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经济界和科技界专家不约而同地形成一个共识:中国企业融入世界经济、拓展国际市场进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制造技术能力不强,制造技术的差距则表现在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不久前举行的一次研讨中,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中国工程院院士柳百成等一些专家大声疾呼:大力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迫在眉睫。
专家们分析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技术主要存在三方面差距。
一是制造技术创新能力不强。航天、轨道交通设备、炼油技术等以自主创新为主,但水平与国外仍有较大差距;通信、家电、发电设备、船舶、军用飞机、载重汽车及钢铁制造等在经历引进之后,国内企业自主开发,创新能力有明显提高;轿车、大型乙烯成套设备、计算机系统软件等处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过程,尚未掌握系统设计与核心技术;大型飞机、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专用设备、光纤制造设备、大型科学仪器及大型医疗设备等主要依赖购买国外产品。
二是制造技术基础薄弱。设计技术、可靠性技术、制造工艺流程、基础材料、基础机械零部件和电子元器件、基础制造装备、仪器仪表及标准体系等发展滞后,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
三是制造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形成。绝大多数企业技术开发能力薄弱,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缺乏一支精干、相对稳定的力量从事产业共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尚不健全,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该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呢?“我看,还是应该从体制入手,建立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另一位资深专家、科学院院士闵乃本接过这一重大命题,围绕创新体系建设中应注意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近20多年,中国企业进步非常大,但这个进步基本上不是靠企业的技术创新,而是靠引进成果。引进是要受到限制的,别人不可能给你第一流的技术,所以,靠引进推动中国的科技产业发展,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科研开发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之间,相互游离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方面,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远离企业和市场,研究的许多项目目标不明确,甚至不符合市场需要;另一方面,企业缺乏强有力的研究开发机制。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将各部、所主要搞应用科学研究的机构转变成科技产业。这些科研机构有足够的科技人员和科技水平,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中国科技产业中新的生产力。但从过去习惯于吃皇粮到自己在市场中学会游泳,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需要国家的扶持与帮助。同时,企业本身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要依赖于体制的改变,依赖于企业家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自觉地将企业的生存发展和不断地得到创新技术联系在一起。
企业的发展和科技创新紧密相联,技术的创新又和科学的创新密切相关。中国科学院有创新工程,教育部有跨世纪行动计划,这只是从各个部门的现状出发制定的。如果只从部门利益出发,那么就会有肥水不外流的想法,就只能去组织本部门内部的最高水准的力量,但却不是全民族的最高水准,就有可能出现低水平重复。所以,从长远考虑,中国必须有一个立足于全民族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这个体系应超越各部门各单位,很大程度上还要将国防科技创新包括进去。
创新体系的建立、发展,又与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紧密相连。科技创新人才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科学研究前沿全神贯注、忘我进行深刻研究和知识积累的人,他们的不断突破,不断地获得重大成果,会直接对国家对民族做出重大贡献;另一种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学术领导人和组织者,他们能够根据当前国内的需要和国际动向,预测、判断并思考本国的科技发展方向,同时组织、团结一批人为之努力。这种人往往不能集中太多精力在第一线具体进行学术研究。
一般地讲,20岁到40岁之间是人生最具创新潜力的时期,处于这一黄金年华的杰出青年,应该将全部精力集中在科学前沿的创新突破上。随着成就的积累、知识面的丰富、知名度的扩大,他们会获取更多的资金与支持,并在一定时间内自然地转变成为一个学术领导人。
当代科学技术虽然已经在中国生根,但与欧美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是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科研原始积累不够、产业背景不强。很多科学思想的实施与产业背景有直接关系。过去中国是计划经济,一个产品可以吃上几十年,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创新,这就使我国的科技创新缺乏最直接的原动力。我们不断地进行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科技创新的机制和原动力。
国内有媒体已在讨论诺贝尔奖何时落户中国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都在欧洲,美国很少;战后,诺贝尔奖开始大量地地转向美国,这是因为它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的结果。我想,如果在今后几年内,我们能将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难点比较顺利地解决,保持社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诺贝尔奖落户中国完全是有可能的。