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伽马仪

近日，加拿大化学学会（CSC）主办的第100届加拿大化学会议与展览会 (100th Canadian Chemistry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 Exposition) 在加拿大 多伦多Metro Toronto Convention Centre (North Building)隆重召开。加拿大化学学会 (CSC)是一个国家性质、非营利性的专业学术机构，汇集了一大批在化学行业、学术科研机构和政府工作的化学人士和专家，被国际纯粹和应用化学联合会 (IUPAC) 认可为加拿大化学会的技术组织。加拿大化学学会 (CSC) 同时也是加拿大化学研究所 (CIC) 三大组成成员之一。 加拿大化学研究所 (CIC) 每年授予奖项、奖学金和助学金，用以奖励为化学科学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和学者。 100th Canadian Chemistry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 Exposition “迪马环境研发奖”（Environment Divis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ma Award）旨在奖励在加拿大为环境化学或环境化学工程研究和发展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每年评选一次。 2017年CIC “迪马环境研发奖”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由阿尔伯塔大学 Xing-Fang Li, FCIC获得。她也是自奖项设立近20年来首位获此奖项的女性研究员，同时也是一位华裔学者。 迪马科技全球总裁马国辉先生为获奖者Xing-Fang Li, FCIC颁奖Xing-Fang Li, FCIC个人简介 1983年获浙江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硕士学位。抵达加拿大之后，于1989年在布鲁克大学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1994年获得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曾担任质谱公司研究科学家、生物制药公司分析部主任等职务。2001年，任职于阿尔伯塔大学，并于2010年晋升为正教授。她曾获得CSC McBryde勋章，Killiam年度教授奖和阿尔伯塔大学卓越导师奖。 “迪马环境研发奖”（Environment Divis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ma Award）已连续颁出多届。今年恰逢加拿大化学学会（CSC）100周年，迪马科技全球总裁马国辉先生特别出席了此次会议，并为获奖者颁奖，奖励其在化学领域的杰出成就。 近五年获奖名单2016年获奖者——Allan Bertram,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2015年获奖者——Frank Wania, University of Toronto2014年获得者——William R. Culle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2013年获得者——Janusz Pawliszyn, University of Waterloo...... 会议期间，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John Charles Polanyi及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杰出教授Chris Le与迪马科技全球总裁马国辉先生亲切交流，就分离科学的发展方向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迪马科技一直以来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据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生态法研究”公众号消息，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中国环境法学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马骧聪先生，于2024年4月6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图源“生态法研究”公众号1960年，马骧聪先生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最初，马骧聪先生研究的是国际法、苏联东欧国家法，后来，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及公益性使他爱上了这项造福人类的事业，决心为其奋斗终身，于是转向了环境法学这一新兴法律学科的开拓研究，成为我国最早从事环境资源法研究与立法工作的学者之一。马骧聪先生参加了很多环境资源法律的论证、起草工作。他作为执笔人之一积极参与了我国第一部环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79年9月通过）的起草工作，并编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外国环境保护法规选编》，发表了我国第一篇环境法学论文《环境保护法浅论》。《环境保护法基本问题》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比较全面系统论述环境法的专著，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较大影响和作用，许多学校将其列为参考书。马骧聪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例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保护环境是现代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与任务，环境保护法是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国家加强环境立法和依法管理，尽快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并提出了环境法律体系框架；重视环境法的实施问题，建议建立一整套保证环境法实施的机制，从环境行政执法、司法、监督、宣传教育等多个环节，保证环境法的实施；认为保护环境不仅需要环境法，还需要其他法律和相关部门的配合，法律应当生态化，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都应该尊重自然生态规律，从各个方面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骧聪先生是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者和创始人之一，为研究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曾担任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第二至四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届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马骧聪先生为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学术界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和肯定。2010年7月被原环保部、中国工程院授予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工作先进个人；2012年被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环境资源法专家”；2014年因“一生致力于环保法的制定与修改，笔耕不辍”被中央电视台和全国普法办公室评为2014年度法治人物；2019年3月，被中国法学会授予“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荣誉称号。马骧聪先生还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环境资源法学的专门人才。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态法研究室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同时也在中国政法大学担任兼职导师。目前，他的学生都已成长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和高级律师，有4人担任法学院院长、副院长。据闻，先生平易近人，爱护学生，治学严谨，言传身教，为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奉献了毕生精力。

将近一半的人都在实验室受到过伤害……很多科学家缺乏应对具体伤害的安全培训。　　①一项国际调查投射出实验室研究人员对工作环境的态度。图片来源：ARNO BURGI/DPA/PRESS ASSOCIATION　　②调查问卷中的一些问题。图片来源：CENTER FOR LABORATORY SAFETY, UCLA/NPG/BONAMY FINCH　　近期，第一个关于科研人员对工作环境的态度及其实际情况的国际调查显示，科学家对实验室的环境安全状况有错误的认识。　　在约2400名参与调查的科学家中，有86%的人表示相信实验室是安全的。但实际上，将近一半的人都在实验室受到过伤害，例如动物咬伤、吸入化学药剂等；还有很多科学家指出，由于他们经常独自工作，因此即便受到过伤害也没有报告给上级，并缺乏应对具体伤害的安全培训。　　“认识到这一差异，是积极改变实验室安全环境的关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环境健康与安全研究的负责人James Gibson说。2011年3月，加利福尼亚大学首次成立了实验室安全中心，将该问题研究作为以美国为首的安全环境研究的一部分。这一进展缘于2008年，该校一位23岁的研究助理Sheharbano Sangji在实验室大火中被严重烧伤并死亡。她的导师、有机化学家Patrick Harran，可能因为她的死亡面临刑事审判。2011年耶鲁大学也曾发生过类似的实验室伤害致死事件。　　美国国家科学院化学科技委员会负责人Dorothy Zolandz说，这项调查“是我见过的最全面地调查科学家对实验室安全态度的尝试——它和其他相关报告共同指出，我们科研实验室的安全环境亟待改善”。《自然》杂志所属的自然出版集团和提供安全软件的BioRAFT公司都参与协助了这项调查。UCLA的实验室安全中心计划在今年进一步分析调查数据。　　真安全，假安全？　　一些匿名的调查参与者——大部分来自美国和英国，小部分来自于欧洲、中国和日本——认为他们受到的伤害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我曾被一只猴子抓伤。”一位科学家写道，“不管你多小心，在工作中类似的伤害都会发生。”另一位科学家在提取响尾蛇毒液时曾被咬伤；还有一位科学家的脸和手上被泼到硫酸，皮肤治疗花费了3000美元。轻微的伤害是最常见的——割伤、裂伤和刺伤，但是30%的回应者表示曾目睹过至少一次实验室的“重大”事故，一般需要专业的医疗处理。超过1/4的初级研究者表示他们在经历实验室伤害后并没有告诉导师。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回应者都宣称他们的实验室是安全的，并受到过足够的安全培训，以使实验室伤害最小化并采取合适的安全措施来保护实验室工作人员。美国化学会（在此问题上进行过独立调查）健康与安全领域秘书长Ralph Stuart表示，在其他规模较小的调查中，科学家们同样持这种态度。　　但是调查中更具体的问题表明，安全标准并不到位。只有60%的调查参与者回答他们曾受到过应对具体危险的安全训练。差不多一半的参与者认为实验室安全状况有改善的空间，其中化学家（60%）更容易有这种感受，神经系统科学家（30%）反应则较为平淡。　　老少科学家看法不一　　这项调查中，最大的分歧之一是初级科学家（如博士后和博士研究生等）和高级科学家（如教授、系主任和研究负责人等）对安全环境的态度。大约40%的初级科学家表示，他们每天在实验室里独自工作，这样对健康有害且会增加发生事故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只有26%的高级科学家有这种看法。这表明，导师们对自己团队的安全环境并不十分了解。　　总体上，大约2/3的研究者表示，他们每周都会有几次独自在实验室工作的情况。只有12%的年轻科学家认为安全是“实验室事项中最重要的”，36%的年纪较大的科学家有这种看法。　　年轻科学家对安全措施可能有更清晰的看法，因为他们比导师工作的时间更长。一半多的初级科学家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只有1/5的高级科学家会工作同样长的时间。　　调查结果抛出更多问题　　尽管健康和安全专家对此并不感到吃惊，但这项调查的另一个发现是美国和英国科学家在实验前进行风险评估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法律要求的不同。将近2/3的英国科学家表示他们使用上级机构批准的表格（由英国健康安全局强制规定）来进行风险评估——相比之下，美国只有1/4的科学家会这样做。超过一半的美国科学家表示他们会“非正式地”进行风险评估。　　科学家说，改善实验室安全环境的最大障碍是“时间问题”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这都是由于他们对安全规定缺少了解，以及缺乏关注安全的带头人。“有安全规定不代表真的安全。实验室拥有很多研究成果不代表这是个安全的实验室，很可能反而更不安全。”一位科学家这样写道。　　一些健康和安全领域的专家认为，这项调查——包含100个问题——过于宽泛和失焦，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他们也认为非随机的取样调查并不合理：该调查向注册过nature.com的科学家发送电子邮件，并鼓励他们向认识的其他科学家传递问卷。　　“这项调查得出了结论，也带来了更多问题。不过这种感知调查确实应该提出很多问题。”麻省理工学院健康和安全领域专家Lou Diberardinis说。Diberardinis的团队曾作为2012年实验室安全中心种子基金资助的4个队伍之一研究安全问题。　　Zolandz表示，今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化学科技委员会将同行为学家一起，为科学家制定如何建立安全实验环境的行为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