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院士对治理学术不端现象开出“药方”

　　从“汉芯事件”到“贺海波事件”，从抄袭论文到应试科研，学术不端行为的屡屡发生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近日，在中国科协与北京大学联合举行的“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报告会”上，杜祥琬、王乃彦、杨卫、龚克4位院士针对当前一些学术不端现象，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杜祥琬：构建科技诚信工作体系

　　科技繁荣需要灵魂的支持，这个灵魂是由科学精神、科学道德和优良学风来支持。然而，当前在学术界，一些不正之风正侵蚀着这一灵魂，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论文写作抄袭造假;靠拉关系、忽悠、泡部门跑钱争项目;友情评审;伪造学历和SCI论文;报奖靠包装，评奖拉关系、搞运作，甚至利诱;一些专家学者在申报院士候选人时提交不实材料，甚至提交他人或集体成果;院士、名人多头兼职，不能对项目真正负责;一些管理部门将管理权力化、利益化，长官意志至上。

　　种种学术不端，正在侵蚀着我国科技事业，中国科协一项调查表明，六成科技工作者认为当前科研道德水平在下降，五成认为青年学者成为科研道德水平下降的主体。

　　科学是钻研不是钻营，是学术不是权术，一个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需要一批又一批新人传承崇高的价值观。对于当前的学术不端现象，我们要构建起教育、制度、监督、法制的科技工作诚信体系，这不仅关乎学术，更关乎国家和民族。

　　王乃彦：倡导负责任的行为

　　费马大定理终结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教授安德鲁·怀尔斯在为他举办的菲尔茨奖颁奖典礼上说：“非常抱歉，让大家扫兴了，昨天晚上我又检查了一遍自己的证明，发现其中有错误。”当年，是怀尔斯可以申报菲尔茨奖的最后年龄，这一句话决定他与数学界至高无上的奖项从此无缘。经过一年多的推导证明，怀尔斯终于确定自己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而数学界也并不那么绝情，为其颁发了菲尔茨特别奖，安德鲁·怀尔斯成为世界唯一菲尔茨奖特别奖获得者。

　　“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早年在前苏联实验室里发现了疑似“新粒子”的物质，当时正值国际高能物理学会在基辅召开，有人推荐他到此会上宣布发现了新粒子。但王淦昌坚持认为自己观察到的只是一个迹象，还不能说是新的发现。后来实验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对此，他说：“科学研究是硬碰硬的事，如果我当时宣布了，落得撒谎、吹牛的名声，那太可怕了。”

　　科学界的佼佼者告诉我们，搞科学研究，必须老老实实，不能心存侥幸，学术界必须倡导负责任的行为。

　　杨卫：在管理上多下功夫

　　分析“贺海波事件”这一学术不端行为，我们发现除了贺海波个人原因，管理上的缺失也给了他造假的机会。

　　管理有方方面面，就以投稿管理来说，现在每个导师的学生都非常多，论文投稿的方式又多是电子投稿，其程序往往博士生和硕士生比他们的导师要熟悉，许多导师因此将投稿事宜委托学生进行，学生们掌握着导师作为通讯作者的电子邮箱和密码，一篇学生论文没有得到导师认可就从导师的邮箱以导师的名义发给相关期刊，是非常普遍的事。类似的管理漏洞给学术造假以空隙，设立诸如不准代通讯作者投稿、不准擅入通讯作者期刊账户发电子邮件，不准设立公共投稿邮箱，不准代签版权授权页等管理措施将会有效制止这一行为。

　　治理学术不端需要制度上的建设，需要管理措施上的细化，这些都是学术界要下功夫去做的事。

　　龚克：走出认识上的两个误区

　　做学问，要有做学问的规矩。许多大学都有类似“研究生学术规范”的学问规矩，但很多人在犯了规矩面临惩罚的时候，却说自己不知道这些规矩。据我所知，许多大学是在开学的时候，就将相关规范以文字的方式发放到学生手中的，但为何还有人说自己不知道呢?探究原因，是许多人认为：自己不想犯错误，何必去认真阅读呢?这是当前学术不端的第一个误区，规则是为所有人制定的。

　　误区之二是有人觉得“很多人在抄，为何我不能抄?”类似阿Q的心态：为何和尚摸得，偏我摸不得?做学问的人如果连这个误区都走不出的话，怎么能做学问呢?我常问研究生：你是求学问，还是求学位?这也许是个伪问题，因为两者本身就是实质和形式的关系，但我想表达的是：做学问，必须讲求真实和责任，真实是学问的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