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得主费立鹏：我不是现代白求恩

　　加拿大精神疾病与精神卫生学专家、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费立鹏

　　东方网记者裘颖琼1月18日报道：“我想在中国再进行一次摸底，看一下自杀人群的疾病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是否有变动。”

　　“中国农村有许多人去城市打工，我想调查这些员工的身心健康问题，以及研究如何做些心理问题的干预措施。”

　　“我想在上海建立一个危机干预中心，可以真正给别人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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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在这些方面做些工作。”

　　63岁加拿大精神疾病与精神卫生学专家、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费立鹏，在谈及自己获得2012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感言时，仅在一句“我的获奖表明我的工作被得到了认可”后，就滔滔不绝地给自己“布置”了多项工作任务，似乎没有退休的打算。

　　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几天前的下午，东方网记者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分院一幢不起眼的灰白小楼里，见到了这位精神矍铄、仍充满干劲的“现代白求恩”。头发黑白相间，一副金属边框的眼镜，初看之下，他不像个外国人。

　　然而，就是这位外国学者，最早关注到中国自杀问题。2002年，他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中国自杀率：1995-1999》，用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证实了研究者们曾经的猜测：中国自杀率很高。在费立鹏的调查中，中国所发生的自杀与其他国家有较大不同在这里，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5倍，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

　　“在农村，很多人选择喝农药，这种自杀方式成功率非常高，但很多自杀的人其实并不想死，只是一时的冲动。”费立鹏认为，国外有一个很有效的减少自杀的方法，就是对主要自杀方式进行控制。正是借鉴了这一经验，他曾经提出从加强对农药的控制上入手，应该尽量生产销售一些浓度低的农药，以及加强对农药使用的管理。而在城市，调查中发现，大多数人选择的自杀方式是跳楼和上吊。“上吊很难制止，但城市中的高楼顶端，是否可以封闭，不让人能够轻易上去。”费立鹏建议。

　　距离上次调查后，如今中国自杀率是否有所变化?对此，费立鹏说，“20年来，许多国家自杀率都在提高，如韩国提高了3倍，但中国的自杀率下降了一半，过去很少出现这样的状况。”因此，他非常希望能够在中国再进行一次摸底，研究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而在做当年的那份调查时，除了新疆、西藏一些地区外，费立鹏跑遍了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但是从现在来看，“太粗，数据不够细，一些如职业、经济条件，都没有纳入到调查条件中”，这也是他萌生再进行一次摸底调查的原因。

　　去年12月3日中午12点，上海开通了首条24小时自杀干预热线，费立鹏也在北京开通过心理干预热线。对于热线，他的看法是，热线更多的是给予心理方面的知识，有时却很难做到确切诊断，“对于一些轻度病人或许有效，但对一些中度或重度的病人来说，可能更需要的是诊断或者开药。”因此，费立鹏有一个想法，在上海建立危机干预中心，给有自杀倾向的病人直接看病。

　　研究自杀问题的人，本身会不会过于严肃?采访过程中，费立鹏却很幽默，尤其是谈到“现代白求恩”这一称号时，他打趣道，“我不是现代白求恩，虽然我们都是加拿大人，但白求恩是外科大夫，我是精神科大夫。另外，白求恩有毛主席给他的亲笔信，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