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伯龙院士：王大珩先生的敬业精神使我永志不忘

　　惊闻王大珩先生不幸去世，感到非常沉痛，许多往事涌向心头。1950年北京解放不久，我还是一名学生，聆听过王先生的科技报告。60年来多次得到王先生的教导，现在只举出我最后一次接触王老的经过。

　　1999年11月，中国工程院第二轮院士评选报到时，机关工作同志说王老的卢秘书在等着我。到房间坐下不久，卢秘书就来了。他是我同时代的大学毕业生，一直跟随王老工作。他说：“王老病了，住在人民医院，等着你去见面，这里是他的亲笔信。”信不短，是在病床上写的，字迹很难认清，旁边有卢秘书对王老信的翻译稿。

　　信中说的是神舟一号上面的光学仪器问题，希望我协助解决。要在高速运行的400公里高空拍下分辨率是0.5米的照片，需要对光学仪器进行高频稳定控制。“神舟”的原总师没想到问题如此严重。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长春光机所赶紧干了一个回合，没有成功。王老要我设法解决。当时我感觉很意外，因为在这方面毫无所知，不敢前往。便对卢秘书说：我先作点调查研究，考虑一下，再去见王老。

　　当时，我白天看材料、开会，中午和晚上就拜访参加会议的有关院士以及由他们介绍的航天部的专家，询问我国在卫星上拍照现有的技术水平和达到王老要求的难点。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个难题，不是轻易能解决的。虽然得到的回答并不太积极，但我还是向这些院士、专家学到了不少有关方面的知识，不那么心虚了。工程院最后一次投票结束后，第二天清早我借了会上总装备部一位院士的专车，直奔人民医院。

　　在路上司机听说去找王老，滔滔不绝谈了王老的不少情况。他谈到王老艰苦朴素，没有配备专车。到达医院后，卢秘书把我引入病房。病房只有一个房间，王师母也在。王老在病床上昏昏沉沉，听说我到了，猛然惊醒坐起来，开始跟我谈话。他说：“害的是昏眩症，睡在床上感觉天翻地覆。但是一清醒过来就想到载人航天光学仪器的事情。今早神舟一号已经发射上天，将于晚上回收，但光学仪器不在上面。”他告诉我，光学望远镜由长春光机所研制成功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由于控制稳定性没有解决，不能随神舟一号上天。他查询了国际上的相关资料，包括哈勃望远镜在内，光学系统都应该增加另外的高频稳定控制。他坐在床上用笔在草稿纸上跟我比比划划一个多小时，详细说明了神舟一号飞船的情况、对光学仪器高频稳定系统的技术要求。最后说：“你是否立项拿点经费回去干?”我回答说：“我们先试干，如有一定眉目再向您报告，申请立项。”王老点点头，他叫我以后跟长春光机所王家骐先生联系。尔后我告辞出来。

　　卢秘书送我出来的路上，谈了很多。他说王老在病床上老在想载人航天的事情，每天向他问怎么我还不来。他给我挂了多次电话。由于缺乏通讯工具，开始时是用病房医护办公室的电话挂的，后来由于担心耽误医生和护士的工作，不好意思用。所以他到外面的电话站挂电话。但电话站离医院比较远，他每次给我挂电话要走很长的路，所以不能天天挂电话。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明摆着王老跟卢秘书都没有手机。当年手机还比较普遍，我感觉王老跟卢秘书应该有一台手机，但是没好意思开口。当然，我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当时也没有手机。

　　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但是王老的敬业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使我深受感动。我必须努力工作，以完成王老的重托。从医院回到宾馆后我即挂长途电话回长沙，请年轻教师罗晖同志跟我一起负责此项工作。叮嘱立刻开始进行。

　　回到长沙，我和罗晖连续不断地工作。在本校电子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沈振康的研究室协助下，从1999年11月中旬一直干到2000年4月底。虽然克服了好几道难题，但最后遇到一道难关，是激光陀螺的量子噪声极限问题，不得不向王老和王家骐先生报告我们已无能为力，甚至在三五年内可能也力所不及，辜负了他们的委托，请他们另找别人试干。

　　头两年长春光机所对我们没有放弃，每年都给我发贺卡，邀请我参加长春光机所年会。我无颜参加，婉言谢绝。此事的了结是2005年神舟四号上天时把光学仪器带上去了。王家骐先生也于同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是我跟王老的最后一次接触，很遗憾没能完成他的委托，但他的敬业精神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使我永志不忘。

　　王老千古!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