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影像仪

CNKI（中国知网）《学术精要数据库》近日发布了2011—2022年的高影响力论文，分别按被引频次、下载频次和PCSI指数遴选出学科前1%的论文，即为高被引论文、高下载论文和高PCSI论文。《分析测试学报》共有249篇论文入选此次高影响力论文，其中，高被引论文146 篇、高下载论文72篇、高PCSI论文195篇，不少文章同时获评“高被引、高下载、高PCSI”论文。其中，高影响力TOP20的文章中，涉及到的分析方法有：气相色谱-质谱、液相色谱、近红外光谱、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核磁共振等，涉及到的领域包括食品、农药、粮油、茶油、蔬菜等多个方面，内容多多，不容错过哦！ 以下为入选高影响力TOP20的文章名单：序号文章标题及相关信息1不同类别食品中21种邻苯二甲酸酯的气相色谱-质谱测定及其分布情况研究吴惠勤 朱志鑫 黄晓兰 林晓珊 黄芳 冯叶芬 罗辉泰 邓欣:潘亮君 被引: 151 下载: 2845 PCSI: 43.583 PDSI: 11.8172QuEChERS/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同时测定鱼肉中30种激素类及氯霉素类药物残留罗辉泰 黄晓兰 吴惠勤 朱志鑫 黄芳 林晓珊 被引: 146 下载: 1424 PCSI: 52.415 PDSI: 7.1233近五年我国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研究与应用进展褚小立 史云颖:陈漫: 李敬岩 许育鹏 被引: 124 下载: 5768 PCSI: 50.862 PDSI: 8.9424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同时测定茶叶中290种农药残留组分贾玮 黄峻榕 凌云 冯峰 郑月明 储晓刚 被引: 115 下载: 2374 PCSI: 41.504 PDSI: 12.2485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花生、粮油中18种真菌毒素宫小明 任一平 董静:孙军 李健 金超 于金玲 被引: 113 下 载: 1745 PCSI: 41.716 PDSI: 8.2646基于质谱分析的代谢组学研究进展任向楠 梁琼麟 被引:96 下载: 5615 PCSI: 14.250 PDSI: 7.6047QuEChERS提取与高效液相色谱电喷雾电离串联质谱联用法检测茶叶中的19种农药残留徐娟 陈捷:叶弘毅:王岚 孙灵慧 赖子峰 被引:91 下载: 1002 PCSI: 27.161 PDSI: 5.5108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测定污泥中氯霉素、磺胺类、喹诺酮类、四环素类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王硕 张晶 邵兵 被引: 91 下载: 1762 PCSI: 25.910 PDSI: 9.0949QuEChERS结合LC-MS/MS同时测定虾肉中72种兽药残留卜明楠 石志红 康健 范春林 庞国芳 被引:87 下载: 910 PCSI: 24.290 PDSI: 5.99010QuEChERS提取与超高效液相色谱-电喷雾电离串联质谱联用法检测果蔬中的230种农药残留徐娟 陈捷 王岚 孙灵慧 袁震宇 叶弘毅 朱林 被引: 85 下载: 979 PCSI: 27.357 PDSI: 6.08111气相色谱-质谱法与气相色谱法测定茶叶及茶叶加工品中295种农药多残留苏建峰 钟茂生 陈晶:郭昕 陈劲星 梁震 刘建军 被引:84 下载: 1596 PCSI: 31.909 PDSI: 9.29312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氨基酸的研究进展赫欣睿:武中庸 叶永丽 高旭东 陈士恩 马忠仁:被引:81 下载: 3866 PCSI: 18.225 PDSI: 8.69913固相萃取-液相色谱测定复杂基质蔬菜中9种烟碱类残留侯如燕 卞红正 赵秀霞 胡祎芳 苏婷 王孝辉 :宛晓春 被引: 78 下载: 847 PCSI: 15.984 PDSI: 9.10114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茶油中的多种天然酚类物质罗凡 费学谦 方学智:王亚萍 王金元 被引: 77 下载: 1315 PCSI: 19.184 PDSI: 6.571154种黄酮小分子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作用及构效关系研究刘帅涛 陶慧林 李锦艳 被引: 73 下载: 1734 PCSI: 10.288 PDSI: 10.58116核磁共振技术在药物分析鉴定中的应用邓志威 李璟 许美凤 刘鹏 耿珠峰 被引: 71 下载: 5638 PCSI: 14.257 PDSI: 34.06717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快速测定葱、姜、蒜与辣椒酱中的66种有机磷农药残留苏建峰 赵建晖 熊刚:陈燕雯 陈劲星 刘建军 被引:71 下载: 641 PCSI: 20.191 PDSI: 3.97818SPME/GC-MS鉴别地沟油新方法吴惠勤: 黄晓兰 陈江韩:朱志鑫 林晓珊 黄芳 冯叶芬 罗辉泰 邓欣 被引: 70 下载: 3470 PCSI: 21.535 PDSI: 20.73119QuEChERS/HPLC-MS/MS法测定黄瓜、菜心、葡萄、香蕉中127种农药残留李蓉 储大可 张朋杰高永清 黄思允 被引:69 下载: 875 PCSI: 29.090 PDSI: 8.16120分散液液微萃取技术在食品分析中的应用进展曹江平 解启龙 周继梅 易宗慧 被引:67 下载: 1976 PCSI: 11.041 PDSI: 4.795

人民网12月19日电 据香港大公报消息，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公布食用油调查结果，初步检测发现，屯门“北大荒”粮油供应商及葵涌永兴油行的4个样本，致癌物苯并(a)芘含量均超出欧盟标准，当中“北大荒”的样本最高超标逾7倍，同时亦超出国家标准。食安中心已要求供应商停止供应及全面回收，并正追查来源及分销情况。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表示，会以风险为本方式，为市民把关。　　上星期传媒报道有无牌食品加工场涉嫌出售有问题食用油，食环署即时采取行动到有关工场、供应该工场的粮油供应商及13间食肆巡查，抽取39个样本作致癌物苯并(a)芘测试。　　初步测试结果显示，屯门粮油供应商“北大荒”的两个“金帝浓香花生油”样本的苯并(a)芘含量，分别为每公斤16及17微克，超出国家标准的每公斤10微克，及欧洲标准的每公斤2微克。葵涌永兴油行的两个样本苯并(a)芘含量低于国家标准，录得每公斤5.8及6.2微克，超出欧盟标准。其余35个样本没有检出或含量低于欧盟标准。　　追查来源及分销情况　　食安中心正追查这些油的来源及分销情况，发言人表示，目前食品法典委员会及香港法例并没有就食物中的苯并(a)芘含量制定法定限值，参考国家及欧盟标准及根据暴露限值风险评估结果显示，即使食用每公斤含苯并(a)芘17微克的植物油，对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应该不大。但为慎重起见，中心已要求供应商停止供应有关产品，并向客户全面回收。中心将进一步化验该四个样本是否含其他有害物质。　　至于食用油样本是否掺有“地沟油”，发言人称，目前还没有一种特定的科学方法检测和监别“地沟油”，可通过化学测试的方法检测有害物质的含量。自去年一月至本年十月，中心透过恒常食物监察计划共抽取超过310个食用油样本作化学测试，测试项目包括芥酸、染色料、霉菌毒素、抗氧化剂及金属杂质等，全部测试结果满意。　　为释除公众疑虑，食安中心将再次进行专项食品调查，从不同层面包括进口商、制造商、分销商、批发商、零售商和食肆抽取食用油样本进行化验，以确保市面上的食用油符合香港法例规定和适宜供人食用。调查计划拟一、两月内完成，结果会尽快公布。　　食卫局长高永文表示，当局主要检测样本中是否含有对人体有害物质，如果要知道是否掺有“地沟油”，须要其他方法配合侦查。当局在食物安全方面，以风险为本的方式为市民把关，防止任何对健康构成影响的物质，让市民食用。　　摄入量高影响健康　　食安中心发言人续称，食环署和食安中心会继续跟进和调查事件，采取适当行动。由于葵涌永兴油行卫生环境欠佳，食环署会根据相关法例向有关人士发出通知，要求改善。署方还会继续就该处所怀疑无牌经营食物业进行调查，如有足够证据显示有人违反法例，会提出检控。　　苯并(a)芘是一种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在环境中无处不在。食物加工时的情况对产生多少苯并(a)芘有影响，烧烤、烟熏肉类或鱼类的含量通常较高。苯并(a)芘对人类基因有害，并会致癌，难以厘定苯并(a)芘的安全摄入量。专家委员会曾于05年发表意见，认为以人类摄入的估计分量，对健康影响问题不大。欧洲食物安全局08年评估後，认为摄入量高的人士有潜在的健康风险。

伴随着科研竞争的日益激烈，如果你正在获取tenure职位、获得基金、评上国家奖或是当选院士的道路上，那么你的一篇最新得意之作发表在哪家期刊比较好呢?论文发表后能得到较大的认同度和曝光率呢?如果你面临着科研选题，哪些期刊的研究情报才是最值得信赖的研究动态呢?一个可供你参考的答案那就是&ldquo 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JCR)&rdquo ，这是对学术期刊影响力评估的各项指标的概要,其中的一个核心指标就是期刊影响因子。　　世界上的期刊成千上万，五花八门，要收录世界所有的期刊显然是不可能的，汤森路透期刊遴选目标是收录相对较为重要的期刊。因此，确保JCR和期刊影响因子有效性是遴选和维护所收录期刊的必要环节。JCR候选期刊除了需要被Web of Science数据库平台及其所包含的其他数据库所收录外，还需要通过一系列包括出版及时性、内容新颖程度、国际多元化、以及其他标准的评估。　　根据汤森路透的初衷，期刊影响因子(Journal Impact Factor，简称JIF)作为JCR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被认为代表着期刊的重要性。汤森路透认为，期刊影响因子所具有的优势是直接反映了科学家和学者自己对于最值得关注和有帮助的科学研究的判断。　　影响因子在一定程度上虽说是一本杂志质量高低的标准之一，但它还能带来期刊甚至科学以外太多的东西，如教职、基金、奖励、学术影响力等。那么什么是期刊影响因子呢?　　根据汤森路透的定义，期刊影响因子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第三年中平均被引次数。例如，某期刊在2014年影响因子为4.25，说明这本期刊2012年和2013年发表的论文在2014年平均被引用了4.25次。　　在汤森路透的一份如何正确使用期刊影响因子的声明中，他们认为：　　汤森路透一直强调，作为衡量期刊影响力的常用指标，期刊影响因子应予以恰当的应用，而不是作为评估作者或机构的替代品。　　期刊影响因子仅仅是单一数据点，必须严谨地并且联系实际情况加以考虑，因为很多因素都会影响论文在不同学科中的引用情况。　　让期刊影响因子作为评估论文本身或者作者的代替品并不合理。　　当前，尽管很多人批评学术界对其滥用，但当前取消它，或者马上改革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今年6月18日，汤森路透公布了年度期刊引证报告JCR。今年的JCR报告涵盖了来自82个国家的237个大类的11149本期刊，其中自然科学领域收录了8618份SCI杂志。今年有272本杂志第一次被收录，与去年相比，53%的杂志影响因子增加。Ca-Cancer J Clin、NEJM以及CHEM REV再次包揽了榜单的前三甲，影响因子分别为115.84、55.873、 46.568。　　在今年的JCR报告中,综合性期刊总共只有56个，其中Nature和Science分别位列第1和第2。值得注意的是Nature Communications已经超过了PNAS，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仅以9.674的影响因子排名第198位。 另外今年的排名新加了一个特征因子(Eigenfactor score)。这个数字是衡量一个期刊在其学科中的总体贡献，而一个学科的全部贡献值是100。比如下面的Nature, Science, 和PNAS的Eigenfactor score分别是1.5, 1.2 和1.4。总体来说影响因子和这个系数是高度相关的(r2 = 0.83)。　　6月30日出版的PNAS发表了其主编Inder M. Verma的一篇吐槽文章&ldquo 影响力而非影响因子&rdquo ，显然是针对不久前的6月18日汤森路透公布2014年度的期刊引证报告JCR而有感而发。Inder M. Verma是一位来自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索尔克生物科学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学家，于2011年11月出任PNAS主编，其职责是确保PNAS的水准得以维持，而大部分的论文审查和出版工作则仍将由PNAS的职员和编委会进行。他还在索尔克研究所自己的实验室里继续从事基因疗法、肿瘤遗传学和炎症的研究。他在文章中说：　　当英国哲学家赫伯特· 斯宾塞1864年引入&ldquo 适者生存&rdquo 这个短语时，他万万没有想到可用来概括当前年轻科学家所处的困境。随着教师职位和研究经费竞争的持续白热化，今天的科研人员面临在高影响因子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巨大压力。但仅在几十年前的1970年代，当我作为一个病毒学家开始我的科学生涯时，我所在的领域普遍认同的是病毒学专业杂志。而只有跨学科的工作才会发表在那些迎合更多读者的期刊上。大多数研究人员阅读和发表论文时很少考虑传说中的所谓期刊自身的影响。教师任命、晋升以及科研项目的获取常常主要基于工作本身的未来可察觉的影响力，而不是依据其研究工作发表在所谓的&ldquo 高影响力&rdquo 期刊上。　　不幸的是自那以后变化大潮势不可挡。美国科技情报所(ISI)(后来并入汤森路透)的创始人Eugene Garfield引入了期刊影响因子(JIF)这一概念。其最初的想法是帮助指导图书馆员决定订购那种期刊，自那以后这一指标长期被用于科技期刊的排名。按照Garfield的说法，&ldquo 一份期刊的影响因子基于两个元素：分子是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计算年度被引用总数，分母是前两年发表的论文总数(论文和综述)&rdquo 。这一计算方法即便是用来测度期刊的科学影响力时也存在固有的不足。由两年的时间窗口的引用数来决定影响力可能会造成仅少数论文就会对期刊的总体影响力影响巨大尤其是在那些多产且快速变化的研究领域，占了绝大多数引用。(例如，最近在干细胞生物学和基因编辑领域的爆发性增长)。　　反思这一缺陷，《自然》杂志在其2005年的一篇社论中认为其当时的期刊影响因子 32.2的89%可归因于有关时段发表的25%论文的贡献。正如Garfield自己所观察到的，从1900到2005年的3800万篇文献中仅有0.5%的论文被引超过200次，有一半论文没有被引用，并且四分之一并非原创性研究论文。此外，基于细微差别(有时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的影响因子对期刊进行排序，以增加标的外观精度和识别力。.　　诚然，那种认为选择何种期刊发表论文不重要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那些激动人心的重要论文常常发表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上。但这种事实并不意味着科学界认为影响因子很有用处，特别是将发表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作为评价某篇论文质量的一个指标。例如，任职于任命/晋升/评估委员会的研究人员如何将申请人的研究论文归入特定的类别：属于低引用的大多数还是高被引的少数?　　当提及如何判断研究工作本身的质量和重要性时，没有更好的质量评价替代指标。只好反复使用影响因子，但它既不是一个论文层面的指标，也不是一个比较研究者学术贡献的指标。然而，许多机构的绩效评估非常看重这一数字，目前其对学者的科学生涯进步有着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一些大学的工作申请根本不考虑那些没有一篇作为第一作者的高影响因子期刊上论文的申请人。另外有的机构在给予tenure时考核申请人所发表论文的累积期刊影响因子是否达到一个阈值，如果达不到将会影响其职业进步。有的机构甚至提供巨额的奖励给那些在该影响因子期刊上所发的论文(传说有的按比例缩减!)。　　诚然，科学界承担过多的责任，包括书写和评审项目申请和论文，教学，还要阅读成百上千的助理教授申请、tenure以及晋升。因此很容易的将高影响力工作等同于发表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但并不是所有高影响力论文发表或能够发表在这种期刊上。需要记住的是什么因素决定一个特定工作最终对科学发展起作用是同等重要的。就PNAS来说，我们要求作者提交120字的工作重要性声明，来指出其在领域的影响力。其他机构和经费部门开始要求候选人陈述其重要论文的重要性，这些都将对评审有帮助。　　作为论文重要性和业绩的仲裁者，科学家不能专门依赖于期刊的影响因子，可接受的指标应基于许多考虑，包括趋势分析和按学科领域分析。令人高兴的是科学界已注意到影响因子的负面影响，开始着手认真解决这一问题。&ldquo 科研评价的旧金山宣言&rdquo -这份2012年美国细胞生物学会提出的一系列指南，瞄准研究人员、出版商、经费组织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提倡对科研产出的合理评价。在这次会议上，有关不合理使用影响因子的对话已引起科学界注意这一问题。2015年4月在华盛顿举办的152届美国科学院年会上，由 eLife主编Randy Schekman组织了一个研讨会，更加深了上面提到的忧虑。持续的努力能帮助阻止对期刊影响因子的滥用，并减少科学界对其过分依赖。对正在庆祝诞生100年的PNAS来说，我们始终关注的影响力，而不是影响因子。　　2013年5月17日，《科学》杂志还以&ldquo 影响因子曲解(Impact Factor Distortions)&rdquo 为题发表了社论。《科学》社论同《科研评价的旧金山宣言(DORA)》的观点一致，这一宣言是一些有识科学家于2012年美国细胞生物学年会之际开会的产物。为扭转科研评价中的曲解，DORA认为科学界应停止使用&ldquo 期刊影响因子&rdquo 来评价科学家个人的工作。宣言认为&ldquo 影响因子不能作为替代物用于评价个人研究论文的质量，也不能用于评估科学家的贡献，以及用于招聘、晋升和项目资助等评审&rdquo 。DORA还提出了以系列改进科研论文评价方式的行动，供基金资助机构、科研机构、出版商、研究人员以及评价机构借鉴。这些建议得到超过150多位知名科学家和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科学》出版商)在内的75家科学机构签署支持。社论认为这样做的理由如下：　　影响因子是基于某一期刊的论文平均被引次数而计算的数字，从未被规定为可用于评价科学家个人。它仅是一个评价期刊质量的指标。但它正日益被滥用于评价科学家个人，人们常常根据论文所发期刊的影响因子对科学家进行排名。基于这一原因，在许多简历中，科学家都要标注其每篇论文所发期刊的影响因子，并且一般会按照3位小数(例如，11.345)的降序排列。并且在一些国家，发表在影响因子低于5.0期刊上论文被官方认为是零价值。正如许多知名科学家多次指出，这种影响因子躁狂症没有意义。　　影响因子的滥用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它鼓励期刊的指标赌博，(影响期刊出版政策)，造成一些期刊不愿发表某些领域的重要论文(如社会科学和生态学) ，仅仅因为这些领域的引用较其他领域(如生物医学)要少。并且浪费科学家大量时间，他们不顾一切地为从评估人处获得高分，而滥投高被引期刊(如《科学》)。　　但任何&ldquo 对研究者的质量自动打分&rdquo 方式的最具破坏性的结果可能是鼓励&ldquo 跟踪模仿&rdquo (me-too science)。任何评价体系如果是研究人员论文数量增加就带来某种纯粹数字或分数的增长，一般会成为从事高风险和潜在开创性突破的工作的极大的负面激励。因为建立新实验和新方法一般需要多年的努力，而这期间将不会有论文发表。这一指标进一步会阻碍创新，因为它鼓励科学家工作在已经高度热门的领域，因为只有这些领域才会有大量科学家引用别人的工作，而不管工作是否杰出。造成仅有那些十分勇敢的年轻科学家才会冒险从事一些冷门研究领域，除非取消对个人的自动数字评估。　　DORA的建议对维护科学健康发展十分关键。作为一个底线，科学家领导人必须承担仔细周到分析其他研究人员科学贡献的完全责任。为了做好这个，需要实际阅读每一研究者少量精选论文，而这一任务不能交由期刊编辑去完成。　　这里列出《旧金山宣言》中的具体评价建议全文，以供参考：　　总体建议　　1.不使用影响因子等评价期刊的指标作为评价单篇研究论文质量的代替指标，也不用来评价某位科学家的贡献，也不用于决定是否聘用、提职或经费资助的指标。　　对资助机构　　2.明确用于评价资助申请人科研生产力的标准，明确强调一篇文章的科学内容比刊载该篇论文的期刊的计量指标和知名度更重要，特别是对起步阶段的研究人员。　　3.科研评价的目的，除了发表的论文外，还应考虑其他所有研究产出的价值和影响(包括数据集和软件等)，此外，还应考虑采用包括研究影响力的定量指标在内的更广泛的影响力测度指标，如测度其对政策和实践的影响等。　　对研究机构　　4.明确用于决定聘用、tenure和提职的标准，明确强调一篇文章的科学内容比刊载该篇论文的期刊的计量指标和知名度更重要，特别是对起步阶段的研究人员。　　5.科研评价的目的，除了发表的论文外，还应考虑其他所有研究产出的价值和影响(包括数据集和软件等)，此外，还应考虑采用包括研究影响力的定量指标在内的更广泛的影响力测度指标，如测度其对政策和实践的影响等。　　对出版商　　6.应大大减少强调期刊影响因子作为促销工具，最好不推销影响因子，或只给出一些基于期刊评价的指标(例如，5年影响因子、特征因子，SCImago，出版频次等，以便全面了解期刊的绩效。　　7.提供一系列的论文层面的指标，鼓励转向到基于论文科学内容的评价，而非发表论文的期刊的出版指标。　　8.鼓励负责任的作者署名，能提供每一作者特定贡献的信息。　　9.无论期刊是开放获取还是订阅模式，应去除所有对论文参考文献列表的再利用限制，使其能按照&ldquo 公共领域贡献知识共享&rdquo ( the Creative Commons Public Domain Dedication)原则得以获取利用。　　10.去除或减少对论文的参考文献数量的限制，合适情况下，应强制要求引用原创性论文而不是综述论文，以便让首次报道某一发现的作者(们)能得到认可。　　对指标提供机构　　11.使用来计算所有指标的数据和方法公开透明。　　12.允许所提供的数能够不受限制地被再利用，并提供数据的计算步骤。　　13.明确声明不能容忍对指标的不当操控行为 明确哪些属于不当操控，以及将采用的打击操控措施。　　14.在使用、总计或比较指标时，应考虑文献类别(如综述 vs.研究论文)和不同学科领域的差异。　　对研究人员　　15. 当参加一个委员会来决策经费资助、聘用、tenure或晋升时，应基于论文的科学内容而非所发表的期刊指标来做出评价。　　16.任何时候最适当论文引用方式应是引用首次报道观察结果的原创文献而非综述，让原创作者实至名归。　　17.采用一系列论文计量指标和个人指标/支持声明，作为某人所发论文和其它科研产出影响力的证据。　　18.挑战不恰当地依靠期刊影响因子进行科研评价的行为，提倡关注特定研究产出的价值和影响的最佳实践。　　影响因子在中国流行也是有它存在的土壤和原因的。由于科研竞争的日益激烈，各种评价也日益增多，面对种种科研不端行为，人们需要找到一种相对客观而又简单并且人为因素干预最少的办法。毋庸讳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响因子在科研评价中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期刊影响因子虽然不能作为研究水平的绝对和唯一的评价指标，在不同学科之间也是无法比较的。但它在同一学科内作为一般性评价指标还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一般来说同一学科内影响因子高的刊物的论文发表要求相对较高，文章的总体质量和平均水平也是相对较高的。虽然影响因子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科研工作者的水平，但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同一领域内，发在高影响因子杂志上文章的水平还是要普遍高于低影响因子杂志上的文章。在同行评议还不能做到完全客观和全面时，影响因子总体上还是能反映一些问题的。因此，影响因子评价虽然是有违科研精神的，但目前阶段还是一种较为公平的评价，大家在同一个游戏规则下也是平等的。　　然而，影响因子只代表研究热点，不能直接代表研究水平(哪怕是同一个领域的), 因此，影响因子只能作为某种参考，不能唯影响因子是论，更不能赋予其太多的利益和好处。因为，在一些传统学科的老牌刊物，因为其综合性强，加之学科本身并不是十分热门，因而其影响因子并不太高，而一些新的学科其所推出的新期刊反而期刊影响因子很高，他们所发表的论文水平是不能放在一起比较的,更何况在同一高水平期刊中的论文还有好坏之分，有的甚至还会撤稿。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近期，汤森路透又推出了一些最新的期刊评价指标。包括期刊规范化引文影响力、期刊期望引文数等新指标。　　期刊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JNCI)与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类似(关于这一指标，将在后续的文章中介绍)，其区别在于JNCI没有对研究领域进行规范化，却对文献发表在特定期刊上的被引次数进行了规范化。每篇出版物的JNCI为该出版物的实际被引频次与该发表期刊同出版年、同文献类型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的比值。一组出版物的JNCI值为每篇出版物JNCI值的平均值。JNCI指标能够提供某单一出版物(或某组出版物)与其他科研工作者发表在同一期刊(或同一组期刊)上成果的比较信息。这个指标能够回答，诸如&ldquo 我的论文在所发表期刊上表现如何?&rdquo 之类的问题。如果JNCI的值超过1，说明该科研主体影响力高于平均值，如果JNCI的值低于1，说明其影响力低于平均值。JNCI对于出版社评价论文发表后的影响力水平亦是十分有用的指标，它揭示出那些超过平均水平并提高了期刊被引频次的研究工作。表：作者层面的CNCI与JNCI指标示例　　表格列举了一个在作者层面应用CNCI和JNCI的例子。科研工作者D和科研工作者E的出版物数量与引文数均十分接近。他们的引文影响力也十分接近，h指数也是相同的。如果只从上表中的前四个指标，则不能区分两个科研工作者的科研绩效。实际上，两位科研工作者可能在两个不同的科研领域进行研究，其论文发表的历史也可能完全不同(老论文与新论文)。使用CNCI和JNCI指标，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两位科研工作者与同领域、同文献类型、同出版年的同行的对比情况。从规范化的指标中，我们可以很快发现科研工作者D的CNCI(1.32)与JNCI(1.86)的值都超过了平均值(大于1)。发现科研工作者E的CNCI(0.45)与JNCI(0.72)的值均低于平均值(小于1)。应该注意到JNCI是一个相对的科研绩效评估指标。尽管在很多情况下，CNCI与JNCI可能正相关，但这并不是对所有情况都成立。例如，如果一个科研工作者的CNCI指标高于平均值，JNCI指标低于平均值，这可能意味着该科研工作者在其论文发表的科研领域获得了比平均水平更多的引用，但是这位科研工作者发表的期刊具有非常高的被引频次(例如《科学》或《自然》)，因此他/她的论文被引频次低于这本期刊上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　　期刊期望引文数(Journal Expected citations)是同一期刊、同出版年、同文献类型的论文的平均引文数。可以通过计算实际/期望引用值的比值，也就是用一篇论文的实际引文数除以该期刊论文的平均引文数，来评估论文的表现。如果该比值大于1，说明论文的引文数高于平均值。例如，2004年，Circulation期刊的篇论文平均引文数为55.34，则期刊期望引文数即为55.34。如果某一2004年发表于Circulation期刊上的论文有30篇引文，则其实际引文数与期望引文数的比值为0.54，说明该论文表现低于平均值。事实上，在很多分析中，期刊实际/期望引文数的比值是一个累积的比值，也就是说，分母(期望引文数)是一组论文集发表的所有期刊期望被引频次的总和，而分子(实际引文数)则为该组论文集引文数的总和。　　作者：贺飞 北京大学

p style="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影响因子不应被用于评价科学家。”近日，《科学》杂志副主编瓦尔达· 文森（Valda Vinson）在2018年世界生命科学大会期间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基于影响因子评判单个研究文献的质量，或评估科学家并作为其受聘、晋升的依据并不合理。/pp style="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10月2日揭晓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加拿大科学家唐娜· 斯特里克兰的相关论文发表在“不能用于职称评定的、低影响因子”期刊《光学通讯》上，使得人们对于通过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来评判科学家的“扭曲观念”进行了新一轮探讨。/pp style="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影响因子怎么算，能评价啥？/pp style="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影响因子的计算是有意义的。”文森解释，每篇论文都有可能被引用，因此人们计算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来说明一篇论文对该领域研究的推动作用。“如果一篇论文被引用了很多次，那是好事。因为那意味着很多科学家愿意利用这篇论文的研究发现（或者基于该论文的研究发现）开展进一步研究，因此计算论文的引用次数是有意义的。”/pp style="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影响因子是一个杂志中文章被引用次数的总和除以这个杂志的总文章数。”文森说，但这个数字是平均数，它存在的问题是，平均之后并不能反映每一篇文章的引用情况。/pp style="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她用极限情况举例解释道，如果一个杂志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文章的引用数是500，另一个文章的引用数是10，那么影响因子反映出的数字是两者的平均值255。/pp style="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因此，一个有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只能表明它拥有多篇被多次引用的论文，但并不意味着它刊载的每一篇论文都是高引用的。/pp style="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资料显示，由汤森路透公司计算的期刊影响因子，最初是用来帮助图书馆员确定购买哪些期刊的，并不是测度研究论文科学质量的指标。也就是说，影响因子用于评判一个期刊是可以的，但用来评判论文，并延伸到用来评判科学家是没有借鉴意义的。/pp style="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把扭曲的评判观念拽回“正途”/pp style="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现实却是，很多评价机制将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科学家晋升的依据、获取更多科研资源的“敲门砖”。/pp style="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我们从不宣传高影响因子的评价功能。”文森说，“而且我们支持DORA的努力。”/pp style="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DORA是旧金山科研评价宣言小组（the 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的简称，于2012年由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辑和出版者自发形成，其发表宣言建议，在考虑资助、聘用和晋升时，要停止使用基于期刊的计量指标，如期刊影响因子；要评估科研工作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基于研究成果所登载的期刊；利用在线出版等。/pp style="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文森表示，降低影响因子非理性影响的工作已经在进行，她注意到一些中国院校取消了对高影响因子论文刊发的奖励。/pp style="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但是，彻底否认、摈弃现有的评判规则也不是好事。”文森提醒说，影响因子有存在的合理性，可以通过提升大家对它的理性认识、引入新技术等方式来削减对科研工作的负面影响等，可以通过共同商讨寻求让评价回归“初心”，但不应该停止影响因子的使用。/p

2017年2月15日，深圳市英迈吉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第一台自主研发测试卡切换装置正式上市。这款设备研发历时半年，从客户的需求出发，大到整体的框架，小到一枚螺丝，都是由英迈吉独立设计完成，务求能够帮助客户高效完成测试工作。　　英迈吉切换卡装置的背板采用铝制复合背板+铁质背板的组合，适用于安装各种测试图卡，通过手动滑动切换测试卡。背板分为大卡和小卡两种规格，大卡1.06X1.53米，小卡0.8X0.5米，尺寸可以根据需求定制。大卡背板采用铝质材料制作(也可以根据需求改用铁质背板)，带有背胶的大测试卡可装裱于背板上，指数可放置8张4倍测试卡。小卡背板采用铁质材料制作，测试卡可吸附在上面，至少可放置3张两倍测试卡或一倍测试卡。　　目前，在影像质量测试领域，国内大多测试仪器都要依赖进口。作为中国首家专业像质评测机构，英迈吉一直致力于填补国内在专业影像测试领域的技术和服务空白，包括测试仪器的研发和测试方案制定等等。此次，英迈吉研发的切换卡装置，填补了国内自主研发的切换卡装置的空白。　　英迈吉CTO翟小鹏对这款切换卡装置也是倍感满意，他表示这款设备的效果已经达到了预期，能极大提高影像质量测试效率，节省时间。对于未来，翟小鹏表示这款设备只是个开始，未来英迈吉会推出更多自制的高品质产品。

p　　“这是一场起义。我们不愿意再受它的支配。”5年前，美国细胞生物学会等70多个组织的150余位科学家签署了一份宣言，以反抗影响因子暴政。这份简称DORA的《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中心思想是：“评估科研要基于研究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发表该研究的期刊”，建议科研资助机构、研究机构等有关各方在资助、任命和晋升的考量中，停止使用基于期刊的单一指标，尤其是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估科学家的贡献。/pp　　strong5年后，4月27日，《自然》暨自然科研总编辑菲利普· 坎贝尔爵士代表自然科研旗下期刊签署了DORA，倡导科研评估不要再过度依赖基于期刊的指标。/strong/pp　　“《自然》及其子刊长期以来发表了多篇社论，强调传统期刊影响因子的局限性，呼吁改用更加全面的科研评估模式。” 坎贝尔说。/pp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COLOR: #ff0000"strong影响因子究竟是个什么鬼?当真如此“罪大恶极”?/strong/span/pp　　根据DORA，开发于20世纪50年代的期刊影响因子指标“创立之初本是用来帮助图书馆员判断采购哪些期刊的工具，而不是用来衡量论文科学质量的。”其计算方法是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报告年份中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一般来说，影响因子越大，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也越大。但这一机制很容易使得那些时髦的而非真正高水平的研究“脱颖而出”。《科学》杂志曾撰写社论，认为影响因子最重要的危害是可能妨碍创新，它引导科学家专注于发表高影响因子的文章，追逐所谓的“热点”，而不是潜心科研创新。/pp　　坎贝尔27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理解和回应科研人员的需求，与科研共同体合作，推动科研评估政策和标准制定是自然科研的核心使命，也是他们签署DORA的重要原因。/pp　　他认为，期刊的影响因子不一定能代表和反映发表在这一期刊上的每一篇论文的重要性，况且还仅仅是以两年为周期加以衡量，许多重要的科研发现的影响力都是在论文发表后数年之后才显现出来。同时，引用量不高的研究也可能是质量很高的。/pp　　然而，坎贝尔介绍，自然科研2016年下半年对2500名作者开展了一项调查显示，虽然反对过度依赖影响因子作为单篇论文质量指标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影响因子仍是科研人员决定向何处投稿的主要考量因素。/pp　　“减少对影响因子这种评估指标的依赖对于研究机构和科研资助机构来说，的确是一项挑战。尽管如此，我们希望能推动整个科研共同体加大努力，开发出评估科研人员及其贡献的更好机制。”坎贝尔说。/pp　　据悉，自然科研新增加了同行评议指标，包括从论文提交到接收、从接收到发表的时间等，还提供使用指南，以帮助研究人员进行决策。/pp　　自然科研旗下签署DORA的期刊包括《自然》、所有冠名“自然”的研究期刊、所有冠名“自然”的综述期刊、《自然-通讯》、自然合作期刊、《科学数据》和《科学报告》。/pp style="TEXT-ALIGN: right"（来源：科技日报）/pp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COLOR: #ff0000"strong江晓原：我们不能再跪拜影响因子了！/strong/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title="640.jpg" style="HEIGHT: 300px WIDTH: 450px" border="0" hspace="0"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4/noimg/1f940819-1dd4-43b8-8df3-5c89e9836def.jpg" width="450" height="300"//ppspan style="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江晓原，1955年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span/ppspan style="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1994年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为教授。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已在国内外出版专著、文集、译著等90余种。/span/pp　　span style="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来源：《文汇报》 2017.02.28 第12版 文汇讲堂/span/ppstrong　　《自然》在国内的神话地位/strong/pp　　《自然》杂志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不仅是大家的普遍印象，在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有某些制度性的安排支撑。比如，十年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在中国科学院和某些高校可以得到25万到30万元人民币的高额奖励。/pp　　能够获得神话般的学术地位，首先和它非常善于营销有关。1990年代，它就有先见之明地在中国科技界内大力营销，会给你送杂志，往你邮箱里定期送中文摘要。它成功建构出神话的重要理论依据就是具有高影响因子。/pp　　以2016年数据为例，全世界收入的SCI期刊一共8778种，《自然》名列第9名。排名前20名杂志里大部分是专业杂志，而《自然》是综合性杂志，位居第九，很多人就有理由把它说成世界顶级杂志。相比而言，中国现在办的英文杂志中，影响因子成绩最高的才14，而《自然》是38，以前曾到41。/pp　　再以大家都知道的韩春雨事件为例，此事虽然尚未尘埃落定，但一开始大家基本相信他在《自然· 生物技术》杂志上发表的关于他发明新的基因剪辑方式的论文。《自然· 生物技术》在2016年的影响因子是43，它是《自然》杂志的子刊。论文刊发后，韩春雨在中国国内获得了巨大的科学声誉，由副教授身份当选了省科协副主席。在上海，这样的职位一般都是院士之类的资深专家担任 他也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河北省更向他许诺了2亿元的巨额研究资金。后来因为国内外许多团队都无法重复他的实验，人们开始质疑，但已经足见高影响因子在国人心中的地位。/pp　　韩春雨事件是一个双重例子，一方面表明了论文发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能获殊荣，另外一方面也表明，单靠影响因子判断一篇论文也可能会失误。刊发了错误的论文，在《自然》这类杂志看来，事情很简单，可以宣布撤销论文。这和中国学界的思维完全不同，它们不会认为是名誉受损的严重事件。比如德国一个非常著名的造假的物理学家被揭露后，《自然》杂志撤文7篇，《科学》杂志撤文9篇 前几年日本的小保方晴子受宠于《自然》杂志时，一期就刊发她两篇文章，后来她被指控造假，《自然》杂志就将她的论文撤销了事。/ppstrong　　影响因子游戏秘诀/strong/pp　　所以，我们要来看看影响因子究竟是怎么回事?/pp　　发布机构是一家私人商业公司/pp　　首先，发布影响因子的机构是一家私人商业机构，名叫“科学情报研究所”。很多人都误认为它是国际著名情报机构，而美国法律允许一个纯粹的私人商业公司注册这样的名字，但在中国是不被允许这样注册的。/pp　　公司创始人加菲尔德是位商业奇才。图情专业出生的他在读博期间就创立了小公司，出售图书情报信息产品。1960年，他决定把公司更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一下子就红火了。他向人介绍成功经验时说，这个名字，尤其会让第三世界国家误以为是一个国营的非营利机构。所以加菲尔德非常准确地揣度了发展中国家的心理，包括中国。/pp　　公司每年发布SCI报告，报告迄今为止已经收录了全世界8778种科学杂志，统计了这些杂志文章被期刊引用的数据 他再把引用的数据开发成衍生产品，叫做JCR报告，就是这些刊物的影响因子排名，他每年要发布这些并卖钱。作为商人，加菲尔德所做之事从道德上来说无可厚非，商业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但不幸的是我们对他所做的这套商业体系顶礼膜拜，并误认为是国际科学界的学术公器。/ppstrong　　“科学情报研究所”已被转卖三次/strong/pp　　崇拜影响因子的人由此说我想黑他，私营企业就一定不公正吗?/pp　　作为私人企业，它有辉煌的业绩。1960年，将公司更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简称ISI /pp　　1964年，开始出版SCI报告 /pp　　1973年，推出了SSCI报告，即社会科学的SCI报告 中国国内有CSSCI，就是模仿SSCI，只是针对中文杂志 /pp　　1975年，正式开始出版JCR报告，影响因子游戏从此开始。/pp　　至今为止，加菲尔德的公司其实已经被卖了三次。/pp　　第一次，1988年，向JPT公司出售了50%以上的股权(1964年他还向华尔街风投出售过20%的股权) /pp　　第二次，1992年，汤森路透收购了JPT公司，就是冲着旗下的ISI /pp　　第三次，2016年，又转卖给一家加拿大公司。/pp　　作为一家私人企业，被卖来卖去很正常，但这怎么可能是国内许多人想象的“国际权威科学机构”呢?/pp　　加菲尔德发起影响因子游戏，与《自然》心照不宣/pp　　ISI出版SCI报告已经盈利，衍生产品JCR报告发起的影响因子游戏，让公司更挣钱。本质上说，这个游戏并不是加菲尔德发明，在他之前就存在这种思路了。比如，在每年订杂志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图书馆如何选择?选择文章被引用率高的杂志，就能够满足更多的读者。加菲尔德发扬了这种思想，他可以依据SCI的数据库算出每本杂志的影响因子。那几年，加菲尔德到处去参加学术会议、作报告、提交论文，并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多次刊文，极力鼓吹影响因子。/pp　　最初学术界也有人对此有异议，但那两家杂志“有立场”而不刊发反对意见。/pp　　杂志当然可以有立场。但还有一个事实，加菲尔德修改过了影响因子公式后，《自然》和《科学》杂志的低排名一下子升高了，有一个杂志一下子升高了100名。而且这些杂志按照修改公式所体现的“精神”，来改进自己的编辑策略，让杂志影响因子更高。/pp　　因此，从1975年影响因子游戏正式开始时，我们有理由认为，ISI公司和《自然》杂志之间，有着心照不宣的共谋。/ppstrong　　影响因子公式中的分子如何加大、分母如何减小/strong/pp　　在我们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前，国内科学界、图书情报界和媒体普遍将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理解错了。准确的影响因子公式是这样的：/pp　　一份期刊前两年发表的“源刊文本”在这个年度的总被引用数，除以这个期刊在前两年所发表的“引用项”数，就是这个期刊在这个年度的影响因子数值。/pp　　期刊的文章被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叫做引用项，一种叫做非引用项，两个加在一起构成了“源刊文本”数，中国人普遍误认为所有“源刊文本”都是引用项，其实不是这样的。/pp　　这就涉及我们对这些杂志的了解，像《自然》《科学》《柳叶刀》(2016年影响因子排第4位)这些杂志，典型的状况是什么样的?/pp　　它们都是两栖杂志——既有学术文本，又有非学术文本。学术文本往往只占文章总篇数的10%左右。学术文章对应引用项，其他那些都是非引用项，以《自然》杂志为例，目前通常有18个栏目，只有3个栏目是属于引用项，即学术文本。还有15个栏目里面都是非引用项。而中国学术界和媒体普遍想当然地认为“源刊文本”就等于引用项。/pp　　要提高影响因子数值，一是扩大分子，二是减小分母。分子由所有文章的所有引用构成，分母却是由所有文章中的一部分文章数构成，让学术文本在总文章数中占的比例变小，分母就变小了。这个公式给这些杂志“指明了办刊方向”：一方面设法让自己的杂志名头大起来，就会有更多引用 另外越减少学术文章数，分母就会越小。我们做了细致的数据统计，从1975年以来，《自然》杂志减少了五成的学术文章，《柳叶刀》的学术文章数甚至只剩原来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了。而且，杂志还可以在刊登稿件时向高引作者和高引主题的论文倾斜，这样影响因子就可以更高。/pp　　这个游戏就这样玩开了。/ppstrong　　《自然》无匿名评审制度，从不设编委会，并非学术公器/strong/pp　　但这样做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杂志不能是学术公器。/pp　　国内学术刊物通常被大家认为应该是学术公器，比如高校或学会的学报，有两个重要指标：一是设有编委会，二是实行匿名审稿制。通常，学报会将稿件送交一个或两个匿名审稿人审阅，来决定是否发表该文 如果一人同意，一人否决，则会提交第三人再审。每期稿件在刊登杂志之前均会召开编委会，由各个编委对每篇文章进行详细讨论。对于有争议的文章，一般会事先指定某个编委负责细审，并且作出判断。在这样的刊物中，主编只有一票，根据全体编委的投票决定文章是否发表。因此，文章是否发表，理论上是由编委会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匿名审稿人决定。但无论如何，都不是由主编决定的，这就叫做学术公器。/pp　　反观《自然》杂志，被我们顶礼膜拜了那么多年，却非学术公器。现任《自然》杂志主编坎贝尔在2014年接受国内果壳网采访时说，“我们从来不设编委会”。他还以此为荣，因为在他看来，设置编委会就会使杂志失去独立性。他还强调，《自然》杂志的编辑非常优秀，足以决定文章是否刊登。另外，他还非常明确地表示，《自然》集团旗下的所有杂志均是如此。而在目前影响因子位列前20的杂志中，有9个杂志属于《自然》集团，它们均不设编委会，所以根本不是学术公器。国内一些学者提出，在《自然》杂志上发文章那么难，为什么还不公正?我回答说，发文难与公正是两回事，不能划等号。/ppstrong　　影响因子存在可以讨价还价等系列弊端/strong/pp　　影响因子还可以讨价还价，尽管JCR报告每年都重复刊登影响因子公式，但却并不说明分母的计算原则。所以很多杂志都和汤森路透或ISI讨价还价，意图提高影响因子。/pp　　例如《柳叶刀》杂志，1999年它的影响因子跌落了许多，就去找汤森路透理论，称其多算了影响因子公式中的分母。最后汤森路透修正了分母的数值，此后《柳叶刀》大量减少学术文本(从2000年的821项减到2014年的271项)，很快使影响因子大幅回升。/pp　　又如《美国国家图书馆· 医学》杂志，认为汤森路透把它的影响因子计算得过小，自己计算结果为11，而汤森路透计算的结果为3，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第二年《医学》杂志的影响因子变成了8，但“公司拒绝把挑选‘引用项’的过程公诸于众”。/pp　　影响因子游戏还存在更多的问题。例如，已经有欧美学者做过研究，证明两年期限明显不合理，不同杂志统一使用两年期限也不合理。但这一问题一直没有解决，ISI现在仍然坚持以两年为界。/pp　　另一问题是，能不能花钱进ISI的收录名单?加菲尔德也说过，收录一本杂志意味着要录入这本杂志的数据，这是有成本的，让杂志自己承担这项成本就能尽快收录，而这就难免使人产生“花钱买进ISI收录名单”的猜疑。实际上到底能不能花钱买进收录名单，还没有人公布过调查，而且如果真想花钱买进去，可以通过订阅该公司的产品给它送钱。/pp　　影响因子不仅在中国受到崇拜，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都受到崇拜，结果是损害了这些国家自己的杂志，所以也有发展中国家尝试进行过反抗，不幸的是以失败告终。/ppstrong　　中国学术期刊的评价困境/strong/pp　　从加菲尔德发起影响因子游戏之后，很快在欧美也得到了响应，《自然》《科学》这些杂志的鼓吹起到了很大作用。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游戏已经非常风靡，也开始被中国引进。客观地说，它确实提供了论文评价和管理的简单工具，但到了今天，已产生严重弊端。/pp　　权威时代的一言九鼎与“后权威时代”的量化指标/pp　　中国学术界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仍可称为权威时代。权威时代的特征，是由国内一些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来出具权威意见，他们的意见毫无争议。举非常有名的例子，在何其芳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时，他指定钱锺书担任研究员，某人担任副研究员，某人担任助理研究员，大家对此均无异议，因为何其芳极具权威，而钱锺书也确实很出色。权威时代表面上看似乎某些学术泰斗可以一手遮天，但同时也可以追责。如果钱锺书不称职，大家可以追责指定他的何其芳。所以，即便是学术泰斗也并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他需要承担责任。/pp　　进入“后权威时代”，没有了权威，学者们互相谁也不服，就需要设计一个“客观”的评价体系。量化指标就显得比较“公正”。于是乎，我们现在看到，评选教授是一个学术委员会共同投票的过程，此时，通过计算论文的数量、发表论文的刊物高影响因子的大小、文章引用情况等等评价标准，觉得再客观不过了，后果是没有任何人需要对结果负责。/pp　　这种“客观”的量化指标，具体到某一篇文章就容易产生荒谬的结果。比如你今天发表了一篇荒谬的文章，人们纷纷给予驳斥，驳斥就要引用，由于影响因子中的引用是绝对数值，无论引用的作用是批判还是赞同，均计入引用次数。所以那些被撤销的论文，在撤销之前往往都具有高引用率。/ppstrong　　简单管理工具的弊端：国内优秀学术资源严重外流/strong/pp　　就管理的便利而言，有些人挺赞成，认为这是影响因子游戏的积极意义。但它带来的严重弊端，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pp　　强调学者在高影响因子刊物发表文章，首先导致中国优秀学术资源严重外流。现在很多学校、科研院所要求学者将论文发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而高影响因子刊物都在国外。换言之，就是把中国最优秀的学术成果送给《自然》和《科学》发表，因为他们的影响因子高，这样会导致中国优秀学术资源严重流失。/pp　　最后会形成中国科学家用中国纳税人的钱为外国打工的荒谬局面。科研经费是中国纳税人提供的，科学家把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杂志上，首先要向国外杂志提供版面费(有一项统计表明，现在仅这一项就每年数十亿元)【版面费，多么熟悉的配方，小编注】 若国内同胞想要阅读这些成果，又需要再花一笔钱买回国外的杂志。/pp　　这样持续下去，我们中国学术期刊就永无出头之日，这会导致恶性循环。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而且必须对影响因子游戏进行反抗。/ppstrong　　嘉宾对话/strong/pp　　strong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因子存在“引用联盟”等不端行为/strong/pp　　孙周兴：江晓原教授的演讲让我很受启发，也感到一点儿安慰：看起来我们的学报、国内的期刊似乎比《自然》《科学》等杂志更规范、更规矩，比如我们学报上的文章必须通过匿名评审程序，最后由主编再审。/pp　　刚才江教授揭示了影响因子的商业性和游戏规则。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借鉴了国外影响因子评估原则，2000年左右，南京大学期刊评估中心开始进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评估，测评中文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两年一评。我们学报2006年进入CSSCI目录，我认为最初的评价体系还是比较公正，因为当时影响因子是真实的，但后来有点儿变味。一些期刊开始通过建立引用同盟等手段来提高引用率。2013年1月，我就发表主编新年致辞《大学学报不能给学术添乱》，反对影响因子造假。因为当时有人邀请我们参加这个游戏，联合起来相互引用来提高影响因子，但被我们拒绝了。/pp　　今年1月，CSSCI目录中有6家学报新上榜、6家学报被剔除，剔除学报中就包括《同济大学学报》和《武汉大学学报》。作为主编，我写了一个“声明”表示不满，此文情绪较大，被称为“嬉笑怒骂版”。/pp　　strong人文学科不存在进步与淘汰，抵抗普遍量化是它的尊严所在/strong/pp　　孙周兴：经历此事后，我也开始反思。首先思维方式上，用评价自然科学的影响因子来评价人文科学是否妥当?影响因子的评估方法建立在科学的线性进步观念上，自然科学论文的引用旨在超越和淘汰，但在人文科学里很少有“淘汰”这个概念，所以也无所谓“进步”。我们无法认为现代人比柏拉图和老子思考得更智慧。因此，不能简单地用自然科学的评价方法来评估人文科学。/pp　　其次，人文科学很难保持价值中立。各种价值因素会渗入人文科学中，政治、道德、伦理、宗教等，甚至个人性格、表达方式等因素，都可能对人文科学产生影响，而影响因子评估法却是以“价值中立”为前提的。/pp　　最后，人文科学能否用自然科学的量化方式来评估?实际上从笛卡尔时代开始，西方就一直有反对计算和量化的声音。人文科学关乎人性和人世，而人性和人世的复杂性决定了所谓的人文“成果”不可被计算、被定量。往深处说，近代以来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争的焦点正在于“量化”。近代哲人维柯就开始忧虑：历史学的人文科学可以被数理化，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来研究和表达吗?狄尔泰用“理解”与“说明”来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试图以此区分来确立人文科学的自主性，维护人类精神生活的意义和尊严。在今天，“量化”更成为人文科学的最大魔障，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头号敌人。我现在依然认为，人文科学存在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抵制量化，抵抗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普遍量化，这也是人文科学的尊严所在。/ppstrong　　如必须借鉴影响因子，数据、公式等应该更为透明/strong/pp　　江晓原：国内做CSSCI评估几乎都是从加菲尔德那里学来的，他把评价自然科学的那套模式扩展到了社会科学，接着把艺术类，人文类的东西也加入进去，所以在他的思想里，这些东西也可以量化。/pp　　ISI惩罚过刊物建立引用同盟，那几个互引杂志都被剔出SCI名单以示惩罚。虽然汤森路透年年都要在JCR报告上将影响因子的公式登一遍，号称公开，但是计算过程并不全部公开。如果我们希望看到某种相对公平合理的评价手段，或者在后权威时代还不得不用影响因子这个手段的话，就应该更加透明公开一些。/pp　　但是这同样没有办法绝对公平，比如顶级刊物里有很多是《自然》的子刊，互相引用也没有见过被惩罚，子刊的关系比建立同盟的杂志之间还要亲近，甚至比你说的一个学校有两个杂志还要亲近。我们看见的是ISI压迫发展中国家的杂志时这么做过，但是对《自然》系统的杂志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所以绝对的公正很难做到。/pp　　中国要建立起自己的期刊评价体系，影响因子的方法是可以参考的，在没有找到更好的体系之前也可以引用，但是要做到公正的话，应该比加菲尔德的私人公司更透明。/pp　　孙周兴：我想请教您，在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评价方式或评价体系方面有什么设想?/pp　　江晓原：其实我在很长时间里对C刊(CSSCI)是抱有希望的，它比较接近于中国人自己建立的一个体系，尽管原则和方法是从加菲尔德那里借鉴过来的。但是这次风波对它的声誉伤害很大，这次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在公布之前应该找出原因，到底是影响因子数据出现了问题，还是有人权力寻租?本来C刊在国内建立了良好的声誉，但现在显然更加任重道远了。/pp　strong　正视学科的差异性，建立公平的中国期刊评价体系/strong/pp　　孙周兴：我去年年底参加了一个会议，讨论如何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估体系，有学者提出采用名家评价机制，我当时就想，这样会不会让名学者受累?因此确实是一道难题。但无论如何，我认为必须注意两点，其一，单纯通过影响因子来评价肯定有问题，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必须要有防范机制，避免影响因子造假。其二，学术评价里最关键的一点是正视学科差异，比如要区分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并且在相同的评价模式中用系数来加以平衡。我想这不算难事。/pp　　江晓原：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所有影响因子的弊端，包括引用同盟，在西方都已经出现过了。因此，不能对西方的评价体系过分推崇。很多事物都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妥协产物，如果最后我们探讨出一个中国行之有效的期刊评价体系，乃至于论文、学者评价体系，相信肯定也是在各种兼顾和妥协基础上形成的。多种评价体系并存也是可以尝试的。现在是我们花更多时间和智慧来设想怎么建立新体系的时候了。/p

6月30日，科睿唯安(Clarivate)正式发布2021年科技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电子科技大学和Wiley出版集团合作的高水平开放获取期刊InfoMat(《信息材料》)获得首个影响因子——25.405，摘得国产材料期刊影响因子排名第一的桂冠，跻身全球材料领域高影响因子期刊前列。　　据悉，2021年JCR共收录了326本中国期刊，其中影响因子10期刊20本，影响因子20期刊仅4本。而创刊仅仅2年多的InfoMat，无疑是国产期刊中的新起之秀。新起之秀　　InfoMat于2019年正式创刊，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言荣担任主编，涵盖信息技术与材料、物理、化学、能源、人工智能以及生物探测等新兴前沿交叉领域。　　InfoMat为何能够异军突起?李言荣表示，“快速+高水平+高影响力”是InfoMat发展的关键：快速——平均7天以内完成稿件初审，23天以内给出第一个审稿决定，保证优秀工作的首发性和快速上线 高水平--建立和完善高标准的邀请机制和审稿要求，严格把控稿源质量 高影响力——顶尖的国际化学者编委团队梯队，保障高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全球传播力。　　回顾这本年轻期刊的成长历程：2019年3月，InfoMat首篇论文上线 2019年6月被DOAJ数据库收录 2020年5月被ESCI数据库收录 2020年7月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项目 2020年11月被SCIE数据库正式收录 2021年改为月刊，并组建了第一届青年编委团队。正当其时　　2019年8月，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建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期刊和若干出版集团，有效引领新兴交叉领域科技发展，科技评价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明显提升，成为世界学术交流和科学文化传播的重要枢纽”的目标。　　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InfoMat应时而生。期刊不仅具备了发展成为世界一流期刊的基本条件，更是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建设成果的一个缩影。　　InfoMat由电子科技大学主办，依托“电子薄膜与集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A+学科“电子科学与技术”，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优势学科和创新平台支撑。　　当前，期刊已经拥有由4位诺奖得主领衔的编委团队和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编辑团队。国际化、多层次的编委梯队为期刊提供了优质且充足的稿源、学术支撑和专家基础，保障期刊具有学术公信力和高质量的出版水平。学术引领　　截至目前，InfoMat已出版17期，发表158篇论文，其中15篇入选“领域中的高被引论文”，全球单月下载量已超过2.5万次，读者分布于美国、英国、德国、韩国和中国等60余个国家和地区，充分彰显了InfoMat的国际学术引领力。　　此外，InfoMat成功打造了具有高影响力的学术传播交流品牌——InfoMat研讨会和国际学术会议、InfoTalk名师课堂、InfoGuru信息大师访谈，吸引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0万学者进行线上线下交流。　　未来，期刊将充分发挥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科优势和国际合作优势，联合顶尖的国际化编委团队，聚焦电子信息技术、材料科学及能源、人工智能、通信、生物探测等交叉领域，服务学科，创办影响因子大于30的世界顶尖期刊。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交流的重要平台，是促进理论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期刊，把优秀的研究工作留在祖国大地上，为提升国家科技话语权、增强国家科技实力贡献力量，是InfoMat不变的初心!

p　　strong1. SCI被237.3亿抛售/strong/pp　　7月11日，著名的情报数据提供商汤森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 Corp)宣布将知识产权业务和科学信息业务(IP & Science)以 35.5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 Onex Corp 和霸菱亚洲投资(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pp　　这件事之所以对我们中国学者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相关部门甚至科研工作者自己一直推崇的SCI(科学引用指数，Science Citation Index)也就这么一起被卖了，其他还包括 Web of Science、Thomson Innovation、Mark Monitor、Thomson CompuMark 和 Thomson IP Manager等业务。汤森路透的首席执行官 Jim Smith在给所有员工的邮件中表示，出售 IP & Science 业务将“让我们更专注于全球商业与政策管理交叉方面的业务。/pp　strong　2. ASM发文宣称放弃影响因子/strong/pp　　SCI被卖第二天，美国微生物学会(ASM)官网最新消息：ASM期刊总编和ASM领导层决定，以后将不在ASM期刊网站上公布影响因子(IFs)。/pp　　全文及其译文如下/pp　　Many scientists attempt to publish their work in a journal with the highest possible journal impact factor (IF). Despite widespread condemnation of the use of journal IFs to assess the significance of published work, these numbers continue to be widely misused in publication, hiring, funding, and promotion decisions ./pp　　很多科学家都尝试着将他们的文章发表在具有高的影响影子的期刊上，尽管使用影响因子来评估发表论文的重要性受到广泛的谴责，但影响因子仍被广泛滥用于出版、求职、项目申请和职务晋升等等各种科研环节./pp　　There are a number of problems with this approach. First of all, the journal IF is a journal-level metric, not an article-level metric, and its use to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a single article is statistically flawed since citation distribution is skewed for all journals, with a very small number of articles driving the vast majority of citations./pp　　影响因子这种方法有很多问题，首先，期刊的影响因子是期刊水平的度量标准，而不是一篇文章水平的度量标准，将其用于决定一篇文章的影响力是存在统计缺陷的。由于所有期刊的引文是不均匀的，可能少数的文章高引推高了杂志的影响因子。/pp　　Furthermore, impact does not equal importance or advancement to the field, and the pursuit of a high IF, whether at the article or journal level, may misdirect research efforts away from more important priorities./pp　　此外不论文章还是杂志，影响力也不等于领域的重要性或前沿性，追求高影响因子会误导大众，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研究成果而不是关注其他更为重要的优先事项。/pp　　The causes for the unhealthy obsession with IF are complex. High-IF journals limit the number of their publications to create an artificial scarcity and generate the perception that exclusivity is a marker of quality. 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high-IF publications has been detrimental for science./pp　　人们不理性的痴迷于影响因子的原因是复杂的。高影响因子的期刊限制了出版物的数量造成人为的稀缺性观念，通过限制发文量提高杂志的质量。不懈追求高影响因子科学出版物是有害的。/pp　　This behavior is an example of the economic phenomenon known as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which individuals engage in a behavior that benefits them individually at the expense of communal interests./pp　　这一行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公地悲剧”。个人总是自发参与到那些有利于自己但不利于社会大众的行为中去。/pp　　Individual scientists receive disproportionate rewards for articles in high-IF journals, but science as a whole suffers from a distorted value system, delayed communication of results as authors shop for the journal with the highest IF that will publish their work, and perverse incentives for sloppy or dishonest work./pp　　个别科学家因为在高影响因子杂志上发表文章而获得不成比例的奖励回报,于是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其价值受到了一种扭曲，结果被高影响因子杂志延迟发表，甚至导致了不正当或不诚实的工作的产生。/pp　　Since many investigators consider IFs in deciding where to submit their manuscripts, many journals list their IFs on their websites, and until now 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ASM) journals have been no exception./pp　　因为许多研究人员以影响因子高低决定选什么杂志递交他们的文章,所以许多期刊将影响因子放在他们的网站上,甚至美国微生物学会(ASM)期刊也不例外。/pp　　ASM journals focus on publishing high-quality science that has been rigorously peer reviewed by experts and evaluated by academic editors. The primary mission of ASM is to advance microbial science. At the recent Journals Board meeting that took place during ASM Microbe 2016 in Boston, MA, the editors in chief and the ASM leadership decided to no longer advertise the IFs of ASM journals./pp　　ASM期刊关注出版进行了严格同行评议和学术编辑评估的高质量科学成果。ASM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微生物科学发展。2016年在波士顿ASM微生物的期刊董事会上,首席编辑和ASM领导已经决定不再宣传ASM期刊的影响因子。/pp　　Our goal is to avoid contributing further to the inappropriate focus on journal IFs. Although this action by itself may have little effect on a practice that is deeply entrenched in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we hope that removing IFs from ASM journal websites makes a statement of principle that will be emulated by other journals./pp　　我们的目标是避免造成进一步不恰当的关注影响因子。虽然这个动作本身可能没有影响根深蒂固的生物科学实践,但是我们希望效仿其他期刊删除ASM杂志网站中的影响因子。/pp　　strong3 影响因子甚至SCI评价科研成果是一种扭曲/strong/pp　　目前，很多国家在某些期刊上发表文章与金钱奖励相挂钩，就会造成扭曲。把在某些期刊上发表文章与金钱奖励相挂钩，就会造成扭曲。”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谢克曼认为。2013年，谢克曼与另一位美国科学家詹姆斯· 罗斯曼(James Rothman)以及德国科学家托马斯· 聚德霍夫(Thomas C. Sü dhof)共同斩获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的研究揭示了细胞如何组织其转运系统——“囊泡转运”的奥秘。/pp　　在很多人眼里，谢克曼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2013年12月19日，在参与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一周之后，谢克曼曾在英国《卫报》撰文称，他所在的实验室将不会继续在CNS(《细胞》《自然》《科学》三大期刊)发表文章。他的决定随即在科学界引起或支持、或质疑的议论。在他看来，科学界存在一个被扭曲的地方就是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它对人们如何评价知识与学问产生了可怕的影响。“影响因子的高低对知识含金量并没有任何意义。”谢克曼说，“实际上，影响因子是数十年前图书管理员为了决定其所在机构应该订阅哪些期刊而设立的，其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衡量知识价值。”/pp　　“国内在衡量科研能力的问题上有个很大的误区，就是过分倚重SCI论文，这显然不是我们该走的‘正道’。”日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教授钟万勰表示，对于SCI的过分迷信，表明我国的科研评价体制并不完善，也反映出国内科研人员缺乏“走自己的路”的决心和自信。/pp　　钟万勰表示，对于科研而言，SCI的确有其价值，但这种价值仅限于参考，了解一些最新学术信息。然而目前，SCI俨然已成为科研的“指挥棒”。“要知道，日本、德国等国家的科研机构，更重视本国著名大学的学位，我们为什么不能向他们学一学呢?”/pp　　strong4 科研评价应摒弃“懒人做法”/strong/pp　　如果科研机构和高校不采用顶级期刊或影响因子作为评价标准，那么应该如何评估科研成果的价值呢?谢克曼认为，这要根据情况来定。/pp　　“研究人员为了评职称或升级进行考评时，应该设置一个委员会对个人进行评估，委员会可以聚焦阅读数量有限的申请者的高质量论文。”他举例说，霍华德· 休斯医学研究所就在这样做，委员会要求申请人递交自己在一定时期内发表的5篇最重要的论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在采用这种方法。/pp　　他举例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评选时，尽管这是非常高级别的荣誉，每个人几乎都有二三十年的研究生涯，但他们提交的材料也仅仅是两页纸。其中一张纸上简要说明其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贡献，另一张纸略微详细地对细节和亮点做出介绍。不仅对高级科学家如此，对刚迈入科学门槛的青年研究人员也一样。“当然，在此过程中诚信非常重要，一旦委员会发现陈述与实际不符，就会将候选人除名。”/pp　　此外，他建议，对于高校和科研机构来说，评价个人成绩还可以引入外部专家，请评审人给出意见和建议，这样就不是仅仅依赖CNS文章发表情况来评估候选人。/pp　　“不幸的是，现在很多人采用了‘懒人’的方法。譬如他有3篇论文发表在《自然》，他一定很好，而论文内容究竟是什么甚至无关紧要，这非常糟糕。”谢克曼说，“人们也许会觉得专家评判存在主观性，这也是影响因子更加吸引人的原因，那样看起来似乎更加客观。但实际上，那些数字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其本质还是个人在作判断，很难做到绝对客观。”/pp　　科学网孙教授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选发表中文和SCI论文应该是自己决定。但是现实是许多中文论文的档次，在整体上距离SCI十分遥远。我们都希望将来中文可以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主流语言，但这只是梦想。重视SCI，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仍十分需要，但评价学术水平要立足研究内容，不能依靠杂志级别，但杂志级别是评价论文很重要的标志又是显然的理想标准。最好的评价方法并不是彻底否定SCI或者影响因子，而是应该利用各种指标，建立我们可行的学术同行评价模式才是更好的选择。/p

7月5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宣告：2022年分区表将只发布升级版结果，分区指标不再采用“三年平均影响因子”，而是替换为“期刊超越指数”。此次，可能真得要和影响因子说再见了。6月28日，科睿唯安 Clarivate 2022年《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 JCR ）正式发布。不少国产期刊 IF 一飞冲天，有网友打趣：投的时候影响因子甚至不够毕业，现在猛涨 10 倍已经够评职称了。6月29号，饶毅教授在个人公众号《饶议科学》上发表了对于国产期刊影响因子猛涨的看法：“在我国好论文继续大量投稿国外的今天，突然一批国内学术刊物的 SCI 分数高于国际著名刊物，除了极少数可能是学术努力的结果，恐怕大多数是用了伎俩、甚至走了歪路。”影响因子，一场数字游戏“一个公式无法真正衡量一本期刊的学术声誉”计算期刊影响因子的公式并不复杂。以今年为例，一个期刊的影响因子，等于这个期刊上2019年和2020年所有类型的论文在2021年被引用的次数除以这本期刊在2019年和2020年发表的Article和Review的数量。图片来源：JCR｜以期刊 Annual Review of Resource Economics 为例不难想象，「操纵」期刊的影响因子从理论上看很简单—— 要么让分子变大，要么让分母变小。但一两年的高影响因子易得，学术声誉的建立，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影响因子不再是分区的决定性因素此次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升级版构建论文层级的主题体系的方式弥补了基础版本的不足，在升级版分区表中，分区指标不再采用“三年平均影响因子”，而是替换为“期刊超越指数”。情报中心用一张图来表现期刊超越指数的优点：它可以避免以下几种情况：1. 一篇超高被引论文拉高整体均数2. 冷门学科备受冷落3. 均值指标容易被认为操控4. 期刊学科交叉性无法体现超越指数具体计算方法如下：2004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制定的JCR分区基础版，一般简称为「中科院分区」，分区方式基于SCI收录期刊影响因子基础之上进行。2019年，开始尝试推出分区升级版。基础版和升级版有什么区别呢？1. 基础版是以学科体区分期刊板块，共13个大类，只包括自然科学文章。2. 升级版是以主题体系区分期刊板块，共18个大类，除了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的文章。相较于基础版，升级版有3大优势：1. 学科范畴上，升级版覆盖面更广泛，收录期刊为自然科学期刊（SCIE）、社会科学期刊（SSCI）和ESCI收录的中国期刊 。2. 学科体系上，采用了论文层级的学科分类，以2020年分区表升级版为例，通过期刊引用关系生成学科结构，参考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的学科内涵和外延，设置18个大类，给予基础研究和冷门研究更合理的评价权重。3. 分区指标上，升级版设计了“期刊超越指数”取代影响因子指标。期刊超越指数，即本刊论文的被引频次高于相同主题、相同文献类型的其它期刊的概率。不易受极端值影响，更能客观反映一本期刊的整体水平。挺期待今年年底的中科院分区表，看看哪些影响因子狂涨的期刊，到底成色几何？当被操控地虚高膨胀的影响因子不再能准确评价一本期刊质量的时候，“唯IF”的现象也要管管了。是时候该跟虚高的影响因子说再见了！

辛勤的耕耘终于换来丰厚的回报，祝贺使用联科自主产品的老师于近期收获丰收的成果，也同时感谢各位老师对联科生物的支持和厚爱！截止目前，使用联科生物自主产品发表的文献已逾300篇，其中最高影响因子已突破10，使用联科自主研发的SunnyELISA试剂盒发表的文献最高影响因子已突破6！限于篇幅，以下仅列举部分近期发表的文献！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protects from lethal avian influenza A H5N1 infections.作者：Zhen Zou, Yiwu Yan, Yuelong Shu, Rongbao Gao, Yang Sun, Xiao Li, Xiangwu Ju, Zhu Liang, Qiang Liu, Yan Zhao, Feng Guo, Tian Bai, Zongsheng Han, Jindong Zhu, Huandi Zhou, Fengming Huang, Chang Li, Huijun Lu, Ning Li, Dangsheng Li, Ningyi Jin, Josef M. Penninger, Chengyu Jiang单位：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 奥地利科学院分子生物学研究院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影响因子：10.015发表/接收时间：6 May 2014引用联科产品：Anti Flag-Tag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Design, synthesis and anti-inflammatory evaluation of novel 5-benzylidene-3, 4-dihalo-furan-2-one derivatives.作者：Fang Wang, Jun-Rong Sun, Mei-Yan Huang, Hui-Ying Wang, Ping-Hua Sun, Jing Lin, Wei-Min Chen单位：暨南大学药学院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影响因子：3.499发表/接收时间：30 March 2014 引用联科产品：Mouse TNF-alpha ELISA Kit, Mouse IL-6 ELISA Kit Rapeseed Oil and Ginseng Saponins Work Synergistically to Enhance Th1 and Th2 Immune Responses Induced by the Foot-and-mouth Disease Vaccine.作者：Cenrong Zhang, Yuemin Wang, Meng Wang, Xiaoyan Su, Yisong Lu, Fei Su, Songhua Hu单位：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期刊：Clinical and Vaccine Immunology影响因子：2.598发表/接收时间：11 June 2014引用联科产品：Mouse IFN-gamma ELISA Kit SOMG-833, a Novel Selective c-MET Inhibitor, Blocks c-MET–Dependent Neoplastic Effects and Exerts Antitumor Activity.作者：Hao-tian Zhang, Lu Wang, Jing Ai, Yi Chen, Chang-xi He, Yin-chun Ji, Min Huang, Jing-yu Yang, Ao Zhang, Jian Ding, Mei-yu Geng单位：沈阳药科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期刊：Journal of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影响因子：3.891发表/接收时间：14 April 2014引用联科产品：Human IL-8 ELISA Kit The B-RafV600E inhibitor dabrafenib selectively inhibits RIP3 and alleviates acetaminophen-induced liver injury.作者：J-X Li, J-M Feng, Y Wang, X-H Li, X-X Chen, Y Su, Y-Y Shen, Y Chen, B Xiong, C-H Yang, J Ding, Z-H Miao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期刊：Cell Death and Disease影响因子：6.044发表/接收时间：5 June 2014引用联科产品：Mouse TNF-alpha ELISA Kit, Mouse IL-1beta ELISA Kit The mechanism of hepatoprotective effect of sesquiterpene rich fraction from Cichorum glandulosum Boiss. et Huet on immune reaction-induced liver injury in mice.作者：XueleiXin, WeijunYang, MirebanYasen, HaiqingZhao, HajiakberAisa单位：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期刊：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影响因子：2.755发表/接收时间：4 June 2014引用联科产品：Mouse TNF-alpha ELISA Kit, Mouse IL-6 ELISA Kit, Mouse TGF-beta1 ELISA Kit 阅读原文：http://www.liankebio.com/AboutShow/articleID/2014070023.html

近日，2016年全球大学化学研究影响力排名 (Research Ranking of Global Universities in Chemistry, RRGUC) 揭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居榜首，西北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紧随其后。美国仍占据较大优势，共27所高校列席前50位。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日本东京大学也名列前茅。中国则有清华、浙大、北大、复旦、南大、中科大、南开、香港科技、华东理工9所高校跻身世界前50强。 与综合研究影响力排名相似，全球大学化学研究影响力排名基于客观数据而排除主观印象，注重学术产出而忽略其他因素，强调研究影响和质量而不仅仅依靠体量，因而更加客观公正准确反映各个学校的化学研究实力和影响力。 第1-50名 排名51至75位的大学中，美国10所大学上榜，韩国则有三所大学加入。中国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入围。另外9所高校均来自欧洲。 第51-75名 排名76至100位的大学中，厦门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以及国立台湾大学入围。以色列和澳大利亚各有两所机构上榜。 第76-100名 排名101至150位的院校中，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武汉理工大学、香港大学、苏州大学以及国立清华大学入选。至此，共计21所中国高校入围世界150强。 第101-150名 2016全球大学化学研究影响力排名基于四个核心量化指标：(1) 研究总产出；(2) 研究总影响力；(3) 研究平均影响力；和 (4) 高影响力研究产出。各个学校所有数据指标均来自相关数据库，并根据重质轻量的原则做了一定的加权平均。从上榜情况看，中国在化学领域上的研究影响虽不及美国，但在全球居领先水平。 地区分布统计 (前150名)

旨在帮助图书管理员选择期刊，极具权威性的影响因子如今被广泛误用为研究论文质量的代表。图片来源：Getty　　科学界中被误用最严重的评价标准正在经历一次变革，尽管很多研究人员更希望它完全消失。　　信息公司汤森路透表示，自己在影响因子计算上将变得更加透明。近日，该公司发布了超过1.09万本科技期刊的年度排名以及被该名单拒绝的39本期刊名称。　　同时，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公司正在改进其商业分析产品&mdash &mdash Incites数据库，以增加基于单篇文章的评价指标，并允许用户自行计算。不过，批评者认为当前需要更多的改变。　　在发明之初，影响因子主要用来帮助图书馆决定购买哪本期刊。一般而言，一本期刊的影响因子越高，被引用的次数就越多。然而，它已经演变成为判断研究人员及其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这激怒了很多科学家，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成果变成由发表在哪儿而不是发表了什么来评判。　　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执行董事Stefano Bertuzzi表示，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科学家竞相&ldquo 投靠&rdquo 高影响因子期刊，而几乎每个人都对这种情形表示不满。　　汤森路透表示，问题在于影响因子如何被使用，而不在评价标准本身。不过，即使是图书管理人员和期刊编辑都不认同这种说法，因为在他们看来，该公司并不清楚评价标准是如何计算出来的。&ldquo 我们不确定它们的数据有多可靠。&rdquo 位于德国海德堡的EMBO期刊主编Bernd Pulverer表示，他一直在竭尽全力使期刊的表现同汤森路透的评价相匹配。　　去年，Bertuzzi组织上百家研究机构和1.1万余位科学家签署了《关于研究评价的旧金山宣言》(DORA)。该声明对影响因子的滥用进行了谴责，并呼吁开发评价科学研究的更好方法。同时，他和Pulverer给汤森路透发送了一份私人信件，要求其改善计算影响因子的方法。不过，他们表示信件从未得到过答复，并因此决定于近日在DORA网站将信件公开。　　汤森路透则表示其的确回复过该信件，同时公司正在采取实质性的举措增加期刊影响因子计算的透明度。&ldquo 例如，付费用户将被允许查看计算中涉及到的每一个条目。&rdquo 　　同时，该公司正在提供针对文章而不只是期刊的引文指标。目前，订阅用户应该可以计算任何系列文章的影响力，并将计数标准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些学科被引用的频率要比其他学科多，所以诸如将生物学文章同数学类文章比较是不公平的。　　不过，这是否足以摆脱针对汤森路透的批评?&ldquo 我们非常欣赏这些新的功能，不过汤森路透把压力转移给了用户。&rdquo Bertuzzi表示，这仍旧是个问题，因为研究人员还是更喜欢一个&ldquo 官方的&rdquo 数据。他希望公司通过诸如排除综述文章等方式改善其发布的评价指标，因为综述文章比研究论文包含了更多的引用。　　汤森路透同时宣布了由于大量自引或从其他期刊文章中&ldquo 过度引用&rdquo 而在今年不会获得影响因子的39本期刊，这创下一年中剔除期刊数量之最。　　《国际传感器网络杂志》(IJSN)已连续两年被发现存在过度引用行为。汤森路透发现，该期刊被发表于《2013年IEEE消费通信和网络会议论文汇编》中的文章大量引用。其中，论文汇编中有两篇大量引用IJSN的文章，其共同作者中都出现了IJSN主编Yang Xiao的名字。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表示，其正在评估当前状况，如有必要&ldquo 将采取适当行动&rdquo 。　　Xiao是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一位计算机专家，其在去年亲身经历了IJSN因同样行为而被严厉指责的事件。当时，汤森路透发现一篇2011年刊载于《并行与分布式计算杂志》的文章包含了大量引用IJSN的内容。Xiao同样是该文章的共同作者。今年2月，出版商爱思唯尔宣布该文章违反了关于引用操作的政策，并将其撤回。　　同汤森路透的声明不谋而合，一群物理学期刊编辑也发起了尝试使其杂志摆脱对影响因子完全依赖的行动，以支持他们基于开放式引文数据库提出的评价方法。　　去年，汤森路透拒绝给予《仪表学报》影响因子，因为该杂志被电子工程师Ryszard Romaniuk在线发表于《国际光学工程学会学报》的一系列文章大量互引。几经争论，这本由位于伦敦的英国物理学会和意大利国际高等研究院(SISSA)出版的期刊重新获得影响因子。不过，&ldquo 这种耽搁已经损害了期刊及其作者声誉，尤其是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缺少透明度&rdquo 。SISSA下属一家非营利公司&mdash &mdash SISSA媒体实验室负责人Enrico Balli表示。　　与此相反，Balli主导提出了一种被称为Jfactor的平行期刊影响因子。其基于&ldquo 欧洲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rdquo (INSPIRE)收集开放数据，后者是由美国费米实验室、欧洲原子核研究委员会和其他实验室建立的、关于高能物理文章和引文的信息系统。Balli表示，如果物理学期刊采用该评价指标，那么将不再需要汤森路透专有的评价标准。　　Bertuzzi则希望，其他类似的评价指标能被广泛应用于评价个人成果。在DORA日前更新的一个网页上，他和合作者正在收集可避免完全依赖影响因子的研究评价方面的良好实践。&ldquo 我们可以讨论你想要的所有评价指标，但最终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文章内容。&rdquo

当地时间7月27日，Nature在线发表题为“Time to remodel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的社论，并以“Nature and the Nature journals are diversifying their presentation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为小标题，宣告Nature出版集团将重塑期刊评价方式，改造期刊影响因子。　　1. Nature改造影响因子的英文原文及翻译　　Time to remodel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　　是时候改造论文的影响因子体系了!　　Nature and the Nature journals are diversifying their presentation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　　Nature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重新塑造影响因子评价体系，让评价体系多样化。　　Metrics are intrinsically reductive and, as such, can be dangerous. Relying on them as a yardstick of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as a pointer to underlying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usually leads to pathological behaviour.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 is just such a metric.　　Nature称期刊影响因子这种量化从本质上来说，过于简化，而且甚至在使用过程中还存在被滥用的风险。如果仅仅依靠期刊影响因子来衡量一篇文章的好坏，而不注重这篇文章所带来的潜在价值和引起的舆论影响，长此以往，这很容易导致一种病态行为。不得不说，期刊影响因子就是这么一种“病态”量化指标。　　During a talk just over a decade ago, its co-creator, Eugene Garfield, compared his invention to nuclear energy. “I expected it to be used constructively while recognizing that in the wrong hands it might be abused,” he said. “It did not occur to me that ‘impact’ would one day become so controversial.”　　正如在10年前那场演说中所预见的一样，影响因子的合伙创始人Eugene Garfield曾将影响因子与核能相媲美。他说道：“我希望它能发挥出建设性的作用，但我也知道它也有可能会被滥用。”但现在，他说道，我从来都没想到“影响因子”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　　As readers of Nature probably know, journal impact factors measure the average number of citations, per published article, for papers published over a two-year period. Journals do not calculate their impact factor directly — it is calculated and published by Thomson Reuters.　　知道Nature 的读者都知道，期刊影响因子用来衡量过去两年期间所发表论文的平均引用数。这一数据不是由期刊中心直接计算给出的，而是由Thomson Reuters计算并发布的。　　Publishers have long celebrated strong impact factors. It is, after all, one of the measures of their output’s significance — as far as it goes.　　出版商们纷纷大肆宣扬其一路飙升的影响因子。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对出版商而言，期刊影响因子就是评估其发行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But the impact factor is crude and also misleading. It effectively undervalues papers in disciplines that are slow-burning or have lower characteristic citation rates. Being an arithmetic mean, it gives disproportionate significance to a few very highly cited papers, and it falsely implies that papers with only a few citations are relatively unimportant.　　但是，影响因子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粗暴的量化标准，因而常常带有一定的误导性。实际上，由于没有考虑到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性，它很容易低估那些“慢热”和“冷门”领域的文章。就单单依靠“算术平均”这一数值来进行评判，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对于那些“少而精”文章来说，在影响因子下所得到的影响力是严重不成比例的，同时，这也给读者发出了一个错误信息：低影响因子的文章也就是是不好、不重要的文章。　　These shortcomings are well known, but that has not prevented scientists, funders and universities from overly relying on impact factors, or publishers (Nature’s included, in the past) from excessively promoting them. As a result, researchers use the impact factor to help them decide which journals to submit to — to an extent that is undermining good science. The resulting pressures and disappointments are nothing but demoralizing, and in badly run labs can encourage sloppy research that, for example, fails to test assumptions thoroughly or to take all the data into account before submitting big claims.　　尽管大家都知道，影响因子天生就存在的缺陷，但依然受到了学术界得到热捧。大量科研工作者、经费管理者以及科研院校趋之若鹜，纷纷将其作为学术水平的评估指标，出版商(包括Nature)也不遗余力地宣传影响因子的作用。这样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研究者们开始利用影响因子的高低来选择投递哪一家期刊，这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科学氛围”。其中不乏令人痛心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一些道德败坏的科研机构甚至大力提倡“科研快餐”文化——在没有理论、实验做有力的支撑下，就开始胡编乱造，或者没有充分地把问题思考清楚，就完成了一篇“杰作”。　　The most pernicious aspect of this culture, as Nature has pointed out in the past, has been a practice of using journal impact factors as a basis for assessment of individual researchers’ achievements. For example, when compiling a shortlist from several hundred job applicants, how easy it is to rule out anyone without a high-impact-factor journal in their CV.　　这种方式最不利的方面，就是用期刊影响因子作为评价个体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例如，当从几百个求职者名单选人时，如果他们简历没有高影响因子期刊的成果，很容易就被去掉。　　How to militate against such a metrics-obsessed culture?　　如何防止痴迷于这种量化指标呢?　　First, an approach that some have applied in the past and whose time has surely come. Applicants for any job, promotion or funding should be asked to include a short summary of what they consider their achievements to be, rather than just to list their publications. This may sound simplistic, but some who have tried it find that it properly focuses attention on the candidate rather than on journals.　　首先，有一种已经经过时间检验的方法。任何求职、晋升或资金申请，当事人都要求提供一个简短总结。列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重要工作，而不是只列出他们的作品。这听起来可能是简单的，但有些尝试它的人发现，我们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候选人，而不是在期刊上。这一点确实很难做到。　　Second, journals need to be more diverse in how they display their performance. Accordingly,Nature has updated its online journal metrics page to include an array of additional bibliometric data.　　第二，期刊需要多样化的展示，而不单只依靠影响因子。为此，Nature 已经更新了其在线杂志数据页，包括额外的许多新的计量数据。　　As a part of this update, for Nature, the Nature journals and Scientific Reports, we have calculated the two-year median — the median number of citations that articles published in 2013 and 2014 received in 2015. The median is not subject to distortion by outliers. (The two-year median is lower than the two-year impact factor: 24, down from 38, for Nature, for example.) For details, seego.nature.com/2arq7om.　　Nature的另一新变化是：他们表示，将公布2013、2014及2015近3年的发表论文的引用中位数。引用中位数的优点是，它将不会受到“超高人气”引用文章的影响，因此更加客观准确。(引用中位数往往低于影响因子，例如nature的影响因子是38，而引用中位数只有24.)有关详细信息，见于go.nature.com/2arq7om.。　　Providing these extra metrics will not address the problem mentioned above of the diversity in citatio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disciplines. Nor will it make much of a dent in impact-factor obsessions. But we hope that it will at least provide a better means of assessing our output, and put the impact factor in a better perspective.　　提供这些额外的指标将不会解决我们提到的学科差异性问题。这也不会成为是困扰影响因子的一个难题。但我们希望它至少提供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评估我们的成果，将影响因子改造得更好一些。　　However, whether you are assessing journals or researchers, nothing beats reading the papers and forming your own opinion.　　然而，无论你是评估期刊编辑还是研究人员，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论文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影响因子什么的鬼东西。　　Nature,535,466,(28 July 2016)　　doi:10.1038/535466a　　2. Nature、Science等最强声音加入打击影响因子的行列　　近日，PLoS、eLife、EMBO Press、Science Journals、Springer Nature、the Royal Society等多家主流出版集团的高层人员共同合作，在预印本网站bioRxiv上刊登了抵制影响因子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了影响因子对个体文章和学者学术水平评价过程中的不利影响，并建议所有期刊采用新的评价体系——引用分布 (Citation Distribution)，以更加合理真实的反应个体的工作情况，避免影响因子在学术评估中的不恰当使用。文以Science、Nature、eLife和PLoS的11个期刊为例，列出这11个期刊2013-2014年文章的引用分布情况，然后与2015年期刊影响因子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在这些期刊中大多数论文的引用次数都低于所在期刊的影响因子。Nature 的影响因子为38.1，但是实际上却有多达74.8%的文章引用次数低于其影响因子，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Science和 PLos中，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少数高引文章的存在拉高了整体文章的影响因子。　　有人觉得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呵呵，Nature，Science这帮人居然有脸来分析影响因子"　　"大家快来看啦：PLoS，Science，Nature，EMBO四大贵族说它们觉得影响因子不好用啊喂"　　有人为之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好棒耶，简直太及时了，我们得赶紧支持这个啊。@跟我一起正在发愁发论文的好基友"　　有人则更加理性从容：　　"这无疑是替代一度有用无奈现如今被滥用的影响因子的最佳选择"　　当然不管面对多么严肃的事情，都始终少不了那些幽默派的身影。　　"嗯，这是我今晚的思想盛宴，你们要不要来一碗?"　　"什么?神圣的影响因子说被践踏就被践踏?　　3. SCI被卖第二天，美国微生物学会(ASM)宣称放弃影响因子　　上周《昨日SCI被237.3亿抛售》在科研界的朋友圈阅读达到近60万。可见大家对这次事情的重视程度。墙倒众人推，SCI被卖第二天，美国微生物学会(ASM)官网最新消息：ASM期刊总编和ASM领导层决定，以后将不在ASM期刊网站上公布影响因子(IFs)。　　全文及其译文如下　　Many scientists attempt to publish their work in a journal with the highest possible journal impact factor (IF). Despite widespread condemnation of the use of journal IFs to assess the significance of published work, these numbers continue to be widely misused in publication, hiring, funding, and promotion decisions .　　很多科学家都尝试着将他们的文章发表在具有高的影响影子的期刊上，尽管使用影响因子来评估发表论文的重要性受到广泛的谴责，但影响因子仍被广泛滥用于出版、求职、项目申请和职务晋升等等各种科研环节.　　There are a number of problems with this approach. First of all, the journal IF is a journal-level metric, not an article-level metric, and its use to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a single article is statistically flawed since citation distribution is skewed for all journals, with a very small number of articles driving the vast majority of citations.　　影响因子这种方法有很多问题，首先，期刊的影响因子是期刊水平的度量标准，而不是一篇文章水平的度量标准，将其用于决定一篇文章的影响力是存在统计缺陷的。由于所有期刊的引文是不均匀的，可能少数的文章高引推高了杂志的影响因子。　　Furthermore, impact does not equal importance or advancement to the field, and the pursuit of a high IF, whether at the article or journal level, may misdirect research efforts away from more important priorities.　　此外不论文章还是杂志，影响力也不等于领域的重要性或前沿性，追求高影响因子会误导大众，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研究成果而不是关注其他更为重要的优先事项。　　The causes for the unhealthy obsession with IF are complex. High-IF journals limit the number of their publications to create an artificial scarcity and generate the perception that exclusivity is a marker of quality. 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high-IF publications has been detrimental for science.　　人们不理性的痴迷于影响因子的原因是复杂的。高影响因子的期刊限制了出版物的数量造成人为的稀缺性观念，通过限制发文量提高杂志的质量。不懈追求高影响因子科学出版物是有害的。　　This behavior is an example of the economic phenomenon known as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which individuals engage in a behavior that benefits them individually at the expense of communal interests.　　这一行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公地悲剧”。个人总是自发参与到那些有利于自己但不利于社会大众的行为中去。　　Individual scientists receive disproportionate rewards for articles in high-IF journals, but science as a whole suffers from a distorted value system, delayed communication of results as authors shop for the journal with the highest IF that will publish their work, and perverse incentives for sloppy or dishonest work.　　个别科学家因为在高影响因子杂志上发表文章而获得不成比例的奖励回报,于是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其价值受到了一种扭曲，结果被高影响因子杂志延迟发表，甚至导致了不正当或不诚实的工作的产生。　　Since many investigators consider IFs in deciding where to submit their manuscripts, many journals list their IFs on their websites, and until now 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ASM) journals have been no exception.　　因为许多研究人员以影响因子高低决定选什么杂志递交他们的文章,所以许多期刊将影响因子放在他们的网站上,甚至美国微生物学会(ASM)期刊也不例外。　　ASM journals focus on publishing high-quality science that has been rigorously peer reviewed by experts and evaluated by academic editors. The primary mission of ASM is to advance microbial science. At the recent Journals Board meeting that took place during ASM Microbe 2016 in Boston, MA, the editors in chief and the ASM leadership decided to no longer advertise the IFs of ASM journals.　　ASM期刊关注出版进行了严格同行评议和学术编辑评估的高质量科学成果。ASM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微生物科学发展。2016年在波士顿ASM微生物的期刊董事会上,首席编辑和ASM领导已经决定不再宣传ASM期刊的影响因子。　　Our goal is to avoid contributing further to the inappropriate focus on journal IFs. Although this action by itself may have little effect on a practice that is deeply entrenched in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we hope that removing IFs from ASM journal websites makes a statement of principle that will be emulated by other journals.　　我们的目标是避免造成进一步不恰当的关注影响因子。虽然这个动作本身可能没有影响根深蒂固的生物科学实践,但是我们希望效仿其他期刊删除ASM杂志网站中的影响因子。　　4. 墙倒众人推是商业炒作还是为了科研的未来，值得深思?　　《科学通报》主编、中科院院士高教授说：“这就是正常的商业运作，对国内科研现状不会有什么影响。”为什么Nature、Science借此机会炒作。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Nature、Science可能是想推出自己的评价体系，插足影响因子市场，才大唱高调打击影响因子。　　正所谓墙倒众人推，随着SCI被转手卖给新东家，新的科研评价体系纷纷趁此机会。期刊期望引文数(Journal Expected citations，标准化特征因子(Normalized Eigenfactor)，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Journal Impact Factor Percentile)，期刊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JNCI)，等等，抢滩登陆，一场群雄混战势必将要到来，至于最后到底是谁定鼎中原，那就有待时间的检验和广大科研群众的选择了。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吴研究员说：汤森路透出售SCI等知识产权和科技业务，从本质上说是基于利润与市场的商业行为。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和汤森路透的金融、新闻业务相比，业务方向和利润贡献率均不理想。换句话说，汤森路透觉得这块业务不挣钱。当然，SCI等二次文献在中国的销售相当不错，但在国外却并不乐观 这与一次文献欧美占大头的销售的情况相左。如果未来中国对SCI的热情逐渐消退，这次35.5亿美元接手SCI等业务的Onex公司和霸菱亚洲投资基金公司，会不会难以出货呢?拭目以待。　　随着Nature、Science这些强有力的对手登台亮相，这次影响因子之战注定越来越好看。　　墙倒众人推是商业炒作还是为了科研的未来，值得深思?　　附录Nature和Science，发行百年来一直是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媒介　　Nature 杂志由英国Nature 出版集团(Nature Publishing Group , NPG) 出版发行,该集团是麦克米兰出版有限公司(Macmillan Publisher Ltd) 的科学出版机构,总部设在伦敦,另在纽约、旧金山、华盛顿特区、东京、巴黎、慕尼黑等地设有办事处,是一个全球性的出版公司,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读者。NPG的品牌期刊是Nature 杂志,每周一期, 发行140 年来一直是科学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媒介之一。Nature还有8种姊妹月刊: Nature genetics(1992 年创刊) ,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原名为Nature Structural Biology 1994 年创刊,2004 年1 月更名) , Nature Medicine ( 1995 年创刊) , Nature Biotechnology ( 原称Bio/ technology ,1983 年创刊, 1996 年更名) , Nature Neuroscience(1998 年创刊) , Nature Cell Biology (1999 年5 月创刊) , Nature Immunology ( 2000 年7 月创刊) 和Nature Materials (2002 年9 月创刊) , 这8 种月刊以发表原创性研究报告为主。随着发表原创性文章的系列期刊日益受到关注及互联网上信息容量的日益扩增,为了使科学家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各个科学领域经过筛选的、最新的重要信息,NPG又发行了7种综述性期刊: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和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均于2000 年10 月创刊) , Nature Reviews Cancer 和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均于2001 年10 月创刊) ,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2002 年1 月创刊)及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2003 年10 月创刊) 。这些期刊覆盖了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 以最快的速度、最严格的标准自由发表这些领域里最高水平的论文, 不受任何政府和学术机构的影响。　　美国的《Science》杂志为国际上著名的自然科学综合类学术期刊，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誉，反映其被引文量的影响因子始终高居《SCI》收录的5700种科学期刊的前十位。据2001年最新统计，《Science》杂志年发表论文数901篇，被引用次数282431，影响因子为23.329，排名所有科学期刊的第8位。由于其独特的学术地位，国内许多科研院所为鼓励学术人员在该刊发表文章，都制定了优厚的奖励措施。《Science》杂志创刊于1880年，目前在全球拥有16.5万个订户，超过《Nature》杂志三倍。《Science》杂志具有新闻杂志和学术期刊的双重特点，每周除向世界各地发布有关科学技术和科技政策的重要新闻外，还发表全球科技研究最显著突破的研究论文和报告。《Science》杂志发表的论文涉及所有科学学科，特别是物理学、生命科学、化学、材料科学和医学中最重要的、最激动人心的研究进展。据统计，发表的论文中60%有关生命科学，40%是属于物理科学领域的(见附录1)。每年《Science》杂志还出版大约15期专辑，展示某一专门领域的最新成果，例如生物技术、寄生虫学、纳米技术、计算机技术等。除高水平的论文外，每期专辑还发表有关科技职业的专题文章和以不同国家、地区为对象的专栏。

p　　个国家大学(和科研机构)对科研人员“基础研究”(此处不考虑应用研究或开发研究)的科研评价，跟一个国家的科研在国际上的发展阶段有关，更与一个大学(院系)的科研在国际上的发展阶段有关。前者可以用跟跑阶段、并跑阶段、领跑阶段来描述，后者可以用“国际一流”、“国际二流”、“国际三流”和“国际不入流”来划分。br//pp　　国际国内大学的科研评价，主要看两类指标，一是科研论文本身是否具有高度原创性(originality, innovativeness，简称“论文本身”。这里的“论文”是广义的，包括正式期刊公开发表的，也包括在预印本系统和微信公众号上公开发表的，也包括专著或书章book chapter)。二是看发表论文期刊的计量学指标，比如影响因子，被引用数，是否SCI/SSCI，是否A刊，是否一区二区等，简称为“影响因子”)。/pp　　初步观察国内外大学科研评价，总体状况如下：/ptable width="600" border="1"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tbodytr class="firstRow"td width="138" valign="top"br//tdtd width="138"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论文本身/p/tdtd width="138"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影响因子/p/td/trtrtd width="138"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left "世界一流大学/p/tdtd width="138"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p/tdtd width="138"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X/p/td/trtrtd width="138"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left "世界二流大学/p/tdtd width="138"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p/tdtd width="138"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p/td/trtrtd width="138"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left "世界三流大学/p/tdtd width="138"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X/p/tdtd width="138"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p/td/trtrtd width="138"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left "世界不入流大学/p/tdtd width="138"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X/p/tdtd width="138"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X/p/td/tr/tbody/tablep　　strong科研评价阶段论/strong/pp　　strong○ 表示看重某评价指标 X 忽视某评价指标/strong/pp　　大学的科研评价指标必须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不能超越或落后于其发展阶段，比如，“世界三流大学”的科研评价，总体上以发表论文的期刊的影响因子作为“指挥棒”。如以“论文本身”的原创性作为主要评价指标，那就超越了其发展阶段，因为“世界三流大学”的同行评议低劣，官本位、关系等非学术因素在科研评价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世界二流大学”在科研评价中，以影响因子为主，兼顾论文本身。如果一个大学(或学科)已经成为“世界一流”了，还以影响因子评价为主，或者以影响因子为主，兼顾论文本身，那就落后于其发展阶段了，不利于它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据直观感觉，世界一流大学如MIT，世界一流科研评价如诺奖科学奖评价，是不看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子的，就看论文本身。这种科研评价有助于其建成“超一流大学”。/pp　　我国最优秀的大学或学科，正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或学科，除了少数大学(如PQU)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以外，绝大部分大学处于“世界二流”阶段。其“双一流”目标是到2050年努力建成(顶尖)“世界一流大学”。在现阶段下，很多“世界二流大学”科研评价既看影响因子又看论文本身，有其充分的合理性。而已接近或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或“世界一流学科”的大学或院系，仍坚持以影响因子为主导来进行科研评价，那是不利于“双一流”建设的。/pp　　个人建议：“双一流“大学或学科的科研评价，应该逐步从以影响因子为主导的评价，改变为以论文本身为主导的评价，不论发表论文的期刊是否是《自然》《科学》《细胞》(CNS)，不论是否是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如PRL)，不论是否是高影响因子或一区SCI/SSCI，不论是否是正式期刊发表或者预印本系统发表，不论是英文发表还是中文发表，而是依靠由高水平高质量高公正性高度负责任的国内外学术同行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论文本身的原创性以及优先权(priority)，来进行同行评议。/ppbr//p

p　　/pp　　仪器信息网讯 汤森路透集团近日发布了2015年科技期刊引证报告(JCR 2014)，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光：科学与应用》，以下简称Light)获得了它自创刊以来的第二个影响因子14.603，在JCR收录的86种光学类期刊中排名第2位。在SCI收录的8618种国际期刊中，名列95名、中国期刊SCI影响因子前三甲，成功跻身期刊世界百强。14.603的影响因子也是中国主办期刊达到的最高影响因子。/pp　　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在创刊初期就定位为“创办一本高端国际光学期刊”，组建了由国际一流光学专家组成的编委会，并通过自然出版集团的国际网络及资源以及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的平台等各种渠道提升刊物的全球知名度，吸引优质的稿源。期刊发表了包括：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Shuji Nakamura的文章High-brightness polarized light-emitting diodes，入选OSA2013年度三十大重大突破的Cavity optomechanics on a microfluidic resonator with water and viscous liquids，以及被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站头版报道、被SCI索引的权威数据库Web of Science评选为高引用文章。同时有17篇获评ESI高水平论文的众多高影响力文章。此外，Light发表的多篇文章被Science、Nature子刊等一流期刊引用。/pp　　为更好的传播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延伸期刊价值，Light自2014年起成为中国光学工程学会会刊后，不仅参与学会的各项活动，而且每年主办Light Conference，会议邀请世界各地的知名科学家出席，并吸引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参会，各位专家学者通过期刊这个平台汇聚一堂，进行深层次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2015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光年，Light以此为契机，主办Light Conference Week，通过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加速创新型科研成果的传播。/pp　　Light: Science& Applications还获得各种国际国内机构的合作机会，其中包括“2015年国际光年的金牌合作伙伴”和“中国科协等六部委予以Light的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资助”。/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606/insimg/e2c7cc30-31f4-46e0-bc2b-d8e0a3c40b4f.jpg" title="1.jpg.png"//pp　　图片是2015年5月5日在中国光学工程学会年会期间举办的中国光学工程学会会刊联盟专家、读者见面会，《Light》资深编委澳大利亚斯威本大学顾敏院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李林院士、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王立军院士受邀参加了见面会，《Light》常务副主编白雨虹研究员主持会议。会上，三位院士分别从科学家和编委的角度与参会的100余名作者、读者围绕“如何做好科研”、“如何发表高水平文章”展开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同时，三位院士对《Light》创刊以来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希望广大科研工作者能把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发表在以《Light》为代表的中国主办的高水平期刊上。/ppbr//p

p style="text-align: justify " 近日，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物理系教授林磊和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立等在《科技中国》上发表《充分利用国内期刊获取“首发权”》一文（以下简称“林文”），讨论了“首发权”这一科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话题，引起了科学共同体广泛而热烈的讨论。/pp style="text-align: justify " 在目前科研竞争十分激烈的环境下，无论是国家间，还是一个国家内不同科研机构之间都存在很多相同的研究领域，很多研究进展也是你追我赶。“正如周光召、丁肇中多次引用的说法‘科学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刘立认为，这关系到科学家的学术声望，也关系到对科学发现的实际贡献，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声誉和软实力。“所以大家往往要挤破脑袋争得首发权”。/pp style="text-align: justify " 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樊小龙看来，目前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学术界，都存在着学术成果发表的两种策略。“如果科学家将‘首发权’作为发表科研成果首要考虑的问题的话，科学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无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都要先把文章发出来。而如果要追求文章的影响力的话，首选是将文章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pp style="text-align: justify " 不过这两种策略在国内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矛盾。“林文”举例说，中科院科学家将关于外尔费米子的研究成果投稿给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的《科学》，遭拒，而普林斯顿科学家的论文则在《科学》上发表，因而获得了外尔费米子发现的优先权。“退稿有种种理由，不一定是国别歧视，但是，投稿给自己国家的期刊是有优势的。”/pp style="text-align: justify " 既然投稿给自己国家的期刊，可以获得在研究成果发表方面的时间优势，那为什么很多科学家首选的投稿期刊依然以期刊的影响力作为排序呢？刘立和樊小龙都认为，导致这一矛盾的关键就在于科学家不但要考虑首发权，还要考虑国内的科研评价机制问题。/pp style="text-align: justify " “长期以来，国内的科学家面临着‘数文章’的评价体系，无论是职称晋升、申请经费还是科研和成果评价，看发表文章的数量和影响因子都是其中重要的标准。”樊小龙认为，正因如此，除了学术声誉的考虑外，国内科学家们不得不面对争取在国际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局面。/pp style="text-align: justify "如何破解目前我国“首发权”和“数文章”的科研评价方式所展现出的矛盾呢？/pp style="text-align: justify " 刘立提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提出了改进科研评价的方案：“职称评审和任期考核不数文章数量、不看影响因子、不看经费数量，破除唯论文数量、只看刊物级别倾向，而是强调成果质量和价值，看是否做到国际前沿、是否解决了重要学术难题、是否具有重大原创性突破、是否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求。”“这种评价标准对于我们获得重大科学发现的首发权是有帮助的。”刘立认为。/pp style="text-align: justify " 在樊小龙看来，大力发展和建设国内科学期刊是非常有必要的，国内期刊水平在公正性和学术性方面还有待提高，此外，“国际顶级期刊有很强大和高级别的审稿团队和专家团队，这些专家来自于各个国家的优秀科学家，我国要想建设好国内科学期刊，这也是一条必由之路。”樊小龙建议道。/ppbr//p

Angewandte chemie影响因子：16.6设计Ir-C4单原子催化剂，实现了超低电位( 0.1 V)高效催化级联甲醇氧化，采用岛津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AXIS SUPRA表征催化剂中的Ir的存在形式及反应过程。本文为湖南大学电催化与电合成实验室所作，第一作者为贡立圆博士、朱晓蓉副教授和Ta Thi Thuy Nga，通讯作者为湖南大学王双印教授、陶李副教授，文章发表于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Angew. Chem. Int. Ed. 2024, e202404713）。甲醇氧化反应(MOR)是甲醇燃料电池或制氢的瓶颈反应。虽然甲醇氧化为二氧化碳的理论平衡电位接近氢氧化的平衡电位(0.04 V)，但多步反应途径阻碍了MOR的动力学。通常，MOR高度依赖于酸性电解质中的Pt基催化剂，然而MOR动力学迟缓和Pt催化剂中毒严重导致活性不理想，MOR的起始电位仍高达0.45 V。MOR也可用于取代电解水过程中的析氧反应( 1.23V)，以生产氢气和其他增值化学品，同样需要克服高过电位。近期，团队通过在高温聚合物电解质膜电解槽（HT-PEME）中将热催化与电催化相结合，开发了集成式热催化-电催化耦合反应体系，通过将醇类热化学脱氢与电化学氢泵相结合成功实现了热电耦合催化乙醇脱氢制备乙醛（PNAS., 2023, e2300625120）、热电耦合催化甲醇脱氢制备高纯氢气和CO（JACS., 2024, 146, 14, 9657-9664）以及低电位甲醇。相关研究表明，在HT-PEME中将热催化与电催化相耦合能够有效增强催化反应的速率和选择性，热电耦合能够相互协同促进。由于反应体系复杂，缺乏直接表征手段，目前缺乏直接证据证明热催化与电催化的相互协同。基于这一挑战，项目团队设计了Ir-C4单原子催化剂，实现了超低电位( 0.1 V)高效催化级联甲醇氧化。在高温聚合物电解质膜反应器中，具有较高甲醇吸附强度的缺电子Ir位点在电压作用下自发催化CH3OH脱氢生成CO，生成的CO和H2被电化学氧化为CO2和质子。而在没有电压的情况下，甲醇不能发生热分解，直接证明了电场对热催化反应的促进作用，为热电耦合协同催化提供了直接证据。利用单Ir原子催化剂在阳极组装甲醇氧化反应，阴极匹配析氢反应，可以实现最大产氢速率达到18 mol gIr-1 h-1，远高于Ir纳米粒子和商用Pt/C。该研究证明了单原子催化剂的电化学甲醇氧化活性，突破了以往的认知——过去的几十年里，碳上有一个孤立金属原子的单原子催化剂被认为无法催化甲醇氧化。该工作以一体化的理念拓宽了可再生能源装置和催化剂的设计。图1. 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岛津-KRATOS公司，AXIS SUPRA）图2. 热-电耦合催化甲醇氧化反应制氢体系的具体催化路径在HT-PEME中，施加电位之后甲醇在Ir-C单原子催化剂上由电促进热催化反应生成H2和CO，之后H2和CO在Ir-C单原子发生氧化反应，阴极发生氢析出反应生成H2。图3 Ir-C相关催化剂的EXAFS表征图4. Ir-C单原子催化剂、Ir颗粒催化剂XPS谱学测试通过EXAFS、XPS分析测试表明，Ir-C催化剂中的Ir主要是以单原子的形式存在，无Ir纳米颗粒。同时由于Ir原子与C载体之间的强相互作用，使Ir原子的电子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出现缺电子性质(Ir+)。特殊的几何结构和电子结构可能赋予Ir-C SACs具有优异的甲醇反应性。图5.Ir-C SACs和参比样品的甲醇氧化性能测试及在线产物分析如图5所示，当电解槽加热到80/100℃时，MOR的起始电压已低至0.4 V，随着温度的升高，MOR的起始电压逐渐降低。在160℃时，起始电压低于0.1 V，与理论平衡电位非常接近。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热和电化学耦合催化，甲醇可以被Ir单原子催化剂在超低电位( 0.1 V)下氧化。然而，同样条件下的Pt/C和Ir-C NP，其起始电位仍然很高，分别为0.3 V和0.4V。Ir-C SACs相比Pt位点和Ir颗粒位点的优异性能，证明了在热电化学耦合作用下IrC4位点独特的低电位甲醇氧化能力，表明其有巨大的Pt基催化剂替代能力。Ir(0.3)-C SACs在0.4 V(200℃)下的质量活度达到1.8 A mg-1Ir，比Ir-C NP和Pt/C分别高出约52倍和40倍。阴极HER对Ir(0.3)-C SACs(比Ir-C NP高3.3倍)的产氢率为0.2 ml min-1。质量比产氢速率最高达到18.3 mol H2h&minus 1gIr-1，与Ir-C NP和Pt/C相比，分别高出54倍和31倍。上述结果表明，得益于热学和电化学的耦合催化，Ir-C SACs的MOR和相应的产H2速率都表现出了显著的活性。阳极可以检测到CO、CO2、CH4和少量的H2证实热化学过程CH3OH → CO + 2H2，此外，超高的HOR和COOR活性证明了电化学氧化过程。本文的研究为热电耦合催化反应过程中热场-电场相互协同作用提供了直接证据，突破了以往关于MOR在Ir SACs上无活性的结论。该工作为设计高效催化反应和新型催化剂提供了指导。相关工作得到了岛津-KRATOS公司相关设备的大力支持。文献题目《Ultra-low-Potential Methanol Oxidation on Single-Ir-Atom Catalyst》使用仪器岛津AXIS SUPRA作者Liyuan Gong, Xiaorong Zhu, Ta Thi Thuy Nga, Qie Liu, Yujie Wu, Pupu Yang, Yangyang Zhou, Zhaohui Xiao, Chung-Li Dong, Xianzhu Fu, Li Tao*, Shuangyin Wang*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hem/Bio-Sensingand Chemometrics,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Engineer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P.R. China 全文链接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nie.202404713

11月29日，《中国物理B》(英文版)主编欧阳钟灿院士、《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主编照日格图、《地震学报》(英文版)主编陈运泰院士等35家英文科技期刊的负责人，在京分别与中国科协就一项期刊支持计划签约。　　这35家期刊是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首批支持的期刊。该计划是中国科协在财政部支持下今年正式启动的，首期3年时间，总支持经费近1亿元，被业内人士称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科技期刊支持计划”。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正处于“加速”进行时。　　打造与科技发展相匹配的期刊迫在眉睫　　科技期刊是科技成果发布和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从一方面代表着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近年来，我国科技期刊总体学术水平不断提升，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综合评价等期刊学术指标均有显著进步。“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确定了我国在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科技强国的目标，提升我国科技期刊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也是题中之义。”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希表示。　　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发展质量、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的整体情况和第二大经济大国的国际地位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我国科技期刊，特别是英文科技期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很大提升空间。　　1922年创刊的《地质学报》(英文版)是我国办刊时间较长的一份英文科技期刊，这次也在受支持的35份期刊之列。从上世纪80年代起，该期刊一年6期，每期20多篇论文，其中20%来自国外，我国最重要的地质学成果如“北京猿人”等考古发现都发表于此。该期刊在早期中国科学发展、对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今，用该刊编辑部主任郝梓国的话来说：“我们在国际地学界原来的辉煌慢慢被人遗忘了。”　　《地质学报》(英文版)如今的状况并非个案。我国共有科技期刊5300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是当之无愧的科技期刊大国，但其学术水平及国际影响力却难尽人意。　　据《期刊引证报告》(JCR)统计数据，截止到2011年11月，全世界共有7999种期刊被其收录，而中国(包括港、澳，不包括台湾)仅有164种，占0.02%，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荷兰、德国等国 JCR所有被收录期刊的平均总被引频次和平均影响因子分别为4297.6和2.016，而我国被收录期刊的平均值分别为1130.7和0.833，远低于国际总体平均值。　　与“期刊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论文强”。随着近年来我国科研投入增加和科研水平提高，我国科技论文产出在数量和学术质量上都有较大飞跃。2010年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世界科技论文总数为142.1万篇，其中中国科技论文14.84万篇，占10.4%，位居世界第二。2011年在《自然》《科学》《细胞》等国际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位居世界第九。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化学院教授严纯华认为，作为中国科学家学术交流的平台，我国科技期刊正逐渐被“掏空”，这对中国科学家长期发展极为不利。　　有人认为，国内没有好期刊，“借船出海”并无不可。但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严纯华却认为这种做法可能难以为继。他给记者讲到身边的一种普遍现象，年轻的中国科学家在国外工作，发表论文非常容易，但回国后，同样质量的论文投到国外期刊总会遇到麻烦，多以“语言有问题”被退回。在国外投稿“投啥啥中”，回国后变成了“投啥啥不中”。“这就像村里的地主，突然发现原来的穷人一下富起来了，要跟自己平起平坐了，那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把你打压下去。”严纯华用了个形象的比喻。同一个人写英文，语言怎么会有问题?这是一条“隐形的线”在做怪，他觉得这条线是价值观念、文化观念的差异造成的。　　前些年我国科学家的论文在国外期刊发表比较少，挑剔的目光还不像如今这样明显，但近几年挑剔的目光和刻薄的表情随之而来。“今后这样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长期来看，这对中国科学家的学术交流会形成阻碍，解决的办法只有建好自己的期刊。”严纯华说。　　科研竞争的白热化使得掌握话语权的期刊对文章首发权的影响越来越大，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学者对记者表示，打造与我国科技发展态势相匹配的高影响力科技期刊迫在眉睫。　　着力提升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但怎么让期刊硬起来?作为《中国稀土学报》(英文版)执行主编，严纯华有时也会觉得“有心无力”。国家评价考核制度将大量好稿引向国外，而自家期刊的发展又因人财物等原因掣肘。期刊大多经费不足，学术影响力要提高，要找高水平的文章，审稿人水平要提高，审稿时间要缩短，还要实现数字化网络化……设想很多，但却无力实现。　　因此，“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的推出在他看来“正当其时”。“中国科协抓住了期刊发展的机遇期，我们原来的设想终于有机会逐步完善了。”　　该计划通过“以奖促建”的方式，重点支持培育一批优秀的英文科技期刊，同时拓展英文科技期刊的规模。陈希认为，这项举措对于提高我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升国际科技话语权，切实发挥好科技期刊在引领学科发展、培养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奖促建”，“奖”是形式，“建”是目的，既考虑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更着眼于未来。陈希介绍说，该计划将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促进提升已有英文科技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提高高水平英文科技期刊在SCI等国际主流检索系统的学科排位，提升学会主办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带动我国科技期刊整体发展。二是适度增加英文科技期刊的数量，新创办一批具有较强示范带动作用、代表我国前沿学科、能填补国家学科空白的英文科技期刊，使之进一步成长为高水平优秀国际科技期刊的后备力量。　　据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学会学术部部长沈爱民介绍，“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中，一等奖5种期刊，奖金每年200万元 二等奖10种，奖金每年100万元 三等奖20种，奖金每年50万元，奖励资助周期均为3年。　　为什么此次重点选择英文科技期刊进行支持?沈爱民解释说，英文版的科技期刊在国际学术交流和科技传播中具有天然优势。目前我国英文科技期刊质量不尽人意，而且规模小，是影响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现有英文科技期刊239种，仅占科技期刊总量的5%左右。全世界有5800多种SCI收录的英文期刊，中国大陆只有119种，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荷兰、德国等国家。所以，中国科协经过认真研究，决定选择英文科技期刊作为提升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的着力点。　　沈爱民强调说，抓英文科技期刊，不是说不重视中文科技期刊。中国科协历来高度重视中文科技期刊，整体思路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以继续充分利用已经持续实施多年的精品科技期刊工程，这个工程就是重点支持中文期刊的，今后还会继续加大对中文科技期刊的支持力度。　　一石激起千层浪。“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一出台，迅速在海内外华人科学家中引来好评。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教授王小凡等17位国内外顶级生命科学的科学家，得知该计划后，特地致信中国科协领导。他们在信中说：“中国科协此次设立的优秀国际科技期刊奖……将引领一种正确的价值导向，真正促进和推动一批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从而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我国科技期刊集群打好基础。若此，必将在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大批各专业领域知名科学家，积极参与该计划设计、评审工作，为期刊发展出谋划策。《细胞研究》(英文版)主编裴刚院士、《昆虫科学》(英文版)主编康乐院士、中国运筹学会理事长袁亚湘院士等知名科学家更是亲自带队，参加评审期刊陈述答辩。　　奖项经费要用在“刀刃”上　　《细胞研究》(英文版)影响因子自2009年跃升至8.151分以来，已连续3年稳定在8分以上，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优秀英文科技期刊代表，本次获得一等奖。获得奖励资助后，常务副主编李党生一下子更加忙碌了，他和同事们制订的“一揽子计划”终于有机会一一实现。　　“好稿源是等不来的。”为了找到好稿源，李党生计划利用这笔资助，明后两年走访国内外一批重点实验室，和科学家进行面对面交流，获得第一手信息，“抢”到好稿源。“显然，没有中国科协项目的支持，我们的计划是不可能得到实施的。”李党生强调。　　和他一样忙碌起来，并倍感压力的还有《中国物理B》(英文版)编辑部主任王久丽、《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编辑部主任汪谋岳等。每个获奖期刊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大家都在筹划，把奖项经费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用到“刀刃”上。各刊相关工作正在有序展开，包括扩大国际编委、争取优秀稿源、组织专刊综述、吸引优秀人才、探索数字出版发行及资助OA出版等。　　同样获得资助的《中国稀土学报》(英文版)也在酝酿着变革，严纯华说，该计划有一点令他特别看重，那就是“设计比较科学。当然也有合同，但是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一事一议，一个期刊一个期刊具体谈，现在是什么情况，主要想在哪个点改善提升?通过何种途径等。”中国科协与35家期刊逐个进行多番讨论，搞清楚每家“现在站起来摸多高”，“将来跳起来能摸多高”，严纯华觉得，工作做得非常实在。　　“提升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扎实的举措和不懈努力。提升英文科技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要抓好几个关键环节，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编委队伍和审稿队伍，推动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制度，积极吸纳高水平国际稿源，缩短出版周期，争取成果首发权。”陈希强调。

p　　3月1日，2016年全球大学研究影响力排名 (Research Ranking of Global Universities, RRGU) 揭晓，排名前三位的依然是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出现在百强榜单中，排名为77和80。相比2016年，中国高校入围前300强的数量由12个增加到14个。/pp　　本次上榜高校中，南方高校如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较多，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三所高校亦在名单中。详细名单如下表。br//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上榜中国高校名单表/strong/ptable width="600" border="1"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tbodytr class="firstRow"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strong高校名称 /strong/p/td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strong排名 /strong/p/td/trtr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北京大学/p/td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77/p/td/trtr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清华大学/p/td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80/p/td/trtr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浙江大学/p/td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102/p/td/trtr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上海交通大学/p/td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121/p/td/trtr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复旦大学/p/td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139/p/td/trtr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国立台湾大学/p/td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155/p/td/trtr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香港大学/p/td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160/p/td/trtr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华东理工大学/p/td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168/p/td/trtr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南京大学/p/td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199/p/td/trtr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中山大学/p/td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213/p/td/trtr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香港中文大学/p/td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215/p/td/trtr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中国科学院大学/p/td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236/p/td/trtr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香港科技大学/p/td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285/p/td/trtr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华中科技大学/p/td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288/p/td/trtr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南开大学/p/tdtd width="284" valign="top"p style="text-align:center "289/p/td/tr/tbody/tablepbr//pp　　与其他诸多的排名体系不同，全球大学研究影响力排名基于客观数据而排除主观印象，注重学术产出而忽略其他因素，强调研究影响和质量而不仅仅依靠体量，因而更加客观公正准确反映各个学校的研究实力和影响力。/pp　　与2016年相同，2016全球大学研究影响力排名基于四个核心量化指标：(1) 研究总产出 (2) 研究总影响力 (3) 研究平均影响力 和 (4) 高影响力研究产出。各个学校所有数据指标均来自相关数据库，并根据重质轻量的原则做了一定的加权平均。/pp　　附件：img src="/admincms/ueditor1/dialogs/attachment/fileTypeImages/icon_doc.gif" style="line-height: 16px "/a href="http://img1.17img.cn/17img/files/201703/ueattachment/ed0f5d0e-15c9-48f5-b081-b0da5dc594f3.docx" style="line-height: 16px "2016年全球大学研究影响力排名名单.docx/a/ppbr//p

2020年12月29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信所”)一年一度的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如约而至。　　自1987年以来，中信所一直承担着中国科技人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情况的统计分析工作，每年定期公布中国科技论文产出整体分析报告，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到对中国科技期刊、专利产出、学术图书出版等情况的统计分析。由于相关宏观统计数据编入《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因此被科技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广泛关注和应用。　　作为测度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科技论文的产出情况如何?统计视角与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中国科技期刊是否更好地融入了国际学术共同体?面对上述公众关切，来自中信所的专家在进行权威发布的同时，也给出了明确解读。　　高质量国际论文数排名世界第二　　为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改进科技评价体系，科技部、财政部于2020年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鼓励科研人员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的论文，以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作为原始创新的重要产出之一，科技论文在科技评价体系中的作用，应调整为引导科研人员发表高质量学术成果。为此，我们积极探索开展卓越论文评价研究，注重高质量科研成果的贡献和影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戴国强表示。　　中信所经过调研分析，将各学科影响因子和总被引次数同居本学科前10%，且每年刊载学术论文及述评文章数大于50篇的期刊，遴选为世界各学科代表性科技期刊，在其上发表的论文属于高质量国际论文。统计分析结果显示：2019年，中国发表高质量国际论文59867篇，占世界份额的31.4%，排在世界第2位 发表高质量国际论文数量最多的世界高校中，中国有4所大学进入前十，分别是：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发表2420篇居第2位 发表高质量国际论文数量最多的世界研究机构中，中国有5所机构进入前十，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以发表492篇位居第1位，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以377篇排在第3位，进入前十位的中国研究机构还有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有8个学科领域的高质量国际论文数量在学科排名中位列世界首位，它们分别是：工程技术、化学、环境与生态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农业科学、物理学和数学。　　高被引论文数占世界份额23.0%　　各学科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被称作该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郭铁成介绍，2019年我国在155种最具影响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为13068篇，比2018年增加1750篇，连续第十年排在世界第2位。“作为国际公认的享有很高学术声誉的科技期刊，2019年，《科学》《自然》和《细胞》共刊登论文6456篇，其中中国论文425篇，排在世界第4位。美国仍然排在首位，发表论文数为2562篇 英国、德国分列第2位、第3位。”　　各学科论文在2010年至2020年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的论文，属于高被引论文。近两年间发表的论文在最近两个月得到大量引用，且被引用次数进入本学科前1‰的论文，被称为热点论文。相关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9月，中国高被引论文数为37170篇，占世界份额为23.0%，数量比2019年增加20.9%，世界排名保持在第2位 中国热点论文数为1375篇，占世界总量的38.4%，数量比2019年增加30.2%，世界排名也保持在第2位。　　为引导科技管理部门和科研人员从关注论文数量转向重视论文质量和影响，激励原始创新，中信所从2016年开始发布中国卓越科技论文产出状况报告。“中国卓越科技论文由中国科研人员发表在国际、国内的论文共同组成。其中，国际部分选取各学科领域内被引用次数超过均值的论文，在此基础上，加入高质量论文、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等不同维度选出的国际论文 国内部分则取近5年在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中发表于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且论文‘累计被引用时序指标’超越本学科期望值的高影响力论文。”郭铁成介绍。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2019年，中国卓越科技论文共计38.73万篇，比2018年增加22.6% 临床医学、化学、生物学和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的卓越论文数量最多，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中南大学是卓越论文高产机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是卓越论文产出前列的研究机构。　　统计分析结果还显示，2010年至2020年(截至10月)，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301.91万篇，继续排在世界第2位 论文共被引用3605.71万次，增加26.7%，也排在世界第2位。“2019年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中，国际合著论文为13.01万篇，占中国发表论文总数的26.2%。中国作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占中国全部国际合著论文的73.9%，合作伙伴涉及167个国家(地区)，其中与美国合著论文占我国全部国际合著论文的43.3%。”郭铁成强调。　　此外，2019年我国作者参与发表的论文中，作者数超过100人且合作机构数大于50个的论文有784篇，比上一年增加201篇 涉及的学科有：粒子与场物理、核物理、天文与天体物理、跨学科的物理研究等 中国机构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有94篇。　　科技期刊国际显示度增强　　2019年，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提出未来五年，跻身世界一流阵营的科技期刊数量明显增加，科技期刊的学术组织力、人才凝聚力、创新引领力、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　　中信所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进入世界本学科前列的科技期刊数量与影响力都在增加。2019年，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中国科技期刊208种，比2018年增加21种 EI(工程索引)收录中国科技期刊223种 Medline(医学索引)收录中国科技期刊122种。其中，总被引频次进入本学科领域排名前1/4的中国期刊有16种，比2018年增加1种 影响因子进入本学科领域排名前1/4的中国期刊有69种，比2018年增加19种。　　为切实提高中国科技期刊的整体水平，更好地宣传和利用我国的优秀学术成果，中信所利用科学计量指标和同行评议相结合的方法，每年遴选5000篇优秀中文学术论文，建设“领跑者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平台”(F5000)，以英文长文摘的形式集中对外展示和交流我国的优秀学术论文。“通过与国际重要信息服务机构和出版机构合作，将论文集中链接、推送给国际同行，为中文发表的论文、作者和中文学术期刊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提供高效渠道。”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科学计量与评价研究中心主任潘云涛指出。　　目前，领跑者5000平台已获得692.3万次检索，吸引了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德国、法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用户访问。“国际访问用户主要来自国外大学和科研单位，包括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牛津大学，以及美国的劳伦斯利弗摩尔、橡树岭、阿贡国家实验室等。此外，领跑者5000平台还获得了包括《科学》《美国科学院院报》《美国医学会杂志》等994家国际学术期刊的关注。”潘云涛补充说。

“影响因子”在今天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中，究竟有多重要，恐怕无需赘言。不但科学界将它奉若神明，而且人文社科学界，也对它顶礼膜拜。但它的权威性真的无可置疑吗?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江晓原、穆蕴秋两位学者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与研究，惊人发现“影响因子”只是美国一家私人商业公司推出的盈利产品，从一开始就没有“学术公器”的性质。直到今天，它制造出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几乎没有真正代表过学术科研的真实水平。然而国内许多科研机构的管理部门，长期强调并用各种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员尽可能将论文发表在国外的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却完全没有看到，这种要求不仅在学理上极为无理，而且正在实际上对中国学术造成极大伤害。　　作者从“影响因子”及其商业公司的背景、重点产品、盈利模式入手，对这套评价体系进行了一次大起底。对今天不断迷信国际化的中国学界，不知会不会有所触动。　　一、影响因子在当今中国的声势　　期刊的所谓“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在中国当下的期刊评价体系中,特别是在科技期刊评价体系中,已经被推崇到荒谬的高度。举例来说,英国的《自然》(Nature)杂志如今在许多中国学者心目中绝对是高居神坛,而它之所以被学界捧上神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风靡全球的“影响因子”游戏中,长期遥遥领先——二〇一四年它的“影响因子”高达41.5,在SCI期刊中位居第七。几乎可以这样说,对《自然》的迷信和崇拜,就是对期刊“影响因子”迷信和崇拜的表征。　　这种迷信和崇拜可以达到什么程度?看一个例子就可见一斑: 据二〇〇六年《自然》杂志上题为《现金行赏,发表奖励》的文章中说,这年中国科学院对一篇《自然》杂志上的文章给出的奖金是二十五万元人民币,而中国农业大学的奖金高达三十万元人民币以上,这样的“赏格”让《自然》杂志自己都感到有点受宠若惊。　　在当前国人的错误认识中,普遍将期刊“影响因子”看成理所当然的权威学术评估手段,视为一种“学术公器”,用于衡量个人、学术团体、研究单位,甚至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许多科研机构的管理部门,长期强调并用各种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员尽可能将论文发表在国外的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却完全没有看到,这种要求不仅在学理上极为无理,而且正在实际上对中国学术造成极大伤害。　　二、影响因子的商业性质　　一位《中国科学报》的资深女记者,在和我们讨论有关问题时, 曾非常自然地问:“影响因子”难道不是国际科学界对科研成果公认的最客观评价吗?她这样问,当然反映了她对“影响因子”公正性的深信不疑。让笔者稍感吃惊的是,在我们的思想认识中,作为一位《中国科学报》的资深记者,她按理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比一般公众及文科学者更为专业和清醒的认识。结果我们看到连她这样的专业人士都受害如此之深,可见“影响因子”的神话已经误人到什么程度了。　　当时我们忍不住告诉她:你要是知道“影响因子”其实是美国一家私人商业公司推出的一项盈利产品,你就不会那样问了!　　非常奇怪的是,国内学界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历史形成过程, 几乎没有人去关注,而且几乎完全没有人注意到它纯粹的商业性质。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们普遍从一开始就是跪倒在“影响因子”面前的,将它误认为是国际科学界的“学术公器”。　　让我们先“剧透”一点调查结果:“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通行的简称是ISI )逐年发布的“科学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SCI)和“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简称JCR),被当今科学界视为两种最权威的学术评估数据。SCI可用来检索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情况,JCR本质上是SCI的衍生产品,它是基于对SCI(后来包括SSCI和A&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就是期刊的“影响因子”。许多人误以为它们是由“国际权威科学机构”发布的,而实际上这家“科学情报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人商业公司,一九九二年又被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收购。只是ISI的这一性质,多年来一直不太为普通公众和许多学界人士所知。　　但是且慢,“科学情报研究所”难道会是私人商业公司吗?　　是的,对于习惯于“循名责实”、“名实相副”的中国公众来说,这太出人意表了。但是别忘记,这家公司是在美国。公司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最初曾使用“尤金?加菲尔德学会”的名称,听上去有点“伪学术”味道,但在一九六〇年改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之后,听起来就完全像一家政府科学机构了。晚年的加菲尔德功成名就之后,对于自己的“成功之道”也不用那么讳莫如深了,他曾在文章中非常坦率地承认, 他要的就是这种容易引起混淆的效果:“特别是在国外,‘科学情报研究所’这样的叫法,很容易被当成一家非营利机构。”但在美国, 他这样做并不违反法律方面的任何条规,而在中国公众所习惯的观念中,那甚至有可能涉嫌欺诈了。　　我们知道,对于长期跪倒在“影响因子”面前的人来说,仅仅指出它是由一家私人商业公司发布的,可能仍然不足以动摇他们对“影响因子”的崇敬之情,要真正理解“影响因子”的商业性质,就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三、尤金加菲尔德的创业　　SCI和JCR这两种数据行用半个世纪,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科学界的学术生态和发表机制。他们的创立者尤金?加菲尔德不管历史功过如何,已经足以名垂青史。　　加菲尔德一九二五年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区,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学学士学位(一九四九)和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一九五四),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结构语言学博士学位(一九六一)。一九五六年,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加菲尔德已经注册成立了一家小公司,推出了第一款信息产品《目录快讯》(Current Contents,简称CC),是一种对管理类杂志目录进行定期汇编的小册子。除了零售散卖,贝尔实验室(Bell Lab)成为他的第一家企业用户。加菲尔德后来回忆,为了完成贝尔的订单,需要先投入五百美元作为印刷费,而这在他白手起家的早期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从私人银行贷款才勉强渡过难关。　　一九六〇年加菲尔德迎来了他事业的转折点。这年他将公司改名“科学情报研究所”,与美国国家健康学会合作,获得国家科学基金(NSF)三十万美元,共同承担建设“基因文献引用索引库”(Genetics Citation Index)项目。该项目对一九六一年二十八个国家出版的六百一十三种期刊两万册以上的一百四十万条参考文献建立引用索引,进行编目,最终结果共五卷,其中基因类文献引用索引独立成一卷。一九六三年该项目顺利结项,加菲尔德原指望国家科学基金继续提供资助,将余下四卷一起出版,但他的申请未获批准。加菲尔德于是决定自己来干,独立出版,并将五卷统一命名为“科学引用索引”,即科学界现今奉为圭臬的SCI。　　SCI收录一定范围数量的期刊——通常被称为“源刊”(source journals),通过在源刊文本和源刊参考文献之间建立“引用索引”(Citation Index),可提供检索学者的 SCI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在理工科领域,对学者学术水平的评判现今主要取决于这类数据。1964年加菲尔德首次出版一九六一年的SCI报告,此后逐年出版,延续至今。他又先后在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八年开始推出“社会科学引用索引报告”(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SSCI)和“艺术及人文科学引用索引报告”(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HCI),完全套用了 SCI 的产品思路和模式。　　从起源上看,“引用索引”的想法并非加菲尔德首创,它是受到美国一种判例援引法律工具书的启发。美国法律遵照“判例”原则, 法院进行判决时,必须与本院或上级法院此前对相似案例做出的判决保持一致。一八七三年,芝加哥法律出版商谢帕德(F. Shepard)开始出版一种他自己编印的工具书,在判例和援引案例之间建立索引, 统一编列并标记判例是否已被推翻、撤销、修改或加入限制条件。这种工具书能帮助律师快速了解一个判例是否仍然适宜援引,出版后大受欢迎,法律界人士几乎人手一本。谢帕德的名字甚至衍化出一个法律术语“Shepardize”,意为“查阅《谢帕德引证》”。　　而作为一种期刊评估手段,JCR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格罗斯(Gloss)夫妇一九二七年发表在《科学》(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他们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图书馆预算有限的情形下,应该参照什么标准为学生购买供查阅的化学期刊?最简便的方法,当然是找一个权威专家为图书馆开列一个目录清单,但这会受到专家个人局限的左右。格罗斯夫妇的解决方案,是选取知名刊物《美国化学学会杂志》,对它一九二六年发表的两百四十七篇文章的三千六百三十三条参考文献进行统计,按引用次数对所有被引刊物进行排序,刊物重要性与排序结果直接对应,图书馆可参照此清单进行购买。这种筛选方式操作简便,且不存在太高专业“门槛”,很快被其他信息科学家借鉴推广到别的学科领域。　　SCI 作为 JCR 的数据基础,相较前人有所突破的地方在于,不再区分学科类别,收录期刊海量增加。但根本区别在于,格罗斯夫妇及其后继者们对期刊进行筛选时,还保持着非常“纯洁”的动机, 为的是服务学术,而SCI和JCR却不是这样,它们从一出生就是商业信息产品,“赚钱”是它们与生俱来的属性。　　四、讲个故事推销产品：“影响因子”预测诺贝尔奖　　加菲尔德白手起家,从最初五百美元都要靠私人银行贷款,发展到今天至少在科学界俨然有君临天下之势的“信息帝国”,确实堪称科学、信息、资本三者结合的传奇。这个帝国的所作所为是好是坏,“影响因子”本身是不是合理,还不是本文打算讨论的内容,要留待以后再说。但加菲尔德在推销他的产品时,手法高明而且不遗余力, 却不可不提。这里也姑举一例以见一斑。　　加菲尔德千方百计要让他的信息商品位居高端,乃至凌驾于学术之上,他的关键手法之一是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SCI可以预测诺贝尔奖。　　一九六五年,即SCI推向市场的次年,在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for Naval Research)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加菲尔德做了大会报告。当时他迫切需要打开SCI的市场,所以这次大会报告很大程度上成为一次不失时机的产品推介。加菲尔德宣称,SCI有五项功能: 一、便于学者了解前人工作 二、可作为评估研究成果的手段 三、便于追踪研究成果的发表来源 四、可用于计算期刊的“影响因子” 五、为科学史研究提供一种辅助手段。　　在阐述第二项功能时,加菲尔德选择了最能撩拨学界敏感神经的“诺贝尔奖预测”来进行论证。他利用1964年首次出版的一九六一年度SCI报告,统计了一九六一年二十五万七千九百位学者的成果被SCI论文引用的情况,又统计了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产生的十三位物理、化学和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论文引用情况,　　数据表明,该十三位学者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前一年,他们的成果被SCI论文引用的平均数量和次数远高于一般水平。　　2000年至2004年诺贝尔奖获奖者所发表的论文，得奖前四年里的年征引率与得奖后五年内的年征引率(来源：Scopus)　　从表面上看,这确实表明优秀科学家群体有着更高的SCI论文被引用数,但这并不足以支撑加菲尔德的论断:SCI论文引用数可以反过来用于评估单个学者的学术水平。　　事实上,就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加菲尔德还主动发出警告, 利用论文引用次数评估科学家和科学成果可能存在风险,理由是“论文的影响和论文的重要性及意义是两码事”。他甚至非常恰如其分地引用了苏联李森科的例子,说明如果引用次数最多的作者应该获得诺贝尔奖,那就会得出李森科是苏联最伟大科学家的荒谬结论。而且在加菲尔德举例的十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已有一个明显反例: 按照加菲尔德的统计,一九六三年度物理学奖获得者约翰内斯?詹森(J. H. Jensen)一九六一年三篇论文的SCI引用才四次,连引用次数的平均值(5.51次)都未达到。　　但是,加菲尔德在随后持续打造SCI产品“学术形象”的过程中, 却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当初发出的警告。从一九六五至一九八三年间,他先后撰写了三十多篇文章,力图证明SCI论文引用可以“预测”诺贝尔奖。　　在一九九〇年的一篇综述文章中,加菲尔德引用他此前鼓吹此事的三十多篇文章,力图将所谓“高引作者名录”和诺贝尔奖联系起来。我们详细研究了加菲尔德这篇文章所提供的数据,发现他对数据的处理和使用至少存在着三个问题:　　第一,加菲尔德非常明显地对数据进行“选择性呈现”。每年新增SCI论文数以万计,这些论文产生的引用会让SCI“高引作者名录”各年大不相同,因此截取年限不同,结果就不一样。加菲尔德提供的六组数据中,起始年份各不相同,截止都在一九九〇年(该文写于这年),截取年限依次为一年、一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三年和十五年,并无章法可循。事实上,一九六一至一九九〇年的三十年间,所有可能截取的年限共有四百六十五种,对应的“高引作者名录”就应该有四百六十五份——而加菲尔德仅仅给出了其中六份,呈样率不到1.3%,对于如此明显的选择性呈现,加菲尔德却没有交代任何理由(哪怕宣称是“随机抽取”)。　　第二,加菲尔德没有说明“高引作者名录”人数的选取标准。因为名单越长,出现诺贝尔奖得主的概率也就越大。加菲尔德的六组数据,名单人数从最初的五十扩大到了后来的一千,却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理由。　　第三,没有明确预测的有效年限。通常,预测事件发生是有时限要求的。加菲尔德六组数据的预测年份截止于一九九〇年,只是因为他的文章写于这一年,这意味着预测的有效期限可能止于任何年份,这完全背离了“预测”的基本要求。　　加菲尔德之后,有学者采用相同路径加入“预测”行列,这些工作对引导学界相信 SCI 论文“高引”可预测诺贝尔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客观上则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帮助SCI推销产品。但对于这种“预测”,学界至今还存在相当大的异议。下面仅举一例:　　学者金格拉斯(Y. Gingras)和华莱士(M. Wallace)二〇一〇年发表一项研究,他们对比物理和化学领域的两组数据:逐年统计一九〇一至二〇〇七年排名前五百的高引作者的被引用情况,和一九〇一至二〇〇七年三百三十位诺奖得主的被引用情况。统计结果显示,一九〇〇至一九四五年间,诺贝尔奖得主在获奖当年的平均被引用次数确实高于其他高引作者,出现一个突出的峰值 但是从一九四六至二〇〇七年,这样的峰值再未出现。这意味着,一九〇〇至一九四五年间,成果引用或许可以看作预测诺贝尔奖的有效风向标,但是从一九四六年以后,试图从“高引作者”中鉴别出诺贝尔奖得主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他们对这种变化提出的解释是:五十年代以来科研人数在急剧增加 同时专业分支在不断细化。如果他们的研究结论成立,那就表明:早在SCI作为一种商品被销售之前的大约二十年,它在“预测诺贝尔奖”这件事上就已经失效了。　　一个对金格拉斯和华莱士两人上述研究结论非常有利的最新证据是:“科学情报研究所”二〇一四年公布的“高引作者名录”中, 尽管包括了多达三千二百一十六位科学人士,但该名录二〇一四年的诺贝尔奖“预测”命中率为零。　　然而这并不妨碍“高引作者名录”继续受学界追捧。因为在“SCI引用”风行整个学界的今天,能进入该名录已经被当成学术水平突出的象征。更何况,鼓吹“预测诺贝尔奖”本来只是加菲尔德当年推销SCI产品时的一个手段,如今时移世易,SCI和“影响因子”的声势已经如日中天,能不能预测诺贝尔奖早已无关紧要了。　　五、ISI“信息帝国”的惊人利润　　在加菲尔德创业之前,美国的科技情报工作,倒是和今天中国公众想象的十分接近 :通常由政府学术机构牵头采集、整理和公布。套用一句今天的时髦话头,可以说是加菲尔德一手开创了科技情报的商业化经营模式。所以《科学》杂志一九七八年的一篇文章中称加菲尔德为“将信息王国建立在脚注上的百万富翁”。　　对加菲尔德而言,1964年投产SCI完全是背水一战的商业冒险。为了弥补资金缺口,他把公司20%的股权以五十万美元价格卖给华尔街风投。老年加菲尔德回顾自己创业时的峥嵘岁月,在一次访谈中告诉记者,当年SCI的发售价格为每份七百美元,它的第一份订单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图书馆,出人意料的是第二份订单——它来自红色中国。　　事实证明,加菲尔德对SCI的产品决策堪称“高风险高收益”。SCI从1964年推向市场到一九七一年,ISI的利润连年以年均27.5% 的幅度增长,随后又开发了十余款新产品,公司业务迅速拓展到全球,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大科技信息服务咨询公司。　　除了SCI和JCR这样的“灵魂产品”,ISI 开发的其他知名产品还包括 :《目录快讯》(CC),一九五六年首次面市,只对管理类期刊进行汇编,翌年起将汇编对象拓展到医药、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学术期刊。作为ISI开发的第一个产品,CC在 SCI出现之前一直是公司最赚钱的产品。《化合物索引库》(Index Chemicus,简称IC),该数据库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新出现化合物的相关研究数据,还可获得重要有机化学期刊对它的评价结果,但一九六〇年推出后一直只赔不赚,然而加菲尔德却对它倾注了巨大热情,手下四名主要副手集体辞职也未能迫使他终止。不过IC如今已成为汤森路透的又一热门产品。　　一九八八年,加菲尔德把“科学情报研究所”超过50%的股权卖给JPT出版公司(JPT Publishing)。一九九二年四月,汤森路透以二点一亿美元价格收购了JPT出版公司。据汤森路透首席运营官说,这项交易主要是为了得到“科学情报研究所”,当时“科学情报研究所在全球拥有三十万客户,每年净利润约为一千五百万美元”。而到了今天,据统计,汤森路透和英国里德?爱斯维尔集团(Reed Elsevier)、荷兰威科集团(Wolters Kluwer),三巨头共占据了全球情报市场份额的90%。　　至于如今汤森路透旗下“科学情报研究所”的盈利规模,笔者姑且披露一所我们熟悉的国内著名“985”高校的有关情况以见一斑: 该校目前订阅了汤森路透七种信息产品:Web of Science(包括SCI、SSCI、A & HCI 等)、JCR、BIOSIS Previews(生物科学数据库)、CC、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德温特专利情报数据库)、Essential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ESI)、ISI Emerging Market(ISI新兴市场信息服务),该校每年为此支付的费用超过两百万元人民币。　　想想全中国有多少所类似的高校,全世界又有多少所类似的高校,而且国外许多高校在购买此类数据库时往往比国内高校更为慷慨,再想想“科学情报研究所”在一九九二年就有三十万客户,就不难想象加菲尔德创建的“信息帝国”如今的盈利规模了。　　上面这段故事,还只是我们打算讲述的关于“影响因子”江湖故事中的第一段。这个故事总体来说好有一比—不知电视剧《琅琊榜》是否已经家喻户晓到如此地步了:加菲尔德就好比学术江湖的梅长苏,“科学情报研究所”就好比学术江湖的江左盟,而他们卖信息赚大钱的行事倒很像琅琊阁 那么“麒麟才子,彼岸加郎”有没有暗中辅佐的靖王殿下呢?至少在客观效果上也是有的,那就是Nature杂志了——但这要且听下回分解。作者：江晓原 穆蕴秋

本文将为您介绍何谓量子效率光谱，以及CIS影像晶片常见的4种制程缺陷。SG-A_CMOS 商用级图像传感器测试仪相较于传统光学检测设备可以提供更精细的缺陷检测资讯，有助于使用者全面了解CIS影像晶片的性能表现。量子效率光谱是CIS影像晶片的关键参数之一，可以反映CIS影像晶片对不同波长下的感光能力，进而影响影像的成像质量。1. 什么是CIS影像晶片的量子效率光谱？CIS影像晶片的量子效率光谱是指在不同波长下，CIS晶片对光的响应效率。物理上，光子的能量与其波长成反比，因此，不同波长的光子对CIS影像晶片产生的响应效率也不同。量子效率光谱可以反映传感器在不同波长下的响应能力，帮助人们理解传感器的灵敏度和色彩还原能力等特性。通常，传感器的量子效率光谱会在可见光波段范围内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波峰和波谷，这些特征也直接影响着传感器的成像质量。2. Quantum Efficiency Spectrum 量子效率光谱可以解析CIS影像晶片内部的缺陷，常见的有下四种：BSI processing designOptical Crosstalk inspectionColor filter quality and performanceSi wafer THK condition in BSI processing3. 透过量子效率光谱解析常见的4种制程缺陷A. 什么是BSI制程？(1) BSI的运作方式BSI全名是Back-Side Illumination．是指"背照式"影像传感器的制造工艺，它相对于传统的"正面照射"(FSI, Front-Side Illumination)影像传感器，能够提高影像传感器的光学性能，特别是在各波长的感光效率的大幅提升。在BSI制程中，像素置于矽基板的背面，光通过矽基板进入感光像素，减少了前面的传输层和金属线路的干扰，提高了光的利用率和绕射效应，进而提高了影像传感器的解析度和灵敏度。(2) 传统的"正面照射"(FSI, Front-Side Illumination)图像传感器的工作方式FSI 是一种传统的图像传感器制程技术,光线透过透镜后,从图像传感器的正面照射到图像传感器的感光面,因此需要在感光面(黄色方框, Silicon)的上方放置一些电路和金属线,这些元件会遮挡一部分光线,降低图像传感器的光量利用率,影响图像的品质。相对地,BSI 技术是在感光面的背面,也就是基板反面制作出感光元件,让光线可以直接进入到感光面,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光量利用率,提高图像的品质,并且不需要额外的电路和金属线的遮挡,因此也可以实现更高的像素密度和更快的图像读取速度。(3) 为什么BSI工艺重要?BSI工艺是重要的制造技术之一,可以大幅提升CIS图像传感器的感光度和量子效率,因此对于低光照环境下的图像采集有很大的帮助。BSI工艺还可以提高图像传感器的分辨率、动态范围和信噪比等性能,使得图像质量更加优良。由于现今图像应用日益广泛,对图像质量和性能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BSI工艺在现代图像传感器的制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BSI 技术已成为图像传感器的主流工艺技术之一,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高阶图像产品中。(4) 量子效率光谱如何评估BSI工艺的好坏如前述,在CIS图像芯片的制造过程中,不同波长的光子对于图像芯片的感光能力有所不同。因此,量子效率光谱是一种可以检测图像芯片感光能力的方法。利用量子效率光谱,可以评估BSI工艺的好坏。Example-1如图,TSMC使用量子效率光谱分析了前照式FSI和背照式BSI两种工艺对RGB三原色的像素感光表现的差异。结果表明,BSI工艺可以大幅提高像素的感光度,将原本FSI的40%左右提高到将近60%的量子效率。上图 TSMC利用Wafer Level Quantum Efficiency Spectrum(量子效率光谱)分析1.75μm的前照式FSI与背照式BSI两种工艺对RGB三原色的像素在不同波长下的感光表现差异。由量子效率光谱的结果显示,BSI工艺可以大幅提升像素的感光度,将原本FSI的40%左右提高到将近60%的量子效率。(Reference: tsmc CIS)。量子效率光谱的分析可以帮助工程师判断不同工艺对感光能力的影响,并且确定BSI工艺的优势。(5) 利用量子效率光谱分析不同BSI工艺工艺对CIS图像芯片感光能力的影响Example-2 如上图。Omnivision 采用Wafer Level Quantum Efficiency Spectrum量子效率光谱分析采用TSMC 65nm工艺进行量产时,不同工艺工艺,对CIS图像芯片感光能力的影响。在1.4um像素尺寸使用BSI-1工艺与BSI-2的量子效率光谱比较下,可以显著的判断,BSI-2的量子效率较BSI-1有着将近10%的量子效率提升。代表着BSI-2的工艺可以让CIS图像芯片内部绝对感光能力可以提升10%((a)表)。此外,量子效率光谱是优化CIS图像芯片制造的重要工具。例如,在将BSI-2用于1.1um像素的工艺中,与1.4um像素的比较表明,在蓝光像素方面,BSI-2可以提供更高的感光效率,而在绿光和红光像素的感光能力方面,BSI-2的效果与1.4um像素相似。另外,Omnivision也利用量子效率光谱分析了TSMC 65nm工艺中不同BSI工艺工艺对CIS图像芯片感光能力的影响,发现BSI-2可以提高近10%的量子效率,从而使CIS图像芯片的感光能力提高10%。将BSI-2工艺用于1.1um像素的制造,并以量子效率光谱比较1.4um和1.1um像素。结果显示,使用BSI-2工艺的1.1um像素,在蓝色像素方面具有更高的感光效率,而在绿色和红色像素的感光能力方面与1.4um像素相近。这个结果显示,BSI-2工艺可以在保持像素尺寸的前提下提高CIS图像芯片的感光能力,进而提高图像质量。因此,利用量子效率光谱比较不同工艺工艺对CIS图像芯片的影响,可以为CIS制造优化提供重要参考。上图 Omnivision采用了Wafer Level Quantum Efficiency Spectrum量子效率光谱,以分析TSMC 65nm工艺在量产时,不同工艺工艺对CIS图像芯片感光能力的影响。通过这种光谱分析技术,Omnivision能够精确地判断不同工艺工艺所产生的量子效率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出如何优化CIS图像芯片的感光能力。因此,Wafer Level Quantum Efficiency Spectrum量子效率光谱分析是CIS工艺中一项重要的技术,可用于协助提高CIS图像芯片的质量和性能。(Reference: Omnivision BSI Technology.)B. Optical Crosstalk Inspection(1) 什么是Optical Crosstalk?CIS的optical cross-talk是指光线在图像芯片中行进时,由于折射、反射等原因,导致相邻像素之间的光相互干扰而产生的一种影响。(2) 为什么Optical Crosstalk的检测重要?在CIS图像芯片中,optical crosstalk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会影响图像的品质和精度。optical crosstalk是由于像素之间的光学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导致相邻像素的光信号互相干扰,进而影响到像素之间的区别度和对比度。因此,降低optical cross-talk是提高CIS图像芯片品质的重要目标之一。(3) 如何利用QE光谱来检测CIS 的Crosstalk?量子效率(QE)光谱可用于检测CMOS图像传感器(CIS)的串音问题。通过测量CIS在不同波长下的QE,可以检测CIS中是否存在串音问题。当CIS中存在串音问题时,在某些波长下可能会观察到QE异常。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降低串音,例如优化CIS设计或改进工艺。缩小像素尺寸对于高分辨率成像和量子图像传感器是绝对必要的。如上图,TSMC利用45nm 先进CMOS工艺,来制作0.9um 像素用于堆叠式CIS。而optical crosstalk光学串扰对于SNR与成像品质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TSMC采用了一种像素工艺,来改善这种optical crosstalk光学串扰。结构如下图。结构(a)是控制像素。光的路径线为ML(Microlens)、CF (Color Filter)、PD(Photodiode, 感光层)。而在optical crosstalk影响的示意图,如绿色线的轨迹。光子由相邻的像素单元进入后,因为多层结构的折射,入射到中间的PD感光区,造成串扰讯号。TSMC设计结构(b) “深沟槽隔离(DTI)" 技术是为了在不牺牲并行暗性能的情况下抑制光学串扰。由(b)可以发现,DTI所形成的沟槽可以隔离原本会产生光学串扰的光子入射到中间的感光Photodiode区,抑制了串扰并提高了SNR。像素的横截面示意图 (a) 控制像素 (b)串扰改善像素。Wafer Level Quantum Efficiency Spectrum of two different structure CISs. 在该图中,展示了0.9um像素的量子效率光谱,其中虚线代表控制的0.9um像素(a),实线代表改进的0.9um像素(b)。由于栅格结构的光学孔径面积略微变小,因此光学串扰得到了极大的抑制。光学串扰抑制的直接证据,在量子效率光谱上得到体现。图中三个黄色箭头指出了R、G、B通道的串扰抑制证据。蓝光通道和红光通道反应略微下降,但是通过新开发的颜色滤光片材料,绿光通道的量子效率得到了提升。利用Wafer Level Quantum Efficiency Spectrum技术可以直接证明光学串扰的抑制现象。对于不同的CIS图像芯片,可以通过量子效率光谱测试来比较它们在不同波长下的量子效率响应,进而分辨optical crosstalk是否得到抑制。上图展示了0.9um像素的量子效率光谱,其中虚线代表控制的0.9um像素(a),实线代表改进的0.9um像素(b)。由于栅格结构的光学孔径面积略微变小,因此光学串扰得到了极大的抑制。光学串扰抑制的直接证据,在量子效率光谱上得到体现。图中三个黄色箭头指出了R、G、B通道的串扰抑制证据。C. Color filter quality inspection(1) 什么是CIS 的Color filter？CIS的Color filter是一种用于CIS图像芯片的光学滤光片。它被用于调整图像传感器中各个像素的光谱响应,以便使得CIS图像芯片可以感测和分离不同颜色的光,并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Color filter通常包括红、绿、蓝三种基本的色彩滤光片。而对于各种不同filter排列而成的color filter array (CFA),可以参考下面的资料。最常见的CFA就是Bayer filter的排列,也就是每个单元会有一个B、一个R、与两个G的filter排列。Color filter在CIS图像芯片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质量直接影响着图像的色彩再现效果。为了确保Color filter的性能符合设计要求,需要进行精确的光谱分析和质量检测。透过率光谱可以评估不同Color filter的光学性能 量子效率光谱可以检测Color filter与光电二极管的匹配程度。只有通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保证CIS芯片输出优质的图像。图 Color filter 如何组合在“Pixel"传感器中。一个像素单位会是由Micro Lens + CFA + Photodiode等三个主要部件构成。Color filter的主要作用是将入射的白光分解成不同的色光,并且选择性地遮挡某些色光,从而实现对不同波长光的选择性感光。(2) 为什么Color filter的检测重要?在CIS图像芯片中,每个像素上都会有一个color filter,用来选择性地感光RGB三种颜色的光线,从而实现对彩色图像的捕捉和处理。如果color filter的性能不好,会影响像素的感光度和光谱响应,进而影响图像的品质和精度。因此,优化color filter的性能对于提高CIS图像芯片的品质至关重要。Color filter 的检测是十分重要的,因为color filter 的品质和稳定性会直接影响到CIS 图像芯片的色彩精确度和对比度,进而影响整个图像的品质和清晰度。如果color filter 存在缺陷或不均匀的情况,就会导致图像中某些颜色的偏移、失真、色彩不均等问题。因此,对color filter 进行严格的检测,可以帮助制造商确保其性能和品质符合设计要求,从而提高CIS 图像芯片的生产效率和产品的可靠性。(3) 如何利用QE光谱来检测CIS 的Color filter quality?CIS的Color filter通常是由一种称为“有机色料"(organic dyes or pigments)的物质制成,这些有机色料能够选择性地吸收特定波长的光,以产生所需的颜色滤波效果。这些有机色料通常是透过涂布技术将它们沉积在玻璃或硅基板上形成彩色滤光片。量子效率(QE)光谱可以测量CIS在不同波长下的感光度,从而确定Color filter的品质和性能。正常情况下,Color filter应该能够适当地分离不同波长的光,并且在光学过程中产生较小的串扰。因此,如果在特定波长下的量子效率比预期值低,可能是由于Color filter的品质或性能问题引起的。通过对量子效率 (QE)光谱的分析,可以确定Color filter的性能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并提前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TSMC利用Wafer Level Quantum Efficiency Spectrum晶片级量子效率光谱技术,对不同的绿色滤光片材料进行检测,以评估其对CIS图像芯片的感光能力和光学串扰的影响。如上图,TSMC的CIS工艺流程利用Wafer Level Quantum Efficiency Spectrum的光谱技术,针对不同的绿色滤光片材料进行检测,以评估其对CIS图像芯片的感光能力和光学串扰的影响。晶圆级量子效率光谱显示了三种不同Color filter材料(Green_1, Green_2和Green_3)的特性。透过比较这三种材料,可以发现:(1) 主要绿色峰值位置偏移至550nm(2) 绿光和蓝光通道的optical crosstalk现象显著降低(3) 绿光和红光通道的optical crosstalk现象显著增加。通过对量子效率(QE)光谱的分析,可以确定Color filter的性能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并提前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以确保滤光片材料的特性符合设计要求,并且保证图像的品质和精度,提高CIS图像芯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D. Si 晶圆厚度控制(1) 什么是Si 晶圆厚度控制?当我们在制造BSI CIS图像芯片时,需要使用一种称为"减薄(thin down)"的工艺来将晶圆变得更薄。这减薄后的晶圆厚度会直接影响CIS芯片的感光度,因此晶圆的厚度对图像芯片的感光性能和质量都有很大的影响。为了确保图像芯片能够正常工作,我们需要使用"Si 晶圆厚度控制"工艺来精确地控制晶圆的厚度。这样可以确保我们减薄出来的晶圆厚度能够符合设计要求,同时也可以提高图像芯片的产品良率。BSI的流程图。采用BSI工艺的CIS图像芯片,会有一道重要的工艺“减薄"(Thin down), 也就是将晶圆的厚度减少到一定的程度。(2) Si 晶圆厚度控制工艺监控中的量子效率检测非常重要在制造CIS芯片时,Si 晶圆厚度控制工艺的控制对于芯片的感光度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透过量子效率光谱来观察,确保减薄后的CIS芯片拥有相当的光电转换量子效率。减薄后的晶圆会有一个最佳的厚度值,可以确保CIS芯片拥有最佳的光电转换量子效率。使用450nm、530nm和600nm三种波长,可以测试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的量子效率。实验结果显示了不同减薄厚度的CIS在蓝光、绿光、红光通道的量子效率值的变化。减薄厚度的偏差会对CIS的感光度产生直接的影响,进而影响量子效率的值。因此,量子效率的检测对于Si 晶圆厚度控制工艺的监控至关重要,以确保制造的CIS芯片具有稳定和一致的质量。下图显示了在不同减薄厚度下CIS图像芯片在蓝、绿、红三个光通道的量子效率值变化。蓝光通道的量子效率值是利用450nm波长测量的,当减薄后的厚度比标准厚度多0.3um时,其量子效率值会由52%下降至49% 当减薄后的厚度比标准厚度少0.3um时,蓝光通道的量子效率只略微低于52%。红光通道的量子效率值是利用600nm波长测量的,发现红光通道的表现在不同厚度下与蓝光通道相反,当减薄后的厚度比标准厚度少0.3um时,红光通道的量子效率显著地由44%下降至41%。在较厚的条件(+0.3um)下,红光通道的量子效率并没有显著的变化。绿光通道的量子效率值是以530nm波长测量的,在三种厚度条件下(STD THK ± 0.3um),绿光通道的量子效率没有显著的变化。利用不同的Si晶圆厚度(THK)对CIS图像芯片的量子效率进行测试,测试波长分别为600nm、530nm和450nm,并且针对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的量子效率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在绿光通道方面,Si晶圆厚度的变化在±0.3um范围内,530nm波段的量子效率并未有明显变化。但是,在红光通道方面,随着Si晶圆厚度的下降,量子效率会有显著的下降。而在蓝光通道450nm的情况下,量子效率会随着Si晶圆厚度的下降而有显著的下降。这些结果表明,Si晶圆厚度对于CIS图像芯片的量子效率有重要的影响,且不同通道的影响程度不同。因此,在制造CIS图像芯片时需要精确地控制Si晶圆厚度,以确保产品的质量和性能。

p　　日前，人工智能搜索引擎Semantic Scholar(意为语义学者)评选出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生物医学领域学者Top10排名，这些科学家来自各大高校、部门机构和药企，涵盖了遗传学、神经科学、免疫学、药代动力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以下为具体排名：/pp　　1. Eric Lander/pp　　麻省理工学院(遗传学)/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title="01.jpg" style="HEIGHT: 281px WIDTH: 450px" border="0" hspace="0"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11/noimg/70983cc8-3518-4942-a774-73553e0c4b08.jpg" width="450" height="281"//pp　　Eric Lander ，数学家和遗传学家，1978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81年以罗德学者的身份获得牛津大学数学博士学位，40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990年创办了怀海德研究所的基因组中心，是基因组测序的先驱，在人类基因组测序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是美国科学界最有影响的人之一。/pp　　2. Karl Friston/pp　　伦敦大学学院(神经科学)/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title="02.jpg" style="HEIGHT: 306px WIDTH: 300px" border="0" hspace="0"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11/noimg/50d99a80-f6ce-45a5-aff5-3b742b61fb16.jpg" width="300" height="306"//pp　　Karl Friston，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维康基金会神经造影中心教授、维康基金会首席研究员，他通过统计参数映象和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对脑成像数据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曾获得2017年度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pp　　3. Raymond Dolan/pp　　伦敦大学学院(神经科学)/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title="03.jpg" style="HEIGHT: 326px WIDTH: 300px" border="0" hspace="0"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11/noimg/b07516c7-9a9c-434d-a55f-9bf0a50fa52b.jpg" width="300" height="326"//pp　　Raymond Dolan同样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维康基金会神经造影中心，他对阐明情绪的神经机制，以及情绪对认知和决策的影响做出了重要的研究贡献。/pp　　4. Shizuo Akira(审良静男)/pp　　大阪大学(免疫学/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title="04.jpg" style="HEIGHT: 288px WIDTH: 300px" border="0" hspace="0"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11/noimg/deaf738a-3fdc-4e8a-bb57-9c3c38800bbc.jpg" width="300" height="288"//pp　　审良静男，日本医学家、医学博士、大阪大学教授，免疫学权威，他在Toll受体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发现TLR能识别一群不相关的源于微生物的分子，并曾获得2004年的Robert Koch Prize，2006年的William B. Coley Award，2010年的Keio Medical Science Prize。/pp　　5.David Botstein/pp　　Calico公司 (生物学)/pp　　/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title="05.jpg" style="HEIGHT: 395px WIDTH: 300px" border="0" hspace="0"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11/noimg/15fee609-6393-4368-8d16-cd3184e14d5e.jpg" width="300" height="395"//pp　　David Botstein，普林斯顿大学Lewis-Sigler Institute of Integrative Genomics主任，1978年，David Botstein开创核酸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技术，用于标志不同个体间的基因差别，为后来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奠定了基础。在斯坦福大学，通过与另一位科学家的合作，他使得大规模的生物芯片研究在技术领域几乎家喻户晓。目前，他自己的实验室以酵母为研究对象，在绘制目前最完备的物种生物信息数据库中发挥了核心作用，David Botstein曾获得美国最高生物医学奖第十届阿尔巴尼医学中心奖。/pp　　6.Dennis Smith/pp　　辉瑞公司 (药代动力学)/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title="06.jpg" style="HEIGHT: 323px WIDTH: 300px" border="0" hspace="0"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11/noimg/57587abc-2e70-49b0-a6c4-8442f1b119e6.jpg" width="300" height="323"//pp　　Dennis Smith，辉瑞全球研发中心药代动力学研究室前负责人，药物代谢方面的专家，致力于研发更安全更有效的药物。他参与研发了 8 种美国 FDA 批准的全新化学实体药物(NCEs)，并发表了超过 100 篇的论文。/pp　　7. Eugene Koonin/pp　　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生物信息学)/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title="07.jpg" style="HEIGHT: 330px WIDTH: 300px" border="0" hspace="0"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11/noimg/8aa9da7e-2aae-4eab-8130-6a7dc6bf36c5.jpg" width="300" height="330"//pp　　Eugene Koonin，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国立医学图书馆 (NLM) 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NCBI) 的资深研究员，美国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因组序列比对分析以及全基因组范围的基因功能解析，他还对生命进化过程中的数学建模分析有巨大贡献，是基因组进化研究领域的领头羊，国际生物信息学界的大牛。/pp　　8. Walter Willett/pp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title="08.jpg" style="HEIGHT: 429px WIDTH: 300px" border="0" hspace="0"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11/noimg/9dab5a15-34c0-4bd0-b7cf-d0a3fa561979.jpg" width="300" height="429"//pp　　Walter Willett，医学博士、国际著名营养学家，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主任，美国科学院医学院院士，Walter Willett对膳食、营养与慢性疾病关系的研究成果引人瞩目，已发表科研论文1000余篇，主要集中在生活方式对心脏疾病、癌症的风险因素，此外还撰写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营养流行病教科书，面向普通大众。他撰写的哈佛大学健康饮食指南曾经是最为畅销的书籍之一，被世界公认为临床医学界最为知名的五名专家之一。/pp　　9.Rudolf Jaenisch/pp　　麻省理工学院(遗传学)/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title="09.jpg" style="HEIGHT: 435px WIDTH: 300px" border="0" hspace="0"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11/noimg/958d11f2-0656-43be-888f-319ad56dadf3.jpg" width="300" height="435"//pp　　Jaenisch，分子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干细胞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也是怀特黑德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曾经担任过国际干细胞学会的主席，其在一系列的领域做出了有影响的工作，包括基因敲除小鼠、表观遗传学研究、核移植、iPS等，解决了这些领域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pp　　10.Bert Vogelstein/pp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肿瘤学)/p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title="10.jpg"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11/noimg/341197f0-bed4-4ea9-b146-5be7f39d9c87.jpg"//pp　　Bert Vogelstein，癌症基因组学领域的先驱，基于对大肠癌的研究，他于1988年提出一个人类癌症模型，假设连续积累的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突变可以导致癌症，p53是首个印证这一假说的基因，1991年他与人合作发现了另一抑癌基因APC，为癌症领域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pp　　不过，这份排名因为没有女科学家上榜而招致了质疑，有的研究人员甚至怀疑这样的结果反映出 Semantic Scholar 的算法有性别偏差，不过也有人认为这反映出的是长久以来生物医学乃至科学出版界对女性的差异对待。/pp　　对此，负责监督 Semantic Scholar项目的AI2高级产品经理Marie Hagman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认为，这份‘高影响力引用分析’中前十名作者没有女性，恰恰反映出了人们诟病已久的科学出版行业内的‘发表偏倚’，这一问题也是现今全球对话关于性别议题的重点内容。”/pp　　Semantic Scholar创建于2015年，是一家非营利组织，由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 艾伦于创立，其旨在解决信息超载问题，最初集中于计算机科学，去年扩大到神经科学，可以分析数百万篇生物医学论文，总共搜索的学术论文接近4000万篇，每月的平均使用量已经达到百万次。去年，该程序还增添了新功能，能根据“有影响力的引文”来衡量研究人员和组织的影响力。/pp　　报道称，科学文献大概每9年翻一番，但大多数有用信息被遗忘在PDF的某处，以生物医学为例，这些被遗忘的信息很可能有助改善或拯救人类的生命。尽管已经有了许多学术搜索引擎，但其只能为特定领域的专家服务，而探索不同领域之间联系却经验不足，Semantic Scholar正是为跨界学者提供新发现和新联系的智能化搜索手段。/pp　　不过，Semantic Scholar也有其局限性，无法捕获需要付费的论文，对此，开发团队也正在和出版商们协商，讨论他们能在何种程度上达成对付费论文的访问。/p

“珩”星虽陨，光耀长存。2021年7月21日是王大珩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日子，中国仪器仪表学会联合中国光学学会、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特别召开了王大珩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仪器信息网作为本次会议的支持媒体参加并报道了此次研讨会，并在会前采访到了中国工程院金国藩院士。金院士谈及与王大珩先生的交往，频频提到王大珩先生凡事都从国家利益出发。对于国家科学仪器的发展，金国藩院士提出了要有创新精神、重视基础研究以及要将科研成果落到实处。回忆王大珩先生，凡事从国家利益出发金国藩院士回忆与王大珩先生的过往，讲述了这样三件小事：两位院士曾数次一同出差，而面对条件不同的宾馆时，王大珩先生首先想到的不是自身的舒适与安逸，而是为国家省钱，住在条件相对较差但是更便宜的宾馆；王大珩先生没有只关注自己擅长的光学领域，而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提出如“大飞机”这样战略高度的建设性意见，并且不在意他人的非议；为扩大我国科研成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王大珩先生最初联系美籍华裔帮忙，与此同时号召国内同行积累人脉资源，慢慢地形成了中国人完全独立自主召开国际会议的局面。金国藩院士这样评价：“大珩先生一切为了党，一切为了人民。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金国藩院士谈科学仪器发展，要勇于创新、重视基础、将科研成果落到实处对于国家科学仪器的发展，金国藩院士提出了要从创新精神、重视基础研究以及将科研成果落到实处三个角度出发。金国藩院士说：“如果没有创新，总跟着其他国家后面跑，那我们国家就不可能成为一等强国！我国在慢慢从弱国变成一个强国，就一定要在科技上领先！”金国藩院士回忆道，王大珩先生带着他以及其他十个科学家给中央领导写信，希望能够重视中国自主生产的仪器。这个建议被科技部重视，进而开启了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金院士也参与了部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金院士说自己能明显感受到国产仪器与进口仪器仍有差距，主要是在稳定性和可靠性两个方面。今年，李克强总理曾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去调研，李克强总理强调要重视基础研究，国家政策导向就是重视国产科学仪器的研发工作。金国藩院士说，“科学仪器，要从根本上来抓。只有把基础打好了，才能做好科学仪器的研发。”金国藩院士说当前科研工作集中在发表文章上，文章都在冲击高影响因子的杂志。而实际上，这些高影响因子杂志里面的文章，大多也只是有原始性的创新，很多内容是无法形成技术成果的。所以金院士提出，做科研工作，不能停留在发文章上面。这也对应了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金国藩院士因此特别提到，科技工作要和企业相结合，做出针对仪器和生产有好处的成果。更多内容请看：王大珩先生虽然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对国家科学仪器行业带来的深远影响，他对国家战略布局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他牵头组织建立的科研院所和高校，仍然历历在目！以大珩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的科学家精神一直在影响着整个科学仪器行业、乃至整个科学界的人，在不断地传承。

p　　中国学者无论在什么期刊上发表论文，都能得到现金奖励——这是国外学术圈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国外学者一些对此嗤之以鼻：如果科研是对真理的探求，应当和私欲撇清关系。然而当我们面对现实——中国科研论文的数量近年来飞速蹿升，其中不乏高质量成果，难免提出疑问：“有奖科研”具体是怎么进行的，现金奖励对学术发展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pp　　2017年7月4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全薇(Wei Quan)、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陈必坤(Bikun Chen)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信息研究学院博士生舒非(Fei Shu)共同在论文预印本平台 arXiv 上发表了论文《发文赚钱还是忍受穷困：中国科研界论文奖金制度调查报告(1999-2016)》(“Publish or impoveris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monetary reward system of science in China (1999-2016)”)。他们从中国1200多所大学中挑选了100所样本大学，统计了这些高校对发表在8份高影响因子期刊上的论文所做出的金钱奖励，得出了首份对中国“有奖科研“的系统化调查报告。论文引发海外媒体的关注。《麻省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的记者戏称道，奖金制度无疑传达出了一种“短期利益至上的商业精神” 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高校对高影响因子论文的奖励，将为整个科学界的未来带来重大影响。”/pp　　所以，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奖金制度?它的真相究竟如何?科研圈在此梳理了《发文赚钱还是忍受穷困：中国科研界论文奖金制度调查报告(1999-2016)》(以下简称为《中国论文奖金调查》)的主要内容。/pp　　2017年7月4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全薇(Wei Quan)、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陈必坤(Bikun Chen)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信息研究学院博士生舒非(Fei Shu)共同在论文预印本平台 arXiv 上发表了论文《发文赚钱还是忍受穷困：中国科研界论文奖金制度调查报告(1999-2016)》(“Publish or impoveris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monetary reward system of science in China (1999-2016)”)。他们从中国1200多所大学中挑选了100所样本大学，统计了这些高校对发表在8份高影响因子期刊上的论文所做出的金钱奖励，得出了首份对中国“有奖科研“的系统化调查报告。论文引发海外媒体的关注。《麻省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的记者戏称道，奖金制度无疑传达出了一种“短期利益至上的商业精神” 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高校对高影响因子论文的奖励，将为整个科学界的未来带来重大影响。”/pp　　所以，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奖金制度?它的真相究竟如何?科研圈在此梳理了《发文赚钱还是忍受穷困：中国科研界论文奖金制度调查报告(1999-2016)》(以下简称为《中国论文奖金调查》)的主要内容。/ppstrong“按篇计价”拿现金，中国特色其实是非主流？/strong/pp　　用货币奖励科研成果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早在18世纪就已经存在。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 金· 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提出了一种较为完善的“认可模型(recognition model)”。他认为，科学界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组织，有自己的架构、基准和价值观。如果这样一种机构能够及时鼓励和奖赏它的成员(科研人员)，那么成员便会有更强的欲望去展现自己的成果——前提是，这些成果足以得到整个组织的认可(Merton,1973)。即便如此，奖金制度仍然是科研界的“非主流”，并未在全球范围内普及。人们认为，只有极少数的精英学者才配得上这样的奖赏，因此它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钱财的数额(Zuckerman,1992)。/pp　　90年代初，奖金制度被引入中国，也因此成为一种“中国特色”。中国学者可以根据发表论文的篇数及重要性，以现金形式领取相应的奖励。《中国论文奖金调查》的作者全薇等研究者将该模式称为“按篇计价(cash-per-publication)“。如此一来，发表论文不再仅仅是为荣誉而战，而是为了赚更多的钱(Sun & Zhang, 2010 L. Wang, 2016)。然而发表一篇论文具体能够获得多少奖金，却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奖金的多寡因大学而异，更确切地说，是因大学的等级而异——甚至有的大学将其视为内部信息，对外严格保密。因此他们在该调查报告中指出：“在中国，想要完整地调查奖金制度的全貌是非常困难的。”/ppstrong高校间的“贫富差距”/strong/pp　　研究作者认为，将高校按照传统意义上的一、二、三本进行区分的方式未免过于简单粗暴。因此他们采用了金字塔模型，将中国高校分为了三组：第一梯队(Tier 1)、第二梯队(Tier 2)和第三梯队(Tier 3)。其中，全国39所“985”高校被列为第一梯队，73所“211”高校为第二梯队。余下所有高校都被归入第三梯队。/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color: rgb(153, 153, 153) "img alt=""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8/uepic/086b7bf4-23a2-4c99-b382-a1ee7053ed2d.jpg"/br//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color: rgb(153, 153, 153) "中国大学被分为三组：第一梯队（985高校），第二梯队（211高校）及第三梯队（其他高校）。/span/pp　　在此基础上，他们统计了2002~2015年间各梯队高校所获研究经费的增长趋势。虚线代表第一、二梯队(重点高校)的总和，实线代表的是第三梯队(普通高校)的总和。从下图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别——2015年112所重点高校获得的研究经费超过了1亿美元，几乎是1124所普通高校的10倍。/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color: rgb(153, 153, 153) "img alt=""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8/uepic/0879cf5a-72d6-46a6-924c-442407fa3c2c.jpg"/br//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color: rgb(153, 153, 153) "2002-2015间重点高校和普通高校年均科研资金对比图/span/ppstrong一篇Nature价值6.3万美元？/stron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color: rgb(153, 153, 153) "/span/pp　　接下来，调查者们从全国1236所高等院校中选取了100所作为研究对象，这其中包括25所“985”高校，33所“211”高校及42所其他高校。然后用地理位置对这100所样本院校做了更细致的定位。他们将全国划分为七个地理区域，即北部、东北部、西北部、中部、东部、西南部和南部地区。其中南部的“985”高校仅有两所，无法做到随机取样。不仅如此，在一些高校总数较少的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除了高校自身的保密机制，地域限制也会对这项研究的可靠性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color: rgb(153, 153, 153) "img alt=""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8/uepic/eeb4075a-03ff-4370-b775-40a19fb26dca.jpg"/br//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color: rgb(153, 153, 153) "取样高校组别及区域分布表。括号前和括号内的数字分别代表该区域内的取样高校和全部高校的数量/span/pp　　这100所样本高校总共有168种论文奖金制度，其中浙江大学就拥有多达5种的不同政策。虽然同一所高校可能采用多种制度，它们仍然可以被总结为四大类：/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alt=""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8/uepic/b24ccedd-6010-4a85-b986-636e1016661b.jpg"//pp　　在这100所被选作研究样本的高校中，分别有33所、49所、99所和15所院校采用以上四种形式。然而在90年代初期，国内所有高校都只有单一奖金制。直到2008年，这四种制度才全部出现。从下图可以看出每种制度在1999-2016年间的比例变化。JCR 奖励制从2013年起后来居上，成长为目前国内的主流制度，截止2016年它被全国将近60%的高校采用。/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color: rgb(153, 153, 153) "img alt=""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8/uepic/aa0eb4e4-e740-463b-8e07-b3f25a165a86.jpg"/br//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color: rgb(153, 153, 153) "四种奖金制度所占比例的发展趋势（1999-2016）/span/pp　　那么，问题出现了：发表在哪些期刊上的论文会得到高校的青睐，从而获得令人垂涎的高额奖金呢?全薇等研究者调查了2008-2016年间中国高校对8份极具代表性的知名期刊开出的奖励金额，并做出了一张奖金汇总表，列举了8年间高校奖励给第一作者的平均奖金总额，以美元为单位。正是这张“悬赏令”引起了国外学术界以及媒体的震惊。这8份期刊分别为：《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被研究者合并为一组)、《美国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公共科学图书馆· 综合》(PLOS One)、信息技术领域顶级期刊《管理信息系统季刊》(MIS Quarterly)及《美国信息科技学会会刊》(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JASIST)、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类期刊《文献学杂志》(Journal of Documentation)、《图书馆高新技术》(Library Hi Tech)以及《国际图书馆和情报服务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LIBRI)。不难看出，《自然》和《科学》的奖励金额以绝对优势雄踞榜首，并且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 而一些被国内学者戏称为“水刊”的《公共科学图书馆· 综合》,《国际图书馆和情报服务杂志》等期刊的奖励金额则随着中国学者发表文章数量的逐年增多而下降。/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color: rgb(153, 153, 153) "img alt=""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8/uepic/b2d43696-fc3f-47ac-a964-5db38c24ad6a.jpg"/br//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color: rgb(153, 153, 153) "2008-2016年间中国高校为高影响因子论文颁发的平均奖金。/span/pp　　以浙江大学为例，研究者统计了从2002到2015年论文奖金总额的变迁。可以看到，部分期刊从2010年后便不再符合获奖条件，然而另一方面，《自然》和《科学》的“悬赏”却高居不下，并由3万美金(2010)涨至了4.5万美金(2015)。并且从2005年起，如果论文被发表在《自然》和《科学》，所有作者都可获奖金。对于其余的期刊，浙江大学只会为第一作者颁发奖金。/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color: rgb(153, 153, 153) "img alt=""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8/uepic/a8a122bb-41ef-4354-82bc-48a9a886659c.jpg"/br//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color: rgb(153, 153, 153) "浙江大学论文奖金总额在2002-2015年间变化/span/pp　　那么，不同等级的大学针对同一期刊论文颁发的奖金又有什么不同呢?按照此前划分的三个梯队，全薇等研究者统计了在2016年每发表一篇论文，第一作者所能获得的平均金额。第三梯队高校对《自然》和《科学》论文的悬赏高达6.3万美元，远超于第一梯队，也就是“985”高校愿意支付的金额(3.8万美元)。而对于 LIBRI 论文，这一2.5万美元的“差价”则缩小到了400美元左右。/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color: rgb(153, 153, 153) "img alt=""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8/uepic/8526aab9-8533-43ec-b168-c80b97c66dc0.jpg"/br//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color: rgb(153, 153, 153) "各梯队高校于2016年对发表于高影响因子期刊论文的平均奖金对比/span/ppstrong用论文挣钱真的是歪门邪道？/strong/pp　　毋庸置疑，奖金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它对中国科研界产生的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研究者首先肯定了奖金制度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有效推动，以及为中国科研群体带来的巨大福利：“中国大学教师年收入的平均水平约为8600美元，新上任的年轻教职工年收入则仅有3100美元(Altbach, 2012)。对于这样一个‘低收入’群体来说，‘按篇计价’的奖金制度极具吸引力。试想一下，发表一篇 JASIST 就相当于获得了一整年的工资。而对于低年资的高校教职工来说，一篇《自然》可以抵得上同行们20年的血汗钱。”——他们认为教授们对薪资的迫切需求，正是高额论文奖金在中国盛行近20年的一大原因。/pp　　另一方面，以“钱”作为驱动力的事业大多难逃争议。研究者指出，论文奖金终究只是身外之物：“它是来自外部的动力，而非发自内心的渴望.??它让发表论文的目的变成了挣钱，而不是为了传播科学知识，更不是为了让自己的成果得到学界的认可。“调查报告中提到了黑龙江大学一位高(音)姓教授的例子：该教授在一本名为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的刊物上发表了279篇论文，以此获得了黑龙江大学2004-2009年间所发论文奖金总额的一半以上。可是高教授在这五年间做出的唯一成果就是在实验室里发现了一种新的晶体结构。他自始至终都围绕着同一个东西在同一个期刊上发表论文，为的是“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奖金”。比起进行一项不太能获奖的长期研究，高教授的做法显然更经济实惠。不仅如此，诸如抄袭论文、虚报成果、代笔、假论文等等学术欺诈在中国日益嚣张。研究者通过检索 Web of Science 发现，对中国学者的论文做出的修订由1996年的2次增加到了2016年的1234次，“创历史新高”。为了达到目的罔顾论文质量，这也是高额奖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pp　　好消息是，这项调查显示，尽管问题重重，中国奖金制度仍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着：985和211高校逐渐将重心从论文数量转移到了论文质量 不同模式的奖励制度共存有助于大学给出更加恰当的奖励，比如有的大学放弃使用JIF奖金制或引用次数制度，改为采用更有效的 JCR 奖金制 第三梯队的大学正通过提高悬赏，鼓励研究人员发表更高水准的论文。也有评论认为，将学术发表透明化，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论文现金奖励制度带来的争议：科学界应该做出规定，要求研究者们在投稿时就做出声明——“作者确实会因研究论文的发表而获得经济利益。”/pp　　需要注意的是，这项调查报告发布于预印本平台，尚未得到第三方的审查与核实，其内容仍然有待完善。而由于部分中国高校拒绝将论文奖励制度公之于众，调研结果的完整性也可能引起质疑。/pp style="text-align: right "　　编译：刘思婕，编辑：魏潇 吴兰/p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简称“中飞院”，创建于1956年，是中国民用航空局直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是中国民用航空局与四川省共建高校。学院作为中国民航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主力高校，经过6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已成为全球民航职业飞行员培养规模在世界民航有着较高影响力的高等学府。中国民航70%以上的飞行员、80%以上的机长毕业于此，被称为“中国民航飞行员的摇篮”。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选购我司HS-DR-5快速导热系数测试仪，现已安装，调试完毕。HS-DR-5快速导热系数测试仪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杨卫：打开创新之源的“水龙头”要点速读：助力基础研究发展，科研评价体系有着“指挥棒”的作用，长远来看，这一点对于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青年科研人才尤为关键。在如何鼓励青年人在这一探索中出类拔萃，是科研管理工作者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杨卫院士认为：一是对多数科研人员，要坚持在创新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评价体系不宜变动过快；二是应该鼓励竞争者之间的合作和合作中的竞争，青年科研人才之间要釆取“狼群”结构，向外发力；三是人才称号不要过度地与利益挂钩；四是青年科研人才特别是90后代表着建构在新一代研究手段上的科研，应尽可能地满足他们对科研条件的更大期待；五是不要将自由探索与需求导向对立起来，要给各种类型的青年科研人员留下有学术尊严的发展空间。当前，我国拥有数量庞大的青年科研人才队伍，他们拥有良好的科学素质，经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是最具有特色的一代，也是信息挖掘能力最强的一代。他们将形成从学术卓越到学术影响力、再到学术领导力的跨越，其难度、艰巨性和成功率都具有高度的挑战性。但我对这些青年科研人才充满期望。如今，他们当中流行着“卷”这样一个动词，代表着能折腾、敢作为、能创新、主动进取的性格与行为，这体现出的正是创新者的能力与担当。以下为全文：　　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基础支撑和前瞻引领作用，关系着科技发展的后劲和长远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对此，我的理解是，基础研究犹如创新之源的“水龙头”，对整个科学体系有着“一子落则满盘活”的关键作用，只有拧开这个开关，科技发展才能“活”起来。也许一些基础研究成果短期之内并不能看到其应用价值，但若我们不掌握或没有处于研究的高地，则后期的应用技术研究必将无法走远。同时，基础研究具有世界性和时代性，中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发展也正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世界科学发展作出的贡献和担当。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量子科学、生命科学等新的科学进展有望引发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其源头正是相关基础研究的首先突破。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一些新技术的发展也能够反过来带动基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突破。在基础研究的这一发展态势中，我国在量子通信等一些领域已与欧美科技强国并行，相关学术产出与其相当，但在源头式的、里程碑式的重要贡献和高影响力的科学家方面，仍相对较少。　　但要看到，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回首过往，到2000年，中国科技研究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到2010年，全球每一个学科领域都能看到来自中国的贡献，但在当时，我国高影响力作者却只占全球约1%。直到2020年，中国科技体量才同美国或欧盟相当，但2021年我国高影响力作者数量已占全球的14.2%。最新统计显示，我国科研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次数与世界科研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次数基本相当或略高，说明中国的学术影响力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在25年前，我国的科研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可见每年我国的学术影响力在以约3%的速度不断上升，同时，我国的学术论文总量也在快速增长，这在全球来看，都是非常突出的。　　从客观规律来看，基础研究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等特点，进程往往无法事先计划，结果也无法提前预知，很多重大科学发现需要较长时间积累才能取得突破。因此，在我看来，助力基础研究发展，需要培养促进源头创新产生的能力，其中包括知识架构、思维方式、技术能力、科学仪器等方面综合发力，需持之以恒，久久发力，不要过于追求科研成果短期的“有用”或“没用”，在这方面，近年来我们已有了显著进展。同时，还需要营造促进源头创新的小环境，如宽容失败、批判性思维、鼓励自由探索和充分的学术讨论等，让科研人员在遵守科研伦理的前提下，在学术上能够自由自在地飞翔。当前，我们在这一方面还需进一步努力。但要相信，一旦把环境搞好了，产生重大突破也将有其必然性。　　助力基础研究发展，持续加大投入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以我国基础研究最主要的资助渠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简称科学基金）为例，虽然总量持续增加，然而，从国际上看，科学基金的资助总量和每个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仍无法与世界科技强国的资助强度相比，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助总量是我国科学基金的近10倍。但我国的科学基金的资助效益是全球最高的，最新统计显示，科学基金是全球学术产出中资助论文成果产出最多的资助方。2022年，科学基金的申请量已达到了近30万项，这对科学基金的管理效率和精细化程度提出了要求，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充分依靠专家，以极高的资助效率和极低的管理成本很好地完成了资助工作，并就进一步完善评审自由裁量权等方面作出了探索。　　助力基础研究发展，科研评价体系有着“指挥棒”的作用，长远来看，这一点对于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青年科研人才尤为关键。我国当前的科研评价体系改革在不断深入完善，从评价方式来看，不外乎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两类。科研评价体系的根本难点在于如何对潜在的颠覆性创新进行事前评审。对科研人才特别是青年科研人才来讲，颠覆性创新有以下特征：一是思想驱动，具有偶然性；二是挑战传统，对现有认知进行颠覆，导致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三是初期难以达成共识，在同行评议中表现不佳；四是高风险性，成败概率不定，难以在前期计算投入产出效益；五是学科交叉，协同创新和综合交叉特征越来越明显。一言以蔽之，颠覆性创新需要创新者具有高度的能力与担当。　　如何鼓励青年人在这一探索中出类拔萃，是科研管理工作者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个人认为：一是对多数科研人员，要坚持在创新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评价体系不宜变动过快；二是应该鼓励竞争者之间的合作和合作中的竞争，青年科研人才之间要釆取“狼群”结构，向外发力；三是人才称号不要过度地与利益挂钩；四是青年科研人才特别是90后代表着建构在新一代研究手段上的科研，应尽可能地满足他们对科研条件的更大期待；五是不要将自由探索与需求导向对立起来，要给各种类型的青年科研人员留下有学术尊严的发展空间。　　助力基础研究发展，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科学家精神、营造良好的作风和学风也十分重要。当前，我国拥有数量庞大的青年科研人才队伍，他们拥有良好的科学素质，经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是最具有特色的一代，也是信息挖掘能力最强的一代。他们将形成从学术卓越到学术影响力、再到学术领导力的跨越，其难度、艰巨性和成功率都具有高度的挑战性。但我对这些青年科研人才充满期望。如今，他们当中流行着“卷”这样一个动词，代表着能折腾、敢作为、能创新、主动进取的性格与行为，这体现出的正是创新者的能力与担当。着眼基础研究的未来，为人才营造更为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科研环境，将进一步释放科技创新活力，为建设科技强国夯实根基。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京发布《中国科技论文的整体表现》报告。报告从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高被引国际论文数量、国际热点论文数量、发表于世界名刊的论文数量、发表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中国科技期刊等六方面展开论述。报告显示我国已提前完成国家&ldquo 十二五&rdquo 科技规划中所要求的到2015年&ldquo 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5位&rdquo 的目标。　　报告全文如下：　　一、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进入世界第五位，位次提升1位。　　论文发表后被引用的情况，可以反映论文的影响。2003年至2013年(截至2013年9月1日)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114.30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比2012年统计时增加了11.8%，位次保持不变 论文共被引用709.88万次，排在世界第5位，比上一年度统计时提升了1位，提前完成了《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所规定的到2015年&ldquo 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5位&rdquo 的目标。中国&ldquo 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rdquo 增长的速度显著超过其他国家。我国每篇论文平均被引用6.92次，比上年度统计时的6.51次提高了6.3%。世界平均值为10.69，我国每篇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虽与世界平均值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提升速度相对较快。　　我国有15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10位，比上一年度统计时增加了1个，其中化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数学、计算机科学等5个领域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2位，农业科学和物理学排在世界第3位，被引用次数排名进入世界前5位的还有地学和药学与毒物学。与2012年相比，有12个学科领域的论文被引用频次排位有所上升，其中跃升5位的是农业科学，另有3个学科领域上升了2位。　　若在每个学科领域内，按统计年度的论文被引用次数世界均值划一条线，则高于均线的论文为&ldquo 表现不俗&rdquo 的论文，即论文发表后的影响超过其所在学科的一般水平。2009年我们第一次公布了通过这一指标进行的统计结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以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CI)统计，2012年，我国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共16.47万篇，其中表现不俗的论文为4.35万篇，占论文总数的26.4%，较2011年数量增长了1.4%，占比下降了约3.4个百分点。按文献类型分，其中97%是原创论文，3%是述评类文章。　　其中化学、物理学、材料科学、生物学、临床医学、地学、数学、药学、计算技术、环境科学等10个学科表现不俗的论文数量最多。而按各学科产出的表现不俗的论文占其全部论文的比例排序，动力与电气、化学、安全科学、能源科学技术、化工、药学、水产科学、食品科学、环境科学、管理学等10个学科较多，达到30%以上。　　二、高被引国际论文数量排在世界第4位，位次上升1位。中国各学科论文在2003-2013年10年段的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的高被引论文为9524篇，占世界份额的8.6%，数量比2012年统计时增加了20.3%，排在世界第4位，位次上升1位。美国排在第1位，高被引论文数高达59970篇，占世界份额的54.1%，英国和德国的高被引论文数分别为14265和13226篇，位于第2位和第3位。2013年中国超过法国，法国排在第5位，高被引论文数8415篇。　　三、国际热点论文数量排在世界第4位，位次保持不变。　　论文在发表之后2年间就得到大量引用的论文是热点论文，往往反映了最新的科学发现和研究动向，可以说是科学研究前沿的风向标。热点论文往往就是被引用次数排在各学科前1&permil 的论文，并且在未来的更长时间内会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截至2013年9月统计的中国热点论文数为349篇，占世界热点论文总数的14.3%，排在世界第4位，与2012年统计时相比位次不变，数量增长34.7%。美国热点论文数最多，为1344篇，占世界热点论文的54.9%，其次为英国和德国。　　四、发表于世界名刊的论文数量排在世界第9位，位次提升1位。　　Cell(《细胞》)、Nature(《自然》)和Science(《科学》)是国际公认的三个享有最高学术声誉的科技期刊。发表在三大名刊上的论文，往往都是经过世界范围内知名专家层层解读、反复修改而成的高质量、高水平的论文。2012年以上三种期刊共刊登论文5983篇。其中中国论文为187篇，论文数增加了46篇，排在世界第9位，比2011年上升了1位。美国仍然排在首位，论文数为2654篇。英国和德国列第2位和第3位，加拿大、法国、瑞士、日报和荷兰排在中国之前。若仅统计Article和Review两种类型的论文，则中国有134篇，仍排在世界第9位。　　五、发表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排在世界第2位，位次保持不变　　各学科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可以被看作是世界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2012年176个学科领域中高影响力期刊共有150种，这些期刊上的论文总数为47651篇，其中中国发表的论文数位4020篇，占世界的8.4%，排在世界第2位，美国有17773篇，占37.3%。中国在这些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邮1336篇是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产出的，占33.2%。发表在世界各学科高影响力期刊上的论文较多的高校是：浙江大学(170篇)、清华大学(154篇)、北京大学(148篇)、中南大学(129篇)和上海交通大学(128篇)。　　六、中国科技期刊繁荣发展　　以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统计，2012年我国作者在国内1994种中国科技期刊上共发表论文52.77万篇，与2011年相比减少了0.4%。中国科技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指标上升趋势明显，2012年科技期刊的影响因子平均值为0.493，与2001年相比，年均增长率5.8% 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均值为1023次，与2001年相比，年均增长率12.6%。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的规范化程度有所提高，期刊学术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　　2012年，SCI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期刊135种，较2011年增加了1种。EI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期刊207种 Medline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期刊104种 Scopus数据库收录中国期刊504种。中国进入SCI的期刊中，2012年进入本学科领域总被引频次排名前1/3行列的期刊共有17种，进入影响因子本学科领域排名前1/3的期刊有15种。

早在去年11月份，就有传言说汤森路透准备把信息科技业务打包给卖了，没想到一语成谶。就在昨天(7.11)，著名的情报数据提供商汤森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 Corp)宣布将知识产权业务和科学信息业务(IP & Science)以 35.5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 Onex Corp 和霸菱亚洲投资(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　　这件事之所以对我们中国学者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一直推崇的SCI(科学引用指数，Science Citation Index)也就这么一起被卖了，其他还包括 Web of Science、Thomson Innovation、MarkMonitor、Thomson CompuMark 和 Thomson IP Manager等业务。汤森路透的首席执行官 Jim Smith在给所有员工的邮件中表示，出售 IP & Science 业务将“让我们更专注于全球商业与政策管理交叉方面的业务。”　　话说，以中国对SCI的崇拜程度来看，完全可以买下来啊。35.5亿美元对于某些高校来说还是出的起吧。到时候，中国直接有了世界一流的数据库，什么万方和知网都靠边站。而且SCI想收哪个期刊不就是听我们的嘛，发国产期刊总比发外国期刊容易吧。　　SCI影响因子目前还是评价期刊影响力最为重要的标准，能被收录的期刊，立马可以身价大涨。通过严格的选刊标准和评估程序挑选刊源，而且每年略有增减(几家欢喜几家愁啊)，从而做到SCI收录的文献能全面覆盖全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到每年6月份左右，汤森路透都会发布期刊引证报告(JCR)，对每本期刊被引用的状况进行汇总说明。计算期刊在特定的两年期间内发表的文章所收到的平均引用数，来发布上一年的影响因子。　　对于期刊编辑来说，期刊影响因子可以展现自己的工作质量 而对出版商来说，期刊影响因子可以量化旗下各期刊的表现 对科研作者来说，能发表论文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可以帮助自己的科研职涯。　　现在我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都很喜欢用影响因子来评价作者或文章(可以说崇拜了)，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影响因子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规则，有些期刊编辑们为了追逐影响因子而做出不端行为来膨胀期刊影响因子。例如，他们会要求作者引用期刊发表的论文时才接受发表，这就是大家所称的强制引用或过度自引。　　虽然，影响因子有被操控的可能，但汤森路透也很清楚这些“作弊手法”，当他们发现任何期刊使用这些手法，很可能会打压期刊的影响因子，一般来说为时两年，严重的话，汤森路透还会把期刊从Web of Science 中剔除。出版商可以提出抗议，然而实际上，当汤森路透开始行动打压影响因子时，代表汤森路透编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检查数据，他们从来没有收回类似的决定。　　现在这部分业务居然被卖了，而且买家Onex Corp 是加拿大最大的控股公司之一，旗下业务包括电子制造、汽车制造、电子商务和远程通信等。而另一买家霸菱亚洲投资位于香港，是美国万通(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的附属公司之一。霸菱亚洲早在上世纪就开始投资中国的 IT 业，目前管理 100 亿美元的基金，主要投资中国、印度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企业。这两位似乎方向有点偏啊，虽然对于现在的投稿和订阅都没有影响，不过SCI之后的命运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p style="text-align: justify " 第十届科学仪器网络原创作品大赛（以下简称“第十届原创大赛”）将于2017年7月1日正式拉开帷幕。作为行业内规模最大、参与用户最多同时是行业内唯一的大型网络原创征文比赛，原创大赛秉承着“促进分析人员技术交流，提高行业整体仪器应用水平”的宗旨，为科学仪器行业的用户提供宽阔的交流机会和展示平台。/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7ccf97ef-7e0f-42d2-aa55-15afcb18e1be.jpg" title="图片1.png" width="450" height="176" border="0" hspace="0" vspace="0" style="width: 450px height: 176px "//pp 今年，原创大赛已经10岁了！在这10年当中，原创大赛取得了优异成绩：历届参赛文章共计7700余篇；参赛人数共计4000余人；大赛曝光量共计600万（其中2016年度第九届原创大赛曝光量90万）；合作厂商共计30余家；合作期刊/展会/媒体共计100余次。/pp span style="color: rgb(255, 0, 0) "strong在这10年当中，原创大赛不断进步，用户高度认可：/strong/span/pp strong首先/strong，大赛文章数量稳步提升，精品不断涌现，其中不少优秀作品已刊登发表（见下图），为了感谢多年来支持原创大赛的用户朋友，2017年仪器论坛官方将制作《1-10届原创大赛合集》，凡是参与第十届原创大赛的小伙伴都有机会榜上有名！同时，第十届原创大赛将开通视频参赛模式，丰富作品内容。/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ecbcf561-0e3a-46c7-816a-cefafef15c2d.jpg" title="1.png" width="450" height="191" border="0" hspace="0" vspace="0" style="width: 450px height: 191px "//pp strong其次/strong，大赛参与用户行业覆盖广泛，涉及食品、制药/化妆品、环保、石油化工等众多行业，具体分布情况如下：/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2b168020-919a-4470-b0e7-99f8f7fe69b4.jpg" title="2.png" width="450" height="372" border="0" hspace="0" vspace="0" style="width: 450px height: 372px "//pp strong再者/strong，原创大赛年度获奖用户可以免费参与由仪器信息网主办的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ACCSI）并现场领奖：/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5b3fe578-ea55-4b67-bafb-1b3da58c418b.jpg" title="3.jpg" width="450" height="338" border="0" hspace="0" vspace="0" style="width: 450px height: 338px "//pp span style="color: rgb(255, 0, 0) "strong让我们来细数一下信赖原创大赛的仪器厂商大咖们，同时感谢各仪器厂商多年来对原创大赛的支持！/strong/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b95cb768-5cf7-4e6b-9149-e7f69c1a848a.jpg" title="4.png" width="450" height="287" border="0" hspace="0" vspace="0" style="width: 450px height: 287px "//ppspan style="color: rgb(255, 0, 0) "strong仪器厂商为何选择原创大赛？/strong/span/pp 10年来，原创大赛以高参与度、高专业度、高影响力三大优势有效地促进了仪器厂商的品牌提升和口碑建立，为仪器厂商挖掘潜在销售机会。如果您重视公司品牌、重视用户口碑、重视一线用户、重视创新，那么，第十届原创大赛是您的不二选择。选择原创大赛的理由如下：/ppstrong 理由一/strong、搭载优势平台，提升品牌影响力。原创大赛由行业权威组织，期刊、专家倾力力作；一线用户展示风采的绝佳舞台；PC+移动+平面+线下活动多种宣传方式，确保品牌充分、有效曝光。/ppstrong 理由二/strong、影响意见领袖，产生示范作用。一方面，参赛者均为仪器行业的资深用户，对仪器的使用和维护有着深刻的理解，对其他用户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参赛作品在仪器论坛中广泛传播具有较高影响力，对仪器的采购有很强的建议权或绝对权，对其他用户有很强的推荐作用。/ppstrong 理由三/strong、搜集成功案例的绝佳机会。仪器厂商自办活动有很大的困扰和局限。但如果将公司活动植入到原创大赛中，借助原创大赛的强大人气和大规模的同期配套宣传，让公司的同期活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原创大赛有强大的评审团队，解决您的后顾之忧。/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color: rgb(0, 176, 240) "strong最后，/strong/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color: rgb(0, 176, 240) "strong第十届原创大赛合作厂商等待你的加入，/strong/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color: rgb(0, 176, 240) "strong用户就在这儿，约吗？/strong/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span style="color: rgb(255, 0, 0) "img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0d6683fb-ac33-4b78-a627-f3e0fed22439.jpg" title="6.jpg"//span/strong/ppstrongspan style="color: rgb(255, 0, 0) "/span/stron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span style="color: rgb(0, 176, 240) "文末彩蛋！第十届原创大赛一期页面已上线，敬请期待！/span/strong/pp style="text-align: center "strongspan style="color: rgb(0, 176, 240) "img src="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f551158b-00d0-4c64-964d-515687082c9b.jpg" title="7.png"//span/strong/ppstrongspan style="color: rgb(255, 0, 0) "/span/strongbr//pp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