例，一些食品安全产品标准中仍包含各种质量指标、产品指示菌指标等与食品安全非直接关联的指标，致使监管部门按照食品安全产品标准开展监督抽查中，一旦出现质量指标不合格的情况，即被公示为食品安全问题，影响了食品安全问题科学、正确的解读。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标准的管理和执行上。“例如，各类推荐性产品标准大量出台并被‘绑架’为强制执行标准，既弱化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作用，又造成强制执行标准清理整合‘越整越多’。”葛俊杰说。　　据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我国的食品标准基本分为强制性标准和非强制性标准 而按标准种类分，则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4大类，其主管部门各不相同。　　葛俊杰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科学区分标准类型，强化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此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也认为，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纷繁复杂，很容易导致企业适用混乱，也一定会导致企业避高就低地去执行行业标准。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柯俊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则指出了食品标准的另一个问题：食品安全标准缺失依然存在。“食品添加剂等产品标准、餐饮操作卫生规范等规范类标准、食品包装新材料等相关产品标准还不完善。”　　“希望尽快推进食品安全体系的完善，提高食品安全标准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建立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柯俊呼吁，制修订一批限量标准、食品产品标准、生产经营卫生规范以及配套检测方法等标准，加紧出台适用于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食品分类体系，完善标准之间的引用和衔接配合机制。

近日，媒体爆出生鲜乳国标在关键时刻“一夜翻盘”，两项关键性指标修改。这个标准曾被质疑为“倒退20年”。　　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标准怎么制订，究竟谁会起到关键性作用?　　卫生部官员表示，国标制订是相互“妥协”的过程，其底线是保证“安全”。　　针对舆论的质疑，卫生部官员表示，主要问题不是公众对某一国标的关心，而是对整个食品安全的不信任。　　对于食品安全标准制订过程中不透明等质疑，卫生部表示会采取措施做到公开、公正、透明。　　“如果企业参与就等于绑架，这种话太幼稚了。”11月30日，卫生部一间会议室里，卫生部监督局食品安全标准处处长张旭东回应乳品标准被企业绑架时说。　　两天前，《人民日报》报道79岁的西部乳业协会执行副会长魏荣禄，一直在为两年前的一场会议耿耿于怀：他不知道什么原因让协商一致的生鲜乳食品安全国标中的关键指标，在最后发布时发生颠覆性改变。　　报道一出，立即引来舆论关注。　　而这种对食品安全标准的质疑并非第一次。从2010年6月份开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就屡被质疑“降低”、“企业绑架”和“暗箱操作”。质疑范围囊括乳品国标、速冻食品标准、食品添加剂标准等多个方面。　　据了解，自“三聚氰胺”事件后，食品安全就遭遇信任危机。　　有卫生部官员表示，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消费者对新国标缺乏信任。　　对此，卫生部将采取措施，邀请消费者参与国标制订，并增加公示方法，广泛征求社会意见。　　生鲜乳标准“妥协”　　2009年，一场卫生部组织的十几名专家参与的小范围讨论会上，专家们对生鲜乳食品安全国标中关键指标达成一致意见：每克生乳菌落不超过50万个、每百克生乳蛋白质不低于2.95克。　　就在这份送审稿提交半年后，2010年3月正式发布的生鲜乳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生鲜乳中这两项核心数据分别变为“200万和2.8克”。　　“这是颠覆性的改变。”11月29日，魏荣禄说，这一蛋白质指标，甚至比1986年定的2.95克的标准还要低。　　多位卫生部食品安全标准审评委员会专家表示，生鲜乳国标是协调妥协的结果。而农业部在这一标准的制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12月4日，有参与该国标制订的专家透露，当时在对乳制品标准进行清理时，对是否制订生鲜乳安全标准就展开了激烈讨论。　　因为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是消费者能买到的产品，要保证食用安全。但生鲜乳是原料，不会流通到普通消费者手上(生鲜乳是指刚吸取未经任何处理的奶)。　　不过，农业部坚持认为，食品安全质量标准体系里面应包括生鲜乳，“这是考虑食品安全标准强制性强，有利于监督。”上述专家说。　　还有内部专家回忆，部与部之间争论不下，最后必然要有一方妥协。“当时乳制品标准已制定了两年半时间，如果一方不妥协，整套乳制品标准体系可能就出不来。”　　上述专家称，最后标准中选用的“2.8”即是农业部提出来的。　　11月30日，张旭东坦言，生鲜乳标准制订时，他们和农业部讨论较多。　　张旭东说，“2.8克”是经过“协商”，“左右衡量”的结果，采纳的是农业部门提供的行业基础数据。　　参与制订标准的专家说，卫生部这个标准出来后，等于把球踢给了农业部。　　生鲜乳菌落总数和蛋白质含量只关乎质量，而跟食品安全没关系，选择“2.8克”的安全低限后，有关部门需重新制订质量标准。　　比如食品质量需增加分级，特级一级二级等。但食品安全标准是不能分级的，一级和二级必须都是一样安全。　　“国标是安全的底线，我们鼓励企业制订更高的标准。”张旭东说。　　“国情”下的安全标准　　“说‘妥协’大家肯定不爱听，社会这么高的期望，会骂死你。”11月下旬，一名曾多次参与标准制订工作的专家说。　　据其透露，制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时，除了保证安全之外，还要考虑经济、国际贸易、社会接受程度、宗教、文化、历史等因素。　　简单言之，要因“国情”而“妥协”。　　记者采访到的参与标准制订的专家都认为，“标准出来不能毁掉一个产业”。　　根据农业部提供的数据，如果标准把蛋白质指标提高到2.95克，就会有一部分奶被销毁，但这部分奶并不影响安全。　　“奶农的命运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张旭东说。　　据了解，1986年制订2.95克标准时，基本都是国营农场。而目前中国奶业76%都是散户养殖。　　散户养殖的奶牛生长条件比较恶劣。另外，随着麦麸、玉米、精饲料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奶农们不会亏本养牛。　　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所长王加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精饲料投入不足影响奶蛋白含量，而现在生鲜乳平均蛋白质含量甚至比1986年时还低。　　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如果标准影响食品供应，这就不是制订标准的初衷。　　一位制订标准的专家举例称，国家收购粮食时，是收购后再将不合格的粮食销毁。而涉及粮食的安全标准，指标的高低关乎国家粮食供应安全。　　“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观点，在有的吃的情况下再谈安全”。　　这位专家说，“黄曲霉毒素B1”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谷物霉变产生这种霉菌，肝炎患者再受到这种毒素的攻击，患肝癌的几率会增大。　　“这也是被判了死刑的毒素，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还会允许粮食中存在一定量，为什么不是零呢?”11月23日，一位食品安全评审委员会专家说，“若定到零，那会损失多少粮食?又会让多少人挨饿?”　　专家举例称，上世纪50年代，波兰政府将花生中的黄曲霉毒素定为“不得检出”，那几年，波兰人几乎就不知道花生是什么味道。　　国际法典委员会作出风险评估，标准的改变，可能会减少多少肝癌患者，可能要销毁掉多少粮食等等。根据多方的衡量，最后给出“黄曲霉毒素B1”的指导限量值。　　而各国在这一毒素限量的制订上，也有高有低。　　“健康是需要有承受的，不是100%的零风险。”这位要求匿名的专家说，消费者肯定希望越严越好，“但就像降房价一样，老百姓的期望和国家的承受能力总是有区别的。”　　上述评审委员会中的权威专家说，正是考虑国情、食品供应等因素，国标最终是由政府、行政部门进行风险评估来确定。　　“每次都吵得很凶”　　乳品安全标准制订，与制订其他标准最大的不同是：一支由十余个单位组成的协调小组，独立于专家组之外。　　这个协调小组牵头人是卫生部副部长，协调小组成员包括农业部、国家标准委、工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十多个单位。　　“协调小组负责人，主要是管理部门的领导。”11月30日，参与制订标准的专家透露，协调组推荐的70多名专家成立专家组。　　张旭东说，食品安全法出台前，农业部、工信部、质检部门都有相关乳制品规定，制订新标准就需废止老规定，因此成立了协调组。　　而根据《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食品安全国标最权威的机构是卫生部组织成立的“食品安全标准审评委员会”。　　11月30日，张旭东说，审评委员全部来自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并没有企业参与。　　审评委员会最高级别的审评机构是主任委员会，其构成体现了行政与技术双重色彩。　　参加者以卫生部部长陈竺级别最高，他也是审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另外副主任委员分别是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　　其他参加者除了三名院士外，还包括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审评委员会秘书长、副秘书长等人，他们都是各部委的官员。　　食品安全标准首先经秘书处初审，而后提交审评委员会分委员会审评，最终提交给主任委员会审评。　　“简单来说，审评委员会分委会为食品安全标准提供技术支持，主任委员会则是行政把关。”　　但有时行政权力也影响了分委会的决策。　　有的审评委员会专家抱怨，有时候，部门领导参与分委会讨论，没有办法完全以科学为依据独立来审评标准。　　审评委员会中，共有10个分委会300多名委员，包括污染物、添加剂、兽药残留等方面。　　一位审评委员会专家描述说，每次分委会开会，“都吵得很凶”，在座的都是业内知名的专家，即使是分委会主任委员说的，有不同意见还是要说。　　比如近期热议的农作物中的某种污染物，应该撤销还是保留，分委会主任委员试探性提出可以暂时保留，但是讨论会上其他专家几乎一致认为应该撤销。　　最终，分委会达成一致，新标准中应撤销这一物质。　　不过也有特殊情况。　　在是否要撤销面粉增白剂——过氧化苯甲酰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时，专家都“吵破了头”，有人认为，增白剂添加在面粉里是安全可靠的，也没有证据证明增白剂影响健康，而另一批专家则持相反意见。　　争论过于激烈，最后只能投票解决，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专家认可撤销。　　企业的因素　　魏荣禄参加过三次乳品安全标准讨论会，他记得第一次时，“好几个国外乳企代表坐在那里”，让他“很不舒服”。　　乳品标准关键数据的改变，也被多名专家质疑为“被企业绑架”。　　“从程序看，这是不可能的。”卫生部11月30日举行的一次小范围的记者会面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郭云昌说。　　同日，卫生部监督局食品安全标准处处长张旭东说，此次提出异议的专家，在制订乳品国标时确实提出了不同意见，但这些意见，最后没有被采纳，“他们不是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也代表不了其他研讨会的其他委员”。　　卫生部提供了一份“乳品质量安全标准工作专家组成员名单”，其中包括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3人，中国疾控中心工作人员16人，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学者5人，三元、蒙牛、伊利、光明、雅培、美赞臣、达能、湖南亚华等乳品企业代表9人。　　卫生部的说法是，这些企业代表多是行业协会推荐，推荐的多是大企业。　　有审评委员会专家透露，标准必须考虑行业的现状，大企业往往被认为是行业发展的方向。所以，有些标准会被误认为有利于大企业。　　而事实上，大企业并非都希望标准降低。　　一位专家记得，在一次关于食品微生物标准的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可以取消某一种微生物的检测，但是企业则集体反对。他们认为行业发展良莠不齐，取消检测可能导致无法监管，最终影响消费者对整个行业产品的信任。　　但是，有企业确实存在跟专家“拉关系”。　　一位审评委员会专家发现，“跨国企业最关心标准，甚至有专人跟踪标准的制订，经常到部里，到专家这里了解情况。”　　记者调查发现，有些企业还会想办法和专家进行“私下”沟通。　　曾在一次食品安全论坛间隙，一企业的代表找到审评委员会某权威专家，让他建议放宽某食品安全指标，并交给他一份建议书。　　这位专家说，按程序，建议书应交给审评委员会秘书处。　　据一大型乳企原公关人员透露，大企业公关部主要针对两类人，一是媒体记者，另一部分则针对政府和专家。　　沟通的方式有很多，企业会邀请专家参加论坛、还请专家对新技术论证评估等。　　对于企业为食品安全标准赞助的说法，张旭东予以否认。他说，所有食品安全标准制订修订，都是由财政全额拨款。“不可能拉赞助”。　　“我们要求委员，为了保证审评工作公正性，不能在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兼职，或者从事有利益冲突的活动。”张旭东说。　　对于企业和专家在私下里的接触，张旭东认为，标准制订遵循协商一致原则，最后还要分委会和主任会议决策，即便企业和某个专家有私下交易，也不可能影响标准制订。　　“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专家和企业之间存在问题。”张旭东说，也欢迎公众发现问题向纪检监察部门举报。　　公众参与被指“走过场”　　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权威专家在标准制订过程中作用很大。　　据内部人士透露，12月2日审评委员会主任会议上，已经讨论通过撤销稀土限量标准。也就是说，茶叶中的污染物检测，将有望不再包含稀土。　　但此标准定稿后，又进行了复议。　　其中的原因是，有中科院院士给高层领导人写信，此信又被转到卫生部，于是分委会又对标准进行复议。　　为此，专家组还专门去中科院院士局与写信的院士进行座谈，最后，院士们同意了分委会专家组的意见。　　相对于专家们的热情，公众在常规标准制订中则显得“冷淡”。　　目前，每项食品安全标准都要经过两个月公开征求意见。　　2010年卫生部公布202项标准制订修订计划。今年公布100多项标准的制订修订计划，但在征求意见阶段引起舆论关注的只有乳品新国标、速冻米面食品、添加剂标准等几项。若不是媒体报道，更多的食品安全标准在两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中成为“零回应”。　　正因此，征求意见被一些人认为是“走过场”。　　“就像造飞机火箭，我也提不出意见。”一位审评委员会专家认为，隔行如隔山，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业属性导致很多普通人不能100%参与。　　其中在大米中添加防腐剂问题上，食品添加剂标准刚公布，还是粮食部门和企业关注的，并通过媒体表达撤销诉求，遂引起舆论反弹，卫生部也做出要进行研究的表态。　　但此事中，即便是专业人员，也未必能完全注意网上的征求意见稿。　　针对上述问题，张旭东透露，卫生部正打算与消协合作，在食品安全制订过程中，将邀请消费者参与，提高标准的公开、公正和透明度。标准处也打算在卫生部官网，设立食品安全标准制订栏目，循环滚动征求意见。　　安全是底线　　“三聚氰胺事件”后，公众对乳品等食品安全的关注就像火药桶一触即发。　　生鲜乳标准首次质疑在2010年，之后一年半中，多个食品安全国标遭舆论危机。　　卫生部新闻办工作人员也有些无奈。几乎每3到6个月，就要处理一起有关食品安全标准的“危机”。　　其中，卫生部组织相关的新闻发布会、媒体沟通会、专家见面会就不下四、五场。　　标准过于专业和缺少公开透明的程序，被普遍认为是公众对新国标缺乏信任的原因之一。　　有官员则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消费者对某一标准的关心，而是对整个食品安全的不信任。”　　之前，铁观音等茶叶中爆出稀土含量超标。12月2日，该限量标准被同意撤销，有卫生部官员担心，或将又会引起一场舆论危机。　　但标准一味妥协，底线是什么?　　对此，卫生部有关负责人说，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　　他表示，很多人认为供港食品安全标准高，但这样食品成本也高，普通老百姓肯定承受不起。食品安全标准，保证安全是底线。　　11月29日，魏荣禄记得在他参加的一次乳制品标准的讨论会上，主持人上来就说：“今天只谈安全，不谈健康。”　　但魏荣禄仍坚持认为，健康和安全，应该“一起搞”。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修)订流程图　　立项：有关部门向卫生部提出立项建议。　　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可以提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建议。　　卫生部组织成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以下简称审评委员会)对立项建议进行研究，向卫生部提出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咨询意见。　　起草：卫生部采取招标、委托等形式，择优选择具备相应技术能力的单位承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起草工作。　　标准起草完成后，应当书面征求标准使用单位、科研院校、行业和企业、消费者、专家、监管部门等各方面意见。　　审查：审评委员会秘书处初审，通过初审的标准在卫生部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 审评委员会专业分委员会会议审查，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在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参会委员四分之三以上(含四分之三)同意的，标准通过审查 审评委员会主任会议审议。审议通过后，秘书处报送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批准：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审核后报送卫生部。审查通过的标准，以卫生部公告的形式发布。　　(资料来源《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悄然之间，国民消费升级的步伐加速，人们日常消费越来越注重品质、安全、细节。相比之下，国产消费品升级的进程有些滞后，一些消费者加入“海淘族”。　　标准是质量的基准线。有人说，消费品生产升级缓慢都是标准惹的祸，因为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相比水平偏低。中国消费品标准真的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吗?咱们的差距在哪儿?　　中国标准总体水平不低　　比对中外3816项消费品安全技术指标，有3000项与国际国外要求一致　　“口罩要参照欧洲EN149、美国NIOSH标准来选，净水器要买美国NSF认证的，空气净化器得选经过美国CADR认证的̷̷”北京的准妈妈冯女士有一套自己的买东西准则，对各大生活用品的各大标准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而最让她信赖的当属欧盟标准，对于中国标准，冯女士表示感觉国内标准在一些方面太宽松了、不够严，“还是有些不放心。”　　中国标准的真实水平如何?　　80%——国际标准的转化率(即国际标准被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国内标准采纳的比例)基本超过80%。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标准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也是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入场券。目前，我国在家用电器、照明电器、纺织品、服装、家具、玩具、鞋类产品、纸质品、洗涤用品等主要消费品行业转化率均已超过80%，有些行业甚至更高一些。　　79%——安全技术指标一致性达79%。国家标准委2014年启动了消费品安全国内外标准比对行动，在首批比较的12个行业3816项指标中，有3000项左右技术指标能够与国际技术法规和标准要求保持一致性，比重为79%。　　具体而言，有2299项严于国际国外，728项与国际国外一致，529项宽于国际国外，260项与国际国外存在差异。71%的指标严于或与欧盟相关指令与协调标准一致 74%的指标严于或与美国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一致 90%的指标严于或与日本、加拿大的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一致。　　“对比结果显示，我国消费品安全标准与国外相比总体水平并不低。”国家标准委工业标准二部主任戴红说，在储水式电热水器的防电墙要求、电压力锅、豆浆机等液态加热器的安全要求、纸质品的卫生要求等方面，中国标准甚至严于国际标准。　　中国标准的水平还可从中国参与国际标准修制订的深度看出。　　国家标准委主任田世宏介绍，目前在纺织服装、家用电器、烟花爆竹、制鞋、钟表等领域，我国承担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两大国际组织下属10个技术机构的主席、副主席或秘书处、联合秘书处工作。　　“在这10个机构中，我们都实质性地参与甚至领头承担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田世宏说，在家庭服务机器人等新兴技术领域、玩具等热点安全领域，中国也在推进相关国际标准的研制工作。　　差距在化学安全领域　　国外标准从安全要素出发，力求覆盖范围最大化，中国标准长期以来局限在行业内部　　为何一些消费者会形成“国外标准更严格”的印象呢?　　“我国与国外标准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化学安全方面，且落后较多，而这恰恰是消费者颇为关注的领域。”戴红说。　　高先生和妻子最近正在为即将出生的宝宝挑选儿童安全座椅，夫妻俩首选国外的牌子。“除了物理性能上的安全，我更关心座椅的塑料、面料等原材料是否含有有毒物质。”高先生说，化学物质的侵害看不见、摸不着但危害大，需要格外注意。　　今年6月，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发布了第15批SVHC清单(需要高度关注的物质清单)，至此欧盟REACH法规(《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案》)累计发布的清单中共有169种化学物质。根据REACH法规，如果物品中含有任何一种SVHC候选清单中的物质，且该物质的含量超过0.1%，则有告知消费者的义务。　　以儿童安全座椅为例，我国国家标准仅针对8种可迁移元素(锑、砷、钡、镉、铬、铅、汞、硒)做出了限量要求，而欧洲则建立起了跨行业的化学品管控标准。可以说，我国消费品标准中涉及的化学危害指标不仅少且缺乏全产业链的通用要求。“尽管标准对部分化学物质进行了限量要求，但由于缺乏基础研究和伤害案例，仅能被动跟随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规变化。”戴红说，我国标准仅针对产品领域进行化学安全要求，缺乏类似国外法律法规覆盖跨领域、全产业链的通用要求。　　究其根本，差距源自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在标准化理念上的差异。　　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注重从安全要素出发，制定跨行业领域的顶层通用法规，强调源头控制。如欧盟REACH法规、ROHS指令等，均是以安全要素为线索，涉及前后产业链和相关产品，力求安全要求覆盖范围最大化。　　“而我国长期以来制定标准更多是为了服务于行业管理，以产品为线索，局限在行业内部制定安全标准。虽然围绕具体某种产品的安全要求比较全面、系统，但标准适用范围窄，既容易出现标准的交叉重复，又容易出现标准覆盖不到的空白区域。”戴红说。　　另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重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消费者所推崇的美国NIOSH口罩标准就是团体标准。而在去年标准化改革方案出台前，行业标准在我国尚不具备法律地位。即使是企业自己制定、内部使用的企业标准，也须到政府部门履行备案甚至审查性备案。　　“国标其实只是个进入门槛，为适应市场竞争，追求更好水平的企业标准水平往往反而更高。”戴红说。　　不让标准有短板　　2020年，重点领域消费品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达到95%以上　　消费升级，标准必须迎头赶上。近日发布的《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消费品整体质量要得到明显提升，重点领域消费品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达到95%以上。　　“标准是动态变化的，比对工作将加快推进。”国家标准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首批中外消费品安全技术标准的比对集中在儿童用品(玩具、童鞋、童装、童车)、服装纺织、家用电器、首饰、家具、纸制品、插头、涂料等12个领域。根据《提升规划》，比对工作将逐步常态化，一方面要建立起消费品标准比对与报告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强国内外标准比对数据资源的建立。除了关键技术指标的对比，比对工作也将拓展至试验方法的比对验证。　　重要国际标准转化速度将加快。“我们将通过建设一批消费品的标准化示范区，探索经验、树立标杆，以期推动我国消费品标准更快地与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接轨，满足大家对更高品质消费品的需求。”田世宏说。　　标准的结构优化也在同步推进。记者了解到，去年出台的标准化改革方案，赋予了团体标准合法身份。今后，我国将鼓励具备相应能力的学会、协会、联合会等社会组织和产业技术联盟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标准，供市场自愿选用。此外，还对团体标准不设行政许可，由社会组织和产业技术联盟自主制定发布。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就于今年6月发布儿童安全座椅的团体标准，其在三个方面都严于国家标准，并增加了对pH值、甲醛、邻苯二甲酸酯、阻燃剂等化学元素的限量要求。更为可贵的是，这一团体标准得到了15家企业的认同，他们发布声明自愿执行此标准。　　在企业标准方面，根据改革方案，将逐步取消政府对企业产品标准的备案管理，推行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企业自我声明公开标准的视同完成备案。“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增加标准的有效供给，构建更成熟的中国标准体系。”田世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