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会展无国界：国外学者/媒体口述一次掠夺性会议经历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信息沟通需求的增加，市场上展览会议的种类越来越多，各种各样名目的展会让人眼花缭乱，这也导致“假”会展、“骗展”事件频发。同样，“假”会展不分国界，国外不少“专业”参会者也有类似的“被骗”参会经历。以下摘自近期国外媒体一则报道，详细讲述了一位国外学者的一次被骗参会经历，以及国外媒体对整个会议过程的跟踪报道。

　　原文编译如下：

　　学术会议往往是早期科研工作者一个很好的学习提升平台，它提供了一个与志同道合的科学家们分享知识的机会，并聆听专家们讨论他们所在领域的最新话题及动向。通常情况下，会议都是受到严格监管的活动，与会者之间为了让自己的摘要被纳入议程而展开的激烈竞争是很常见的。但现实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

　　越来越多的会议被打造包装的非常正规，但却没有学术人士所期望的统一标准，而且以虚假议程和高昂价格开发出广告而闻名。这些都是“掠夺性会议”(predatory conference)，以及“掠夺性出版”(predatory journal)这个更著名的姊妹行业。这些不靠谱的期刊和不靠谱的学术会议其实非常类似，那就是——一切都为挣钱。相比于前者，后者的关注度并不够。但实际上，当前的“掠夺性会议”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产业，数量甚至有可能超过那些正规的学术会议，而且它们伪装的越来越好，难以将其与正规学术会议相区别。

　　什么是“掠夺性会议”?这类会议往往具有这些特点：主办方并非正规的学术团体，组织水平低下，学术价值低下，专以科研人员的发表文章需求或是展示科研成果的愿望来获取利益。尽管此类会议表面显得正规专业，也无法掩饰其盈利的目的。

　　我们的偶然调查始于一个陌生人的消息，他带我进入了一个掠夺性的会议，发现了掠夺性科学是如何诱捕各个不同级别的科学家，并为会议组织者带来一笔不小的财富。

　　来自于匈牙利的Zsuzsa Farkas就读于英国BPP大学的神经学科，她发出了这一信息。她一直期待着Conference Series LLC组织的第四届国际成瘾行为和双重诊断大会。在接受TN采访时，她表示自己能在2019年9月5日的大会上预订自己的位置，“真的很兴奋”。对大会的研讨会、大会报告、主题演讲和学生海报竞赛等每个环节都充满期待。

　　当Farkas第一次提交225英镑(275美元)的注册费时，她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她的付款最初被拒绝了，所以她给会议组办方打了电话。一个叫“Sam”的男士接了电话，他告诉她钱还没到，但她的银行记录显示，钱已经从她的账户中转出。最后，Farkas收到一封有错别字的电子邮件，说公司已经收到了这笔钱。此时，她在网上检索会议组办方背景，发现到其母公司——总部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组学国际”(OMICS International)——以掠夺性出版商而闻名。截至2019年7月，Farkas一直无法取回她的付款，对她来说，这比感觉自己被骗了更重要：“我现在没有工作，每天学习4-6小时，每周学习5-6天。我很失望被利用。我是一名学生，我的钱有限，我不能白白浪费225英镑。”

　　发现掠夺性会议

　　对于Farkas来说，不幸的是，如果她再等几周再去预定那个会议，她可能就能在媒体上看到“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对OMICS诉讼中获得5000万美元赔偿”的报道。法庭诉讼揭示了OMICS是如何从事一些不道德的出版行为的，这些措施包括：当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将OMICS期刊排除在外时，OMICS建立自己的影响因子期刊评级体系，并诱骗声誉良好的科学家成为他们期刊的编辑。

　　Farkas的经历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会议官网上如果没有任何明确的链接关联至OMICS，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一个正规的会议网站。会议网页上该公司声称每年安排数千次会议，几乎涉及你能想到的所有主题——水产养殖、生物学、循环利用、高能物理、助产学等。从表面看，很难分辨这种会议的真伪。而掠夺性会议的内部具体是如何操作呢?

　　或许有些偶然，我发现，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同一个会议组办方正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一家酒店举办“第23届国际神经与神经生理学会议”和“第24届国际神经外科与神经科学会议”。我不能错过得到一些答案的机会，所以我开始跟踪一个掠夺性的会议，并去探寻背后真正发生了什么。

　　是一个正规的会议吗?

　　爱丁堡对于会议并不陌生。这座城市古老的天际线对参加活动的人很有吸引力，在这座城市的老城区和新城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遗址遍布着许多场馆。我要参加的会议在远离市中心的克莱米斯顿郊区的Leonardo Hotel Murrayfield酒店举行。当我到达酒店时，我并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会议真实存在吗?还会继续吗?Farkas显然觉得她花了225英镑买了一个甚至都不真实的活动，所以我很快跑到前台去查看活动是否真的在进行，前台工作人员向我保证，是的，会议正在举行。

会议地点爱丁堡Murrayfield Leonardo酒店

　　我放下心来，暗喜没有浪费这次旅程。首先我需要解决我如何进入会议的小问题，因为我没能在会议官网获得大会新闻工作者通行证。

　　我走到会议大厅，果然，那里有一个会议登记区，不过显得十分杂乱。参会名牌和登记文件杂乱地堆放在一张桌子周围，只有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我问她我是否能以记者身份参加会议。除了我的名片外，我没有任何身份证明，但她挥手让我进去，进入一个大约有50名与会者的房间。

　　Farkas可能担心的是为一个不存在的活动花钱，但这次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会议，有完整的演讲者日程安排，包括主题演讲。当日本冈山大学教授Koji Abe站起来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将是一场非常正规且精彩的演讲。因为Abe是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研究中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帮助推广了edavarone的使用，edavarone是该领域为数不多的具有治疗潜力的有希望的药物之一。在会议议程中Abe需要做两次讲座报告。也许Farkas的怀疑是错误的。然而，在Abe完成他的报告后，事情开始变得有些奇怪。

　　会议报告失踪情况

　　Abe拿到会议组办方颁发的证书后，迅速拍了张照片，然后匆忙离开了会场，表示要赶飞机。在场观众们也是一脸困惑，因为距离Abe第二个报告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了。

　　实际上，距离Abe下一个报告的时间已经不足两个小时了，因为下一位大会报告发言人——孟加拉国兰普尔医学院医院(Rangpur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的临床医生Tofael Hossain Bhuiyan并没有在会议现场，到处都找不到他。对此的解释是他“失踪了”。此时，我开始意识到这不会是一次典型正规的会议。

　　上午的会议还算进展顺利，报告人的报告内容涉及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主题。会议日程安排的多样性并不罕见，但此次会议内容却毫无没整体主题可言。神经学案例研究之后，又深入介绍了基础神经科学。显然，“第23届国际神经与神经生理学会议”和“第24届国际神经外科与神经科学会议”只是简单地拼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松散连接的系列讲座，令与会者感到困惑。我与另一位与会者Francesca Morelli进行了交谈。Morelli是一名临床医生，当时正在荷兰伊拉斯谟医学中心(Erasmus Medical Center)学习。Morelli说：“当我第一次看到议程时，我注意到这个项目是多种多样的，有很多不同的主题。我其实也并不明白整个会议的教育价值。”但当她看到正式会议议程时，急于出席国际会议的Morelli已经把这次会议列入了自己的议程，当然会议是收费的。

　　会议组织者似乎对会议既定时间议程置之不理，这也加剧了这种掠夺性会议的感觉。由于没有一位完整的大会主讲人，我们在上午10点左右便已经开始进入午餐休息时间。会议并没有暂停，而是继续进行，这意味着我们被安排在下午3点50分左右再次开始会议报告。在Abe之后的9个演讲报告中，有4个报告由于演讲者缺席而被取消，包括Abe的第二次演讲。

　　午餐时，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会议主席、波兰罗兹大学(University of Lodz in Poland)的Ludmila Zylinska交流关于会议组织的问题。她向我解释说，本来自己是被邀请作报告的，但后来在会议开幕临近，自己又被告知需要担任会议主席。她甚至不知道参加会议的都是哪些人。她告诉我，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演讲者没有到场。Zylinska与会议组办方并无直接关系，与组办方公司唯一相关的似乎是会议门口让我进场的会议登记管理员。

　　一个毫无组织的会议

　　我不清楚这个活动是如何形成的，也不清楚是谁在组织，我在会议网站上找到了一位我认识的研究人员，他是会议组委会的成员。即德国EuroAkademiePößneck的研究员Felix-Martin Werner。与Zylinska不同的是，Werner很乐意承认他曾与会议组办方及OMICS合作过。他表示，尽管他是组委会成员，但他对挑选演讲者阵容并不知情，这是由会议组办方预先决定的。

　　会议组委会的其他成员呢?其中一位是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教授，我在午休时间打了个电话，设法联系到了他。他告诉我他不能参加会议，因为他病了。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给我发电子邮件说，他要在巴西结婚。第四名成员无法联系到。我和坐在酒店大厅的几位与会者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他们从菲律宾赶来参加，花费了数千英镑的机票。他们似乎对上午的内容还算满意，但对一些演讲者没有到场感到失望。Morelli对此也表示赞同，并对会议的组织提出了不满：“在我参加过的其他会议上，主席可以主导大家进行讨论，或者就演讲内容提出一些关键问题，而本次会议上是基本没有或很糟糕的。”

　　我觉得我对掠夺性会议已经了解了足够多的信息，但当我准备离开时，我再次遇到Werner，问他是如何与OMIC合作的。他以令人惊讶的坦率讲述了他是如何被邀请担任OMIC旗下的一个杂质《细胞学与组织学杂志》(Journal of Cytology & Histology)的编辑的。他告诉我，在担任编辑期间，他已经审阅了30多篇论文，但由于OMIC难以找到可靠的审稿人，他不得不审阅了一些自己了解有限的论文。该杂志每篇论文的出版费用为1100欧元。Werner爽快地告诉我，他因为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而获得了较低的出版率。同时，他提到其他一些知名的科学家也参与了该期刊，而且其中一些在各自领域也十分知名。比如，他的合作编辑是德克萨斯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教授 George Perry。Perry也是该领域最受尊敬的出版物之一《老年痴呆症杂志》的编辑。听到这里我开始感到惊讶，为什么一位受人尊敬的神经学家被标注为一家掠夺性期刊的编辑?我意识到，掠夺性会议和掠夺性出版之间的联系的紧密性可能超出了我的预期，于是决心找出OMIC是如何通过他们的活动和期刊说服这么多研究人员的。

　　学术期刊的新途径?

　　在会议结束几周后，我找到了George Perry ，他表示：“我想改变他们管理期刊的方式。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编辑，我想提高他们刊物的质量。”OMIC在几年前找到了他，问他是否能够担任编辑职位。Perry认为OMIC的开放访问模式是研究人员处理出版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我对开放访问模型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认为它将改变期刊的运作方式。但现在，我可能不太确定了。”

目前，George Perry仍然被列为《细胞学与组织学杂志》的主编

　　Perry告诉我，他多次对OMIC的编辑流程表示担忧，甚至威胁对方，如果不做出改变，他将辞去编辑职务。起初，这种做法奏效了，而且有时在一夜之间就会有所行动，特别是当他直接与OMICS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Srinababu Gedela交谈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OMICS的员工不再响应。Perry告诉我:“我可以告诉你，从他们那里辞职是极其困难的。我曾多次试图辞职。佩里告诉我，他从未见过Werner，他对自己起初还有良好印象的OMICS全失去了信心：“我觉得他们没有决心向前迈进。几年前我就有这种感觉，这就是我和他们呆在一起的原因，因为我真的打算改变那份出版物的面貌。”

　　文章提交，48小时内完成同行评审

　　我向Morelli,伸出援手，现在他已经回到了意大利的家中。我很想知道第二天的会议进展如何。我只想说，也好不到哪里去。Morelli表示：“当我展示我的海报时，那些本该负责评判的人员似乎并不那么热衷于提出批评性的问题，整件事看起来不太专业。”

　　会议结束后，Morelli发现，她用来注册会议的电子邮箱收到了来自主办方的邮件，要求她向OMICS期刊提交文章，并承诺她的文章将在两天内得到审核。“在这么短的时间周期内，一篇文章是不可能完成同行评审的” Morelli说，“这个机会可能对需要发表论文的年轻研究人员很有吸引力。这背后确实也存在一些压力。”

　　掠夺者机构的陷阱

　　掠夺性科学，无论是以期刊或会议的形式，表面上听起来很容易避免，一个不诚实的操作，可以被容易的识破。然而，在与与会者和Perry交谈之后，我意识到掠夺性组织已经比它们最初出现时变得更难以辨别。他们习惯于对初入职场的研究人员下手之所以奏效，是因为这些研究人员被迫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而这种“发表或者死亡”的体制迫使他们这么做。当掠夺性的会议机构为不存在的演讲做广告，或者只是走过场的海报竞赛做广告时，情况便开始变得复杂。

　　Perry说，在参加会议之前，很难直接判断会议的质量，但她不会再参加另外的系列会议。

　　Perry的情况表明，即使是受人尊敬的资深科学家也可能被掠夺性机构利用，这些机构会榨取他们的每一分钱或每一分信誉。Morelli认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让各个层次的研究人员了解掠夺性科学，无论是资深科学家、早期职业研究人员，甚至是像Farkas这样的学生。“事实上，我认为这是一场骗局。我强烈认为科学界应该劝阻学生、学者和研究人员不要参加这些会议。我们需要一份我们不能信任的会议黑名单。我希望人们能睁开眼睛，更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

　　(原文：Ruairi J MacKenz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