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育后的科研女性“重返科技界”

呼吁政策出台

吴令安：让生育后的科研女性“重返科技界”

　　重回科技界

　　4岁就随父母到了英国，18岁回到国内，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吴令安今年已经63岁。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从此开始了她在国内为女物理工作者代言的历程。

　　1999年，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在第23届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关于女物理工作者的工作小组。吴令安代表我国参加了2000年该工作组的第一次会议，2002年带我国代表团参加在巴黎举行的第一届女物理工作者国际大会。当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女性工作委员会，任命吴令安为第一届主任。此后，每年中国物理学会的年会上都组织有关女性物理学家的圆桌会议。

　　2007年9月，一年一度的圆桌会议在南京召开，与会者有40多位女性物理工作者，甚至南京大学的张若筠教授抱着8个月大的女儿也来了。遗憾的是，尽管再三动员，男同胞寥寥无几，反而正在南京大学客座访问的欧洲物理学者Maurice van Putten教授到会并积极发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外比国内更关注女物理工作者的问题。

　　本次会议以“责任、机遇和挑战”为主题，吴令安披露的一些数据令在座同行吃惊：高校物理教师女教授比例严重低于男性，2004年上海交大有物理教授37名，女性只占其中3席;复旦大学2004年有物理教授30名，女性只有1名。而在副教授和讲师系列，比例远没有这样悬殊。

　　针对这种现状，复旦大学教授叶令说，她虽然没有感觉到对女性物理工作者的歧视，但看到男女统计数据对比后很受震动。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教授谢常德说，在本科、硕士阶段女生的比例不少，但女教授的比例就少了，8名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中只有1名是女性。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教授俞重远指出，确实存在女教师多、女教授少(按男女比例计算)的现象，女性学术委员、女性编委所占的比例也很低的现象。

　　这种女科技人员中年流失以及高端缺位的现象并不是物理领域所独有。2007年10月底，当年留苏的刘恕在俄罗斯中国年之际，代表中国参加了女性与科技的论坛并作大会报告。她通过一系列数据分析得出中国的女性科技人员群体是一个年轻的群体，其中大多数处于50岁以下的年龄，以上海市工程师为例：30岁以下占20.5%，31~40岁之间占38.3%，41~50岁之间的比例骤降至22.1%，51~60岁之间更低至9.9%。

　　曾任中国科学院电子所所长8年的女科学家朱敏慧说，该所的女性科研人员并不少，但是到了高端，能够成为学科带头人的的确凤毛麟角。张熇也说，她们研究室一共30多人，负责主体业务设计的主任都是男性，没有女性。

　　有统计数据表明，在我国科技界，女性越来越少似乎已成一种大趋势，尤其职位越高女性人数越少，呈现明显的“剪刀效应”。

　　欧莱雅有一个面向全球女科学家的奖项。中国女科学家李方华获奖的那一年，韦钰正是评委。她从中做了很多工作。后来她不再担任评委，因为她看到中国女科学家的差距：“中国女性老获不了奖。”她也看到了产生差距的原因。“一个人是奋斗不出来的，你要有科研环境，要有一个群体。”

　　女性科研人员这种现状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女性承担着生育、照顾家庭、教育子女等更多的社会责任，使得她们在博士或博士后毕业的几年时间里，度过事业与家庭最焦灼的状态，有的人选择离开科研岗位，有的人在事业上失去了成长的契机。

　　“她们做不出成果绝不是智力上与男性有什么差别。”这是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人的共识。

　　“许多杰出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在家庭重担的压力下，逐渐失去与男性竞争的能力，学术争鸣中再也听不到她们的声音。还有一些，则彻底放弃了科研，退出了科技界。这对一个热爱科技工作的女性来说是一个痛苦的结局和极大的损失，对整个科技界、国家来说何尝不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损失?国家曾花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培养她们!今天，社会的文明进步已经让女性在各行各业都开始崭露头角。我们认为，在女性稀少的科技界，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帮助女性重返科技界，使女性能与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地开展竞争，这不仅必要和可行，更是对科技界、对国家意义重大的举措。”这是3年前物理学会女性工作委员会起草的意见书中的片段。

　　吴令安说，有很多国家比如韩国、日本等情况更糟糕，但是他们国家现在很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吴令安要做的就是呼吁国家尊重和正视性别特征，制定政策，使她们――生育后的科研女性“重返科技界”。

相关链接

·中国女科学家的发展困境 别就在三八节关注

·《科学》：女博士后面临艰难抉择

·什么导致中国女科技工作者“中年转向”？

·刘恕：女科学家是男性欢迎的科研伙伴

·吴令安：制定措施保护科研妇女绝非保护落后

·朱敏慧委员：科研世界里，男女是绝对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